隼坂r18: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啥很多都有旅欧经历？

赵世炎自题“黄昏之贼”的照片。

　　翻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履历，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有旅欧经历：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何长工……而且，他们大都是在上世纪初的那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走出国门的，当时大多不过二十出头的年龄。

　　在欧洲，蔡和森“猛看蛮译”马克思著作；周恩来遍访法国、德国、英国工人运动，考察西方社会真相；邓小平白天在工厂干力气活，晚上刻蜡版出刊物……这批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在欧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接受着有关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论，也接触着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段经历，对他们后来确立信仰、选择道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921年春，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成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翌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在巴黎成立。其后，在欧洲大陆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最早的海外支部。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那一年，蔡和森只有25岁，偏居于法国小城蒙尼达。

　　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场“关于中国共产党之重要讨论”，比中共“一大”召开早一年。两年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立。

　　不消说，蔡和森是创建共产党的急先锋。人们在纪念他时也屡屡提及：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首先见于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他也是我们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

　　村里的法国学堂

蔡和森

陈毅（左）与同学的合影。

　　按照蔡和森长子蔡博生前的研究，蔡和森早在布里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期间，就提出要成立一个共产党，比陈独秀、李大钊都早。当然，这只是蔡博的一家之言，但布里无疑是蔡和森思想启蒙的起点。

　　寻根溯源，记者找到了布里，河北省高阳县境内的一个弹丸小村。

　　93年前，一场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即从这里发轫，而后席卷全国。如今，布里早已复归平静，只留下一座不中不洋的建筑——“法国学堂”。

　　单看大门，“法国学堂”就不是传统的中式风格。门中间有个秀挺的尖顶，尖顶两侧是修长的立柱，颇有点“哥特式建筑”的味道；再看两边的墙体，磨砖对缝，又是北方农村的典型风格。

　　在1918年的河北农村，这绝对是个卓尔不群的建筑。它的主人更是高阳县里响当当的人物——清代重臣李鸿藻之子、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巴黎中国豆腐公司老板、民国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

　　单看这一长串头衔便可想见，李石曾是个“千面人”，他也的确在各个领域奇招迭出。

　　留法念书期间，李石曾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化学方法研究大豆成分的专著——《大豆》，并顺势开办了豆腐公司，把中国豆腐和老家高阳的华工都带到了巴黎。

　　最早一批赴法华工由豆腐房经理齐竺山管理，不但适应了法国的生活，还在“工余求学”办起了工人夜校。李石曾很快就被这种新模式所吸引，他亲自给工人们上课，讲化学、生物和他的《大豆》。后来，还把“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巴黎的蔡元培也拉进来，给工人们讲《工人与美学》。

毛泽东（左七）为最后一批留法新民学会会员送行的照片。

　　工人们“工余求学”，尚能有所成，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到学生身上，“学余做工”岂不是进步更快？蔡元培不愧为大教育家，他这么琢磨，突然感到茅塞顿开。

　　这些年，以蔡元培为首的留法派一直在提倡“留法俭学”，但难就难在每人每年最低也得600块大洋，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给“俭学”加上“勤工”二字，这600大洋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李石曾乐观地算了一笔账：以每人每日平均15法郎的工资计算，刨去吃住，一个月能存150法郎，一年能存1800法郎。而法国中等实习学校一年才收1200法郎，还管吃住。如此勤工俭学，只需掏钱买一张到法国的船票，不出3年就可以入校读书，不出5年就可毕业。

　　蔡李二人说干就干，立即邀约名流，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又联合法国政府成立了“法华教育会”。

　　1917年夏，李石曾返乡，见村里文风很盛，又有很多出洋见过世面的华工，是唾手可得的法语老师，就临时起意，像当年办豆腐训练班一样，在村里办起了留法预备学校。

　　“法国学堂”开建，一股教育界的新风也从小乡村吹向全国。

　　蔡李二人的朋友、同为同盟会大佬的吴稚晖则用他那生花妙笔，连发九篇文章，鼓吹留法勤工俭学。“法兰西文明天下第一”，“中国可以有两万人去日本留学，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万人去法国留学？派出留法勤工俭学生，要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话语吸引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解囊。

