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游艇价格及图片:周总理的惊人之六无 《大有大无周恩来》

周总理的惊人之六无
周恩来诞辰一百零六年，他离开我们也已经二十二年。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以至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就如朱子格物，自从１９７６年１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２０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１９７６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八宝山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１月１５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着名的陵寝，中国的十叁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哀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博着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
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１９９４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叁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叁，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叁：故居、墓地、后，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人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２１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着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１９７６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

总理的叁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 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２５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０年３月６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呜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着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扬：“红漆了银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樟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叁国演义就是曹、孙、刘叁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１９７４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叁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叁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他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叁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着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５０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叁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叁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７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叁年余地。第叁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着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叁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只不过是“一饭叁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叁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叁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１至５月共１３９天，他每天工作１２至１４小时有９天；１４至１８小时有７４天：１９至２３小时有３８天；连续２４小时有５天。只有１３天工作在１２小时之内。而从３月中旬至５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２１次，外事活动５４次，其他会议和谈话５７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１９３４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叁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１９３８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６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１９３８年住到了１９４１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
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１９７６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好Ａ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折。眼见总理已是一日叁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叁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着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１９９８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５０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１５０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当数周恩来。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１９５４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２１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己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们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
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５０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叁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叁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君受人爱。诸葛亮治蜀２７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１５００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２２年渐渐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园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先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梁衡:大无大有周恩来）
扩展阅读1：
