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林木风win10:《禹贡》小证

   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公之于众,

   关于夏是否存在的问题算是有了初步的答案。但关于夏朝的争议远没有结束。而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夏文明是否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态。

遗址现场所能提供的证据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和庙底沟或牛梁河相比, 考虑到其中相差的年代以及冶铜技术的出现,

二里头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肯定当时曾经存在有国家性质的权力中心。唯一相关的证据是若干巨大的夯土台基[1]和大柱础, 显示这里确实曾是权力的中心。而台基和柱础的形制又表明上面应是一种带有回廊的殿宇式建筑,

这种建筑形制和后来中国历代的宫殿形制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排除这是一个地方权力中心或"酋邦(Chiefdom)" 中心的可能。

要证实夏代已经进入国家阶段, 仅仅依赖于野外考古作业, 也许是比较困难的。野外考古作业偶尔也能揭示社会组织形态之类的文明要素, 比如从一件未开锋的装饰精致的石戉或玉戉, 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军事组织的存在。但是,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要证明权力中心的存在, 而是要在国家和酋邦之间作出区分[2], 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灰色地带出于以上原因, 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了《禹贡》。在上古典籍中, 《禹贡》独具特色, 因为它叙述了两种看起来非常古老的制度----朝贡制度和五服制度。

然而, 在论述中国上古史时, 大量引用古代典籍也许不是一种明智的办法。因为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无法肯定夏代是否已经有了接近成熟的文字系统[3],

而从夏代到春秋的一千多年里, 中国文字的书写形式就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即使有源于夏朝的文字流传下来, 其间会经历多次的改编几乎是必然的。在这样的前提下,

任何古籍都必须经过详细的真实性考证以后, 才可以作为证据引用。反过来, 如果一篇文字真的源于夏朝, 那么它难免就会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迹。在近距离的仔细观察下,

发现这些时代的痕迹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而《禹贡》正是这样一部带有夏代印迹的文字。

一、战国成文说的一些反面证据

在上古文献中, 《禹贡》也是一部极富争议的文件, 关于其成文年代就不同看法。

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疑古思潮开始, 认为《禹贡》成文于战国的观点在学界已经成为主流。战国成文说的理论依据有许多, 比较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九州"说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贡物中有铁和镂；《禹贡》描述的范围相当广大，非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所能了解；《禹贡》的语言比在它以后的《盘庚》更浅显；《禹贡》中的地名和水名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等等[4]。

1. "九州"之说真是始于战国吗　

古籍中象《禹贡》那样详细描述九州的不止《禹贡》一部,

《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都叙述有各自不同的"九州"系统。《尔雅》和《吕氏春秋》可以肯定是战国或更晚成书的。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因为"九州"之说,

而认定《周礼·职方氏》也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呢　

《尚书》中提及州这一区域单位的还有《虞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和"肇十有二州")和《虞书·益稷》("州十有二师"),

而这又和《舜典》中的"咨十有二牧"和"觐四岳群牧"遥相呼应, 自成体系。加上《禹贡》, 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断定孔子编定的《尚书》中根本就不包含《虞》《夏》两书。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襄公四年》有："芒芒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左传》为编年体,

采用这一体裁的原因明显是为了方便逐年记录。因此我们不可能想象作者会在襄公四年以后很久才写下以上文字。而襄公四年约在BC550年前后, 距三家分晋尚有七十多年。

而出土的《齐候钟》有这样的铭文："成汤受天命，威有九州，处*之堵"[5]。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中晚期, 九州概念已经相当流行。　

那么"九州"之说会不会是春秋时期某一大家所首倡的学说呢

邹衍(约BC305～BC240), 是阴阳五行学派的重要学者,

曾提出过"大九州学说"。"大九州学说"无论是命名还是模型都明显取范于"九州"之说。那么是春秋哪一大家的思想, 竟然对邹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同时又在他的其他理论中没有留下丝毫的影响　

屈原在《天问》中[6]这样问道："九州安错？川谷何洿？"《天问》中所诘问的有很多是有关世界本原的问题,

我们并没有看见作者对于"道"或者"仁"有过类似的诘问。"九州"之说是从哪里来的影响力, 竟然使得《天问》作者, 将其和许多本原性的内容相并列　

其实"九州"的说法, 散见于跨度时间相当长的如此众多的典籍, 只有一种可能能够解释, 那就是"九州"之说, 并非某位学者的学术幻想,

而是我们先民对于文明早期的一种记忆。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证实大禹治水就是历史, 但即使大禹治水只是传说, "九州"之说也是这一传说的一部分, 其起源应该相当古远。

龙山时代的先民, 会不会有世界的概念呢　 如果有，他们眼中的世界范围会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是不是也会用类似我们今天的亚洲美洲概念来表示这一世界的某一部分呢　

"九州"概念在一开始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方位区域。这也许并不仅仅是我们理论上的猜想。《禹贡》九州其实按顺时针方向围绕中原地区转了一圈[7],

而这也是《禹贡》的叙述顺序。或许我们会感到何以中原地区会有兗豫二州, 这岂非是说天下有两个中心　 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

兗豫二州恰恰是龙山时代以庙底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和海岱区[8]的山东龙山文化(海岱文化)的分布范围。

《禹贡》中的九州明显是依自然条件进行的分区,

其文字并没有直接说明九州是行政区划。记载上古用州作行政区划的并非《禹贡》，而是《舜典》和《益稷》。对于上古时期是否真的曾经使用"州"作为行政区划,

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即使我们证明了全部《尚书》都是后来的作品，我们依然不能根据这一点而对龙山时代的这一说法作出任何结论，因为我们并不因为这一原因而对龙山时代获得任何新的信息。

2. 来自梁州的"铁证"

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镂, 而镂字的本义是可用作雕刻工具的坚铁, 因此很容易由此联想到钢,

并由此可以推断《禹贡》的成文必定在钢问世以后。这可以说是支持《禹贡》战国成文的最确凿的证据, 称其为"铁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在人类用铁的历史上, 第一种在严格意义下可以被称为"钢"的铁制品是印度的伍氏钢

其出现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六世纪(BC600-BC500)左右[9]。年代稍后一点, 在大马士革出现了用伍氏钢和反复折叠锻打两种不同工艺生产的钢制刀剑,

