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思海的博客:毛泽东心里最感谢老师们

最近看到金德崇同志珍藏多年的他在延安保育院小学时的一个笔记本，上有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在上世纪40年代初给他的亲笔题词，其中毛泽东所题为“又学习，又玩耍”六个字。乍看之下生动有趣，细细思量却感慨万千，值得我们好好品味和学习。

历来介绍名人事迹，大都宣传他们如何勤奋、自律，却很少介绍他们小时候是怎么玩耍的。那么，是不是要学得好就不可以玩，玩了就学不好？学习和玩耍到底是什么关系？首先来看看毛泽东本人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据回忆，儿时的毛泽东在上学期间，早晚要放牛拾粪。放牛时，几个小伙伴经常在山坡上玩耍，一玩起来就会误了放牛。为了既放好牛又玩得好，毛泽东把同伴组织起来分成三班，一班看牛，一班割草，一班去玩，每天轮班。这样小伙伴们都很开心，他们都愿意跟毛泽东一起放牛，还戏称他为“牛司令”。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毛泽东一样，在小时候并非众人想象里“中规中矩”、只会学习不会玩耍的“好孩子”。他们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也经历过爱玩耍的童年时光。刘少奇童年在私塾放学、放假后，经常与小伙伴相约到旷野山林中割草放牛，还到水塘里游泳嬉戏，从中找到无穷乐趣。朱德小时候在故乡的琳琅山下，曾带领小伙伴使出“调虎离山”之计，让一两个小孩缠住地主，其他人趁机溜到地主家的花园赏花看鱼。少年周恩来常常到古城淮阴的禹王台登高放鸽，还曾费心思改良鸽哨。他还喜欢与小伙伴们一起玩审问“洋鬼子”和“坏地主”的游戏。邓小平小时候曾爬到驮着神道碑的石头乌龟上去玩。在那个年代，大家敬畏神碑，谁都不敢上去，只有邓小平爬上去了，还玩得很高兴，让小伙伴们又羡慕又害怕。陈云幼年时尽管家境贫寒，仍爱好调弄丝竹、听评弹。他经常到附近的道院里跟道士们学拉二胡、吹笛子和箫。他特别爱听评弹，说自己是听“戤壁书”出身，就是不花钱靠在墙边白听书的意思。他15岁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还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拉胡琴，认为在单调艰苦的生活中拉拉唱唱有益身心，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政治家的童年如此，古今中外那些著名科学家又如何呢？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的牛顿，在少年时期并不引人注目。如果说他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动手能力很强。他十分喜欢绘画、雕刻，喜欢做风车、水钟等机械玩具。他曾把灯笼挂在风筝尾巴上放入空中流动闪烁，做过能测出准确时间的水钟。首创进化论的达尔文，从小就喜欢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他尝试给各种植物起名字，宣称自己可以将几种有色液体浇洒在花的植株上，从而培育成各种不同颜色的花。他还喜欢钓鱼、捉蟑螂、掏鸟蛋。他的科学创造精神是从小时候喜欢玩昆虫、观察动植物变化开始的。他自己说：“我那时是一个很淘气的孩子。”计算机大师比尔?盖茨，小时候开朗活泼，精力充沛。13岁时他为了玩三连棋编写出第一个软件程序。他总是鼓捣自己的玩具，尤其喜欢给计算机增加指令实验出各式各样的游戏方法。他后来创立“微软王国”与小时候的兴趣爱好密切相关。地质学家李四光，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游戏，他最喜欢藏到一块大石头背后。有一次他突然想到在平整的草坪上凸起一块大石头显得很不相称，就到处问这块石头是从哪来的。别人的解释让他感到不满足，他就下决心要自己研究，探索其中的奥秘。多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扬子江流域第四纪冰期》的论文，特别提到了他儿时藏过的这块大石头。这个“使他迷惑不解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这是基于“好奇心驱动”走上研究之路的一个生动事例。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在小学低年级时，常常和男孩子们一起玩掷飞镖的游戏，他总能投得远、掷得准。同学们不服气之余捡起他的飞镖仔细研究，发现他折的飞镖有棱有角、十分规整，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所以总是赢。