1917年夏，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并东渡日本留学。东渡时，周恩来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流颂千古的律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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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代伟人亦是诗人
一读这个题目，也许不少读者要感到惊奇。在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毛泽东是诗人，实属当之无愧，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大气磅礴，气壮山河。陈毅是诗人，也是名副其实，一曲《梅岭三章》悲壮绝伦，令人荡气迥肠。然而称周恩来为诗人，似乎难为人所共认。殊不知，周恩来一生中虽然诗作不多，但不是说他不善作诗，而是在他“认定的主义是不变了”之后，一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竭智尽力，日理万机，奋斗终生，写诗的时间也就难免被挤掉了。目前，周恩来流传下来的一些诗作，大多是在青年时留下的，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白话诗，无不是隽永深醇的上品诗作。
古人曰：“诗言志。”周恩来的早期诗作既非咏花吟草，也非歌山唱水，或借景抒情，或咏物明志，或勉友抒怀，或忧国思民。现摘录数首，以飨读者。
《春日偶成》是迄今见到的周恩来最早的诗作，诗曰：“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这首诗发表在1914年10月《敬业》杂志创刊号上。《敬业》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时与一批同学组成的“敬业乐群会”的会刊。此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虽然被推翻，可是，外敌侵凌，内政腐败，军阀横行。周恩来目睹时艰,爱国心切，忧国忧民，见诸言行，并与同学们创立了“敬业乐群会”，此诗发表时正当袁世凯暗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勾结帝国主义，废各省都督之时。神州大地“烟霾布正浓”，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中，此诗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1916年4月出版的《敬业》第四期上，又发表了周恩来的诗。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
（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蛰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居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寥天。
惟有交游旧，临岐意怅然。
张蓬仙是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同学好友。1915年11月张蓬仙退学回吉林，别离时，周恩来赠诗三首。全诗似乎写的是学友别离之情，然深蕴周恩来为国为民的冲天志向，一腔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1917年夏，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并东渡日本留学。东渡时，周恩来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流颂千古的律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高唱“大江”之歌，出国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表达了周恩来为振兴中华而求学的豪情壮志。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恩来曾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这与周恩来少年时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是一脉相承的。在日本期间，周恩来阅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著作，在彷徨、苦闷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19年4月，周恩来在樱花盛开的岚山，写下了几首白话诗。现节录其中一部分：
雨中岚山
周恩来 1919年4月5日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
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
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
绕石照人
潇潇雨 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娇妍
【赏析】这首诗是周总理来日本留学(1917年9月—1919年4月)回国前写的。
京都是与奈良齐名的日本另一个著名古都，岚山就在它的近郊。奈良的唐招提寺和东大寺的名字连着中国的一位高僧，而京都岚山的名字却连着中国的一位伟人。岚山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仿佛注定要产生一首千古绝唱，自从伟人游过此山并赋诗一首、一座镌刻这首诗的诗碑在此山立起之后，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从此不再默默无闻。这位伟人就是已故周恩来总理，诗的名字叫《雨中岚山》。
周恩来总理年轻时，为寻求救国道理曾来日本，在一次游岚山时，他吟出了《雨中岚山》。在这首诗里，他借景生情，抒发了振兴中华的伟大抱负。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有识之士、部分日中友好团体发起筹建周恩来诗碑的倡议，以纪念他为日中友好事业呕心沥血的伟绩。诗碑建成后，邓颖超同志还曾亲赴日本，为诗碑落成揭幕。 诗碑建在半山腰，由基座和本体两部分组成。基座是由数块未经丝毫打磨的大石头砌成，而石头与石头之间似乎也未使用任何粘合材料。诗碑本体也是未经打磨的一整块赭石色鞍马石，正面镌刻着《雨中岚山》，背面是诗碑发起人名单。整个诗碑的外观及结构，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纪念碑的高大华美，没有考究的雕刻工艺，没有对称悦目的立体几何图形。它的朴实无华，令人感到一种伟大深含其中，就像诗的作者，虽平易近人却让亿万人万分敬仰一样。
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些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
美观……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看，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
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以后“将何所恃”？
该诗表达了周恩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心头的喜悦和振奋，对于救国救民充满了希望。也因此，他毅然“返国图他兴”，于1919年4月回到了祖国。
不久，“五四”爱国运动暴发，天津学生热烈响应，并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由周恩来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以这张报纸为基地，议论时事，以唤起民众，并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了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但爱国的运动并未终止，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勾结起来欺压中国人民的事件仍不断发生。1920年1月19日，天津高校学生五六千人，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蛮横的军警将学生代表全部逮捕。在狱中，周恩来与被捕代表顽强抗争，并多次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当年的《检厅日录》中曾记载了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情况，他曾先后六次宣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等，在1920年，如此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这在我国是甚为罕见的，可以说周恩来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之一。
