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梦思拉舍尔毛毯:年轻人为何不再信仰文学与爱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青年人的信仰经历了何种变迁？时代的价值取向对青年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理想困顿的青年如何进行自我拯救？东莞时报记者专访了文化评论家韩浩月。

　　信仰正在转移变化

　　东莞时报：在剧烈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很多文章和观点把当代青年称为信仰缺失的一代，您是否认同？

　　韩浩月：我觉得不是信仰缺失，而是信仰发生转移和变化。我所处的青年时代信仰的是文学和爱情，虽然生活很苦，但觉得精神世界很充实。这种满足感不会给人带来很实际的东西，但却可以支撑年轻人度过比较艰难的青春期。

　　而现在的年轻人认为文学是虚无缥缈的、不实用的，也不相信真正有爱情。他们被物欲腐化得很厉害，对什么是信仰没有概念，想得更多的是私欲很强的东西，比如金钱和权力、车子和房子。整个青春期变得很功利化，只抓住今天的东西，对过去没有记忆，对未来没有畅想，不能构成一个立体的世界观。

　　东莞时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青年崇拜偶像的变迁能否印证您的判断？

　　韩浩月：上世纪80年代最受青年人崇拜的是诗人群体，具体崇拜到某个人的很少见。青年人从诗人的诗意化生存状态中能找到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比如模仿和学习诗人，自己写诗歌，以此抵消现实带来的心灵伤痛，这种模仿是简单的、易实现的。

　　现在的年轻人经常把偶像具体到某个人的身上，把偶像所取得的名声和成绩确立为自己的目标，但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达到这种目标，因为很少有粉丝能达到姚明那样的高度，实现郭敬明那样在文学与商业两个方面通赢。大多数人只能通过模仿偶像，获得很虚空的满足。

　　改革开放三十年，每隔十年，都能发现年轻人崇拜偶像的转变，从最早的精神崇拜，到精神与物质之间徘徊，再过渡到现在纯粹的物质崇拜，能看到清晰的变化轨迹。现在很多年轻人崇拜80后成功的创业家，那些20多岁就通过创办网站成为千万富翁的人。这种崇拜其实是对速成式成功的追崇。

　　教育溃败致青年理想沦丧

　　东莞时报：时代的价值取向对青年人的个体取向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韩浩月：青年人的价值观首当其冲是受家庭的影响。当代青年人理想的毁灭，价值观的短见，和父辈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生活在父辈的惶恐当中，对于物质匮乏的惶恐，对于精神世界空虚的惶恐，对于激烈竞争的惶恐，对于攀比落败的惶恐……这些对当代青年人的成长影响特别大，进而形成扭曲的价值观。

　　学校教育也对青年人有较大影响。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均以仕途或商业的成功为唯一的标准，不久前北师大一位教授要求学生没有千万身家，不要来见他，就是一个典型写照。这种心理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自己的学生成才，但实际上是用错误的标准在要求学生。教育没有告诉学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自食其力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也是幸福，也能带来成功感。多年来教育总是给学生设立很高的要求，用一个标杆来衡量学生，却不顾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标杆顶端的现实。

　　社会的浮躁也给青年人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很多不是靠自身实力而是靠吹嘘、欺骗等见不得光的手段而“练成”的，社会对这部分伪成功的人异常包容，并且总是给予超高待遇——要么视而不见，不被揭露出来，被揭露出来的，这些人抵赖一下，取得公众的原谅，继续当其所谓的“成功人士”。

　　东莞时报：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当中，能否认为学校教育的溃败，是导致青年人理想沦丧、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

　　韩浩月：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教育学生怎样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方面办法不多。现在的大学如蒋方舟在写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所说，成了编织关系网，为以后走上仕途或经商之路服务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准确。学者张鸣也曾说过，现在的大学是最官僚的地方。

　　本来大学应该成为求学者洗掉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受不良教育和不好影响的场所。

　　通过大学教育，青年人应获得对事物的正确判断，通过海量阅读、老师的引导、同学间的交流互动，认清自己存在的意义，明白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但很多人上完大学之后，发现自己愈加迷茫，甚至连少年时期内心的纯净感也没有了。大学没有教会青年人如何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没能给社会提供脊梁。

　　儒家传统丧失导致楷模缺位

　　东莞时报：在社会影响方面，从马加爵到药家鑫，从黑砖窑到宜黄拆迁，人性和社会的底线一次次被刷新。这是否跟我们注重“现世”的无神论文化观念，缺少今生种因、来世得果的敬畏心有关？

　　韩浩月：我觉得马加爵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家庭和教育伤害了他们，虽然其行为本身很残暴、不值得原谅，但是造成他们这种行为是有很多外在因素的。