从这些名人的童年经历中可以发现，只要安排得当，玩耍与学习其实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孩子的创造力、交际表达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身心健康快乐等等，往往可以在生动活泼的玩耍过程中获取。我国古代先贤早就提出过“寓教于乐”，也就是在游戏和玩耍中学习的育人原则。而“教育”一词的希腊文（paideia）词根就是“孩子”（pais），与“游戏”(paidia)一词也有关联。所以西方有句谚语说：“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爱玩耍、爱游戏，是孩子的天性，也是儿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必要过程。近些年来，有人提出所谓“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为此强行让孩子过早开始学习，学业负担过重，只能少玩耍甚至不玩耍，导致不少孩子产生厌学情绪。这就偏离了教育的正常轨道，效果自然适得其反。毛泽东一向认为，爱活动是儿童的天性，没有严加禁止的必要，不要使小学生变成小老头。他早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就积极提倡德智体“三育并重”、“身心并完”。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曾谈到青少年要“学”、“玩”兼顾。他说：“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一个中学校长呼吁减轻中学生负担的文件中写了这样的批语：“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要让青年“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从而更加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让他们有机会从童年时期起，就适当释放游戏玩耍的天性，在学习中玩耍，在玩耍中学习。六十多年前，毛泽东给12岁的小学生金德崇的题词“又学习，又玩耍”，当时也许是随性之笔，但它饱含了他对青少年健康成长、自由发展的殷切期望，值得今天的人们思索和感悟。

       众所周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直品学兼优，这自然离不开各位老师的栽培。先后有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毛麓钟、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七位老师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从8岁到16岁，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读书。他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 教育。他对枯燥难懂的经书、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都不感兴趣。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多位塾师对他后来的成长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也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第一位：学前塾师文正莹

启蒙老师文正莹是毛泽东的亲二舅，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八舅父。文正莹是一位生性正直、性情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毛泽东从2岁多至8岁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祖母家务繁忙，怕对他照顾不周出意外，就让他的表哥带他到舅父的私塾玩耍。不料小小年纪的毛泽东竟然不哭不闹，有时还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课，和同学们一起背书，就这样接受了数年的“学前教育”。

舅父对聪慧的毛泽东特别喜欢，有意对他进行培养，除了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外，还抽空教他一些古诗。在毛泽东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以后，文正莹又教他一些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等，毛泽东也读得朗朗上口。

1902年春，父亲毛顺生把毛泽东接回韶山正式入私塾读书。此后，文正莹一直关心着毛泽东的教育和成长，在毛泽东以后读私塾期间，文正莹常借图书报刊给他，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

八舅父对他的有意栽培，使毛泽东终生难忘。

 第二位：南岸私塾塾师邹春培 

1902年春，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正式接受私塾教育。塾师是邹春培，也是毛泽东正式入私塾后的第一位老师。

平时话语不多的邹春培教学认真、严厉古板，对学生管理严格，常有体罚。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长进很快。邹春培感到自己的知识已教不了毛泽东，更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找到毛顺生诚恳地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

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常想起自己这位严厉的启蒙老师。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邹春培除了严厉外，乏善可陈，他对毛泽东成长的影响远不及其他几位私塾先生。

 第三位：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宇居

  毛宇居，即毛泽启，又名蕊居、禹居。他是毛泽东的堂兄，长毛泽东12岁。毛宇居为人正直、练达，诗文书法都好，颇具才学。韶山冲的乡邻常请他代写书信、对联等，有“韶山一枝笔”的美称，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读书。他仍然是那样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但他仍是那样顽皮淘气，使老师深感头痛。一次毛宇居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先生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一面背书，一面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先生一份，先生却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答：“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先生气得涨红了脸，指着天井说，“我要你做一首赞井的诗。”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开口吟道：“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借题发挥，颇有寓意，最后两句更是令人回味。毛宇居惊喜难抑，终生不忘。

  后来毛宇居对毛泽东因材施教。针对毛泽东基础好、领悟力高，他就布置高深一些的教材让他学；鉴于毛泽东求知欲强，他就将自己的一些藏书借给他看，扩大他的视野。

  1907年夏，毛泽东离开了井湾里私塾，停学在家务农，但是在以后，他们的关系一直没断。1919年10月，毛泽东母亲病逝，毛宇居协助料理后事，毛泽东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母文》长诗和两副灵联。毛宇居将祭文收藏起来，保存了30年，新中国成立后交给政府，刻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上。这是现知毛泽东所写古典诗词中最长的一首诗。

  1921年春和1925年上半年，毛泽东两次回乡，均去拜访毛宇居，并将家里的私事托付给他料理。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各地考察农民运动时再次回到家乡，毛宇居率全家父老在毛震公祠召开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

