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记忆的历史     顾土

　　在发掘记忆的过程里，在阅读各类记忆的文字中，我发现，除了无意遗忘、误记、错记或是刻意歪曲肢解外，还存在着记忆本身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记忆的历史经常被忽略，或者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根本还不知道有个记忆的历史。
　　所谓记忆的历史，就是我们对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时常就有不同的记忆。比如对第一次中英战争（俗称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拳变，在一百多年中各个时期就有属于自己时代特征的记忆；比如对辛亥革命、东北沦陷、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在二十世纪前后也有区别明显的记忆；再比如近六十年来的各类运动、历史事件、政治现象，记忆的差别也不小；对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孙文、蒋介石、宋美龄等人，还有孔子，还有胡适、陈独秀，乃至张爱玲，也都有各时代各自的记忆。这些不同，有的截然不同，有的相距甚远，有的略有差异。还有的不同，是一个年代原来就有不同的记忆，而在另一个年代这种不同又不一样。当然也会有许多相同或是近似之处。正是这些许许多多的异同，加上记忆的方式、记忆的意识，甚至记忆本身的有无、记忆的外来导向、环境压力，直至记忆的取舍，构成了记忆发展延伸的历史。
　　记住记忆的历史、研究记忆的历史，不但有助于恢复我们的真正记忆，廓清记忆的杂质，还可以在记忆的历史里面，发现各个时代的环境状态、生存情形、文化气氛、学术氛围、权力性质、民风方向、思想品质、外交关系、理性和情绪的比重，直至显现民族风尚、整体素养、社会品德和经济生活。
　　记忆中大致可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学术记忆几类，也可以继续细分。社会记忆里就可以再分出权力记忆、集体记忆等，权力记忆在有的社会有的时代很微弱或者不存在，在有的时代和社会就非常强大，因为掌控了一切记忆途径，所以可以主导所有社会记忆。这几类记忆相互交错，可分可合。个人记忆是每个人拥有的属于自己的记忆；社会记忆是社会大多数人的记忆情形；学术记忆尽管也是个人，但这种记忆经过严密考证、大量查阅、多方比较，所以为多数个人所不具备，常常也与社会记忆存在显著差异。
　　在这些记忆中，每种记忆都有各自的历史。在环境宽松的时代，个人记忆往往丰富多彩；在环境严酷的时代，个人记忆或是色调暗淡或是根本失忆，权力记忆成为唯一声音；在不太宽松也不很严酷的时代，集体记忆是强音，个人记忆发声微弱。在我们的记忆历史中，可以说，社会记忆长期占强势，个人记忆或者学术记忆大多不是失忆就是失语，所以，时间久远的个人记忆无从知道，遗留在字面的多是社会记忆的注脚。我们寻找过去的个人记忆历史，只能求助于大量档案和幸存下来的日记以及抽屉文字了。而对个人记忆来说，文化修养、学术历练、理性思维、逻辑训练，记忆力的强弱有无等等，都直接影响了记忆历史的质量。

　　记忆历史反复无常
　　六十年来，由于出现了社会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明显分离，以致记忆的历史差异恍若隔世，出现根本转变。而在这种差异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我们对记忆取舍的自由任意，这样的记忆无论是否真实，都因为多变而破坏了记忆原本的可信度，也给人以历史价值标准虚无的感觉。
　　抗战胜利六十年之际，说到抗战时期的外来援助，最吸引人也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记忆大概就属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了，有文学有纪实有回忆有评说，还有中美友谊、陈纳德夫人眷恋故土、异国老战士看望中国老乡等等，动人固然动人，但如果回味一下“飞虎队”在中国的记忆历史，又难免尴尬。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文史资料选辑》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撰述者基本都是“统战对象”，也有一些老资格的中共人士和重要事件、特殊行业的经历者。尽管他们的记忆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形迹，可贵到独一无二，有的甚至还类似于后来的“口述历史”，但因为那个时代的环境左右，使他们在记忆中竭力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中程藩斌的记忆是这样的：“陈纳德是蒋介石豢养的美国流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以抗战为名，组织过所谓飞虎队参加作战，实际上是利用空中交通，大做生意，包庇走私，无所不为，援华其名，侵华其实。”在他的记忆里还有：“日本投降后，十四航空队取消，陈纳德又购得美空军剩余的一批C46型运输机，组织了陈纳德航空队，成为美帝在华掠夺我国人民财富的合法工具。” 对“飞虎队”的记忆，连他们这样的人物尚且如此，那个时代对这一事情的社会记忆可想而知。而那个时代的这种记忆高度一致，无人胆敢背离意识形态的轨道，所以说，个人记忆其实也代表了社会记忆。
