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华林心如婚礼胡歌:金陵遗踪（一）

二十七、金陵遗踪（一）

1、金陵文化——提及金陵故都，我不能不有几分感慨与眷恋，特别是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特有的文化气质和内涵。应该说，金陵文化它给予我们后来人许多新的思考。

金陵在六大古都之中是享有“王气”盛誉的。浩瀚大江蔚为壮观，平静时“澄江似练”，汹涌时“惊涛拍岸”。在灰蒙蒙的天空衬托下，金陵越发显得更加壮阔。早在三国鼎立时期，吴大帝定都于此，想必是因为风水的缘故。吴大帝毕竟是疆场上的一代枭雄，对军事战略战术精通，所以将都城建在金陵，从他的眼光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他首先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吴大帝在金陵建都，给金陵取了一个名字，叫“建邺”。此名的意思大约和“建业”有关。如果在那一个时候，建都者不是吴大帝，而是曹操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起这个名字的，因为曹操那一个时候势力旺盛，兵多将广，横扫中原。从军事战略角度讲，吴大帝采取的是传统保守的战略方针。他明白自己的军事实力。根据这一战略方针看，吴大帝还是有一定自知之明的，因为他目前的敌人不仅仅是曹操，还有刘备。尽管说，当初刘备的实力对吴大帝远不能够成威胁，但是作为一个战场上的枭雄来讲，他是需要考虑的。

金陵有了这么一条大江，为三国鼎立所形成的格局起到了中坚作用。然而正因为如此，金陵的文化才得以形成了今天这种状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国鼎立所形成的格局为金陵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机遇。金陵毕竟属于江南地区，那种水性气质无疑给南方人的民族心态加上了一个固定的框架。正因为这种框架，于是金陵便出现了“六朝金粉”的繁华。文人们喜聚于此，吟风弄月，或者感慨万千。应该说，这个时候的诗歌发挥了作用。诗歌的发展，一是靠这一时代大背景；二是靠当时的诗人。不过在诗人当中，这与众不同的思维和行为确实让人不敢苟同。魏晋时期，据说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阮籍放荡不羁，轻视礼教，纵酒寻乐，不肯趋炎附势，而倾向于超凡脱俗，对礼俗之士以白眼作待，如果遇上了志同道合的人则用青眼待之。因此，“白眼”和“青眼”待人便形成了阮籍的个性。不过阮籍的这种行为实在不雅，有失体统。但是诗人毕竟是诗人，他们大概认为这就是诗人的气质了。如果仔细地想一想当时的情景，场面一定特别噱头的。与阮籍志同道合的有六位，他们七个人组成了“竹林七贤”。这几个人的文章在当时的文人当中可以数得上出类拔萃的，为中国的文化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在那种几乎是病态社会中，他们的作品可以说就是当时社会上的良药，不过，这种良药并不像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那样深刻，那样犀利，那样富有理性，但是在封建礼教的世俗当中表现的很背叛，很勇敢，很执着。不过从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和影响效应来讲，他们的个人力量很微乎其微，毕竟他们只是封建文人而已，或者说当时的封建势力很顽固，而且还没有达到衰亡的地步，如果将封建礼教一下子打垮，这是不现实的事。不过从思维的发展角度讲，他们是比较超前，比较先锋的。从对历史意义上讲，他们的思维和个人思想无疑影响了后来文化发展的格局。因此说，他们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六朝金粉”时代，除了有“竹林七贤”之外，“二王”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中国的书法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史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历代帝王将相非常崇尚。可以说，书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外观体面的一个重要台面，也是作为衡量一个人文化素养高低的重要依据。正值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羲之和王献之才被人们欢迎和崇拜的。据说王羲之的书法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犹似“龙跳天门，虎卧风阁”，帝王将相无不为之倾倒，纷纷进行效仿，一时之间，形成“洛阳纸贵”的局面。