这两种工艺形成的时间大致均在BC500前后[10]。在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钢制品是来自长沙杨家山楚墓的钢剑, 其年代为春秋晚期, 说是BC500前后,

相差也不会太远[11]。

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钢制品的年代在人类用铁历史上非常靠前, 但这一时间已经非常接近春秋战国之交,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肯定《禹贡》的成文应该在战国时期而非春秋或以前的某个时期，然而镂真的就是严格意义下的"钢"吗　在《左传·哀公元年》中,楚大夫子西有这样一段陈述："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对于其中的"器不彤镂"有必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镂"字在这里词义已经有了改变,

已不再是表示用作雕刻工具的坚铁(镂字的本义), 而是雕刻这一动作本身。要实现这一词性转变, 必须经过这样几个阶段, 首先要有坚铁(镂),

不然一切无从谈起；第二阶段是将坚铁(镂)用于雕刻, 不然词的转义不会和雕刻相联系；第三阶段是绝大多数的雕刻工具(至少是深雕工具)采用坚铁制造, 否则,

用作雕刻代名词的应该是另一种广泛使用的雕刻工具,

而不会是镂。而这一阶段意味着坚铁(镂)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雕刻工具制造上)的普及。第四阶段则因为将坚铁(镂)用于雕刻时长日久以后,

导致词义的改变。整个过程尤其是后两个阶段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说要花二百年时间才能实现这一转变,

应该说是比较保守的吧。而哀公元年当在BC480年前后, 如果说镂就是钢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想在这里证明公元前七世纪初中国已经可能有了钢　

从以上的分析, 也说明了"镂"字的产生, 要比我们想象的更早。应该说上引《左传》只是其中一例, 我们并不能排除有更早的类似用法,

因此以上分析结果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能的下限。

 那么, 被称为坚铁的镂不是"钢", 又能是什么呢　

纯铁的性质较软, 如果不掺入某种适当的杂质以形成某种铁合金的话, 铁的应用将会极其有限。而如果在纯铁中适度加入很少量的碳, 铁的性质就会有非常大的改观,

这时我们就得到了钢。不过这中间的原理是在现代科技体系形成时所发现的,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古人并不清楚这一点。

而早期的块炼铁技术第一步所获得的通常是海绵状的带有部分炉渣的铁块,

这种铁块还须经过反复地锤打去除炉渣和其他杂质并使其成型。在热煅(hot-hammering)技术尚未出现时, 这种锤打获得的往往是纯铁。十分偶然地,

公元前十四世纪左右出现的热煅技术使得海绵铁在被重新加热至某一比熔炼较低的温度时, 得以接触可能不完全燃烧的碳火,

从而在铁的表面形成一薄薄的渗碳层。虽然由于无法控制炉温, 这一"工艺"非常的不稳定,

但后来大量的冶铁实践还是使大量的这种"钢包铁"的制品得以问世。而这一薄薄的渗碳层虽然和严格意义下的"钢"不可同日而语, 但已大大改善了铁制品的使用性能。

 对于一些大型铁制件, 这一薄薄的渗碳层所能实现的性能改善可以说是非常有限。但对于细小的雕刻工具来说, 这一渗碳层对于性能的改善恐怕就比较客观了。因此,

只要热锻技术在中国出现, 那么小件铁制品中出现带有表面渗碳层的坚铁(镂)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杨家山楚钢剑所采用的反复折叠煅打技术(这也是百炼钢技术的鼻祖), 充分利用了热煅这一表面渗碳技术(古人其实并不清楚其中的原理),

将渗碳层通过反复折叠相对均匀地分布到材料内部。这一技术对于炉温的控制要求极高, 因为太高的炉温会将已经碳化的部分重新氧化掉(何意百炼钢,

化为绕指柔)。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观察炉火的颜色实现的。要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多少年的经验积累和传授呢　

大马士革从"钢包铁"技术到反复折叠煅打技术的形成花费了至少五百年。中国的反复折叠煅打技术(两者肯定是独立形成的, 因为年代几乎相同,

而相距又如此遥远)如果要花费同样时间的话, 那已经比冶铁技术进入中国的时间还要早了。就笔者所知,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冶铁制品是西周的铁剑,

那么冶铁技术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前八世纪初(春秋始于BC770)。我们基本可以肯定"钢包铁"技术是和冶铁技术同时进入中国的。

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至少在西周末年镂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因此, 根据梁州的贡物这一证据所能推证的《禹贡》成文年代的上限要至少上推三百多年,

对于战国成文说其实是丝毫也不能证明什么的。

反过来, 这"铁证"来自梁州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 则又从另一侧面说明战国成文说恐怕站不住脚。

从春秋中晚期开始, 中国的冶铁技术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 并从此领先了整个世界一千五六百年。其中包括生铁技术(这是大规模炼钢的必要条件),

百炼钢(反复折叠煅打)技术, 钢铁热处理, 后来的高炉和炒钢技术等。然而仔细观察, 我们又会发现先秦时期的冶铁技术主要集中在南方, 特别是楚韩一带(大冶),

只是到战国时期, 才在北方的燕国出现了另一个高潮(这很可能表明冶铁技术和马车技术、青铜技术一样存在两条不同的进入中国的路线)。

如果《禹贡》的成文于春秋晚期或以后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期待是荆州或豫州进贡铁和镂而不是梁州。而梁州在冶铁技术上领先于荆豫,

只可能在铁器技术进入中国不久的那一段时间, 《禹贡》中只提梁州而丝毫不及荆豫,

则说明《禹贡》的成文不会晚于春秋中期(考虑到楚国的冶铁技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中原造成影响)。

 更进一步, 梁州一带从西周晚期开始, 周王室就开始失去控制。这一地区要等到秦穆公时代, 才重新进入中原体系的控制之下。在这一时期,

任何进贡似乎都会停止。如果铁和镂的确被进贡过, 那么这只能发生在西周时期。即使《禹贡》是对这一事实的追忆, 其成文年代似乎也不应晚于春秋初期。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 《禹贡》成文的年代范围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呢　暂时还不能, 因为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相反的证据。从逻辑上来说,