　　就这样，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这“三驾马车”，把赴法勤工俭学变成了一项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同时，他们也开创了一个奇迹，一个只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国留学的奇迹，一个人不分贵贱老幼只要有一腔热血均可出国读书的奇迹。

　　大轮西行

　　1918年6月，湖南师范毕业生蔡和森揣着老师杨昌济的推荐函，来到北京东堂子胡同33号，拜见了仰慕已久的蔡元培。

　　蔡元培对这个“小本家”兴趣颇浓，他说：“我们办法华教育会的目的，就是要为你们这些求学无门、无依无靠的寒门子弟找一条振兴实业、提升教育的道路。”

　　这次会面让蔡和森信心满满，他给挚友毛泽东寄信，邀其“速来北京，经济其事，主持大计”。

　　毛泽东闻讯大喜，马上和萧子升带着24名湖南学子，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北京。

　　在湖南师范，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并称为“湘中三杰”，他们一同创立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在北京，他们则“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为新民学会“向外发展”而上下奔走。

　　西山的“小南园”别墅中，李石曾看着毛泽东起草的《湖南学生留法计划》，听着蔡和森、萧子升连珠炮似的提问，不由对眼前的几位湘籍少年刮目相看。很快，萧子升作为李石曾的秘书先行赴法，湖南籍勤工俭学生的名额也由25人增加到了70人。

　　又过了一年多，蔡和森终于走出了高阳布里村。1919年圣诞节那天，他和母亲葛建豪、妹妹蔡畅、未来的妻子向警予一起，在上海滩登上了“鸳特来蓬”号。

　　43岁的“三湘大儒”徐特立与年过半百的蔡母登船，引得《大公报》记者大发感慨：“在赴法队伍中，这两位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不远万里到法国去做工，去受教育，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行不行！”

　　赴法学子倚在高高的船栏上，望着故土渐远，难免踌躇。连一向刚猛的李立三都在离别时吟出了柔情诗：“我是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送别的人群中本该有毛泽东。12月中旬，他特地从长沙赶来，为蔡和森饯行，但因船期延误，不得不先行北上。

　　转过年来的早春，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为最后一拨新民学会会员送行。阳光照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穿着泛白的灰布长衫和大家郑重合影。

　　同学们对毛泽东没能赴法感到遗憾，毛泽东回答说：“革命不能等你们回来着手再干。”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四等舱，毛泽东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与此同期，周恩来接受了南开中学创始人严范孙的捐助，远赴欧洲。16岁的邓小平也在当年夏天坐上“鸳特来蓬”号，奔向巴黎。

　　学生们在四等舱中，经过香港、西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苏黎世运河，进入地中海，最后在法国马赛登岸，整个行程共用35天。

　　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仍然“唱着自由的歌”，用李立三的话说，憧憬着“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公民”。

　　一心“改造社会”的蔡和森形容这一切为“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实情”，其目的“唯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罗网，造出自由之人，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周太玄则用浓重的川音，在印度洋上念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圆天罩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天，那天边只有云头……”

　　1919年和1920年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两年间，20批邮轮西渡，1900多名学生奔赴法兰西，其中又以川湘学子居多，占总数的近一半，这倒真应了曾国藩那句话：“无湘不成军”。

　　“二八”风云

　　就在向警予为“吾道不孤”欢呼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法华教育会的“蜜月期”却走到了头。

　　法华教育会的头脑们均信奉无政府主义，所以这个团体除了两位专职秘书，并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事务均由学生半义务性质地操办。可想而知，用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安置将近两千名初入异国的学生，早晚得出事。

