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法律问题:女演员忆毛泽东接见自己时戴着维吾尔式帽子（照片）

女演员忆毛泽东接见自己时
戴着维吾尔式帽子
1950年9月下旬，康巴尔汉作为新中建国一周年新疆国庆观礼团的成员之一，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9月30日18点左右，中央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招待宴会，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了这次宴会。宴会期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依次来到新疆观礼团和新疆歌舞代表团的成员中间，当观礼团阿不力孜.穆罕默德团长把康巴尔汗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高兴地对康巴尔汗说：“我晓得你的名字。”
毛泽东为何此前晓得康马尔汗的名字呢？事情还要追溯到1947年——

1956年毛泽东和新疆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汉握手，
主席本人戴着维吾尔式的帽子。
在南京、上海、杭州和台湾演出
1947年9月，新疆成立了青年歌舞访问团，共约七八十人。将南疆喀什的好演员(其中有明娜娃)和音乐家都请来了。他们采取挖墙脚的办法，将我们歌舞团的歌手、乐队拉过去。我们歌舞团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只好以加演电影来补助。他们又来拉我，我说：我有困难时，我的妹妹病重时，你们是什么态度?我表示不去。
他们采用欺骗手段，首先“攻克”了我母亲，让我和在政府中工作的宣传总务科长阿不多勒音结了婚。实质上是让他控制我，打破我奔赴三区革命根据地－－伊犁的计划。
就在歌舞团出发的前一天，他们又找我谈，动员我参加赴内地的演出。我说：我不是从喀什来的。宣传部门的秘书长拍着桌子：“你的名字已发到南京、上海了！”我也拍桌子说：“我回国后，没见过你们对我的好态度!”我母亲见我惹恼了秘书长，唯恐她的女儿又遭迫害，哭了。
我听了街坊的劝告，坐上放道具的飞机，最后一批出发了。
在南京演出时，一天，大轿车把我们拉到一个有花园的院落，进入铺有地毯的客厅。一会儿，一个头发浓黑的女人走入大厅，团里领导都站了起来，向大家介绍说是蒋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并领她与所有演员一一握手。接着就到一座假山旁照了相。然后就回住处了。大家很觉奇怪。这样的接见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演出，也很神秘，化妆时不许串走，叫大家保持安静。舞台也奇特，又高又窄，表演完了只听到稀稀拉拉的掌声，令人迷惑不解。后听说：“今天的演出不如以往，可能因蒋委员长看演出，大家过于紧张的关系吧！“过了几天，给每人发了一小包礼物，打开一看，是蒋中正的像片。
从南京去上海，在车站戴爱莲的女儿叶明明代表她向我献了鲜花。我们到了住处，电影明星胡蝶因未去成车站，改在这里给我们献花。我们在青年馆交际处照了相，从这里我得知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正在上海休养。我将想见梅先生的要求告诉了团里，不几天我们被邀到他家。梅夫人在客厅迎接我们。在梅家里唱啊玩啊，即兴地跳起了舞，又在他的院子里照了相。我称赞他的艺术造诣精深，他谦和地说：“我演得不好。”并说他第一次看到少数民族歌舞，特别高兴，还称赞我演得好。梅先生已有八年不演出了，这次特意给我们演了京剧，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演出。
在上海演出的日子里，我还多次见到戴爱莲。这位爱国的女舞蹈家，放弃了在欧洲优越的生活条件，只身回到祖国。她的创业精神感动了我。我发现她所走的道路与我有许多共同之处。戴爱莲为我们举行了专场演出，她表演了许多舞蹈，其中有她回祖国后收集与创作的少数民族舞；有她根据新疆舞改编的《青春舞曲》。为感谢她，我特意送了她一顶维族人民最珍贵的礼物－－珠花帽。我们到她创办和领导的中国乐舞学院，观摩舞蹈基本训练。她自己表演了节目，她的学生们也表演，我们也表演。这种有益的交流，我至今记忆犹新。
此外，我又见到了赵丹，认识了张瑞芳，他们均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京剧艺术家周信芳也为我们专场演出。
在内地的演出，加深了我对祖国的感情。祖国地大物博，文化悠久，有着众多善良、勤劳的人民。他们尊重边疆同胞，热爱边疆歌舞艺术。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人向我提出各种问题。
张治中说台湾省和美国邀请了歌舞团，团里决定有一部分人回新疆，其中就有我。张治中知道了，派包尔汉给团里做工作，因此全去了台湾。
台湾人民和演员对我们非常亲热，开联欢会，举行宴会。我们在台北、台南等三个地方演出。演出时没有舞台，就在礼堂和广场表演。从台湾返回时，先坐轮船到上海，然后坐火车到南京，最后坐飞机回了新疆。回到迪化，我就离开了这个团。但七八月份又把我叫去，到兰州给马步芳等演出。再返新疆时，我因生气又害病了—直呆在家里，直到1949年8月解放前夕。