一个比较精确的结论应该是这样陈述的：Q

   如果《禹贡》文本的定稿者真的是结合当时的实际编写的话, 《禹贡》中有关梁州贡物的内容应形成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之间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我们在这一结论的前面, 非常谨慎地加上了一个前提。这一前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禹贡》文本的定稿者根本就不是为了结合当时的实际而将铁和镂写入文本, 铁和镂的进贡也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k

   如果夏本《禹贡》真的存在的话, 那么它到了今本《禹贡》文本的定稿者手里, 定稿者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定稿者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夏本《禹贡》中的许多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无从查考! 所以他必须从头开始仔细研究, 以求整理出一份当时人能够理解的文本。当然,

如果夏本《禹贡》真的存在, 它所经历的类似改编应该不止一次。如果这种改编间隔的时间不长, 我们通常会得到一个比较通顺的文本。但是对于原始文本中器物的名称,

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今本定稿者的手里的原始文本中, 梁州的贡物清单中可能是某种根本就已经淘汰的字, 或者是破损字,

那么今本定稿者只有依靠自己的学识来加以补足。如果这一字恰巧又显示和某种金属有关, 而今本定稿者恰巧又了解当时梁州的金属特产的话,

铁和镂很有可能因此而进入今本《禹贡》。如果情况真是这样, 那么梁州"铁证"对于今本《禹贡》的成文年代所提供的约束将只限于镂字本身的历史,

其上限仍将是西周中晚期, 而下限则可以晚到战国或以后。

  当然, 是否真有夏本《禹贡》, 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实。就目前而言, 我们既不能肯定, 也不能否定。

  不过, 如果今本《禹贡》的定稿者真是根据某一古本进行整理的话, 假定他会根据当时实际进行编写恐怕是有点不负责任的。

 3. 夏人的活动范围

   认为《禹贡》应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另一个理由是,

《禹贡》所涉及的地理范围非常广大，已经包括中国核心区域的绝大部分。要对这样广泛的区域具备哪怕是初步的地理知识，恐怕是"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所无法做到的

   至于殷人和西周人活动范围是否真的仅局限于黄河中下游, 比较容易弄清, 我们专门来看看夏人的活动范围。4

   认为夏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局限在河南和山西南部, 恐怕也是考古学界的一致观点。然而考古界的这一结论因为考古术语和历史术语之间的差异,

在转述引用时必须慎重。考古学家在判定某一文化的分布范围时, 是通过地区内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形制, 祭祀文物的类型,

以及葬式是否和该文化的典型遗址相同或相类似来判断该地区是否属于该文化的分布范围。所谓夏文化分布范围的说法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用精确的考古学语言来陈述,

考古学家也许会这样说: 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伊洛地区, 晚期逐渐扩散到晋南。

   考古学上的这种文化的分布范围, 所表达的仅仅是以二里头为中心的夏人核心部族主要的居住地区(这里, 我们使用了核心部族一词。在本文结尾,

我们会看到使用该词的理由)。这和历史学概念上的活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二里头向外派出远征军, 就很少会在考古学上留下什么证据。#/

   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证明夏人曾经向远方派出过军队远征, 但上古典籍中所记载的两件事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26yPg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有关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发生大战的记载, 如果这一记载被确证为事实的话,

那它将是龙山前期所发生的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那么涿鹿在何处呢　 据汇集了《集解》、《索隐》和《正义》三家注本的《史记·五帝本纪》,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说法:

       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正义)

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里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案：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正义)03O

       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张晏曰："涿鹿在上谷。"(集解)T

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令我们后人有点无所适从。然而，经过两千年岁月的消磨以后，种种其他的说法渐渐地被淡忘。而只有涿郡的民众一代又一代地传说着中华文明幼年时代炎黄和蚩尤在他们这片土地上曾经进行过的一场大战。当外客来到此地，村头的野老也许会热心地指点村旁当年炎黄蚩尤大战时留下的堡寨遗迹。在流行仿制古迹的今天，我们难免会为涿郡人的勇敢和执著捏一把汗。

   但考古和文物工作者在在涿郡人数千年坚持指认的蚩尤寨遗址上陆续采集到了铜镞、石镞和其他新石器标本, 证明这里曾经是铜石并用时代

的古战场。

但考古证实的这一古战场，也许是当时另一场战争的遗迹，它和涿鹿之战可能并无关系，所有一切可能只是巧合而已。因此，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有必要估算一下这种巧合的概率究竟有多大。-

   如果这一切的确是巧合，那么它至少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从堡寨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某一考古文化或至少文化亚型的中心。以此推测，这一假想中的战争应该发生在至少两个文化亚型之间。如果参战方和中原都没有关系，那么至少应在涿郡地区或稍大范围内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亚型，并且至今还有两种未被发现。&kj

2. 假想的战争，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无论是在典籍中，还是在民间传说中。

3. 假想的战争的战场出于我们不清楚的原因，在其地名中采用了具有高度独特性的很可能是水名的"涿"字；而上古典籍和民间传说中（这两者可能相互影响）出于某种我们不清楚的原因选择了同一字作为传说中的炎黄和蚩尤大战的战地名称。+f\e

4. 在数千年的岁月中，涿郡人或者是幸运地随机选择了下面碰巧是古战场的地点作为他们传说附会的依据;

或者是在对数千年前的战场遗址具有准确记忆的同时，彻底忘却了这一假想战争的参战各方，反而采用典籍中的记载将其附会为自己家乡的历史，并对此保持数千年的热情不变。`E

   这一切都是巧合的可能性，不会比六合彩中大奖的机会高多少。\G4

如果炎黄和蚩尤确实曾经在涿郡发生过大战，那么无论黄帝是来自庙底沟还是曲阜，无论炎帝是来自半坡还是庙底沟，他们距离涿郡的距离都在千里以上。而这并非是少数人的探险，而是两支相当规模的军队的远征行动，这要求相当高的后勤保障能力。由此可见龙山时期先民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tqrn

