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雷锋事迹是真的吗:终结“富的愈富，穷的愈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1:10:19
终结“富的愈富，穷的愈穷”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收入分配话题每每触动着公众的神经。近年来，随着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被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加速展开。据报道，一份启动至今已达6年，其间6易其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有望于年内出台。就相关话题，记者双华斌近日采访该方案起草专家、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观点一：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暗藏巨大社会风险
我国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研究，早在2004年已经启动。仅2007年至2009年间，就曾先后6次举行征求意见讨论会。按照杨宜勇的说法，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衷和核心应该是“不能让富的愈富，穷的愈穷”。
与这一追求形成鲜明的对照，是让人尴尬甚至无法接受的社会现实。在联合国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数值在0至1之间。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达到或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或超过0.6则属于危险状态。
基尼系数越高，意味着社会财富越集中，即“富的愈富，穷的愈穷”。我国GDP居全球第二位，可基尼系数却与世界上几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为伍。
据了解，早在1992年，我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200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上升至0.44，全国收入差距已经非常不平等。此后，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
在杨宜勇看来，“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正是时候”。
早先没有实力，说到底是没有财力。以前，收入分配改革特别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说到底要靠财力，而过去国家没有这个财力。近年来，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国家财政已由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由项目性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
太晚会错失良机，则是担心如此高的基尼系数所暗藏的巨大社会风险。杨宜勇研究发现，近两年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攀升，大多与收入分配问题相关。
因此，杨宜勇8月下旬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专访时建议，将反映贫富差距重要指标——基尼指数写进“十二五”规划。他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整体实施方案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框架，不能再‘月朦胧，鸟朦胧’下去了，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改革要跨越‘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
本轮改革中，国有垄断性企业员工的高收入问题和已经提上公共议程的“第三次分配”，成为民众和媒体聚焦的热点。问及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杨宜勇提出需要更大的视野。
他分析认为，国有垄断性企业员工的高收入，的确是城市民众眼中“最不公平的一块”。但是，当前我国最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仍是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对总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占60%以上。
至于“第三次分配”，杨宜勇则直呼“靠不住”。他劝人们不要寄希望于第三次分配，“你看富人，让他纳税都不好好纳，让他捐助就更难了”，“对政府来说，应该认真做好第二次分配，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初次分配，因为税收无法矫正过大的初次分配差距”。
观点二：各方共识和互动，远非政府一纸文件能“摆平”
杨宜勇近日在“第八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秩序混乱、制约机制缺失等。在明确缩小收入差距这一方向后，杨宜勇总是强调“两个比重”，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他解释道，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政府部门应该让税，企业部门应该让利。目前的现实是，缺少这样一个机制。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前一点是紧密挂钩的，其关键在企业内部。2000年以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折旧率和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没有变化。同期，劳动力报酬下降比重等于营业盈余上升的比重。
对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切着眼于现实的“真改革”而言，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针对此前有人提出的“五年收入倍增”的说法，杨宜勇明确表示不认同：“工资要5年翻番，GDP要连续增长16%以上才行，5年内工资翻番不现实。”
他提醒道，“有些东西听起来很好听，做不做得到，可不可行，我们要问，什么是真改革，什么是假改革，要弄清楚”，而且“任何时候、任何改革，阻力总是会有的”。
他分析道，如果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就要降低另外两部分。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要向居民让税，尤其要从中央政府做起；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就要让利。“即便是个人，现在很多人也都是叶公好龙，都说要收入分配改革，但是改到自己头上，涉及自身利益就不行，比如个人所得税”。
同时，杨宜勇也提醒要警惕那种“认为改革的主体就是政府，政府能‘摆平’所有的事情”的想法。他强调，无论是改革与被改革的哪一方，都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体，主体之间共识的达成和收入分配的调整，“远不是政府的一个什么文件能够解决问题的”。对于改革的推动力，他更多地寄希望于“完善的对话机制”。
据杨宜勇了解，现在国外的工资都是集体谈判，除了集体谈判，还采用一种共享工资机制。而在我国，工人则基本上没有与老板对等谈判的权利。像工会这样的工人权利主张的有效载体，在我国基本上处于兼职状态，拿的是老板的工资，“吃人家的嘴短”。
按照他的设想，工会如果能“硬”起来，如让工人选出工会，以及工会主席不再从企业拿钱而是从工人处拿钱，就有可能为工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观点三：政府主动让税低收入群体尚有空间
今年春，《求是》杂志发表温家宝总理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8月下旬，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报告》中也提及，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3.03亿人被归为“底层中产阶级”，即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的人群。而来自国内社会阶层研究的顶尖研究团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同类研究显示，我国的“中间阶层”占比为23%。另据杨宜勇介绍，官方在2004年曾有一个标准，即人均年收入2万元，即户均年收入6万元以上，即是中等收入。当时约有20%的群体达到这个标准。
可见，与中间阶层人口应该达到60%至70%的标准相比，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远非理想中的“橄榄型”。
杨宜勇坦言，“扩中”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思路的主要内容之一。之所以多年来收效显微，是因为“扩中”靠的不是政府直接发钱，而主要是依靠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但相比之下，针对低收入者，政府的主动让税可以产生明显的功效。
统计显示，200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杨宜勇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与否，“都不叫改革”，因为那是“约定俗成的”、“有规制的”。而个税如果能从过去的分向征收变为综合征收，才是“真改革”。综合征收，即以一家人为单位计算征收。比如一个穷人家只有一个人工作，他就要纳税3000元，但按一家三个人算，他就可以更少地纳税甚至不纳税。
