青岛家庭短租日租房: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二）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二）

                                                         采写: 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近观毛泽东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站在金水桥前面维持秩序。头一天晚上都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中待命，第二天一早就站到金水桥前面去了。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准备。后来，有些还不是首领的人也上去了，队伍里好像很多人都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有上去，我们就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照了像。我们在旁边，总理在中间。金水桥那么长的一溜，总理就一段、一段地跟我们照相。后来，我是跑到新华社要的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照片呢。

　　“八·三一”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刚走下天安门，有一个外地学生拦主席座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任，威胁了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个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是从八一学校来四中的。以前上课经常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老师说，你讲得什么呀?我都听不懂，把老师倒给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争执中，他搧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成“英雄”了。

　　我是“九·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上的天安门。我记得上天安门的时候，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去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毛主席走过来的时候，举着手看着我们。当时，我们离得很近，见到主席很激动，欢呼声很大，但秩序还好。不过，我看到主席目光是一个不很喜欢我们的目光。我当时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感觉，就感到主席不喜欢，或者是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就那样地看着我们。面对这么疯狂的场面，我觉得他也担忧了。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我的这个感觉。

　　第二件事就是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头，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俩的长谈主要是主席讲，刘听。主席讲的时候还打手势，像是个认真的谈话，超出了在这种场合上谈话的时间。而且，回想起来很奇怪，主席怎么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还谈那么长时间的话?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知道的“西纠”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西纠”的成立有这么个背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就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写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红卫兵一下子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当时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头去搞“破四旧”，而是希望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成立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经关闭了。成立宣言上把西城几乎所有的中学名字都写上了。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也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所以经常是一帮子人，一窝风似的到我们家去。我妈妈是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住下两个“连”的人，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10个《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写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了，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就负责组织人员去行动。记得“西纠”在地质部跟地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长时间，使地质部免于受到冲击，也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象西方一位哲人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了某种权威。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送啊?于是反映给我们。“西纠”就发了第一号《通令》，说《毛选》可以卖。那时，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抄家的方式我们是不主张的，所以，专门发了道《通令》去规范。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一些红卫兵就把他们都给赶到北京火车站了。而原籍所在地不接受，北京也不接受，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混乱一片。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的人跑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这事。

　　关于《通令》的内容，我们是一起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是比较重要的《通令》。当时，李三友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经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写得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写了两个。六中当时办了一个“红卫兵报”，我们就想收编它，谈的时候很难缠，不过报纸最后还是被我们收过来了，成为“西纠”的机关报了。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抄家、打人这类事情。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以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大会声讨。这个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地押到台前。会场气氛很激烈，有人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给人的直接信号就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候，街头上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他们还以为地盘是他的。以后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会议。

　　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叶帅(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妈妈，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总理了。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这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的费用，都是由国务院给配的。

　　“西纠”也就存在三、两个月吧。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总理帮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串联去了。我们走了以后，“西纠”总部剩下几个留守的人，也不是正式委任的。陈伯达有次带人到“西纠”总部来了。听说陈伯达当时挨个问他们的父母都是谁，当时，有人属于比较冲的，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地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就呛起来了。陈伯达后来就提出来要看“西纠”用刑的地方，“西纠”哪有这种地方呀?六中打人的事，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所以，两边就呛得更厉害了。之后，他们就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是因为“西纠”的原因被抓，对“西纠”其他的人没有抓。我串联回来时，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一个总理在场的活动，开摩托车的人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要从政治上考虑，保护总理，就没再说什么。慢慢地，才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不是要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主张讲政策。面对红卫兵中出现的越来越不讲政策的现象，我们也感到担忧。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起来后，必定会出现这种现象，觉得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里，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因为，红卫兵纠察队毕竟是那四、五十个学校共同认同的组织。但是，中央文革认为“西纠”有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就硬是把我们给搞垮了。

　　为混乱担忧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的领导层集体辞职，之后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到大连，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还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几个人正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就从上海返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的。当然，也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人，而且，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那时对毛主席还是相信的、迷信的，不可能去挑战毛主席。但是，对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了，把江青弄出来，却不能接受。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走资派”是从内心有抵触的，可是，并不一定表现得那么自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只是打击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了，也不只是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了。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去煽风、点火，就是去了解情况、看一看。我第二次出去串联是和孔丹一起去的，那次去是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先去广州，一路我们了解到两件事：一件事是，广州八一学校的一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当时干部子弟被冷落了、被打压了，所以他们变得很消极，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还有一件事是，像四川、湖南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人组织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和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张延忠，张鼎丞之女)说，九九就跟选宁(叶剑英之子)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管会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有目的地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情，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队”的苏晓前——苏静(中将，时任总参军务部长)的儿子、赖锐锐——赖际发(时任建材部长)的儿子、孙茜玲——孙大光(时任交通部长)的女儿在一起开会的事，都记录在案了。“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是很严重的。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的时候还能够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家和群众中间威望很高。后来院党组就控制不了局面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的地方。张劲夫没地方呆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议。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也没做出什么决议来，大家都是在谈情况。但是，这就跟一般的会不一样了，成了秘密会议、黑会。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中央文革想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保张劲夫很难了，可又要把控制权给保住，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包括党组成员：张、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郁(文)这些人。随后，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来做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在和中央文革的斗争中也是能拿一块是一块。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还有国家那些大的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啦，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没有被抓，只是隔离审查。这事出来后，从我爸爸到我们全家从来没有怨恨过总理。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是抄家，然后是扫地出门。搬家的时候，我正在外地串联呢，是家里几个孩子和一帮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家。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我爸妈一间。我妈妈是睡在柜子上的，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陈毅之子)谈恋爱的时候，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也不是要看我们家怎么样，只是表示她应该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还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出来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总理也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时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就站起来了。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也是心知肚明。