另一条线索是良渚文化文明进程的中断。考古学界对良渚文明进程的中断曾经提出过"水患说",

上海博物馆学者宋建在其《良渚文明进程中水患背景的再探讨》一文根据考古例证对"水患说"作了进一步分析,

认为水灾是造成良渚文化实力削弱的原因，而不是其文明进程中断的原因。文章进一步推论良渚文化的中断应该和某些社会因素有关,

比如异族的入侵。[13]而《史记·夏本纪》中大禹东狩，达于会稽的记载隐隐然与这一考古学的推论相吻合。虽然这一推断尚须进一步的证据证实，但它是历史事实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夏人有能力向千里之外派出远征军，并且确实存在相当的可能曾经向某一方向派出过远征军。根据当时的生产力而认定夏人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黄河中下游区域恐怕是有点武断的

   4. 禹真的治过水吗？

对《禹贡》成书年代的争议，其实也包含了我们对《禹贡》内容的深深的怀疑："无论如何，遍治四方名山大川，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这是每个具备常识的人的自然反应。

   然而常识也常常给我们以错觉。出以同样的理由,

我们也许会说："无论如何，建筑这样规模的金字塔，在胡夫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或者："无论如何，将重达几十吨的大石放置在卡纳克阿蒙神庙21米高的石柱顶部，在拉美西斯诸法老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U|

   虽然如此，李冰却留下了都江堰，吴王留下了邗沟。而传说中给人印象规模非常大的大禹治水却没有留下任何遗迹。&qK

也许，我们潜意识里所期待的治水遗迹大概总不离堤坝之类吧？不过上古典籍所留下的信息已经明白指明大禹所用的方法是"疏"而不是"堵"，寻找禹之堤的努力肯定会是徒劳的。既然寻找禹之堤不会有希望，难道让我们到河道里去寻找失去的禹迹吗？7w

在我们的常识里，只要不是洪水，河流总是待在河道里的。并且，我们心目中的水系总是呈枝状形态，万溪归河，千河归江，百江归海。这种印象对于从源头到河口始终有一定高差的河系，这是对的。然而，绝大多数河流并不能从头至尾都具备河道发育必须的高差。对于一年里的水量变化不大的小型水系，这不成问题，无非是河床变浅变宽而已。但对于大型水系，一年之间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量可以相差数倍。当河流流经高差很小的平原地区时，由于河道主要由侵切力有限的枯水期水量维持，当丰水期来临时，必然形成会漫流。如果丰水水量特别大的话，还很可能形成若干新的河道。这些在丰水期中形成的新河道在枯水期又会对原河道形成分流，进一步降低枯水期河水的侵切力，造成河床抬高，使来年丰水期形成更大漫流。

   在河道的这种自然发育过程中，一旦河床变浅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形成植被，并进一步发育形成沼泽。

因此，如果没有较大的落差，大型水系自然形成的河道上出现沼泽或漫流区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在世界上最大的几个水系中，亚马逊河的漫流区最为著名。整个流程中很大部分都存在漫流区。河流最宽的地方可以达七八十公里。在密西西比流域，我们今天已经看不见漫流区的存在，但如果能找到适当比例的地图，顺着密西西比河从新奥尔良逆流而上，你会发现河流两旁每每会出现河道状的湖泊，这种情形一直连绵几百公里。[14]比较例外的是尼罗河谷，除了在河口三角洲出现了几十公里的漫流区以外，整个流域的河道相当规则。熟悉埃及史的朋友都知道，从下埃及到上埃及要经过好几个瀑布。著名的阿斯旺大坝就在附近。&kC

那么，中国的主要水系中有没有这种漫流区呢？长江水系，历史上曾经存在有云梦（应在今荆江地区）和彭蠡（应在今鄱阳湖北部直至湖北龙感湖一带）两处大泽。淮河水系，历史上的大泽乡就在此处。而高邮洪泽两湖在历史上一直随着淮河而消长。然而，对于黄河流域，

   黄河在过了郑州以后，地势就开始变得平缓，而能够从吕梁山侧穿岩而出的河水，在汇聚了泾渭、伊洛诸水以后，难道就如此安分地呆在河道里了吗？

   从河道的自然发育过程判断，郑州以下的某个地方，黄河肯定存在漫流区,

最有可能的地点当在太行和泰山沂濛两大山系之间。而古人的确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线索。在今天的济南、徐州、郑州诸大城市中间,

有一个地区叫菏泽。菏泽用于地名是非常晚近的事情(1735年),

但菏泽一名的历史恐怕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本是现在菏泽市东南15公里处的一处水名。该泽为济水所汇，年久湮塞。在当地人的印象中, 只知道这是一处天然古泽,

其究竟历史已湮不可考。不过, 今天我们对于"菏"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已不清楚。如果允许我在这里牵强附会一下的话, 这"菏"字当和黄河有关,

而不会和济水有关。原因很简单, 因其中间有条"河"在, 而"河"上古可是黄河专用的。可是这条黄河有点不寻常, 上面可是长满了草,

而且还和大泽在一起。偏偏菏泽这地方,

还特别和上古有渊源："尧帝居于陶丘（今定陶县境内），崩于城阳（今菏泽市胡集附近），葬于谷林（今鄄城县富春乡谷林苗圃）。舜帝耕于历山（今鄄城县东南），渔于雷泽（今鄄城东南境和菏泽东北境），陶于河滨（今定陶县西）。"菏泽人每一条都能附会出一点东西来。%

   如果黄河的确有漫流区, 从黄河的泥沙量来看(有关黄河清浊的议论至少已有两千年), 其漫流区当不会小。但它必定很早就消失了。在西周初年,

"周武王即封其弟振铎为曹伯，在陶丘（今定陶县境内）建立曹国；封其弟季戴为郕伯，在城阳建立郕国；封其异母弟于郜（今成武县郜鼎集），建立郜国。周成王封少子姬臻于单父（今单县），建单子国。"可见当时这里不仅成陆,

而且人口密集, 竟然聚集了四个封国。当时中国还不至于地少人多到这种地步, 将子弟都封到湖滩上去吧　 而更早的盘庚竟然选择距河不远的殷为都,

并且一呆就是二百多年。如果考虑, 湖北的云梦泽的消失, 以中古的人口密度, 尚且用了好几百年。那么以商代的人口, 将一个大泽改造成耕地, 需要多少年呢　

而在这片新增耕地上, 形成城市, 并且发展到超过其他区域的城市而成为都城的候选, 又需要多少年呢　 Ev

   当然, 这仅仅是推测。不过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只要在这一地区钻几个孔(用不着很深), 取一下样, 看看下面是否有湖相沉积就知道了。分析一下沉积物,

