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集油器放出油能怎么用:苏轼在元佑党争中的低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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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元佑党争中的低劣表现 - 数典书院 - 国学数典论坛 - Powered by Di...苏轼, 元佑党争 元祐时期的历史，就是各派互相攻击互相排挤的历史，同志们奋不顾身，纷纷讲变法的坏话，大力攻击变法官员，用词刻薄恶毒，皆欲踩死变法派而后快，形成了全国声讨变法派的喜人局面。苏轼和苏辙是其中的急先锋，而且，苏轼最猛，他的矛头是直指王安石的。
晚明大鸟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对包括苏轼在内的这些所谓“元祐诸公”有过精辟论述。这些君子们天天说的话虽然无穷多，但几乎没有谁能够“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者。同志们唾沫狂喷，“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内政方面，大家讲废话有瘾，做实事无能，“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而对于外敌，则更是“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只知大力排挤打击变法派，“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
后来章惇蔡确等人基本被清除干净以后，保守派的同志们才松了口气，因为剩下的全是“柔佞之徒，易为处置”。
当把变法派清除掉以后，保守派的各方蠢材们又互相撕咬，朝堂上遍地狗毛。似乎除此之外，国家就没有别的屁事了。
在这一场混战中，保守派诸蠢材们一边互相攻击，一边又担心被别人攻击；一边引经据典的骂的过瘾，一边又经常被吓的提不住裤子。没有谁想过这样下去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样子。在这一期间，国家政事废退，纷争不已，污浊不堪；经济政策混乱，反复不定，治国无术；军事上采用投降主义，大量放弃国土用以结欢敌国。北宋就这样偏离了王安石变法奠定的正确轨道，迅速滑向了末路。
章太炎曾经评论苏轼在这一时间的表现时说：“苏轼利口而不济于用，其所争不关政事，惟于琐细节奏之间而想侵陵”。换句话说，虽然身为北宋高层官僚，但做的全是一些无聊屁事，于国于民，一无是处。苏轼一听高太后说神宗皇帝喜欢读他的文章，“则泫然为之流涕”，一点鸟出息都没有。后来的一批蠢人，“模效其状，以为忠孝”，实则屁事不当，“走狗啼而牺牛哭者，则苏轼为之前驱也”。
再次提醒，上面的话是章太炎说的。
那好，来看看苏轼的具体表现，验证一下老章有没有污蔑我们的才气乱淌的大文豪。
一开始，因为苏轼受到司马光的推荐，而且得到高太后的喜欢，“帘眷甚厚”，同志们都以为苏轼有可能接司马光的班当宰相，“议者且为执政矣”。这个很让同志们担心，害怕苏轼当了宰相后，会把开封变成大妓院，所以，纷纷上书指出，现在让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
这种对苏轼的批评，还只是一般性的指责，不涉党争。真正把苏轼搞的难看的，是他受到两党的夹击，被夹的毫无还手之力。
苏轼才高，看谁都不顺眼，“以高才狎侮诸公卿”，几乎把人得罪光了。凭良心说，苏轼这个人并不是恶人，他除了死心塌地的猛踩王安石和变法派以外，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原则斗争。他虽然经常毫无意义的到处得罪人，其实也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一张臭嘴而已，并非存心为之。
尽管苏轼不是存心使坏，但他对于北宋未年的“蜀、洛、朔”三党之争，仍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是用了心的，一方面大力提携跟自己玩的来的门人朋友和老乡，形成了所谓“蜀党”；一方面自以为牛逼，跟司马光留下来的“朔党”对着干；然后又非常无聊的故意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吵翻了脸。只不过苏轼玩玩嘴皮子还可以，一旦真的动了手脚，却又不是别人的对手，结果反被别人玩的死去活来，真是让人痛心泪流。
这就说的不像样子了，究竟什么是“朝廷大体”？如果章惇是正确的，他当然要“专意求胜”，难道非要章惇跟所谓大儒一样去和稀泥才好？
章惇毫不客气，当面嘲笑司马光说话不着边际不知重点，基本上全是废话，“其语甚悖”。司马光面子上再也挂不住，当时勃然大怒，跟章惇在高太后面前暴吵了起来，“暴愤恚争辨帘前”，把沉香甜睡的高太后也惊醒了，一问情况，高太后自己脸上也难看，就大骂章惇。章惇一时委曲难当，竟然跟高太后也顶了起来。
但苏轼还没有被辗进去，他的形象，仍然非常的伟光正。
司马光把苏轼当棵葱，所以，苏轼一到京城，司马光就希望能得到苏轼的支持。可惜苏轼虽然嘴大，满肚皮废话，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块，但却不能给这个尽废新法的保守政府做什么实事，相反，还处处影响保守政府的工作。所以司马光对苏轼是越来越不满。估计他此时也能理解王安石没有重用苏轼的原因了。
但司马光的优点是，尽管他早就想把苏轼撵滚蛋，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没有和苏轼撕破脸。司马光一辈子就是吃名声这口饭的，他也怕名声很大的苏轼。
老光曾经一本正经的问苏轼，现在我要尽罢王安石新法，你有什么看法？
苏轼想了想，也是一本正经的回答说：我支持你，老王那一套，早就该全数罢去了，老光你这样做真是“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
不过，苏轼毕竟在地方干过一段时间，他也知道王安石新法中有些项目是不能轻易罢去的，虽然他没说过新法一句好话，但头轻蛋重还是懂一点的，所以他建议司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
苏轼认为，免役法有免役法的好处，差役法有差役法的缺点，“各有利害”。他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简直要把免役法说成一朵花。
真是令人痛惜，王安石在政时，难道苏轼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被水淹过吗？被天上的雷电闪击过吗？他为什么就不能讲一句公道话呢。
苏轼还进一步指责司马光只是“专欲变熙宁之法”，至于是不是利国利民，司马光全然“不复校量利害”。
有人说，这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肯定，其实大错了，苏轼的态度，一向是摇摆不定的，他不同意司马光罢去免役法，并不是因为他支持王安石，在苏轼眼里，免役法“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根本不是什么好法。但是呢，差役法使得“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所以，无论免役还是差役，在苏轼眼里看来，全无好处，不过他自己又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好故作公允的说，“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这就是苏轼不同意罢去免役法的理由。他是连对王安石半句肯定的话也不愿说出口的。
司马光被苏轼说的一愣一愣的，他没有在地方工作过，根本不知民间实情，所以也摸不清到底怎么搞才好，所以问苏轼：“若如君言，计将安出”？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但好办法苏轼是没有的，不过他读的书多，跟老光痛扯了一大圈历史故事，然后罗里罗嗦的又抨击了王安石一通，接着便天真的提出了对免役法的修订办法，希望能做到即省钱又办好事情而且老百姓也高兴，“而天下便之”，真不知苏轼是不是打算从天上请神仙来给宋朝打工。
司马光却对苏轼的建议“大以为不然”，和苏轼拍桌子瞪牛眼的暴吵了一顿，两人根本讲不到一起去，脖子都吵粗了。司马光牛劲犯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苏轼气的没有鸟办法，只好回家，脱了衣服，当着一大堆女人的面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有一次，苏轼又欺负司马光。两人正说着话就顶了起来，苏轼对司马光说：相公此论，就像是乌龟踢人。
司马光头脑慢，被苏轼说的一愣，问：乌龟也能踢人吗？
苏轼不怀好意的笑笑，说：正因为乌龟不能踢人，我才说你的话是乌龟踢人。
这个弯子绕大了点，难怪老光听不懂，苏轼的意思是说，司马光说的全是罗里罗嗦无用的废话。
司马光罗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生下来就这毛病，老了以后，嘴皮子更薄，说出来的话都论筐装，“语言不穷”。其他官员听的耳朵起厚皮，但因为司马光是宰相，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不过苏轼不行，他不鸟司马光这一套。一天，司马光话又说多了，同志们都听的坐不住。苏轼站起来对司马光道：“请相公少住教诲之言”，求求你，留点时间让我苏轼也讲几句吧。
司马光听罢，大为不爽，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人，每天都称司马光为秀才，苏轼到司马光那里喝酒，偶尔听到了，就教老仆人说：司马光当宰相了，怎么能老是叫秀才呢，你应该称司马光为相公才对啊。
老仆人也听话，就按苏轼教的做了。想不到司马光听着别扭，就问：这是谁教你这么称呼我的？
老仆人说：这是“苏学士教我”。
司马光仰天长叹：我老光就这么一个好仆人，被苏轼这狗东西教坏了。
但苏轼对司马光的倒行逆施基本上还是支持的，其他时候基本都是死抱着司马光的大腿不放的，把司马光抱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对于司马光更改王安石的进士考试办法，恢复了以诗歌取士的愚蠢落后的手段，苏轼更是大唱赞歌，因为他会写诗，所以对诗词考试情有独衷，在非常难看的《复改科赋》中，苏轼大叫：“悯科场之积弊，得诗赋以求贤” ；“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苏轼喜欢会写诗的人，说这些人“采摭英华也，蔟之如锦绣”，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可惜，苏轼叫的声音再大也没有什么鸟用，以诗赋取士的方法仍然被远远的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但因为他跟司马光吵过，所以就有资格对人吹牛说自己不畏权威，敢于跟上级对着干，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好同志。在《与杨元素书》中，苏轼表扬自己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这些人要么追随王安石，要么追随司马光，虽然追随的对象不同，但都是跟屁虫，“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只有我苏轼不是这样的人，“多不随耳”。
看看司马光死后苏轼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司马温公神道碑》吧，就可以知道他对司马光的膜拜之情了，信口自吹什么随不随的，没有任何意义。
苏轼虽然早已对那些无权无势的可怜虫们公开宣称过“不肖平生不作墓志及碑”，但是替司马光写的这两件东西却是用了心神的，他通篇高度吹捧司马光的光辉事迹和优秀品德，把司马光吹捧的在棺材里睡着都脸红。而且善于一事两用的苏轼并不想错过这个暗踩王安石的机会，一边为司马光高唱赞歌，一边却又用阴暗笔法攻击他原本以为“从公已觉十年迟”的王安石。
先来学习一下《司马温公行状》，通篇一万多字，这在当时用毛笔写和的年代，是相当累人的，比连续搞了几个小妾还要累。
在历数司马光的各代先人以后，苏轼不惜闭着眼表扬司马光那个籍籍无名的老爸司马池“号称一时名臣”。然后就开始吹捧司马光了，说司马光还是一个小屁孩的时候就已经“凛然如成人”。
这样说来，难道司马光是早衰症患者吗。
在介绍了司马光的一系列职场经历后，苏轼顺手提了一下司马光对弟弟苏辙的照顾之情，到神宗即位时，终于要踩到王安石头上了。在很多议论上，苏轼以为自己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是有资格对先贤评头论足的班主任，以一己之言，标以天下之名，臆测加妄想，动则指责王安石的新法被“天下非之”。并高度评价司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这一光辉理论。
苏轼一方面抨击“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而天下病矣”，并敢明目张胆的胡扯说神宗“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一方面又敢于空口说白话，司马光被神宗贬出京城，硬是被苏轼说成是“神宗识其意，待之甚厚”。神宗终其一生没有再用司马光，但苏轼却可以说神宗“盖有意复用公也”。“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而司马光尽废神宗朝的新法项目，竟然被苏轼说成是“公可谓不负所知，其报之也大”。
虚伪奸刻的司马光，被苏轼写成了一个“忠信孝友，恭俭正直”的好人。把北宋折腾的奄奄一息的司马光，被苏轼讲成是“欲以身徇天下”的优秀战士。
什么是睁眼讲瞎话？
这就是睁眼讲瞎话!
