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41
28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一部分——毛泽东不仅是大战略家，也是精于战术研究的大家。他对游击战的战术更是深入总结，自成一家。毛泽东所指挥的游击战争，如疾风流水，似狂涛巨浪。中国革命战争在他亲自指挥的游击战争中扬帆起航，又在他运筹调度的游击战争中破浪前进。游击战争点燃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也汇成了人民战争的燎原之势。毛泽东因此被举世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游击战大师。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二部分——战争的指导者既不能做一触就跳的莽将军，又不能成为谨小慎微的怯将军。慎战又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初战必胜又不奢求一鸣惊人，毛泽东精确把握住了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以慎战将相对把握化作战争指导的成竹在胸，以慎重初战三原则将战争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变为通往最后胜利的石阶，从而掌控住复杂战局变化，把战争导入自己设定的轨迹，因而，他在战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在许多人看来这近乎神话，然而，毛泽东却将神话变成了现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三部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是红军长征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毛泽东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指挥红军大小四十余战，驰骋数千里，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奇正圆合，虚实汇融，如入无人之境，创造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四部分——从穷追猛打辅以近距离迂回包围，到大迂回、大包围辅以远距离奔袭追击，再加上政治争取的解决方法，是毛泽东确定的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的作战方针，最终汇成一股摧枯拉朽的狂飙席卷千军。蒋介石划江而治和偏安一隅的最后梦想彻底破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礼炮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一 出自书生 成于统帅——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对农民运动的实践，使他有了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自然就有了更深刻的结论：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不行。只有民众运动而没有枪，定要垮台。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投身军旅、投身战争，后来成为伟大的军事统帅，完全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逼上梁山”的。晚年他会见外国朋友时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想当一个小学教员，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毛泽东的统帅才能来源于中国革命的战争实践。他说：“战争就是学校”，要善于读“无字书”，读“无字天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总结战争，在战争中掌握战争、打赢战争。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和果敢的决断力，同时具有一种超凡的吸纳能力。他非常善于总结，总是能够在耳熟能详的事物中，发现蕴含于其深层的规律，在科学吸收、总结、提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这使他很快就把握了战争的脉搏，在战争指导上，总是能够高人一筹。井冈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被革命火种点燃的山。毛泽东在此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的战略战术，进而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战略战术系统化、理论化，并在实战之中发扬光大。这标志着他已经开始读懂战争这部“无字天书”。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是最讲科学、最讲兵法的人，也是最不受兵法条文束缚的人。他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彼知己，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他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不拘一格，毫无成规，追求“活打”，反对“死打”，总是一切从战争、战场、敌我、攻防的实际出发，来确定战争指导方略。毛泽东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日益稳固，成为全军拥戴的最高统帅。他的作战指挥艺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的全部制胜要诀只有一个字：变。所谓法无定法，由变求通，由变制胜，融汇百家之长，却不拘于书本教条。因而他能够较快地冲破战争迷雾，成为破解战争这部“无字天书”的伟大统帅。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党内一些领导人称毛泽东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术，把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把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当做“兵法之宝”。毛泽东对此付之一笑。他后来说：“《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毛泽东真正系统研究中外军事典籍，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系统研究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中外军事著作，以及苏联、日本的军事典籍与作战条令，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先后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伟大军事理论家的历史地位。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还有一次，毛泽东也拿起了枪。1929年的大年初一，红4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紧追不舍。毛泽东在大柏地布下口袋，与追敌一决死战。战斗中，毛泽东挥枪亲率警卫排冲锋，大败追敌。这次战斗是毛泽东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挥枪冲锋。他后来写诗为志：“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毛泽东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我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二”，就是两种战争，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三”，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四”，就是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还要做好四件工作：一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二是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三是建立苏维埃政府，四是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一个“二、三、四”，红军的宗旨、任务被毛泽东阐述得一清二楚。这些刚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泥腿杆子”听得懂，记得住。就连才高八斗的大文人柳亚子，在后来追忆与毛泽东的交往时，也由衷赞叹：“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从书生到统帅，毛泽东集政治家的胆识圆通、哲学家的深邃智慧、军事家的气魄机敏、诗人的浪漫想象于一身，谱写出一部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导演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战争活剧。无论是崇拜他、敬仰他的人，还是研究他、分析他的人，甚至于他的对手、敌人，当面对他卓越的指挥艺术、精辟的军事思想和他创造的战争伟业时，都不能不由衷地感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二 探索道路 驾驭战争——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破晓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随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发。翻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遥看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先占城市、再占农村的确是基本原理，是前人的成功经验。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弱小革命武装攻打国民党强大武装占据的中心城市，直接的结果，是三大起义和其他许多武装起义遭到了失败。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坚持直取浏阳，进攻长沙，这也是中央的指示。而毛泽东则认为，依靠现有力量进攻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长沙是自寻死路，坚决主张向南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保持革命力量，徐图发展。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通过。把武装斗争的方向由城市转向农村，由进攻城市转向进军农村，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为弱小的红色武装找到了一条生存与发展道路，从而确立了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被毛泽东带上了井冈山，带上了新的希望之路！他们似星星火种，开始探索红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始摸索中国红色力量生存发展的方式，开始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正确阐明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如何能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此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包括三大基本内容：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方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土地革命必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根据地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胜利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革命力量的战略基地；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红军和红军战争的胜利，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保障。井冈山的艰难探索，也使毛泽东胸中的中国革命战争路线图更加清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总战略也逐步成型。这就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党的领导层中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遭到了中央政治局的点名批评，称毛泽东“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必须要根本解决”，并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错误”。在浏阳永和这座小城，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兵力达到4万余人。红军不再是几百人、几千人的游击武装，而是有着几万人的正规军队，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说：“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他为红军反“围剿”作战制定的战略方针只有四个字：诱敌深入。在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核心作用。人多就打运动战，人少就打游击战。他创造了一整套红军作战的指导原则。这就是：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三项原则；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三种作战要求。三项原则，三种要求灵活运用，即使在他被迫离开红军的统帅岗位时，仍然是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这次会议争论很大。一些同志认为：红军应该集中力量，配合国民党军多打大仗，扩大影响。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必须保持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基本任务。洛川小河口的一栋旧房子内，似乎还回荡着毛泽东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毛泽东为八路军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生蛋。既能消灭敌人，又能立足自己，吃饱了再说。”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就为全党、全军指明了航向，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战的胜利和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实现了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历史性军事战略转变，就是由正规军的运动战转向游击军的游击战。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高瞻远瞩，无比英明。抗日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不再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员，直接指挥红军鏖兵沙场，而是成为全军统帅，坐镇中枢，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中国共产党成为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与人民休戚与共，人民军队在战火中壮大成长。当抗战胜利的锣鼓响起，它再也不是在黄土高原求生存、求发展的弱旅，而是拥有132万部队和260多万民兵的雄师。毛泽东的领袖与统帅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他全局在胸，细部在目，从容不迫地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夺取中国革命战争最终胜利的目标迈进。1947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制定了指导我军作战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无比深奥的战争哲理被他言简意赅地用区区几百字就无比清晰地表达出来：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并力求全歼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善于利用两个战役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但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这些军事指导原则，寓深奥于浅显，他的各级指挥员都能灵活掌握，得心应手地将之运用于各个战场，将敌军打得魂飞胆寒。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这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规律、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又包容了作战方针、作战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休整补充等内容。十大军事原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把握和作战指导原则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更为奇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十大军事原则视为兵法秘籍深藏不露，而是将它公之于众，昭示天下，公开告诉自己的对手。他非常明白，“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争变成了一种可以驾驭的艺术，他的战争指导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博大精深的气象。他曾经精辟地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探索的全部奥秘，也使得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准确把握战争的脉搏，驾驭战争，指导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1954年，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我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否过时，一度在军队中曾有不同认识。毛泽东得知此事明确表态：军队还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不能丢，军政双首长制不能变！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被称作“生命线”的政治工作，既非攻守之道，也非谋略之策，而是人民军队独有的治军方略。毛泽东用兵如神，不仅在于他的战争指导艺术出类拔萃，更在于他统帅的军队是与其他军队迥然不同的人民军队。党的宗旨注入了这支军队，赋予了这支军队的军魂。这支军队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因而能够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一切强大敌人，一往无前，无敌天下。谈笑风生的毛泽东，挥斥方遒。他曾经将中国近代军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的清末新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任务，却沦为军阀割据、鱼肉民众的武装；第二代是国民党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也曾经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后来又变成了蒋介石屠杀工农、镇压革命的工具。而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为标志建立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增添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三代军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著名的“三湾改编”，就发生在一间普通的杂货铺——“泰和祥”杂货铺里，毛泽东将部队缩编成一个团，并创造性地在部队中建立起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基本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铁律。井冈山斗争，形势异常艰苦，红军数度濒临绝境，但始终军心不散，队伍不垮，反而日益壮大，“支部建在连上”正是最根本的原因。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当时到红4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一位负责人，挑起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一些同志对重大决策由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非常不习惯，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甚至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部队中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也很严重。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看到红4军的有关报告并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肯定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明确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红4军恢复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这年12月28日，在上杭古田一个院子里，红4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与政策。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二、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在党内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在组织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司令部对外是错误的。规定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所担负的工作，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四、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制度，尊重地方民主政权，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等等。古田会议，澄清了红军建设中一系列错误认识，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从而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限，铸就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政治品格，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基石，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被毛泽东视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1935年6月，四川懋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将军权看得高于党权，依恃兵多枪多公然伸手向党要权，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没有达到目的后，他公然违抗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擅自率领右路军南下，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最终在屡遭失败、无法生存和全党全军的反对下，不得不撤销其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毛泽东在总结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其他势力插手人民军队。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方面要派特务头子康泽到八路军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一口回绝。为了抗战，我们可以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但决不容许康泽之类的特务插手人民军队。为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落实，毛泽东逐步确立了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大环节：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一是政治领导，就是用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统一全军的思想与行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思想领导，不断用马列主义的先进理论与思想武装官兵，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三是组织领导，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形成与部队建制体系相适应的组织系统，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的集体领导与军事指挥高度统一。军队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为政治工作确立了三项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官兵一致，就是要彻底废除旧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建立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新型官兵关系。他首先要废除官兵生活上的不平等待遇。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荣桓回忆说：“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菜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后，官兵艰苦与共，待遇改成完全一样，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从毛泽东做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红军初建时，来自于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军阀习气严重，官欺兵、兵欺民早成惯例。毛泽东就是要打破这个陈规。士兵委员会委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兵对官有监督权，可以提出批评，甚至有制裁权。这是亘古以来中国军队从未有过的新制度。正是这项制度，消除了官兵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士兵的雇佣兵心理，开创出人民军队独有的民主制度。1948年1月，毛泽东亲笔起草了题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赋予军队中的民主生活以新的内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民主的概念。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军队中的三大民主，就是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三大民主中，军事民主令人耳目一新。练兵中，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互教互学；作战时，群策群力，召开诸葛亮会，研究破敌之策；作战后，讲评讨论，共同提高。民主制度使得人民军队内部关系焕然一新，而严格的群众纪律，则使得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亲密无间。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就为红军立下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他率部上井冈山之前，就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款子要归公。后来毛泽东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博学多才，可尊为大师，可他制定这些纪律所使用的却是再也朴实不过的语言，就连不识字的士兵也能牢记。此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不断调整。1947年10月，毛泽东重新修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全军，一直沿用至今，始终是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毛泽东以最简明的规定，将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变为便于执行的行为准则。人民军队之秋毫无犯，之与人民同甘共苦，之与人民血肉相连，就在于它永远视人民为父母，因而得到了人民如同对待子女般的呵护。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军队腐化堕落、纪律废弛，官兵“忘了革命，忘了主义”，成了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但他却不肯承认自己分而治之、亲疏有别的治军方略正是导致他军队惨败的重要原因。他的嫡系恃宠而骄，狂妄无比，杂牌部队则各怀心思，临阵自保，在战场上总是演出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丑剧。他的得意门生杜聿明被俘后讲得倒是一针见血：国民党军是“战事毁于人事，战术毁于权术”。毛泽东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的卓有成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依靠的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使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脱胎换骨，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红旗不倒、军心凝聚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在战争中上下同心、士气高昂的无敌雄师。毛泽东之用兵如神，首先在于他治军如神。两相比较，国民党军焉能不败？！
