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雷水解卦 感情: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04:13:30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
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莫迪里亚尼在一篇演讲稿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突然记起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种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对此这儿有一场工程师、经济学家及外科医师之间的争论，我认为相当有道理。这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口说："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你认为谁能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勇敢地站出来说："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这之前创造了世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能做到？"这时候，经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当时是怎样一片景象？那可是一片混沌啊。你们认为谁应对此负责呢？" ()③
这个故事表面上调侃了"制造世界混沌"的经济学家，实质上是探讨经济学家的社会价值。莫迪里亚尼正是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名建立了家庭储蓄理论"和他关于资本费用和公司的市场价值之决定的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的形成所做的贡献……说明家庭财富管理的必要性，且都可看成莫迪里亚尼对金融市场作用的广泛研究的不同组成部分"。生命周期假说来自一个简单的概念，即人们为自己退休而储蓄，所以他们在能工作赚钱的岁月里进行储蓄，以便在退休后用以消费。此假说的一个严格的数学形式引申出许多不能得自先前理论的结论。例如，一个人的储蓄不仅决定于他的收入，还决定于他的财富，他所期望的未来收入和他的年龄。此假设也对凯恩斯-库兹涅茨悖理提出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如莫迪里亚尼和布伦堡所表明，在生命周期模式中并无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储蓄--收入关系的惟一对应。生命周期假说的原始提法是对个人而言的一种储蓄行为理论，但莫迪里亚尼已经扩展了假说的意义，并在他的许多写作中讨论了从经济政治观点看来有趣得多的争议：由这个理论得出的关于总量家庭储蓄的结论。他指出了这个理论的许多含义，包括：（1）储蓄比不是和先前理论所说的那样由家庭收入水平来决定，而是由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来决定。（2）储蓄兼受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影响。（3）储蓄既受总量财富的影响，因此也受作为资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响。（4）一个自主支出增加的乘数效应接近于边际赋税率的倒数值。通过生命周期假说，莫迪里亚尼创造了一整套新的家庭储蓄理论。这一理论已在消费与储蓄的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它已为多种问题--主要是那些涉及经济政治措施的效果问题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打下基础。举其要者，它曾被用来分析各种社会保险体系的效果，以及预算赤字给各代人的经济状况带来的后果。假设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于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这两位作者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表明，对给定的投资政策，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这些定理的用意在于提供一种以资比较的标准。因此，他们假定既无赋税又无破产成本。然而，作者对赋税是否影响定理的真实性作了透彻的讨论。 ()①
此外，莫迪里亚尼还和他的同僚默顿·米勒于1958年合写了一篇论文，形成了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这个定理的核心思想是，假定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在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这两位作者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表明，对给定的投资政策，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这些定理的用意在于提供一种以资比较的标准。因此，他们假定既无赋税又无破产成本。然而，作者对赋税是否影响定理的真实性作了透彻的讨论。初看来，这些定理似乎有点奇怪，不是常有人对公司的债务程度煞有介事地去看待吗？他们要么把沉重的债务负担看成一种风险因素，要么反过来把高度负债看做某种有利因素。常有这样的看法，比方说，一所房子如果抵押得很重就会更值钱。不错，当然会做这种股价。但这种股价忽略了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所构想的完善市场中的势力。因此在这种市场中，股票持有者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不费工本地选择他们的资产成分，从而他们对风险、债务负担等等的股价将反映在他们所选择的资产构成中。然而，这并不否定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的有效性。假使定理不成立，那么总有可能通过卖出估价过高的股票和买进估价过低的股票，甚至还可以通过借债，而从中获利。其结果是，股票价格将发生变化，有关公司的价值将接近于定理所假设的均衡状态。
一直到50年代后期都没有人对投资、债务、赋税等研究出有生命力的公司财务理论。仅在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提出他们的定理之后，在这个领域中才开始出现比较严格的理论成果。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把财务决策放在财务-市场均衡理论中考虑，为在此领?中继续进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南。因此，他们贡献的科学价值并不限于他们所提出的定理本身，他们把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公司财务学科中也许具有同等重要的科学价值。有趣的是，默顿·米勒也是一名犹太人，他和另一名犹太人哈里·马科维茨及美国人威廉·夏普分享了199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马科维茨对金融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有关预期收益和风险之间相互关系的资本组合选择理论，为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一书的编者犹太人丹尼尔·B.克莱因认为，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审视和反思经济学知识是否和能否增进社会福利，而这种反观诸己的明智以及从中发现的问题其实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和所有经济学家都不能逃脱和必须要考虑的根本问题"。① ()丹尼尔在其书中的导言通过反驳斯蒂格勒的观点 ()②来指出，"知识并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的判断。"因此，丹尼尔认为，经济学知识或者社会科学知识其实同时内在地拥有三个面向：其一是通过收集、描述和提炼提供各种信息，这是知识的"事实面"；其二是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和工具进行解释，这是知识的"技术面"或者"理论面"；最后在各种解释之间形成一种好坏的判断，判断是知识的道德维度，影响着人们未来的主张和行动。丹尼尔坚信"经济学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解释和判断。一种对知识性质的全面判断和了解能够使得经济学家们拒绝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效率的'宿命论'思想"。③ ()而在上述知识的三种性质中，在准确信息和有效解释基础上的判断尤为重要。因为连接人的"思"和"行"的就是具有判断力的知识。因此，犹太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才会说："……思，是决定'应当如何'以及评论'如何不要'的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判断，于是成为一致的准备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仅要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用哲学原理说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④ 因此一个社会研究者（经济学家也是社会研究者）的角色就不仅是一个勤勉的"资料收集者"，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情的"理解者"，一个高尚的"解释者"，更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个明智的"建议者"和一个真诚的"社会影响者"，这就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名社会学者的五种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断言："在行动的领域里，学术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事实上，学者可以提醒一个将要行动的人，他的计划是否周全，以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可以保证该计划成功，或警告他可能会有的种种后果。"说白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人间情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和进步。美国联邦大法官犹太人波斯纳在那本极具批判性的专著《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指出，那些将学术作品转化成普通教育或社会公众能理解的形式，将"有利于知识的普及"。事实上，无论是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无论是加里·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还是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的作品，都具有"自我大众化"的功能和启迪大众的效果，通过对各种现实问题的专业化经济分析，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受到震撼并去思考一些本来熟视无睹和理所当然的问题，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所以，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利益和诱惑的"大染缸"，是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复杂地域，政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各种利益的人和集团，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 ()①
那么，犹太经济学家究竟对人类贡献了什么呢？
经济学家把整个世界当成自己的实验室，以各种实证和假说来改造世界。在"在理性主义者与个人选择"这一思想下创造的犹太经济学家有哈耶克、加里·贝克尔、赫伯特·西蒙。他们认为，当所有的人都理性行事时社会将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生活水准及个人自由度也将达到最高程度。他们用来形容理性选择的收益的比喻是较为恰当的：这是一座庄严的希腊神庙，庙宇的线条清晰地划过万里无云的长空，完美而和谐；在"理性的局限与政府的作用"这一观点指导下工作的犹太经济学家有肯尼思·阿罗，197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的贺词中这样说："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阿罗阐释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阿罗归纳出几个有关某种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定理，且证明在实物资本的研究与投资之间资源配置上存在非理性一般趋势。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作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理论，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有社会福利函数。此外，阿罗在增长理论和决策理论也有重大建树。"在"通过测试去理解"这一观念指导下工作的犹太经济学家有：拉格纳·弗里希和康托洛维奇。弗里希不仅是挪威的犹太人，而且是第一个获诺奖的经济学家，他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终于将经济学变成了科学。1969年，因为在经济学中引入科学分析经济行为所必需的数学工具，他同简·丁伯根共同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吸引着弗里希，他是爱智慧的人，并将计量经济学看成是一种增长智慧的方法。康托洛维奇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上大学时读的是数学系，他因创建和发展了线性规划方法、革新、推广和发展资源最优利用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同美籍荷兰经济学家贾林·库普曼分享了197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商业周期变成经济萧条"时，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亚尼这几位大师出现了，他们应用并评论凯恩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经济理论，力图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等重大问题。萨缪尔森认为，市场经济表现出不稳定的自然倾向。一个支出、收入和就业趋向于大幅度变化的体系需要自主性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缓和经济的起伏变化； ()①这一观点和弗里德曼恰恰相反，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影响收入、就业和价格的方案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各种政府方案都期望解决上述问题，但正是这些方案阻碍了自动调整这些问题的各种行为。自由市场情况下，价格和货币会自动调整各种矛盾，政府的唯一责任就是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适量的货币供应；肯尼思·阿罗、列昂惕夫、劳伦斯·克莱因、西蒙·库兹涅茨被称为"模型构建者"，就像内燃机需要一个由活塞、阀门、点火系统等构成的模型一样，了解一种经济体系也需要一个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模型显示不同的经济单位--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决定总开支、价格、生产、就业、储蓄与投资以及其他同人们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变量。库兹涅茨在其诺贝尔获奖的演讲中，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向本国人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以技术进步以及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为基础。这种现代增长具有六大特征：第一，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第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第三，经济结构转型的高速变化。第四，紧密相关并且极其重要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快速变化。第五，借助于技术力量的增强，经济发达国家有到达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增长高度的倾向。第六，现代经济增长的扩散仍很有限，占世界3/4人口的国家的经济表现仍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潜力可行的最低水平。用库兹涅茨的理论反观中国经济的增长，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罗伯特·福格尔和罗伯特·索洛的主要经济贡献在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索洛师从列昂惕夫，于1987年荣获诺奖桂冠，他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一句是"不要太过相信经济理论能够充分解释经济行为的能力"。