　　“飞虎队”的记忆差别还是一种相距四十年的差别，而“人性”记忆的截然不同才二十来年。今天我们的记忆里，“人性”已经非常普通，这个人性化，那个人道主义，连马桶的设计都可以贴上人性化的标签。没有人想到人性人道会有什么问题。可是20年前，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些词汇是不能随意言说的，有人有异议，还因此受到批判和处分，甚至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具有阶级性，只有革命的人道主义才有话语权，而且还有几十年一直延续的“反动人性论”这顶大帽子。在短短20年时间里就出现这种记忆的巨大差异，原因何在？似乎无人追究。其实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在平等的市场中，人性也是平等的。因为从前不讲人性，导致人性沦丧。而我们所需求的人性，就是基本人性，无所谓革命和主义，是所有人都应该起码具备的。

　　记忆历史起伏不定
　　一个公认的历史事件，在各个年代，社会记忆时有时无，时强时弱，时起时伏，显示出各个历史时期记忆的侧重点和记忆的角度。
   　南京大屠杀，这一日寇侵华期间犯下的暴行，本该牢牢记住，警示后来，但半个多世纪中的记忆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今天我们的记忆，尽管难免受强势主导左右，但海内外的各种渠道、各种出版物，尤其是形形色色的网络、电视的传播，仍可以使我们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自己的记忆方式和记忆对象。而在30多年前那个时代，出版物极其有限，传播渠道极少，而且摇首触禁，除几部革命史、党史之外，连一部可供阅读的现代史都没有。特别是30年前有整整十年，书店基本无书可看，图书馆也多被封存。在大小政治运动的猛烈冲击下，在不停的政治风暴的席卷下，人人只能依附社会主流记忆，个人空间荡然无存。处于集体空间和权力空间的笼罩下，私人记忆或者深藏不露，或者渐渐淡忘，或者模糊不清。我曾追问一些年长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一些60年前具备这种记忆并且敢说真话的人说，由于长时间看不见听不着，这种记忆已经退隐，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随着社会舆论而恢复。
　　那个时代的记忆主要靠大量文件和少数报刊导向，基本是叫你记什么就记什么。特别是刚刚成长的一代人，没有过去的亲历记忆，记住的只能是现实灌输的内容。报纸是当时最主要最权威的社会记忆主导渠道，一切主要社会记忆活动、记忆内容、记忆倾向在这里得到了最明确的体现。据统计，从1950年3月至1960年5月，人民日报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字眼18条，这18条还是在批判美国和支持日本左翼运动的文字中提及，并非专门叙述。1960年5月至1981年只字未提，1982年则出现41条，多数报道反映的仍然是日本方面反对修改教科书的言行。1983年至1986年出现了32条，里面相当多的内容依然是报道日本方面的记忆。直至1987年12月，才第一次在大屠杀纪念日里出现了专门纪念的活动，这一年，我国第一部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影片《屠城血证》终于公映。而1987年到1994年，共有91条，时多时少，其中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的消息依然相当多。可以说，在此之前，记忆常常以日本左翼话语为由。1994年这一年的12月，第二次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专门活动，接着，从1995年开始，逐年增多，年年在12月专门纪念，每年多达成百上千条。从此以后，在记忆中日本右翼特别是极右翼话语成为重点。而在无论哪个时代的记忆里，日本非左非右的话语似乎看不见听不着，好像不占分量。
　　从这一记忆历史看，在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的变体路线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美帝和后来的苏修“罪行”才是社会主要记忆对象，当然还少不了国民党的反动、旧社会的黑暗。等到阶级斗争登峰造极的时代，路线斗争加阶级斗争几乎代替了所有记忆。我们记住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最为具体的细节，我们记住了任何一次大大小小的起义、战役以及运动，我们记住了“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甚至记住了郎诺—施里玛达，苏哈托，吴奈温，一个意大利导演和几个小国小党的伟大领袖加他们的书记、总理、国防部长的名字，其他许许多多记忆却一概匿迹了。当然，由1950年到1982年，各个时间段的社会记忆也各有不同，我们也不妨以此了解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敌人、对外关系及所谓团结的对象。

　　记忆历史取舍随意
　　由于社会环境多年的强力影响，也由于文化素养、理性思维能力普遍偏低，我们的记忆历史中经常出现如下的两种现象：
