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绒花说课稿:从《史记》的篇目和体例谈司马迁对武帝和卫青的态度

   经常看到有人在讨论《史记》时抱怨对卫青的许多事迹记载得不够详尽，特别是对其在朝中诸事（如调度各方军事）及武帝推行军制改革以后的情况几乎未提颇感遗憾，还有人认为是因为司马迁因为跟武帝有私仇，或因其身为文人而轻视武功，所以多有蓄意贬低，乃至故意从略。我想，人们对《史记》中的记载有这样的观感是可以理解的，上述的令后人忍不住遗憾甚至抱怨之处也确实是存在的，问题是，这个抱怨是不是该向着司马迁，是不是可以作为《史记》不公正的明证？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记》并非原著全貌。首先，它有删改，东汉的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曾提到“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而被删节过的未必只有《景纪》；其次，它有残缺，《汉书·司马迁传》及《后汉书·班彪传》之处它“十篇缺,有录无书”；第三，它有增补，现传一百三十篇中有数篇是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的。
关于缺少的十篇文字，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晏认为它们分别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虽然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一直深为后世质疑，但有一点却基本上已成定论——那就是《史记》记载卫青时代史事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武帝本纪》（当为“今上本纪”），正在这失传的十篇之中。
事实上，今日我们读到的所谓《史记·孝武本纪》，除开头几句之外，其余部份基本上出自《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只不过将其中的“今上”改为“武帝”，并做了少许字句调整罢了，“孝武”是谥号，死于武帝生前的司马迁对武帝只会称呼为“上”、“今上”或“今天子”，是绝不可能其笔下写出“武帝”这样的称呼来的！
那么，司马迁原本的武帝本纪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太史公自序》中一窥端倪——“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由此可见，该文全面记载了武帝一生在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文治武功，何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意思就是说，汉朝经过五世的发展，到了武帝时代才达到了真正的昌盛兴隆，而这个昌隆的时代中首当其冲、最值得彪炳史册的头等大事便是“外攘夷狄”，其次是“内修法度”，余事皆次之。
　　 试问，难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可以说明是司马公在蓄意贬低武帝的功业吗？难道将“外攘夷狄”列于第一位，“内修法度”列于第二位，可以说明司马公重文轻武吗？
当然，司马迁对武帝的批评和负面记载也是很多的，但不能因此断言说这些就是出于他个人的好恶——武帝本人在晚年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也是多有反省的，说到负面记载，《史记》对项羽的负面记载同样很多，批评也非常严厉，以致有些人甚至怀疑作者对项羽其人十分轻视、鄙夷，但更多人都相信作者对项羽充满崇敬和喜爱之情——如果说将一个失败者列入“本纪”表现了他身为史家的公正性的话，那么即使删去也无关宏旨的“霸王别姬”一段被写得煽情之至，以致引发无数后人对英雄末路的慨叹，则足见作者个人对项羽的惋惜和同情了。有位日本作家分析《史记》对垓下之战的记载时曾指出，单从项羽突围时“亡其两骑耳”的描写即可看出作者个人对项羽的感情——一个“耳”字，充分突显了项羽的英勇与作战的巧妙，连语感都大大不同了！虽然司马迁对武帝的心情和对项羽的不可同日耳语，但项羽的例子却可以说明《史记》中的负面评价或负面记载与作者个人的好恶未必有什么必然关联。