四 游击战争 出奇出新——教科书上正规作战的战略战术，显然用不上。毛泽东独辟蹊径，采取以宁冈为中心的“打圈子”战术。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的打圈子战术，就是以根据地为中心，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圈，等他转晕了，暴露出弱点，就抓准狠打。转圈是手段，消灭敌人是目的。打就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有缴获。1928年1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遂川的一个会场，毛泽东再将“打圈子”战术深化一步，提出了“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井冈山游击战锤炼出红军独特的战略战术，也让初掌帅印的毛泽东参透了游击战争的奥秘，并形成了迥异于任何军队的兵法要髓。在总结红军游击战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朱德将游击战的作战原则进一步概括为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毛泽东自己说：十六字诀，是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它把进与退、走和打、防御与进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有效方法。尔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乃至于人民军队的全部作战原则，都是由此发展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都是走州过府，流动作战，最终难成气候。对此，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他要创立红军游击战争的新内涵，这就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将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合二为一，将游击战争的基石奠定在红色根据地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以此扩大苏区，壮大军队。刚上井冈山，毛泽东就着力恢复遭到破坏的地方党组织，强调红军有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做群众工作。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自古以来，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吃粮当兵，天经地义。而毛泽东的部队，不但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毛泽东强调：“游击战争一刻不能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毛泽东套用唐人名句来比喻根据地建设与红军发展的关系。他说：“人不能老是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他将根据地比作红军的靠山，比作红军坐下来依靠的屁股。后来毛泽东把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的关系定义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井冈山根据地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规模，工农革命军有了展开游击战争的深厚群众基础，如同鱼儿畅游于水中，不仅能灵活自如地打击敌人，更可壮大自己，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地位。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盘旋式打圈子的战术，是在强敌跟追而根据地还没有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身轻便灵活的优长，在一定区域内与敌人盘旋，同时又能反复做固定地区的群众工作。这种变定不居的游击战，既能拖垮、拉散敌军，又能组织发动群众，最终消灭敌人。在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将红军的三大任务具体化，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他诙谐地用渔民撒网来形容这一原则：“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聚分结合，循环反复，游击作战与发动群众融为一体。在赣南、闽西的苍山沃土上，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基本形成。总的指导原则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避免硬仗，以孤立分散之敌和战斗较弱的地方部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方式，速战速决；在强敌跟追下，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方法。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蒋介石哀叹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同，避实就虚，随心所欲；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外战争史上首次将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地位，主导全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游击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毛泽东指出：弱小的“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八路军则依托山西境内的山岳地带，以游击战打出了神威。随后，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敌进我进，在华北、华中开辟敌后战场，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一般的游击战，主要是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方式，在战役、战斗中直接配合正规军作战。但毛泽东的敌进我进方针则不同，它使游击战争不再主要是在内线作战中从属于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实施大规模独立作战，在战略上与内线作战的正规军进行配合。游击战争由此被真正提升到了战略地位。这既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理论的一大创新。于是，在中国战场上，出现了一幕战争奇观：在正面战场上，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节节失利，而在敌后战场上，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在进攻作战中迅速推进，放手开辟抗日根据地，开辟出广阔的敌后战场。这一时期，毛泽东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著作，成了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经典。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对游击战争的地位、作用和战略、战术做了精辟的论述。谈到战略，概括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他要求游击战一定要具备进攻性、计划性、主动性、灵活性、速决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从而构建了游击战争的完整理论体系。1938年1月，毛泽东把他在中央苏区写的小册子《游击战争》抽出部分内容进行修改，题为《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他对游击队的任务、编成和发展，游击战的基本战术作了详细论述，毛泽东把自己的游击战制胜秘诀毫无保留地全都抖搂出来，我军和国民党部队都能看到，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游击战术指南。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将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归纳为袭击，引申出十二条袭击战术的要领，十八条袭击行动之敌的方法。他特别强调，游击战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是袭击行动中的敌人，这种袭击分作对预期遭遇之敌的伏击和对不预期遭遇之敌的急袭两种形式。虽然仅仅是一篇文章，却集中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战术精华。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形成了广泛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法宝。敌人学不来，也防不住。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平原地区的村乡联防战，河湖港汊的水上游击战，铁路沿线的铁道游击战，沿海地区的海上游击战，还有专门破坏敌军交通、通信设施的破袭战，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军陷入了游击战争的火阵之中，如一头蛮牛，四处乱撞，最终无法逃脱被烈火吞噬的命运。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史上，人民群众抵御侵略者的英勇行动层出不穷，但基本都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统治者不敢动员群众，也不会组织群众，生怕群众的动员最终将动摇其统治。因而这些抵抗尽管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却对战争的结局难以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抗日战争则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但放手发动群众，而且将群众的抵抗行动变为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形成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敢于动员群众，又善于组织群众，这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全国抗战八年，毛泽东领导敌后军民与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解放区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游击战争显示了空前的威力，毛泽东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所指挥的游击战争，如疾风流水，似狂涛巨浪。中国革命战争在他亲自指挥的游击战争中扬帆起航，又在他运筹调度的游击战争中破浪前进。游击战争点燃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也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因此被举世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游击战大师。
五 诱敌深入 后发制人——延安，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塞小城。自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到这里开始，毛泽东一直住在这里。1947年春，蒋介石调集25万部队对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力图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大军压境，延安是守是弃？毛泽东成竹在胸，他说：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很多人对此难以接受。毛泽东却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可以打到延安，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诱敌深入，克敌制敌。毛泽东将中国古典战法赋予了崭新的内涵，进而变为他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典战法，成了毛泽东用兵屡试不爽的克敌制胜妙策。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在撤离延安时的英明预见。仅仅过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就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又过了两年，人民解放军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毛泽东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但没有人能够准确估量出它对毛泽东用兵的启迪究竟有多大。有一点是肯定的，幼时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籍，对于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思维的形成，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诱敌深入战法的运用。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地刻画了诱敌深入的基本内涵。“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生发开去，从中外战史的验证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家眼中，诱敌深入只是一种具体战役战斗中的谋略战法，但在毛泽东的眼中，它却变为一项有目的的战略方针，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井冈山斗争初期，这种战法体现为“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接连“进剿”、“会剿”的硝烟又促使他将这种战法上升为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战略方针。1930年2月，在打破闽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战斗中，毛泽东第一次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法，并且立竿见影，大获全胜。当红4军已经准备进攻吉水时，江西国民党军却向赣南苏区发动了进攻。毛泽东立即放弃进攻吉水的计划，果断改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率领红4军向富田退却，诱使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孤军冒进。然后，毛泽东集中兵力在水南将其大部歼灭。诱敌深入，初显威力。然而，中央苏区的一些领导者对这个方针并没有形成共识。1930年秋，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主张充分利用根据地的优越条件，“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并强调“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一部分同志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进攻南昌、九江，以外线进攻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围剿”，认为诱敌深入，将丧失土地。在宁都小布举行的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挥毫泼墨，亲笔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真是：文韬与武略兼备，诗情与剑气相融！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主力在龙冈设下天罗地网。号称“铁军师”的国民党军王牌第18师张辉瓒部趾高气扬，一路冒进，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12月30日拂晓，龙冈地区细雨浓雾。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红军突然发起进攻。激战一天，全歼第18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张辉瓒。毛泽东诗情大发，挥笔填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而南京的蒋介石却情绪全无，过年时他仰天长叹：“呜呼石侯，魂兮归来！”接下来蒋介石先后调集20万、30万兵力，使出浑身解数，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和“长驱直入”等各种战法，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围剿”。毛泽东则把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法运用得淋漓尽致。敌变我亦变，万变不离其宗，舒卷自如，打得国民党军铩羽而归，不仅保住了红色根据地，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中央苏区。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为什么毛泽东会如此“偏爱”诱敌深入的战法？从本质上讲它是劣势军队迎击优势军队进攻的一种战略，也是一种以弱胜强的谋略。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弱小的红军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从实际出发，确定适合自身条件的有效战略与战法。另一个重要原因，红军必须加上根据地群众的力量，才能压倒敌人的优势。毛泽东说：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我们一打仗，群众到处登山助战，使敌人从来不晓得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心中发慌……由于群众坚壁清野，敌人来到红色区域，柴米油盐样样无。所以敌人一定要败，我们一定要胜。诱敌深入的最终目的是保存军力，后发制人。要做到这一点，须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六条：一是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是有利作战的阵地，三是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是发现敌人的薄弱环节，五是使敌人疲劳沮丧，六是使敌人发生过失。诱敌只是手段，制敌才是目的。这就是毛泽东诱敌深入战法的精髓。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决不是消极避敌、避战，而是有顶有放，该顶的时候坚决地顶，该放的时候坚决地放。没有坚决的顶，就不可能实现巧妙的“诱”。以顶缠敌，牵敌出动；巧布疑兵，假戏真作；故意示弱，引敌上钩；散敌疲敌，掌握主动；反戈一击，各个歼敌，这是一个筹划完备、环环相扣的战略战役指导过程。毛泽东熟练掌握了战争的辩证法，因而才把诱敌深入战法的效力发挥到了极致。敌我兵力对比是十比一，西北野战军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装备也很差，弹药奇缺。毛泽东为西北战场确定了基本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实行蘑菇战术，与敌人在陕北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一加以歼灭。胡宗南指挥国民党军占领了延安，旌报四传，以为胜利了，但却未发现西北野战军的踪影，几十万大军找不到目标，如无头苍蝇。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抓住战机，在青化砭布下口袋，仅用1个半小时就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胡宗南自认为发现了西北野战军主力，马上指挥部队全速北进，企图进行决战。毛泽东立即指示彭德怀：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主力避免与其作战，隐蔽待机。彭德怀派出精锐的小部队，牵着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的山峦沟壑中整整转了12天，行程400里，搞得国民党军人困马乏。胡宗南采取“滚筒”战术，数路并列，以10个旅构成纵横四五十里的方阵，齐头并进，不留缝隙，如碾子般压来压去，使得西北野战军难寻各个击破的战机。毛泽东再次指示彭德怀：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毛泽东把这种战法，称之为“蘑菇战术”，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是诱敌深入战术在新的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发展。不但在西北战场，在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也曾普遍采用了这种战法，迎击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放军“磨”垮的。蘑菇战术成了滚筒战术的克星。彭德怀指挥部队耐心与敌周旋，终于觅得战机，在羊马河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随后又攻占蟠龙，再次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不仅扭转了陕北战局，而且将胡宗南部这支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备队牢牢牵制在西北战场，有力策应了其他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放弃延安，诱敌深入，毛泽东以一座城市换取了战局的改变。此等战略，令任何人都难以置信，但却变成活生生的事实。两年之后，美国政府在白皮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蒋介石琢磨了几十年都没有搞清的东西，外国人琢磨起来就更如读天书一般困难。抗战胜利后，驻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克里门问陈毅，如果国共之间发生战争怎么办时，陈毅回答：放开两手，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听得克里门目瞪口呆，说：“我不懂，你们既要丢地方，又要消灭敌人。中国的问题真复杂。”怎样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毛泽东长时间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国家比较大，仅大陆海岸线就有一万多公里。敌人要侵略你，完全不让敌人进来不可能。他这里不能进来，那里则有可能进来。面对这么长的防线，到处修工事，到处设防，不可靠。平均使用兵力，没有重点，形不成拳头，敌人到处可以进攻，我们只能被动挨打，这不是高明的办法。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诱敌深入当然不是敌人一来，我们就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阐述得非常深刻。毛泽东对诱敌深入的必要性与意义，对时机的选择，对退却终点的选择，对反攻时机及条件的选择，以及反攻胜利具备的条件等等都系统地加以了论述，并发展成毛泽东所独创的军事理论。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的戴维逊有过这样的总结：“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住，那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一张大木床，书占去一半。在毛泽东读过的书中往往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与评价，他研究历史，却从不简单地因循历史。他吸收历史经验，却从不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历史，总结历史，再根据现实情况，创造历史，这就是善读史书的毛泽东。走进战场，以诱制敌，然后聚而歼敌，毛泽东一生对诱敌深入的战法情有独钟，运用自如，屡战屡胜。毛泽东到了晚年，在一次讨论战略方针的谈话中，他谈古论今，娓娓道来，更是不无自豪地得出一个结论：“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他似乎言犹未尽，又补充了一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六 持重待机 战则必胜——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来都不是唯命是从的人，更不是浪漫冲动的人，他的一切决策都建立在精确计算与周密筹划的基础之上，该打的时候坚决地打，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他所着眼的就是“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持重待机，战则必胜。“兵者，国之大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古代兵圣孙子的训戒。“谋定而后动”、“慎以行师”、“有备无败”，这是一些近代军事家的忠告。毛泽东将之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准则——慎战，并将其确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没有条件与敌人拼消耗，更没有本钱与敌人拼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红军早期的每次作战，对自身来说都是决定命运的决战，只许打胜，不许失败。这看起来非常苛刻，却是现实。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红军指挥员中最早领会到“慎战”，并做到了“慎战”的人。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慎战”思想：欲求红军的扩大，除了根据地等条件外，还须利用正确的战术，即“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每战必有俘获，以此逐步扩大红军。在后来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一贯坚持这一原则，与诱敌深入的战法相结合，巧妙予以运用。1931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全部兵力只有3万多人。大敌当前，正面应敌或外线出击，都难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隐蔽待机。国民党军多路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毛泽东看准了国民党军中较弱的王金钰部，耐心等待战机出现。3万红军在东固山林中，迫敌而居20天，王金钰部却始终不动。部队出现了急躁、抱怨情绪，有人把毛泽东的作战部署称为“钻牛角”，求战呼声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毛泽东却神态自若，严词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让部队继续隐蔽待机，死等王金钰部从富田出动。3万红军在东固的深山野谷中生生等了25天，终于钻通了“牛角”，王金钰部出动了。红军憋足了力，如猎豹扑食，突然出击，在白云山下干净利落地歼灭其1个师又1个旅大部。随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700里，从赣水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畅抒胜利情怀，填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完整地展现了毛泽东的“慎战”原则。迫敌而居25天，似乎与毛泽东追求“活打”、反对“死打”的风格相悖，实际上则异曲同工。毛泽东说：“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不是急于求成，而是“持重待机”，道出了毛泽东“慎战”原则的精髓。1947年1月底，蒋介石集中8个整编师向山东解放区腹地沂蒙山区发动进攻，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临沂，会战鲁南。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进展谨慎，始终保持齐头并进的密集态势，决不突出一路，解放军没有歼敌的战机。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华东野战军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城，继续诱敌深入。但国民党军还是密集靠拢、集团滚进，华东野战军始终无法扯散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要有极大忍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两天之后，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华东野战军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极大的耐心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有顶有放，在沂蒙山区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耍起“龙灯”，最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气概，硬是从国民党军的密集队形中剔出了号称“御林军”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将之包围。“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敌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激战两天一夜，华东野战军彻底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击毙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师长张灵甫。蒋介石接到整编第74师被歼的报告，五内俱焚，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慎战，同样也是毛泽东筹划战争和掌握战局的基本原则。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依旧坚持慎战的思想，只是这时的慎战，已经不是迎击国民党军进攻时的持重待机，而是更加强调有准备、有把握地歼灭敌人。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讲究辩证法，讲究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他指挥和指导作战从不保守，但绝不冒险。敢于和任何敌人作战，但又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加选择地与任何敌人作战。这样，就把战役战斗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歼灭敌人、夺取胜利的基础之上。人民解放军的所有作战行动，都建立在毛泽东和战场指挥员的精心筹划基础之上，都建立在有准备、有把握的基石之上。因此，尽管每一个战役的过程惊心动魄，但结局却似乎从发起时就已经决定。这是一种对胜利充满自信的作战，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作战进程。对于任何对手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一进程更令其无可奈何、灰心丧气。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仔细研究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进程和结局令人赞叹，而开局则常常使人浮想联翩。人民军队的作战在开局阶段总是显得那样出人意料又顺畅自然，常常是首战告捷，随后很快就能动地将战役进程导入自己设想的轨道，向着最终的胜利发展。这种开局，正是毛泽东所努力追求和特别强调的一种作战指导意境，反映出毛泽东慎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慎重初战。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慎重初战三原则：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第三，必须照顾下一个战略阶段。他强调说：这是“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初战。每逢大战，在开打之前和开打之后的几天内，是毛泽东发出作战电报最多的时候。常常是饭不吃觉不睡胡子不刮，连轴转，但等到战局打开后，他就放开了双手，由前方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去处理，直接的作战指挥电报很少。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国内战争之中，也体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志愿军走进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技术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志愿军到底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胜，毛泽东同样心中没有底数。因此，慎重初战和“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指导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他依然用那种特有的诙谐说：“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志愿军出动前，毛泽东与彭德怀几经商量，确定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志愿军出国后，在朝鲜蜂腰部以北地区构筑两三道防御阵地，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待装备改善并对敌人占有压倒优势后，再攻击敌人。“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这再次表现出毛泽东慎战思想中的持重待机原则。然而，持重，不是畏敌避战，而是审时度势，避敌锋芒，选择对手；待机，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创造战场，捕捉战机，伺机而动。一旦战机出现，就不是持重待机，而是果断行动，坚决攻击，致敌死命。志愿军出动后，战场情况变化迅速。美军和李承晚军进占平壤，向中朝边境多路推进，兵至鸭绿江畔。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展开防御。毛泽东一下抓住了美军分兵冒进，并且不知志愿军已出动的绝妙战机。毛泽东在一个半小时内连续发出三封电报，指示志愿军：“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要求志愿军先打实力较弱的李承晚军，后打美英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辛，争取全胜”。彭德怀据此调整作战部署后，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指示：“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从而为志愿军确定了在朝鲜战场作战的总方针。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最初几天，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最多时半小时就发出一封电报，大至战争的基本方针，小到如何避开美英军部队，先打哪路敌军，甚至志愿军先头部队行进路线、部队应该控制的山头，事无巨细，一一点到，而且都是切中要害，将慎重初战三原则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在云山地区重创号称“开国元勋师”的美军第1骑兵师，以凌厉的进攻粉碎美军的进攻，首次与美军作战告捷，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的胜利。首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向斯大林通报朝鲜战况的电报中，作出了一个信心十足的判断：“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朝鲜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此后不到两个月，志愿军就彻底粉碎美军发动的新一轮进攻，将战线前推数百公里，一直打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心悦诚服地给毛泽东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请允许我向你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后来，毛泽东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评价：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没有风险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战争的指导者既不能做一触就跳的莽将军，又不能成为谨小慎微的怯将军。慎战又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初战必胜又不奢求一鸣惊人，毛泽东精确把握住了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以慎战将相对把握化作战争指导的成竹在胸，以慎重初战三原则将战争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变为通往最后胜利的石阶，从而掌控住复杂战局变化，把战争导入自己设定的轨迹，因而，他在战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在许多人看来这近乎神话，然而，毛泽东却将神话变成了现实。