在狱中时，周恩来已经考虑将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探索救国的道路了，当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将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周恩来在狱中写了一首长诗赠送他，下面即是其中的三段：
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又来说/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哪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你竟去了
到那里/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你保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推翻旧伦理
全任你这心头一念
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
诗中书写了离情别意，更多是勉励同学“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信中还说到“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说明周恩来此时已考虑去欧洲了。
1920年7月17日，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周恩来等被捕代表，本来周恩来已经考上了新创办的南开大学文科，但因其被捕，不能再上学了，为了进一步研究“主义”，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周恩来来到了法国。
在法国，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于1921年3月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建党发起组之一，周恩来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一直还与国内“觉悟社”保持联系，当他得知觉悟社的社友黄爱于1922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并连砍三刀，惨死在长沙浏阳门外的消息时，无比悲愤，提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壮丽新诗：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了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感人的永别
永远的感人
不要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洒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不仅歌颂了烈士誓死如归的精神，更表达了周恩来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生死观，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仅体现于周恩来的一生，也激励着无数革命者和后来人，在他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为民族的解放、共和国的建立，鞠躬尽瘁，无怨无悔，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一直把人民利益、革命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与邓颖超相约，去世后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江河大地。
他把这首诗寄给国内的觉悟社社友，并在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4年7月，周恩来遵照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从此，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南征北战，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国家总理达26年之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戒马倥偬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担任共和国总理以后，日理万机，为国事奔忙，哪有时间再去写诗？但当我们读到周恩来年青时的一些诗篇时，可以想见周恩来已经具备了优秀诗人的品质。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他的作品将与他的名字一起流芳百世，周恩来无愧于诗人的称号。
扩展阅读2：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壁破，难愁蹈海亦英雄。
【注释】
此诗作于1917年，作者赴日留学前夕，时年19岁。
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为了投身到祖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毅然放弃在日本学习的机会，决定回国。周恩来日本回国前夕，他的同学好友张鸿诰等人为他饯行，请书赠留念。周恩来挥毫书赠了这首诗，并在诗后写有“右诗乃吾时所作”，“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等字句。 这首诗的手迹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江：宋代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里泛指气势豪迈的歌曲。
掉头：有力地掉转身躯，表示决心很大。杜甫诗：“巢父掉头不肯往，终将入海随烟雾。”
邃密：精深细密；这里是精研的意思。
群科：辛亥革命前后曾称社会科学为群科。一说是各种科学。
济世穷：挽救国家的危亡。
面壁：面对墙壁坐着。《五灯会元》记载：达摩大师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这里用来形容刻苦的钻研。
破壁：《名画记》记载：南北朝著名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没有眼睛的龙。他说，如果点了眼睛，龙就要飞走。别人以为这话说得荒唐，他于是点了龙的眼睛，不一会雷电大作，轰毁了墙壁，巨龙乘云飞去。这里表示学成以后，象破壁而飞的巨龙一样，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番大事业。
难酬蹈海亦英雄：蹈海，投海。这句意思是：即使理想无法实现，投海殉国也是英雄。这里借用了陈天华留学日本时，为了抗议反动当局无理驱逐中国留学生和唤起民众的觉醒，身投日本大森海湾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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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发表以来，有许多同志作过注解。高中语文第三册也选作课文。笔者对这首诗有一些不同的理解，现写出来就正于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
【大江歌罢掉头东】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一位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当时很多进步青年（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同志），都受过他的影响。
周恩来同志在青年时代也非常喜欢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中往往喜用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句话，但是在含意上却有所发展，如《太平洋遇雨》：
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这是梁在1903年去美国旅行时在太平洋上所作。他把戊戌变法前后自己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比作风浪对自己的淘洗磨炼。用语虽出苏轼，但命意却大不相同。
周恩来同志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时，诗中所引的“大江歌罢”正是采用了梁启超的引伸义。因为他把自己出国求学看作是对自己的淘洗磨炼，所以引用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典，并赋予了积极的含义。
