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电动车战鹰:中华祈雨文化（一）

中华祈雨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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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水崇拜观念中，雨是水崇拜最主要的对象之一。水是农业的命脉，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主要是靠天吃饭的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这个“天”或命脉主要指雨水而言，也就是说，原始农业的丰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风调雨顺的基础上。农业对于水特别是雨水的过分依重，使得中华民族对雨水的崇拜之情相当浓烈，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对于雨水崇拜的文化现象，甚至不少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包含着许多光怪陆离、不可思议的成分，并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宗教、科技、艺术以及习俗等各个方面，直到今天，这种神秘文化中的某些因子还深深积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特有的“集体无意识”。

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的知识和经验都极为有限，先民们在自然界面前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但是，这种状况并不影响他们有为发展生产、争取美好生存条件的愿望。不过，由于自身能力的远远不及，他们只好借助于超自然的巫术——法术了。原始社会的早期，先民对雨水的崇拜主要是雨水本身。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农耕时代，在“万物有灵”和“神”的观念下，中国古代雨水崇拜的对象便较早转移到了对雨水神的崇拜上。中国古代先民在祈雨时所崇拜祭祀之神有天神、龙神、雨师、风神、云神、雷神、虹神、闪电神以及关公、麻姑等神灵。

在古人的意识中，天神（又称天帝、上帝）是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雨水之事自然它也要管。殷墟卜辞中就有不少关于天神主宰雨水的记载，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帝其令雨？帝不令雨？”（《乙》1312）等。这说明在殷人的心目中，雨水是由天神主宰的，天神叫下雨就下雨，天神不叫下雨就不下雨。因此，要得到雨水，就要向天神祈求。

龙神是古人想象中能够飞天入地的神物，并一直被当作掌管雨水的水神进行崇拜和祭祀。早在3000多年前，关于祀龙祈雨的情况就有明确记载。春秋时，人们已经普遍把龙当作司雨之神进行崇拜，并定期举行祀龙祈雨的仪式。以后又广建龙神庙（或称龙王庙）加以供奉祭祀。

雨师即主管雨水的神，是人神化较早的气象水神。古人视其为掌管雨水的大神，需要雨水时就向他祈求。传说中的雨师有以下几位：一是蓱翳（或称屏翳）。楚辞《天问》曰：“蓱号起雨，何以兴之？”王逸注曰：“蓱、蓱翳，雨师名也。”

二是毕星。毕星为一星体名称，雨从天降，所以古人将其雨师与天上的毕星相联系，认为其有司雨之能。《诗经》中有“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的说法，认为毕星的出现，是降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星有好风，星有好雨。”马融注曰：“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东汉大学者蔡邕在《独断》一文中也认为：“雨师神，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雨。”这其中包含着古人对降雨成因的探索。三是赤松子。赤松子相传为神农时的雨师。《列仙传》卷上载：“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赤松子服水玉（水精），又不惧火，表现出水神的特征。另据《历代神仙通鉴》载，赤松子是由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变成道教中的仙人的，并因其具有行云布雨的高超本领而被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封为雨师，主行雨霖。四是玄冥。《风俗通义》卷八说：“玄冥，雨师也。”五是陈天君。陈天君是较晚出现的雨师。黄斐默《集说诠真》说：“今俗又塑雨师像，乌髯壮汉，左手执盂，内盛一龙，右手若洒水状，称曰雨师陈天君。”与雨及雨神崇拜相关的还有风及风神、云及云神、雷及雷神、虹及虹神、闪电及闪电神的崇拜，因它们与降雨都有一定的关系，故受到先民的崇拜。云与雨实质上属于同类，水蒸发为水汽，水汽上升凝聚为云，云积厚而降为雨。古人崇拜云神，无非是把云当作司雨之神崇拜。云神大约在商周时就已人形化。云中君即是云神之名。虹是水汽经阳光折射后出现于天空的半圆弧形七彩光环。因虹经常出现在降雨之前或之后，与雨水有密切关系，因此也受到了古人崇拜。古人根据虹经常出现于河泽一带的特点，把虹想象为饮于河泽的龙蛇，虹经过动物化后，便成为龙蛇状的水神。雷在雨天常常以震撼天地的声音令人敬畏。对雷及雷神的崇拜包含着较广泛的观念，而尤以雷为司水之神的观念为重。这主要是源于雷电往往与雨相伴随，电闪雷鸣之后经常是大雨的到来。早期的雷神，多为龙、牛、鸟等兽形，后逐渐在动物雷神形象的基础上演变成“状若力士”的人形。雷和闪电本为与雨相关的同一种自然现象，即当天空中带正电与负电的云块撞击时，闪出的火光为“电”，发出的声响为“雷”。但古人不知其中奥秘，把它视为两种事物，在创造雷神的同时，也创造出了闪电神。古人还视雷神为男性，视闪电神为女性，有“雷公电母”之说。风常常伴着雨水而至，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是降雨的重要因素。古人崇风，主要是相信风神与雨神、雷神（闪电神）合作，能降下甘霖，所谓“呼风唤雨”、“东风化雨”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风神一般又称风伯，它有多种形象，如以神鸟为风神，以箕星为风神，以犬为风神等；后又以某些“人化神”、为风神，包括男女两性，尤以女性风神影响为大。