  大革命失败后，毛宇居冒险保存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共一万多字。1932年，毛宇居曾冒死保护毛泽东的祖坟；他还尽力保护和照顾毛泽东的亲属，如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儿子毛楚雄、岳母周陈轩等。

  1940年，毛宇居等人一起在家乡第四次修订韶山毛氏族谱，其中诗赋多出于毛宇居之手。在反动统治下，他以极大的勇气称赞毛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  毛泽东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当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们立即书信取得联系、互通情况、互相问候。湖南解放不久，毛泽东便给毛宇居捎信，邀他来京相聚。

  毛宇居曾三次进京看望毛泽东。1951年9月，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毛宇居，安排他出席国庆观礼和国庆宴会，游览北京名胜古迹。当天气渐冷时，毛泽东给他买了皮大衣和皮鞋。毛宇居牙不好，毛泽东又派人送他到医院镶了牙。

  1952年冬，毛宇居受韶山乡政府委托第二次进京，请毛泽东为家乡新办的学校起名、题名，毛泽东听说家乡办学校，非常高兴，就题写了“韶山学校”，他解释说：“现在办小学，以后学校发展还可以办中学、大学。”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曾到这所学校视察，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1958年，湘潭县委想创办湘潭大学，又一次委托毛宇居进京，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再次热情接待了他，并题写了校名。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交代工作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大哥接来”。毛宇居夫妇和孩子们来到韶山招待所，毛泽东与他们作了长谈。

  6月26日下午，骄阳似火，毛泽东邀毛宇居在韶山水库游泳。游泳过后他们一起来到了毛震公祠，看到这里的陈设依旧，毛泽东心潮难平，他对毛宇居说：“1927年我回来考察农民运动，你们就在这里敲锣打鼓欢迎我。”毛宇居惊异地说：“主席，你还记得？”“怎么不记得呢，你还在欢迎会上致词：‘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毛泽东顺口背出了当年的欢迎词，更让乡亲们钦佩不已。

  当晚毛泽东宴请当年的老党员、赤卫队员、军烈属和乡亲。他将毛宇居安排在上座，并第一个向他敬酒。毛宇居激动不已，连忙起身谦让：“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回答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泽东的尊师佳话很快在韶山一带广为流传。

  1964年9月29日，毛宇居在韶山病逝，享年83岁。

  第四位：校外塾师李漱清

毛泽东和他的师友在中南海留影。从右至左为：邹普勋（毛泽东塾师邹春培的儿子）、李漱清（毛泽东塾师）、毛泽东、张干（毛泽东在一师时的校长）、罗元鲲（一师历史教员）。

 李漱清，又名李吉力，1874年生。湖南湘潭人。毕业于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曾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博学多才，思想开明，是一位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

  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刚好李漱清学成归来，他家与毛泽东家仅距几华里。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毛泽东常常跑到李家屋场上找李漱清，师生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救国思想，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毛泽东则向老师汇报读书心得，请教种种问题。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作《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李漱清这里，毛泽东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1911年至1921年毛泽东在湘乡、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总要看望李漱清先生。1925年2月毛泽东由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李漱清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并将自己的儿子李耿侯介绍给毛泽东当秘书。李耿侯很快成为农会骨干，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5名成员之一。

  1925年8月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特邀李漱清协助办报。李漱清虽已年过半百，仍辞别妻儿欣然前往广州，到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帮助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后来毛泽东又推荐李漱清到湖南省政府工作。  李漱清先后送自己的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这位“激进派”老师。他得知老师仍健在，立即于1949年11月17日复信给李漱清的儿子李介侯：“尊翁健在，可为庆贺，尚祈转问候之意。”

 1951年，毛泽东邀请李漱清进京。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漱清及湖南一师的张干、罗元鲲等师长，一一向他们敬酒。饭后陪同他们游览中南海，看电影。国庆节又邀请他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这次李漱清在京逗留了48天。临行毛泽东送给他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人民币100万元（旧币），一本亲笔签字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52年1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李漱清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改任省文史馆馆员。1957年12月，李漱清在家乡病逝，享年83岁。

 
      第五位：东茅塘私塾塾师毛麓钟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毛麓钟又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号云阁，1866年生于韶山一个书香之家。其祖父清末曾做过几任县丞。他自幼天资聪慧，在祖父教导下潜心攻读诗书，26岁考中长沙府学秀才，是当时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的长沙府学秀才，深受毛氏族人和乡邻称誉。