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当毛泽东旋转到战争这个舞台时，他更是强调主动权。要依照自己的节奏进退，要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他从容地驾驭战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指导战争，夺取胜利。这份自信、这份潇洒，令许多人着迷，令许多人赞叹。建国后，当他谈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诀窍时说：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无非就是这四句话。简单四句话，揭示了战争中的主动与机动、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它几乎可以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所有的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任何军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力避被动，力争主动。主动权，是胜利之母，掌握了主动权，常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失去了主动权，就要受制于人，兵临险境。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是敌强我弱，人民军队基本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掌握主动权，对于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来说，尤为重要。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以战役战斗的绝对主动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如何掌握战役战斗中的主动权，这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觉醒的军事指挥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前委会议上，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被动中赢得了主动。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一个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的朱孔阳，外号朱聋子，不管官府如何清剿，他总有办法逃脱。他的生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说：我们对付敌人的方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精确阐明了作战中“打”与“走”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的最好诠释。“打得赢就打”，主要体现为进攻性，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时机，主动进攻，速战速决。“打不赢就走”，则主要体现为流动性，就是不固守一城一地，这里不好打就到别处打。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还特别带上了英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发誓要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红军只有3万人，敌强我弱。毛泽东、朱德命令正在分散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军向兴国西北的高兴圩集中，以待机破敌。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行踪，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毛泽东避实击虚，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决定主力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人后方联络线，迫敌主力回头，再乘其疲劳“打其可打者”。但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师却抢先一步到达富田。毛泽东立即改变计划，率领主力悄然返回高兴圩，继续待机。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已将红军压缩在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形势异常严峻。毛泽东依然以走求主动，以走调战机，指挥红军主力穿越山区，神出鬼没地从两路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突然对实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3路进击军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旅又一个多营。随后疾速脱离战场，奔向良村，再歼敌1个师大部。良村战斗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占龙冈，当发现国民党军已经在龙冈凭险固守时，毛泽东再次改变决心，以一部兵力佯攻龙冈，造成假象，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在大雨滂沱中突然对黄陂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歼敌4个团。红军三战三捷，大煞国民党军的威风。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压向红军，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红军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毛泽东再次施展了走的战术，以红12军扮主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向东北方向，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秘密向西疾行，又从两支国民党军部队间约10公里的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国民党军在红12军后面翻山越岭，整整转了近半个月，方知红军主力在兴国，只好掉头西进。此时红军主力已经休整完毕，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走了之。国民党军又扑了一个空。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民党军再也无法追击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要求红军主力展开追歼作战，连打三仗，大量歼灭了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三个月过了，蒋介石当然不能自刎首级，但他却气得口吐鲜血，黯然返回了南京。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曾下大功夫研究了走的问题，他归纳出四种情况下不能打必须走：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时；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不好打时；三是遭遇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时；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续打时。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经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地将败仗转化为胜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则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长征路上的土城战役就是一例。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土城歼灭川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但激战一天，却未能歼灭川军，红军反而陷入危险境地。毛泽东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指挥红军甩开双腿，驰骋于川、滇、黔的高山峻岭之间。毛泽东的走，走出了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走，走出了红军行动的主动权；毛泽东的走，走出了急流险滩，走向了光明的前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开，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发展。在毛泽东的调度指挥下，各大战区指挥员在“走”字上大做文章。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针对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分进合击的特点，在苏中、苏北、鲁南战场打一仗、歼一部、退一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抓住国民党军部署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在陇海铁路南北地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东北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条件，长途奔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逐步扭转战局，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光走不打是逃跑主义，光打不走是拼命主义。只是善“走”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只有会“打”方能消灭敌人，最终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打是目的，走是手段，一切走都是为了打，以走创造战机，以打达到目的。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发起正太战役，首先歼灭石家庄外围的国民党军，然后沿正太铁路向西，求歼由太原出援的国民党军。就在战役即将发起时，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对冀中解放区重镇胜芳镇发起进攻。是回师援冀，还是继续发起战役？聂荣臻等指挥员决定：不为敌人攻势所动，按预定计划发起战役。晋察冀军区部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主力置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援军于不顾，迅速西进山西，发起了第二阶段进攻作战。毛泽东接到前方报告，极为欣慰，电示聂荣臻等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这份电文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作战原则。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横扫晋西南，围攻阳泉，诱出太原国民党军两个师来援，将其包围于测石驿地区彻底歼灭。整个战役，共歼敌3.5万人。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正太战役本身规模并不大，但毛泽东在战役过程中所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原则的重要发展，标志着毛泽东的作战指导已经如中国古代兵法说的，“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进行着完全掌握主动权的作战。确立了这一作战原则，毛泽东马上将之付诸战争实践。两个多月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还在持续，毛泽东即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发起战略进攻，搅得中原大地地覆天翻。国民党军手忙脚乱，转瞬间就由重点进攻的主动变成了四处堵击的被动。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在于要有“我的”一套。首先是不与强敌纠缠，决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地点，以敌人期待的方式与敌人交锋；其次是以灵活的机动与作战，调动敌人，制约敌人，把战争完全导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按照自己的节奏、方式，完全主动地与敌人交战。人民军队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我的”一套，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建立“我的”一套，目的是要掌握主动权。“我的”一套决不是不管对方的自我表现。而是既要知道自己，更要了解对方，知己知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我的”一套，后转变为运动战为主，赢得了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我的”一套。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审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再次转换了“我的”一套，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紧密结合，灵活运用。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我的一套包括战略、战术作战中一整套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它不仅具有机动的灵活性，更有严密的科学性。“各打各的”自然被兵家所乐道，但却很难实现。毛泽东却总能赋予它神奇的“功效”。后人发现：毛泽东最善于因敌用兵，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地用兵，在什么地点打什么仗；最善于因时用兵，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己用兵，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并最善于择军选将，总之，最终他总是打胜仗。有了“我的”一套，就可以制约敌人的一套。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你打到这边，我打到那边；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因此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战争奇观。
八 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对诗文、史籍有着不泯的情怀，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诸葛亮被民间神化得满腹锦囊、呼风唤雨，毛泽东却对他的分兵持有异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对集中兵力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才能，毛泽东则评价甚高，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褒奖有加，甚至把它称作“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更是娴熟运用这一古老原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古今中外，军事家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战争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则是一件难事。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更是难上加难。集中兵力的奥秘，直到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才真正掌握。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接踵而来，少则八九个团，多则18个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4军只有4个团，装备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红28团、红31团。为保证红4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确定“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依靠集中兵力的战法，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语言质朴无华，内涵却非常深刻。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战法。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军利用湘赣两省敌军之间的矛盾，采用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失了对赣敌实施反攻的战机，反而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和第29团的失败。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感慨地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将集中兵力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识，认为这是红军战胜敌人，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唯一选择。他说：“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把集中兵力的必要性概括得非常透彻：一是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二是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三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法宝。何时集中，如何集中，集中多少，毛泽东胸有成竹，从容调度。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红军面对的是趾高气扬、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王牌第18师。毛泽东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共4万人，攻击其9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的建宁战斗，红军面对屡遭打击、惊魂未定、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军第56师7000人。毛泽东只以红3军团在红12军主力配合下攻城，以1万多人的相对优势，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毛泽东对集中兵力之所以运用得灵活自如，不但由于他总结出了集中兵力的原则，而且因为他明确了集中兵力的目的是打歼敌战。集中兵力与打歼灭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时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这次战役红军击溃粤军15个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毛泽东要的是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歼灭战，是解除敌人武装，剥夺其抵抗能力，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的歼灭战。他的名言是：“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就需要熟练掌握集中兵力后的具体战法。毛泽东的原则是：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坚决反对全线出击，四面应敌和“两个拳头打人”。具体打法并不是将兵力堆积一处，而是要分路合击一个目标，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分进合击方法。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分进合击，关键在于合的战机把握。蒋介石的分进合击，表面上咄咄逼人，实际上各路缺乏协同，是分而难合。毛泽东的分进合击，则是密切协同，能分能合，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如他自己所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蒋介石手握重兵，在“围剿”作战中以几十万对红军几万，但每每都被毛泽东打得大败，他叹气道：“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赤匪实在是太厉害了！”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非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集中兵力。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在运动战中集中兵力，在具体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在战略指导上，他不仅不反对分散兵力，而且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分散兵力，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迅速集中，编成强大的野战兵团，投入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此刻，毛泽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转变，确定的用兵原则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美式装备且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究竟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多少，集中后如何作战方能稳操胜券，毛泽东尚在思索观察之中。1946年7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1师等5万余人，大举进攻太岳解放区。陈赓指挥第4纵队和地方部队，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的方针，发起闻夏战役，以每战三倍、四倍于敌的优势，连续攻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又3个营。整个战役步骤清晰，干净利落，被攻击的敌军全部就歼。毛泽东接到战报，非常兴奋，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陈赓部队的作战经验通报全军：我各地部队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全胜。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作战时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一部，再及其余，各个歼灭敌人。在陈赓部队大战晋南的同时，南线的冀鲁豫地区也硝烟四起。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犯。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待“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继再歼其一个旅”。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发起进攻，首先歼灭该师第20旅，然后歼灭该师师部和第3旅，生擒师长赵锡田，最后转兵卷击整编第47师，又歼两个旅，取得了定陶战役的全胜，再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对定陶战役的进程和战果非常满意。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从闻夏战役到定陶战役，毛泽东从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的作战行动中，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断深化对集中兵力原则的认识，很快形成了一整套对国民党军作战的新方法，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争进行近一年时，蒋介石得到了一本解放军的战斗手册，“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地细心玩味”，觉得悟出一二。他说：“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进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敌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蒋介石立即改变战法。1947年6月间，他在山东战场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突击集团，密集靠拢，在不到50公里的正面向前推进，进攻华东野战军。蒋介石的这种集中进攻，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不是取胜的战法，反而是“毫无出路”的表现。毛泽东一语中的：“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毛泽东电示陈毅、粟裕等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对国民党军进攻正面“无须控制，空费兵力”，用4个纵队监视即可，主力立即兵分两路，扫荡国民党军主力的两翼和后方，“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气定神闲，胸怀大度，举重若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4个纵队在鲁中与国民党军周旋，用5个纵队两路出击鲁南、鲁西，放手发动攻势，大量歼灭分散的敌人，将国民党军的后方搅得地覆天翻，直接威胁兖州、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不得不从鲁中战场抽调数个整编师增援，还是陷入了被动。集中兵力，在毛泽东手中是伸缩自如的利刃。到了蒋介石手中，却变成了沉重难负的包袱。国民党军的集中兵力是动则集中、战则分散。而解放军的集中兵力则恰恰相反，是动则分散、战则集中，运动中完成集中，集中时实现歼敌。刘伯承元帅曾将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总结为两句话：“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是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上下统一、将帅同心，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素质、协同精神，植根于人民军队勇猛顽强、同仇敌忾。而国民党军则是内部矛盾重重，所以蒋介石根本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兵力，即使集中了兵力也无法做到协同作战。毛泽东把集中兵力这一教科书中的原则神奇般地转化为制敌韬略。他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怎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要保密的。