苏轼一边大揭王安石的伤疤，一边却知道为尊者讳的道理，对于司马光当谏官时猛干张方平的英勇事迹装聋作哑，不提一笔，因为张方平是他老干爸!
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苏轼已经写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只是一味的大拍马屁而已，虽然他的文笔好，但看着仍然让人想吐，不读也罢。
虽然苏轼对死了的司马光用心献媚，但被司马光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一帮保守派蠢蛋们却根本不吃苏轼这一套，以司马光的好朋友刘掣为核心的新政府和司马光门下弟子刘安世为首的台谏官们，对“德业器识有所不足”的苏轼前赴后继的展开了猛烈打击。
《邵氏闻见后录》曾记载了苏轼和刘安世的关系，当时人认为“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就是说苏轼这个人敢讲话，喜欢路见不平拔刀就砍的那种人，但有时做过头了，就变成操事了。刘安世对苏轼的这一点非常看不下去，经常拿历史上的典故来制约苏轼，不让苏轼胡搞。苏轼被刘安世弄的非常生气，骂道：这是哪里的破牛车拉了一个刘安世来，“知得许多典故”？很鸟吗！
有人把这个话告诉了刘安世，刘安世不以为然，说：苏轼固然有才，但如果要任他随心所欲的“变化常典，则不可”。
当时朝廷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说闽地和蜀地的人品格都差不多，“闽蜀同风”，因为这两个字里面都含有一个“虫”字，“腹中有虫”，引申的意思是说，这两地的人肚子里都有虫，不能成为贤人。
苏轼是蜀人，当然听了不开心，有一次又有人提起这句话，苏轼在大庭广众之下勃然大怒：圣人说过，“立贤无方”，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贤者，你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有什么鸟意思吗？
别人都知道苏轼嘴巴刻薄，不跟他一般见识，只有刘安世不紧不慢的说：我没有听过这句话，但是，所谓立贤无方，那也要先是贤者才行。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为人处事的风格性情肯定会受到当地风俗民情的影响，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苏轼听后，黯然无语。
很久以后，苏轼和刘安世都被外放岭南，归来之时，在路上相遇，刘安世这才对朋友说：苏轼“浮华毫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
看来，苏轼真正的变化出现在去海南以后，而不是黄州以后。
巧的是，苏轼因为司马光弄的一屁股屎还没有擦干净，又得罪了程颐。于是“朔洛”两党合击苏轼，苏轼这下死定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司马光死后，葬礼搞的很隆重，反正同志们也没有什么屁事好做，只有在这方面用脑子了。葬礼由著名的程颐主持。程颐这哥们别的本事没有，做这种事情是专家。他干起活来也认真，什么地方摆棺材，什么地方放火盆，客人在哪边磕头，孝子在什么地方回礼，被程颐搞的是风调雨顺，没有一点问题，大家看着都服气，果然是妈妈的专家。
原本司马光死的时候，苏轼是想主持丧礼的，“东坡欲主丧”，结果这个光荣的任务被程颐抢去了，“东坡不满意”，所以他就专门到处挑刺。苏轼看的书多，加上他老爸死的早，也有不少实践经验，本来想给程颐找点难看，可竟然一点茬也没找出来。苏轼心下便奇怪道：程颐这个家伙对“丧礼何熟也”。他并且当面问程颐：你老爸又没死，你读这么多治丧礼的书做什么？
程颐气得当时没理睬苏轼。
但苏轼仍然有机会，司马光死的这一天，君子们正跟着哲宗小皇帝一道安放神宗的灵位入太庙。按当时规矩，这算是喜事。等把神宗灵位放好以后，同志们又去吊唁司马光。但被程颐给拦住了，说：你们刚刚从太庙回来，心情舒畅，根据《论语》中提出来的原则，“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我认为你们现在不应该再来吊丧，还是等明天一早愁眉苦脸的再重新来过吧。
苏轼聪明，他听出了程颐这话里的矛盾，于是责问程颐：孔子是说“哭则不歌”，但他并没有说“歌则不哭”，我们刚刚从太庙回来，现在哭几下应该没有什么鸟事吧。说着，“东坡不顾以入”，硬是闯进了灵堂。
程颐一时语塞，但又不愿让步，竟然指示司马光的后人“不得受吊”，把一群人都凉在了那里。
苏轼非常不服气，把眼一翻，对程颐骂道：我看你这真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人听罢大笑，程颐当时气的脸红到了屁股下面，但他是大师，没有当场发火，可是，苏程之间的仇恨，算是自此结下了，“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吃饭的时候到了，苏轼要吃肉，程颐坚持“居丧不宜饮酒食”，所以偏下令上素菜。苏轼嘲笑程颐说：你又不信佛，“胡为食素”？结果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轼公然对自己门下的秦观和黄庭坚等人下令说：凡是跟着我苏轼的，一律吃肉！而程颐的学生们都陪着程颐吃素食。
两人之间，争来争去的，全是这些无聊屁事。但苏轼是把这个当成正事来做的，他并不考虑是否于国于民有利，他只考虑自己开心气顺就成。所以，自从跟程颐结下了梁子以后，苏轼联合弟弟苏辙，对程颐兄弟是“疾之如仇”，“极口诋之”。苏轼并借自己为礼部尚书的工作之便，对程颐的工作“贬驳讥诋略尽”。
苏轼做礼部尚书还是很称职的，他对皇帝皇后们怎么坐车，怎么行礼的屁事很用心。
其实，礼，这个东西是说不清讲不尽的。《齐东野语》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评价，说“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亦不容苟同”，同志们各说各的理，驴头对马嘴，吵个不停，“诸儒之论，不知其几”。比如在祭祀天地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观点，苏轼主张应该把天和地合起来一同祭祀，而苏辙则坚持应该先祭天，再祭地。弟两各寻经典，把朝廷也弄晕了，后来因为苏轼名气大，所以听苏轼的，把天地合起来祭祀也省点事。
既然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理不明白，那就看谁的嘴皮子强悍了，程颐在这方面占绝对下风。
苏轼对程颐的不分场合的调戏和攻击太显过份，没有任何原则可言，有时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宰相苏颂就对苏轼说：你对程颐的攻击过头了，不应该这样。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会惹人瞧不起的。
但苏轼以为程颐嘴巴不行，好欺负，所以根本听不进苏颂的劝告。为了彻底搞臭程颐，苏轼不惜指使孔文仲把程颐攻击为“五鬼之魁”。但因为程颐不愿做官，只是以布衣身份在给哲宗皇帝上课，所以苏轼没有办法把他指为奸臣，只能污辱程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这个孔文仲“蠢不晓事”，“为苏轼所诱迫，论事皆用轼意”。上书力诋程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苏轼也自称“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这一唱一和，似乎必欲压倒程颐永不得翻身。
但后来，孔文仲也看清楚了苏轼的真面目，知道被苏轼当枪使了，“自知为小人所使，愤郁呕血而死”。
为此，宰相吕公著曾直指苏轼为“浮薄”之辈。
程颐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本领，但教的学生却不少，有很多学生已成长为朝廷重臣，这些人，最讲究师道尊严。苏轼毫无必要的恶搞程颐，埋下了苦果，苏轼只有自己品尝。
最先对苏轼下手的，是程颐的学生，御史朱光庭。
这个朱光庭为人劲直，“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不苟言笑，跟嘻皮笑脸的苏轼不是一类人。苏轼看不惯朱光庭这个样子，曾对人说，“何时打破这敬字”！
没等苏轼打破朱光庭，朱光庭已经开始下手敲打苏轼了。
苏轼在出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试题的时候，在《试馆职人策问》中，有这么一道作文题，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意思是说，现在朝廷想学习仁宗皇帝以忠厚治国的精神，但同志们干起事情来却一个个半死不活的，消极惰怠，不能勤于政事；如果要学习神宗皇帝勇于进取的精神吧，又怕同志们不能真正领会朝廷的政策，虽然工作风风火火，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可能对老百姓残酷刻薄。
只要有一点理解能力，就可以看出来，苏轼这是在暗讽仁宗朝消极无为的风气，同时又对神宗朝勇于进取大搞变法不满，总之，这两朝都不能入苏轼的法眼。
苏轼对很多事物都是这种态度，在他看来，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苏轼坚持要把握一个优秀的进退尺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定要正正好才能符合苏轼的心意。
可惜的是，这种最佳尺度的把握，必须是在工作中加以不断探索实践才能得到。而且，对一种政策的不断改进才是向着更好的政策前进的有效途径，说不定，永远也找不出最优的尺度，但前提是，一定要不断的探索。