恐怕连年代也可以确定下来。如果扩大一下范围, 多钻几个孔, 将大泽的范围和各处淤积成陆的时间一并确定下来,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Rj

   然而, 一旦这些事实能被一一证实的话, 那么上古尧舜的洪水, 鲧禹的"疏"与"堵", 乃至姜嫄弃后稷的大泽, 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Fj0R

   5. 遍治四方名山大川&e{

   由此看来, 大禹治水似乎好象确有其事。那么, 《禹贡》起头就开宗明义："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别说是徒步旅行,

仅仅是顺着这些河流, 徒步旅行一遍, 大禹的生命恐怕已经不够用。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D

   首先, 这《禹贡》开篇很有可能是后人编辑时所加。《尚书》中很多篇几乎都是这个体例。如《甘誓》、《五子之歌》、《胤征》、《汤诰》数篇比较明显,

而《禹贡》不太明显而已。~X

   暂时先抛开引文。在《禹贡》正文中, 出现了许多"导", 既"导"水, 又"导"山。如果说这"导"是治水一部分的疏导的话,

总不会是这么多的水都有水患。更何况, 这"导"字还可以导山。v'

   如果有证据表明, 九州在大禹时代确实已经形成大一统局面, 那么, 管理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会有什么困难吗　 是的, 交通问题!

这会是统治者所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道路建设和航道整治。于是, 在山则是"随山刊木", 在水则是"随水浚川"[15]。而这种类似于秦驰道的工程,

可能在整个夏代始终进行着。(道可导)NE5T-q

   而这种假设并非没有一点根据: 春秋时代, 不仅各国诸侯与使节奔走于各国之间, 而且各国相互之间刀兵相向时, 动辄就是战车数百乘直逼悬门。别的不说,

单单齐桓公带着一大队诸侯浩浩荡荡南下楚境, 以当时的作战主力为战车来看, 没有良好的交通条件是不可能的。(考虑到楚地偏南, 其地多湿,

其行军路线应为道路网)。更早的周幽王烽火一举, 而诸侯毕至(这大概是人类最早的远距离通讯系统吧　), 没有良好的道路网诸侯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抵达呢　

对于这样大范围的道路网络, 其形成过程必定经历了很长时间。,\=G*>

   或许我们要问, 在夏代, 马车尚未进入中国, 陆上运输应该非常有限, 怎么会有对道路的需求呢　 当时的道路需求的确不会很高,

所以才会十分重视水路。但这一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 当另行著文说明。这里仅指出一点, 商代进入中国的和两河明显同源的马车,

最多只能说明中国当时没有双轮马车。但并不能证明中国此前没有车, 而有了车, 发展成使用畜力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

   当然, 以上只是一个假说, 但如果《禹贡》九州确有其事的话, 那么这一假说就须认真对待。)v

   6. 战国成文说的其他理由2w

   认为《禹贡》成文于战国的其他一些理由还有：《禹贡》的语言比在它以后的《盘庚》更浅显；《禹贡》中的地名和水名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xM\q2

   根据《禹贡》中地名和水名的历史来推断《禹贡》成文的时间, 在疑古思潮初起之时就已开始。可惜笔者未能得见原文, 详细了解究竟是哪些地名和水名。然而,

仅仅从逻辑角度看, 证明某一名称在某一时代以前从未出现, 要比证明某一名称在某一时代已经出现要困难得多。除非有较具体的历史记录说明这一名称的形成,

比如"皇帝"一词的出现。有时, 甚至是象"铁"这类和人类文明特定阶段的事物, 逻辑上依然可以存在例外：因为这个字也可能是上古某字转用于今天的意义。<

   至于《禹贡》的语言浅显, 只能证明今本《禹贡》的定稿较《盘庚》晚, 但并不能说明其内容一定比《盘庚》晚。事实上, 夏本《禹贡》如果确实曾经存在,

而其定稿者生活在西周初期的话, 那么就存在这种可能：由于《盘庚》的内容对于当时的人并不困难, 所以没有必要重新编写, 而夏本《禹贡》则显得过于难解,

对其内容进行重新编写已变得势在必行的话, 我们同样也会看到今天这种结果。9Qhy

   当然, 这仅仅是一种假设。e[zZ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来看, 战国成文说作为一种假说虽然还有其存在的可能性, 但种种迹象表明,

《禹贡》在春秋时代最终定稿的可能似乎更大。这一点和学者根据其语言的古朴程度, 推断《禹贡》成书在平王东迁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的结论似相吻合。[16].j&

　　下面我们将会说明《禹贡》的内容必定源于上古资料。m[6:}

　　二、《禹贡》的框架源于上古文献=mg0

   从梁州的贡物我们可以断定, 《禹贡》的最后文本应形成在铁器出现以后, 时间很可能在春秋或战国期间(成文于西周或汉初, 虽说不无可能,

但机会很小)。从前面我们也已看到即使《禹贡》最后成文于这一时期, 依然有两种可能,

即《禹贡》是定稿者(们)根据当时知识所作的创作或者根据古本改编而成。这里我们尝试从《禹贡》文本本身的内容结合考古发现和信史对此作一分析。]96y

　　1. 《禹贡》的内容基本是写实的{ l`

   首先, 我们要说明《禹贡》的内容基本是写实的。s

   《禹贡》中列有许多的贡物, 其中有一些贡物, 已经需要专门的考证才能弄清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物件或者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 或者过于普通,

以至于我们无法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贡物清单中的两件非常特殊的贡品---泗滨浮磬和包匦菁茅, 却是确实存在的。-