此外，关公、麻姑等神灵也被一些地方的人们视为祈雨的偶像。河北《南皮县志》载：“遇天旱之时，农民有求雨之举。请关帝或龙王像，设坛三日，舁像铙鼓游行……”山西《榆次县志》载：“凡遇旱请神，两村互为迎送，谓之‘神亲’。或迎龙神，或迎狐大夫，或迎李卫公，或迎麻姑，或迎小大王。祷得雨，则将一庙之神俱请，谓之‘请后神’。”在对诸雨神的崇拜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主宰天地间一切水府的龙神。龙作为司水特别是司雨之神一度登堂入室，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祭祀的司水大神。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形成的。在渗透着浓厚巫术色彩的文化活动中，大部分是围绕着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的，而由水崇拜衍生出来的“祈雨”现象作为其中的重要方面，一直在中国神秘文化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祈雨，又叫求雨，是围绕着农业生产、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同其他巫术一样，祈雨巫术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中。从日本的原始部落到北美印第安人，从澳洲的土著到俄罗斯的先民，都有过专门的祈雨法师来控制雨水的降落。即使到了近代，一些已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中，这种巫术活动仍然存在。

在我国，早在殷商年代，祈雨活动就已风行。殷商卜辞中就有“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东南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的记录，可看作是最早的祈雨咒文。而著名的商汤祈雨的故事，更是言之凿凿，有史为证。据考证，甲骨文中的“舞”、“”、“”是殷人求雨祭神的三种主要仪式。“舞”即人们唱歌跳舞，用向天呼号的方式乞求下雨。“”是祭祀典礼，如同祭日。“”是焚人或曝人的求雨的方式。《左传》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郑彦注曰：“旱者而向天，天哀而雨之。”意思是说天大旱，鲁僖公将巫人仰面朝天置于木上焚烧以求雨，这就是所谓的“烄”。在古人的心目中，巫是上天的使者，沟通天地是他们的职责，用火焚巫是令其升天亲自向上天禀告人间的旱情，乞天降雨。

西周时，祈雨的礼仪日臻完备，国家设有专司祈雨的巫师。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春官大宗伯职位，其任务是祭祀天神、地和人鬼，并明确规定：“司巫掌握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舞雩”即“雩祭”，是古人为求雨而举行的祭典。《春秋谷梁传》说：“雩者，为旱术者也。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四月昏，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据东汉经学家服虔注解：“大雩，夏祭天名。雩，远也；远为百谷求膏雨也。”《公羊传•桓公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曰：“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善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使童男女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雩的基本形式是舞蹈，祭祀时由巫女组成舞蹈队，一边跳舞一边呼号，同时献上牺牲玉帛等贡品。雩祭分为常雩和大雩两种，常雩是每年四月龙星开始出现时举行的求雨仪式，而大雩只有在旱情特别严重时才举行。由于常雩为例行公事，故春秋以后史书对常雩一般不再一一记载，只记载大雩。

周代将雩祭定为雩礼，作为例行的祭典。每年仲夏五月举行，由天子主祭，称为“大雩帝”。除常规的雩礼外，遇到天旱，还要举行临时性的雩礼。临时性的雩祭只跳舞不奏乐，以示心情沉重、祈祷殷切，甚至以人作为牺牲祭神。只是到了东周以后，由于社会的进步，残酷的焚烧巫、尪的祈雨方式才逐渐绝迹。春秋时，鲁国是各诸侯国中将西周时期礼仪制度保存最为完整的国家，它所举行的雩礼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春秋》记载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公元前772年）至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所发生的大事，其中大雩就有20多次。

汉代，“雩礼”在国家祭祀礼制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对汉代祈雨的内容和仪式，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即奉牲祷。’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凿社通于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蛤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蛤蟆焉。