索洛认为，没有在所有国家都有效的单一增长率，而是有千万种增长的可能，分别由每个国家的不同偏向决定，决定国家增长潜力的最基本因素是国民的信仰。索洛把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比作一条三条腿的凳，第一条腿是储蓄与投资率（间接为国家的资本储蓄率），第二条腿是人口增长率（间接指劳动力增长率），第三条腿是技术增长率（间接指资本与劳动生产力），合在一块儿即为国家的资本投资率与人口增长率决定了可用于生产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数量。在这里，技术进步是索洛增长理论的核心要素；约翰·海萨尼、莱因哈德·泽尔腾和罗伯特·福格尔，还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机制：起源与改变的潜能"上。
有这样一则关于经济学家的故事：
有位单身女性身体不适去看医生，被告知患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在极度沮丧之下，病人恳求医生："您行行好，再想想办法救我一命吧！"医生答道："你可以尝试嫁给一个经济学家，然后换另外一个地方居住。"病人迫不及待地问："那样一来，我可以多活些时日吗？" "不，但至少感觉要显得比半年长。" 这就是大多数人眼中的经济学家--多么的乏味，经济学也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但是，其实并不然，本书中涉猎到的许多犹太经济学大师一方面用严谨的科学方法为社会经济诊断病因，另一方面也非常妙趣横生，尤其是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这两位真正的大师。
赫伯特·西蒙说："我们无法用原始版本的落后定律预知重物在糖蜜中下沉的情况。"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于强调科学性将严重减少检验问题的维度。"
加里·贝克尔说："人类的动机决不仅限于一己私利。"
罗伯特·索洛说："不要过于迷信科学，理性思考、尊重事实，像真空吸尘器一样，吸入所有的信息。"
列昂惕夫则说："避开安逸的微分学世界，不要让数学的骗术转移对真理的注意。"
哈耶克说："只是一个单一经济学家的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莱因哈德·泽尔腾说："群是自私的产物，并非群体。利他是对信任的投资。"
罗伯特·福戈尔说，"与其说经济学解决问题，不如说它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维度。"
曾经有人说过，只需交给鹦鹉"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词就能让它们也懂得经济学。罗伯特·索洛承认这一轻视经济学的言论有一定道理。但他坚持说，这不是对经济学最坏的评论。的确，在经济学的城堡里，除此而外，再没有其他游戏可言了。他说："经济学家的本质就是为了了解我们周边环境而努力奋斗。"
只有萨缪尔森在肯定自己的成就时显得十分谦虚，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老农夫，这个老农夫在池塘里吐口水的时候说："每一滴都是有用的。"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
在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你可以买到一个咖啡杯，上面刻着诗人奥布·雷门农的诗句，1962年4月肯尼迪总统在他的生日时将刻着这些诗句的银啤酒杯送给了他的朋友戴维·鲍尔斯：
有三样东西是真实的，
那就是上帝、人类的愚蠢和大笑，
前两样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的第三样。 ()①
对于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萨缪尔森来说，上述三样东西在他身上都有完美的体现。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信仰和道德就是上帝对他的戒律和馈赠；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他对人类的愚蠢批判性的嘲弄；至于幽默的大笑，这是萨缪尔森的本能，也是几乎所有成功犹太人的本能。据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这样的评论："人常常会被真理绊倒，但大多数人会设法爬起来急忙走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当萨缪尔森牢牢地抓住真理时，他借着上帝赏给他的智慧，怜悯地嘲笑着人类的愚蠢和经济学家的愚蠢。 ()②
《宏观经济动态》杂志的编辑威廉姆·巴耐特曾采访过萨缪尔森，他这样描述这位被经济学界誉为"最后一位通才"的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的成就有点唐突，他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是如此广阔（在50年间平均每月都有一篇学术论文），以至于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很难找出他没有开创性贡献的领域。③ ()萨缪尔森的研究领域，除了经济学外，还广泛涉猎了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与劳力、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历史与区位经济等等。 ()①他还于1948年出版了经典教材《经济学》，这是这一领域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书籍。该书共印了18版，销量超过1000万册，并被翻译为41种文字。 萨缪尔森不仅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其名，同时还开创了经济学数理分析的时代。二战后，萨缪尔森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帕累托主义复兴和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综合的先驱者之一，也因《经济学》一书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而他则自认为是"中间道路经济学"，核心思想是主张"混合经济"。正如他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认真研究经济师的经验，加上50年来学习和发展错综复杂的经济理论，都迫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②萨缪尔森的这句话写于1998年10月，已完全预言了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市场经济。为什么我不说'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 ()③
保罗·萨缪尔森是哈佛大学20世纪30年代一代人中的神童。他在熊彼特和列昂惕夫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萨缪尔森对经济理论有一种超常的领悟能力，留下许多轶事。
据说在萨缪尔森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熊彼特转向列昂惕夫问道："嗨，瓦西里，我们毕业了吗？"之后，萨缪尔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且在自己的身边建立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系。不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犹太人罗伯特·索洛加盟，成为他终身的合作者和同道。
萨缪尔森于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40年到1985年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从1947年开始就获得了正教授的职称。他是专门为学术研究而生的，在芝加哥大学是个成绩为A的学生，在哈佛则为A+,但是他偶然进入经济学的殿堂。结果证明，经济学就是为他而设的，一如世代经商的犹太先祖的基因，最终经济学成为他终身的归宿，而他所学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则使他有别于普通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虽然日历上记载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但他真正的出生时间则是1932年1月2日上午，因为他考上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先后师从于弗兰克·耐特、罗伯特·维纳、亨利·舒尔茨、亨利·西蒙斯、保罗·道格拉斯，以及明茨等大师。在哈佛则接受了熊彼特、列昂惕夫、威尔逊、哈伯勒、钱伯霖与汉森的教导。正如萨缪尔森断言："1932年是生为经济学家的大好时机。政治经济学这个睡美人，正在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之吻。科学是只寄生虫，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就越进步，治疗方法从病理学中产生。1932年也是大萧条进入低谷期，一颗新苗从腐坏的土壤长出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宏观经济学。"① ()萨缪尔森是从那时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尤其是他敏锐地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而这正是他找到的新方法。于是他疯狂地钻研数学。
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还是个婴儿，那么在1940年10月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这一做法在哈佛并未受明显的阻挡，因此他想走就走了。男孩在父亲的荫蔽之下永远是个男孩，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新的高楼。1941年以后，萨缪尔森与那些优秀同事一起，建立了一个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中心，并随后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威廉姆·巴耐特回忆说："我从1959年到196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工程学本科。对于那个学校里所有的专业的学生来说，凌空高踞在所有教授之上的有两个'神袛'，一个是大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另一个就是大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那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终身教授都是世界级的明星研究者，能够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只能是任何一代学者中最罕有那一类了。直到今天我都相信，许多经济学家在萨缪尔森令人畏惧的智力面前都有受到威胁的感觉。" ()①
萨缪尔森由于发展了静态与动态经济理论并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而被授予了197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经济学各个分支中的基本理论的严谨阐述组成的，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学、生产理论、资本理论、财政金融分析、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等内容。其中主要理论贡献包括"新古典综合"分析、"显示性偏好"理论、乘数与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萨缪尔森检验"方法等范围。可以说，他在提高经济理论的科学水平方面，比当代其他经济学家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包括如下几个内容：
其一，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混合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是经济良性发展运行的基本前提，这是"新古典经济"的现实基础。其二，凯恩斯宏观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体系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的核心和理论基石。其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的财政政策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的政策表现；所谓的"显示偏好"指的是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所显示出来的、对不同商品组合（消费者）的喜爱顺序（偏好）的比较。显示偏好理论一改由消费者偏好推得消费者行为的传统做法，试图通过观测消费者行为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从而得出一些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基本特征。 ()②
萨缪尔森是显示偏好理论的最重要贡献者，在20世纪后期，对经济学的数理性研究方面无人能与萨缪尔森匹敌。在许多同行的眼里，萨缪尔森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首脑人物，并且得到好几代学生和大多数公众的尊重，《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当代重要经济学家中只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能与他抗衡。 ()①
战后几年，在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发生了关于经济学理论的相关性和可检验性的方法论的争论。弗里德曼（1953年）认为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这些假设所得到的预测是否正确。萨缪尔森（1963年）反驳道，实际上不准确的假设在科学上是不可能有价值的。他还表明，在假设和预测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什么当做假设，什么当做是某一假设的结果是非常随意的。弗里德曼所提出的不现实的假设可以被看做是从一组不同的假设中推导出的不现实的或是错误的预测。最后，萨缪尔森指出，根据逻辑的原理，正确的前提只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错误的前提却能得到两种结论--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而经济学想要的却是正确的结论。 虽然这场方法论的争论看起来有点抽象，但他们也争论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弗里德曼多年来都是使用完全竞争经济学模型论证没有政府干预会产生最佳的经济结果。而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追随者，他提倡通过更多的政府干预改善经济结果。因此，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之争不仅涉及如何研究经济学，而且还涉及了运用政府政策改善经济运行情况的合理性。为了捍卫完全竞争假设，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而为了论证经济假设必须是现实的，萨缪尔森接纳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② ()
萨缪尔森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写道，"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据他们说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做出些好事。而我是很偶然地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主要是因为其分析如此有趣而容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资深编辑迈克尔·曾伯格的观点，对于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点："造就科学的原材料不只是科学家们的观察、实验和计算，还有他们的强烈愿望、梦想和愚蠢。" ()①很显然，萨缪尔森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萨缪尔森的理想主义情结，很可能来源于犹太人的传统--古犹太的拉比或学者在学院讲学时告诉人们，千人进而一人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这所学院的上千名学生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所学的领域中成为精英高手，那就是这所学院的幸运。