我们知道，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本纪”为纲，“本”者，根本也，“本纪”所载不只是君主个人的事迹，同时也是以其个人生平串连起一个时代最重大的事迹，载列于本纪当中，越是关乎兴亡、举足轻重的大事，在本纪中越会详加记叙，而世家、列传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本纪”未能详述的事迹予以补完，从而通过象征一个时代的人物的事迹去全面反映这个时代的风貌，而对“本纪”中已经详加记载的事迹，在个人传记中则不再详述。以汉初楚汉决战时的垓下之战为例，《淮阴侯列传》中对此战前后经过只提了二十多个字，其中直接写韩信的只有六个字，而《高祖本纪》中记载此战的字数则是《淮阴侯列传》的六倍，直接写韩信的字数也是《淮阴侯列传》的六倍，连《项羽本纪》中涉及的韩信事迹都是《淮阴侯列传》的数倍，可见《淮阴侯列传》写得少并不是因为作者有意轻视，而恰恰是因为此战意义深远，涉及全局的方方面面，因而须在本纪中详述。
同理，司马公在卫青传记中，也是以记载其直接参与的战事为主，至于卫青在朝中的事迹，如涉及军制改革、调度四方之类的史事，乃是以武帝为中心，而关乎全局，依体例自当写入武帝本纪，而不宜载于卫青个人的传中。且司马公在自序中将“外攘夷狄”列为有汉五世以来最昌隆之世的头等大事，可以想见他在武帝本纪中对此事必会大书而特书，极有可能比卫霍本传中写得更为详尽而全面，后者反而只是对卫、霍个人功绩所做的一个总结。由于武帝本纪之不传，今天的我们已无从看到这段想必极为精彩而振奋人心的记述，诚为极端遗憾之事，然将其过归于司马公，实乃不公。
此外，《史记》在卫霍传结尾处又提到“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卫青）侯者九人。其裨将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并为这十四人一一列简传，从纪传体的体例上言，将他人传记附于传主名下的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类是亲族，如子传列于父传下，另一类就是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物。正如世家、列传实际是变换角度对本纪内容进行补充一样，附传实际也是对本传的一种变换角度的补充，尽管世家、列传中的史事大多和本纪传主并无直接联系，但前者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展现后者对一个时代乃至于后世的影响。一般来说，与本纪相对应的传记篇目、字数越多，越说明本纪的传主影响力之越深远。同样，附传传主的事迹也不一定和本传的传主有直接联系，但之所以将其附于该传主名下而非它传中，亦是提醒了传主对于其所身处时代的深远之影响。
在卫霍传中附有单独简传的十四名曾为卫青部下的人物多在其麾下立有战功，将他们的战功放在此处叙述，是作为卫青之功的一个侧面，而其中也有人未建显功，以附传单述其事迹及所获封赏，则表示他们是沾了卫青的光——因为卫青的战功彪炳，所以他们也分得一杯羹。其实论份量，这其中值得单独列传的大概不到一半，而若张骞之辈，主要事迹并非以卫青部下的身份取得，却也因随卫青作战封侯而列传于此，凡此种种，无疑都是在加重传主的份量，强调其对所处之时代的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力。仍以张骞为例，因其声名远播于西域，乃至后来汉朝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而“博望侯”恰是张骞随卫青作战有功而受封的爵位，汉朝与西域的通好，也以卫霍对匈奴的有力打击为大前提，所以作者并不是从张骞个人的角度去立他的简传，而是将其作为卫青传记的附录来写，同样的事迹，因为立传的角度不一样，意义也就大为不同了。至于将卫霍合传，也是因为他们的事迹性质相似，其中许多都是同一段史事的不同方面，合传便于读者把握历史的全貌，绝不能因此得出作者轻视卫霍的结论。
综上所述，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不同于普通的人物传记，而是以人物活动为主线对其所身处的时代的历史的全面展现，本纪与其他传记、本传和附传之间、合传的传记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个传虽有其独立性，但仍是前者的附属和补充，不能以完全独立的篇章视之。由于《史记》原著中为武帝所做的本纪的遗失，卫霍在对汉朝匈奴作战中的部份事迹（特别是涉及全局的战备、调度的事迹），及卫青在朝时期的部份事迹，很可能因此而失传，却不能因此断言是司马迁立存心不写，蓄意抹煞。
　
　　
　　（注：这是本人在百度卫青吧读到的一篇文章，作者：numzero。本人感觉很好、很公正，受益匪浅，故转发于此，以期佳文共赏。但不敢掠人之美，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