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大学网络怎么开:毛泽东谈西安事变：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

    摘要：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西安事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民抗日高潮进一步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36年12月初，在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面对蒋介石和其率领的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亲临前线的“剿共”督战态势颇为不满，几经商议，最后下决心不再参加“剿共”行动；为此，二人几次“晋见”再次抵达西安的蒋介石，劝说其放弃内战政策，但蒋介石却根本听不进去。

    12月4日，蒋介石住进了临潼的清华池。清华池的第一道门卫由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第一连担任，营长王玉瓒；第二道门和五间厅之间的警卫，则由蒋介石带来的卫士担任。在清华池，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两个方案中作出抉择：

    第一， 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

    第二， 第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6~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对于蒋介石的这两个方案，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意再与红军作战，又不愿意离开西北。如果攻打红军，势必使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而离开西北，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迟早必被蒋介石所“改编”或吞并。权衡利弊后，张、杨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二人决定先行“苦谏”，万不得已即实行“兵谏”……

    12月10日、11日，张学良驱车到临潼清华池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不想，蒋介石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连连拍着桌子喊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无奈，张学良只得离开，改由杨虎城再去见蒋介石，力劝：就这样，张去杨至，杨走张来，连续数日分别对蒋实施“苦谏”，蒋介石毫无所动……

    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的学生们高举“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横幅标语、手持小纸旗走上街头，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开枪镇压，打伤小学生一人，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义愤；学生们临时决定，徒步去50里地以外的临潼清华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得到报告后，急忙布置军队在十里铺架设机枪拦阻，同时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派兵镇压，并连声说“格杀勿论”；张学良不得不亲自去十里铺劝阻学生，并向学生们保证：“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实际上，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感到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顽固态度实难改变，但还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于次日由张学良再次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联合全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动员全国的民众，一致抵御外患，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同时对其在十里铺对学生们的讲话表示了极端的不满。

    张学良退出后，让杨虎城再去一次，看看情况；杨虎城去了，见蒋介石依然是一副顽固不化的态度，只得返回同张学良商议。二人觉得“苦谏”和“哭谏”等软办法都无济于事，再用也无效，最后决定实行“兵谏”……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由此爆发。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形势十分复杂，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张、杨两将军无所适从。

    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被从睡梦中叫醒。他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并传阅了电报内容。接着，“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各自发表意见。当时，张国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泽东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在保安的邓颖超得知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当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当时，在定边的李维汉也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

    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会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情况和建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