肯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豭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邑里北门，具老豭猪一，置之于里。北门之外市中亦置一豭猪。闻彼鼓声，皆烧豭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通道桥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幸而得雨，报以豚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春秋繁露》还对夏、季夏、秋、冬求雨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最后说：“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大体）丈夫欲藏匿而居，女子欲和而乐也。”从董仲舒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祈雨巫术虽延用了远古祈雨巫术的主要礼仪，但已将其纳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框架中。首先，增添了以土龙祈雨的新方式。对此，东汉桓谭在《新论》中阐释说：“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东汉王充也认为：“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论衡•乱龙篇》）由此可知，汉人设土龙是企图用土龙感应天上的神龙，从而使其行云布雨。同时，从“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一语来看，汉代求雨所用的土龙都是临时制作的。其次，配合祈雨巫术，以男女和、阴阳相交来感发雨的降临。求雨时，“令吏妻各往视其夫，到雨而止”（《路史》“余论”引《请雨法》），意思是让官吏的家属到官署探亲，以让他们的“夫妇生活”感应上天致雨。如果天气淫雨过剩，那就是感发太过，这时就要使“都（京）官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春秋繁露•止雨篇》），即让随官吏在官署的妻室暂时离开丈夫。

东汉以降，随着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建立和发展，两教均以各自的宗教形式积极介入祈雨活动。而朝廷所采用的仍为传统的祈雨方式。不过，大规模的曝晒巫、尪的方式已基本绝迹，但造土龙祈雨的方式却延续下来。唐代，随着绘画艺术的长足发展，在沿用前代设土龙祈雨方式的同时，又出现了画龙祈雨法（“画龙祈雨”只不过是“作土龙祈雨”的巫术变形而已）。此外，唐代还流行着“蜥蜴求雨法”（以蜥蜴作为龙的替代物进行祈雨的巫术）。宋代，中国百姓自己想象创造的掌管河泽云雨之神——“龙王”得到朝廷的认可，每遇较大的旱灾，朝廷便派遣官吏到各大寺庙祈拜“龙王”降雨。与此同时，官方仍保留了造土龙、画龙这两种祈雨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宋代流行的两种祈雨法均与前朝有所不同：一是“土龙法”中，已不允许巫觋参加，仪式中也不采用巫术中必用的音乐，而刻意强调庄重、肃穆的气氛，这说明此时巫觋的地位与巫术的影响较前代明显下降。二是“画龙法”中，对龙图的内容作了严格规定，不再像前代由画家施展画技即兴发挥，而其画面龙如符咒，不再强调其艺术性。直到清代，雩礼仍在举行，不过此时祭祀祈雨与巫术祈雨早已分道扬镳。官方祈雨一般只采取祭祀形式，而祈雨巫术主要流行于民间。清初的礼仪制度将各种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三等，雩礼属于群祀。乾隆时期，将雩礼升格为大祀。清代雩礼仍有常雩、大雩之分，每年农历四月举行常雩，旱情特别严重时举行大雩。

从总体上说，祈雨活动主要分为祭祀祈雨仪式和巫术祈雨仪式两种。

祭祀祈雨是以牺牲、乐舞等来取悦神灵，求其降雨。以牺牲为祭祀是为了让神灵得到物质上的满足；以乐舞为祭祀是为了让神灵获得精神的享乐。古人认为，神灵从人间获得物质或精神享乐之后，便会反过来满足人们普降甘霖的要求。祭祀降雨仪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尞祭祈雨。尞祭（商以后又称烟祀）祈雨是以柴薪燃火焚烧牺牲的祈雨方式。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神及与水有关的水神，如雨神、云神、风神、雷神、云神、电神和龙神等。尞祭焚烧牺牲时柴烟升天，以敬天上诸神。在古人看来，只有烟气才能升上天庭，使天上诸神接受到人间的献祭。

其二，献祭祈雨。献祭祈雨是一种用食物等物品祭祀祈雨的方式。有沉、漂、埋、投和供奉等形式，主要用于祭祀地上的司雨神灵。除了官方外，民间也常采用祭祀祈雨方式。如广东潮州地区祈雨习俗是：每逢干旱，便由当地的乡绅耆老组织锣鼓大队，带领乡民到当地雨仙庙里请愿祷告。随后将雨仙“请”到寺中，寺里设大敞篷一座，中供雨仙爷神位，四周张灯结彩，正面摆设香案。白天演戏打醮，夜里燃烟火或祭孤魂，连续数日。之后选出一个较有名望的老绅士，斋戒沐浴，作为全体百姓求雨的全权代表。然后老绅士代表民众公意，祈请雨仙于某时某地降下雨水。如过期雨不到，则采用贿赂法，即以纸钱、银锭、戏曲来贿神娱神；如雨仍不降，则表示乡民罪孽太深，这时要采用修桥、造路、祭孤魂等方法来赎罪，以此来感动神灵致雨。