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1947年春，毛泽东与几位部队指挥员围着这张石桌有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是毛泽东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指挥作战、指导战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的。井冈山的西面是湖南，湖南当时有国民党军20个师和2个教导团，基本都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强。江西的国民党军只有3个师，又都不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弱，曾屡屡败于红军手下。与赣军作战，红军胜券在握。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1928年6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开始对井冈山发动“会剿”。毛泽东把“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作战原则发展一步，提出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小部兵力钳制湘军，集中力量打击来犯的赣军。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关注的是革命的本钱，决不做赔本买卖。弱小的红军势单力薄，又必须多打胜仗才能发展壮大，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避开敌人主力，拣弱的打。敌强我弱的形势，到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时更显突出。面对国民党正规军重兵集团，毛泽东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战法再发展一步，形成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要打弱敌，关键在于善于找到弱敌，确定正确的作战方向和作战对象。毛泽东说：“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因此，先打弱敌，又与诱敌深入等战法的密切运用相关。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反对者搬出了军事教科书的条文作为依据：“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不打败敌人的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毛泽东则以《管子》中的一段话拒之：“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他说：我们现在力量不强，本钱不够，只能择敌人弱点打破。毛泽东最终说服了众人，最终一战而胜，歼敌王金钰部一个整师和一个旅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作战指挥的基本方针之一是“避敌主力，先打虚弱”，但并不是绝对的。他既强调先打弱敌，更强调先打好打之敌，并具体给出了衡量好打之敌的三个标准：一是敌人疲劳了，二是敌人发生过失了，三是比较的缺乏战斗力。因此，先打弱敌是相对的，先打好打之敌才是这一原则的最高境界。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继续运用这一原则，确定了“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的方针。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黄土岭等战斗中，贯彻这一方针，给予分散孤立和运动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但是国民党军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进攻中又常常以杂牌军打头阵，且部署分散，这就给予了解放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机。1947年1月，蒋介石集结重兵23个整编师60个旅计45万余人，组成三个突击集团，从南北两线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宣称：“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华东野战军被压缩在沂蒙山区的狭窄地域，腹背受敌，处境艰难。毛泽东最初设想是集中主力迎击南线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欧震集团。他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算了一笔细账：在欧震集团中，可能进攻的有22个旅，“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毛泽东要华东野战军每次歼敌三至四个旅，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国民党军也汲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将战斗力很强的整编第11师、整编第74师等部与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混合编组，缓缓推进。华东野战军数次都无法剔出弱敌予以歼灭。南线战事陷入僵持时，北线却出现了绝妙的战机。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趁华东野战军主力聚集南线，而孤军冒进，深入到了莱芜地区。李仙洲集团由2个军和1个整编师组成，兵力不及欧震集团的一半，而且均不是国民党军的精锐，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是一个分散且较弱好打之敌。华东野战军果断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钳制南线之敌，主力迅速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电授机宜：一个星期至10天内，主力原地休整，对外摆出准备打击南线敌人模样，待北线敌人深入，全军再秘密北上，首先解决李仙洲集团，然后全军回头南下，大批歼灭已经进入沂蒙山区的南线敌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华东野战军主力沿山区小路，昼伏夜行，秘密进入莱芜地区。当国民党军觉察到解放军的行动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分割包围。激战三天，华东野战军以16比5的绝对兵力优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李仙洲集团5.6万人。被俘的国民党军一个团长沮丧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工夫啊”。先打弱敌，不但有效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不断增强着解放军的作战能力。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或数路进攻，各路相距不远，或数路防堵，各路相距很近，解放军一度打不了仗或打不好仗，较为被动。此时毛泽东将先打弱敌的原则予以变更，形成两种情况，两种打法，“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并重”新的作战原则。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给敌以歼灭，就是将敌人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毛泽东指出：“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是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一定速战速决，打残敌人，使敌短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同时也可减少我军之战斗伤亡。这是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军进攻，且各路敌军相距不远情况下应采取的方针。在这种作战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灵活选择歼敌对象，灵活选择歼敌方式，歼敌的力量越来越强，歼灭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被毛泽东收入“十大军事原则”，并将文字规范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对国民党军作战如此，对美国军队作战也是如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样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依据这一作战原则，志愿军在运动作战中，连续取得了五个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朝鲜战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一直打到三八线，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战争的进程也表明，志愿军对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作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几次战役都是由此打开了战局。在中南海彻夜灯火通明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破敌之策。他的答案是打小歼灭战。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时，将这一作战原则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牛皮糖是湖南一种糖块，稻米精制，粘力很强，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重，吃时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出身湖南的毛泽东巧借此法，形象地说明了对美国军队作战的原则。“零敲牛皮糖”因此成为打小歼灭战的代名词。志愿军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1952年秋季，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2.7万余人。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和军委贺电，予以高度赞扬，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兵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道理简单，运用困难。但毛泽东却将它发挥至极致，运用至化境，并上升到改变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战法决定进程，时间决定结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局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转换中被牢牢掌控在毛泽东的手中，直至夺取战争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次很好的描述：战争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灭敌人两个营，两个团，两个师，有了经验，有了把握之后，再逐步扩大，逼着敌人逐步增兵，一个一个吃掉它。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此主持军官训练班研究“剿共”战术。他概括国民党军的作战原则：“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而把红军的作战原则称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还自信地总结道：“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他的概括没有问题，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毫无夸张地说：在战争指导能力上，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因而最终的失败者就变成了他自己。毛泽东的战略守势可以称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攻势则称作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毛泽东绝妙地勾画出战争中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防御与进攻在时间上的矛盾难题，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积极防御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成为转换敌我优劣形势的基本手段。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他当然知道，“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敌人一般总是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红军则是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敌人在战略上总是期望速战速决，而红军则要逐步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要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一切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与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历时8天，而关键之战消灭国民党军第18师仅用9个小时。第二次反“围剿”历时两个月，而红军反攻五次作战，每次都仅用数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最短的只用了两小时。第三次反“围剿”历时三个月，而红军反攻作战每次也只用几个小时。国民党军在总结“围剿”作战失利原因时，不得不赞叹毛泽东“指挥机敏，始终把握战术速决之原则”，称红军“指挥官对目标之选择及攻击目标之变换，均能把握实际，绝不胶着恋战，只求胜不求全，故能胜易胜”。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总结作战经验，归纳了速决战的几个具体条件：“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他说：“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战役战斗速决战的具体条件，而且还具体分析了红军采取这种战法的必要性。他说：第一，红军装备落后，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难以支撑长时间作战；第二，敌人进攻一般有许多部队，而红军只有一支部队，只有迅速地连续地作战，才能粉碎敌人进攻；第三，如果敌人分路推进，且比较密集，红军的力量只能先打其中一路，假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路敌人就会蜂拥而至，陷红军于危险境地。毛泽东真正从理论上阐明持久战战略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十个月后的1938年5月。当时，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在连续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台儿庄会战大捷。抗战初期弥漫的“亡国”言论尚未消失，“速胜论”观点又甚嚣尘上。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究竟怎样才能夺取战争最后胜利，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鼓吹“速胜论”，反对进行独立自主地游击战，要求八路军投入正面战场打大仗。他的意见在当时影响了党内相当一些人。在1937年召开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对三条原则坚持不放，这就是持久战、游击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澄清国内和党内的错误认识，坚定全国、全党、全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夜以继日，奋笔疾书，连续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做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军力虽强，但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国际上的反对，失道寡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必定得到国际的广泛援助，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蒋介石也看到了抗战是持久战，并将战争的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但他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持久抗战战略，因而对战争的指导是只顾眼前，难出远谋。他的全部战争指导，都建立在一个“拖”字上。毛泽东则把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突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指出：这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为战略相持阶段给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不是被动地熬时间，而是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的运动作战；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发展游击战争；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变，“熬”出最终的战略反攻，夺取战争的胜利。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熬”，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把最后的胜利完全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而蒋介石的“拖”，则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的参战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毛泽东的“熬”字抵得上千篇大论。它指导敌后军民熬过了敌人最疯狂的“扫荡”、“蚕食”，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战略指导上是个“熬”字，而具体战役战斗上依旧是速决战。毛泽东为中国军队设计了一整套具体的速决战战术，并被八路军、新四军广泛运用于对日作战之中，是平型关等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指导原则，并被证明是战胜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的有效战法。可惜，国民党军队依旧恪守西方正规作战的原则，与日军大打会战、决战和阵地战，结果伤亡惨重，却无法扭转战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指导方针淋漓尽致地展现到战争舞台上。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战争指导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歼敌计划抓得非常紧，对每个战略区在某个时期应该歼敌多少个旅，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规定，同时不断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预测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时限。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只确定各战略区的部队发展计划和根据地的发展步骤，而从来不确定歼敌指标，形成了鲜明对照。1946年10月，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5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每个月歼敌8个旅，在三个月内再消灭国民党军25个旅，然后再用三个月歼敌25个旅，使双方军力对比产生重大变化。1947年2月，战争进行了半年多。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59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在今后数月中，歼灭国民党军40—50个旅，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1947年7月，战争进行了一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二年作战中，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改变敌我在数量上的优劣形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1948年7月，战争进行了两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78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三年作战中，应歼敌115个旅（师）左右，并举行带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争取在5年时间内，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分派歼敌任务，一次又一次地调快战争进程表，驱动解放战争的车轮向着最后的胜利快速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他以只争朝夕的气魄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新中国迈进。人民解放军各大战略区坚决执行毛泽东确定的战争方略，超额完成毛泽东确定的歼敌任务。1948年8—11月，仅4个月，人民解放军即歼敌83个整师100余万人，使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毛泽东欣然修改自己的计划，发出了气势磅礴的预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计划，三年完成。毛泽东的科学预言化作了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轰鸣礼炮、璀璨礼花。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持久中有速决，速决中寓持久。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是达成战略上持久战的根本途径，战略上的持久战则是进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前提条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略和战役战斗两个不同层面的持久性和速决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战争指导方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非常认真地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仿佛是言犹未尽，他又补充一句，这一原则“也可以适应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谈到国民党军的各部将领，毛泽东曾把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就是这位白崇禧，听完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基本内容，大为叹服，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唯一的制胜之道。他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所看重的从来都是生存的空间、作战的空间。以空间换生存，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发展，以空间换战机，以空间换胜利，创造战场，克敌制胜，毛泽东娴熟地掌控着战争的时空，挥洒自如地指挥着人民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在战争中，毛泽东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切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从自身的力量出发。在力量弱小时，他考虑的是生存空间。力量壮大后，他考虑的是发展空间。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首先需要获取生存空间。井冈山有一支由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农军。毛泽东以诚相见，以理服人，成功地收编改造了这支武装，在崇山峻岭呵护下休养生息，红色革命力量终于有了一个宝贵的生存空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对这座山充满了感情，他说：这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红军要发展不仅需要生存空间，更需要发展空间。落脚井冈山暂时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发展的空间是不够的。毛泽东说：没有回旋余地，三十五计用完，第三十六计就用不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三十六计用不上，无处可走之谓也。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要创建革命根据地，更要依托根据地，去不断扩大发展根据地。在扩大苏区时，不是急风暴雨式地推进，而是循序渐进地巩固一块，发展一块。当根据地推进到某一地区，就暂时停止推进，待新区巩固并可以作为依托后，再继续向前推进。按照这个部署，红4军在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配合下，首先在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四县建立起赣南苏区，巩固后挥师入闽，三打龙岩，将红色苏区逐步推进到闽西地区。随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断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并逐步向外扩张战略区。红军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作战空间，为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战略、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一部红军反“围剿”作战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作战史。红军以部分根据地“空间”的丧失，争取到集中兵力、选择战场和疲劳敌人的“时间”，获得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从而赢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务实的战略性出击方案。它标志着毛泽东的目光已经不局限于在中央苏区内外进行反“围剿”斗争，而是要变依托根据地波浪式推进为战略性的外线出击，将固定的根据地与流动的战略区相结合，打到敌人的腹心地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与作战空间。但非常可惜，苏区中央局多数否决了这一方案。几十年后，朱德元帅重游旧地，往事回望，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不听仙人指”的诗句。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与红15军团会师，开始创建西北革命大本营。完成长征的红军，并没有摆脱危险。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和西北地方军阀，从四面八方压向陕甘苏区。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而是“以发展求巩固”。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一些同志主张，红军应该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面对优势的敌人，只有1万多兵力的红军很难巩固陕甘苏区。只有以攻为守，以发展求巩固，方能稳固陕甘苏区，发展陕甘苏区。1936年2月，黄河岸边，漫天飞雪，毛泽东吟诵了豪迈的词章——《沁园春·雪》，率部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迈上了东征的新路。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战果辉煌。红军消灭敌人7个团，扩大了新兵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并且迫使“进剿”陕甘苏区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甘苏区。东征回师，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了西面。1936年5月，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西征作战，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出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无论是东征，还是西征，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争取空间，积蓄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他圆满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东征、西征，红军建立起拥有200万人口、约13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苏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稳固地奠基西北，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一个起承转合点”。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成为持久抗战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根本避免进行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而“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这一战略，指导中国抗战度过了漫长岁月，迎来了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第一次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军就大举运兵北上，而山东解放区地处中原、华北之间，津浦铁路穿境而过，是国民党军北上平津的必经之路。毛泽东高度重视山东战场，特别看中津浦铁路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指示山东野战军立即截断徐州至济南段交通，“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打运动战的战场”。山东野战军以争取先机、开辟战场、待机歼敌为方针，发起津浦路（徐济段）战役，向南北猛烈扩张，控制了铁路沿线大片土地，进而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及所属3个师。国民党军的北进遭到阻滞，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大举增兵津浦路沿线地区。毛泽东洞察秋毫，再次指示山东野战军：“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解放区，拔除敌人据点，发动群众，把“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山东野战军继续进攻，包围临城，攻克滕县，猛烈反击进攻鲁南解放区之敌，不但迟滞了国民党军运兵北上的计划，而且为以后进行运动作战开辟出宽阔战场。对毛泽东来说，战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主观能动的、因敌而变的、可以发挥创造的作战空间。1948年1月，当国共两军在中原战场往复拉锯，处于僵持状态时，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直下闽浙赣，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军的深远后方。他要“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进一步扩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空间，创造新的战场，调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回援，夺取胜利。粟裕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部进入濮阳整训。他知道大量消灭敌人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他认为：分兵渡江南进开辟新的战场，不如集中全部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较量，打大的歼灭战，较有把握。粟裕以对革命事业的坦诚之心，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与陈毅亲赴河北阜平城南庄，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作当面陈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研究，重新作出决定：粟裕部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打大仗，尽可能多地将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它直接影响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导演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创造战略进攻战场的惊世之举。而此刻则果断放弃渡江南进计划，决定与国民党军决战中原。一进一收，虽然方式各异，而最终目的则完全相同，那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创造最有利的战场，最大限度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粟裕直陈己见，毛泽东从善如流，将帅协谋，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所设想的轨迹发展。