在古代的《塔木德》研究院中，曾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习俗：靠后的长凳总是由较差的学者来坐。当他们逐渐能够显示出自己的聪明才华时，他们就移向靠前的长凳上。最前面的长凳只能由最聪明和最有创造性的学者来坐，他们被称为"移山者"。用曾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一起合作过的数学家犹太人利奥波德·伊菲尔德的话说，在爱因斯坦说科学家的理想职位应该是看守人时，科学家们曾怎样地大笑起来。而萨缪尔森则幽默地说："就像在一个未开发的湖中打渔，网网皆有鱼；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们从未品尝过的新鲜诱人的新品种。"所以，创造性成为每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犹太人的最高原则。 ()②值得一提的是，《塔木德》中提到拉比艾黎扎的故事：他的老师约哈南拉比称他为"奔流不息之泉"，还常常说，如果将所有的犹太圣贤置于天平的一端，他的重量会超过所有的人。《米德拉西》评论说，艾黎扎听从其妻的劝告，在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毁之后，搬出一所著名的研究中心。由于艾黎扎与其他学者隔绝了，所以在《塔木德》中很少关于他创造才能的描述。
萨缪尔森在回忆自己的经济学之路时，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客观地写道：
对于拥有一切的人，神仙还能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是这么介绍他的："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加尔布雷斯在《财富》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一代将从《经济学》中了解经济学，结果是被言中了。有人听到萨缪尔森曾自满地说："只要我能撰写这个国家的教科书，那法律条文就让别人去拟定吧！"威廉·巴克利在耶鲁大学抨击这本教科书亵渎神灵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量也一路飙升。
我再三反对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点，老农们常说，点滴之水都有帮助，说着就朝池塘吐口水。一个人应尽力去做他前面最急迫的事，即使做了之后没有什么回报，也应尽力而为，这是最佳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许会碰到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让你的回报又与日俱增。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如果他也能赏赐给我们一些珍珠宝石，经济学一定会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起詹姆斯的话--如果他生来就有一瓶香槟，应当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回答说："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有一次我问和我交往甚密的统计学家弗里曼："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我不会做，"他说，"如果换的是不平等理论，则可以考虑。"我喜欢这一回答。我曾证明，没有谁会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无论后来的学者对此再怎么发挥，以及在较早的文献中找到类似的先例，都没有改变我沉浸其中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方式，就当时来说，足以为当时的科学大厦添砖加瓦。 ()①
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道，"在平等中加进一些理性，在效率中加进一些人性"，这是二者之间躲不开的替代关系。而萨缪尔森称由此产生的妥协为"有心灵的经济学家"。他还补充说,自己梦寐以求的是使经济学成为"有头脑的经济学"，上述言论则表达了萨缪尔森的头脑和心灵。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知识和技能本身并不能使人类具有崇高生命。人类有充分的理由将高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告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尽管只是确立了一个社会的理智风气，但却是智慧确立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据《圣经》所说，心灵是智慧的源泉。心灵形成人类的特征，细化人的情感，丰富人的精神，也使人能接受各种变化。正如《箴言》的作者所说，"智慧之心择善事之。"① ()智慧之心对世界上的弊病也是敏感的，因为这样的心能唤起助人为乐的风气，也能唤起人们对穷人的需要和苦难的关注。因此，萨缪尔森希望经济学仍然是一门道德科学，② ()也希望经济学家渴望拥有智慧之心，即便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科学的领域。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
萨缪尔森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接受经济学的基本训练。意见的反对者，应该比赞同者更需要接受学术方面的训练。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首先要成为一名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意见领袖"。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享受，而且要成为一名不抱任何偏见的专家，客观地对待经济问题和残酷的现实，确实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一定能够造福于人类和社会--这是我要求学生们永远不要忘记的。"在萨缪尔森的心中，经济学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一张愉快的通行证，宛如凯恩斯的香槟，带给人类无穷的乐趣。与此同时，在一套复杂但非常有趣的分析体系中，探究可以改进现实世界的问题，充满了希望和诱惑力。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
一位著名的诗人弗罗斯特曾写过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金黄的林中有条岔路，
可惜我作为一名过客，
不能两条都走，我久久踌躇，
极目遥望一条路的去处，
直到它在灌木丛中隐没。 ()①
这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最喜欢的诗句。正是这位身高只有5英尺2英寸的"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成为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他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在公共政策领域，他曾担任过美国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及尼克松总统与里根总统的非正式顾问。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等，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他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独立的经济见解，随时为维护真理而与他人争辩，为此受尽了人们的嘲弄。
历史在沉思之后，终于被他折服。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和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誉为20世纪同凯恩斯并驾齐驱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国内，他于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的主张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同；而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放弃了延续多年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
身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并没有闭门造车，他广泛地接触政界人士，并积极推销自己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政界领袖的公共政策。1980年，弗里德曼还主持过一套10集的公共电视教育片--《自由选择》，并借此大力抨击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与此同时，他还与同是经济学家的妻子合著了同名的经济学专著及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以及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等。当然，相濡以沫的爱侣罗斯在70多年中的相依相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大"幸运"之一。 ()①正如他后来所言："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偶然性。" ()②罗斯还被一次又一次地问及他们长久而幸福婚姻的秘诀，她总是说："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是性格和品位各自不同，我们总是努力适应对方。宽容是家庭生活成功的秘诀，一如它是社会走向成功的秘诀。" ()③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父母是东欧的犹太人，除了能讲意第绪语外，还会讲匈牙利语，他的父母甚至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们家于1894年前后移居美国布鲁克林。弗里德曼的母亲来到美国后，曾经为了生计而在一家"血汗工厂"当过缝纫工。在一般人眼里，这类"血汗工厂"臭名昭著，但是弗里德曼的母亲从来没有一声抱怨，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在有了生活来源的同时还学习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这可能和她的犹太人出身有很大关系。弗里德曼于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
在弗里德曼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他的父母经常在夜间讨论从哪里能弄到钱付以后的账单。延期付款是家常便饭，经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步骤：首先是将付账单的支票的兑现日期向后填，然后，在兑现日期临近时，再急急忙忙到处找朋友或是关系不错的生意伙伴，弄些现金或是请他们为支票延期兑现进行担保。作为犹太人，是经济的压力迫使他们在金融领域与众不同。弗里德曼一家从来也不买什么奢侈品，但是他的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凑足了钱让他的姐姐们都去上音乐课--而弗里德曼上的是小提琴课，尽管弗里德曼一直不喜欢音乐。犹太社群中的父母在这一点上普遍如此。在弗里德曼11岁时，他们家开了一爿冷饮店，他和姐姐们都成了店里的小售货员。在弗里德曼12岁时，他认定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没有合理根据，开始转向了不可知论。在中学时代，弗里德曼印象最深的老师是他的"公民学"老师，他讲公民课，还教欧几里得几何，他不仅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经典论证写在黑板上，还引用了济慈的诗"'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世人皆知此理"。
1928年，弗里德曼进入罗杰斯大学。在低年级时，他不仅靠当商店售货员和餐厅服务员勤工俭学，还经常到大学宿舍推销袜子和领带，甚至还和一家书店合作经营二手书。这使得弗里德曼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其间，他还在暑假和自己的高中母校校长合作，办了一个暑期补习学校。
在弗里德曼的大学期间，还结识了两位杰出的人：一位是罗杰斯大学的教员阿瑟·伯恩斯，一位是霍默·琼斯，他们俩是弗里德曼一生的良师益友。阿瑟的吃苦耐劳精神、老成持重和超群的智力，以及高尚的人品，深深地影响了弗里德曼。阿瑟的研讨课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阿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随时批评的精确查对材料的研究风格，使他的课程结束时只留下了两名学生，其中之一就是弗里德曼。阿瑟对弗里德曼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建议他阅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从而为弗里德曼日后成为"剑桥学派"的对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凯恩斯、罗宾逊、庇古等人都是马歇尔的高徒，深受马歇尔的影响。所以，弗里德曼后来说，阿瑟是他父母之外第三个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另一个对弗里德曼影响最大的人叫霍默·琼斯，曾是弗里德曼的老师，教授过弗里德曼保险学课程，他以擅长理论分析和严肃活泼的探索精神为弗里德曼打开了另一扇门。对于霍默来说，与其说给学生讲授保险和统计学课程，还不如说是他跟学生一起学习。但可贵的是，霍默从不对自己某些方面知识的贫乏做出掩饰，总是非常真诚而认真地求索。这一经历使他的学生始终相信：在一个瞎子的王国里，一只眼睛的人就能当国王。霍默具有崇尚自由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弗里德曼后来回忆说："他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对任何以国家计划或是集体价值为名干涉个人自由的做法都抱着愤世嫉俗的态度，但他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①
1932年，正是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刻，弗里德曼从罗杰斯大学毕业。由于上述两位导师的影响和推荐，他申请了若干所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很幸运地获得了两份奖学金：一个是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经过审慎考虑，他选择了后者，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② 芝加哥大学催人发奋的学术气氛--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弗兰克·奈特、雅各布·文纳、亨利·舒尔茨、亨利·西蒙等都在该校任教，为弗里德曼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与此同时，人生的第四件幸事又眷顾了他--爱神丘比特向他招手，在维勒教授的经济学理论课上，全班学生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使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罗斯。罗斯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由于深受反犹主义的迫害，全家移居美国。罗斯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严格遵循犹太教的习俗。罗斯从小就开始上钢琴课和希伯来语课，移民美国后才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她的哥哥阿伦18岁就考入耶鲁大学。令罗斯难忘的是，即使移居美国后，他们家的商店也曾被反犹主义分子烧毁，父亲由于睡在商店的后面，才得以死里逃生。有趣的是，由于不安全感的威胁，她母亲很早就为阿伦购买了人寿保险，并成为她惟一的经济来源。阿伦对罗斯半是兄长、半是父亲，是他一生的良师益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吗？什么能创造幸福？
维勒教授讲授的经济学理论课充满了活力与色彩，使学生们非常有兴趣。在维勒的手中，经济学理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运用起来既要谨慎又要严格注意逻辑性，但是用以理解与解释重要经济现象时却得心应手。用马歇尔的话说，他让经济学成了"分析的发动机"。米尔顿是维勒班上最鲁莽的学生，有一次维勒讲课时，混淆了两件事的功能，米尔顿固执地指出了他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尽管维勒在课堂上固执已见，但下课后还是单独向米尔顿承认了错误。多年后，罗斯和弗里德曼将这一课的启示作为一个做人的准则告诉了自己的子女们：如果你犯了错误而又拒绝承认，你就会让自己受到双重损失，一次是你犯错误时，另一次是你拒绝承认错误时。