   泗滨浮磬曾因其特殊的泛音效果而被尊为用于祭祀的正音, 并一度被认为和国家政制的清明有关[17]。也许是制磬原石开采殆竭, 泗滨浮磬的制作后来终止了,

以至于到了唐代, 发现前代的泗滨浮磬成了很隆重的大事。天宝年间, 乐工们用华原石作替代, 但其音色和泗滨浮磬相去甚远, 白居易的《华原磬》便是因此而作。w7\-

   1978年滕州出土了一套十三枚的东周编磬，发现时, 有两枚被犁断了。在八十年代中期,

人们终于在古泗水流域找到了类似的泗滨浮石。用此复制的两枚磬从外观、声音、硬度、密度等物理性能都能和原套编磬相匹配。[18]8_`B8n

贡物中的"包匦菁茅"在历史上因和召陵之盟联系在一起而比较有名。齐桓公伐楚的一个借口就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苞茅，据杜预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而缩酒之礼,

《楚国史》作者魏昌认为"缩"字即是"莤",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也就是"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19]苞茅最早何时开始成为贡品已不可详考,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何以混迹于西北戎狄之间数百年的周部族会发展出采用荆楚之地特产的祭祀礼仪来　

至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种礼仪可能源自上古。但至少也说明先周部族或其宗主部族在历史上曾经和荆楚之地发生过密切联系。而包匦菁茅的进贡可能历史非常久远。6

   正如"铁和镂"不能代表整篇《禹贡》, 泗滨浮磬和包匦菁茅也不能证实整篇《禹贡》的写实性。这仅仅说明《禹贡》中的贡物可能是某一真实的朝贡制度的写照。@-

   然而, 线索并不仅仅是这些。az"hF

   《禹贡》中同时也描述了各地的土壤, 也因为这些有关土壤的记录, 《禹贡》被李约瑟称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土壤学著作"。_OBQj

   《禹贡》对九州的土壤分类和今天我们所观察到基本相符。所记载的植被也正确。其中"草木渐包"一语,

正表现了旅行者从北方温带向南方亚热带旅行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植被变化。见附表。+.B

     《禹贡》

州     土壤                   田等(地势)     赋等                     植被

     冀州    厥土惟白壤             厥田惟中中     厥赋惟上上错\&f]!U

     兖州    厥土黑坟               厥田惟中下     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    厥草惟繇，厥木惟条ux 5tC

     青州    厥土白坟，海滨广斥     厥田惟上下     厥赋中上LeEK

     徐州    厥土赤埴坟             厥田惟上中     厥赋中中             草木渐包

     扬州    厥土惟涂泥             厥田唯下下     厥赋下上，上错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V<

     荆州    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     厥赋上下KWkXfN

     豫州    厥土惟壤，下土坟垆     厥田惟中上     厥赋错上中>Pn<|

     梁州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     厥赋下中m

     雍州    厥土惟黄壤             厥田惟上上     厥赋中下6b

   此外, 《禹贡》中也叙述了各州的赋等。值得注意的是赋等并不象田等那样划分得非常整齐："厥赋惟上上错", "厥赋下上，上错"和"厥赋错上中"。一个"错"字,

说明写出这些文字的人, 希望尽可能精确地反映某种客观存在的情况。;0

   《禹贡》对各地土壤和植被的记载的真实性, 至少说明《禹贡》前半部分有关九州的内容是某种真实情况的记录。因为土壤植被和贡物不同,

它和九州是结合在一起陈述的, 是九州的一个有机组成。El

   对于《禹贡》后半部分关于山川的描述, 由于很多古地名今天已需要费很大精力考证确认。但从尚能辨认的部分地名来看,

我们基本能肯定这部分是对中国地形的一种写实。

　　2. 《禹贡》涉及多种学科的知识='

   《禹贡》中的内容, 涉及地理、土壤、植被、地势、特产、水文及山川形势等多种学科的知识。那么《禹贡》定稿者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呢　

几种可能的途径是：通过实地考察；通过当时的各种资料；或通过可能存在的《禹贡》古本。

   如果这些知识是经过实地考察获得的,

我们首先会质疑定稿者是否有这样多的精力和财力来进行这样一番调查。这种调查几乎需要定稿者投入毕生的精力。即使这种可能性存在,

定稿者又怎么会将毕生心血采用托名大禹的形式流传于世　 如果真是经过实地考察, 最后文本中所记载的多少会暗示出和当时各诸侯国的联系,

但《禹贡》中那么多的地名中无一有此现象。因此, 我们基本可以排除这一可能。l<|

   剩下来的就只能是通过书本这种可能。什么样的书本呢　 《禹贡》对九州土壤的准确描述,

说明这一九州体系有其客观基础。但就现存的各种古籍所载的九州说均与《禹贡》不同。《周礼·职方氏》之九州，有幽、并，而无徐、梁；《尔雅·释地》之九州,

有幽、营，而无青、梁；《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幽州而无梁州。如果徐州不存在, 则"泗滨浮磬"的产地当属他处。而如果梁州不存在,

则我们也无从谈起"铁"与"镂"。由此可见, 《禹贡》定稿者所本必定是今已失传的某一古本, 其中曾描述该古本特有的九州。

   在现存古籍中涉及土壤的文献, 除了《禹贡》以外, 还有《管子·地员》。《管子》成书可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地员》篇的年代已不可详考。但《地员》一文中对土壤的分类远较《禹贡》为细, 计十八类九十种。《地员》同时还论证各种土壤所宜作物及生长情况,

其内容明显较《禹贡》为晚。两者的分类术语除"赤埴"、"坟"、"垆"等, 少有近似的, 两种土壤分类之间有一定亲缘关系, 但似已较远。由此看来,

《禹贡》的土壤知识当得自于某一失传的古本。])c6Mu

   除《禹贡》外, 《周礼·职方氏》也记载九州贡物, 两者甚少相同。《职方氏》所载贡物较《禹贡》远为浅显易懂。另一个不同点, 《职方氏》除了各地特产以外,

还记叙了各地所宜的粮食和畜牧以及男女比例。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周礼·职方氏》内容所反映的时代要比《禹贡》晚近。由此看来,

如果《禹贡》确实是根据真实情况记载的, 那么《禹贡》的贡物清单, 当来自于某一失传的古本。(我们并不排除由于某种原因其中可能被部分更改的可能)。2

   土壤和贡物(特产), 其实和九州的划分密切相关, 不同的九州体系,

直接会影响贡物清单和对土壤分类的概括。虽然我们并不能排除《禹贡》定稿者是从几个不同渠道获得的知识, 并将其揉和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禹贡》九州体系中去的,