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战场联手作战，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打破了中原战场的僵局，为最终彻底消灭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因此定下决心，集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决战，待歼灭国民党军中原主力后再渡江南下。华东、中原野战军再接再厉，连续取得襄樊战役、济南战役等胜利，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继而两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原决战的最后胜利。精通哲学的毛泽东，又洞悉战争。他以哲学入军事，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军事辩证法；他以哲学入战争，构建了战争指导中博大的时空观。“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毛泽东超越局部战场狭小的地域时空，以中国辽阔疆域作为求生存、谋发展的空间，指导人民军队走出困境，赢得胜利，赢得辉煌，最终赢得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与书为伴。马背上吟，担架上读，一张大床，书占一半。他曾经戏称，我是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明人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晚年毛泽东时常阅读，对孙膑褒奖有加。有段记述孙膑“围魏救赵”的文字，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评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围魏救赵，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最熟练的战法之一。如果只是仿照古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统帅。他的伟大，在于他基于古典战法，而不囿于古典战法，从人们熟知的围魏救赵战法中升华、构思出一整套内线与外线相结合，防御与进攻相融汇的新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在世界战争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指导理论。毛泽东第一次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是在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约3万兵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根据地。在宁冈县一个小村庄——柏路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以彭德怀率红5军和红4军一部内线防御，保卫井冈山，他和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外线进攻，内线与外线相配合，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还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围魏救赵尝试。进军赣南闽西的红4军主力调动了敌人，但由于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人兵力很多，根据地还是最终失守，围魏救赵、打破敌人“会剿”的目的最终没有实现。然而，毛泽东指挥红4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在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里与敌作战。此后，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围魏救赵战法，并上升一步，创造出了红军以内线防御与外线进攻相结合，打破敌人“进剿”的作战指导理论。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所谓内线与外线，是对军队作战空间的一种界定。内线是指处于防御或被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外线是指处于进攻或实施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毛泽东认为，红军作战，能在内线消灭敌人打破“进剿”最好，否则就必须坚决地“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以主力的外线进攻，结合一部的内线防御，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进剿”，这就是毛泽东对围魏救赵战法作出的新解。到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作战时，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再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理论。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执行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作战原则。从作战空间上讲，红军都是在根据地内作战，属于内线作战。但毛泽东却赋予这种内线作战与众不同的涵义，这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互转化。毛泽东对于这种转化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古今中外，两军对垒，作战线历来都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毛泽东发明的这种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方式，却打破了对作战线的传统认识。他明确指出：红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在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战场上，毛泽东指挥部队，在内线作战中，灵活游动于多路敌军之间，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对孤立之敌切割包围，加以聚歼，将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变成了战役战斗中的外线进攻。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无论是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实施的外线进攻，还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恰当地选择跳出的时机、外线作战的方向与所要进攻的敌人。这是把握外线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拥有高人一筹的精准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力也曾受到怀疑，甚至被否定。时值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立即提出一个气势恢宏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线，兵分四路，出击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遗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有此上策不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步履维艰。到了1934年6月下旬，红军在广昌会战中失利，战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中策，依旧是外线出击的战略。他建议：红军主力立即转到外线作战，向湖南中部前进，以战略进攻调动进入江西苏区的敌军至湖南消灭之。但这一建议又一次遭到了否决。后来毛泽东曾非常感慨地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全国抗战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统帅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内外线作战理论有效付诸实施，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赋予它新的内涵。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处于外线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则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而日军后方却是大有可为的天地。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为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总任务。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威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其在关内侵华兵力的58%至75%和伪军的几乎全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扫荡”、“蚕食”和“清乡”。毛泽东又在指导抗日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中施展“围魏救赵”的方略。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时的“围魏救赵”，就是在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时候，抗日根据地以一部军队协同地方武装采取坚壁清野等方法，坚持内线作战，疲惫、消耗日伪军，主力则跳出日伪军合围，到日伪军后方去，向日伪军“来的一带地方”展开积极进攻，内外结合夹击日伪军，迫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回援。毛泽东的围魏救赵方针，为他的将领所深刻领悟，并翻新出了不同的战术方法，导演出了一幕幕现代战争史上游击战争的奇观。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的方法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的方法是“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的方法是“到敌后之敌后”，主力转入日军深远后方作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的方法是：“以进为进”，主力撤至敌军“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弱点，机动地予以打击。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内外线作战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大气磅礴，何时内，何时外，为何内，怎样外，灵活变化，因势而用。当内线能多消灭敌军，就暂时在内线多打胜仗，当外线能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他一定出奇制胜。毛泽东从不因循机械的定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方式。在毛泽东指导下，苏中战役，粟裕巧妙调度指挥，华中野战军充分发挥在解放区内作战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七战七捷，共歼敌5.3万余人。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苏中战役，以及其他战役都证明，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一般能够以较少的代价取得重大的胜利，而脱离解放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则代价较大，胜利的把握也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根据战争前四个月的作战经验和敌我力量对比，确定了新的作战原则，就是：选择作战地域，应以便利歼敌为前提；转入外线作战的时机，应该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程度相联系。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得以将早已成竹在胸的外线战略进攻计划提前付诸实施。他不待国民党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不待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超过国民党军，立即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用陈毅元帅话说，就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汤”。1947年6月30日夜，月明星稀，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然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蒋介石手忙脚乱，急调部队封堵。毛泽东看上的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带，挺进大别山可直接威胁上海、南京。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两大集团称作两个拳头，而将中原称为国民党军的胸膛。他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狠狠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夺路抢隘，千里跃进，终于到达大别山，并以顽强的战斗粉碎敌人的围攻，站稳了脚跟。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孤军深入敌人的深远后方。刘伯承对此感叹说：这一行动“史无前例”。时任美国军事记者的贝尔登则惊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高明出色，“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大师”。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进军豫西，全力配合刘邓大军行动。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构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一下把国民党军的部署扯得七零八落。而在内线，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紧紧拖住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三路大军中央突破，两路大军两翼拉开的战略格局。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相互配合，战争的天平由此彻底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毛泽东因此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如此壮丽的战争画卷，令人不能不热血沸腾，浮想联翩。从井冈山的围魏救赵，到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抗日战争的敌进我进，最终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在实战中成熟，在实战中发展，引导着中国革命战争闯过激流险滩，不断走向胜利。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1947年3月，毛泽东曾这样解释保守地盘与歼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番谈话，充满了军事辩证法。与毛泽东并肩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一语概之：毛主席用兵，是“歼敌为主，略地次之”。1930年1月，江西、福建两省的国民党军对闽西这块根据地发动“会剿”。毛泽东主持红4军前委会议，研究退敌之策，决定避敌锋芒，部队转进赣南。红军主力不战而退，中共闽西特委感到难以理解，写信要求红4军留下，巩固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毛泽东给闽西特委回信一封，只有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指挥原则。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4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4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则担心红军走后，敌人残酷劫掠，对红军的退却怨气很大。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味地反对守地或略地。在必要的时刻，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考虑，他不仅不反对争夺地盘，而且要求坚决地争夺地盘。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更是高度重视，全力经营。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看到，如果不给东北的国民党军以最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争取到有利态势下的停战，更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他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四平一战的意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它牵动影响着全局。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战场的国共精锐部队悉数上阵，在四平地区进行了1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东北民主联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的轮番进攻，歼其1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独占东北的企图。蒋介石的气焰不再那样嚣张，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四平苦战，尽管被毛泽东称为“一时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不能作为“一般的战略方针”。但正如毛泽东战前估计的一样，四平保卫战在政治上换来了东北战场从6月到10月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毛泽东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作战原则：一个人背着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时遇到了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与强盗对打，不但打不赢，甚至会被打死，财宝也会丢掉。如果他扔掉包袱，就会动作灵活，打败了强盗，也就保住包袱。毛泽东所确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把包袱扔给蒋介石，让解放军痛打对手。毛泽东扔掉了包袱，蒋介石却接过了包袱，而且洋洋得意地背到了身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解放军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论如何集中兵力，负隅顽抗，始终不能掌握任何重要的据点，不能占据任何重要的城市”。因此，他把打通交通线和占领城市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军疯狂地争夺城市，炫耀战果，尽管这种“战果”水分太大。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要稳固地占领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守备兵力。刘伯承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军事学说都强调，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少于机动兵力，但蒋介石要独裁，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他的包袱“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气焰极其嚣张，企图一举荡平华北。然而，随着需要守备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不断增多，其本来拥有的绝对兵力优势在逐步分散中不断减弱，到了1946年底，可用以机动作战的部队已经不足其总兵力的一半。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则经过动员新兵和整编部队，总兵力达到24万人。虽然丢失县市40多个，但部队开始确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轻装上阵，因而能够放手作战，歼灭敌人。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以南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毛泽东充分肯定晋察冀部队的战绩，同时指示：要进一步确立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据此，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军主力，灵活自如地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敌4.2万余人，彻底扭转战局。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他强调：放弃城市和地盘时，要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无代价放弃；要边打边撤，而不是一泻千里；要有选择的放弃，在放弃中保持野战军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回旋余地，创造战场。有打有放，打放自如，毛泽东精确地把握了其中的尺度。于是，战局在毛泽东的有效掌控下，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4个月，国民党军占领153座城市，解放军歼敌32个旅，平均丧失4.7座城市歼灭敌人1个旅。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209个旅，其中一线攻击兵力最多时117个旅。虽然总体兵力仍占优势，但随着其深入解放区，机动兵力与解放军比较，正逐步丧失优势。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87座，而解放军也收复城市87座，双方得失相当，但解放军歼敌34个旅，已经不必丧失城市就能消灭敌人。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增加到219个旅，但用于一线进攻的兵力则下降到85个旅，不得不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95座，而解放军歼敌31个半旅，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净得城市58座，已经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部分城市。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达到227个旅，但能够担负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南线只有40个旅左右，北线则数目寥寥。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综合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共占领解放区城市335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288座。国民党军虽多占城市47座，但却付出了112万人的伤亡代价，平均每占一城，就要损失兵力3300余人。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解放军赢得了作战行动的高度自由，能够避开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避免死打硬拼；能够迫使国民党军在分兵守备城市的过程中，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暴露弱点；能够有效缩短自己的战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放手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毛泽东用放弃城市换来了敌我作战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增加到195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下降到370万。而在机动作战力量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有明显优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蒋介石直到此刻，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不得不承认：“国军过去攻下一地，不论其有无军事价值，都分兵据守。如此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可惜，这种检讨来得太晚了。因为一旦他赖以发动内战的力量优势丧失，他反动统治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毛泽东用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程，演绎出一部充满军事辩证法色彩的经典战争史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用部分城市和地方换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主动权，战胜了力量绝对优势的敌人，度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毛泽东因此而颠覆了传统的战略防御法则，确立起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战争指导原则。他的这种统帅气度、这种战略思维，让他的对手无计可施，但却心服口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由衷地承认：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对话始见于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而毛泽东则指挥3万多红军反“围剿”，结果让蒋介石吐血而归。后因毛泽东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斥，被解除兵权，两人暂时失去了在战场上直接对话的机会。到1935年1月，毛泽东承担起统帅3万多红军走出险境的艰巨使命。而蒋介石则亲自指挥40多万国民党军，再次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围追堵截。于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在川、黔、滇、康的崇山峻岭中，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毛泽东再次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遵义，这座黔北古城，北靠峻岭娄山，南临湍流乌江，西面就是名扬四海的赤水河。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遵义，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惨痛失败和长征途中的艰苦转战，红军官兵对毛泽东的“出山”欢欣鼓舞。会议采纳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所打的第一仗，竟然很不顺利。1月19日，中央红军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派出模范师打头阵，再调集主力大举入黔，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通道。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下伏击圈，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发起进攻。原判断川军为4个团，实际有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继续恋战，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就在于他的军事指挥从来都不墨守陈规，从来都不恪守固定的计划，敢于并且能够修正被实战证明是不可行的计划，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变被动为主动。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扎西为苦寒之地。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处境极为困难。蒋介石笑了，判断红军“已入死地”，必向南北两路逃窜，立即督令北路川军和南路滇军南北夹击，务求将红军在扎西地区一网打尽。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竟会声东击西，来了一个回马枪。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声东击西，是毛泽东作战指挥中运用娴熟的一种谋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谋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转兵扎西，是要充分利用敌人常规思维判断上的失误，以自投绝地的行动，吸引国民党军追兵进入滇东北，在黔北地区的防务空虚后，再回师东进，重入黔北。一渡赤水进扎西，国民党军重兵跟来，毛泽东泰然自若，一直等到各路敌军逼近，方率领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调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再入黔北。红军一路夺关抢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夺娄山关，并以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再占遵义城。面对满天晚霞和如血残阳，毛泽东登上号称天险的娄山关，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千古绝唱。蒋介石暴跳如雷，他特别训令嫡系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立即北上，夺回遵义。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蒋介石当然不知，再占遵义只是毛泽东为回师黔北作战所造的“势”，要聚歼冒进之敌才是他所寻求的“果”。当攻占遵义城的战斗尚在进行时，毛泽东就已紧紧盯住了吴奇伟纵队，决心抓住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在遵义以南的忠庄铺地区将其歼灭。红军在遵义城南重创吴奇伟纵队，吴奇伟带着残兵狂逃几十里，砍断乌江上的浮桥，方才侥幸逃脱。红军再入黔北，5天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另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了运动作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调动和歼灭敌军。这与长征前期作战中步履维艰形成了鲜明对照。红军的胜利，使得遵义会议确立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蒋介石被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实在搞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决定采取堡垒与挤压并举战术，令遵义以南的部队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封锁线，又令遵义以北的部队沿川黔大道加紧进攻，南守北攻，四面防堵，步步推进，首先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的狭小地域，然后“一鼓荡平”。蒋介石从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执掌作战指挥权。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特别采取了稳健推进的进攻战略。红军多次寻战，均未达到目的。毛泽东将红军分布在鸭溪地区，告诫上下要以耐心的机动来制造国民党军的错觉，寻找战机。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召令各路纵队对红军实施决战。