1934年，在老师舒尔茨和伯恩斯的帮助下，弗里德曼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年薪1500美元的助理研究员职位。欢欣鼓舞的弗里德曼还清了在芝加哥的欠债，迁往纽约，并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与偏重理论研究的芝加哥大学相比，哥伦比亚大学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正是因为在这两所大学都学习过一段时间，才成就了弗里德曼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学术著作，这对于他来说，又算是一件幸运的事。 ()①弗里德曼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做舒尔茨助手的副产品。这篇论文是批评"从预算数据中评估需求的伸缩性的庇古方法"，因为庇古当时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舒尔茨建议将论文投到凯恩斯任编辑的《经济学杂志》，结果遭到凯恩斯的拒绝，并转来了庇古教授的批评意见。最后，该文连同庇古的批评文章共同发表在1936年5月的《经济学季刊》上。庇古是马歇尔的学术继承人和福利经济学的开拓者，行为很古怪，不仅是一名登山爱好者，还是一个著名福音会的成员，当时福音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同性恋者。1935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那里，他对消费者预算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37年秋天，他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纽约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职业收入结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他与西蒙·库兹涅茨联合出版的《独立职业活动收入》。弗里德曼是通过阿瑟·伯恩斯结识库兹涅茨的，库兹涅茨也是犹太人，后来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弗里德曼的博士论文导师。 ()② 1945年至1946年，弗里德曼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职称是副教授，教授统计学和经济学两门课。在该校的经济系，没有派系斗争，所有的成员都友好相处，尤其是同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共用一个办公室，使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成为终身的密友。他们不仅是富于激励性的谈话对手和批评者，而且都是为经济学而生，而呼吸，而睡眠。某年冬季的一天，乔治在冰上摔了一跤，进了办公室还在揉胳膊。米尔顿看了一下，宣布没关系，告诉乔治说只不过是轻微扭伤。乔治后来拍了X光片，发现是骨折。事后他经常取笑米尔顿，称他为"弗里德曼医生"。这一年他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标题是"房顶还是天花板"激烈地抨击房租最高限价。有趣的是，等后来米尔顿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由于房租的最高限价使他很难找到一处满意的公寓。无奈之下，决定买一处二手房，恰巧房东也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才从竞争者中险胜。
1947年4月，米尔顿第一次离开美国，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成立会议。朝圣山不仅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高手云集，成为大多数与会者的人生转折点。哈耶克、冯·米塞斯、马克卢普、哈伯勒、拉帕德、卡尔·波普尔、黑兹利特……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相识，并献身于同样的自由经济原则，而且大都是犹太人。在与会者中，德国的瓦尔特·奥伊根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吃七八年来吃到的第一个橘子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被战争和占领政府强制执行的僵化政策彻底摧毁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与纳粹斗争的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他是路德维格·艾哈德的老师，艾哈德在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和启发，那次改革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他的理论奠定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的基础。"
1950年春，弗里德曼先后去了法国和德国法兰克福。在巴黎，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斯请他吃午餐。由于阿莱斯是个单身汉，所以给他们上了很多种酒，结果使罗斯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那是罗斯用过的最好的安眠药。在德国时，当他们看到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时，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憎恶感和恐惧感。在公园散步时，他们把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生怕孩子们会突然失踪。尽管他们知道公园里没有纳粹分子，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那些纳粹时期发生在犹太儿童身上的可怕故事却总是萦绕在脑海中。
1962年到1963年，是弗里德曼值得纪念的一年，不仅年内有三本书完成并出版， ()①而且开始了他们结婚25周年的环球旅行，先后去了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腊、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在上述5个国家中停留一两个月，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是短期访问。由于他是犹太人，到了以色列一定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他和妻子却没有回家的感觉，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欧洲犹太人的语言和面孔，而这里却是一个东方犹太人的国家，使他们仿佛置身于外国。因为陪他们游览的是经济学家，所以旅途中的许多专业话题使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经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说："犹太人以金融才能闻名于世，这是在流浪岁月中锻炼出来的，聪明的犹太人经营着银行，聪明的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中监管着银行。政府中的犹太人制定法规，银行中的犹太人逃避法规；政府中的犹太人想办法弥补漏洞，银行中的犹太人再想出办法来逃避；一轮又一轮，终于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法规体系。" 朝圣山学会每年开一次例会，平等争论，气氛非常热烈。让弗里德曼记忆犹新的是1972年在蒙特克斯召开的那次。他在会上所做的主席发言的题目是"资本主义与犹太人"， ()②这个发言适逢其时，因为就在会议期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了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惨案。这成为朝圣山学会会议从未面对过的非常事件。消息传来时，学会前主席施莫德建议全体默哀表示悼念。就在这时，一位英国议会代表尖叫起来，反对默哀："我们为什么不为在爱尔兰被杀害的人默哀呢？"说完后气愤地离开了会场，因为朝圣山会议中的许多成员是犹太人。
弗里德曼的声誉主要来自于他在三个方面的著作：第一，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研究，使他成为西方"货币主义"的领袖和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驱；第二，在消费函数上的永久性收入的理论；第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其代表作就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新自由主义大致出现于二战前后，其代表人物是奥伊根、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新自由主义者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体制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市场和价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们也赞同国家干预，但应将干预限制在最少程度，并最好通过市场和价格来实现。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主张："通过自愿交换新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据说这种制度在促进人类的自由上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不可缺少的手段"。 ()②
基于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负所得税设想，尼克松提出了改良的方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虽然后来没有获准，但尼克松仍然任命弗里德曼为白宫研究员委员会委员，在工作3年后，弗里德曼于1973年10月提出了辞职，并给尼克松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你给我在这个委员会服务的机会对我是一次极有收获的经历。它重新唤起了我对这个国家青年男女的素质、人品与能力的信心。"但他在回忆录中对于美国实行工资与物价限制的政策仍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政策对国家造成的损害，"要比后来导致他辞职的行为更加严重"，从长远考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尽管短期内出于政治需要而大受拥护，"做任何事情都要承担后果，背离正常的经济运转规律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②1970年-1971年，弗里德曼和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有过4次会面。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对经济实情与可选政策了如指掌，没有理由怀疑自己以前对他的智力与知识所做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他绝不说粗话，完全不像政敌指责的那样。"1971年6月，尼克松会见弗里德曼时，希服他能够说服阿瑟·伯恩斯同意授意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货币供应的速度加快。弗里德曼表示反对，并说，加快货币供应将导致通货膨胀。尼克松表示同意，但他认为这将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弗里德曼反驳说，也许不值得以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赢得大选。尼克松这样说："我们担心的是它有可能发生。"但在另一些场合，弗里德曼见到的尼克松却完全是另一个人：快乐随便，嘻嘻哈哈，挥舞着胳膊，热情洋溢，完全不是白宫办公室中那副不苟言笑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反，弗里德曼对里根总统的印象却很好，认为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着自由社会的原则。
1976年10月14日，弗里德曼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人对他和萨缪尔森评价颇高。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获奖感受："我注意到我个人从获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诺奖的整个体系在两个方面弊大于利。第一个方面是，公众普遍认为获得专业奖项的人的观点很重要。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很容易让人们把鲍林当成维生素C专家，把肖克利当成遗传学专家，把沃尔德当成智利问题专家。"有趣的是，在颁奖典礼中，由于他是当时执掌智利经济命脉的经济学家小组的导师和非正式顾问，所以有一个年轻人突然在包厢里站出来，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给智利自由"的口号，使会场气氛特别紧张。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瑞典语学校的校长，由于早在几个月前就获得了入场券，因而才有机会做了一次"非凡"的自我表演。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卡特总统决定给1976年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打电话，结果秘书却打给了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人。这位仁兄曾是福特总统的发言撰稿人，刚从农业部的职位上退下来。当他得知新总统给他打电话时，非常高兴，以为要时来运转了，结果却空欢喜一场。
在此之后，弗里德曼往返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间，或是访问或是旅游或是拍片，非常潇洒。先后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有：以色列、华沙、香港、北京、长春、上海、桂林、广州、新加坡、法国、危地马拉、伦敦、冰岛、墨西哥、希腊、新西兰等。他后来又去了4趟以色列，并希望以色列尽早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他在演讲中说："在我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合理之处是它的道德力量，而不是它的超级效率……"可惜的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政府必须发挥巨大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在东欧拍摄他的电视系列片《自由的选择》时，他去了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在离开华沙时，他去了当地惟一的一所犹太教堂，遗憾的是，尽管是犹太人的新年，除了大使馆去的一些人以外，很少有当地的犹太人，而且这些幸存者大多是老人。
除了以色列以外，弗里德曼不仅多次来过中国，而且来过中国许多城市。在长春和中国的学者座谈时，有人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问题，弗里德曼非常没有外交手腕地坚定地声明："我从不认为有这样的矛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要比共产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幸福得多。"最后的结果是，他被有礼貌地告知，需要有一位社科院的专家到他的房间中给他指点迷津。在桂林的时候，一位导游小姐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讲述了她在文革期间被迫下乡改造和新婚不久就两地分居的故事。最后，她从弗里德曼嘴里学会了一个名词--"自由选择"，并开始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使用。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弗里德曼一行吃了一顿难以启齿的晚餐。在一个又吵又闹的餐厅的包间内，上的第一道菜是一条小狗，它被切开放在盘子里，一端露出耳朵，一端露出尾巴；第二道菜是骆驼蹄子；第三道菜是蛇。一位最具冒险精神的人斗胆每样菜都尝了一口，结果回到饭店后便全吐了出来。这些动物做成菜，在中国很平常，但对弗里德曼来说却太残忍。
1989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结婚，邀请弗里德曼主持婚礼。在恰如其分地进行完各项程序后，弗里德曼发表了精彩的演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与跨文化的婚姻：这里是美国，一位生活在香港的佛教徒与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天主教徒结婚，婚礼却由一位犹太人主持。"