“掉头东”一词，我们认为很可能也是出自梁启超的诗。
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曾写过一首长诗《去国行》，诗一开始即说：
呜呼！济艰乏力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梁歌颂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并表达了自己要效仿明治志士的愿望。这诗结尾的最后两句是：
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周恩来同志1917年东渡时的立志救国的抱负和向日本寻求真理的心情和梁启超有一定的近似之处，再加上他当时熟悉梁的著作，所以这种借用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邃密群科济世穷】
诸家对“济世穷”多不加解释，但笔者认为确切理解“济世穷”的含意，对正确理解全诗，是非常重要的。“济世穷”是“济世之所穷”，即扶助救济世上所缺少的东西之意。那么，周恩来同志认为当时世上（实即中国社会）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呢？这要从他当时所撰写的文章中去分析。
周恩来同志在1916年11月写的《中国现实之危机》一文中认为当时中国精神方面的危机是“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乏人。”“一般无智愚民，昏昏噩噩，不知国家为何事，”缺乏“国性、国魂”。他在《吾校新剧观》中认为：“夫中国今日所急者，人民之贫极矣、智陋矣！……昏聩愚顽，群众禹域。”在《试论奢靡二说》中认为：我国“文化黑暗，生活低微，举国痴顽，如入昏梦”。
可见，周恩来同志认为当时中国所缺少的是国魂、国性，亦即群众的觉悟。因此，我们认为“邃密群科济世穷”就是学习各科知识（当然也包括西方的先进思想），并用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举国痴顽”状态，即用科学文明对群众做启蒙工作。
【面壁十年图破壁】
这句诗是“邃密群科济世穷”句的发展，讲的是“济世穷”（即对群众做启蒙工作）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周恩来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困难的毅力。
周恩来同志在1919年5月《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肯定了即使“为社会所不容”也要做“为社会开路的事情”的精神。做启发群众觉悟的事情而又暂时“为社会所不容”，不正是诗中所说的“面壁”吗？这句诗中的两个“壁”字代表一件事物，那就是借喻尚未觉悟的群众。周恩来同志当时东渡日本，准备求学济世，启发社会群众的觉悟。但当时群众尚未觉悟，对此暂不理解，甚至有所“不容”有如石壁。而周恩来同志下决心，要以坚韧的毅力，坚持工作，经过长期的教育，（即诗中的“十年”）最后感化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群众一旦觉悟了，也就等于石壁溶化了。这种以宏大意愿、耐心启发人民觉悟的思想写成诗，就是“面壁十年图破壁”。进一步分析，我们又可发现，周恩来同志这句诗从思想到用典，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有《举国皆我敌》一诗，中说：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
梁又有《自励》二首，其二曰：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这两段引文思想内容大致相同。周恩来同志在1919年4月曾将梁的《自励》之二抄赠给同学王朴山，说明他对梁诗是赞许的。
我们只要将这两首诗和周恩来同志的“面壁十年图破壁”句加以对比，就可看出：梁诗中所说的中国社会“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宣传新思想时所遇到的“举国犹狂欲语时”的情况，正是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而“为社会所不容”，也就是诗中所说的“面壁”。同样，梁诗中所说的群众“十年以后（对新思想）皆知音”，觉悟了的群众“十年以后当思我（指启蒙者）”也正是诗中所说的“破壁”（即石壁溶化，指群众已经觉悟）。至于诗中的“十年”一词更显然出于梁诗。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就能更加认识到周恩来同志在“面壁十年图破壁”这句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启发群众觉悟时不怕困难的毅力。
【难酬蹈海亦英雄】
首先，“蹈海”并非专指跳海自杀而言。南宋胡铨在《上高宗封事》中说：“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万万矣。”（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蹈海之危”是指建炎三年（1129年）底金兵攻陷临安，高宗赵构逃到海船上一事。高宗并无跳海自杀之事，可见“蹈海”即指乘船航海。到了晚清，出洋亦称“蹈海”。章太炎在1902年曾出洋到日本，归国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梁启超在《广诗中八贤歌》中即说他“蹈海归来天地秋”。“蹈海”即出洋之意。
这样，“难酬”与“蹈海”即应连读为“难酬蹈海”（即“难酬蹈海之志”），意为“无法满足出洋留学的要求”。这句诗同上句联系起来，是说，我们都有“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宏伟志愿，只要大家都有这种精神，即使不能出洋留学也是“英雄”。这是周恩来同志给送别的同学的赠言，有共同勉励之意。
周恩来同志在这里可能借用了日本人吉田松阴的故事。据190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本明治维新百杰传》（有关吉田的事迹可参阅多种书籍，因此书出版于清末，能为周恩来同志见到，所以只引此书）的记载：
吉田松阴（1830—1859），本名吉田寅次郎。在明治维新前曾接触过一些“洋学”，并准备“游海外，知彼情”，了解外国情况，学习西方文化。当时正有一艘美国舰只停泊在下田，吉田打算附乘此舰游历外洋，但被美国人交还给日本当局，监禁起来。然而“其志不少挠，忧国之心益切”。这件事就是日本历史上吉田松阴“下田蹈海”事件。
梁启超在清末就把吉田的事迹介绍到我国来。他不仅刊行过《松阴文钞》，而且在《壮别二十六首·别伊藤博文侯一首》中把自己比作吉田。此诗的自注说：“余去年出险之役及今次远游之费，皆感侯之赐。临别，懃懃有所语，且举吉田松阴蹈海（按：即出洋）事……以相告。”这样，喜读梁启超著作的周恩来同志，就会了解到日本这位“难酬蹈海之志”而又立志救国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并把它用到诗中，以勉励送别的不能出洋留学的同学。同时，周恩来同志在去日本求学前引用日本的典故，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本文所引周恩来同志的诗文均出《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册。所引梁启超诗均出《饮冰室合集》，文中不一一注明。
(刘宗汉)
一家之言，言之有理，善哉。另，古诗词精妙却因过于简约以及用典而不易解的弊病可见一斑，无怪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大呼“不用典”。
扩展阅读3：

《沉思中的周恩来》
<沉思中的周恩来>拍摄过程：
1973年1月6日.洛迪作为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记者.随同意大利外长朱塞佩·梅迪奇访华.9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梅迪奇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及随行记者.长期以来.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洒脱风度给洛迪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早就产生了要为周恩来拍一张单人像的强烈愿望.因此.尽管事先意大利使馆向洛迪等记者叮嘱不允许携带照相机.但他仍悄悄地带上了照相机.以便等待时机实现他这个长期怀有的强烈愿望.
会见中代表团及记者一行排着队与周恩来一一见面.洛迪排在队伍的中间.当听到周恩来向人们打招呼和致谢的声音时.洛迪向排在前面的大使询问:[除了中文.周会讲什么语言?"大使说:[周法语讲的很流利."洛迪想:这也是我的运气.因为这样可以直接向周恩来说明拍照要求了.队伍排到一半时.洛迪意识到.即使向周恩来只要一分钟的时间也可能得不到满足.因为身后还有三四十人在排队.于是洛迪从队伍里走出来.一直走到队尾.这样就成了最后一个接触周恩来的人了.
临到洛迪同周恩来见面时.他坦诚地说:[总理先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撒谎.我向别人谎称没带相机.但实际上我带了.因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给您拍照了."