苏轼不需要探索，他不想费那个屁事，他只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天才，看的书多，可以做到一步到位一捅到底，立马搞出一个天下大治的人间天堂来。
所以，苏轼明摆着的是既攻击了仁宗的懒惰，也攻击了神宗的勤奋，这个没有什么好推脱的，他以前的很多政论性文章也持同样的态度。
现在朱光庭正是看到了苏轼这篇策论试题中的问题，上书指责“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攻击苏轼“讽议先朝”，暗指“仁祖神考不足师法”，是大不敬。朱光庭请求朝廷“正其罪恶”，严肃处理，直至枪毙，“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高太后虽然蠢，但也看出了苏轼这个题目里暗含的意思了，她没有替苏轼辩解，承认苏轼有罪，但“诏特放罪”，不予追究，因为这个题目是她亲自审阅过的，总不能把自己也牵连进去吧。
但其他同志们没有高太后那样欣赏苏轼，一批御史挺身而出，强烈要求高太后对苏轼加以严肃处理。
没有人替苏轼说话，只有苏轼的好朋友兼同乡吕陶为苏轼开脱，指朱光庭攻击苏轼是为了替程颐报仇。吕陶也承认，“欲加轼罪，何所不可”？但朱光庭却拿苏轼的“策问以为讥谤”，这就是公然要挑起党争。
不需要吕陶担心，这个党争已经被轰轰烈烈的挑起来了。一大批废话不已的官员们被卷了进来，大家都要“减杀川人太盛之势”，朔党王岩叟等同志们也趁机插脚，同志们“论苏公未已”，与洛党一道，对苏轼左右夹击，硬是要把苏轼给夹死。这些人也都有种，甚至当着高太后的面要求高太后表态，为这个事情吵的是一地狗屎，把老女人逼的下不了台。
当时宰相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等五大臣“大意皆知轼为有过”，但高太后不想处理苏轼，声称“苏轼非是讥讽”。但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等集体与高太后对着吵，要求一定要处理苏轼。傅尧俞退了一步说，我们并不揭发苏轼在讥讽祖宗，仅仅是认为他不该议论祖宗，所以只要求对他进行通报批评，“乞略行责”，并不是要把他弄死。说着，几个人还把苏轼的文字拿着指点读给高太后看。
高太后被几个鸟人弄的非常恼火，但又说不过人家，只是一味的袒护自己的偶像，厉声道：“更不看文字也”！
王尧俞胆子非常大，对高太后道：“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
高太后急眼了，大声道：我“主张苏轼作甚”？他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
到底是女人家家，吵架的时候招数有限，不比那些满腹诗书的士大夫们有水平，最后高太后被逼的没有鸟办法，只好同意“责降苏轼”。
苏轼看到这个局面，心里也慌了，急忙连上两道《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为自己辩解。
苏轼大声疾呼道：自己所说的仁宗朝之“偷”和神宗朝之“刻”，并不是狗胆包天指责仁宗和神宗皇帝，而是专指现在的“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于二帝何与焉”，和两个老大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苏轼极度聪明，把高太后也拉了进来，他说，这次考试本是出了三道题目的，只有最后一题是我出的，这些题目都是经过太后亲自审阅过的，“蒙御笔点用”，“臣之愚意，岂逃圣鉴”？
这个话外话就是，如果我有罪，太后您恐怕也不好脱清干系。
苏轼最后发誓说：我苏轼“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
其实苏轼根本不必发这种弱智的毒誓，“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本就是他太热衷于讽刺朝政，只不过苏轼大人有大量，现在几乎把那件不愉快的事件忘光了。
高太后这个老女人好糊弄，那时候还没有琼瑶，她只崇拜苏轼。不过别人却不买苏轼的帐，台谏官们一批接着一批，继续攻击苏轼。苏轼被搞的没有鸟办法，只好上书请求辞职外放。当然他此时还不想离开朝廷，因为在京城富人区建的一栋豪华别墅才刚刚装修完毕，席梦思还没有睡热，“是不欲去也”，用苏轼自己的话说，是“词穷理尽，不敢求去”。但这个事情却一直被揪住不放，直到元祐二年元宵节，涂在苏轼屁股上的屎还没有擦干净，于是苏轼闷闷不乐的吃了一个元宵后，不得不再次上书自辩。
苏轼非常冤枉的称自己出的题目“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一点点都没有“议及先朝”的意思。
接着，苏轼说自己现在被人搞的太难过了，“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必欲把我干倒而后快。但苏轼庆幸的是，高太后喜欢自己，“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为了讨好高太后，苏轼甚至不惜以母子之情来比喻高太后和自己的关系，这种“母子之相亲”般诚挚的关怀，让苏轼感动的“欲以一死上报”，如果上前线，完全可以挺身炸碉堡，“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
这时，苏轼又拿出了一贯的哄人的手法说，如果我因这个事情而被朝廷处理，那么，“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都不敢乱讲话了，大家“崇尚忌讳，畏避形迹”，严重影响了大宋的言论自由，同志们都只是“观望雷同以求苟免”，这样一来，根本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此“岂朝廷之福哉”！
接下来，苏轼就大表忠心，以进一步说明自己的何等的冤枉：“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
但奇怪的是，苏轼自我辩解了这么多，最后却又承认，“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因为我确实写文章劝过仁宗皇帝应该“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写文章劝神宗皇帝应该“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换句话说，苏轼认为这两位皇帝都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而这正与朱光庭对他的攻击是一致的，所以，苏轼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实亦有罪”。但苏轼只承认他的错误在于“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希望能“感动圣意”，努力治理好国家而已。
但是，苏轼又确实在不同场合说过神宗皇帝的坏话，现在如何摆平此事呢。苏轼的办法是，把屎盆子扣在王安石头上，也就是说，在苏轼眼里，神宗朝的所有错误，都是“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
然后，苏轼反咬一口，指责现在的台谏官“专欲变熙宁之法”，只有我认为应该“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因此，我“与执政屡争之”，由此观之，我对神宗皇帝是非常尊敬的。苏轼大哭道：“臣岂谤议先朝者哉”！
哭也没有鸟用，攻击苏轼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朱光庭、王岩叟和贾易等人是急先锋，拿大脚对着苏轼猛踹不已。
谏官贾易得罪了苏轼以后，有一天巧了，有人请苏轼喝酒，正跟这个贾易坐在一桌。苏轼想报复贾易几句，顺口就编了个故事，说：我昨天去上班，“有一人乘醉卧东衢”，挡了我的路并不闪避，我很生气，就命令左右把这个酒鬼“擒而绷之”，给捆起来。不料这个酒鬼却对我说，你又不是台谏官，“只有胡绷乱绷”。用以讽刺贾易“胡喷乱喷”。
贾易听了，知道苏轼在讽刺自己，却并不买苏轼的帐，回苏轼道：谁让你辩解来着的？
苏轼被搞的“终席不乐”。
贾易就这样成了苏轼的死对头，一直跟苏轼死磕不已，彻底不给大文豪面子，把苏轼搞的是灰头土脸，一点神彩都飞扬不起来。
后来苏辙得势，为了给哥哥出气，就利用手中的职权反复攻击贾易和朱光庭，指朱光庭为“智昏才短，心狠胆薄，不学无术，妒贤害能”，“人物鄙下，实污流品”，国家用这种人，真是“上则污辱国体，下则伤害善类”。
八大家的文才就是不一样，骂人还真是妈妈的过瘾啊。
到了元祐三年十二月，有一个“郓州学教授周穜”不顾时事险恶，毅然上书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给王安石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定论。当时司马光门下走狗刘安世挺身而起，攻击周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请求朝廷把周穜 “重行窜殛，以明好恶”。
这时，苏轼需要表态了，因为这个周穜曾经得到过苏轼的推荐，如果不划清界线，是要被牵连进去的。所以苏轼急忙两次上书，在《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中展开猛烈的自我批评，说我“谬于知人，至引穜以污学校，谨自劾待罪”。并咒骂周穜是“虮虱小臣”，“渐进邪说，阴唱群小”，“意在寸进而已”。且一脸阴险的说，周穜“今忽猖狂，首建大议”，肯定是“有人居中阴主其事”。话外之音就是，请朝廷再兴大狱，把这一帮人全部干掉!