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莫迪里亚尼在一篇演讲稿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突然记起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种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对此这儿有一场工程师、经济学家及外科医师之间的争论，我认为相当有道理。这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口说："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你认为谁能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勇敢地站出来说："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这之前创造了世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能做到？"这时候，经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当时是怎样一片景象？那可是一片混沌啊。你们认为谁应对此负责呢？" ()③
这个故事表面上调侃了"制造世界混沌"的经济学家，实质上是探讨经济学家的社会价值。莫迪里亚尼正是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名建立了家庭储蓄理论"和他关于资本费用和公司的市场价值之决定的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的形成所做的贡献……说明家庭财富管理的必要性，且都可看成莫迪里亚尼对金融市场作用的广泛研究的不同组成部分"。生命周期假说来自一个简单的概念，即人们为自己退休而储蓄，所以他们在能工作赚钱的岁月里进行储蓄，以便在退休后用以消费。此假说的一个严格的数学形式引申出许多不能得自先前理论的结论。例如，一个人的储蓄不仅决定于他的收入，还决定于他的财富，他所期望的未来收入和他的年龄。此假设也对凯恩斯-库兹涅茨悖理提出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如莫迪里亚尼和布伦堡所表明，在生命周期模式中并无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储蓄--收入关系的惟一对应。生命周期假说的原始提法是对个人而言的一种储蓄行为理论，但莫迪里亚尼已经扩展了假说的意义，并在他的许多写作中讨论了从经济政治观点看来有趣得多的争议：由这个理论得出的关于总量家庭储蓄的结论。他指出了这个理论的许多含义，包括：（1）储蓄比不是和先前理论所说的那样由家庭收入水平来决定，而是由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来决定。（2）储蓄兼受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影响。（3）储蓄既受总量财富的影响，因此也受作为资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响。（4）一个自主支出增加的乘数效应接近于边际赋税率的倒数值。通过生命周期假说，莫迪里亚尼创造了一整套新的家庭储蓄理论。这一理论已在消费与储蓄的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它已为多种问题--主要是那些涉及经济政治措施的效果问题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打下基础。举其要者，它曾被用来分析各种社会保险体系的效果，以及预算赤字给各代人的经济状况带来的后果。假设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于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这两位作者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表明，对给定的投资政策，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这些定理的用意在于提供一种以资比较的标准。因此，他们假定既无赋税又无破产成本。然而，作者对赋税是否影响定理的真实性作了透彻的讨论。 ()①
此外，莫迪里亚尼还和他的同僚默顿·米勒于1958年合写了一篇论文，形成了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这个定理的核心思想是，假定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在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这两位作者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表明，对给定的投资政策，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这些定理的用意在于提供一种以资比较的标准。因此，他们假定既无赋税又无破产成本。然而，作者对赋税是否影响定理的真实性作了透彻的讨论。初看来，这些定理似乎有点奇怪，不是常有人对公司的债务程度煞有介事地去看待吗？他们要么把沉重的债务负担看成一种风险因素，要么反过来把高度负债看做某种有利因素。常有这样的看法，比方说，一所房子如果抵押得很重就会更值钱。不错，当然会做这种股价。但这种股价忽略了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所构想的完善市场中的势力。因此在这种市场中，股票持有者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不费工本地选择他们的资产成分，从而他们对风险、债务负担等等的股价将反映在他们所选择的资产构成中。然而，这并不否定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的有效性。假使定理不成立，那么总有可能通过卖出估价过高的股票和买进估价过低的股票，甚至还可以通过借债，而从中获利。其结果是，股票价格将发生变化，有关公司的价值将接近于定理所假设的均衡状态。
一直到50年代后期都没有人对投资、债务、赋税等研究出有生命力的公司财务理论。仅在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提出他们的定理之后，在这个领域中才开始出现比较严格的理论成果。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把财务决策放在财务-市场均衡理论中考虑，为在此领?中继续进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南。因此，他们贡献的科学价值并不限于他们所提出的定理本身，他们把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公司财务学科中也许具有同等重要的科学价值。有趣的是，默顿·米勒也是一名犹太人，他和另一名犹太人哈里·马科维茨及美国人威廉·夏普分享了199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马科维茨对金融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有关预期收益和风险之间相互关系的资本组合选择理论，为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一书的编者犹太人丹尼尔·B.克莱因认为，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审视和反思经济学知识是否和能否增进社会福利，而这种反观诸己的明智以及从中发现的问题其实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和所有经济学家都不能逃脱和必须要考虑的根本问题"。① ()丹尼尔在其书中的导言通过反驳斯蒂格勒的观点 ()②来指出，"知识并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的判断。"因此，丹尼尔认为，经济学知识或者社会科学知识其实同时内在地拥有三个面向：其一是通过收集、描述和提炼提供各种信息，这是知识的"事实面"；其二是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和工具进行解释，这是知识的"技术面"或者"理论面"；最后在各种解释之间形成一种好坏的判断，判断是知识的道德维度，影响着人们未来的主张和行动。丹尼尔坚信"经济学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解释和判断。一种对知识性质的全面判断和了解能够使得经济学家们拒绝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效率的'宿命论'思想"。③ ()而在上述知识的三种性质中，在准确信息和有效解释基础上的判断尤为重要。因为连接人的"思"和"行"的就是具有判断力的知识。因此，犹太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才会说："……思，是决定'应当如何'以及评论'如何不要'的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判断，于是成为一致的准备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仅要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用哲学原理说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④ 因此一个社会研究者（经济学家也是社会研究者）的角色就不仅是一个勤勉的"资料收集者"，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情的"理解者"，一个高尚的"解释者"，更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个明智的"建议者"和一个真诚的"社会影响者"，这就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名社会学者的五种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断言："在行动的领域里，学术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事实上，学者可以提醒一个将要行动的人，他的计划是否周全，以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可以保证该计划成功，或警告他可能会有的种种后果。"说白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人间情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和进步。美国联邦大法官犹太人波斯纳在那本极具批判性的专著《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指出，那些将学术作品转化成普通教育或社会公众能理解的形式，将"有利于知识的普及"。事实上，无论是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无论是加里·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还是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的作品，都具有"自我大众化"的功能和启迪大众的效果，通过对各种现实问题的专业化经济分析，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受到震撼并去思考一些本来熟视无睹和理所当然的问题，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所以，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利益和诱惑的"大染缸"，是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复杂地域，政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各种利益的人和集团，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 ()①
那么，犹太经济学家究竟对人类贡献了什么呢？
经济学家把整个世界当成自己的实验室，以各种实证和假说来改造世界。在"在理性主义者与个人选择"这一思想下创造的犹太经济学家有哈耶克、加里·贝克尔、赫伯特·西蒙。他们认为，当所有的人都理性行事时社会将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生活水准及个人自由度也将达到最高程度。他们用来形容理性选择的收益的比喻是较为恰当的：这是一座庄严的希腊神庙，庙宇的线条清晰地划过万里无云的长空，完美而和谐；在"理性的局限与政府的作用"这一观点指导下工作的犹太经济学家有肯尼思·阿罗，197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的贺词中这样说："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阿罗阐释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阿罗归纳出几个有关某种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定理，且证明在实物资本的研究与投资之间资源配置上存在非理性一般趋势。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作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理论，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有社会福利函数。此外，阿罗在增长理论和决策理论也有重大建树。"在"通过测试去理解"这一观念指导下工作的犹太经济学家有：拉格纳·弗里希和康托洛维奇。弗里希不仅是挪威的犹太人，而且是第一个获诺奖的经济学家，他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终于将经济学变成了科学。1969年，因为在经济学中引入科学分析经济行为所必需的数学工具，他同简·丁伯根共同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吸引着弗里希，他是爱智慧的人，并将计量经济学看成是一种增长智慧的方法。康托洛维奇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上大学时读的是数学系，他因创建和发展了线性规划方法、革新、推广和发展资源最优利用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同美籍荷兰经济学家贾林·库普曼分享了197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商业周期变成经济萧条"时，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亚尼这几位大师出现了，他们应用并评论凯恩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经济理论，力图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等重大问题。萨缪尔森认为，市场经济表现出不稳定的自然倾向。一个支出、收入和就业趋向于大幅度变化的体系需要自主性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缓和经济的起伏变化； ()①这一观点和弗里德曼恰恰相反，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影响收入、就业和价格的方案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各种政府方案都期望解决上述问题，但正是这些方案阻碍了自动调整这些问题的各种行为。自由市场情况下，价格和货币会自动调整各种矛盾，政府的唯一责任就是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适量的货币供应；肯尼思·阿罗、列昂惕夫、劳伦斯·克莱因、西蒙·库兹涅茨被称为"模型构建者"，就像内燃机需要一个由活塞、阀门、点火系统等构成的模型一样，了解一种经济体系也需要一个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模型显示不同的经济单位--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决定总开支、价格、生产、就业、储蓄与投资以及其他同人们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变量。库兹涅茨在其诺贝尔获奖的演讲中，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向本国人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以技术进步以及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为基础。这种现代增长具有六大特征：第一，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第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第三，经济结构转型的高速变化。第四，紧密相关并且极其重要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快速变化。第五，借助于技术力量的增强，经济发达国家有到达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增长高度的倾向。第六，现代经济增长的扩散仍很有限，占世界3/4人口的国家的经济表现仍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潜力可行的最低水平。用库兹涅茨的理论反观中国经济的增长，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罗伯特·福格尔和罗伯特·索洛的主要经济贡献在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索洛师从列昂惕夫，于1987年荣获诺奖桂冠，他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一句是"不要太过相信经济理论能够充分解释经济行为的能力"。