阿不多勒音的叛逃
当各种迹象表明新疆即将解放时，我的丈火阿不多勒音企图带上我逃到外国去。我说我有母亲和女儿，在苏联时我都要回到自己的祖国，现在我更不能走，哪个国家也不去。
他恼羞成怒，骂我：“你本来就是红腿子。”当时我家住在骑兵团的隔壁，我拼命跑，他开枪打中了树干，没打中我。我气喘吁吁地跑去找包尔汉。包尔汉不在，我将他们逼我外逃、用枪打我等情况，告诉了张治中手下的人－－刘秘书长。他说：“好!我们给你想法子。”第二天，一位维吾尔族妇女来到我家门前借缝纫机针，我给她时，她小声地说：“
你别怕，有事你就呼喊，上面站着的人有机枪，就是专门保护你的。”邻居们也给出主意说：“如果你丈夫回来取东西，让他拿走，以免出事。”过了两天，他果然回来取东西，将什么都拿走了，放在六根棍(马车)上。此时，我将领导都叫来了，问他：“你走吗?”他说：“我走。”我递给他纸和笔，叫他写好离婚书。我口气很硬地说：“不写，东西就不许你带走。”我知道上面有人保护我，因此理直气壮地“命令”着他。我叫阿不多勒音和他的哥、弟、妹一一在上面签了名，盖了章。只见阿不多勒音拿着离婚书的手在颤抖，不愿绐我。我一下子夺过来．装在口袋里，说了声：“好吧!你走，祝你一路平安吧!”过了一天，我和邻居们组织起来放哨，乡亲们又探听到他的同伙也逃走了。我这才放了心。
欢庆新疆和平解放
哈斯木江坎巴里任维吾尔文化会主席。他将大家重新组织起来，由一个从解放军来的人任指导员，领着我们白天在街上欢迎一批又—批的入城队伍，晚上在盛世才原住大院的西大楼给进疆部队演出。
不久，解放军文艺工作团带着介绍信来到文化会，要求向我学舞。他们找到我家里，说“我们来了一个多月了，看了你的精彩演出，请你讲讲你是如何学舞的?”我从苏联习舞开始，直讲到在维吾尔文化会止。不久，来了正式公函，请我去教舞，拍舞蹈剧照。原来的领导怨我不该让解放军进家。当我教舞时，他们又借口说礼堂要用，叫我到大院子里去教。解放军将我请到营房。偌大的厅里，只点了一个小火炉。他们穿上棉衣、戴上棉帽子跳。我实在过意不去。他们谦和诚恳，尊重人，于是我上午教，中午教；教了《劳动舞》，又教《歌颂解放》、《歌颂毛主席》等新创作的歌舞。
学习结束时，来人说司令部叫我去。原来是王震司令员接见我。王司令员向我说了感谢的话，让我多给部队文艺工作者教舞，并勉励我好好演出。军队文工团表示欢迎我去团里工作。
1950年6月，文联组织我们到伊犁深入民间。艺人拉比汗·阿克巴拉罕给我们跳带碗的盘子舞。此外，又学了蒙古舞。在伊犁汇报演出后。又回到迪化。我将所学到的舞蹈进行整理、改编，创作了《解放的时代》，恢复了《林帕黛》、《打鼓舞》，发展了《游击队员舞》(用《解放军进行曲》伴奏)。其中有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形式上有纯舞及载歌载舞的，共 20多个节目，带到西北文代会演出。
在西安给西北党、政、军、文艺界及西北文代会演出，彭德怀司令员观看了演出。后来，我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周年活动。
给国家领导人演出
1950年9月30日，我到北京参加国庆周年纪念活动，随新疆代表团住北京饭店。一天夜晚，大家齐聚会议厅。忽然，代表们站立起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副主席走进大厅，翻译将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部队领导和我们一一介绍给毛主席。轮到我后，毛主席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熟悉你的名字。”我又高兴、又紧张。坐下后，心仍在怦怦地跳。突然我发现女儿乌鲁汗不见了。我四下望去，只见她在毛主席身边喝汽水，毛主席慈祥地笑着，手里拿着汽水瓶等她喝干再添。我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阵子，服务员才抱她送到我跟前。我看到国家领导人如此平易近人，能在他们身边欢度节日，真是无比的幸福!
国庆节观礼时，我上了观礼台，观看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当文艺队伍中响起新疆音乐时，我身不由己地将前面的人拨开，加入舞蹈阵营中跳起来，我太高兴了！
以后，我又到怀仁堂给国家领导人表演了《盘子舞》、《乌夏克·玛勒古里》、《打鼓舞》、《解放军舞》。演出后，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并建议拍个歌舞电影片，名叫《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我跳的前三个舞蹈就收在这部影片中。我还在中山公园演出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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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28雨霖转载/编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