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作品的故事来源（中）
段 华
孙犁自己也说过，他的作品大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下面可以再举几个例子，以说明真人真事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以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孙犁作品时参考。
其一，短篇小说《第一个洞》、《“藏”》的故事来源。1938年底，日本鬼子占领冀中的所有县城，对敌斗争十分艰苦；平原上无险可依，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七分区蠡县的群众开始挖地道，可是，让地委书记吴立人知道了，说是“退却路线”，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来调查，后来把县委书记王夫也撤了。直到1941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来这里调研，才肯定了这种斗争形势。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支持下，1942年3月20日，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地道战这种形式才在冀中蓬勃发展起来。
地道最早从蠡县开始发展。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了蠡县，反复捕杀我抗日军民，很多干部、群众被敌人杀害。蠡县一区的一些村级党员干部，这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村外的树林里、荒僻的旷野或林木丛生的古墓地——总之，是在离公路较远，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向地下挖一丈多深斜形的洞，里边铺些干草，到天晚的时候便披上一件破大衣，偷偷到洞里睡觉，天亮时再回村坚持工作。但因为那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每到洞里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洞口便向外喷出水蒸气，被敌特发现以后，敌人常在拂晓的时候，到村外找洞掏我们的干部或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野外的洞不能住了，在环境日渐残酷，抗日工作又必须坚持的情况下，地动便开始从野外转移到村里。
一区某村的一个干部，全家和和睦睦，对抗战工作都很热心，1939年春夏之交，似乎夜间开会很多，常常整夜不回家，天亮时才回来。以前即便开会，到半夜或天要亮时，总是回家的。家里人有些怀疑，尤其是他妻子，以为他在外边有了情人。问他为什么老在外边住，他总是用“开会”来搪塞。又由于这时敌特活动厉害，该村干部不敢在家住宿的次数自然多起来，家里人不了解详情，所以常常为这件事争吵，弄的一家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和睦了。一天晚上，他又要出去，妻子悄悄的跟在后面，看他到后边的一个闲院里，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之后，便偷偷地钻进草棚子，于是她也轻轻地急走过去，靠近草棚子凝神地听着，只听到棚子里子里哗啦啦地柴草响，过了一会儿，便寂然无声了。她偷偷地开了草棚门去看，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燃起火柴一照，里面杂乱的农具和柴草等物品还是照常放着，却找不到她的丈夫。她喊了几声，也无人应答。妻子慌了，回去喊婆婆和小姑子来，大家惊奇的来到草棚，燃起灯来，又连喊多声，既不见人，也无人应答。姑嫂二人用木棍再三的翻腾，穿插柴草，搬动农具杂物，仍是找不到。最后，还是母亲安慰儿媳妇说：“咱们今天不找他了，明天他总要出来的。我们把柴草的门锁死，天明前来等他，不说明怎么一回事不让他出来，不让他吃饭。”第二天天将发白，妻子和婆母、小姑子一同到草棚子门前守候着，时间不长，棚子里柴草又响，随之该同志走到门前一拉门，发现门锁着，大吃一惊。这时他母亲嗔怒道：“你秃小子到哪里过夜了？不说不放你出来，饭也不能吃……”该同志支支吾吾地答道：“我就在草堆里睡着了。”他妻子、母亲、妹妹哪里会信，又经过再三追问，他才说明在草棚地下有一个他个人藏身的秘密洞。从此，在村里挖洞藏身一传十、十传百的秘密传播出去，普及到蠡县各个区、村。以后冀中区大力发展地道，成了神出鬼没打击日本鬼子的都有名的地道战。
孙犁根据此故事，1943年5月，写了短篇小说《第一个洞》，发表在1943年5月19日《晋察冀日报》上。这是最早以文学的形式写冀中地道战的作品，甚至在此之前，也只有新华社《地道战在冀中》等三四篇通讯发表。现在，抗战时期的冀中地道战，因各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和传播，已经为广大国人所知，但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抗战形势里，孙犁却最早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冀中的地道战，可见他有独特、敏锐的艺术感觉、观察、取舍能力。
1946年5月，孙犁在河间工作，编辑《平原杂志》，并且在八中教着语文写作课，与此同时，写了短篇小说《钟》和《藏洞》，5月29日，托张庚带原稿给正在张家口编《工人报》的康濯，看康能否在张家口找到发表的地方，孙犁还给康濯写了一封信，专门要康问候丁克辛。丁克辛1946年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丁克辛在晋察冀也是著名的作家，到张家口后不久因在《时代妇女》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春夜》而饱受公开的批评，因此建国前再没有作品发表，此事我已经在写丁克辛的文章里详细叙述过了，此不赘言。建国后，丁克辛转到铁路部门工作，还有零星的作品发表，晚年定居在天津，与孙犁还有来往。我的藏书里，就有孙犁先生赠给丁克辛的两本书，《晚华集》与《秀露集》，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张庚当时是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的主要负责人，编辑有《秧歌剧选集》三册，于1946年6月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印行，1947年东北书店重新印行一次，寒舍有藏；这年张庚到冀中区考察，孙犁就托他康濯带信和稿件。康濯可能没有把《藏洞》和《钟》找到发表的地方。