但这三方面内容是来自同一个失传古本的可能性要大得多。{f

　　3. 《禹贡》古本存在的其他线索a＄!]f

　　《禹贡》本身在很多地方显示出其内容是来自上古资料, 而非春秋战国人士的"创作"。因为无法确证, 所以称为线索。y

　　(1). 甸服中的线索>e

   除了九州和朝贡制度, 《禹贡》中还记述了五服制度。其中五百里甸服是这样叙述的：百里赋纳总(一作裛,

禾稿)，二百里纳铚(禾穗)，三百里纳秸服[20]，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纳的物品和已经以束脩为学资的春秋时代似乎反差太大了。连孔安国也感到："所纳精者少，粗者多"。(《史记·夏本纪》集解)v}/

   葛剑雄教授对此的判断是, 这是在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不得以的措施[21]。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 那么历史上的什么阶段符合这种情况呢　4@

   1996-1997年间, 在河南偃师商城内的路土上发现了车辙的痕迹。[22]偃师商城时当夏商之交。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 至少在商代中期,

畜力驱动的车辆已经在都城邻近地区(甸服内)得到某种程度的普及。OvB

   还是在偃师商城, 现场发掘在面积为19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内(大约1400米见方),

"发现大路11条，东西向5条，南北向6条，路面一般宽约6米，最宽的达10米",

平均路与路间距约250多米。"城内道路主次相配，主干大道宽敞平直，路土坚硬细密，土质纯净，厚达半米左右"。"出城之后，沿城墙还有宽4.5米的顺城路"。[23]我们并不知道城外的道路网是否会同样发达,

但如果我们假设在商代中期都城邻近地区(甸服内)形成某种程度的道路网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由此可见, 如果《禹贡》中有关甸服的内容是真实情况的写照的话(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那么这种情形很少有可能发生在商代中期以后。那么,

如果这是写实的话, 《禹贡》今本的定稿者又是如何得知商代中期以前的情况的呢　 　

　　(2). 厥田惟上上Aw

   《禹贡》中有一个比较费解的部分, 就是"田"等和赋等, "厥田惟上上"的雍州, 其赋为中下。人们在看到和赋等并列的田等,

很自然地会认为那是土地的肥瘠程度。但上上田出中下赋是很令人费解的, 而且这些田等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今天, 我们已经知道《禹贡》的田等是地势,

而非土地的肥瘠程度。eNaf

   《禹贡》孔颖达的疏注中记录了郑玄和王肃的不同观点。郑玄是持地势说的,

认为"田著高下之等者，当为水害备也。"；而王肃则持肥瘠说："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因此, 我们很可能会问, 是否在郑玄之前, 地势说一直是正解,

事情到了王肃那里才变得混乱起来了呢　 6A.u(1

   《史记·夏本纪》中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取自《禹贡》的,

部分段落几乎是直接的摘录。集解所录西汉孔安国在雍州田赋条下的注解是："田第一，赋第六，人功少"。"人功少"一语说明孔安国也是将田等看成是土地之肥瘠,

因为上上田出中下赋显得有点不合理, 所以才会有"人功少"的解释。q#hUF(

   这样问题就来了, 孔安国所处的武帝时代去战国不远, 孔安国当然不会不知道战国时人的表达方式。孔安国身为一代经学大师, 又是孔圣后裔,

家学渊源是没有疑问的, 也不可能不知道春秋时人的表达方式。何以会不理解"厥田惟上上"乃是表示地势高下的呢　 qE

   事实上, 一旦对土地的肥瘠程度有所了解以后, 把"厥田惟上上"看成是土地之肥瘠, 几乎是非常自然的。而提及土地肥瘠较早的古籍是《周礼》,

地官《遂人》《小司徒》篇都提到土地的上中下之分。到了《管子·地员》对土地肥瘠的分类已经到了非常繁复的程度(上中下三等十八类土壤)。在这种背景下,

春秋战国的人士使用"田"字来表示地势是非常奇特的。4'/Q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这种表达方式是更早年代的习惯。那么, 如果《禹贡》确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创作"的话,

那么"作者"何以会采用和当时日常表达相背离的方式来叙述全文呢　如果上古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表达地形高下的方式的话,

我们有理由判断"田"字是拮取自上古文本的。R0wh:

   在此有必要指出另外一种可能, 即上古文本在此并未使用田字, 而改编者已无法理解原来的词意。那么由赋等而及田等,

并因此形成今天令人困惑的局面。当然这仅仅是在上古文本存在的前提下的一种臆测。~

即使解释为地形高下，地势较低的青、徐二州仍居前二、三位，地势较高的梁州反而居第七。这仍然很费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禹贡》所述乃是相对高程，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一高度是根据遭受水淹的可能性而做出的判断。如果真是这样，《禹贡》的"田等"产生的时代就很可能非常古远。春秋战国时的作者又是如何知道这一情况的呢？e　pu

   总的来说，田等所引起的这么多令人疑惑的问题本身，说明这部分内容很可能定稿者本人也不甚理解。如果这不是来自上古资料的话，将非常难以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j

　　(3). 前后两碣石和"道"与"导"KL}=l/

   如所周知，中国有两处著名的赤壁：一在黄冈，一在嘉鱼。前者是东坡怀古处，后者才是真正的三国鏖兵之地。Zx

   和赤壁一样，有名的碣石也有两处：一在昌黎，一在无棣。前者是魏武挥鞭处[25]，后者才是真正的《禹贡》九河入海口。w9

"夹右碣石入于河(一作海)"，在历史上曾经令历代很多学者头疼。从班固开始，学者一度接受碣石在昌黎的说法，但要解释黄河入海口曾北上和燕山余脉相邻似乎困难太大了点。好在从顾炎武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河口无棣县内的62米小山，可能就是古碣石山。[26]于是问题总算解决。

   但是，《禹贡》的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在九州之后，《禹贡》开始叙述天下山川。其中第一条就很令人费解：a}8hR#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n

   其中包含很多山名，今天我们已无法详考其所在。但它们大致分布在秦岭和黄河两岸。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x,>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在叙述天下的山川走向。从紧跟其后的两条看，这一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但却无法解释"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如果碣石在无棣，那么它是鲁北平原孤立的一座小山，和古太行、古恒山相去几乎千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山川走向。很自然地，我们会怀疑，此处的碣石会不会是昌黎碣石呢？昌黎碣石属燕山余脉，从太行、恒山而至燕山，用山势走向的确解释得通。只不过昌黎碣石仅一海畔巨石，而相距仅15公里就有海拔695米的仙台顶。叙述山势走向，不选燕山山脉中更显著的山峰作代表，而用一块滨海巨石和太行、王屋相提并论，是否有点太不相称　c

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在叙述黄河的走向呢？后面的"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一段，明显是在叙述黄河(这次是水路)，黄河再重要也用不着用两个段落分开叙述吧？8(UNA.