　　从质疑到抗争

　　1966年底的时候，我就在想，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在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这么个观点：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后来，我就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是，开小会的时候，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的时候，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变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

　　那年，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会。当时，老红卫兵已经被排挤了，但还没有完全死掉，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括联动也是折腾。那次会上，我上台讲了话，是我、王向荣、戴晓明三个人上去讲的，我们提到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底下跟疯了一样，哗的一片掌声，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个时候，老红卫兵中间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对毛那个时候依靠江青在那里折腾，把社会搞得那么乱，整了那么多人，肯定是不理解。其实心里很明白，但对毛还有幻想，也是自己骗自己吧。

　　1967年上半年，孔丹被放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很理性地去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去了。我们认为中国这事是让中央文革搞坏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那么深，也没想直接去质疑毛。后来，我们就办了个小报，起名《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去调查。第一篇社论是孔丹主笔的，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很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现在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文革中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都没有反省，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那天，正好是学校副校长在广播室播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孔丹主讲，刚开始讲，就被他们掐断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管会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是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江青的，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抓孔丹的时候挺戏剧性的。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跟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他长得瘦瘦的，像个螳螂样。他进来一看，本来奔着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这里，一下紧张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那个院子是个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人听到有人正在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赶紧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然后，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管会决定对我拘留，还搜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的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要经受铁窗烈火、带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升。我以为会把我往囚车上一押，我那感觉就出来了。结果出门一看：没车?我还想，怎么没车呀?结果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了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白显英雄气概了。

　　李三友被关进来，他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我一听就知道三友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人：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煊。我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没过两天，我们就把口风串好了。孔丹有经验，我们心里也没觉得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认为我们是正义的，所以也不怕他们。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开始互相串供。关我的那个屋子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后，用手指了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把那个纸条拿出来看。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面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没有这些事。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了一首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的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的时候一个人给你的，你就抄下来了，那个人你也不认识，那诗也看不懂。反正，我们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承认。就这样大概关了有两个多月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还是不允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我们也没理睬他们，后来就自己去内蒙插队了。

　　插队内蒙古

　　我们被放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学校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是当工人，这跟我们都没啥关系，也不让我们走。据说，第二批当工人的，工厂在青海西宁、乐都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也根本不敢奢望。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了，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还是回去吧。到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思就是：你们几个甭想走，得整你们。

　　1968年10月，到内蒙插队的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老乡怎么热情，草原怎么美丽，怎么浪漫。我们在北京已经被整得乱七八糟了，而且，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可我有个习惯，从小不吃羊肉。因为小时候，我哥哥弄了个烧饼夹羊肉给我吃，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出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一次，包的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的，被我吃出来了，于是，我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家做饺子，都是做两种肉馅的。可是要去内蒙，我知道非要吃羊肉了，这关如果过不去，在内蒙怎么生存啊?于是，我一咬牙，离开北京之前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去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下去两盘，感觉还可以，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对离开北京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很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起来的嘛，而且解放以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就去呗。我们也没犹豫，扛起背包就走了。我们坐火车、坐卡车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内蒙阿巴嘎旗。到那里后，觉得挺好，有解脱的感觉。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人都是四中的，彼此都熟悉，经历也差不多，而且还都是世交。另外，还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她们是一拨。我们到内蒙阿巴嘎旗，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分配我们。于是，我们就在旗里呆了一个多月，住到大车店里，是男女混住的那种。有时早晨起来，见一个老太太睡在我旁边!挺不适应。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去，帮知青办刻蜡版、帮他们干活、跟他们聊天。知青办的人都觉得很少见到我们这样的，说文化有文化，说思想有思想，而且我和三友还都是学生党员。后来，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发表那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于是就把我们分配下去了。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于边境的二线。

　　安置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们有安置费了，住房也在知青点给我们解决了，然后，再把我们分到放牧小组，就跟老乡一起住蒙古包。有时候回知青点来换个衣服，取个东西，但不会在那里长住。老乡特热情，把我们看成是北京毛主席派来的人。大队里也有两派，这跟家族渊源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去时，是一派当政，后来，又由另一派当政了。我们从来没站到哪一派方面去，可能在私交上，跟这边亲近点、好点，那边可能交往少点。翻过来、调过去的，说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都是家族斗争，挺复杂的。

