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朵儿acome第三书包网:澧州五隐士

         澧州五隐士

当楚国最后一抹阳光映红了涔阳婆娑的橘树，屈原高唱着忧国忧民之悲歌，行走在澧浦之上。当唐朝盛世的余晖照着兰江边的澹津古渡，杜牧在津楼上低吟，李商隐在驿道上浅酌，两位老表命运苦难而又坎坷，灵魂清高而又浪漫。当明朝的秋风叩响了龙潭寺的晚钟，在津澧市井之上，牛舜耕行歌漫骂，宋海翁皇皇栖栖，铁笛仙无所止泊，皆一瓢一剑一笛。

《澧州志·逸隐篇》载： “明隆庆三年（1569），铁笛仙常至澧州市上，手执铁笛，长三尺，身挂饭瓢。他夜宿永宁寺，日与诗人宋海翁及一瓢道人以诗唱和。海翁诗在当时社会流传极广。铁笛诗有“铁笛醉来吟夜月，不知身在羲皇时”之句为人传诵。一瓢道人善画龙，画幅上题有“青蛇藏宝剑，铁笛弄秋风”之句。”市井之上，三人为友，终日以诗唱和，呼酒买醉，似僧非僧，似侠非侠，“一箫一剑平生志，舞落河山负狂名。”

宋海翁，名登春，生卒年不详，字应无，新河人，明代著名诗人、画家。家境贫寒，自小失去双亲。嗜酒慕侠，被乡人称为“狂生”。中年妻儿皆死后，须眉皓白，任侠游燕赵间，后薙髪为僧，不知所之。离家远游，足迹几遍天下，一路奔波困顿，他仅以诗画为资，超然无累，放浪形骸。画人物师吴伟法，兼善山水。晚年居江陵之天鹅池，自号鹅池生。几经磨难，遁入佛门，离家出走。《历代妙语小品》说：“忽乘醉纵舟海上，仰笑道：‘我七尺之躯，岂世间凡土所能贮，合当以大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一样的才高、一样的嗜酒、一样的工诗、一样的善画、一样的放荡不羁，一样大隐于市。关于宋登春才高嗜酒，睥睨当世的行径，《列朝诗集》说：

“鹅池生宋登春好诗，吴人徐学谟为荆州守，自往物色之，至再，始见。明日戴紫冠，衣皂缯衫，报谒，踞上坐，隶人皆窃骂之。守为授室城中，约移居日往访。属有参谒，日旰往，生键扉卧，不纳守。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卧壁下；守强起之，索酒尽欢而罢。守罹景藩之难，赴逮江夏，生送至岳阳而返。后数年，守坐废家居；生为道士装，持一钵，裹败衲，行乞三千里，访守海上，居三月别归。”

《徐氏笔精》则说：“鹅池生壮岁，须眉皓白，任侠游燕赵间，后薙髪为僧，不知所之。吴郡徐大宗伯学谟为之传，而梓其诗，诗悲惋豪逸，尝赋：侠客行云，赌掷赛刘毅；家奴过孟贲，千金不肯顾，一剑为酬恩，赵瑟停凰柱，燕姬促象尊，平生款段马，羞入孟尝门，又，抱玉几年终献楚，懐书垂老莫干秦，又，酒肠方大黄金尽，世事才知白髪多，皆自冩其胸臆者也。”

隆庆二年，荆州大水，宋登春流落澧州，写有《在秋日野望》“听鸟中林性，看云故国心。地卑湘汉阔，天远洞庭深。老马空知道，穷猿岂择林。十年书剑客，寂寞到如今。”

《江邨寒食》应该是在沅澧居住时的作品，中有“白鸟忘机久，青山吾道存。兴来从仗履，老去爱鸡豚。杨柳桥边市，桃花江上邨。童儿沽酒至，风雨闭柴门。”

宋登春应该到过车渚，否则他写不出“白晢楚童清，双鬟挈酒瓶。灌花晨汲井，学字夜囊萤。”这样优美的诗句，遗憾的是，澧州没有留下宋登春的诗碑。

宋登春在桃花源作《清明》诗二首，皆寓桃自题其画者也。诗曰：“寒食东风草色新，累累高冢卧麒麟。可怜泉下千年骨，曾作提壶拜扫人。”四川提学佥事、桃源才子江盈科评说：“海翁方面大耳，身长七尺，须眉皓然。寓桃源半载，居恒无宿舂。值粮尽，则值纸绘古人图像，易米为炊，馈遗一金以上皆不受。”