索洛认为，没有在所有国家都有效的单一增长率，而是有千万种增长的可能，分别由每个国家的不同偏向决定，决定国家增长潜力的最基本因素是国民的信仰。索洛把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比作一条三条腿的凳，第一条腿是储蓄与投资率（间接为国家的资本储蓄率），第二条腿是人口增长率（间接指劳动力增长率），第三条腿是技术增长率（间接指资本与劳动生产力），合在一块儿即为国家的资本投资率与人口增长率决定了可用于生产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数量。在这里，技术进步是索洛增长理论的核心要素；约翰·海萨尼、莱因哈德·泽尔腾和罗伯特·福格尔，还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机制：起源与改变的潜能"上。
有这样一则关于经济学家的故事：
有位单身女性身体不适去看医生，被告知患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在极度沮丧之下，病人恳求医生："您行行好，再想想办法救我一命吧！"医生答道："你可以尝试嫁给一个经济学家，然后换另外一个地方居住。"病人迫不及待地问："那样一来，我可以多活些时日吗？" "不，但至少感觉要显得比半年长。" 这就是大多数人眼中的经济学家--多么的乏味，经济学也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但是，其实并不然，本书中涉猎到的许多犹太经济学大师一方面用严谨的科学方法为社会经济诊断病因，另一方面也非常妙趣横生，尤其是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这两位真正的大师。
赫伯特·西蒙说："我们无法用原始版本的落后定律预知重物在糖蜜中下沉的情况。"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于强调科学性将严重减少检验问题的维度。"
加里·贝克尔说："人类的动机决不仅限于一己私利。"
罗伯特·索洛说："不要过于迷信科学，理性思考、尊重事实，像真空吸尘器一样，吸入所有的信息。"
列昂惕夫则说："避开安逸的微分学世界，不要让数学的骗术转移对真理的注意。"
哈耶克说："只是一个单一经济学家的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莱因哈德·泽尔腾说："群是自私的产物，并非群体。利他是对信任的投资。"
罗伯特·福戈尔说，"与其说经济学解决问题，不如说它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维度。"
曾经有人说过，只需交给鹦鹉"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词就能让它们也懂得经济学。罗伯特·索洛承认这一轻视经济学的言论有一定道理。但他坚持说，这不是对经济学最坏的评论。的确，在经济学的城堡里，除此而外，再没有其他游戏可言了。他说："经济学家的本质就是为了了解我们周边环境而努力奋斗。"
只有萨缪尔森在肯定自己的成就时显得十分谦虚，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老农夫，这个老农夫在池塘里吐口水的时候说："每一滴都是有用的。"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
在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你可以买到一个咖啡杯，上面刻着诗人奥布·雷门农的诗句，1962年4月肯尼迪总统在他的生日时将刻着这些诗句的银啤酒杯送给了他的朋友戴维·鲍尔斯：
有三样东西是真实的，
那就是上帝、人类的愚蠢和大笑，
前两样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的第三样。 ()①
对于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萨缪尔森来说，上述三样东西在他身上都有完美的体现。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信仰和道德就是上帝对他的戒律和馈赠；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他对人类的愚蠢批判性的嘲弄；至于幽默的大笑，这是萨缪尔森的本能，也是几乎所有成功犹太人的本能。据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这样的评论："人常常会被真理绊倒，但大多数人会设法爬起来急忙走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当萨缪尔森牢牢地抓住真理时，他借着上帝赏给他的智慧，怜悯地嘲笑着人类的愚蠢和经济学家的愚蠢。 ()②
《宏观经济动态》杂志的编辑威廉姆·巴耐特曾采访过萨缪尔森，他这样描述这位被经济学界誉为"最后一位通才"的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的成就有点唐突，他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是如此广阔（在50年间平均每月都有一篇学术论文），以至于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很难找出他没有开创性贡献的领域。③ ()萨缪尔森的研究领域，除了经济学外，还广泛涉猎了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与劳力、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历史与区位经济等等。 ()①他还于1948年出版了经典教材《经济学》，这是这一领域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书籍。该书共印了18版，销量超过1000万册，并被翻译为41种文字。 萨缪尔森不仅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其名，同时还开创了经济学数理分析的时代。二战后，萨缪尔森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帕累托主义复兴和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综合的先驱者之一，也因《经济学》一书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而他则自认为是"中间道路经济学"，核心思想是主张"混合经济"。正如他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认真研究经济师的经验，加上50年来学习和发展错综复杂的经济理论，都迫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②萨缪尔森的这句话写于1998年10月，已完全预言了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市场经济。为什么我不说'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 ()③
保罗·萨缪尔森是哈佛大学20世纪30年代一代人中的神童。他在熊彼特和列昂惕夫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萨缪尔森对经济理论有一种超常的领悟能力，留下许多轶事。
据说在萨缪尔森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熊彼特转向列昂惕夫问道："嗨，瓦西里，我们毕业了吗？"之后，萨缪尔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且在自己的身边建立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系。不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犹太人罗伯特·索洛加盟，成为他终身的合作者和同道。
萨缪尔森于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40年到1985年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从1947年开始就获得了正教授的职称。他是专门为学术研究而生的，在芝加哥大学是个成绩为A的学生，在哈佛则为A+,但是他偶然进入经济学的殿堂。结果证明，经济学就是为他而设的，一如世代经商的犹太先祖的基因，最终经济学成为他终身的归宿，而他所学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则使他有别于普通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虽然日历上记载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但他真正的出生时间则是1932年1月2日上午，因为他考上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先后师从于弗兰克·耐特、罗伯特·维纳、亨利·舒尔茨、亨利·西蒙斯、保罗·道格拉斯，以及明茨等大师。在哈佛则接受了熊彼特、列昂惕夫、威尔逊、哈伯勒、钱伯霖与汉森的教导。正如萨缪尔森断言："1932年是生为经济学家的大好时机。政治经济学这个睡美人，正在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之吻。科学是只寄生虫，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就越进步，治疗方法从病理学中产生。1932年也是大萧条进入低谷期，一颗新苗从腐坏的土壤长出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宏观经济学。"① ()萨缪尔森是从那时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尤其是他敏锐地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而这正是他找到的新方法。于是他疯狂地钻研数学。
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还是个婴儿，那么在1940年10月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这一做法在哈佛并未受明显的阻挡，因此他想走就走了。男孩在父亲的荫蔽之下永远是个男孩，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新的高楼。1941年以后，萨缪尔森与那些优秀同事一起，建立了一个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中心，并随后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威廉姆·巴耐特回忆说："我从1959年到196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工程学本科。对于那个学校里所有的专业的学生来说，凌空高踞在所有教授之上的有两个'神袛'，一个是大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另一个就是大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那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终身教授都是世界级的明星研究者，能够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只能是任何一代学者中最罕有那一类了。直到今天我都相信，许多经济学家在萨缪尔森令人畏惧的智力面前都有受到威胁的感觉。" ()①
萨缪尔森由于发展了静态与动态经济理论并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而被授予了197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经济学各个分支中的基本理论的严谨阐述组成的，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学、生产理论、资本理论、财政金融分析、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等内容。其中主要理论贡献包括"新古典综合"分析、"显示性偏好"理论、乘数与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萨缪尔森检验"方法等范围。可以说，他在提高经济理论的科学水平方面，比当代其他经济学家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包括如下几个内容：
其一，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混合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是经济良性发展运行的基本前提，这是"新古典经济"的现实基础。其二，凯恩斯宏观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体系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的核心和理论基石。其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的财政政策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的政策表现；所谓的"显示偏好"指的是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所显示出来的、对不同商品组合（消费者）的喜爱顺序（偏好）的比较。显示偏好理论一改由消费者偏好推得消费者行为的传统做法，试图通过观测消费者行为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从而得出一些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基本特征。 ()②
萨缪尔森是显示偏好理论的最重要贡献者，在20世纪后期，对经济学的数理性研究方面无人能与萨缪尔森匹敌。在许多同行的眼里，萨缪尔森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首脑人物，并且得到好几代学生和大多数公众的尊重，《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当代重要经济学家中只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能与他抗衡。 ()①
战后几年，在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发生了关于经济学理论的相关性和可检验性的方法论的争论。弗里德曼（1953年）认为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这些假设所得到的预测是否正确。萨缪尔森（1963年）反驳道，实际上不准确的假设在科学上是不可能有价值的。他还表明，在假设和预测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什么当做假设，什么当做是某一假设的结果是非常随意的。弗里德曼所提出的不现实的假设可以被看做是从一组不同的假设中推导出的不现实的或是错误的预测。最后，萨缪尔森指出，根据逻辑的原理，正确的前提只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错误的前提却能得到两种结论--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而经济学想要的却是正确的结论。 虽然这场方法论的争论看起来有点抽象，但他们也争论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弗里德曼多年来都是使用完全竞争经济学模型论证没有政府干预会产生最佳的经济结果。而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追随者，他提倡通过更多的政府干预改善经济结果。因此，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之争不仅涉及如何研究经济学，而且还涉及了运用政府政策改善经济运行情况的合理性。为了捍卫完全竞争假设，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而为了论证经济假设必须是现实的，萨缪尔森接纳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② ()
萨缪尔森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写道，"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据他们说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做出些好事。而我是很偶然地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主要是因为其分析如此有趣而容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资深编辑迈克尔·曾伯格的观点，对于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点："造就科学的原材料不只是科学家们的观察、实验和计算，还有他们的强烈愿望、梦想和愚蠢。" ()①很显然，萨缪尔森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萨缪尔森的理想主义情结，很可能来源于犹太人的传统--古犹太的拉比或学者在学院讲学时告诉人们，千人进而一人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这所学院的上千名学生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所学的领域中成为精英高手，那就是这所学院的幸运。