　　第一是时间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差异，这实际是我们大多数人记忆历史的主流。因为多数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什么记忆思维的训练。对往事的记忆如果距离比较近，其记忆时间也许还算清楚，但时间一长，尤其经历了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更可能将时间全都搅和在一起。
　　在广东东莞，我有一位当镇委书记的农民朋友，他最喜欢在大会小会上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感谢这感谢那带给他幸福的生活，但说到他个人经历时又经常诉说他16岁才穿上鞋子，而他不过50多岁。在他的记忆里，时间已经含混不清，估计连从前诉苦时讲的旧社会也已经延后，而当今的主流话语又将这几十年说成一脉相传，所以，感恩时有一个环境强加给他的时间概念，诉苦时又有自己的具体时间概念，交叉混淆，重叠呈现。而这种模糊在20多年前并不多见，主要是那个时候对改革开放前的记忆刻骨铭心，什么都以改革开放划线；以后随着对那段时间有意无意的遗忘和混淆，也随着生活的富裕、岁月的推移，含混渐渐成为主导，时间更被溶为一炉。
　　我家附近有一个足疗店，旁边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大院，所以足疗店里面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及其亲属。听他们的记忆可以感受到今天记忆的变化，其中，时间的含混最为明显。但从他们的眼神、谈吐、思维看，我绝对相信，他们并非蓄意如此，也不是年长糊涂所致。比如有一位曾经担任部门书记的女士，今年70出头，头脑非常清晰，口齿更为凌厉。她常常劝说别人，包括农村来的那些20来岁的足疗师傅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什么什么带领我们打败小日本，哪有今天。当别人问她是否参加过抗日战争，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参加过，然后举例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她举的那个所谓例子其实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指挥的著名战役，与日本人无关。她的这种混淆，我看不出是故意。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不会理解，她的误记实际是由于过去长期舆论渲染所致。那时的教育，爱国并不专指对外，革命与爱国、反革命与卖国总是交织一体。那个时代，抗战仅是参加革命的一个时间界限，除了待遇外，没有特殊的含义。所以，在她的潜意识里，凡革命经历都属于爱国行为。于是，她可以将革命的目的都变成抗战，自然也会将什么战斗都算成是抗日了。
　　第二是各历史阶段有各历史阶段的取舍，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历史最常出现的情形。因为普通人的记忆原本就是对现实的呼应，需要什么，什么就浮出记忆的水面。记忆水下是库存，水面之上是随着时代调取出来的破裂记忆，彼一时此一时是其特征。
　　近些年，我与许多人，其中还有许多老共产党员聊天时发现，他们对多年进行的中共党史教育、党的最终目的教育、革命性质的教育、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教育，基本忘却，连从前长期教导和信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大目标等一整套说法在记忆里也是一锅粥，好像一切只是为了反抗法西斯，为了反侵略，为了国家独立。这种说法在我们的过去曾遭到严厉批判，认为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混同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不料，这种说法今天却成了时兴。这也难怪，因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已经退隐，民族情结、国家意识冲向最前台。30年前和现在，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在记忆上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话，恐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从前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如今都改成了国家利益。可是，这也使人们丢失了过去的记忆，错将今日当昨日，把那个时代的一切作为都当作国家利益的结果。这种遗忘，再加上今天的宣传，尽管可以模糊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里的绝对主导作用，但越是这样的遗忘和宣传，越是强调国家利益，就越是无法解释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的初衷，越是给人以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觉。