　　草原之寒

　　我到内蒙草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冷，而且不是一般的冷。我们穿的是皮裤、皮德勒(皮大衣)、毡靴子。皮德勒是用七张羊皮做成的，很大，穿在身上，下摆可以拖到地上，把腰带系起来，大衣里边还能揣很多东西。按理说，这样穿起来，应该挺暖和的吧?问题是，如果你在外头放一天的羊，冷风也把你给吹透了。回到蒙古包里，可以喝碗热茶、吃顿热饭。蒙古包中间有个烧牛粪的灶，还有个像雨伞样的顶，烟筒从中间伸出去。晚上除非有一个人不睡觉，不断地烧牛粪，才能保持温度。但是，人都要睡觉，所以就等到牛粪变成红色、没有烟的时候，拿个布垫着，把烟囱撤下来，把顶盖上，靠灶里的余热来维持。所以，牧民冬天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蒙族人睡觉的标准姿势是要先把腰带解下来，把皮裤脱到大腿上，然后，把皮德勒披在身上，先趴下，然后再转身，旁边老太太帮你把周边掖好，就不能动弹了，你整夜不能翻身，不能动的。刚睡的时候还暖和，等到半夜就比较冷了，灶里的余温不足了。不像内地农民冬天热炕头上一坐，喝点酒，没有这样的事。早晨起来就好了，因为家庭主妇已经先起来烧茶了，火也升起来了。起来时，把皮裤一提，皮德勒腰带系上，再喝茶。

　　夜里上厕所，可是个大事。蒙族人上厕所很有特点，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这么一转，把袍子转开就蹲下来上厕所，利用袍子来遮羞和挡风。有时候，到蒙族人的家——浩特里去，主妇正在那蹲着，还跟你打招呼，唉，你来了。其实，她在那撒尿呢。我们不会那么转。所以，要大便的时候，首先互相鼓励，走吧，早晚要拉。走到老远草高的地方，然后把皮德勒拉到头上，这么拉上来，底下冻得要命。旁边还有条狗等着吃你的屎。撒尿时，撒到地上就是冰，哇，冻得受不了。还有一次，我们刚到那不久，不懂得要把蒙古包顶盖给拉严实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怎么就觉得是睡在雪地里?蒙古包里、身上、被子上全是白白的雪，好半天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顶没拉上，雪都进了蒙古包里，把我们盖上了。

　　还有一个“冷”的事，就是洗衣服。我们洗完衣服后，就系在蒙古包的棕绳上，怕风吹跑了，还把衣服袖子系成一个疙瘩。老乡见了，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晾衣服啊。老乡说，你这衣服明年五月份再穿吧。我问，为什么?他说，衣服冻上了，你根本就解不下来，硬要解就得破了，等明年五月的时候，化冻了你们才能穿这衣服。

　　我们的生活用水，夏天从井里头打，到河里头拉。蒙古包附近一般都有河，定居点有井，用一个装着木桶的牛车去拉水，拉回来，搁在那，喝完了再去拉。冬天，就在河里凿冰或者把雪化了用。家庭主妇干的一件事，就是化雪水，然后过滤，因为雪里头有稻草、牛粪。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牧民家里吃饭。我坐得很靠里，光线较暗。我接过一碗面，吃着、吃着，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突然，我想起来了，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我们那里没有小队，也没有村的概念。我们那个大队的面积，纵长一百多里。我们冬天骑骆驼，夏天骑马。冬天，马没有青草吃了，而骆驼养了一夏天，就可以骑了。知青住的也很分散，有时候大家也聚聚，不过都离得很远，要骑马往一块凑。有一次过年，我们去看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帮着她包饺子一块过年。我们带着案板、菜刀、肉，赶着马车去。结果，过河的时候，那匹马怕冰，惊了，把我和三友全给摔下来了。这马惊了一路，最后把那辆车也甩掉了。我们追不上，只好第二天骑着马沿途去找，一直找出去四十多公里，一路看到刀、擀面杖，都在雪地上，回来再看那匹马，瘦得不行，在那吃草呢。

　　我们每次回北京时，都先从大队骑马走十几公里路到公社，再从公社坐车到旗里，班车是七天一趟。然后，再从县里头坐长途车到赛汗塔拉，中间还要住上一晚，再从赛汗塔拉坐从二连开往集宁方向的火车，经大同转车回北京。所以，上火车之前的这段路，全得搭车。搭车就得求那些粮食局的、商业局的司机，得跟他们商量，伺候他们喝酒、吃饭。汽车司机是草原的“王爷”。有个女的，她的小孩病了，要搭车。司机不让搭，她火了，说你这么为难我们啊，将来我要让我儿子当司机。那个司机说，那你就等着你儿子当司机吧，更不拉她了。那些司机每天喝得醉熏熏的，我们还得伺候他们，早上发动车的时候，还得我们给摇车。而且，前面驾驶室里副驾驶的位置只让女的坐。我们只能披个大皮袄，坐在车斗里，顶着漫天大雪，走上两天。回来时也是这样。所以，要说起“冷”的事真是太多了。

　　[1]《联动宣言》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