其三，雩祀。雩祀是以舞乐祭祀神灵以祈雨的仪式，它以娱乐神灵的方式使神灵降雨。《左传•桓公五年》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龙见而雩”指的是行雩礼的时间，这里的“龙”指二十八星宿中的苍龙宿。苍龙宿于每年的农历四月出现于东方，这时正是晚春万物生长、农作物急需雨水的季节，行雩礼的目的无非是“求雨”、“请晴”、“祈甘雨”等，从而获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有关文献记载，雩祭时一般采取舞的方式，由女巫担任舞者。卜辞中多次出现以舞祈雨的记载，即为雩祭。雩祀用舞的同时，还往往和之以歌和乐。“吁嗟”、“号”指舞时之歌；“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诗经•甫田》）的“琴瑟击鼓”之乐大概就是雩祭中所奏之乐。

巫术祈雨仪式是与祭祀祈雨仪式并存的两大祈雨方式之一。在具体的祈雨活动中，经常出现两类仪式并重，或以一类为主另一类为辅的现象。巫术祈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模拟祈求对象的形象与行为动作以求降雨；二是模拟祈求对象并给予象征性的惩罚以求得降雨。根据巫术行为动作所凭借的对象或方式的不同，巫术祈雨方式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以龙祈雨。龙是中国水神系列中神通最为广大和最有影响的司雨水神，以龙祈雨是最为普遍的方式。

——造土龙祈雨。《淮南子》说：“用土垒为龙，使二童舞之入山，如此数日，天降甘霖也。”造土龙祈雨发轫于殷商时期，卜辞中有“又（有）[雨]。其乍龙于凡田”（《安明•一八二八》），乍龙，即作龙、造龙。到了汉代，造土龙祈雨的方式十分盛行，而且方法颇多。其中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叙述最为典型（详见前述）。以仿造龙形来模拟龙的出现而祈雨，是一种模拟巫术的形式。造土龙祈雨的方法一直延续到宋代。《文献通考•郊社十》说：“李邕求雨法，以甲乙日择东方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渎雨足，送龙水中。余四方皆如之，饰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坛取土之里数、器之大小、龙之修广，皆取五行生成数焉。”可见，宋代基本保留了充满阴阳五行观念的汉代土龙祈雨方法。

——画龙祈雨。画龙祈雨是造土龙祈雨的变形形式，盛行于唐代。郑处海《明皇杂录》说：“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上）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于四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见白龙自波际间乘之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露遍于畿内。”所记画龙之事，神乎其神，或者纯属臆造，或者是巧合加虚构的产物。画龙祈雨从唐宋一直沿袭到清朝。

——舞龙祈雨。舞龙祈雨的方式至少盛行于汉代。对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春夏秋冬四季舞龙祈雨的方式都有详细的记载。如对夏旱求雨的记述是这样的：“夏求雨，……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向南，其间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汉代以后，舞龙祈雨性质逐渐向娱乐方面演化，如宋代就出现了娱乐性舞草龙活动，还有晒龙、游龙王等祈雨方式。

——蜥蜴祈雨。这是以蜥蜴作为龙的替代物来祈雨的巫术。《全唐诗》卷八七四《蜥蜴求雨歌》序云：“唐时求雨法，以土实巨瓮，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云云。其歌云：‘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古人认为蜥蜴与鲵、鳄、蛇同属爬行动物，蜥蜴也就与龙有了亲缘关系。可以说，“蜥蜴求雨法”不过是用土龙祈雨巫术的变种，而其中用小童起舞的作法也明显带有古老的巫术色彩。

其二，驱旱魃。驱旱魃，是旧时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祈雨巫术。旱魃，神话传说中发旱致灾的鬼怪。旱魃是古人创造的秃头女神，为天帝之女，能为旱。