　　三十年前，多数地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是公开普遍的记忆。统购统销、购货本、购粮证、粮票、布票、米票、油票、线票、煤票、柴禾票、工业券，只有每年春节才配给的二两香油、半斤花生、三两瓜子、一份黄花木耳，洗澡难理发难出行难住宿难，一大家子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绝大多数人包括城市居民如厕没有一张像样的纸，在我们的记忆中如铁打那般结实；多数人半饱，人民很少吃肉，是我们完整的生活记忆。
　　但在今天，有许多人在说从前那个时代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当然吃什么吃多少没人提及。
　　三十年前在我们的记忆里，农民受到生产队的严格管理，靠每日的劳动工分维持最低生存线，他们没有粮票，无法远行，被死死钉牢在土地上。并且，所有地方的住宿和流动都受到严厉控制，所有人都对陌生人充满警惕，所有的空间都在进行阶级斗争和大小运动，所有的年节会议都以清理外来人口为第一要务。
　　而今天，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时的农民“安居乐业”，不会“背井离乡”。
　　三十年前在我们的记忆里，医学权威被打倒，专家名誉扫地，医疗水平严重下降，看病还分阶级，所有专业考核都成了攻击的靶子；大中小学不是停办就是无书可读，以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为主，教授和高水平的教师大多受到批斗直至关押，课堂纪律混乱，可学可不学，基本不考试，反潮流、学黄帅、效法白卷张铁生、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等等以批判教师为目的的运动接二连三。
　　近些年，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时的医疗与教育大普及，人人有学上有医疗队下乡有赤脚医生的热情服务。
　　词汇的使用率常常也显示出社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应该抹杀历史。30年前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近十几年，共和国多了起来，动不动便是“共和国的土地”、“共和国的历史”。这正是意识形态淡化的结果。假如以这种思维去解释过去，就很难说通。1912年共和肇建，为了维护共和，又有了护国护法。从那以后进行的重大革命，其目的已经不是共和，而是建立社会主义。去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那段历史，恐怕就必须否定自己的历史。
　　仅仅20多年前，“反党”还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名，意味着阶下囚，但在今天，“反政府”成了一个关键词，尤其是八○后，在他们的思维里，根本没有“反党”的概念，只有“反政府”的意识。其实，几十年来，我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从未发生质的转变，在所有主流宣传工具中，这一点天天都可以显示出来。可是，只因为一种提法的变化，就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将我国与世界接轨了。这实际也恰恰反映出他们的深层意识里真正认同的是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对眼前的事情宁肯视而不见。
　　说到这里，我又记起了那位“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部门书记，就在她不停地向乡村出来的足疗师傅宣讲如果不是什么什么，我们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时，不想被正在为她洗脚的一位农村小伙子回敬了一句，如果是什么什么那时，洗脚肯定当作资产阶级生活，会挨批判的！书记愣得哑口无言。看来，即便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只要从上一代那里接纳的记忆稍稍完整一些，就会得出另一种记忆结果。

　　影响记忆三大因素
　　在记忆历史中，影响记忆改变的因素有这样几种：
　　记忆主体
　　在研究记忆的历史中，研究记忆的主体十分重要。研究了记忆主体的情形之后，才可以分析出记忆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背景。
　　贫寒主体与温饱主体的记忆截然不同，认同现实主体与不满现实主体而引起的记忆也不一样。比如20多年前，大多数记忆主体从一个沉重的岁月刚刚走出，痛定思痛是记忆基调。人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痛苦记忆，贫困、冤屈、反省弥漫于记忆的主体。如今，生活刚刚富裕一些，在许多人的记忆里，痛的记忆日益淡薄，贫困的记忆改为大家平均，冤屈的记忆改为时代需要，反省的记忆改为深情缅怀。20多年前，争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是普遍明确公开的话语，可谓自惭形秽；今天，风气究竟是否好转还没有明确的表达，但是积极为自己辩护成了记忆中的时尚。