在古代的《塔木德》研究院中，曾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习俗：靠后的长凳总是由较差的学者来坐。当他们逐渐能够显示出自己的聪明才华时，他们就移向靠前的长凳上。最前面的长凳只能由最聪明和最有创造性的学者来坐，他们被称为"移山者"。用曾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一起合作过的数学家犹太人利奥波德·伊菲尔德的话说，在爱因斯坦说科学家的理想职位应该是看守人时，科学家们曾怎样地大笑起来。而萨缪尔森则幽默地说："就像在一个未开发的湖中打渔，网网皆有鱼；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们从未品尝过的新鲜诱人的新品种。"所以，创造性成为每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犹太人的最高原则。 ()②值得一提的是，《塔木德》中提到拉比艾黎扎的故事：他的老师约哈南拉比称他为"奔流不息之泉"，还常常说，如果将所有的犹太圣贤置于天平的一端，他的重量会超过所有的人。《米德拉西》评论说，艾黎扎听从其妻的劝告，在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毁之后，搬出一所著名的研究中心。由于艾黎扎与其他学者隔绝了，所以在《塔木德》中很少关于他创造才能的描述。
萨缪尔森在回忆自己的经济学之路时，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客观地写道：
对于拥有一切的人，神仙还能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是这么介绍他的："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加尔布雷斯在《财富》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一代将从《经济学》中了解经济学，结果是被言中了。有人听到萨缪尔森曾自满地说："只要我能撰写这个国家的教科书，那法律条文就让别人去拟定吧！"威廉·巴克利在耶鲁大学抨击这本教科书亵渎神灵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量也一路飙升。
我再三反对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点，老农们常说，点滴之水都有帮助，说着就朝池塘吐口水。一个人应尽力去做他前面最急迫的事，即使做了之后没有什么回报，也应尽力而为，这是最佳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许会碰到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让你的回报又与日俱增。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如果他也能赏赐给我们一些珍珠宝石，经济学一定会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起詹姆斯的话--如果他生来就有一瓶香槟，应当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回答说："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有一次我问和我交往甚密的统计学家弗里曼："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我不会做，"他说，"如果换的是不平等理论，则可以考虑。"我喜欢这一回答。我曾证明，没有谁会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无论后来的学者对此再怎么发挥，以及在较早的文献中找到类似的先例，都没有改变我沉浸其中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方式，就当时来说，足以为当时的科学大厦添砖加瓦。 ()①
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道，"在平等中加进一些理性，在效率中加进一些人性"，这是二者之间躲不开的替代关系。而萨缪尔森称由此产生的妥协为"有心灵的经济学家"。他还补充说,自己梦寐以求的是使经济学成为"有头脑的经济学"，上述言论则表达了萨缪尔森的头脑和心灵。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知识和技能本身并不能使人类具有崇高生命。人类有充分的理由将高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告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尽管只是确立了一个社会的理智风气，但却是智慧确立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据《圣经》所说，心灵是智慧的源泉。心灵形成人类的特征，细化人的情感，丰富人的精神，也使人能接受各种变化。正如《箴言》的作者所说，"智慧之心择善事之。"① ()智慧之心对世界上的弊病也是敏感的，因为这样的心能唤起助人为乐的风气，也能唤起人们对穷人的需要和苦难的关注。因此，萨缪尔森希望经济学仍然是一门道德科学，② ()也希望经济学家渴望拥有智慧之心，即便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科学的领域。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
萨缪尔森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接受经济学的基本训练。意见的反对者，应该比赞同者更需要接受学术方面的训练。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首先要成为一名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意见领袖"。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享受，而且要成为一名不抱任何偏见的专家，客观地对待经济问题和残酷的现实，确实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一定能够造福于人类和社会--这是我要求学生们永远不要忘记的。"在萨缪尔森的心中，经济学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一张愉快的通行证，宛如凯恩斯的香槟，带给人类无穷的乐趣。与此同时，在一套复杂但非常有趣的分析体系中，探究可以改进现实世界的问题，充满了希望和诱惑力。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
一位著名的诗人弗罗斯特曾写过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金黄的林中有条岔路，
可惜我作为一名过客，
不能两条都走，我久久踌躇，
极目遥望一条路的去处，
直到它在灌木丛中隐没。 ()①
这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最喜欢的诗句。正是这位身高只有5英尺2英寸的"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成为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他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在公共政策领域，他曾担任过美国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及尼克松总统与里根总统的非正式顾问。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等，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他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独立的经济见解，随时为维护真理而与他人争辩，为此受尽了人们的嘲弄。
历史在沉思之后，终于被他折服。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和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誉为20世纪同凯恩斯并驾齐驱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国内，他于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的主张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同；而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放弃了延续多年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
身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并没有闭门造车，他广泛地接触政界人士，并积极推销自己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政界领袖的公共政策。1980年，弗里德曼还主持过一套10集的公共电视教育片--《自由选择》，并借此大力抨击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与此同时，他还与同是经济学家的妻子合著了同名的经济学专著及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以及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等。当然，相濡以沫的爱侣罗斯在70多年中的相依相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大"幸运"之一。 ()①正如他后来所言："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偶然性。" ()②罗斯还被一次又一次地问及他们长久而幸福婚姻的秘诀，她总是说："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是性格和品位各自不同，我们总是努力适应对方。宽容是家庭生活成功的秘诀，一如它是社会走向成功的秘诀。" ()③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父母是东欧的犹太人，除了能讲意第绪语外，还会讲匈牙利语，他的父母甚至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们家于1894年前后移居美国布鲁克林。弗里德曼的母亲来到美国后，曾经为了生计而在一家"血汗工厂"当过缝纫工。在一般人眼里，这类"血汗工厂"臭名昭著，但是弗里德曼的母亲从来没有一声抱怨，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在有了生活来源的同时还学习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这可能和她的犹太人出身有很大关系。弗里德曼于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
在弗里德曼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他的父母经常在夜间讨论从哪里能弄到钱付以后的账单。延期付款是家常便饭，经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步骤：首先是将付账单的支票的兑现日期向后填，然后，在兑现日期临近时，再急急忙忙到处找朋友或是关系不错的生意伙伴，弄些现金或是请他们为支票延期兑现进行担保。作为犹太人，是经济的压力迫使他们在金融领域与众不同。弗里德曼一家从来也不买什么奢侈品，但是他的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凑足了钱让他的姐姐们都去上音乐课--而弗里德曼上的是小提琴课，尽管弗里德曼一直不喜欢音乐。犹太社群中的父母在这一点上普遍如此。在弗里德曼11岁时，他们家开了一爿冷饮店，他和姐姐们都成了店里的小售货员。在弗里德曼12岁时，他认定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没有合理根据，开始转向了不可知论。在中学时代，弗里德曼印象最深的老师是他的"公民学"老师，他讲公民课，还教欧几里得几何，他不仅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经典论证写在黑板上，还引用了济慈的诗"'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世人皆知此理"。
1928年，弗里德曼进入罗杰斯大学。在低年级时，他不仅靠当商店售货员和餐厅服务员勤工俭学，还经常到大学宿舍推销袜子和领带，甚至还和一家书店合作经营二手书。这使得弗里德曼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其间，他还在暑假和自己的高中母校校长合作，办了一个暑期补习学校。
在弗里德曼的大学期间，还结识了两位杰出的人：一位是罗杰斯大学的教员阿瑟·伯恩斯，一位是霍默·琼斯，他们俩是弗里德曼一生的良师益友。阿瑟的吃苦耐劳精神、老成持重和超群的智力，以及高尚的人品，深深地影响了弗里德曼。阿瑟的研讨课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阿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随时批评的精确查对材料的研究风格，使他的课程结束时只留下了两名学生，其中之一就是弗里德曼。阿瑟对弗里德曼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建议他阅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从而为弗里德曼日后成为"剑桥学派"的对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凯恩斯、罗宾逊、庇古等人都是马歇尔的高徒，深受马歇尔的影响。所以，弗里德曼后来说，阿瑟是他父母之外第三个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另一个对弗里德曼影响最大的人叫霍默·琼斯，曾是弗里德曼的老师，教授过弗里德曼保险学课程，他以擅长理论分析和严肃活泼的探索精神为弗里德曼打开了另一扇门。对于霍默来说，与其说给学生讲授保险和统计学课程，还不如说是他跟学生一起学习。但可贵的是，霍默从不对自己某些方面知识的贫乏做出掩饰，总是非常真诚而认真地求索。这一经历使他的学生始终相信：在一个瞎子的王国里，一只眼睛的人就能当国王。霍默具有崇尚自由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弗里德曼后来回忆说："他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对任何以国家计划或是集体价值为名干涉个人自由的做法都抱着愤世嫉俗的态度，但他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①
1932年，正是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刻，弗里德曼从罗杰斯大学毕业。由于上述两位导师的影响和推荐，他申请了若干所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很幸运地获得了两份奖学金：一个是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经过审慎考虑，他选择了后者，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② 芝加哥大学催人发奋的学术气氛--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弗兰克·奈特、雅各布·文纳、亨利·舒尔茨、亨利·西蒙等都在该校任教，为弗里德曼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与此同时，人生的第四件幸事又眷顾了他--爱神丘比特向他招手，在维勒教授的经济学理论课上，全班学生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使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罗斯。罗斯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由于深受反犹主义的迫害，全家移居美国。罗斯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严格遵循犹太教的习俗。罗斯从小就开始上钢琴课和希伯来语课，移民美国后才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她的哥哥阿伦18岁就考入耶鲁大学。令罗斯难忘的是，即使移居美国后，他们家的商店也曾被反犹主义分子烧毁，父亲由于睡在商店的后面，才得以死里逃生。有趣的是，由于不安全感的威胁，她母亲很早就为阿伦购买了人寿保险，并成为她惟一的经济来源。阿伦对罗斯半是兄长、半是父亲，是他一生的良师益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吗？什么能创造幸福？
维勒教授讲授的经济学理论课充满了活力与色彩，使学生们非常有兴趣。在维勒的手中，经济学理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运用起来既要谨慎又要严格注意逻辑性，但是用以理解与解释重要经济现象时却得心应手。用马歇尔的话说，他让经济学成了"分析的发动机"。米尔顿是维勒班上最鲁莽的学生，有一次维勒讲课时，混淆了两件事的功能，米尔顿固执地指出了他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尽管维勒在课堂上固执已见，但下课后还是单独向米尔顿承认了错误。多年后，罗斯和弗里德曼将这一课的启示作为一个做人的准则告诉了自己的子女们：如果你犯了错误而又拒绝承认，你就会让自己受到双重损失，一次是你犯错误时，另一次是你拒绝承认错误时。