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鲁班场，态势突出。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纵队。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周浑元3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峙。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要求周浑元固守待援，急令各部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连夜秘密西进，来到了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喝上了纯正甘洌的茅台酒。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渡赤水，毛泽东“调”国民党军离黔北，入扎西；二渡赤水，毛泽东再“调”国民党军回黔北，蒋介石在“精明”中却总是办着糊涂事。毛泽东以动制静，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与敌周旋，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诱使蒋介石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主力全部调至黔北地区，从而给红军留出了机动作战的充分空间。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蒋介石断定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他再次命令川军前堵，中央军后追，又从黔北追到四川古蔺，要在川南构成新的包围圈。毛泽东又把国民党追兵从黔北“调”到了川南。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重入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与国民党追军相向而过，向着遵义、仁怀之间地区疾速前进。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意在调动国民党军入川南；而四渡赤水则是秘密的，意在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机动。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活动”。四次渡赤水河，一个“调”字，被毛泽东用神了。坐镇重庆指挥“追剿”行动的蒋介石苦思冥想，认为再也不能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打圈子了。他再次调集各路部队在黔北地区布下重重防线，要以不变应万变，用铁壁合围对付佯动机动，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他认定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遂带上夫人宋美龄和数名大员由重庆飞抵贵阳设立行营，亲自指挥“最后决战”，并宣称：“共匪已是强弩之末……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然而，蒋介石还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这次毛泽东放出红9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地区大造声势，示形于东北，造红军主力再入川南北渡长江的错觉。红军主力则秘密穿越遵义、仁怀大道，向南疾进，突然渡过乌江，再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四渡赤水，南进乌江，行动飘忽不定，不仅蒋介石被搞得晕头转向，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也迷惑难解。红2师师长刘亚楼等人向毛泽东询问红军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毛泽东微笑不语，拿过一张军用地图，用红色铅笔在图上画出了一道大弧线。这条线由贵阳向西、向西南，入云南，逼昆明，再折转直指金沙江，构成了一条大迂回行进路线。目标指向千里之外川滇交界的金沙江，而起点竟是蒋介石的行营所在地——贵阳。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色厉内荏的本质，就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让蒋介石在惊惶失措之中方寸大乱。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四渡赤水后，毛泽东连续三次声东击西，极尽虚实奇正之能事，蒋介石真变成了瞎子、聋子。红军渡过乌江后，毛泽东使出了第一招声东击西。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地区，而前锋直指贵阳，距贵阳城只有一步之遥。贵阳城内风声鹤唳，蒋介石一夕数惊，一面令守军死守城池，一面严令各部火速增援，并连发数道“万万火急”电报，要滇军主力孙渡纵队火速赶赴贵阳“救驾”。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又是毛泽东的调兵韬略。兵逼贵阳是虚，调出金沙江沿岸的滇军是实。孙渡纵队是滇军主力，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毛泽东兵逼贵阳，终于借蒋介石之手调出了滇军主力孙渡纵队。毛泽东却不急于挥兵入滇，而使出了第二招声东击西，继续给敌方造成更大错觉。4月5日，他让部队架桥，摆出了大军东向湘鄂西，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师的模样。毛泽东此刻的一招声东击西，就是要进一步加重蒋介石的错觉，把云集贵阳的各路国民党军引向东方，彻底闪开红军的西进通道。蒋介石彻底被毛泽东搞昏了头，依然按照毛泽东给他的错觉调动部队，几十万“追剿”大军又向黔东地区涌去。毛泽东则从容挥师入滇。蒋介石这才搞清毛泽东的目的。大呼“上当”，疯狂下令各路部队全力追击。毛泽东使出了第三招声东击西，指挥红军主力快速西进，直捣云南军阀龙云的老巢昆明。毛泽东要迫使蒋介石、龙云调动军队驰援，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扫清障碍。4月27日，红军前锋威逼昆明。龙云大惊失色，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令中央军等部驰援昆明。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敌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昆明而忽略金沙江防务，毛泽东并不满足，他知道在金沙江沿岸还有部分滇军部队，如果被其纠缠，也会妨碍红军迅速渡江。毛泽东在龙云的胸口再插上一刀，以一部兵力直抵距昆明仅15公里的大板桥，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昆明城内一片惊乱，云南全境剧烈震动。龙云急令各地部队迅速向昆明集结，云南北部各县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因此被进一步削弱。北渡金沙江机会终于出现。毛泽东令红军兵分三路北上，抢渡金沙江，并特别指示：先头部队必须在5月3日以前抢占金沙江渡口。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军委干部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金沙江皎平渡渡口，2万多红军利用6只木船，摆渡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三次声东击西，换得了宝贵的7天7夜。待到“追剿”军两天后赶到江边时，渡口已空无一人。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是红军长征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毛泽东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指挥红军大小40余战，驰骋数千里，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奇正圆合，虚实汇融，如入无人之境，创造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懊恼之余，讲出了一段痛心疾首的话：“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既能指挥自己的部队，又能“指挥”敌人的部队，四渡赤水中的毛泽东，作战指挥如行云流水，将一番惊心动魄的战场较量，变为一部激动人心的战争诗篇。他因此赢得了“用兵如神”的声誉。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老对手坐到了一起，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住了43天，谈判过程艰难曲折。双方唇枪舌剑，屡屡陷入僵局。蒋介石曾以最后通牒般的语气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我的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毛泽东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点指城市，线指交通线，而面则是广阔的农村和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中，从来都是以“面”作为人民军队作战行动的基石。不占“点”“线”广控“面”，毛泽东将中国革命战争视为一个大棋局，从容地投子抢先，控面造势，最终以“面”制“点”“线”，赢得了一个新中国。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统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随即由陕北进入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此刻的华北战局，如同一盘复杂多变的棋局。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后，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战略进攻，随后，以太原为目标，大举进攻山西。而山西军阀阎锡山则拼出老本，会同中央军死守要地，固守地盘，结果陷入被动。山西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战场。面对这个大棋局，八路军如何布局，怎样作战，至关重要。毛泽东洞察全局，他改集中配置为分散部署，将八路军三个师分布在山西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角，既可独立作战，又能相互策应，互为犄角。第115师、第120师各一部依托晋东北的恒山、五台山区，第120师主力依托晋西北的管涔山区，第115师主力依托晋西南吕梁山区，而第129师和第115师另一部依托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山区。毛泽东的布局很讲究。部队集中可消灭敌人，分散可开展群众工作，依托山区，着眼持久抗战。三位一体，互为联系。毛泽东所布下的棋子很快就展现出威力。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上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面抗战结束，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则热火朝天地展开。11月13日，毛泽东电示前方将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农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八路军各部迅速在山西境内完成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奠定了山西抗战乃至于华北抗战的基础。在山西山区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平原地区。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向前方的八路军将领发出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要求立即在平原地区划分军区，广泛组织自卫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计划地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把经营山西的战略部署称为围棋的布局，那么向平原地区进军，则是大举经略中腹。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发展始终是依托山区，根据地基本上也没有离开过山区。但要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八路军必须走出山区，推向平原，才可能真正创造出全民抗战的局面，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因此，向平原地区进军，意义重大。从1938年4月开始，八路军依托山地，一部挺进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平原地区，开辟出冀南、冀鲁边、冀鲁豫、冀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整个华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将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在角逐华北的同时，毛泽东对华中的敌后抗战也作出部署。他指示新四军，以茅山地区为中心，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同时准备挺进苏南，进军苏北。据此，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和豫皖苏，于大江南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这样，在整个中国战场上，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战争奇观。表面上看，日军处于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日军对中国军队构成战略包围。但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中国军队对各个分进的日军部队构成了战役战斗上的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中的“做眼”。他说：这“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通过“做眼”，八路军、新四军掏空了日军占领区的中腹，将日军的后方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发展的空间，变成了敌后抗战的战场。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陷。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由积极抗战开始转为消极抗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毛泽东发出号召：“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挺进”。从1938年12月起，八路军主力大举向平原地区挺进。刘伯承、邓小平率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平原；贺龙、关向应率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罗荣桓率第115师主力挺进鲁西平原。八路军要“做眼”求活，不断扩大根据地；日军则要“吃子”提棋，根除控制区内的威胁。于是从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始，“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抗日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形式激烈地进行。1939年至1940年，日军对华北各大抗日根据地先后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近100次，共计出动兵力50多万。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构成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的“做眼造势”，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颓势，并且使敌后战场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使八路军、新四军真正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抗战的巨大声势，使得日本侵略者胆寒，也使其更为疯狂。从1940年起，日军在华北地区推出了“肃正建设计划”，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为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等设施切割得支离破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对这种点、线、面的格局早有预料。通过“做眼造势”，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已经实现了面的扩张目的。现在，他要以面制点，以面破线，展开一场面对点线的较量。较量首先从破线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交通线破袭战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展开。扒铁路、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平路沟，根据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常常是一夜之间就将日军的交通线变得面目全非。这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战法，却成了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然而，正是这种战法，让日军胆战心寒。1940年8月开始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沿线、在长城内外全面出击，前三个半月时间，即作战1800多次，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拔除据点290多个，歼敌4.3万余人，正太、同蒲、白晋、平汉等铁路彻底瘫痪，日军的“囚笼”战略一时间被毁得七零八落。名不见经传的交通破袭战，被八路军做成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破了敌人的线，面与点的较量就更加激烈地展开。日军以重要城镇为据点，力图以“铁壁合围”、“梳篦清剿”、“拉网扫荡”等行动占领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等形式控制抗日游击区，持续封锁、挤压根据地。毛泽东的方略是，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他幽默地说：“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新的任务。在这场“挤地方”的较量中，面的威力尽显无遗。1942年11月，日军在山西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地沁源县城建立了据点。太岳根据地军民将沁源县城四面包围，用地雷战、阻击战、麻雀战和伏击战迫使日军不敢轻易离开城池一步，困守县城两年半，最后日军在饥寒交迫中狼狈逃窜。“挤地方”的较量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也在日军控制区内展开。八路军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神出鬼没，四处打击敌人，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恢复与扩大抗日根据地。敌后军民就是在这种面与点线的较量中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1944年，日军不得不承认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战”失败，称：“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确保点线”。八年全国抗战，毛泽东由做眼造势到面制点线，演绎出一部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敌后抗战壮丽史诗。这部史诗不仅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胜利的基石，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军事力量分布的局面。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尽，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为国民党军制定的也是“先占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军不能自由调动，不能集中主力，则他们以大吃小、以多吃少的策略，就无法实现。而我们正反其道而行之”。这番高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到了毛泽东面前却屡屡失败。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指挥多路大军齐头并进，分别沿平绥路、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大举北犯，大中城市成为其抢夺的主要目标。毛泽东的对策依旧是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让出大城市，让开交通干线，占领广大乡村，获取广阔作战空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以面对点，以面制线，以面取胜。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蒋介石调动大批精锐部队凭借机械化装备，沿铁路线北进，进攻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1945年12月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在距离国民党军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八个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放弃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以主力部队投入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当1946年6月东北战场烽火再起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发展到36万多人，并拥有了稳定的战略后方，在一系列“面”对“点、线”的作战中，由防御逐渐转入进攻。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介石也懂得“面”的重要性。但要控制“面”，必须得到中国最广大的人口——农民的支持，要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他绝对无法做到的。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性质，决定了他只能依恃武力，只能进行“点”与“线”的作战。而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则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援。人民军队的“面”，就是人民战争。因而就能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优长，以“面”制点，以“面”控线，最终以“面”的优势取得对“点”、“线”的胜利。人民军队将“面”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国民党军所占据的“点”处于孤立，“线”陷于瘫痪，进而以“面”的发展与扩大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占领的“点、线”的淹没之势，夺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传说明太祖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弈棋，雅兴所至，信口出了一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反应敏捷，脱口应道：“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在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棋局上，毛泽东全局在胸，目炬如电，投下的每一粒棋子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雷霆万钧之力，在对手不知不觉之中就将棋局的发展导入了他所设计的进程。古今中外，善弈者无数，以棋道入兵略者亦不乏其人，但能运用到出神入化之境者，毛泽东真是杰出代表人物。
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1951年6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经历了激烈较量后，在北纬38度线南北地区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美国军政当局意识到这是一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遂将朝鲜战争政策调整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光荣的停战。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政治军事仗，军事政治仗。这是毛泽东的和战观。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指导人民军队冲破和谈的迷雾，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全国抗战终于获得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全国人民期盼和平。在抗战胜利之前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已确定：“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他确定的战后方针是，或者以和谈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消灭中共武装。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抗战胜利到来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部队还大都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整个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连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子都不见。蒋介石首先要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但他明白：他的部队难于立即开到日军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他需要时间。国内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声浪也让他顾忌诸多。更重要的是他打内战的决心虽定，但军事准备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玩弄起了和平的花招。8月14—23日，精于心计的蒋介石接连给毛泽东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谈判，“共定大计”。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他就昭示天下，共产党拒绝谈判、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到重庆，他就用几个内阁空头职位，换取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他断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即使来重庆也不会接受他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用和谈换取一段时间，进行内战的部署。同时，他特意密令重印下发《剿匪手册》，要各战区加紧“动员戡乱”。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阴谋洞若观火。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明确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态度是，重庆谈判“可以去，必须去”，而且要准备作出一些让步，否则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这就是毛泽东，雄韬伟略的毛泽东！他专门起草了关于重庆谈判的党内通知，要求全党争取“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也要做好充分准备，“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雾都重庆虎狼成群，毛泽东要深入虎穴，党内、军内许多同志担心不已。毛泽东坦然告诉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无需任何宣传，毛泽东的行动就展现了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一下凝聚了民意。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谈判中，蒋介石文武并用，一手拉拢收买；一手武装威胁。一个目的，就是要共产党取消解放区，完全交出军队。谈判桌上他达不到目的，遂企图以武力迫使毛泽东就范。国民党军投入36个军73个师，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最严重的一次进攻，是阎锡山派重兵占领了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六城。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奋起反击，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阎锡山精锐部队3万余人。战场上的胜利，打掉了蒋介石以军事实力压共产党订立城下之盟的幻想，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重庆谈判宣告结束。关于毛泽东，蒋介石后来对心腹陈布雷讲过这样一段话：“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也讲了一番话：“以前的蒋还是一个抽象的人，这次谈判，长时间的接触，对蒋的为人、性格、思考问题的方法，心里有了个底。”毛泽东因此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判断更加清晰，对打谈结合的方针更加坚定，他说：“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双十协定》签字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达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企图全部摧毁解放区，“根绝匪氛”。美国当局也全力援助国民党军行动，不但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调动起庞大的海空力量将国民党军运到前线。内战的阴云愈集愈厚。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军事上坚决反击，政治上留有余地，争取和平，不惧战争，与蒋介石展开了新一轮有理有利有节的和战较量。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处理和谈与作战关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最早是在抗日战争中反击国民党挑起的反共高潮提出的，具体说包括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第三是休战原则，就是打退敌人的进攻后，适可而止，在敌人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实行休战。1945年10—12月，为了自卫，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了平汉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战役和其他一些重要作战，顿挫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进行艰苦的谈判。战场的胜利反击和谈判桌上的坚决斗争，加上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1946年1月10日，最终实现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重庆谈判到《停战协定》签署，在6个月的时间内，和战问题空前尖锐。如何既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的对策是：“水来土掩，将至兵挡。”蒋介石发兵，我们也发兵，“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关键在于军事、政治相互配合，以军事斗争作为谈判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非常坚决的。