　　一次次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人们都在反思，但反思过后却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加在每个人身上的压力，都疏导不出去，每个人都不能活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里面。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无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压迫感都非常强，包括一些有能力处理自身心理危机的人也感觉到沉重。人和人之间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敌意。而哪怕在十年前，我们主要说的话题还是社会很冷漠，互相不理睬。但现在的敌意更可怕，甚至街头有人肩头互相碰撞一下，都会爆发一场肢体冲突。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人际关系？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现实教育，所有的东西都在告诉你，你要抓住眼前的一切，眼睛能看到的一切，一切能带给你利益的东西，不要被任何东西挡住了你前进的路，把路上能得到的都往自己身边拢，而没有想着要跟别人分享，哪怕一丁点。

　　中国现在不是盛行“无神论”，而是“神”太多了，不仅各路神仙都信，就算人造的神仙放在那里，也会有人顶礼膜拜，比如道士李一。要么什么都不信，只信钱，要么遇到什么信什么，把妖魔鬼怪都当救命稻草，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现状。

　　东莞时报：这是否与我们丧失儒家传统有关？在当下，儒家思想所保留下来的更多是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比方说家庭和婚姻的关系。关于精神价值层面的，比如“仁义礼智信”，几近丢弃了。

　　韩浩月：儒家思想有很多很珍贵的、值得继承下来的东西，但在近几十年也在慢慢地消失了，大家好像有这样的印象——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存在，找不到学习的榜样。

　　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榜样的力量来带动更多的人去学习和模仿，但现在很多人都是嘴上说的一套，背地里做的又是另一套，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另一面却是男盗女娼，很多时候越是形象光辉的人最后越会跌下“深山”。偶像“无能为力”，大多数人又不具备自我反思、自我发现的能力，因此难以实现“自我救赎”。

　　一个包工头按时给农民工发工资，都被树立成了讲信义的表现，而他所做的不过是份内事而已。现在提到“仁义礼智信”，有一种悲凉感，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真实的可以对应上的人。

　　东莞时报：您认为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否缺少“道德楷模”？

　　韩浩月：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塑造“道德楷模”，但最后大家发现这些“楷模”不具备楷模作用，发现很多不成立、造假的东西。

　　大家觉得很失望，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暗示：既然现在社会给我们提供的“道德楷模”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个人还要去作一些牺牲？既然造假和欺骗都能上升至社会比较高的位置，为什么却让我们这些底层人士去做“道德楷模”的追随者。

　　于是大家产生了一种对社会的报复性的回击——既然“道德楷模”都做得差强人意，那我们犯一点小错误也没什么。

　　自我拯救

　　东莞时报：凡是能够“自我拯救”和“心灵救赎”的形式，都在被人们所利用并有蔚然成风之势，青年人可能成为这中间的主体。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韩浩月：我认为这是一代人“自我拯救”的过程开始了。这些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记者及一些有着基本信仰的人，他们在自发地进行“心灵拯救”，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心灵自救有很多方式，譬如通过阅读。阅读是一个实现“心灵拯救”的很好的途径，读一些哲学书、读一些思想类的书，包括一些当代知识分子的著作，通过阅读你会形成一个比较立体的思想体系，去发现人真正存在意义是什么，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以建立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你在阅读的过程中去发现、总结的，而不是外来的，因此你会坚信自己的发现才是真实的。

　　另一种方式，每个人要懂得去发现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我认为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围绕这个“重要的东西”去开展你的所言所行，你会用这个东西去抵御外界的压力，比如你认为家庭、孩子很重要，那家庭和孩子就是你的信仰，这样你就会有一个有力的心灵支撑点。你把“隐居”当成自己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生活方式也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发现，现在信仰这个的人很多，其实这是逃世心理的体现。那么可以说，“逃世”有可能是现代人较为普遍的信仰，这很是让人无奈。

　　东莞时报：您对信仰是怎么总结的？

　　韩浩月：信仰是一个人痛苦到一定程度、寻找不到出路，他突然碰到一丝光亮，他会循着这个光亮走出去。

　　我认为信仰不一定是信仰某些宗教，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每个人的信仰也可以不尽相同，比如通过追求真、善、美的东西去获得心灵上的满足，比如我所提到的阅读，以及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都是一种信仰。

　　不要把信仰看得过于高深，也不要把信仰过于工具化。更重要的是要发现自己。比如学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优缺点，人的痛苦很多是在于接受不了自己的缺点，当某一天你突然找到了一种对付这种痛苦的办法，我认为这也是找到信仰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