她所居住的地方，总是发生旱灾。因此，在古人的意识中，一遇旱灾，便认为是女魃作怪，就要想办法驱赶她。大旱之时，往往出现电闪雷鸣而天不下雨的气象。老百姓便以为这是“旱魃为虐，如炎如焚”（《诗经•云汉》），即认为是旱魃作祟。据说，当天旱之际，雨师准备降雨时，旱魃常乘其不备，而将雨水吸干。对旱魃的肆虐，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除之而后快。于是便采取各种方式驱赶惩治旱魃。《天津杨柳青小志》记载了清末民初天津地区遇旱驱逐旱魃的情况：在一群游行祈雨的队伍末尾，有两人扮成旱魃，头颈系着锁链，被人牵着游街。旱魃的后面是八抬大轿，轿中坐着红脸关公，轿前有鼓乐引道，这里有借关老爷的力量驱除旱魃的意思。有些地方遇旱时则在空地上搭一戏台，放上用纸扎成的旱魃像。地方官或乡绅上台向天祝祷后，先向旱魃劝诫，然后拔出刀剑，将旱魃像砍为两段，并大呼：“旱魃杀了，雨要来了！”其三，以性祈雨。性巫术祈雨仪式是以男女交媾行为或象征性的男女交媾行为作为祈雨的表现形式。性祈雨巫术是一种交感巫术（交感巫术认为相同的事物相互间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古人认为，在天地面前实施男女交媾，可以对天地产生影响，诱发其交合，从而产生雨水。每到农作物需要雨水的季节或久旱不雨的时候，往往施行性巫术以祈雨。这种性祈雨巫术行为是中国古代阴阳相契合的观念的产物。古人认为，“雨者，天地之施也”（《渊鉴类函》卷七引《河图帝通纪》）；“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礼记•郊特牲》；“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天地之气和即雨”（《大戴礼》）。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常常被当作男性的一方，地常常被当作女性的一方，所谓“乾为天，为圆，为父……坤为地，为方，为母”（《易•说卦》），故俗称天为“天公”、地为“地母”。古人从男女交合的角度认识雨水的产生，便形成了天为公、地为母，天公地母交合而化生雨水的观念。性巫术祈雨仪式便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产物。

性祈雨巫术后来还衍生为另一种方式——人神交合巫术方式（尤以女性与司雨之神的象征性交合仪式为多，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司雨之神大多为男性所致）。当然，这种人神交合只能是象征性的，《春秋繁露》说：“凡求雨，大体丈夫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女子欲和而乐”就是说女子与神实行象征性交合。另外，在献祭祈雨仪式中，献祭所用之物除了马、牛、羊等牲畜外，还用女子。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以取悦神灵使其降雨的话，那么后者只能从性的方面去解释了。为神献上女子，其目的是为了使神灵与女子交合而生成雨水。焚女巫则是典型的女子献祭仪式。按照性巫术祈雨原理，所焚之女巫如果被冥冥之中的神灵所接受，便能与之媾合而降雨。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关于焚女巫祈雨的记载。

其四，以雨状祈雨。这是一种以模拟降雨现象和降雨时的相关状况来祈雨的巫术。最常见的手法是泼水和戴雨具。古人相信，再现降雨的情景会诱发神灵降雨。

如山东省金乡县旧时流传着这样的模拟雨状的祈雨法，称寡妇扫坑。祈雨的主要人物为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和一个满脸麻子的人（男女均可），次要人物还有七个寡妇（也可由独生闺女担任）和村里的众乡亲。祈雨仪式在火坑边举行。先是由众乡亲举行祭祀，全体背南面北，烧香磕头，然后举行巫术仪式。群众中出一人持瓢舀水，一边往麻子脸上泼，一边歌唱：“不用哭，不用愁，大雨下得满地流。”麻子则头顶瓷缸或柳条编的篮子，接受泼来的水，是为模拟下雨时的情状。水泼到麻子脸上，则是希望水能像麻子一样形成密集的雨点。泼水时，那位无儿无女的寡妇则在一旁嚎啕大哭，并念念有词：“不哭爹，不哭娘，单哭老天下一场；不哭男，不哭女，单哭老天下场雨。”这是用泪水模拟雨水，其中又含有以泪水打动老天而下雨之意。无儿无女的寡妇之所以被选来充当哭雨的角色，缘于其孤苦伶仃，容易引起老天的怜悯，同时其本身因自身遭遇，容易泪水涟涟。