  但毛麓钟思想上并不守旧。他主张废科举，办新式学堂，学西方技术，富国强兵。他在韶山开办了一所中西合璧式的私塾，招收毛氏族人中文化基础较好、思想活跃的青少年入学。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到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对他格外看重，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还给他点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辅导他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关于“治乱兴衰之书”。在这里毛泽东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毛麓钟十分喜欢古典诗词，造诣很高。他辅导毛泽东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毛泽东赋诗填词。在他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毛泽东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毛麓钟还在思想方面给毛泽东教育和启迪，向他宣讲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向他推荐一些时论文章，如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那里面许多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畅，毛泽东读后顿觉思想开阔。这对毛泽东后来走上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0年秋，毛泽东得知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很希望去那里读书。但他父亲要把他送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麓钟与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等一起说服毛顺生，使毛泽东得以走出韶山冲到湘乡高等小学堂继续求学。这是毛泽东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毛麓钟于1921年因病早逝，毛泽东十分悲痛。1925年他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时，曾特地到东茅塘悼念毛麓钟。毛麓钟的儿子毛泽普小毛泽东26岁，父亲去世时他才一两岁，由母亲抚养成人。1938年他到延安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先后被安排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湖南省计委副主任、科委副主任、中共韶山区委书记等职。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在同塾师毛宇居叙旧时，他深情地说：“那时我能读书，可就是不好好读，后来在家种了两年田，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我二伯不愧是韶山的秀才，教书育人很有办法哩！”

第六位：中学老师符定一

符定一是毛泽东的中学老师，他于1908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回湖南执教，历任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湖南师范学校校长。

1912年，符定一任省立一中校长，招收新生时，发现毛泽东“为中国有用之才”。 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报考者众多，毛泽东脱 颖而出，在入学国文考试中名列第一。但当他们看到毛泽东，都不相信他这个生长在边远的山村，只读过半年小学堂的乡村青年竟能考出那样好的成绩。于是，符定 一校长作主，为他加了一场面试。

 第二天，符定一和一位国文老师商定了文章题目，把毛泽东叫到一个单独房间，要求他限时作文，由符校长亲自监考、面试、批 分。考试的结果是：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作文还要好！ 符定一执教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阅卷时，不禁拍案叫绝，挥笔在 卷上批道：“历观该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人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矣！” 

毛泽东入学后，符定一给予他语言文字方面诸多指导，又经常为他讲解古典文学作品，传授爱国主义思想，从此师生来往甚密，情谊弥笃。 毛泽东只在省 立一中呆了半年，他认为自修是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便向符定一说出自己准备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的学习计划。符定一极力挽留，最后尊重毛泽东的选择，寄寓 厚望。新年刚过，元宵节前，毛泽东又来到长沙城，前往符定一家给老师拜年，同时征询老师报考哪类学校。符老师建议毛泽东去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教师，走教育救国、教育兴邦之路。毛泽东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不久便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3年，符定一被补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和毛泽东暂时分手了。1925年，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养病，不料遭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军警的追捕。此 时，符定一正好回湖南省亲，闻知此事，便凭自己宿儒的身份和赵恒惕是小同乡的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为毛作保。费了一番周折，终于使 毛泽东化险为夷，脱离虎口。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求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在长达五年的师范生涯中，毛泽东为以后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成熟。在这里，有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一位是杨昌济。伦理学家,教育家。

  湖南省长沙县人,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两次乡试不中,后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6年。身处扶桑,不忘祖国,改号怀中,以求心怀中土。对日本老师诬蔑中国人的言论予以指斥,说日本“不怀好意”、“有入主中国之思想”。还参加了拒俄运动。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立志献身教育,报效祖国和人民。1913年回到长沙,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教育司司长,他断然谢绝,表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学生,领受教诲颇多。他对国事颇为关注,曾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等等。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与徐特立、黎锦熙等组织编译所,编辑出版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编辑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为其传世之作。

他对教育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个方面内容,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张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惰,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归葬长沙县板仓。

   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第二位是徐特立。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又名徐立华，字师陶。湖南长沙人。读过六年私塾。在本乡教过十年蒙馆。１９０５年入长沙城宁乡速成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后兴办私学（如梨江学校、长沙平民夜校等）。１９１０年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武昌起义，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１９１３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１９１９年到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４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８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参加了长征。在延安曾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１９４０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
      徐特立早年为了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时妥协退让，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而蜚声全省，是当时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徐特立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徐特立影响的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积累了足足有好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出版有《徐特立教育文选》和《徐特立文集》等。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９１岁。 