为了彻底和周穜划清界线，苏轼还非常恶毒的建议朝廷对周穜要“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就是把周穜拉到菜市场给砍了！
苏轼还闭着眼睛说：“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苏轼并不顾事实，胡扯说神宗皇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其实苏轼非常清楚，王安石是自请退休，神宗苦留不住，现在苏轼却翻嘴说成王安石是被神宗“置之闲散”。可能他早已忘记了自己在金陵时给王安石写下的“从公已觉十年迟”的名句了吧。
苏轼第一次上书后，朝廷没有理他。谁都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但苏轼却并不灰心，继续上书进行自我批评，明是要求朝廷处理自己，实则是对变法派再行打击，其中的主要打击目标仍然是王安石。苏轼认为，王安石是奸臣之首，“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但是“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这些人“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蠢”，全部应该砍头，可现在这些人大都活了下来，苏轼非常担心他们会卷土重来，那样一搞，苏轼就死无其所了。这一点，苏轼非常清楚，“臣实忧之”。
为了让高太后下狠心打击变法派，苏轼不惜耸人听闻，胡扯八道，把历史上的几个政变故事也拉出来大讲特讲，为的是吓唬高太后，如果不把这些人彻底搞死，后果不堪设想。
中书的那一帮人没有苏轼这么阴险，他们仍然没有把苏轼的大话当回事，在处理中“宽周穜之罪”，苏轼再次失望了。
苏轼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这一副对待王安石的反复不定的小人嘴脸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结果再次惹起众怒，因“言郓州教授周穜”事，而被“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反把他搞的狼狈如狗。
王岩叟上书指苏轼是“颠倒是非，变乱黑白”之人，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是“欲以行其私，非有忠于社稷之志也”。
王觌指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首先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合之术”，所以，所言所行，“多非理义之中”，“多出法度之外”。苏轼“胸中颇僻，学术不正，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这种人如果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如果朝廷不想让他越陷越深，最好还是让他外放为官，让他改一改“轻浮躁进”的毛病。
不但和其他党派搞不好关系，苏轼和很多人都合不来，他对别人写的东西一向看不入眼，对于“诸人之说”，“轼皆批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
苏轼一见自己在京城除了和弟弟关系不错，几个门徒也都捧着自己以外，再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朋友了，他知道混不下去了。于是连续上书，请外放为官，过几天清闲日子，不在京城过这种热闹生活了。
在《乞郡札子》中，苏轼承认自己“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注意，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糖尿病症状，有谁觉得苏轼的养生技巧值得一学的，不妨引以为鉴。
身体不好，只是一方面，苏轼主要是觉得自己没法在朝廷里干下去了，因为他嘴大好讲话，但是，讲多了吧，“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讲少了呢，就是“欺罔君父，诛罚尤大”，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这其间主要的过节是：我得罪了司马光的门人；我的四川老乡吕陶和范百禄同志又得罪了门下侍郎韩维，我的学生黄庭坚得罪了御史赵挺之，这些人为了干倒我，“约共攻之”，“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写一点小字，都会被人“谓之诽谤”。凡是我推荐的人，全被台谏官“例加诬蔑”，现在我在朝廷实在是蹲不下去了，“若不早去，必到倾危”。如果我“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被搞死翅翅只是迟早的事情。
虽然我知道太后对我好，但是，如果我因此而“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谗人积毁，以至身首异处”，那就太丑了，必“为天下笑”。所以，我现在要求到处地任职，实在是为了“臣主两全”啊，“臣纵不自爱，独不念一旦得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以议吾君乎”？
苏轼想的还真是周到，连辞职都是为了上级考虑的。
而且，苏轼非常明白，“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先把自己安顿好再说吧，至于什么为国为民肝脑涂地的大话，还是让别人实践去。我还是逃跑算了，请太后“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让我到外地过几天清爽的日子好吗？
苏轼还特别强调，希望自己走后，朝廷能把黄庭坚或者秦观提拔上来接替自己继续工作，不但如此，苏轼还对亲戚朋友一一做了点拔。所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歪风邪气，一时旺盛。
苏轼门下的那四个或六个所谓附庸风雅的君子学士，都是苏轼进京后利用自己主试翰林学士院的这一职权而一一擢用的，这几个人在当时都不能服众，受到了很多指责。黄庭坚被指责为“质性奸回，操行邪秽，罪恶尤大”；秦观则“素号薄徒，恶行非一”，都不是品行高尚的好同志，不能大用。
监察御史赵挺之是李清照的公公，后来一直做到了宰相，言行刚直，并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在徽宗朝时曾与权势盖天的蔡京针锋相对，人品能力都相当的不错。赵挺之抨击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推荐的人也都是“轻薄无行，少有人比”。
不过这几个鸟人倒是很听苏轼的话的，黄庭坚等人在修神宗朝官史的过程中，信手涂抺，“以私意去取”史料，根据苏轼的态度，“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
御史刘拯曾非常清醒的指出，“元祐修先帝实录”，“苏轼之门人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毁先烈”，并指责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
可是黄庭坚在私下里却承认王安石“一世伟人也”。
难道苏轼门下尽得苏轼真传，都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阳把戏了么？
在《乞郡札子》最后，苏轼还很有意味的加了一句话，说台谏势力很大，到处欺负人，朝廷大臣没有不怕的，“但以事不关臣，故不敢一一奏陈耳”。
高太后实在是舍不得苏轼走，但是在各派人物的反复说道夹击下，“班列中纷然”，台官论奏苏轼“罪状甚多”，加上“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纷纷攻击苏轼。高太后有点把持不住了，总不能因为一个会写艳词情诗大话连篇酸语不断的苏轼就把国家机构给废了吧，不得已之下，外放苏轼差知杭州，这是高太后心疼苏轼，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好地方，让他再过爽日子去。说不定苏轼骚情再次泛滥，又能写几首好诗几曲好词什么的。
知杭州的任命下来以后，苏轼并没有立即投入到新的角色里去，他还不想真正远离朝廷，所以就利用一切机会和高太后套近乎，经常上书给高太后出馊主意，一脸苦相的说自己“方远去阙庭”，非常可怜。泪水涟涟的请高太后“察臣孤立”，一定要多多照顾。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本来与苏轼没有任何关系，可苏轼不知吸取自己被搞文字狱的教训，在去杭州以前，硬是莫名其妙的把自己也卷了进去。
司马光上台后，蔡确受到排挤，被贬知陈州，再移安州。有一天，天热，蔡确就出去找地方乘凉，到了车盖亭，可能被风吹的也舒服，加上蔡确本来诗才就好，于是诗性大发，一口气连写了十首诗。其中有一首《夏日登车盖亭》，写的相对漂亮，不比苏轼差多少，来看一下：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被贬的蔡确，并没有自怨自艾，在炎热的夏天，他到车盖亭乘凉读书，看着就睏了，于是小睡了一觉，醒来后觉人生如梦，于是莞然独笑，远处湖水上传来阵阵渔笛，相伴清幽。
但古诗这个东西，因为表达意像模糊，对同一首诗，常常各人有不同的理解，当年苏轼就是因为这个被搞到头晕眼花。现在蔡确也吃了这个亏。因为其中一首诗中有两句：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这个郝甑山，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当唐高宗想让位武则天时，郝甑山曾上奏极力反对。为此，有人指蔡确这是讽刺高太后想作武则天!此外，尚有“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问题相当严重。
高太后看了诗，女人家也不懂，但是，蔡确在此前曾在哲宗称帝问题上闹过一些传闻，指高太后曾想废掉哲宗皇帝，政治影响非常恶劣，所以高太后就想借这个机会打击蔡确一家伙。
于是蔡确被再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个新州，就是宋朝文人们听了头就大的岭南地区，当时属于烟障蛮荒之地，基本上是一去就死。
对此，保守派的一些大臣们也都有点觉得过份了，吕大防向高太后求情说蔡确母亲老了，不能远行，“乞移一近里州郡”。但更年期过长的高太后话讲的非常恶毒：“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道这个处理意见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同样下场。
范纯仁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哲宗亲政后，大批元祐保守派的蠢货就被成群结队的贬往岭南去了，其中就有尊敬的苏轼同志。
许多大臣都看到了以文字治罪的危险性，所以，包括宰相刘掣在内，都在设法拯救蔡确，建议朝廷“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诛窜大臣”。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已受命出知杭州的苏轼，终于忍不住嘴痒，跳出来说话了，鬼鬼祟祟的给高太后写了一封密奏，《论行遣蔡确札子》：
苏轼给高太后出馊主意说：我对太后“受恩深重”，不能因为现在要去杭州工作就“有所闻见而不尽言”。关于“缴进蔡确诗言涉谤”的问题，我有一点建议。我与蔡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一直不喜欢他。所以也不想“为确开说”，但现在这个事情“所系国体至重”，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太后您如何处理此事，一旦“行遣失当，所损不小”。
我建议太后，先让哲宗小皇帝命令“有司置狱”，从重处理蔡确，“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说那几首诗“未必真是确诗”，借机原谅了蔡确。这样一搞，则太后于“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天下有识，自然心服”。这都是我的一片“爱君忧国之心”，请太后体会。
苏轼的这个馊主意，是明显的在出卖哲宗利益而讨好太后，品行极度为人所不齿。正如当朝同事评论苏轼的那样，“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苏轼这种鸟人。
但不管怎么样，再次光临杭州的苏轼，小鸟已经软下去了，浓妆淡抺总相宜的西湖美女们对苏轼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了，加上人也老了，总不能天天吹牛吧，所以，此时的苏轼，确实是想做一番事情的，也想让高太后这个老女人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根银样腊枪头。