接下来再由七个寡妇持帚往火坑里扫土，要转三圈、扫三遍才告结束。扫坑为的是遮住坑里的火，遮火则象征着把太阳遮住。遮住了太阳，乌云密布，自然就能下雨了。

除了上述祈雨形式外，还有以柳枝祈雨、以蛙祈雨、以石祈雨等巫术形式。 

中华祈雨文化（二）

久旱无雨固然影响农业生产，但雨水过剩，形成洪涝，同样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因此，每当淫雨不止时，官府或民间还要举行止雨巫仪，方法与祈雨大致相同，无非是通过祈请、祭祀、贡牲、作法和强制等手段来达到目的。 据《左传》等古籍记载，周代禳除水害一般用“萗祭”的方式。“萗”，古称为“营”，意谓用草席围成一个圈子，发生灾情时，在当地选一块平地用草席圈起来，作为祭祀的场所。由于进行祭祀活动，所以意符从“礻”，“营”则写作“萗”。古代萗祭一般用于禳除水害，故又把“萗祭”叫做“请晴”。举行萗祭时，祭祀者头扎赤帻，身穿朱衣，手敲朱鼓。古人认为，根据阴阳五行说，五方五色，赤代表南方阳位，因此以“赤帻”、“朱衣”、“朱鼓”等作萗祭，可以战胜北方阴气，阳胜阴，天即可由阴转晴。《晋书•礼志》亦有“雨多萗祭”的记载，说明直到东晋，遇到水灾仍举行祭礼。 宋代曾流传一篇《告雨神文》，是用来制止淫雨的。其文曰：“天以风雨寒暑付于神，亦如人君之设官置吏以治刑也。人君未尝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尝不欲岁之丰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旸之不得时，岂无望于神也。今淫雨弥月，农工告穷，岁之丰凶，决于朝夕，而并走群望，莫肯顾答。惟天之所以畀天神，神之所以食于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职，俾克有秋，尚飨。”这段话明白地表现出对神恩威并举的意思，一方面对雨神晓之以理，大讲其职责与使命；另一方面语中含锋，指出一旦农业歉收，人民无衣无食，老百姓就不能对雨神给予牺牲贡献了。 另据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所著《金枝》记载，1888年4月，清朝广东官员们曾祈求龙王爷停止连日不停的大雨，但没有半点效果。急怒之下，地方官竟下令将龙王塑像锁押起来，以惩罚其有求不应之过。 在古代，民间也有为消除雨灾求晴而“扫晴娘”的做法：“雨久，以白纸剪妇人之首，剪红绿纸衣之，以笤帚苗缚小帚，令扬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还有一种做法，即由乡间独生女家，以秫秸为骨架，扎成“扫晴娘”，糊裱彩纸为衣裙，再缚上笤帚，悬挂于屋檐下让其迎风飘摇，以示扫晴。待天放晴，配上黄裱纸，一并焚烧，送上天去。这种“扫晴”的方法，明显是模拟巫术的表现。 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即把祭祀天地鬼神与用兵打仗作为国家政务活动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渗透着巫文化色彩的祭祀活动，大多是以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进行的。而在围绕着农事进行的祭祀活动中，祭祀祈雨（止雨）历代都备受统治者重视，并被历朝作为国家重要的政务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有各级官吏参与，而且有最高统治者的主持与倡导。 殷商时代，迷信祭祀之风极盛。《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王朝为求雨常常祭祀各种司雨之神灵：“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癸丑卜，甲寅又宅土，燎牢，雨”（《合集》34199），“燎于云，雨”（《屯南》770）。《吕氏春秋》、《淮南子》、《尸子》等古文献记载，商汤时期，曾遭七年大旱，赤地千里，民不堪命。汤作为天子，不惜“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引咎自责、积薪自焚来感动上苍降雨。他面向苍天，痛心疾首：“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这苍凉的声音，穿越历史的时空，至今仍使人感受到当时的悲壮气氛。 周代由于国君的重视，雩祭被定为雩礼，不但国家设有专司祈雨之职的巫师（《周礼》说：“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而且每年周天子在仲夏五月都要亲自主持雩礼。自周以降，这种由官方举行的雩祭形式一直沿袭到唐宋五代。 汉时，雩礼成为官方祭祀祈雨的主要仪式，并被纳入国家的礼仪制度中，对雩礼的规模大小都有明确的规定。从立春到立秋这段时间，全国如果干旱少雨，郡县各级政府都要清扫祭坛，公卿百官均要依次去行雩礼。像董仲舒这样的大儒，也对祈雨之事念念不忘，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对祈雨仪式进行了记录，可见当时人们对祈雨活动的推重。《后汉书•礼仪志》载，汉平帝元始三年，封雷公风伯庙于东部，封雨师庙于北部，并在每年四月举行祈雨仪式。 隋、唐、宋三代，每遇京师或全国大旱，朝廷不但举行祈雨活动，而且皇帝本人还要采取素服、减膳、独居、露坐听政等自罚措施配合祈雨，以期感动苍天早日降雨。元、明两代，官方不再行雩礼，但朝廷仍进行祈雨止旱的祭祀、祈祷活动。清代，雩祀活动仍行不止，且较频繁。主祀的对象为龙，同时还广祭天帝、风、雷、雨、云、四海、名山大川等诸神。《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载，康熙皇帝称“京师初夏，每少雨泽，朕临御五十七年，约有五十年祈雨”，可见雩祀活动的频仍。清朝皇帝也经常亲临雩坛祈雨，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60年），乾隆皇帝主持过一次大雩，“减膳虔斋，不设卤簿，不陈乐，不乘辇，乘骑出宫，诣坛斋宿，次日，御雨冠素服，步祷于坛”。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少著名的文学家，由于为官一方，在主持本辖区的祈雨活动中，写下了不少以祈雨为内容的诗文，如晋代曹毗的《请雨文》、唐代柳宗元的《雷塘祷雨文》、李商隐的《郑州祷雨文》、司空图的《移雨师文》、宋代曾巩的《泰山祈雨文》、《泰山谢雨文》、苏轼的《祈雨社稷诗》、《中大乙宫祈雨青词》等。