1946年10月孙犁把《藏洞》重新修改了一次，1949年4月24日，在致康濯、厂民（即诗人严辰）的同一封信中，孙犁还向康濯索要《藏洞》原稿。1950年3月21日下午，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已经把《藏洞》改称为《“藏”》。此后，再没有见到孙犁的文章中提到这篇小说。1949年6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在“群益文艺丛书”中出版了孙犁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里面第一次收录了《“藏”》，可见孙犁又把这篇小说寄给了正在上海的周而复，使它得以和世人见面，也就是说，《藏洞》在此时被改称为《“藏”》，孙犁还在给康濯的信中说感觉此作品也不错。事实上，这篇作品确实不错。1958年4月，康濯为孙犁编选的散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播种文艺丛书”中出版，也收了《“藏”》这篇小说，使更多的读者知道了这篇作品（却没有收录《第一个洞》）。我收藏的这个版本的《白洋淀纪事》，是著名电影导演、孙犁的战友凌子风用过的，里面很多作品凌先生都有阅读时勾画的线，因为凌先生一直想把孙犁写的有关白洋淀的作品拍成电影，当初茅盾先生同意了，而周扬却不同意，说其中的想象成分多，让拍孔厥、袁静写的《新儿女英雄传》，因为这个作品当时紧贴政治，正红的发紫，连郭沫若也作序称赞。孙犁在给康濯的信中说不拍他的作品，“其中好像涉及到《（新）儿女英雄传》，但我想，好在那一本书里，也有《荷花淀》。然而，我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批语，以为我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是想象的印象有`许多`。老实讲，关于白洋淀人民的现实生活，凭别人怎样不是想象的吧，我以为它不能超过《荷花淀》的了，这点我是自信的。”1981年4月9日，孙犁先生在《我写过的电影脚本》里还写到，周扬否定了茅盾要拍孙犁作品的意见，说他对孙犁的作品印象是想象的成分多，要拍“别一部作品”（其实就是《新儿女英雄传》——段华注），孙犁谈到这个作品时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六十年的岁月洗礼，孙犁的《荷花淀》仍在中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熠熠光辉，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画廊里的一张奇画。
孙犁留给周扬作品想象的成分多的印象，是因为孙犁受到“客里空”错误批判的缘故。客里空，是苏联著名话剧《前线》中的一个专门吹牛拍马、胡编乱造的新闻记者的名字，该剧曾在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演出，“客里空”成为虚假新闻的代名词。1948年1月24日，《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周扬的文章《反对“客里空”作风，建立革命的实事求是的新闻作风》。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孙犁参加了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于11月8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文艺家门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久后，孙犁告别此地的舒适生活条件和亲密的战友，步行15日，回到了家乡冀中区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当时的《冀中导报》发表了一条小消息，说他这个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荷花淀》引起轰动、《晋察冀日报》又重新转载的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作家”孙犁回来了，引起本地个别人的嫉妒，说这条消息称孙犁为“著名作家”是很“骇人听闻的事情”。1992年3月24日，孙犁在《我的仗义》里就说：“现在，我可以说，当时有些本地人是排外的”。其实，孙犁就是本地人，因为长期在晋察冀山地和延安战斗、生活、工作，回到家乡也被排挤。1947年春天，孙犁又到白洋淀采风，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等散文、小说。由于他事前没向当地的宣传部门打招呼，住到了安新县端村镇冀中隆昌商店，因为老朋友、曾在新世纪剧社工作过的刘纪在那里当经理，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某干部不满。在《一别十年同口镇》的末尾，孙犁写了老朋友陈乔的家庭情况，说他的老朋友家庭尽管是地主，但现在是自食其力了（这在当时也是符合政策的）；在小说《新安游记》里，他把一个街道的方向写错了——因为是小说，写错了又有什么呢？其实，就是写散文，把一个街道的方向写错了能有什么呢？但在不久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中，孙犁就开始受到批评，由那位当地的宣传干部亲自出马，写了《孙犁同志在写作上犯“客里空”错误的具体事实》，发表在1948年1月10日《冀中导报》上，占了一个整版，把这两件事情上纲上线，差点置孙犁于死地，使孙犁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在其他的文章里已经写过他受伤害的情况，此处就不多说了。孙犁对这次批评虽心有余悸，但内心是不服的。真是冤家路窄，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到天津市南郊区（现在的津南区）白糖口一带采访，又在这里遇见那位写他整版大批判文章的干部。那干部在此搞“运动”，使工作组的成员，他特别注意孙犁的采访，好像要看看，经过他的批判，孙犁在工作上有没有进步。有一次，孙犁到食堂喝水，正和人们闲聊，那干部严肃的对孙犁说：
“到北屋去，那里正在汇报！”
孙犁认为仅仅听汇报写不出好文章，多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写出不是“客里空”的文章来，就没搭理那位干部，转身走开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未料那位干部和孙犁同住一间牛棚，一同推粪拉土，遭受斥责辱骂，共尝一勺烩的滋味，不知道他是否还认为孙犁的作品是“客里空”的典型了？
我在这里多写一下有关情况，有利于廓清，为什么建国初期孙犁的作品并不那么受重视，以及孙犁先生为什么晚年，也不愿意参与他的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的原因，他甚至于不愿意电视再拍他。