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评他：“登春文章简质，可匹卢柟《蠛蠓集》，而奇古之趣胜之。其论诗先性情而后文词，故所作平易自然，而颇乏深意。然五言颇淡远可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以贾岛、李洞为比，亦庶几拟於其伦矣。”

宋登春留有《宋布衣集》三卷，收入了《四库全书》，清代御史陆陇其《读宋布衣遗稿》中写道：“遗稿十存一，光芒若鼎彝”、“展卷一庄诵，慨然思仲尼”。留有诗集《鹅池集》，亦名《燕石集》，收有诗词四十八首。武汉黄鹤楼下鹅池碑廊仍存宋登春书法碑。

澧市三友之中，铁笛仙是谁，尚不能断。自古以来，喜铁笛、携剑者甚多，惟明孙太初似有可能，他于隆庆年间，鹖冠布袍，携箫佩剑，持一瓢，遍访道教名山，朝拜洞天福地。

明末诗人吴梅村撰《修孙山人墓记》“太白山人，….自谓孙姓，名一元，字太初，……踪迹遍衡湘泰岱间。……为人渥颜飘须，携铁笛鹤瓢以自随。”，并诗云“铁笛横腰，鹤瓢在手，乌巾白祫行吟。”

明湖广布政使邵宝的《答孙山人》，“湖海有此客，瓢然何所投”。《太白山人歌为关西孙太初赋》有：“笑问楚狂安在哉，江陵曾见子微否。”和“春南寻禹穴，能知津相逢。”

诗人施闰章与吴梅村同访孙太初墓，有 “于乎山人何如人，挂瓢词翰今犹存。”句，王曾祥《高士坞怀孙太初》，亦有：“太白山人披褐徒，自华入衡还入吴。鹤瓢铁笛身与俱，光价倾动士大夫。”诗人严遂成有：“真隐何妨与世缘，贵游掩至亦恬然。袷衣冷卧云归寺，铁笛横吹月上船”。又有“今南同归云庵，有挂瓢堂，墓在其旁，余数往游，如见山人乌巾白袷，吹铁笛饮酒谭论时”。

尚书刘麟称“山人孙太初亦以羁旅入社，为湖南五隐”，但似乎是指绍兴鉴湖之南，并非洞庭之南。

孙太初“携铁笛鹤瓢以自随”，“遍衡湘泰岱间”，很可能到过澧州，但查遍史籍，孙太初无铁笛仙之称，也不见与澧人交往的记载。

其实在澧州的隐士何止三友，宋登春在澧州与刘洞衡关系甚密，在后来给刘洞衡的信中说：“鄙人游天下，将徧矣。皇皇栖栖，无所止泊。虽然蓬舟所逐，意不出大地之上，身外之计，又何足较云。自澧上别后，鄙人潜伏山中，空谷虚壑，正宜麋鹿之性，虽不能饮水茹芝，坐石看云，亦可以乐觎矣。去岁还乡里，拜坟墓，会宗族，问故旧，悦亲戚，纵酒无厌，靡知底极，就木之后，乃有定论。因与足下道之，每忆萧寺风雪之夜，与足下拨火地炉，谈及风雅，真前无古人矣。当时时适衡岳之游，足下以两言教之，至今刻骨不忘，世路无期，不知何以为报也。小徒邢子云，有都下参省之役，为书附注。敬侯南宫之选，想足下闻道益深，所著之书，今不知几种，何由以见之。和唐诗选，必有挟策，傥不惜珠玉，颁赐数卷，传布下邑。”

《澧州志·文苑》载：“刘崇文，字汝质，号洞衡，嘉靖辛酉（嘉靖四十年）举人，除广元令，转知蓬州。为人沉默，皓首披吟不辍；宦游所至，以表彰先贤，冥搜古迹为务，书史无不淹博。意所不堪，未尝疾怒。晚合刊《洞衡草堂稿》。为令时，观察使按部，直驰中甬进谒，观察笑曰：‘令如诗魔矣！’其好吟如此。”