洛迪是位[少白头".年方35岁已经满头银发了.周总理看了看洛迪诙谐地说:[满头白发的人也会说谎吗?"洛迪回答:[是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请您给我一小会儿时间让我为您照一张相."周恩来笑了笑:[对白发人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
洛迪请周恩来坐在沙发上.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敏锐的观察力.没用闪光灯.没用测光表.利用当时现场的自然光.用随身携带的德国小型徕卡M4相机.90毫米的中焦镜头.光圈F/2·8快门速度1/8秒.ASA200度柯达彩色负片(按ASA800度曝光)拍下了第一张照片.洛迪后来说.周恩来的胳膊肘是那样自然.那样完美地放在扶手上.根本不需任何提示.但当时周恩来的视线有些偏向下方.洛迪认为自己拍得还不够满意.于是他走近说:[总理先生.我不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您能给我一个机会再拍一张吗?"
周恩来同意了.洛迪重新回到摄影位置.这次周恩来目光移向了远方.洛迪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摄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洛迪拍完这两张照片后立即把整卷胶卷取下来.并将这个胶卷一直带自身边.直到12天后回到意大利.他进入暗房亲手冲印.一幅珍贵的经典力作问世了.
这幅照片首先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并占了中心页整整两页篇幅.这幅照片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效果.很快为人们所关注.1974年.该幅照片荣获美国最有名的新闻照片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据洛迪回忆说这幅照片的受奖原因是:照片逼真地刻划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用光.构图都有独到之处.巧妙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性格.据悉.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幅照片印量已超过9000多万张.，邓颖超生前也非常喜爱这张照片，当洛迪再次来到中国见到邓颖超时，她紧紧握住洛迪的双手，对他说：“你拍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这是周总理生前拍的姿势和神情最好的照片之一。”
解读<沉思中的周恩来>
照片所刻画的晚年周**很是令人神往.沉浸在侧逆光里的周恩来.略微倾斜地倚靠在沙发里.衬托于暗淡的背景.显得格外瞩目.他那面部的表情冷峻而又坚毅.削瘦的面颊在点点老斑的缀饰下.似乎更增添了几分苍劲而超脱尘世的英气.且剑眉紧锁.唇角紧闭.透射出一股砥柱中流般的气概.在这尊凝固着的瞬间雕像上.有一处格外触发人以勃勃生机般的联想.那就是周恩来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极具表现力的左手,看上去.这只手的手指仿佛是要情不自禁地轻轻敲击沙发.似乎使人觉得.它欲敲击的是一曲充满生命活力的春之歌.周恩来的左手同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形成强烈的对比.两者一并显示出文儒的气质和革命家的阅历.整幅画面上.周恩来的面部.双手是突出于冷色调的三个暖色调亮点.这三个亮点.构成一个被几何学和物理学视之为极具稳定性的直角三角形.给人以稳若泰山的印象.而其中那面部亮点.恰好几近垂直于右手亮点之上.似乎又让人明显感到.革命是周恩来毕生为之奋斗的基本点.整个构图让人觉得.前伸的左手.象征着周恩来凡事均以文儒之风开路,后屈的右手.则象征他毕生所坚持的革命立场.这幅照片的作者真不愧是位大师.紧紧捕捉住了周恩来身上最赋表现力的地方.独具匠心地用三个亮点和直角三角形的巧妙构图.瞬间展现出囊括一生的天才构思.周恩来的魅力亦因此一览无余.
----<周恩来的魅力>
扩展阅读4：
十里长街送总理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挽幛，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
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摘自小学课本）
十里长街送总理 扩展：
电影名：十里长街送总理
上 映：1976年
地 区：中国大陆
语 言：国语
时 长：3集
类 型：纪录片
本片缀制于1976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三天后，当总理的灵车驶经长安街，驶往八宝山的时候，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伫立在街旁，目送总理。新影的摄影师不顾当时“四人帮”的禁令，全程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时刻，并会同其他悼念活动的影象一起，制作成了《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即《十里长街送总理》）。
本片于1977年公映时在全国起了巨大地轰动。寒风凛冽的十里长街，记录下人们对总理的不尽思念。
十里长街送总理 (1976)故事梗概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江苏淮安人，字翔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1917年留学日本。1920—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1927年8月，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同志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领导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为我党全权代表，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期间，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47年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转战陕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I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几十年来，周恩来同志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附录：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的！
十里长街送总理原图（珍贵资料）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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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纪念馆：http://zel.chinaspirit.net.cn/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http://www.mzhoud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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