　　近几十年来可以发现，几乎每隔十年，社会记忆就会出现显著变化。仔细分析主导社会记忆的那些人的经历就明白，这与他们的人生有直接关系。在哪个十年里入的党参加的工作提拔的干部就会形成哪个十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记忆。这样的记忆主体居于什么社会位置，也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社会记忆。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知识各不相同，对时代的记忆，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当然也千差万别，可是我们长期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个人记忆被淹没被阻断的时代，所以，集体记忆常常代表着一切。集体也是一种记忆主体，就是大家的一致记忆，互相影响互相传染，特点是情绪化、无理性、摇摆不定，相当随意。尤其在文化素养、现代政治常识、理性判断偏低的时代，集体记忆基本是权力记忆的延伸。这种记忆，由于记忆主体的不自立，在记忆历史中最不可靠，也不具有思想价值，但确是时代情绪的真切反映。

　　政治符号
　　由于强大的权力记忆和统一的社会记忆是我们的时代特征，所以，强加给我们的符号记忆常常在心目中挥之不去，成为我们记忆的主导意识。
　　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之类的人物符号，曾经是我们对一类人的强烈记忆，尽管今天阶级已经不再被提及，但这种人的特征依然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如今的土地主宰者、矿山拥有者、工厂所有者、房地产把持者、外资代理人遍布各地，可是已经没有人将这些与我们曾经积极消灭改造的那个阶级划为一体。如今记忆中民国以前的商人、企业主、地主等，多是以爱国者、文化传承者、艰苦创业者、诚信之士和豪侠之士的面目出现，已经没有人将他们与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联系在一起。其实，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这类形象当初问世的时候恰恰是把他们作为“乔家大院”一类阶级的代表而塑造的。如今我们可以穿上某种中式服装，然后以此作为民族文化的标志而自豪得意，但是，在我们过去的记忆里这样的服装早就锁定为地主老财及其所有剥削阶级的象征，从作者为黄世仁这些人起的名字便足以看出当时对传统文化的敌对情绪，整个时代和社会当时都以彻底灭绝他们为最终目的。于是，在人们的现实记忆中出现了三种形象：现实民族产业的代表、近代民族企业的典范和政治历史中的反动派。也就是说，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之类继续作为丑恶形象活跃于舞台上和人们的日常话语中；乔家大院、大宅门等等，却被恢复于美好记忆里；而一批批致富带头人、富豪排行榜、知名企业家则被社会所仰视。在这既认可又否定、现实实际肯定和传统话语理论反对的交错中，人们的记忆不时变换，随需要而定。
　　政治符号肯定与实际运行否定也是多年来的一大特色，人们已经浑然不觉。你会发现，一方面，人们在历史政治符号的肯定中坚信几十年的一切；另一方面，又在眼前现实中不断革除这一切，因为否定才可以带来进步。在这矛盾的生活里，一些人甚至是很多人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记忆结果：当年合理今天合情，当年应该如今必需，当年一切都对，现在什么也没错。好像在说当年只有春节才供应三两瓜子很英明，眼前的天天瓜子皮满地也非常伟大。
　　1978年以后，我们最大的现实觉悟就是明白了《东方红》和《国际歌》原来根本不能放在一起高唱；1978年以后，我们最流行的现实话语就是嘲笑讲了几十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需要我们去解放”。现在，政治符号记忆经过30年的顽强坚持，终于改变了我们那时的事实记忆，包括我们曾经的觉悟和话语，那时的事实记忆也在政治符号记忆的始终延续和自己的时过境迁中最终不见了。2007年10月11日，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院一次重要的官方演出中听见了1959年诞生的歌曲《唱得幸福落满坡》。一位农民在大跃进的第二年表现出这种心情并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今天舞台上的著名主持人李扬却说：“这首歌反映出当时中国农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三年大饥荒，千万人死于非命，因为什么，这似乎是个定论。官方的中共党史、中共《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所有官方表述，几乎都否定了大跃进，改革开放在农村的最大成果就是撤销了人民公社。我想主持人和撰稿人也无意为人民公社为大跃进翻案，无非由于长时期的政治符号记忆灌输，英明、伟大、胜利成为铁定形容，而具体现实的记忆在这种强力符号记忆下便很难呈现出来。
　　近些年在“八○后”及其父母中间，我曾经多次询问过：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不料由于政治符号记忆与现实生活的严重剥离，几乎没有人再可以准确回答这一当代中国历史最为重大的问题了。因为依据现存的政治符号记忆，改革开放已经近乎吃饱了撑的！