当然在这一时代，人们那种奇特的行为及思维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却让人不敢恭维，即“酒、药”文化的盛行。那一时候，人们特别嗜好喝酒，仿佛喝得越醉越好，越醉越醉能体现出人的放荡不羁之相。不过处于那种时代的人，由于他们仕途坎坷，处处碰壁，长期以来倍受世俗搁浅，于是他们便忧愁，叹息，苦闷，彷徨，甚至怨恨。这个时候，酒对他们而言起到了作用。这正所谓借酒浇愁，让酒精来麻醉他们的良知，使他们不再烦恼，当然这是情有可原的。服药形成一种时尚，这有史以来似乎很少见过，大约变成了魏晋时期的一种特色了吧。据说，他们服用的不是什么补药，而是有毒的“五色散”。这种药和今天的毒品“摇头丸”有点类似。人服用了五色散之后，浑身发冷，抑或发热。在当时的六月天里，夏日炎炎，街上常常有一些穿着棉袄的人。不过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算上是鲜见的事，毕竟大家也争着效仿。有时候人浑身发热时，常有人裸露胸膛，晃晃悠悠的，宛若疯子。

吴大帝尽管采取了传统保守的方法来抵抗魏国的南下，他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固若金汤的金陵却毁在自己后代的手里。魏晋南北朝时期，帝位更换频繁，仿佛人人都在想当皇帝。一个皇帝上台不久，龙椅未热就不明不白地被杀害了，接着，又一个皇帝上台了。那些拥有权势的亲戚王孙乘机叛乱，篡夺皇位。如此而来，做皇帝仿佛在走马灯一般。如此的政局，如此的混乱，这怎能不让人有机可趁呢？自司马氏集团篡夺皇位之后，气焰更是嚣张，勃勃野心尤为明显。囊括江南一方，已成为他们多年来的目标。晋武帝司马炎不惜代价，造战船，操练水军，渡长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攻下吴国这一肥水胜地。当时吴国实力已经明显衰退，皇宫内部勾心斗角，矛盾尖锐，再加上他们麻痹大意，因而，吴国很快就变成了司马氏集团的囊中之物了。据说攻打吴国的将领叫王睿，是益州刺史，乘着战船，浩浩荡荡地向金陵进发。有首诗《西塞山怀古》曾经描写过这一战场的情景，即“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笛秋。”这是唐朝刘禹锡的诗。想一想当时的情景，即：王睿乘着浩浩荡荡的战船，一路上几乎毫无阻挡，顺水东下，直达金陵城外，此时虽然大江之中设有铁索，但是金陵最终还是成为他人囊中之物。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前前后后总共没有百年，在中国历史几乎是昙花一现，然而它却经历了四个朝代，这不能不让人为此沉思。这个时候的文化成就算起来并不算高。“玄元诗”已经衰退，宫体诗开始兴起，宫体诗的诗风远不及历代的诗歌风格，据说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好多诗歌富有淫秽色彩。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内容往往可以看出一个社会所表现的现实意义。然而很遗憾，整个社会格局早已形成夕照西下的状况，谁又能力挽狂澜呢？

金陵所遭受的这一洗劫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金陵当时所处的文化格局没有被打破，依然处于靡靡之音中，那么，金陵所处的这一阶段无疑是可悲的。尽管在那一时期，许多优秀的封建文人墨客做出过许多努力，也为封建文化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那一个社会、那一时代背景，他们是无法挽回这一局面的。

2、“六朝金粉”——尽管“六朝金粉”的踪影已经变成人们记忆中淡淡的踪影，但是“六朝金粉”给后来的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唐初，诗坛上依然弥漫着“以绮错婉媚为本”的梁陈宫体诗之风，即使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在所难免。所幸的是，金陵依旧繁华，许多文人墨客还进行寻古访古，并且题诗作画。到了唐朝，金陵一带访古的名人很多。诗人李白几次到金陵漫游，登上花露岗开怀畅饮。到了晚年，他已经对仕途厌倦了，从当年大红大紫的长安城出来，若云游四方的苦行僧一样漫游。据说，李白在秦淮河下游的水西门附近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已经不再有当年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雄心壮志，而胸怀一种长期遭受压抑之苦闷与寂寞的心情。这个时候，他仿佛看破红尘，不再为当年的春风得意而追忆，也不再为自己因得罪小人而忏悔。然而这个时候他是落寞的，孤独的。他和其他诗人不同，他解愁方式不仅仅是依靠酒来解决的，而且还依靠云游与访古方式来解决。“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本也是一种方式，但只是一种形体型的解决，然而用云游和访古方式来解愁，这更为动人，催人泪下。以酒浇愁是一种具体的解愁方法，而用云游和访古来解愁却是一种抽象的解愁方法，这种方法说起来应该叫文化解愁方法，但是，不管用酒还是用云游、访古的方式来解愁，李白其实并没有完完全全地摆脱烦恼和忧愁。李白来到金陵的时候，他大概也是乘舟东下的吧。当时他来得悄然，来得默然。他来到金陵，目的是也是为了解愁。他在金陵写过许多诗，如《登金陵凤凰台》、《金陵酒肆留别》、《登瓦宫阁》等数首诗歌，其中以《登金陵凤凰台》一首为最，即：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遮望眼，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到底属于有责任心的诗人，他愁，但是他没有忘记唐王朝的安危，没有忘记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的疾苦。他在对“六朝金粉”的盛世进行追踪时，他考虑到的是一个昔日繁华的都市为什么突然会烟消云散，这就和现代人对庞贝古城失踪进行考古一样。庞贝古城失踪和“六朝金粉”烟消云散又不一样。庞贝古城的失踪是彻底地失踪，连一砖一瓦都没有，而“六朝金粉”的盛世景象没有了，但是都城还在。从这一点上讲，金陵比庞贝古城要幸运得多。