可惜，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苏轼虽然有心做事，但能力有限，水平不够，指望他造福一方百姓，那是妄想。
本主题由 波波 于 2009-8-14 09:37 移动
晚明大鸟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对包括苏轼在内的这些所谓“元祐诸公”有过精辟论述。这些君子们天天说的话虽然无穷多，但几乎没有谁能够“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者。同志们唾沫狂喷，“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内政方面，大家讲废话有瘾，做实事无能，“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而对于外敌，则更是“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只知大力排挤打击变法派，“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
后来章惇蔡确等人基本被清除干净以后，保守派的同志们才松了口气，因为剩下的全是“柔佞之徒，易为处置”。
当把变法派清除掉以后，保守派的各方蠢材们又互相撕咬，朝堂上遍地狗毛。似乎除此之外，国家就没有别的屁事了。
在这一场混战中，保守派诸蠢材们一边互相攻击，一边又担心被别人攻击；一边引经据典的骂的过瘾，一边又经常被吓的提不住裤子。没有谁想过这样下去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样子。在这一期间，国家政事废退，纷争不已，污浊不堪；经济政策混乱，反复不定，治国无术；军事上采用投降主义，大量放弃国土用以结欢敌国。北宋就这样偏离了王安石变法奠定的正确轨道，迅速滑向了末路。
章太炎曾经评论苏轼在这一时间的表现时说：“苏轼利口而不济于用，其所争不关政事，惟于琐细节奏之间而想侵陵”。换句话说，虽然身为北宋高层官僚，但做的全是一些无聊屁事，于国于民，一无是处。苏轼一听高太后说神宗皇帝喜欢读他的文章，“则泫然为之流涕”，一点鸟出息都没有。后来的一批蠢人，“模效其状，以为忠孝”，实则屁事不当，“走狗啼而牺牛哭者，则苏轼为之前驱也”。
再次提醒，上面的话是章太炎说的。
那好，来看看苏轼的具体表现，验证一下老章有没有污蔑我们的才气乱淌的大文豪。
一开始，因为苏轼受到司马光的推荐，而且得到高太后的喜欢，“帘眷甚厚”，同志们都以为苏轼有可能接司马光的班当宰相，“议者且为执政矣”。这个很让同志们担心，害怕苏轼当了宰相后，会把开封变成大妓院，所以，纷纷上书指出，现在让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
这种对苏轼的批评，还只是一般性的指责，不涉党争。真正把苏轼搞的难看的，是他受到两党的夹击，被夹的毫无还手之力。
苏轼才高，看谁都不顺眼，“以高才狎侮诸公卿”，几乎把人得罪光了。凭良心说，苏轼这个人并不是恶人，他除了死心塌地的猛踩王安石和变法派以外，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原则斗争。他虽然经常毫无意义的到处得罪人，其实也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一张臭嘴而已，并非存心为之。
尽管苏轼不是存心使坏，但他对于北宋未年的“蜀、洛、朔”三党之争，仍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是用了心的，一方面大力提携跟自己玩的来的门人朋友和老乡，形成了所谓“蜀党”；一方面自以为牛逼，跟司马光留下来的“朔党”对着干；然后又非常无聊的故意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吵翻了脸。只不过苏轼玩玩嘴皮子还可以，一旦真的动了手脚，却又不是别人的对手，结果反被别人玩的死去活来，真是让人痛心泪流。
元祐时期的党争，首先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章惇为首的王安石传人之间的斗争，这是关乎国家走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首先是司马光挑起，然后苏轼跟上使劲摇旗呐喊助威，最后以保守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王安石新法被全数罢去，新法派大员也被清洗出局。北宋政坛，重新走回了毫无生机的死水一潭中去。
在这场斗争中，围绕免役法的废罢之争最具代表性。
起初司马光为了让高太后支持自己废除免役法，不惜反复上书，罗嗦不休，加上曾经患过脑中风，所以讲话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自打耳光。他一会批评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陪费甚多”。一会又说“而上户优便”；一会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一会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缠夹不清，让人看了晕头转向，不明所以。
宰相蔡确反对司马光瞎搞，但又不敢明说，就转弯子对司马光道：“此大事也，当与枢密院共之”，而当时的枢密院领导正是敢于跟司马光顶着干的大胆无畏的章惇。
章惇虽然主管军政，但为了维护新法，不顾宰相司马光的盖天权势，态度坚决的跟司马光展开了激烈争论，“累数千言”，连吕公著都承认章惇“所论固有可取”。但吕公著却不明大理，又指责章惇“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体”。
这就说的不像样子了，究竟什么是“朝廷大体”？如果章惇是正确的，他当然要“专意求胜”，难道非要章惇跟所谓大儒一样去和稀泥才好？
章惇并没有被司马光的那一套前后不一的说辞搞晕掉，他把司马光的前后矛盾之处“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而司马光只会故作文儒高雅，吵架也不行，操事也不行，结果被章惇搞的非常难看，经常下不了台。让大历史学家司马光丢尽了历史脸皮。
还好，司马光丢脸，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他并不把这些写到史书里去。
一向温良俭让的司马光，还向高太后撒谎说，民间有几千封奏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结果被章惇一查，原来老光玩了手脚，把那些讲免役法好话的奏章全部“不为签出”。
司马光还采用乾坤大挪移手法，捏造事实来攻击免役法，说什么有人家“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好凑交免役钱。结果又被章惇抨击了一家伙，章惇严肃的告诉司马光：自行免役法“十五年来，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只是在与西夏作战期间，因征调而出现过杀牛取筯和砍桑树为梯的事情，与免役钱了无干系。
司马光对此都装作听不见，不但如此，他反把差役法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说什么“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老百姓有几袋粮食，有把子力气，司马光就敢说成是“取诸其身而无穷尽”，所以，尽管让他们干活就是了。
最后司马光提出，“为今之计”，“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命令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并上报州政府，一级督促一级，一季内完成所有任务。蔡京就是因为任务完成的漂亮而得到了司马光的大力表扬，树为全国官员的典范。
其实司马光完全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力气来攻击免役法，因为高太后这个蠢女人对他已经是言听计从了，老光大可直接废掉免役法就得了，何必非要弄一大堆硬捏出来的理由来给自己撑门面呢。
司马光这是典型的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政治妓女行为。
可笑的是，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知道自己做下弥天蠢事了，但又不肯认错，只好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
这就不地道了，王安石收免役钱是为了花钱请人服役，司马光已经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就纯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了，而且所收钱数，比免役法更甚。
为此，司马光受到了章惇的无情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
可怜司马光，此时也知道光讲“义”是不行的了，还是低头闷声先搞点“利”再说吧。
经过司马光一阵瞎搞，国家被搞的是“州县益骚，民受其患”。
有一次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子前面汇报工作，因为司马光太罗嗦，也因为高太后大脑缺氧，结果老太太竟然活活被司马光讲睡着了。
章惇毫不客气，当面嘲笑司马光说话不着边际不知重点，基本上全是废话，“其语甚悖”。司马光面子上再也挂不住，当时勃然大怒，跟章惇在高太后面前暴吵了起来，“暴愤恚争辨帘前”，把沉香甜睡的高太后也惊醒了，一问情况，高太后自己脸上也难看，就大骂章惇。章惇一时委曲难当，竟然跟高太后也顶了起来。
同志们一看，机不可失，于是苏辙苏弟弟不再阴沉，带头操事，“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硬是把章惇贬出了京城。
此时的苏轼，早已把自己在黄州时写给章惇的那些可怜巴巴的文字给忘光了，他觉得有资本调戏章惇了，当年救他一命的章大人现在在苏轼的笔下已变成了章七。据说章惇刚出生时险些被母亲放在水盆里给淹死，所以苏轼有诗道：“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用以落井下石，嘲笑章惇。
妙的是阴藏不露的苏辙的态度，他在司马光刚开始瞎搞的时候是坚决支持司马光废掉免役法复行差役法的，说什么差役之法，“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并非常有把握的断言，“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可后来差役法受到全国一片反对之时，苏辙也长脑子了，非常有内涵的推案长叹道：“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也”。
苏家兄弟，果然皆一时之俊杰啊。
差役法是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其被废弃是必然的，不是以司马光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虽然司马光跳出来瞎搞了一下，但历史的车轮很快就把司马光辗进了泥潭中。
但苏轼还没有被辗进去，他的形象，仍然非常的伟光正。
司马光把苏轼当棵葱，所以，苏轼一到京城，司马光就希望能得到苏轼的支持。可惜苏轼虽然嘴大，满肚皮废话，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块，但却不能给这个尽废新法的保守政府做什么实事，相反，还处处影响保守政府的工作。所以司马光对苏轼是越来越不满。估计他此时也能理解王安石没有重用苏轼的原因了。
但司马光的优点是，尽管他早就想把苏轼撵滚蛋，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没有和苏轼撕破脸。司马光一辈子就是吃名声这口饭的，他也怕名声很大的苏轼。
老光曾经一本正经的问苏轼，现在我要尽罢王安石新法，你有什么看法？
苏轼想了想，也是一本正经的回答说：我支持你，老王那一套，早就该全数罢去了，老光你这样做真是“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
不过，苏轼毕竟在地方干过一段时间，他也知道王安石新法中有些项目是不能轻易罢去的，虽然他没说过新法一句好话，但头轻蛋重还是懂一点的，所以他建议司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
苏轼认为，免役法有免役法的好处，差役法有差役法的缺点，“各有利害”。他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简直要把免役法说成一朵花。
真是令人痛惜，王安石在政时，难道苏轼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被水淹过吗？被天上的雷电闪击过吗？他为什么就不能讲一句公道话呢。
苏轼还进一步指责司马光只是“专欲变熙宁之法”，至于是不是利国利民，司马光全然“不复校量利害”。