不过《史记·夏本纪》在引用《禹贡》这段资料时，很明确地使用了"道九山"这样的说法。这里的"道"是动词。很有可能《禹贡》此处原来就是"道"字，是后人训诂时所改。虽然上古"道""导"不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肯定《禹贡》在此的确是在叙述道路的走向。不然无法解释上面我们提出的疑问。(梁雍二州下有"蔡、蒙旅平"和"荆、岐既旅",

可作佐证)。PL

道的这种动词用法应该非常古远，但我们无法肯定在春秋时期，这种用法是否仍在使用。至少有学者提出《老子》开篇第一句的"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二个"道"其实应为"导"。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仍在使用的可能。d

然而，同一个"道"（导）字，也同时用于"道九川"。虽然其意指水道是很明显的，但这一用法仍然显得有点异乎寻常。这种用法似乎应和陆道水道不分的交通尚不发达的时期相联系才显得合理。j

如果《禹贡》是春秋战国时人的"创作"，那么作者是如何知道碣石的方位的？如果作者的确知道河口处有碣石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说的又是什么？如果的确是道路，何以"导岍及岐"和"导河、积石"表达得如此含混不清？须知这一导字在这一部分反复出现，可以说是行文的关键。6uQH

　　(4). 治水的遗迹k6Pp

   《禹贡》中关于"水"的文字特别多, 下面是其中一部分：q

       兖：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

       青：嵎夷既略，潍、淄其道。P8Gq~

       徐：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厎平。P

       扬：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Cu12n

       荆：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q1mp

       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i

       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N*n

       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従，沣水攸同。...原隰厎绩，至于猪野。Z

   又：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G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禹贡》所述诸水和我们今天所知道基本相符。但也有一些是我们今天所不太清楚的, 尤其是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

《禹贡》中提到了很多泽。比如雷夏、大野(钜野)、荥、菏、孟猪(孟诸，望诸)、大陆(郭璞认为是钜鹿北的广河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黄河在历史肯定存在过泛流区,

这许多泽应该是黄河泛流区曾经存在的证据。

   此外,

我们还应该对九河作特别的关注。《尔雅·释水》和《集解》马融注给出了一致的九河名称："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比较奇特的是"无棣县的自然河流中，一直保留着徒骇、马颊、胡苏、钩盘、覆釜、鬲津等古老的名称，尽管所名之河不一定都是"禹河故道"，但证明这些古老的名称与无棣有着古老深远的渊源"。至今马颊、徒骇等名称仍保留了下来。[27]这一条线索令我们怀疑九河很可能是黄河的九条漫流水道,

就象今天赣江进入鄱阳湖的水道那样。而历史上学者一般认为九河入海应大致在一处。

   假设九河是黄河漫流造成的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禹贡》中写得很明白："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索隐》注云：播是水播溢之义。明说是黄河一水成九河。而"逆河"一语显然暗示河流的高程差与流向相反,

呈现典型的漫流区水道的特征。(其实九江之得名, 也应该是长江入彭蠡时一江成九水的写照, 而非九条支流汇聚于此。正如河为黄河专用, 江也应为长江专用)。EJ

   当然, 这仅仅是我们根据一些文字在作推测, 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这一切是很容易验证的, 并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会被地质分析所证实。ipko　

   问题是, 春秋战国时的"作者", 何以能对传说中的治水, 给予如此准确的描述　g3u

　　种种迹象表明, 《禹贡》并非是春秋战国时某一大家的创作, 而应该是根据上古资料汇编而成。而这些资料属于某一自成一体的单一古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f6F

　　虽然以上的种种分析, 将目标指向前代, 但我们仍然不能肯定《禹贡》的内容形成于夏代, 除非我们找出肯定属于夏代的东西。其实,

以上诸条有很多已经将目标指向夏代, 从逻辑角度而言, 这些推测中的事实也可以是发生在别的什么朝代的。而我们除了治水传说,

其实拿不出什么证据。在夏王朝是否存在尚存疑问的时候, 上古传说和经过历代多次编辑的上古典籍事实上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

　　然而《禹贡》的确存在一处内容, 我们可以确证无疑地指出, 那是夏代的东西!

　　对《禹贡》九河的再思考

　　从自然的河道发育来看, 河流进入漫流区以后的多条河道, 应呈扇形分布。换言之, 古黄河的九条入海水道, 应分布在渤海沿岸几百公里的范围内。从卫星照片来看,

华北地区从济南淄博以北一线, 向北直到石家庄以东至沧州一线,

地势低平。这一地区的西缘在邯郸邢台附近。而今天的黄河水道在这一低平区的南缘。而在邯郸邢台以东不远似乎地势尤其低洼,

看似有古河道存在的迹象。而在邢台以东的巨鹿附近正是《禹贡》中的大陆泽(大陆---大麓---巨鹿, 鹿字此处似应作密林解)。张京华先生在《燕赵文化》第一章中写道:

　　"燕赵地面上的湖泊也相当多，最大的一处为大陆泽，正当平原的中部，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三县之间，太行山区的河流都汇注于此。大陆泽到唐代还有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面积，到清末仍然存在，分为南泊和北泊，北泊又称为宁晋泊，直至20世纪初才最后干涸。

　　由此看来, 黄河九河大部当在冀中平原(《尔雅·释地》云"两河之间为冀州")。而无棣碣石处的入海口应是九河中南侧的一支。(禹活动的主要场所不在冀州,

选取九河中南侧的水道作重点治理应属自然)。而无棣附近的九河河名似为后人所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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