这样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才是杨宜勇所乐见的“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居民吃到更多的蛋糕”。#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收入分配话题每每触动着公众的神经。近年来，随着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被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加速展开。据报道，一份启动至今已达6年，其间6易其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有望于年内出台。就相关话题，记者双华斌近日采访该方案起草专家、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观点一：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暗藏巨大社会风险
我国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研究，早在2004年已经启动。仅2007年至2009年间，就曾先后6次举行征求意见讨论会。按照杨宜勇的说法，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衷和核心应该是“不能让富的愈富，穷的愈穷”。
与这一追求形成鲜明的对照，是让人尴尬甚至无法接受的社会现实。在联合国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数值在0至1之间。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达到或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或超过0.6则属于危险状态。
基尼系数越高，意味着社会财富越集中，即“富的愈富，穷的愈穷”。我国GDP居全球第二位，可基尼系数却与世界上几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为伍。
据了解，早在1992年，我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200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上升至0.44，全国收入差距已经非常不平等。此后，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
在杨宜勇看来，“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正是时候”。
早先没有实力，说到底是没有财力。以前，收入分配改革特别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说到底要靠财力，而过去国家没有这个财力。近年来，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国家财政已由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由项目性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
太晚会错失良机，则是担心如此高的基尼系数所暗藏的巨大社会风险。杨宜勇研究发现，近两年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攀升，大多与收入分配问题相关。
因此，杨宜勇8月下旬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专访时建议，将反映贫富差距重要指标——基尼指数写进“十二五”规划。他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整体实施方案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框架，不能再‘月朦胧，鸟朦胧’下去了，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改革要跨越‘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
本轮改革中，国有垄断性企业员工的高收入问题和已经提上公共议程的“第三次分配”，成为民众和媒体聚焦的热点。问及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杨宜勇提出需要更大的视野。
他分析认为，国有垄断性企业员工的高收入，的确是城市民众眼中“最不公平的一块”。但是，当前我国最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仍是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对总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占60%以上。
至于“第三次分配”，杨宜勇则直呼“靠不住”。他劝人们不要寄希望于第三次分配，“你看富人，让他纳税都不好好纳，让他捐助就更难了”，“对政府来说，应该认真做好第二次分配，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初次分配，因为税收无法矫正过大的初次分配差距”。
观点二：各方共识和互动，远非政府一纸文件能“摆平”
杨宜勇近日在“第八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秩序混乱、制约机制缺失等。在明确缩小收入差距这一方向后，杨宜勇总是强调“两个比重”，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他解释道，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政府部门应该让税，企业部门应该让利。目前的现实是，缺少这样一个机制。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前一点是紧密挂钩的，其关键在企业内部。2000年以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折旧率和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没有变化。同期，劳动力报酬下降比重等于营业盈余上升的比重。
对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切着眼于现实的“真改革”而言，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针对此前有人提出的“五年收入倍增”的说法，杨宜勇明确表示不认同：“工资要5年翻番，GDP要连续增长16%以上才行，5年内工资翻番不现实。”
他提醒道，“有些东西听起来很好听，做不做得到，可不可行，我们要问，什么是真改革，什么是假改革，要弄清楚”，而且“任何时候、任何改革，阻力总是会有的”。
他分析道，如果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就要降低另外两部分。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要向居民让税，尤其要从中央政府做起；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就要让利。“即便是个人，现在很多人也都是叶公好龙，都说要收入分配改革，但是改到自己头上，涉及自身利益就不行，比如个人所得税”。
同时，杨宜勇也提醒要警惕那种“认为改革的主体就是政府，政府能‘摆平’所有的事情”的想法。他强调，无论是改革与被改革的哪一方，都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体，主体之间共识的达成和收入分配的调整，“远不是政府的一个什么文件能够解决问题的”。对于改革的推动力，他更多地寄希望于“完善的对话机制”。
据杨宜勇了解，现在国外的工资都是集体谈判，除了集体谈判，还采用一种共享工资机制。而在我国，工人则基本上没有与老板对等谈判的权利。像工会这样的工人权利主张的有效载体，在我国基本上处于兼职状态，拿的是老板的工资，“吃人家的嘴短”。
按照他的设想，工会如果能“硬”起来，如让工人选出工会，以及工会主席不再从企业拿钱而是从工人处拿钱，就有可能为工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观点三：政府主动让税低收入群体尚有空间
今年春，《求是》杂志发表温家宝总理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8月下旬，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报告》中也提及，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3.03亿人被归为“底层中产阶级”，即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的人群。而来自国内社会阶层研究的顶尖研究团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同类研究显示，我国的“中间阶层”占比为23%。另据杨宜勇介绍，官方在2004年曾有一个标准，即人均年收入2万元，即户均年收入6万元以上，即是中等收入。当时约有20%的群体达到这个标准。
可见，与中间阶层人口应该达到60%至70%的标准相比，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远非理想中的“橄榄型”。
杨宜勇坦言，“扩中”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思路的主要内容之一。之所以多年来收效显微，是因为“扩中”靠的不是政府直接发钱，而主要是依靠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但相比之下，针对低收入者，政府的主动让税可以产生明显的功效。
统计显示，200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杨宜勇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与否，“都不叫改革”，因为那是“约定俗成的”、“有规制的”。而个税如果能从过去的分向征收变为综合征收，才是“真改革”。综合征收，即以一家人为单位计算征收。比如一个穷人家只有一个人工作，他就要纳税3000元，但按一家三个人算，他就可以更少地纳税甚至不纳税。
这样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才是杨宜勇所乐见的“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居民吃到更多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