有人说，这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肯定，其实大错了，苏轼的态度，一向是摇摆不定的，他不同意司马光罢去免役法，并不是因为他支持王安石，在苏轼眼里，免役法“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根本不是什么好法。但是呢，差役法使得“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所以，无论免役还是差役，在苏轼眼里看来，全无好处，不过他自己又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好故作公允的说，“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这就是苏轼不同意罢去免役法的理由。他是连对王安石半句肯定的话也不愿说出口的。
司马光被苏轼说的一愣一愣的，他没有在地方工作过，根本不知民间实情，所以也摸不清到底怎么搞才好，所以问苏轼：“若如君言，计将安出”？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但好办法苏轼是没有的，不过他读的书多，跟老光痛扯了一大圈历史故事，然后罗里罗嗦的又抨击了王安石一通，接着便天真的提出了对免役法的修订办法，希望能做到即省钱又办好事情而且老百姓也高兴，“而天下便之”，真不知苏轼是不是打算从天上请神仙来给宋朝打工。
司马光却对苏轼的建议“大以为不然”，和苏轼拍桌子瞪牛眼的暴吵了一顿，两人根本讲不到一起去，脖子都吵粗了。司马光牛劲犯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苏轼气的没有鸟办法，只好回家，脱了衣服，当着一大堆女人的面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有一次，苏轼又欺负司马光。两人正说着话就顶了起来，苏轼对司马光说：相公此论，就像是乌龟踢人。
司马光头脑慢，被苏轼说的一愣，问：乌龟也能踢人吗？
苏轼不怀好意的笑笑，说：正因为乌龟不能踢人，我才说你的话是乌龟踢人。
这个弯子绕大了点，难怪老光听不懂，苏轼的意思是说，司马光说的全是罗里罗嗦无用的废话。
司马光罗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生下来就这毛病，老了以后，嘴皮子更薄，说出来的话都论筐装，“语言不穷”。其他官员听的耳朵起厚皮，但因为司马光是宰相，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不过苏轼不行，他不鸟司马光这一套。一天，司马光话又说多了，同志们都听的坐不住。苏轼站起来对司马光道：“请相公少住教诲之言”，求求你，留点时间让我苏轼也讲几句吧。
司马光听罢，大为不爽，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人，每天都称司马光为秀才，苏轼到司马光那里喝酒，偶尔听到了，就教老仆人说：司马光当宰相了，怎么能老是叫秀才呢，你应该称司马光为相公才对啊。
老仆人也听话，就按苏轼教的做了。想不到司马光听着别扭，就问：这是谁教你这么称呼我的？
老仆人说：这是“苏学士教我”。
司马光仰天长叹：我老光就这么一个好仆人，被苏轼这狗东西教坏了。
但苏轼对司马光的倒行逆施基本上还是支持的，其他时候基本都是死抱着司马光的大腿不放的，把司马光抱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对于司马光更改王安石的进士考试办法，恢复了以诗歌取士的愚蠢落后的手段，苏轼更是大唱赞歌，因为他会写诗，所以对诗词考试情有独衷，在非常难看的《复改科赋》中，苏轼大叫：“悯科场之积弊，得诗赋以求贤” ；“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苏轼喜欢会写诗的人，说这些人“采摭英华也，蔟之如锦绣”，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可惜，苏轼叫的声音再大也没有什么鸟用，以诗赋取士的方法仍然被远远的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但因为他跟司马光吵过，所以就有资格对人吹牛说自己不畏权威，敢于跟上级对着干，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好同志。在《与杨元素书》中，苏轼表扬自己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这些人要么追随王安石，要么追随司马光，虽然追随的对象不同，但都是跟屁虫，“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只有我苏轼不是这样的人，“多不随耳”。
看看司马光死后苏轼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司马温公神道碑》吧，就可以知道他对司马光的膜拜之情了，信口自吹什么随不随的，没有任何意义。
苏轼虽然早已对那些无权无势的可怜虫们公开宣称过“不肖平生不作墓志及碑”，但是替司马光写的这两件东西却是用了心神的，他通篇高度吹捧司马光的光辉事迹和优秀品德，把司马光吹捧的在棺材里睡着都脸红。而且善于一事两用的苏轼并不想错过这个暗踩王安石的机会，一边为司马光高唱赞歌，一边却又用阴暗笔法攻击他原本以为“从公已觉十年迟”的王安石。
先来学习一下《司马温公行状》，通篇一万多字，这在当时用毛笔写和的年代，是相当累人的，比连续搞了几个小妾还要累。
在历数司马光的各代先人以后，苏轼不惜闭着眼表扬司马光那个籍籍无名的老爸司马池“号称一时名臣”。然后就开始吹捧司马光了，说司马光还是一个小屁孩的时候就已经“凛然如成人”。
这样说来，难道司马光是早衰症患者吗。
在介绍了司马光的一系列职场经历后，苏轼顺手提了一下司马光对弟弟苏辙的照顾之情，到神宗即位时，终于要踩到王安石头上了。在很多议论上，苏轼以为自己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是有资格对先贤评头论足的班主任，以一己之言，标以天下之名，臆测加妄想，动则指责王安石的新法被“天下非之”。并高度评价司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这一光辉理论。
苏轼一方面抨击“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而天下病矣”，并敢明目张胆的胡扯说神宗“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一方面又敢于空口说白话，司马光被神宗贬出京城，硬是被苏轼说成是“神宗识其意，待之甚厚”。神宗终其一生没有再用司马光，但苏轼却可以说神宗“盖有意复用公也”。“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而司马光尽废神宗朝的新法项目，竟然被苏轼说成是“公可谓不负所知，其报之也大”。
虚伪奸刻的司马光，被苏轼写成了一个“忠信孝友，恭俭正直”的好人。把北宋折腾的奄奄一息的司马光，被苏轼讲成是“欲以身徇天下”的优秀战士。
什么是睁眼讲瞎话？
这就是睁眼讲瞎话!
苏轼一边大揭王安石的伤疤，一边却知道为尊者讳的道理，对于司马光当谏官时猛干张方平的英勇事迹装聋作哑，不提一笔，因为张方平是他老干爸!
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苏轼已经写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只是一味的大拍马屁而已，虽然他的文笔好，但看着仍然让人想吐，不读也罢。
虽然苏轼对死了的司马光用心献媚，但被司马光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一帮保守派蠢蛋们却根本不吃苏轼这一套，以司马光的好朋友刘掣为核心的新政府和司马光门下弟子刘安世为首的台谏官们，对“德业器识有所不足”的苏轼前赴后继的展开了猛烈打击。
《邵氏闻见后录》曾记载了苏轼和刘安世的关系，当时人认为“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就是说苏轼这个人敢讲话，喜欢路见不平拔刀就砍的那种人，但有时做过头了，就变成操事了。刘安世对苏轼的这一点非常看不下去，经常拿历史上的典故来制约苏轼，不让苏轼胡搞。苏轼被刘安世弄的非常生气，骂道：这是哪里的破牛车拉了一个刘安世来，“知得许多典故”？很鸟吗！
有人把这个话告诉了刘安世，刘安世不以为然，说：苏轼固然有才，但如果要任他随心所欲的“变化常典，则不可”。
当时朝廷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说闽地和蜀地的人品格都差不多，“闽蜀同风”，因为这两个字里面都含有一个“虫”字，“腹中有虫”，引申的意思是说，这两地的人肚子里都有虫，不能成为贤人。
苏轼是蜀人，当然听了不开心，有一次又有人提起这句话，苏轼在大庭广众之下勃然大怒：圣人说过，“立贤无方”，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贤者，你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有什么鸟意思吗？
别人都知道苏轼嘴巴刻薄，不跟他一般见识，只有刘安世不紧不慢的说：我没有听过这句话，但是，所谓立贤无方，那也要先是贤者才行。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为人处事的风格性情肯定会受到当地风俗民情的影响，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苏轼听后，黯然无语。
很久以后，苏轼和刘安世都被外放岭南，归来之时，在路上相遇，刘安世这才对朋友说：苏轼“浮华毫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
看来，苏轼真正的变化出现在去海南以后，而不是黄州以后。
巧的是，苏轼因为司马光弄的一屁股屎还没有擦干净，又得罪了程颐。于是“朔洛”两党合击苏轼，苏轼这下死定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司马光死后，葬礼搞的很隆重，反正同志们也没有什么屁事好做，只有在这方面用脑子了。葬礼由著名的程颐主持。程颐这哥们别的本事没有，做这种事情是专家。他干起活来也认真，什么地方摆棺材，什么地方放火盆，客人在哪边磕头，孝子在什么地方回礼，被程颐搞的是风调雨顺，没有一点问题，大家看着都服气，果然是妈妈的专家。
原本司马光死的时候，苏轼是想主持丧礼的，“东坡欲主丧”，结果这个光荣的任务被程颐抢去了，“东坡不满意”，所以他就专门到处挑刺。苏轼看的书多，加上他老爸死的早，也有不少实践经验，本来想给程颐找点难看，可竟然一点茬也没找出来。苏轼心下便奇怪道：程颐这个家伙对“丧礼何熟也”。他并且当面问程颐：你老爸又没死，你读这么多治丧礼的书做什么？
程颐气得当时没理睬苏轼。
但苏轼仍然有机会，司马光死的这一天，君子们正跟着哲宗小皇帝一道安放神宗的灵位入太庙。按当时规矩，这算是喜事。等把神宗灵位放好以后，同志们又去吊唁司马光。但被程颐给拦住了，说：你们刚刚从太庙回来，心情舒畅，根据《论语》中提出来的原则，“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我认为你们现在不应该再来吊丧，还是等明天一早愁眉苦脸的再重新来过吧。
苏轼聪明，他听出了程颐这话里的矛盾，于是责问程颐：孔子是说“哭则不歌”，但他并没有说“歌则不哭”，我们刚刚从太庙回来，现在哭几下应该没有什么鸟事吧。说着，“东坡不顾以入”，硬是闯进了灵堂。
程颐一时语塞，但又不愿让步，竟然指示司马光的后人“不得受吊”，把一群人都凉在了那里。
苏轼非常不服气，把眼一翻，对程颐骂道：我看你这真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人听罢大笑，程颐当时气的脸红到了屁股下面，但他是大师，没有当场发火，可是，苏程之间的仇恨，算是自此结下了，“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吃饭的时候到了，苏轼要吃肉，程颐坚持“居丧不宜饮酒食”，所以偏下令上素菜。苏轼嘲笑程颐说：你又不信佛，“胡为食素”？结果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轼公然对自己门下的秦观和黄庭坚等人下令说：凡是跟着我苏轼的，一律吃肉！而程颐的学生们都陪着程颐吃素食。
两人之间，争来争去的，全是这些无聊屁事。但苏轼是把这个当成正事来做的，他并不考虑是否于国于民有利，他只考虑自己开心气顺就成。所以，自从跟程颐结下了梁子以后，苏轼联合弟弟苏辙，对程颐兄弟是“疾之如仇”，“极口诋之”。苏轼并借自己为礼部尚书的工作之便，对程颐的工作“贬驳讥诋略尽”。
苏轼做礼部尚书还是很称职的，他对皇帝皇后们怎么坐车，怎么行礼的屁事很用心。
其实，礼，这个东西是说不清讲不尽的。《齐东野语》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评价，说“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亦不容苟同”，同志们各说各的理，驴头对马嘴，吵个不停，“诸儒之论，不知其几”。比如在祭祀天地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观点，苏轼主张应该把天和地合起来一同祭祀，而苏辙则坚持应该先祭天，再祭地。弟两各寻经典，把朝廷也弄晕了，后来因为苏轼名气大，所以听苏轼的，把天地合起来祭祀也省点事。