李白走了，锁着眉头，带着几声叹息，乘舟而去，接着刘禹锡也跟着来了。

刘禹锡到金陵来的时候已经是唐朝中期，当时他由和州刺史任返洛阳，途经金陵。刘禹锡写了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总名《金陵五题》，现摘录两首，即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金陵五题》第一首）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金陵五题》第二首）”

这两首诗有一共同的情感寄托点，即“六朝金粉”。看到金陵这一景象，作者自然而然地追忆起曾经繁华的金陵盛世。这个时候，刘禹锡惆怅的，他望着这雾蒙蒙的金陵这一片天空，他说什么好呢？他无话可说。面对金陵萧条肃杀的景象，作者的心是痛的，他不是因为这一景象而感到心痛，而是因为一种文化的堕落。

刘禹锡走了，杜牧也来到金陵。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做得不轻，不过论起杜牧本人的文章和诗歌风格来，杜牧的文章和诗歌是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杜牧的古体诗豪健跌宕，近体诗情致俊爽，风调轻利。杜牧到金陵的时候，不再像在扬州那样纵情酒色。此刻，他乘舟而下，日暮时分来到秦淮河。当时月色朦胧，正照着岸边的光地上。烟雾笼罩着这一寒水。这时，杜牧将船靠岸，从船上走出来。岸边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巨大的酒幌。本来杜牧的心境就不怎么好，再加上这个清冷夜色的烘托，于是悲从心来。这个时候正处于唐朝晚期，阶级矛盾尖锐，战争此起彼伏，皇帝无能，官僚腐败，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于这一背景之下，杜牧对这一经历过许多年的唐朝安危忧虑。忽然之间听到秦淮河对岸传来一个风尘女子在吟唱着《玉树后庭花》曲子。杜牧不胜感慨，于是写下这么一首名诗，即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杜牧仿佛在责备那一个商女，其实他在责备这一将倾的唐朝大厦。

看起来唐朝诗人对金陵还是有一定感情的，特别是对已经烟消云散的“六朝金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六朝金粉”无疑成为金陵的一个绊脚石。唐王朝的诗人每到了金陵，他们第一个就是怀古，接着就是叹息和感叹，再接着就是对现状的不满。处于唐王朝时期，“六朝金粉”对唐王朝而言变成了历史借鉴。唐朝诗人到了金陵悲伤的原因怕不就是因为“六朝金粉”衰亡之故吧。

可是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它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金陵也不过是个被人搁浅的一座空洞的古城而已。

3、封建朝代更迭——想当年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如此轰动，我们大概以为唐王朝一定会经历许多年的，但是遗憾的是它也不过只有三百年历史。唐王朝这座封建大厦的倒塌就意味着有新的封建朝代来顶替，因此藩镇割据的局面就形成了。不过在北方处于混战的时候，金陵一方却是幸运的。从客观上讲，这为金陵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环境机遇。南唐时期，两朝皇帝，分别叫李景和李煜，他们是父子关系。虽说他们是南唐皇帝，但是他们却欠缺做皇帝的资本和功底，或者说，他们不适合做皇帝。如果让他们去搞文学，去搞诗词，我想他们比谁都强，都精通。然而历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到了李煜时候，南唐就已经不行了。周围众多小国之间相互攻击，相互争权夺利，他们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说到底李煜他不适合当皇帝，而命运注定他去做皇帝，因此，他后来所发生的悲剧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当金陵被宋朝灭亡的时候，李煜的悲剧就开始发生了。尽管李煜后来投降于宋朝，并且册封为侯爵，但是他怎能忘记自己的国家呢？他对自己囚徒生活极为怨恨。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许多具有经典性的词，现摘录如下两首：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