回过头来说，短篇小说《“藏”》也是根据上述蠡县地道故事写成的。与《第一个洞》两篇小说，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叙述了这个真实的抗战故事。
此事可以参阅程子华《地道战是人民创造的》（《程子华回忆录》第2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王夫《冀中地洞的发祥地》（《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及《蠡县地道斗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地道战》第273——2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冀中军区司令部等《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冀中地道战》第11——33页，），吕正操《地雷战和地道战》（《吕正操回忆录》第286——2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梁斌《烈火青春》（《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第251——25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其二，《荷花淀》、《采蒲台》与雁翎队的故事。雁翎队是抗战期间安新三小队的俗称。1938年初，白洋淀所在地中共河北省安新县委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熊焕章（安新城里人，兼任新安锄奸团团长）和三区区长李刚毅（又名李仁，安新郭里口人），在大张庄把自愿入伍打日本鬼子的20名青壮年组建了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队长陈文汉（又名陈万，郭里口人），队员多是打野鸭的猎户，全队装备打野鸭的大抬杆火枪40支，小排子船（平底、直帮、吃水很浅，架抬杆的小船）22支，手枪两支。后来以这支水上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三区区小队。1939年的一天，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高阳县人，1942年9月26日牺牲在安新尚村）和三区区委书记徐建来区小队，看到每支大抬杆枪的信口上都插着雁翎，既可以防止露水打湿火药，又可以在发射后用以捅开信口用，就高兴地对大家说：咱们这个小队，就叫雁翎队好不好？指战员们齐声喊：好！从此，雁翎队的名字就叫了起来。
1941年日本鬼子对白洋淀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有一天，日本鬼子二十多人和三十多个伪军，从安新县城到赵北口运东西，下午三点多返回。雁翎队得到此消息，就埋伏在大张庄村东、王家寨村西的大苇塘，等待敌人。太阳西斜，敌人来了，雁翎队迅速出击，消灭了这股敌人。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纷纷赶来，包围了这片苇塘，满以为能把雁翎队消灭，却没料到连个人影也没见。其实游击健儿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头顶大荷叶，泅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分别回到了王家寨了。
1978年11月5日，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说：“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孙犁文集》第六卷第6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
此故事可参看赵波《巧劫包运船》（《雁翎队的战斗生活》，《星火燎原》第十辑第128——1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7，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水上“雁翎队”》，（《白洋淀志》第278页，中国书店1996年2月版）。徐健及雁翎队的老队员刘刚、孙革、郑少臣、槐泽民、赵波等都有回忆文章，在《保定文史资料》、《天津文史资料》等上面发表。
其三，老船工与《芦花荡》。抗战时期，一位正在乘船打渔的老大爷，在一个夏日炎炎的正午，遇见正在洗澡的五个日本鬼子，他就一边剥着清香的莲蓬，一边把他们引到了布满鱼钩子的水域。忽然，一个个日本兵杀猪般的嚎叫起来，原来他们被鱼钩子勾住了。老大爷笑咪咪的举起竹篙，狠狠地砸着敌人的脑袋，砸一下骂一声，很快就把那几个家伙消灭了。
此事见杨成武《初到白洋淀》（《反攻进行曲》第三十页，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沈冶英，黄义国《战斗在白洋淀上》（《星火燎原》第十辑第143——1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其四，同口的姑娘与《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同口是白洋淀边的大镇，每年秋后，几万顷的芦苇收割完捆成捆，用船运到这里垛起来，一部分运到外地，一部分慢慢织成席子。有一回，三个日本鬼子为追老百姓一只鸡，一直追到这里，鸡猛地飞到一个草垛顶上，一个日本兵上去没抓住鸡，倒发现那里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高兴极了，连忙扑过去，不料被那姑娘用力一推，从那苇垛顶上仰面朝天跌了下来。下面的日本兵刚刚围拢过去，就从苇垛顶上落下一颗手榴弹，把三个日本鬼子炸上了西天。街上的日军闻讯赶来，架起机枪朝苇垛猛扫，扫的苇垛着了大火，但那姑娘早就跑到淀里去了。
此事见《杨成武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第7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版），孙犁据此写成散文《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发表于1945年6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解放后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原载2010年第7期《天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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