既然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理不明白，那就看谁的嘴皮子强悍了，程颐在这方面占绝对下风。
苏轼对程颐的不分场合的调戏和攻击太显过份，没有任何原则可言，有时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宰相苏颂就对苏轼说：你对程颐的攻击过头了，不应该这样。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会惹人瞧不起的。
但苏轼以为程颐嘴巴不行，好欺负，所以根本听不进苏颂的劝告。为了彻底搞臭程颐，苏轼不惜指使孔文仲把程颐攻击为“五鬼之魁”。但因为程颐不愿做官，只是以布衣身份在给哲宗皇帝上课，所以苏轼没有办法把他指为奸臣，只能污辱程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这个孔文仲“蠢不晓事”，“为苏轼所诱迫，论事皆用轼意”。上书力诋程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苏轼也自称“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这一唱一和，似乎必欲压倒程颐永不得翻身。
但后来，孔文仲也看清楚了苏轼的真面目，知道被苏轼当枪使了，“自知为小人所使，愤郁呕血而死”。
为此，宰相吕公著曾直指苏轼为“浮薄”之辈。
程颐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本领，但教的学生却不少，有很多学生已成长为朝廷重臣，这些人，最讲究师道尊严。苏轼毫无必要的恶搞程颐，埋下了苦果，苏轼只有自己品尝。
最先对苏轼下手的，是程颐的学生，御史朱光庭。
这个朱光庭为人劲直，“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不苟言笑，跟嘻皮笑脸的苏轼不是一类人。苏轼看不惯朱光庭这个样子，曾对人说，“何时打破这敬字”！
没等苏轼打破朱光庭，朱光庭已经开始下手敲打苏轼了。
苏轼在出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试题的时候，在《试馆职人策问》中，有这么一道作文题，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意思是说，现在朝廷想学习仁宗皇帝以忠厚治国的精神，但同志们干起事情来却一个个半死不活的，消极惰怠，不能勤于政事；如果要学习神宗皇帝勇于进取的精神吧，又怕同志们不能真正领会朝廷的政策，虽然工作风风火火，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可能对老百姓残酷刻薄。
只要有一点理解能力，就可以看出来，苏轼这是在暗讽仁宗朝消极无为的风气，同时又对神宗朝勇于进取大搞变法不满，总之，这两朝都不能入苏轼的法眼。
苏轼对很多事物都是这种态度，在他看来，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苏轼坚持要把握一个优秀的进退尺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定要正正好才能符合苏轼的心意。
可惜的是，这种最佳尺度的把握，必须是在工作中加以不断探索实践才能得到。而且，对一种政策的不断改进才是向着更好的政策前进的有效途径，说不定，永远也找不出最优的尺度，但前提是，一定要不断的探索。
苏轼不需要探索，他不想费那个屁事，他只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天才，看的书多，可以做到一步到位一捅到底，立马搞出一个天下大治的人间天堂来。
所以，苏轼明摆着的是既攻击了仁宗的懒惰，也攻击了神宗的勤奋，这个没有什么好推脱的，他以前的很多政论性文章也持同样的态度。
现在朱光庭正是看到了苏轼这篇策论试题中的问题，上书指责“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攻击苏轼“讽议先朝”，暗指“仁祖神考不足师法”，是大不敬。朱光庭请求朝廷“正其罪恶”，严肃处理，直至枪毙，“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高太后虽然蠢，但也看出了苏轼这个题目里暗含的意思了，她没有替苏轼辩解，承认苏轼有罪，但“诏特放罪”，不予追究，因为这个题目是她亲自审阅过的，总不能把自己也牵连进去吧。
但其他同志们没有高太后那样欣赏苏轼，一批御史挺身而出，强烈要求高太后对苏轼加以严肃处理。
没有人替苏轼说话，只有苏轼的好朋友兼同乡吕陶为苏轼开脱，指朱光庭攻击苏轼是为了替程颐报仇。吕陶也承认，“欲加轼罪，何所不可”？但朱光庭却拿苏轼的“策问以为讥谤”，这就是公然要挑起党争。
不需要吕陶担心，这个党争已经被轰轰烈烈的挑起来了。一大批废话不已的官员们被卷了进来，大家都要“减杀川人太盛之势”，朔党王岩叟等同志们也趁机插脚，同志们“论苏公未已”，与洛党一道，对苏轼左右夹击，硬是要把苏轼给夹死。这些人也都有种，甚至当着高太后的面要求高太后表态，为这个事情吵的是一地狗屎，把老女人逼的下不了台。
当时宰相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等五大臣“大意皆知轼为有过”，但高太后不想处理苏轼，声称“苏轼非是讥讽”。但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等集体与高太后对着吵，要求一定要处理苏轼。傅尧俞退了一步说，我们并不揭发苏轼在讥讽祖宗，仅仅是认为他不该议论祖宗，所以只要求对他进行通报批评，“乞略行责”，并不是要把他弄死。说着，几个人还把苏轼的文字拿着指点读给高太后看。
高太后被几个鸟人弄的非常恼火，但又说不过人家，只是一味的袒护自己的偶像，厉声道：“更不看文字也”！
王尧俞胆子非常大，对高太后道：“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
高太后急眼了，大声道：我“主张苏轼作甚”？他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
到底是女人家家，吵架的时候招数有限，不比那些满腹诗书的士大夫们有水平，最后高太后被逼的没有鸟办法，只好同意“责降苏轼”。
苏轼看到这个局面，心里也慌了，急忙连上两道《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为自己辩解。
苏轼大声疾呼道：自己所说的仁宗朝之“偷”和神宗朝之“刻”，并不是狗胆包天指责仁宗和神宗皇帝，而是专指现在的“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于二帝何与焉”，和两个老大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苏轼极度聪明，把高太后也拉了进来，他说，这次考试本是出了三道题目的，只有最后一题是我出的，这些题目都是经过太后亲自审阅过的，“蒙御笔点用”，“臣之愚意，岂逃圣鉴”？
这个话外话就是，如果我有罪，太后您恐怕也不好脱清干系。
苏轼最后发誓说：我苏轼“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
其实苏轼根本不必发这种弱智的毒誓，“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本就是他太热衷于讽刺朝政，只不过苏轼大人有大量，现在几乎把那件不愉快的事件忘光了。
高太后这个老女人好糊弄，那时候还没有琼瑶，她只崇拜苏轼。不过别人却不买苏轼的帐，台谏官们一批接着一批，继续攻击苏轼。苏轼被搞的没有鸟办法，只好上书请求辞职外放。当然他此时还不想离开朝廷，因为在京城富人区建的一栋豪华别墅才刚刚装修完毕，席梦思还没有睡热，“是不欲去也”，用苏轼自己的话说，是“词穷理尽，不敢求去”。但这个事情却一直被揪住不放，直到元祐二年元宵节，涂在苏轼屁股上的屎还没有擦干净，于是苏轼闷闷不乐的吃了一个元宵后，不得不再次上书自辩。
苏轼非常冤枉的称自己出的题目“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一点点都没有“议及先朝”的意思。
接着，苏轼说自己现在被人搞的太难过了，“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必欲把我干倒而后快。但苏轼庆幸的是，高太后喜欢自己，“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为了讨好高太后，苏轼甚至不惜以母子之情来比喻高太后和自己的关系，这种“母子之相亲”般诚挚的关怀，让苏轼感动的“欲以一死上报”，如果上前线，完全可以挺身炸碉堡，“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
这时，苏轼又拿出了一贯的哄人的手法说，如果我因这个事情而被朝廷处理，那么，“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都不敢乱讲话了，大家“崇尚忌讳，畏避形迹”，严重影响了大宋的言论自由，同志们都只是“观望雷同以求苟免”，这样一来，根本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此“岂朝廷之福哉”！
接下来，苏轼就大表忠心，以进一步说明自己的何等的冤枉：“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
但奇怪的是，苏轼自我辩解了这么多，最后却又承认，“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因为我确实写文章劝过仁宗皇帝应该“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写文章劝神宗皇帝应该“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换句话说，苏轼认为这两位皇帝都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而这正与朱光庭对他的攻击是一致的，所以，苏轼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实亦有罪”。但苏轼只承认他的错误在于“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希望能“感动圣意”，努力治理好国家而已。
但是，苏轼又确实在不同场合说过神宗皇帝的坏话，现在如何摆平此事呢。苏轼的办法是，把屎盆子扣在王安石头上，也就是说，在苏轼眼里，神宗朝的所有错误，都是“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
然后，苏轼反咬一口，指责现在的台谏官“专欲变熙宁之法”，只有我认为应该“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因此，我“与执政屡争之”，由此观之，我对神宗皇帝是非常尊敬的。苏轼大哭道：“臣岂谤议先朝者哉”！
哭也没有鸟用，攻击苏轼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朱光庭、王岩叟和贾易等人是急先锋，拿大脚对着苏轼猛踹不已。
谏官贾易得罪了苏轼以后，有一天巧了，有人请苏轼喝酒，正跟这个贾易坐在一桌。苏轼想报复贾易几句，顺口就编了个故事，说：我昨天去上班，“有一人乘醉卧东衢”，挡了我的路并不闪避，我很生气，就命令左右把这个酒鬼“擒而绷之”，给捆起来。不料这个酒鬼却对我说，你又不是台谏官，“只有胡绷乱绷”。用以讽刺贾易“胡喷乱喷”。
贾易听了，知道苏轼在讽刺自己，却并不买苏轼的帐，回苏轼道：谁让你辩解来着的？
苏轼被搞的“终席不乐”。
贾易就这样成了苏轼的死对头，一直跟苏轼死磕不已，彻底不给大文豪面子，把苏轼搞的是灰头土脸，一点神彩都飞扬不起来。
后来苏辙得势，为了给哥哥出气，就利用手中的职权反复攻击贾易和朱光庭，指朱光庭为“智昏才短，心狠胆薄，不学无术，妒贤害能”，“人物鄙下，实污流品”，国家用这种人，真是“上则污辱国体，下则伤害善类”。
八大家的文才就是不一样，骂人还真是妈妈的过瘾啊。
到了元祐三年十二月，有一个“郓州学教授周穜”不顾时事险恶，毅然上书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给王安石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定论。当时司马光门下走狗刘安世挺身而起，攻击周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请求朝廷把周穜 “重行窜殛，以明好恶”。
这时，苏轼需要表态了，因为这个周穜曾经得到过苏轼的推荐，如果不划清界线，是要被牵连进去的。所以苏轼急忙两次上书，在《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中展开猛烈的自我批评，说我“谬于知人，至引穜以污学校，谨自劾待罪”。并咒骂周穜是“虮虱小臣”，“渐进邪说，阴唱群小”，“意在寸进而已”。且一脸阴险的说，周穜“今忽猖狂，首建大议”，肯定是“有人居中阴主其事”。话外之音就是，请朝廷再兴大狱，把这一帮人全部干掉!