他所确立的这些原则和方针不仅指导全党、全军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而且也成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战争指导基本原则。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交织进行的新阶段。毛泽东亲自指导朝鲜停战谈判，并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决打，争取和”的基本方针。进入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表现得极端傲慢，声称其强大的海空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得到补偿，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后方数十公里处，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当这种要求遭到拒绝后，竟狂妄地宣称：“让大炮、炸弹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从8月18日起，“联合国军”以地面部队发起夏秋季攻势。同时，其用于朝鲜战争的空中力量倾巢出动，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绞杀战”，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谈判中的条件。对此，毛泽东在谈判开始前就有预见，并指示志愿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秋季攻势。“联合国军”的“绞杀战”也未达目的。大炮、炸弹的较量失败，“联合国军”不得不接受朝中方面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和平需要用实力去保障，毛泽东用三句话概括了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到了1953年春末，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兵力雄厚，阵地坚固，物资充足，不但足以粉碎“联合国军”的各种进攻，而且可以主动实施各种规模的进攻。而“联合国军”则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加上战场主动权的易手，都令新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急于结束战争。但在寻求“光荣的停战”思想指导下，又不愿在谈判中让步。为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毛泽东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战争指导方略前推一步，变为以打促谈，指示志愿军：“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准备，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志愿军发起夏季进攻战役。第一阶段进攻以“联合国军”连以下支撑点为目标，作战29次，歼敌4100余人。战场上的较量结果，立即在谈判桌上有了反应，美方代表态度明显好转。而李承晚集团却坚决反对停战，大肆叫嚣要“单独打下去”。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阶段进攻，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李承晚军队，并攻占其营、团阵地，歼其4.1万余人。志愿军的进攻使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变得非常合作。双方代表很快就各项议程达成了协议，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就在这时，李承晚集团却再次作梗，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人民军战俘2.7万余人，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实现有效的停战，保证朝鲜半岛和平的稳固，彭德怀司令员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李承晚军以严重打击。毛泽东回电说：“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志愿军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阶段进攻，突破李承晚军4个师的防御阵地，连同其他方向作战，共歼敌7.8万余人，收复阵地192.6平方公里。金城前线的隆隆炮声，彻底改变了谈判桌上的气氛。于是，在板门店出现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朝中方面代表再次要求美方代表确认，朝鲜停战是否包括李承晚军队在内，如果李承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怎么办时，美方代表明确回答：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如果李承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赢得了胜利，赢得了民族的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能战方能言和。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靠胜利去保卫。这就是毛泽东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胜利的基石建立在人民的觉醒与动员之上。有了人民作为坚强的后盾，无论是谈是战，毛泽东都信心十足，无所畏惧。他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军事上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在现代战争中，城市的得失，不仅关乎地区控制权的易手，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城市。蒋介石的信条是：“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而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蒋介石是“占市为王”，我们是“占山为王”。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不以攻城为作战重点，却围绕城市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常常围城打援，攻城阻援，而当他最终将围城打援变成攻城歼援，将作战重点指向大中城市时，蒋家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第一次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就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1928年初，井冈山寒气未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实施“进剿”，其中的1个营进占到了宁冈县城新城。毛泽东决定首先将其逼出城，然后歼其于运动之中。2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架枪出操。工农革命军在晨雾掩护下突然出击，歼其1个排，然后猛力攻城。国民党军不明对手虚实，仓皇出城撤退，结果落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全部被歼。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新城战斗，是毛泽东指挥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他使用的围三阙一战法，也成了红军初期作战中攻击城镇时经常采用的战法。还有一种战法毛泽东也经常使用，那就是先围城，诱敌出城反击，然后在运动中歼灭之。对于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毛泽东则从来不主张贸然进攻，理由很简单：红军不具备打这种城市攻坚战的能力。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攻打长沙的教训对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影响很大。在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对城市攻坚，特别是进攻中心城市一直非常谨慎。1946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包围大同，展开攻坚作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固守大同，而傅作义部则重兵增援。解放军攻城、打援同时展开，重点不明，结果平分兵力，导致了战役失利。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这表明，解放军的战斗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要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犹显力量不足。毛泽东因此将作战重点转为野战，而尽可能地避免攻坚和阵地战。但如何调动敌人脱离坚城，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尚在观察之中。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为配合南满地区“四保临江”，发起了“三下江南”作战。一下江南采取“攻点打援”战法，长途奔袭战略要点其塔木，同时在敌援军必经的公路要隘设下了伏击圈。国民党军三路增援，结果由九台出援的1个团稀里糊涂地被解放军全歼，其他两路伤亡惨重。其塔木守敌也被歼灭。其塔木战斗规模很小，却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战例。毛泽东接到战报，立即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攻点打援，就是围城打援，即攻击敌人必救的战略要点，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这是解放军在暂时不具备攻击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城市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过渡战法。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围城打援更是成为解放军创造战机，开辟战场，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有效战法，仗越打越大，而作战的重点则放在打援上。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北战役，围攻徐水。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派兵增援，与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展开激战。孙连仲再调石家庄的第3军主力北上，企图南北夹击，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遵照上级指示，部队急速南下，按时或提前到达指定位置，随后发起进攻，消灭第3军主力，活捉军长罗历戎。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城打援、攻点打援的战术打得心惊胆战，再也不敢如战争初期那样一点被围，四面驰援，常常是上峰命令急如救火，各路援军却犹豫观望，谁也不愿冒险驱前。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联合发起洛阳战役。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指出：“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国民党军“决不会不增援”。因此部队在扫清外围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发现解放军有进攻洛阳的企图后，果然令胡琏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但胡琏兵团距离较远，赶到洛阳尚需时日，孙元良兵团则按兵不动。国民党军援兵迟迟未至，解放军前线指挥员遂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攻城为主，打援为辅，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攻占了洛阳，全歼守敌第206师2万余人。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洛阳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南线夺取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这次战役，解放军不但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了攻城阻援的战法。毛泽东立即肯定了这一创造。敌不真援，我就真攻城。从围城打援，到攻城阻援，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更加丰富多彩。1948年6月，中原战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粟裕向毛泽东立下军令状，决心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而国民党军则集中了9至11个整编军或整编师准备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粟裕周密分析敌情，确定了“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发起豫东战役，攻城打援相结合，调动敌人，消灭敌人。为抓住战机，粟裕先斩后奏，边指挥部队向开封开进，边向中央军委报告部署。毛泽东立即回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要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并电令中原野战军阻击国民党军援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攻击兖州，牵制敌人，全力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省会，工事坚固，守军达4万余人。蒋介石命令开封守军固守城池，同时令各路援军加速前进，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开封。6月17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发起开封战役，激战五昼夜，全歼守军。这是解放军攻占的第一个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标志着解放军城市攻坚能力又前进了一步。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当时正值伪“国民大会”粉墨登场。丢失开封后，河南籍伪“国大代表”大闹南京。蒋介石被搞得狼狈不堪，严令各路援军猛烈进攻，夺回开封。各路国民党军蜂拥而至，粟裕遵照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决定放弃开封，转而求歼国民党各路援军中实力最弱的区寿年兵团。毛泽东立即指示：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中间的40公里空隙楔入，一部进攻，一部阻援，生生剜出区寿年兵团，在睢杞地区予以歼灭。随即转兵围攻黄百韬兵团，在予其重创后，迅速撤出战斗，结束战役。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豫东战役是战略决战之前，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会战，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总数达45万多人。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全力配合下，攻城则克，打点则歼，阻援则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表明解放军在进攻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中等以下城市时，已经由打援、阻援为主，变为攻城与阻援并重。蒋介石也在总结教训，采取了一种新的战略，就是加强大中城市的守备力量，“筑塞联防”，使解放军“啃不动”；集中精锐编组机动兵团，往来策应，使解放军“吃不掉”。国民党军在重要的大城市，往往集中了10万人以上的守备兵力，而增援部队则动辄数个兵团数十万人。这就使得解放军的作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敢不敢进攻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大城市；第二，敢不敢在国民党军重兵增援时，有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两至三个兵团。毛泽东将这一挑战称作“闯关”。他毅然决定，全力解决大城市攻坚问题，发展战略进攻，为战略决战奠定基础。人民解放军开始了“闯关”之战。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毛泽东把济南战役称为“一次严重作战”，亲自筹划部署，指示粟裕等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足够的兵力进攻济南，集中野战军主力用于打援和阻援，既取济南，又歼灭国民党军援军一部或大部。蒋介石也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以10万余人固守济南，另以3个兵团27万余人北上增援，准备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攻击济南；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准备迎击国民党军援兵。9月16日，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城部队奋勇前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堡垒防线，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国民党军援兵3个兵团察觉到解放军阻援、打援集团兵力雄厚，且严阵以待，遂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始终未敢靠近解放军既设阵地。济南战役“闯关”成功，毛泽东兴奋异常。他亲自修改新华社社论，写道：“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外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一点。美联社发表评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济南战役的胜利，不但标志着解放军已经彻底解决了大城市的攻坚作战问题，而且标志着蒋介石“守点必援，争面固点”的战略彻底破产。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大城市，他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他在军事上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招数挽救蒋家王朝覆没的命运。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庄重地宣布：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人民解放军展开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进军。这时毛泽东的作战指导思想不再是围城打援、攻城歼援，而是直接把作战的矛头指向了大城市，“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到来。中国革命战争从争夺城市的武装起义发端，又以最终夺取城市而告终。城市的争夺浓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画卷，也折射出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中国历史地覆天翻的巨变。从围三阙一到围城打援，从攻城阻援到攻城歼援；虎视城市，却不进攻城市；围攻城市，却意在打援。也许套用一句古老的成语可以说明毛泽东的这种战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以城市为轴心，做出了一篇篇大文章，写就了一部璀璨夺目的军事谋略史，也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史。
十八 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西柏坡，太行山麓的一个小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来到这里，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9月，毛泽东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蒋介石为挽救败局也在南京宣布了他的新战略：“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置作战重心于中原地区，扩军150万，使总兵力达到500万。两种决策，两个建军500万。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从此开始。决战，是战争双方集中全部力量进行决定胜负的交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原则是：“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毛泽东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却坚决主张进行有利条件下的战役决战，不容许有丝毫的消极。他认为，只有通过无数战役上的有利决战，方能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的状况，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条件。解放战争开始后，这些原则被毛泽东全部运用到战争指导之中。内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握有几百万大军，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美式装备，夸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军队。毛泽东则以柔克刚，指挥解放军避开与国民党军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上进行战略决战，而是在精心选择的战场上与之进行战役战斗的决战。内战过去近两年，到1948年4月，蒋介石再次夸口要在6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的解放军。毛泽东依旧从容不迫，指挥解放军连续取得了豫东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晋中战役、襄樊战役和保北、冀东战役的胜利，使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变。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五路大捷后，毛泽东想起了蒋介石三个月前的狂语，在新华社的社论中加写上一段话：“三个月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这是在二十多年的双方交战中，毛泽东第一次向蒋介石发出的进行战略决战的战书。此刻，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发展到280多万，且装备改善，士气高昂，不但能打大规模运动战，而且能打大规模攻坚战。国民党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在长江以北地区还有174万部队，但内部已经空虚，士气低落。毛泽东以惊人的胆略，抓住时机，毫不犹豫地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战略决战。首战方向指向了东北。在长江以北地区有东北、华北、中原、西北和华东国民党军五大集团。如首战华北，则可能遭到东北、华东国民党军两面夹击；如果首战华东，则可能促使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迅速收缩南撤，加强华中。而东北战场，解放军总兵力已达100万，国民党军只有55万，又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首先将东北国民党军歼灭，就使东北成为解放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因此，毛泽东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叶剑英元帅说：确定战略决战首先从东北开始，“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他要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将首战目标确定为连接东北、华北的北宁铁路上这个咽喉要地——锦州。取得锦州，就关上了东北的南大门。同时，他指示华北野战军在平绥铁路沿线发起攻势，牵制华北国民党军，支援与配合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野战军主力秘密南下，迅速切断北宁铁路，包围锦州。蒋介石惊恐不已，急忙拼凑兵力组成东进集团和西进集团，从锦西和沈阳同时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对同时迎战数路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感到把握不大，建议放弃北宁路作战，回师进攻长春。在此决战决胜时刻，毛泽东的决心如钢似铁，坚决否定了回师打长春的建议，指示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定不移地攻占锦州，掌握战役主动权。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仅用31个小时，就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军范汉杰集团约10万人，彻底封闭了东北的南大门，将东北和华北的国民党军彻底分割开来。范汉杰被俘后，感叹道：“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攻克，东北的国民党军就从心理上被摧垮了，被困于长春的国民党军10万部队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从东北总撤退。可惜这个决定太晚了，在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夺路突围时，东北野战军迅速将其合围在辽西平原，激战2天，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新1军、新6军在内的10余万精锐就地被歼。指挥官廖耀湘束手就擒。随后，东北野战军兵分两路，猛扑沈阳、营口。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7.2万余人。当辽沈战役激战犹酣时，毛泽东已在思考与部署着决定中国命运的另一场大决战。另一战略决战在中原战场拉开了帷幕。辽沈战役后，蒋介石精心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决定集中徐州、华中两大战区主力，以徐州为中心，西起砀山，东至连云港，北起临城，南至蚌埠，依托陇海、津浦两条铁路，与解放军进行孤注一掷的决战。与辽沈战役不同，在中原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兵力不占任何优势。徐州国民党军刘峙集团拥有60余万兵力，加上战役发起后的增援部队，投入作战的兵力达80多万人。而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地方部队总兵力为60多万人，装备更是差距很大。60万对80万。在这种情况下决战，毛泽东确定战役的方针是：首先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吃掉位于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以此调动牵制国民党军，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之势；同时以中原野战军攻占徐州、蚌埠间的战略枢纽宿县，封闭徐州国民党军陆上通道，将刘峙集团分割成几块，再各个予以歼灭。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三路南下，将黄百韬兵团包围于碾庄地区。激战至22日，全歼其10余万人，黄百韬被击毙。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毛泽东指示中原野战军攻克了宿县，还将来援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10万多人合围于双堆集地区。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在徐州、蚌埠、双堆集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域。蒋介石此刻已失去了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勇气，命令徐州的国民党军弃城西进，同黄维兵团会合，共同撤向淮河以南。徐州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27万人马在杜聿明指挥下，蜂拥西逃。华东野战军多路追击，迂回拦击，将之合围于陈官庄地区。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至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各包围了国民党军一个战斗力较强的重兵集团。而蒋介石从各个战场紧急调兵增援，其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距黄维兵团只有70公里。解放军不具备同时歼灭各部敌人的力量，而如拖延时日，将陷入被动。淮海战役总前委确定，集中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围住杜聿明集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刘伯承将这一方针称作：“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12月12日，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三日，将其全歼，生俘黄维。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见状，仓皇退回淮河以南。至此，中原战场只剩下了被围于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而杜聿明集团此刻已经是饥寒交迫，四面楚歌，官兵大批投诚，部队士气全无。但此刻毛泽东却下令，部队转入休整，对杜聿明集团暂不做最后的攻击。战略决战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已经发起。毛泽东要利用杜聿明集团，拖住华北傅作义集团，再做一篇大文章。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中原国民党军则陷入重围，傅作义已失去南北依托，是南撤江南还是西去绥远老家，左右彷徨。他将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准备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迅速撤退。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傅作义集团共有50多万部队，华北解放军兵力为46万人，难以独自歼灭敌人。毛泽东调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消灭。但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稳住傅作义集团，争取时间使得东北野战军入关完成战役展开。为此，毛泽东作起了瞒天过海的大文章。他命令华北第1兵团停攻太原，第3兵团撤围归绥，不给傅作义施加更多压力。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迅速秘密入关，并指示新华社不断播发东北野战军庆功、祝捷活动消息，制造东北野战军正在休整的假象。在完成这一切后，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下出了一招引蛇出洞的好棋，令华北第3兵团向张家口发起进攻，威胁其西撤的主要通道，吸引北平之敌出援。傅作义果然派出了其嫡系第35军乘车驰援。毛泽东立即走出第二招狠棋，命令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双箭齐发，截断平绥路，威胁北平。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大惊失色，急令其“第35军返回北平。但当该军回返到新保安时，被神速赶到的华北第2兵团重重包围。与此同时，华北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东北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康庄和怀来，从而将平绥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役刚刚发起，解放军就赢得了主动权，但这种主动权尚不稳固。东北野战军主力这时仍在入关开进之中，距平津地区尚有数天的路程。而国民党军依旧控制塘沽，仍有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在命令淮海战场暂停进攻杜聿明集团的同时，指示平津战场两个星期之内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县之敌隔而不围，只作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战役展开，再各个歼敌。