这些祈雨诗文，主要内容无非是向天地山川诸水神诉说旱情的严重：赤地千里、庄稼枯焦、民不聊生，并祈请神灵怜悯天下苍生、及时降雨等，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和对水神诚惶诚恐的敬畏之情。 如苏轼《祷雨社稷诗》：“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牖。答阴之义，阳亢不返，自春殂秋，迄冬不雨，嗣岁之忧，吏民嗷嗷，谨以病告，赐之雨雪，民敢无报！“神食于社，盖数千年，更历圣主，讫莫能迁。源深流远，爱民宜厚，雨不时应，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远，宜轸我民。 “农民所病，春夏之际，旧谷告穷，新谷未穟。其间有麦，如暍得凉，如行千里，驰担得浆。今神何心，毖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悯此麦。 “惟神之生，稼穑是力，勤身为神，尚莫顾息。矧今在天，与天同功，如呼风云，谁敢不从。岂惟农田，井竭无水，我求于神，亦云亟矣。”诗中一咏三叹，理彰情浓，感人至深。既诉民之苦，又责神灵赐雨迟迟，祈请其速动恻隐之心，快快降下甘雨解民久旱之苦。假如真有神灵，焉能不受感动？再如曾巩在任齐州知州的时候，有一次齐州境内大旱，长时间无雨，曾巩亲自撰写了一篇题为《泰山祈雨》的祭文，兹摘录如下：“……今二邦不雨，自四月以讫于兹。积水之泽，尘起冥冥。粟将槁死，蝗亦滋生。虽政或不良，而百姓何罪？宜蒙哀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尚能与民为福，锡之有年。岂如泰山，朝出一云，暮泽天下，其势之易，易于转圆。而比近托丽，顾不能怜。殆莫之或告，告或不虔。夫民之生，盖亦艰矣，无储与藏，重敛烦使，岁一不登，多濒于死。奸强无知，或起乘时，聚为盗攘，以取诛夷。循理安业，田间之民，亦与俱亡，奚不可伤！巩受命天子，守藩于东，敢斋以严，告于灵宫。惟神闵人之病，助岁之功，霈然下雨，变沴为丰。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于无穷。”祈祷文写得情真意切，虔诚有加，而且情理交融，读之令人动容。 古代祈雨巫术全无科学道理，自然不会对天气的阴晴变化产生任何影响。然而也有天缘巧合遇到降雨的时候，比如就在曾巩的《泰山祈雨》写后不久，齐州果然降下甘雨，解了老百姓的干渴之苦，作为父母官的曾巩大为感动，又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泰山谢雨文》，以表对天地水神的感激之情。文中写道：“隐然雷出，霭然云蒸。洒甘霪以兼夕，灭害气于无形。盖西极于甸服，东属乎沧溟。人盈其望，物遂其生。黍芃芃而抉秀，粟薿薿而敷荣。使时沴遂熄，年功可成。人食丰乎钟鬴，神祀衍乎粢盛。民相安于田里，吏无用于威刑……”无独有偶，宋代大诗人欧阳修也在一次祈雨得应后写过一首《百子坑赛龙》诗：“嗟龙之智谁可拘，出入变化何须臾。坛平树古潭水黑，沈沈影响疑有无。四山云雾忽昼合，瞥起直上拿空虚。龟鱼带去半空落，雷訇电起先后驱。倾崖倒涧聊一戏，顷刻万物皆滋濡。青天却扫万里静，但见绿野如云敷。明朝老农拜潭侧，鼓声坎坎鸣山隅……”诗人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把民间祈雨得验、万民欢欣的情景描写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把祈雨作为一项重大政务活动极其认真地对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方面，从客观上讲，中国自古以来一直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而水是农业的命脉。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长期处在靠天种田的状态，可以说水特别是天上的雨水一直是左右农作物丰歉的主要因素。风调雨顺，水量适宜，再加上农民的辛勤耕作，就会五谷丰登，取得好的收成。这样，百姓无冻馁之虞，自然会安居乐业。反之，如果水旱灾害肆虐，农作物歉收或绝收，百姓家中无粮，难免人心惶惶，社会必然潜伏着动荡和危机。中国古代因水旱灾害频仍造成社会动荡乃至国破家亡的事例史不绝书。因此，每遇天旱不雨的情况，不但百姓忧心如焚，统治者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出发同样不敢马虎，而且不得不诚惶诚恐听于“天命”，祭神祈雨。即使到现代科学发达、民智大开的今天，在久旱不雨的情况下，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还要到庙里上香祈雨。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祈雨完全是迷信的做法，不可能达到使老天降雨的目的，但这却是执政者安定民心的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讲，宗教心理的抚慰作用往往大于实质作用。 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讲，由于中国古代迷信盛行，尤其是笃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天象的变化是神的意志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人的吉凶祸福。因为天子受命于天，“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汉书•董仲舒传》），所以每遇大旱等灾变，人们便很容易将此与帝王治国之道的得失联系起来。所谓“六国之时，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赏罚异时，必以雨为应政令”（《春秋谷梁传》），就是说，国家是政通人和还是天怨人怒，具体表现在天气是否风调雨顺上。基于“旱者，政教不施之应”的观念，作为一国之君的天子以及所属的王公大臣对祈雨雩祭之事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吕氏春秋》等古代典籍记载的商汤以身为牺牲祈雨于桑林之野的故事，就是上述观念的鲜明反映。