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阑，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浪淘沙》）

《明代诗余·词话》引《乐府纪闻》记载了关于李煜归降的一段，即：“后主归宋后，与故宫人

书云：‘此中日夕只以泪洗面。’每怀故国，词调愈工。……其赋《虞美人》有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旧臣闻之，有泣下者。七夕，在赐第作乐，太宗闻之，怒。更得其词，故赐牵机药之事。”通过这一记录。我们不难发现李煜遭遇之可悲，可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话足以看出作者是何等的悲伤，难怪太宗皇帝为此大怒。本来这件事属于政治上的范畴，所以解决的方法应该是采取政治手段才更为恰当。通过这件事，我不能不想起春秋吴越争霸的历史。当时吴国的实力是比较强大的，而越国相对而言就比较弱一些。在争霸过程中，越国失败了，越王勾践被俘。按照吴国大臣伍子胥的看法就是将越王勾践杀掉，以免带来后患。但是当时吴王夫差没有听伍子胥的劝告，反而将勾践扣留下来。历史上于是便留下“卧薪尝胆”这么一个典故。越王勾践和李煜不一样，他毕竟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而且还是越国的君王。按照道理讲，伍子胥的想法是对的。后来越王勾践到底翻身了，逃回越国，重整军队，准备报仇。越王勾践在越国重用了范蠡和文种。他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终于报了仇。李煜和越王勾践比起来，有三个不同点：一、李煜只是个文人，他没有越王勾践那样强烈的复仇心理；二、从人的气质上看，李煜是属于多愁善感型的，他的反抗精神绝对没有越王勾践那样强，他宁可整天以泪洗面，也不会“卧薪尝胆”的；三、他缺乏政治上的心机。亡国本身并不属于文化范畴，而属于政治范畴，太宗皇帝绝对不会用作诗作词的方式和你来争夺皇权的。古往今来的文人常常会犯一个通病，就是想用诗词来揭露对世俗、战争、皇权篡夺的不满，并以此作为和封建王国对抗的有效武器。这种想法其实是比较幼稚的，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李煜每天可以忧愁，可以流泪，可以写大量的诗词，但是太宗照样去做他的皇帝，照样去掠夺周围的土地。太宗皇帝杀李煜的大概原因就是他也嫌烦了，与其每天看着你流泪，还不如将你一刀子抹了算了。

到了宋朝，宋朝整个朝代并不像唐王朝那样势力煊赫，影响中外。宋朝的君王除了宋太祖以外，其他皇帝都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要么就是纤弱的，要么就是刚愎自用的。宋朝常年遭受周边的国家骚扰，而宋朝皇帝却以屈膝的方式向其他国家求和，每年向他们交大量的钱财，但是这种求和的方式并不能解决实际根本问题。具有一定政治抱负的文臣武将纷纷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其中大文学家王安石就是其中一位。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以图富国强兵，但是他的这种政策很快遭受保守派极力反对，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封建势力。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触犯了封建势力的利益，所以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记得王安石写过这么一首词，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桂枝香·金陵怀古》）

这首词，作者写于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词中通过怀古来谴责六朝君主“繁华竞逐”，不修政事，武备松弛，导致亡国。当然这表面上是在谴责六朝，实质上是在提醒当时的宋朝皇帝。大约由于金陵经历了“六朝金粉”及南唐的灭亡，人们在思维上就形成了定势，总把“亡国”与金陵牵扯到一起。从客观上讲，在金陵发生的不幸是值得历代君王和文臣武将们的重视和反思，但是，金陵本身是不幸的，从这一点上讲，金陵是令人悲哀的。

然而金陵本身又是一个无辜的都城。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金陵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是不幸的，文人墨客每到此，心情不好的时候，首先把金陵作为情感的发泄口，总是在叹息，在忧愁。

看到金陵，我们仿佛看到它的历史之庄重，历史之无奈。尽管金陵的“六朝金粉”和南唐的灭亡已经过去若干年，但是人们为什么不去寻找原因呢？难道一个都城的衰亡仅仅是一座都城的原因么？我想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