1934年，在老师舒尔茨和伯恩斯的帮助下，弗里德曼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年薪1500美元的助理研究员职位。欢欣鼓舞的弗里德曼还清了在芝加哥的欠债，迁往纽约，并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与偏重理论研究的芝加哥大学相比，哥伦比亚大学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正是因为在这两所大学都学习过一段时间，才成就了弗里德曼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学术著作，这对于他来说，又算是一件幸运的事。 ()①弗里德曼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做舒尔茨助手的副产品。这篇论文是批评"从预算数据中评估需求的伸缩性的庇古方法"，因为庇古当时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舒尔茨建议将论文投到凯恩斯任编辑的《经济学杂志》，结果遭到凯恩斯的拒绝，并转来了庇古教授的批评意见。最后，该文连同庇古的批评文章共同发表在1936年5月的《经济学季刊》上。庇古是马歇尔的学术继承人和福利经济学的开拓者，行为很古怪，不仅是一名登山爱好者，还是一个著名福音会的成员，当时福音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同性恋者。1935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那里，他对消费者预算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37年秋天，他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纽约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职业收入结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他与西蒙·库兹涅茨联合出版的《独立职业活动收入》。弗里德曼是通过阿瑟·伯恩斯结识库兹涅茨的，库兹涅茨也是犹太人，后来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弗里德曼的博士论文导师。 ()② 1945年至1946年，弗里德曼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职称是副教授，教授统计学和经济学两门课。在该校的经济系，没有派系斗争，所有的成员都友好相处，尤其是同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共用一个办公室，使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成为终身的密友。他们不仅是富于激励性的谈话对手和批评者，而且都是为经济学而生，而呼吸，而睡眠。某年冬季的一天，乔治在冰上摔了一跤，进了办公室还在揉胳膊。米尔顿看了一下，宣布没关系，告诉乔治说只不过是轻微扭伤。乔治后来拍了X光片，发现是骨折。事后他经常取笑米尔顿，称他为"弗里德曼医生"。这一年他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标题是"房顶还是天花板"激烈地抨击房租最高限价。有趣的是，等后来米尔顿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由于房租的最高限价使他很难找到一处满意的公寓。无奈之下，决定买一处二手房，恰巧房东也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才从竞争者中险胜。
1947年4月，米尔顿第一次离开美国，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成立会议。朝圣山不仅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高手云集，成为大多数与会者的人生转折点。哈耶克、冯·米塞斯、马克卢普、哈伯勒、拉帕德、卡尔·波普尔、黑兹利特……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相识，并献身于同样的自由经济原则，而且大都是犹太人。在与会者中，德国的瓦尔特·奥伊根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吃七八年来吃到的第一个橘子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被战争和占领政府强制执行的僵化政策彻底摧毁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与纳粹斗争的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他是路德维格·艾哈德的老师，艾哈德在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和启发，那次改革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他的理论奠定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的基础。"
1950年春，弗里德曼先后去了法国和德国法兰克福。在巴黎，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斯请他吃午餐。由于阿莱斯是个单身汉，所以给他们上了很多种酒，结果使罗斯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那是罗斯用过的最好的安眠药。在德国时，当他们看到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时，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憎恶感和恐惧感。在公园散步时，他们把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生怕孩子们会突然失踪。尽管他们知道公园里没有纳粹分子，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那些纳粹时期发生在犹太儿童身上的可怕故事却总是萦绕在脑海中。
1962年到1963年，是弗里德曼值得纪念的一年，不仅年内有三本书完成并出版， ()①而且开始了他们结婚25周年的环球旅行，先后去了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腊、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在上述5个国家中停留一两个月，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是短期访问。由于他是犹太人，到了以色列一定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他和妻子却没有回家的感觉，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欧洲犹太人的语言和面孔，而这里却是一个东方犹太人的国家，使他们仿佛置身于外国。因为陪他们游览的是经济学家，所以旅途中的许多专业话题使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经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说："犹太人以金融才能闻名于世，这是在流浪岁月中锻炼出来的，聪明的犹太人经营着银行，聪明的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中监管着银行。政府中的犹太人制定法规，银行中的犹太人逃避法规；政府中的犹太人想办法弥补漏洞，银行中的犹太人再想出办法来逃避；一轮又一轮，终于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法规体系。" 朝圣山学会每年开一次例会，平等争论，气氛非常热烈。让弗里德曼记忆犹新的是1972年在蒙特克斯召开的那次。他在会上所做的主席发言的题目是"资本主义与犹太人"， ()②这个发言适逢其时，因为就在会议期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了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惨案。这成为朝圣山学会会议从未面对过的非常事件。消息传来时，学会前主席施莫德建议全体默哀表示悼念。就在这时，一位英国议会代表尖叫起来，反对默哀："我们为什么不为在爱尔兰被杀害的人默哀呢？"说完后气愤地离开了会场，因为朝圣山会议中的许多成员是犹太人。
弗里德曼的声誉主要来自于他在三个方面的著作：第一，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研究，使他成为西方"货币主义"的领袖和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驱；第二，在消费函数上的永久性收入的理论；第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其代表作就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新自由主义大致出现于二战前后，其代表人物是奥伊根、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新自由主义者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体制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市场和价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们也赞同国家干预，但应将干预限制在最少程度，并最好通过市场和价格来实现。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主张："通过自愿交换新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据说这种制度在促进人类的自由上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不可缺少的手段"。 ()②
基于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负所得税设想，尼克松提出了改良的方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虽然后来没有获准，但尼克松仍然任命弗里德曼为白宫研究员委员会委员，在工作3年后，弗里德曼于1973年10月提出了辞职，并给尼克松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你给我在这个委员会服务的机会对我是一次极有收获的经历。它重新唤起了我对这个国家青年男女的素质、人品与能力的信心。"但他在回忆录中对于美国实行工资与物价限制的政策仍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政策对国家造成的损害，"要比后来导致他辞职的行为更加严重"，从长远考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尽管短期内出于政治需要而大受拥护，"做任何事情都要承担后果，背离正常的经济运转规律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②1970年-1971年，弗里德曼和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有过4次会面。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对经济实情与可选政策了如指掌，没有理由怀疑自己以前对他的智力与知识所做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他绝不说粗话，完全不像政敌指责的那样。"1971年6月，尼克松会见弗里德曼时，希服他能够说服阿瑟·伯恩斯同意授意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货币供应的速度加快。弗里德曼表示反对，并说，加快货币供应将导致通货膨胀。尼克松表示同意，但他认为这将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弗里德曼反驳说，也许不值得以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赢得大选。尼克松这样说："我们担心的是它有可能发生。"但在另一些场合，弗里德曼见到的尼克松却完全是另一个人：快乐随便，嘻嘻哈哈，挥舞着胳膊，热情洋溢，完全不是白宫办公室中那副不苟言笑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反，弗里德曼对里根总统的印象却很好，认为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着自由社会的原则。
1976年10月14日，弗里德曼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人对他和萨缪尔森评价颇高。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获奖感受："我注意到我个人从获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诺奖的整个体系在两个方面弊大于利。第一个方面是，公众普遍认为获得专业奖项的人的观点很重要。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很容易让人们把鲍林当成维生素C专家，把肖克利当成遗传学专家，把沃尔德当成智利问题专家。"有趣的是，在颁奖典礼中，由于他是当时执掌智利经济命脉的经济学家小组的导师和非正式顾问，所以有一个年轻人突然在包厢里站出来，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给智利自由"的口号，使会场气氛特别紧张。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瑞典语学校的校长，由于早在几个月前就获得了入场券，因而才有机会做了一次"非凡"的自我表演。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卡特总统决定给1976年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打电话，结果秘书却打给了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人。这位仁兄曾是福特总统的发言撰稿人，刚从农业部的职位上退下来。当他得知新总统给他打电话时，非常高兴，以为要时来运转了，结果却空欢喜一场。
在此之后，弗里德曼往返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间，或是访问或是旅游或是拍片，非常潇洒。先后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有：以色列、华沙、香港、北京、长春、上海、桂林、广州、新加坡、法国、危地马拉、伦敦、冰岛、墨西哥、希腊、新西兰等。他后来又去了4趟以色列，并希望以色列尽早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他在演讲中说："在我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合理之处是它的道德力量，而不是它的超级效率……"可惜的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政府必须发挥巨大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在东欧拍摄他的电视系列片《自由的选择》时，他去了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在离开华沙时，他去了当地惟一的一所犹太教堂，遗憾的是，尽管是犹太人的新年，除了大使馆去的一些人以外，很少有当地的犹太人，而且这些幸存者大多是老人。
除了以色列以外，弗里德曼不仅多次来过中国，而且来过中国许多城市。在长春和中国的学者座谈时，有人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问题，弗里德曼非常没有外交手腕地坚定地声明："我从不认为有这样的矛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要比共产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幸福得多。"最后的结果是，他被有礼貌地告知，需要有一位社科院的专家到他的房间中给他指点迷津。在桂林的时候，一位导游小姐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讲述了她在文革期间被迫下乡改造和新婚不久就两地分居的故事。最后，她从弗里德曼嘴里学会了一个名词--"自由选择"，并开始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使用。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弗里德曼一行吃了一顿难以启齿的晚餐。在一个又吵又闹的餐厅的包间内，上的第一道菜是一条小狗，它被切开放在盘子里，一端露出耳朵，一端露出尾巴；第二道菜是骆驼蹄子；第三道菜是蛇。一位最具冒险精神的人斗胆每样菜都尝了一口，结果回到饭店后便全吐了出来。这些动物做成菜，在中国很平常，但对弗里德曼来说却太残忍。
1989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结婚，邀请弗里德曼主持婚礼。在恰如其分地进行完各项程序后，弗里德曼发表了精彩的演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与跨文化的婚姻：这里是美国，一位生活在香港的佛教徒与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天主教徒结婚，婚礼却由一位犹太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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