刘洞衡在津市留有多首诗词，如《姜女祠有感》、《宴道者山房》、《题大德寺罗汉象》等，他写彰观山道士生活：“羽客开玄圃，丹炉发紫华。消遥云外侣，缥缈画中家。笑拾金光草，醉摹若木花。秋风跨黄鹤，长啸入烟霞。”

游僧邓豁渠与刘洞衡也是朋友。邓豁渠初名鹤，号太湖，蜀之内江人。师事赵大洲。弃家出游，遍访知学者，又落发为僧。平生游历不定，卒死野寺中。哲学家邓豁渠所撰的《南询录》，至今还是中外学者研究明阳学和佛教联系的重要文献。

嘉靖三十六年年底，邓豁渠来澧州，他说：“过澧州龙潭寺，华阳王府生于瑞启，与王延与语、与仆、与舍、与田地，安渠徒众上。荆南徐东溪于舍前建庭房三间，为又憩之所。渠云游湖海，多得高人贵客扶持，无小人之害，得以专心致志这件事，鬼神默佑之恩也，岂偶然哉！”

又说“与刘洞衡话于龙潭。方丈叙及孔子五十而学《易》。衡曰：‘我们如今讲究的，就是《易》。孔子学学这个，若去‘有过’、‘无过’上观孔子，便不是圣人；大机大化大运用的妙义，便不是圣人之学。”

在荆州时的信说：“复澧州正庵主人曰：“儒家论性，总归于善。佛论性上原无善恶，此所谓最上乘之教，免得生死。”有言儒家在事上磨练。渠曰：“说个磨练，就有个事，有个理，有个磨练的人，生出许多烦恼，不惟被事障碍，且被理障。欲事理无碍，须要晓得就是理欲透向上机缘，须要晓得理上原无事。”

邓豁渠说：“延至戊午年，居澧州八载，每觉无日新之益，常有疑情，及闻三公，俱不免轮回生死，益加疑惑。癸亥，复江西，居象城，游石莲洞。返澧。”

邓豁渠来澧州，上荆南道徐东溪为其筑屋，可见当时名气之大。徐东溪，字孔霖，号东溪，江山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先后任两湖监察御史、京都给事中御史。二十七年，内阁首辅夏言与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受严嵩陷害，先后被斩。霈激于义愤，冒死上疏抗议，遭廷杖，血染朝衣，继被远谪贵阳。四十一年，严嵩父子遭黜，被起用，历任河南学政、广东左布政使。隆庆初年(约1567)辞官回乡，于县城北郊建东溪书院讲学，阐发王阳明致良知学说，著有《徐东溪文集》。

徐东溪在澧州为官，当然不算隐士。刘洞衡虽一度在隐与仕之间徘徊，但渐趋隐。他们和邓豁渠关系甚密，都受学明阳之学，有共同语言。刘洞衡曾赞徐东溪：“我东翁夫子，今之昌黎也，蚤年受学阳明，良知烱发，精思力践，窥见本真，渊源固有自矣，晚岁两魁甲科，即以道德文章知名海内，虽昌黎亦不过是。”

明末朝政腐败，宗室“其后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几百万”，已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作为寄生性的特权集团对工商业更施以苛捐重税，竭泽而渔，文学家袁宗道疾呼“而当事者时欲取羡于额外，屡盈屡溢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乞兄灼见弊源，大破旧习，不耗国不厉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时，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穷奇之腹复何所厌，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岂有命哉，楚人悍而喜乱，今必激之噫！此天下大可忧事也。所望调停，其中使饥虎不至于暴横，而商贾不至生心者，唯在吾兄及当事诸大老耳，时事如此，将何所托足，虽江河为泪，恐不足以尽贾生之哭也。”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澧州市井之上，一时有如此多的隐士，反映了当时有良知的士大夫已经对朝政由忧心如焚到悲观绝望，由“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由“事事关心”到“看破红尘”，他们抛弃了朝廷，唱着凄楚的挽歌，或隐居于渔泽之间，或行走于市井之中，于是大明王朝渐渐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