第三位是袁仲谦。

袁吉六，字仕策，榜名仲谦，清同治七年农在历闰四月初十（1868年5月31日）出生于保靖县葫芦寨（其六世祖袁文宗于清初带全家迁此定居）。民国元年（1912），携家眷回归祖籍新化县永固团巴油袁家凼（今隆回县孟公乡白莲村） 民国2年(1913)春，袁吉六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国文教员。4年，一师学生掀起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张为此大怒，决定开除学生毛泽东等17人。袁等在张干面前据理力争，说：“毛泽东等皆杰出人才，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张干被迫收回成命。 袁吉六在一师授教时，康（有为）、梁（启超）文体风靡一时，学生作文，竞相仿效。他对学生毛泽东说：“作文之道，首应务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又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接受教诲，崐改弦易张，独出一格，袁赞赏毛有孔融之笔。后来，常对毛进行个别指导，为他详崐细讲解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埃德加·斯诺谈及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并说：“予之得窥古文涯者，袁胡子之教为多。” 民国5年，谭延 任湖南省长时，要袁任省府机要秘书。他以年迈力衰、难负重任而拒绝，继续从事教育。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现北师大）、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明德中学、长郡中学。民国16年与胡元炎一起参加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并任该校教师，直至民国19年退休。 袁在教学之余，竭力著书立说，撰有《文字源流》、《文学史》、《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国文讲义》等。退休回乡后专心致志著作《说文初义草》。终因积劳成疾，未竟而亡，今存部分遗稿。 民国21年农历四月初二（1932年5月7日），袁病逝，终年64岁，葬于巴油袁家凼蛇形山。 毛泽东主席对吉六非常敬重。1950年，当袁的老同事王季范写信告知他的遗孀生活困难时，毛主席即去信湖南省主席王首道：“请省府酌予接济”。使袁夫人得以安度晚年。1953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袁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 毛泽东书”。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为袁重修了坟墓。 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席间追忆袁师时，章、郭说“此老通古今文史”，“斯人教天下英才”。1980年，袁的大儿子袁愈栖组成五字对联“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刻于墓旁石柱上，以志纪念。

方维夏(1879-1935)号竹雅。湖南平江人。1898年夏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曾参加变法维新活动。1905年8月到日本，入东京农业大学学习，并参加同盟会。1910年毕业回国，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湖南省署教育司司长等职，参加过倒袁(世凯)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8月在长沙参加毛泽东等发起的“俄罗斯研究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平江联络李六如等创办湖南文化书社平江分社。1922年7月代表湖南省教育会赴济南参加筹备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会议，提出开发人才、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主张。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派遣任湘军第五军秘书长，湘军讲武堂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推动对旧军队的改造，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党代表。1928年春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春回国，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师生建校舍、制教具，编教材，创办起新型的红军学校。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1933年夏，调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厅厅长兼裁判部部长，对发展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赣南特委宣传部部长，领导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率部转战赣粤湘地区，后在桂东东边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1935年春，所部与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率领的赣南游击支队会师，合并为湘粤赣游击支队，成立中共湘粤赣特委，他任宣传部部长。在国民党军进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对敌斗争，1936年4月在桂东沙田的仙背山被叛徒杀害。

易培基（1880.2—1937.9）教育家。

湖南长沙人，字寅村，别号鹿山。毕业于湖南方言学堂。为学渊博，通经史、小学，旁及金石文字。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学堂、长沙师范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广泛吸收进步教员，提倡男女同校。1919年参加驱张（敬尧）运动，被推选为商学界代表。1920年6月，被任命为省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学政委员会委员长和省立图书馆馆长、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11月被近辞去一师校长职务。1923年曾任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4年任孙中山驻北京全权代表，后入黄郛内阁，任教育总长。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任理事兼文物馆馆长。次年3月，因发动北京大中学校学生和市民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遭通缉，避居东交民巷，后隐居长沙。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农矿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兼文物馆馆长等职。1934年，在一次他人设计的故宫盗宝案中，蒙遭冤屈，被迫辞去院长之职，移居天津，转至上海法租界，晚年生活处境凄苦，于1937年9月病故。

张干（1884-1967） 教育家。字次仑，号攸凰。湖南新化（今属新邵县）人。1908年湖南中路优级师范学校毕业，获举人称号，留校任教。后在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省立长沙女子中学等校任教。1914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次年8月，学校发生反对省教育当局增收学杂费风潮，张出告示开除毛泽东等进步学生学籍，因此去职。后继续在长沙从事中学教育，又曾任省立六中校长、湖南省督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安排，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