　　社会环境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记忆只是一小部分；在很长的岁月里，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记忆只有几次革命、几次起事、几次侵略战争，而当时的中国其实还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还有许多社会变迁和制度建设。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们的记忆从来只限于一隅，仅限于一小部分人；可是，这30年的中国还有更广泛的地区，还有更多的人，还有一个控制全国的政权，还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决定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事件，我们却一无所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产生了许多重要人物，但是在我们的长期记忆里，只存在一些国家的政党和领袖的名字，甚至还对他们的总理、部长了如指掌。有的是因为天天喊打倒，有的是由于每日喊支援，有的大概老上报纸老接见。诗人北岛曾经回忆纽约的一次乘出租汽车的经历。他问那位司机是哪里人，不料司机大为光火，说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知道。北岛追问为什么，他回答已经有许多乘客问过，但都说没听过，使他很没面子。北岛依然追问，说自己说不定知道呢。司机终于说出了阿尔巴尼亚，北岛不但知道，还说出了首都和过去那位领袖与总理的名字。司机兴奋得连车资都免了。北岛说的没错，那个时代的我们每个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谁不知道霍查、谢胡，谁不知道地拉那。有些记忆力强的人还知道他们的国防部长巴卢库，这个名字恐怕连今天的阿尔巴尼亚人都闻所未闻了。
　　这样的独特记忆来自于当时我们所处环境的左右，我们只能具有如此的记忆。这种记忆表明，记忆深受环境的影响，假如处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这种记忆连犹豫的可能都不存在。
　　由于大多数人不阅读不思考，一种当下的社会舆论常常也成为改变记忆的因素。我们过去的记忆里，起码整整30年是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打倒以色列，是全力支援以色列的对立面。不想，前些年的几个湮没几十年的二战故事被舆论挖掘出来，大面积重新提起，立即将从前的记忆一概抹去。我走到任何地方，直至日本、俄罗斯，都有中国人在告诉我，以色列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那是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帮助过犹太人。其实，日本一位外交官也为犹太难民发放了大量签证，一些国家也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而在那几个二战旧事被重新发掘前，说实话，据我所知，以色列人对中国人一直都不错，但在我们这里的社会记忆中基本不占位置。其实，与当时的中国人接纳犹太人类似的，更有理由被提起，被书写的，就是在二十世纪初，大量“白俄”涌到中国，遍布许多城市。中国人接纳了他们，他们也为中国带来了优秀的艺术，交响乐、芭蕾舞，最早的中国艺术家大都经受过他们的培育。直至当今，“白俄”的许多后代还生活在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少有人叙述，也没听见有人说如今已经变了颜色的俄国人因此感激了中国。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昨是今非是一大特征，这就令我们的记忆历史更富有色彩，更带有研究价值。记住并研究我们的记忆历史，特别是近现代的记忆历史，可以深入显现社会的变化、人的心路历程。记忆历史，从某种意义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所有历史。

　　写于2007年9月25日
　　定稿于2008年10月6日
　　注：我们曾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的人人关心政治的时代，好议论政治成了现代民族习惯。但多数人的现代政治素养却很低，阅读又相当贫乏，理性思维基本不具备，连一般的逻辑训练都没有，加上各种限制，所以，大多数人的话语很难发表出来，报章杂志书籍发布的文字，也就是官方、专家、媒体的公开记忆，常常并不代表多数人，甚至也不代表他们自己。这样，网络和私人交谈就成了我了解记忆的主要途径。关于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记忆，我主要查出当时的报纸记载，还有我当时的阅读与交谈的记忆；当今的记忆，我主要取自网络和各类谈话、访问。与我谈话、被我访问的人均确有其人，但恕我隐去姓名。

　　【小资料】
　　按：瑞典汉学家、文革史家沈迈克给本刊发来了他所收藏的文革小报《保定工人》1968年8月20日刊登的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和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名单（据原件扫描）。本刊据此整理录入，并请余汝信先生对照有关史料作了个别订正。现刊登以供研究者参考。并向沈迈克、余汝信先生深致谢忱。

　　（原载于〈记忆〉2009年1月11日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