据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十》记载，隋、唐、宋三代，每遇大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不但亲自参加祈雨祭神活动，而且还要采取“御素服、避正殿、减膳、撤乐或露台听政”等自罚措施，以期“天人感应”，感动苍天降雨。另据记载，不少朝代如逢久旱不雨，皇帝还会把一大批宫女从后宫放回民间，以使“阴阳和谐”。由此可见，执政者之所以对祈雨活动不敢怠慢，很大成分是他们“心虚”的缘故，因为自己作威作福，甚至干了许多暴虐不道的事，怕老天施罚，臣民造反，于是便主动拜神祈雨，并用减奢行善等行动，以求上苍神灵保佑。 不过，这种“旱者，政教不施之应”的思想观念，尽管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在当时专制政治下，臣民们以此作为对不行或失于“仁道”的帝王进行谏诤的一种特殊手段。由灾变作政治方面的联想，不失为谴告皇帝不要为所欲为的聪明之举，而且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阶级起到警惕和制约作用，迫使他们不得不因天象的变异而检讨自己的过失，收敛骄奢淫逸的行为。 至于民间老百姓自发组织的祈雨活动，则完全是从实用主义的态度出发，为维持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功利目的而进行的。他们希冀通过祈雨的巫术活动，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以便更好地繁衍生息下去。因为老百姓受到的旱涝灾害之苦最直接、最深重，因此，他们的祈雨心情也最虔诚，他们的目的也最朴素、最实际。 八巫术是随着原始宗教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已达到一定水准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先民试图控制自然界、增强人类自身能力的重要手段。从观念来说，它出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控制意识；从手段来说，它具有实用性，是用来控制、防止和战胜那些不可预测却又似乎含有内在逻辑的事变和左右命运的神秘力量。 祈雨巫术是古人迷信的产物，它的不科学性毋庸置疑。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子就极力反对祈雨祭神的做法。据《晏子春秋》载：“齐大旱逾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君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将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时。”在晏子看来，天旱无雨，祭神于事无补，莫如与天地自然“共忧”——在野地里“暴露”，和自然同甘共苦。因为不独百姓渴望水，大山也渴望水，大河也渴望水，它们与人的心情是一样的，而且，当一种困境来临的时候，彼此之间已不能互相索取。正确的做法是：人类要与大自然一道面对危机，共渡难关。 这种人与自然“共忧”的观念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至今仍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与晏子同持反对祈雨迷信活动的还有春秋时郑国的执政官子产。据《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郑国大水成灾，有人看见龙在洧渊上争斗，国人请求举行萗祭禳灾求福。子产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争斗，龙不来看，他们争斗，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呢？洧渊是它们栖息的地方，向他们祭祷，他们又岂能离开。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大家觉得子产说的有理，于是作罢。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更是对祈雨迷信活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荀况从“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认为由于对“天地之变”、“阴阳之化”而产生的大旱、日食、月食等天象变异的现象，感到惊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产生恐惧心理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天象变异是自然现象，哪朝哪代都会发生。天象和政治并无必然的联系，君主开明则政治清明，君主昏庸则政治黑暗。他还进一步指出：“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则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荀子•天问》）认为举行祈雨祭祷，用占卜来决定吉凶推断国家大事，实际上并不是求得结果，而是用以文过饰非，在政治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上掩人耳目。这番议论对祈雨等巫术的批判是非常有力的，对揭露巫术的愚昧性、欺骗性以及统治阶级利用巫术愚弄人民也是相当深刻的。汉代思想家扬雄和王充也对祈雨提出了质疑。扬雄《法言•先知》说：“象龙之致雨也，难矣哉！曰：龙乎！龙乎！”王充《论衡•乱龙》更明确地说：“夫土虎不能而致风，土龙安能致雨？”事实上，风、雨、雷、电都是自然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雨水哪里是求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