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这就是战争指导中的胸有成竹、料敌如神。叶剑英元帅评价说：“‘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是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战役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设计的轨道发展。东北野战军加速开进，至12月20日，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北平、天津的战略包围。当傅作义清醒过来时，他的部队已经由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欲逃无路。华北战场的大局已定，毛泽东这才指示华东战场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经过四天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兵团司令邱清泉。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5.5万余人。在华北战场上，根据毛泽东先打两头后打中间的指示，解放军开始从容不迫地各个歼敌。1948年12月24—26日，华北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步兵、炮兵、坦克协同作战，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北平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毛泽东指导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谈判。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傅作义最终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古都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三大战役，规模空前，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为罕见。国民党军近160万主力部队谈笑间灰飞烟灭，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因此根本动摇，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战略决战，只是指出战略决战是战略进攻的高潮，“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但他以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导演出一部中国气派战略决战的壮丽史诗，其时机选择之果断，决战意志之坚定，方向确定之正确，方针制定之科学，阶段区分之清晰，均在战争史上难得一见，从而将中国革命战争的高潮化为新中国诞生前的绚丽朝霞，书写出他军事生涯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十九 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北京郊区的香山，是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前最后一个落脚点。在这座被称作双清别墅的幽静小院，毛泽东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尾声作战。落脚香山几天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宴请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不善饮酒的他破例端起酒杯，发表了一番豪气冲天的祝酒词：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这是胜利的宣言书，也是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追击。他所追求的不仅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圆满句号，他要用胜利迎接中国历史新纪元的灿烂时日。两年零九个月的战场较量，蒋介石不但输掉了495万军队，更是彻底输掉了民心。但他还不想彻底认输，他手中还有204万军队，还有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他还要与毛泽东作一次最后的较量。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依旧实际操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要凭借长江天险，构筑陆海空立体防线，阻止解放军南下，同时着力巩固西南、西北地区，作为在大陆最后的立足点。他又打出“和谈”牌，企图赢得喘息，赢得军事准备的时间。毛泽东很了解这个老对手。在1949年的新年献辞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毛泽东说：和谈成功，人民解放军就以文的方式下江南；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就以武的手段下江南。总之，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军江南，而且时间绝不允许无限期拖延，更不允许划江而治、国土分裂的状况出现。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损伤，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给了国民党最后的机会。在两党进行的北平谈判中，他亲自会晤和宴请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做说服疏通工作。国民党代表刘斐曾在宴席上试探毛泽东的态度，问毛泽东打麻将喜欢打清一色还是打平和。毛泽东立即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在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关闭了和平之门。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100万人，万船齐发，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在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侵入长江的解放军防区，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252人。解放军坚决还击，击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在野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也公然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一时间，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战的阴云密布。毛泽东看穿了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他亲自起草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声明，义正辞严地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为了防范帝国主义的干涉，在渡江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调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沿线集结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向南京、上海进犯的帝国主义军队。同时以华北第20兵团在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护卫京津地区。这样，就把大进军的战略行动，建立在了应付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基础之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人民军队曾经过无数成功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但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战略追击作战。毛泽东对进军部署进行了精心筹划：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根据不同战区的不同特点，毛泽东制定了战略追击的不同方针，提出了不同的作战要求。在华东战场上，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联手突击，采取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小包围，多路前进，快速分割包围的对策，将从长江防线败退后，尚未来得及重新部署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扯得支离破碎，各个就歼。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两大集团。太原解放后，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但总体兵力解放军只占相对优势，尚不具备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集团进行决战的条件。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人：钳制两马，先打胡宗南集团。第一野战军发起扶眉战役，歼敌4.4万余人，解放了八百里秦川的大部分地区。由此，胡宗南集团只能龟缩汉中，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则向宁夏、甘肃退却。毛泽东立即将“钳马打胡”改为“钳胡打马”。指示第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第二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进军西南作战，主力穷追猛打二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红旗漫卷西风。第一野战军发起大规模追击作战，迫使马步芳集团在兰州决战，聚歼其主力。随后横扫大西北，解放宁夏、甘肃，并和平解放新疆，把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北地区与苏联、蒙古毗邻，人稀地贫，交通不便，敌人无处可逃，只能利用当地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因素和各种地形，死守老巢，负隅顽抗。因此，毛泽东在进军西北作战中采取了穷追猛打与小迂回包围相结合、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法，先打残胡宗南集团，然后分路猛追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迫其陷入绝境而后歼灭之。同样的战法，也运用到了指导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浙江的作战。但在指导进军中南和西南作战中，他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方针。南京、上海解放后，盘踞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胡宗南集团和余汉谋集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勇气，各自盘踞一方，静观待变；解放军进攻后，则迅速收缩，向后撤退，并准备撤逃海岛或境外。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解放军的追击作战因此遇到了一个新情况，不怕敌人顽抗，不怕敌人决战，就怕敌人逃跑。如采取正面突击或者浅近纵深的迂回包围战法，很难抓住敌人。而如果让大部敌军逃到海岛或境外，势必增加尔后作战的难度，并给新中国安全留下严重的后患。毛泽东的考虑是将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歼灭在大陆。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与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作战时，进展顺利，但在与白崇禧集团作战时，遇到了麻烦。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是桂系军队，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作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白崇禧用兵狡猾阴险、工于心计。第四野战军刚刚大军逼近，白崇禧就以一部佯动，主力迅速后撤。解放军攻入湖北，他率部退入湖南；解放军逼近湘北，他又退往湘南，几次逃脱了解放军的包围。毛泽东的战法更高明，他电示林彪等人：对付白崇禧集团，“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样，任凭桂系军队和白崇禧如泥鳅般滑溜，最终也摆脱不了人民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第四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在第二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兵分三路，展开规模庞大的追歼战。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组成的东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雷州半岛的海路；第13兵团组成的西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云南、贵州的退路，并与东路军合钳，构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合围；第12兵团组成中路军，发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然后穷追猛打，协同东西两路部队，发起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最后作战。在解放军的大迂回、大包围之下，白崇禧集团最终在粤桂边界地区被彻底歼灭。中南地区解放后，西南成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基地。蒋介石亲自飞抵重庆，召集各路将领开会，确定了确保四川，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方针。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基本防御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固守秦岭、大巴山防线，阻止解放军从北面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守备川东长江沿岸地区，阻止解放军从东面入川；另以西南军阀各部把守各重要通道，构成纵深防御。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在四川北面，而东面鄂川黔边方向的防御力量则比较薄弱。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胡宗南集团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非从南面进军断其后路不可”。他要求部队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割据西南梦，坚决不许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毛泽东勾画出了解放大西南作战的蓝图：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贺龙指挥下，佯攻汉中、秦岭，摆出由秦岭古道入川的姿态，抓住胡宗南集团；以第二野战军主力以突然动作，由湘黔边地区直插川南、贵州，采取远距离迂回动作，封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撤云南道路；然后两军协同，南北夹击，将国民党军主力各个歼灭。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这又是一场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与歼灭白崇禧集团作战不同的是，进军大西南作战的关键，是把握好北线第18兵团攻击的时间。攻击过早，则暴露总的企图，使胡宗南集团迅速后撤，会同其他国民党军部队退往云南。所以，毛泽东明确规定：贺龙部队进攻胡宗南集团的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一线再发起进攻，具体时间由他亲自掌握。为了保证聚歼国民党军主力于四川的作战计划实现，毛泽东巧妙制造战略假象。毛泽东命令贺龙率第18兵团，在第二野战军主力西进时向秦岭地区发动局部攻势，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川北；第二野战军机关在西进过程中，刘伯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从陕甘入川；第二野战军途经华中时，正值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期间，使国民党军误认为第二野战军主力也参加中南地区作战。国民党军被毛泽东的战略假象搞得眼花缭乱，犹豫彷徨。就在其决心难下的时候，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数百公里战线上，突然发起进攻作战。第3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密切协同，解放鄂西、川东，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防线；第5兵团疾进贵州，突破国民党军黔东防线。随即两军并肩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川南。蒋介石如梦方醒，急令各路部队收缩后撤，同时令胡宗南集团南撤成都地区。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各路部队迅速前进，抢占要点，堵击逃敌，在南川以北地区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随后抢渡长江，解放重庆；贺龙指挥第18兵团对胡宗南集团紧追不舍，并与第二野战军主力协同，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聚歼于成都地区。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战略追击作战气势如虹，但绝非唯一手段。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中，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的，在力量处于劣势的时候如此，在力量占据压倒优势时也是如此。在战略追击作战中，共有126万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起义、投诚或接受解放军改编的部队，超过解放军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批城市和地区因此兵不血刃地获得解放。从穷追猛打辅以近距离迂回包围，到大迂回、大包围辅以远距离奔袭追击，再加上政治争取的解决方法，毛泽东确定的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作战方针汇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狂飙，席卷千军。蒋介石划江而治和偏安一隅的最后梦想彻底破灭，在成都解放的前夕，匆忙登上飞机，凄凄然地离开了大陆。历史记录下这一过程。沙场较量22年，曾经占尽优势的蒋介石彻底地输了，几乎输得一干二净。而毛泽东赢了，赢得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二十 彪炳史册 泽被千秋——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毛泽东亲自颁发命令，向朱德等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这个军衔是准备授予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毛泽东的。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可毛泽东坚决地拒绝了。他诚恳地说：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此外还有一点小文章，都是应时的。现在又要打原子战争、洲际导弹，我就不懂了，不像“小米加步枪”。小米吃过，步枪看过，也背过几天。毛泽东指挥一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却在与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国内外强大敌人较量中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迹。探究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原因，解读毛泽东战争韬略的内涵，不能不成为军事学方面重要的的研究课题与谈论话题。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重要前提是他对事业、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时，已是深秋10月。部队下山找粮，遭到反动武装的袭击，退到黄坳时只剩下40多人，人心涣散。危急关头，毛泽东双足并拢、身体笔挺，大喊一声：“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情绪低落的战士们陆续起身，站到了毛泽东身边。就是这支重新站好的小小队伍，最终延伸出人民军队的千军万马，发展成为无坚不摧的铁甲雄师，而毛泽东，始终领导和引领着这支队伍。任凭浊浪排空，他的胜利信念始终没有动摇。挑战越是严峻，他的情绪越是高亢。他的信条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在对敌战争过程中出神入化的指挥，使他总能从战争的特点和情势出发，以科学方法观察分析事物，找出规律，得出结论，因而他对战争的指导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1947年7月，还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时，毛泽东就对解放战争进程作了一个预测：从1946年算起，以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预测是基于解放战争第一年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一是解放军共歼敌150万人，据此推算，5年可歼灭国民党军750万余人；二是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补充了100万，损失与补充为三比二，依此推算，至第五年国民党军总兵力将下降到200万左右；三是解放军总兵力平均每年增加80万人，不到五年就可达到500万。500万对200万，解放军稳操胜券。毛泽东强调预见，但他从来不迷信预见，而是一再强调：战争的预见只能说出进程的大致趋势和方向，必须根据战争实践不断予以校正，方能更加贴近战争实际。1948年11月，辽沈决战胜利，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首次超过国民党军，达到300余万人。毛泽东欣然修正了早先的预见，宣布：“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设想，三年实现。科学的战争预见，使得毛泽东的战争指导总是从容不迫，成竹在胸，把握全局，抓住枢纽。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国民党军紧追不舍，聚集5个师沿葫芦河、洛河构筑封锁线，企图南进北堵，将红军消灭在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分析敌情，勘察地形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粉碎敌人的进攻，关键在于抓住葫芦河这一战略枢纽。而要实现战役意图，则要抓住葫芦河畔的直罗镇这个战役枢纽。他在直罗镇布下战场，一举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击毙师长牛元峰。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是毛泽东用兵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所谓枢纽，是指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的关节。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中的抓枢纽本领，鲜有人及。西安事变后，他抓国共合作；七七事变后，他抓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初期进军东北；战略进攻挺进大别山，这是从战略指导上抓枢纽。辽沈战役打锦州，淮海战役打宿县和围歼黄百韬兵团，平津战役围攻新保安和天津，则是抓住战役枢纽的范例。正因为善于抓住枢纽，毛泽东走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这盘大棋，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准确地抓住枢纽，既需要穿透战争迷雾，鉴别事物真伪的敏锐洞察力，更需要宽广的全局观念。作为战场指挥员，毛泽东的全局观使他能够有机整合各种作战力量，衔接不同作战阶段，将战役战斗演绎得顺畅自然。而作为全军统帅，他的全局观则引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说：“指挥全局的人，最紧要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别的次要的问题，那就要吃亏了。”他要求各级指挥员都要树立全局观。他说：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小的东西是要占大的东西的地位的，如同鼻子，你能把它安在背上吗？这种全局观运用到战争指导中，使毛泽东总能审时度势，准确确定作战的中心，将主要战略方向与次要战略方向，内线与外线、进攻与防御、突击与牵制等相互关联的作战行动有机融为一体。解放军的作战因此变成了全局一盘棋，一军出击，三军配合；一方行动，四方策应。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山西的解放军部队就发起晋南攻势；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晋冀鲁豫野战军就发起豫北攻势。战略进攻作战，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西北野战军和山东兵团就在内线将国民党军主力两翼拉开，死死拖住。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是各自为战，而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是相互协同。所以国民党军虽然占有兵力优势，但却处处受制，难抵解放军的整体作战。毛泽东的统帅素质的确高人一筹，但他用兵传奇传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周围集中了一大批军事家，将帅协谋，使得他的用兵方略不但能够得到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可以不断地丰富发展。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与毛泽东并肩统帅红军。朱毛一体，德高望重的朱德既是三军总司令，也是毛泽东所倚重的搭档。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早期的军事领导人，后来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毛泽东确定的大政方略，周恩来总是能够心领神会，创造性地部署实施。风雨同舟，心心相印，共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还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粟裕、陈赓等等。毛泽东的麾下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毛泽东的统将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将能而君不御。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战略决战期间，蒋介石东奔西走，亲自确定每一个作战方案，直接指挥到了师、团的行动。而毛泽东在确定战役方针后，只要下级每日或每两三日将前线情况报告一次，作战指挥全部交给前线指挥员。在淮海战役最紧要的关头，他竟然能够好整以暇，抽出时间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复信，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毛泽东的气定神闲，与蒋介石的手忙脚乱，本身就决定了战役的胜负。毛泽东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神话，他的用兵如神，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军的敬仰，而且也折服了他的对手。曾与毛泽东沙场较量二十几年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岛后，曾经对国共两党军队的作战思想做了一番绝妙的对比，他说：“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上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蒋介石的话有些道理，但他没有搞清的是，毛泽东指导战争，最坚实的基础是人民战争，所有用兵韬略都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毛泽东最关注的是人心所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向来鄙视英雄史观，因而把中国革命战争定性为人民战争，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或者说主要是农民的战争。他说：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割掉四个，用一个指头去打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就会孤立，变成无军司令。毛泽东把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根扎到了农村，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之路。农村成为滋养中国革命战争的沃土，农民的支持也支撑起了人民军队的脊梁。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利益要求，进而发动农民投身革命战争，则是毛泽东须臾都不放松的事情。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土改运动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砸碎了千百年来束缚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分得土地的农民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参战兵力60万，在其身后是来自山东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的数百万人民群众！陈毅元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就是毛泽东所绘就的人民战争壮丽画卷。毛泽东悟出了战争制胜最深刻的因素，也找到了动员人民支持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有了人民作为靠山，毛泽东不惧怕任何敌人，也有信心战胜任何敌人。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也历来不畏强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就是他所领导的军队无往而不胜，他所指导的战争无敌而不克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所指导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毛泽东的用兵韬略已经成为经典。岁月流逝，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变得样式全新，信息化战争正向我们扑面而来。各种各样新奇的战争理论竞相出台，让人目不暇接。毛泽东的用兵韬略是否依旧适用于现代作战，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这样评价他所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时代的发展，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课题，不断地回答与解决新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创新发展的永恒动力。1949年确定国歌时，有人建议改写一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包围还很厉害，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坏处吧。”植根历史，又超越历史；继承经典，又创新经典。毛泽东的用兵韬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因此将永远闪烁耀眼的光辉。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