为了彻底和周穜划清界线，苏轼还非常恶毒的建议朝廷对周穜要“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就是把周穜拉到菜市场给砍了！
苏轼还闭着眼睛说：“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苏轼并不顾事实，胡扯说神宗皇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其实苏轼非常清楚，王安石是自请退休，神宗苦留不住，现在苏轼却翻嘴说成王安石是被神宗“置之闲散”。可能他早已忘记了自己在金陵时给王安石写下的“从公已觉十年迟”的名句了吧。
苏轼第一次上书后，朝廷没有理他。谁都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但苏轼却并不灰心，继续上书进行自我批评，明是要求朝廷处理自己，实则是对变法派再行打击，其中的主要打击目标仍然是王安石。苏轼认为，王安石是奸臣之首，“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但是“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这些人“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蠢”，全部应该砍头，可现在这些人大都活了下来，苏轼非常担心他们会卷土重来，那样一搞，苏轼就死无其所了。这一点，苏轼非常清楚，“臣实忧之”。
为了让高太后下狠心打击变法派，苏轼不惜耸人听闻，胡扯八道，把历史上的几个政变故事也拉出来大讲特讲，为的是吓唬高太后，如果不把这些人彻底搞死，后果不堪设想。
中书的那一帮人没有苏轼这么阴险，他们仍然没有把苏轼的大话当回事，在处理中“宽周穜之罪”，苏轼再次失望了。
苏轼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这一副对待王安石的反复不定的小人嘴脸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结果再次惹起众怒，因“言郓州教授周穜”事，而被“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反把他搞的狼狈如狗。
王岩叟上书指苏轼是“颠倒是非，变乱黑白”之人，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是“欲以行其私，非有忠于社稷之志也”。
王觌指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首先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合之术”，所以，所言所行，“多非理义之中”，“多出法度之外”。苏轼“胸中颇僻，学术不正，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这种人如果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如果朝廷不想让他越陷越深，最好还是让他外放为官，让他改一改“轻浮躁进”的毛病。
不但和其他党派搞不好关系，苏轼和很多人都合不来，他对别人写的东西一向看不入眼，对于“诸人之说”，“轼皆批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
苏轼一见自己在京城除了和弟弟关系不错，几个门徒也都捧着自己以外，再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朋友了，他知道混不下去了。于是连续上书，请外放为官，过几天清闲日子，不在京城过这种热闹生活了。
在《乞郡札子》中，苏轼承认自己“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注意，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糖尿病症状，有谁觉得苏轼的养生技巧值得一学的，不妨引以为鉴。
身体不好，只是一方面，苏轼主要是觉得自己没法在朝廷里干下去了，因为他嘴大好讲话，但是，讲多了吧，“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讲少了呢，就是“欺罔君父，诛罚尤大”，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这其间主要的过节是：我得罪了司马光的门人；我的四川老乡吕陶和范百禄同志又得罪了门下侍郎韩维，我的学生黄庭坚得罪了御史赵挺之，这些人为了干倒我，“约共攻之”，“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写一点小字，都会被人“谓之诽谤”。凡是我推荐的人，全被台谏官“例加诬蔑”，现在我在朝廷实在是蹲不下去了，“若不早去，必到倾危”。如果我“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被搞死翅翅只是迟早的事情。
虽然我知道太后对我好，但是，如果我因此而“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谗人积毁，以至身首异处”，那就太丑了，必“为天下笑”。所以，我现在要求到处地任职，实在是为了“臣主两全”啊，“臣纵不自爱，独不念一旦得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以议吾君乎”？
苏轼想的还真是周到，连辞职都是为了上级考虑的。
而且，苏轼非常明白，“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先把自己安顿好再说吧，至于什么为国为民肝脑涂地的大话，还是让别人实践去。我还是逃跑算了，请太后“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让我到外地过几天清爽的日子好吗？
苏轼还特别强调，希望自己走后，朝廷能把黄庭坚或者秦观提拔上来接替自己继续工作，不但如此，苏轼还对亲戚朋友一一做了点拔。所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歪风邪气，一时旺盛。
苏轼门下的那四个或六个所谓附庸风雅的君子学士，都是苏轼进京后利用自己主试翰林学士院的这一职权而一一擢用的，这几个人在当时都不能服众，受到了很多指责。黄庭坚被指责为“质性奸回，操行邪秽，罪恶尤大”；秦观则“素号薄徒，恶行非一”，都不是品行高尚的好同志，不能大用。
监察御史赵挺之是李清照的公公，后来一直做到了宰相，言行刚直，并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在徽宗朝时曾与权势盖天的蔡京针锋相对，人品能力都相当的不错。赵挺之抨击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推荐的人也都是“轻薄无行，少有人比”。
不过这几个鸟人倒是很听苏轼的话的，黄庭坚等人在修神宗朝官史的过程中，信手涂抺，“以私意去取”史料，根据苏轼的态度，“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
御史刘拯曾非常清醒的指出，“元祐修先帝实录”，“苏轼之门人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毁先烈”，并指责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
可是黄庭坚在私下里却承认王安石“一世伟人也”。
难道苏轼门下尽得苏轼真传，都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阳把戏了么？
在《乞郡札子》最后，苏轼还很有意味的加了一句话，说台谏势力很大，到处欺负人，朝廷大臣没有不怕的，“但以事不关臣，故不敢一一奏陈耳”。
高太后实在是舍不得苏轼走，但是在各派人物的反复说道夹击下，“班列中纷然”，台官论奏苏轼“罪状甚多”，加上“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纷纷攻击苏轼。高太后有点把持不住了，总不能因为一个会写艳词情诗大话连篇酸语不断的苏轼就把国家机构给废了吧，不得已之下，外放苏轼差知杭州，这是高太后心疼苏轼，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好地方，让他再过爽日子去。说不定苏轼骚情再次泛滥，又能写几首好诗几曲好词什么的。
知杭州的任命下来以后，苏轼并没有立即投入到新的角色里去，他还不想真正远离朝廷，所以就利用一切机会和高太后套近乎，经常上书给高太后出馊主意，一脸苦相的说自己“方远去阙庭”，非常可怜。泪水涟涟的请高太后“察臣孤立”，一定要多多照顾。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本来与苏轼没有任何关系，可苏轼不知吸取自己被搞文字狱的教训，在去杭州以前，硬是莫名其妙的把自己也卷了进去。
司马光上台后，蔡确受到排挤，被贬知陈州，再移安州。有一天，天热，蔡确就出去找地方乘凉，到了车盖亭，可能被风吹的也舒服，加上蔡确本来诗才就好，于是诗性大发，一口气连写了十首诗。其中有一首《夏日登车盖亭》，写的相对漂亮，不比苏轼差多少，来看一下：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被贬的蔡确，并没有自怨自艾，在炎热的夏天，他到车盖亭乘凉读书，看着就睏了，于是小睡了一觉，醒来后觉人生如梦，于是莞然独笑，远处湖水上传来阵阵渔笛，相伴清幽。
但古诗这个东西，因为表达意像模糊，对同一首诗，常常各人有不同的理解，当年苏轼就是因为这个被搞到头晕眼花。现在蔡确也吃了这个亏。因为其中一首诗中有两句：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这个郝甑山，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当唐高宗想让位武则天时，郝甑山曾上奏极力反对。为此，有人指蔡确这是讽刺高太后想作武则天!此外，尚有“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问题相当严重。
高太后看了诗，女人家也不懂，但是，蔡确在此前曾在哲宗称帝问题上闹过一些传闻，指高太后曾想废掉哲宗皇帝，政治影响非常恶劣，所以高太后就想借这个机会打击蔡确一家伙。
于是蔡确被再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个新州，就是宋朝文人们听了头就大的岭南地区，当时属于烟障蛮荒之地，基本上是一去就死。
对此，保守派的一些大臣们也都有点觉得过份了，吕大防向高太后求情说蔡确母亲老了，不能远行，“乞移一近里州郡”。但更年期过长的高太后话讲的非常恶毒：“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道这个处理意见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同样下场。
范纯仁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哲宗亲政后，大批元祐保守派的蠢货就被成群结队的贬往岭南去了，其中就有尊敬的苏轼同志。
许多大臣都看到了以文字治罪的危险性，所以，包括宰相刘掣在内，都在设法拯救蔡确，建议朝廷“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诛窜大臣”。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已受命出知杭州的苏轼，终于忍不住嘴痒，跳出来说话了，鬼鬼祟祟的给高太后写了一封密奏，《论行遣蔡确札子》：
苏轼给高太后出馊主意说：我对太后“受恩深重”，不能因为现在要去杭州工作就“有所闻见而不尽言”。关于“缴进蔡确诗言涉谤”的问题，我有一点建议。我与蔡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一直不喜欢他。所以也不想“为确开说”，但现在这个事情“所系国体至重”，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太后您如何处理此事，一旦“行遣失当，所损不小”。
我建议太后，先让哲宗小皇帝命令“有司置狱”，从重处理蔡确，“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说那几首诗“未必真是确诗”，借机原谅了蔡确。这样一搞，则太后于“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天下有识，自然心服”。这都是我的一片“爱君忧国之心”，请太后体会。
苏轼的这个馊主意，是明显的在出卖哲宗利益而讨好太后，品行极度为人所不齿。正如当朝同事评论苏轼的那样，“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苏轼这种鸟人。
但不管怎么样，再次光临杭州的苏轼，小鸟已经软下去了，浓妆淡抺总相宜的西湖美女们对苏轼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了，加上人也老了，总不能天天吹牛吧，所以，此时的苏轼，确实是想做一番事情的，也想让高太后这个老女人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根银样腊枪头。
可惜，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苏轼虽然有心做事，但能力有限，水平不够，指望他造福一方百姓，那是妄想。
本主题由 波波 于 2009-8-14 09:37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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