　　眼看学生一船船从中国运到法国，李石曾便以为自己已经“大大地成功了”，法华教育会“一个普通的舞台，唱出了高级的曲子”。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边厢数百名学生还在等待安置，那边厢李石曾却醉心于混血幼儿园、鹿种改良等新的“科学试验田”。

　　李石曾的法国秘书急得直跺脚：1920年冬天，法国战后经济一落千丈，失业风潮席卷全国，大批复员军人也加入到觅工的队伍里，一船船登陆的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华侨协社的帐篷里栖身。

　　到1921年初，失业的勤工俭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华侨协社里人满为患，空气污浊，随时都有爆发流行病的可能。

　　李石曾眼看形势不对，留下一句“大家少安毋躁”的话就回国了。难怪他的法国女秘书说：“李先生是个好人，但可惜做事有头无尾。昨日事，今日忘；今日事，明日忘；计划千千万，有始有终者无一个。”

　　法国冬天异常寒冷，更令这些身无分文的穷学生雪上加霜。据统计，仅在巴黎地区，1919年至1921年，勤工俭学生就医的就有140人之多，高达20%。其中意外死亡5人，病死60多人。陈毅的好友安子初在法国的化工厂做工时，不小心接触了有毒气体而死，更多的学生则在饥寒交迫中英年早逝。

　　无工无钱的学生每人每天可向法华教育会借贷5法郎度日，每10天领取一次，称为维持费。而法华教育会“本无基金，又无入款”，支付学生的维持费要么是国内捐款，要么挪用筹办中法大学、中比大学的款项。到1921年初，借给学生的维持费已达82万法郎，早已难以为继。

　　就在数百学生乱作一团的时候，一纸通告更令局势雪上加霜。

　　这份通告，不但撇清了法华教育会和学生们的关系，还停发了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从中国到法国的留学通道也随之关闭。

　　一时间群情激奋。一位学生写道：“通告发出后，遂起学生界之大恐慌，除一部分在工厂做工者，其余在学校读书及候工者，皆因无人接济，大为恐慌。”学生李季伟在家书中称，当年有2名勤工俭学生自杀，4人精神失常。

　　就在学生们恐慌之际，蔡和森、向警予二人写出了声泪俱下、感人肺腑的《告法国同学宣言》：

　　亲爱的同志：我们的生命问题来了，3月1日就要饿死了……我们怎样直接行动呢？一、即日向公使、领事下一个呈文。二、如本月28日还没有答复，全体到公使馆、领事馆去。……要求生存权、求学权，绝不是可耻的事，这是社会革命的发动点。工读主义的旗帜，我们不要老老实实捧他了。

　　一篇檄文唤起四百青年，学生们高喊着“我们要生存！我们要上学！”浩浩荡荡地向中国驻法使馆进发，要求会见公使陈箓。不料，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早已待命的法国骑警。

　　李富春的头被打破了；50多岁的老妈妈葛健豪扭伤了三寸金莲；王木同学在被驱赶的时候，不幸被疾驰而来的电车碾轧而死。

　　最终，学生们用鲜血换来了面包。陈箓答应学生，延长发放维持费。70年后，聂荣臻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领取了总共69法郎维持费。“这是同学们用鲜血换来的活命钱。”老帅深情地说。

　　拒款风波

　　虽然延长了维持费，但“二八运动”并不成功，因为它把学生分裂成了蒙尼达派和勤工派。

　　勤工派以赵世炎、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飞为首，他们认为蒙尼达派向政府“求生存权、求学权”，是“食嗟来之食”，是“鄙视劳动”“不会做工”。而蒙尼达派则讥讽“勤工派是法华教育会的私党”。

　　留学生本就是弱势群体，分裂以后力量岂不是更小？最终，国家利益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6月，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税和筑路权作保，向法国当局大肆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这一阴谋经法国报纸披露后，舆论大哗。当时兼任天津《益世报》记者的周恩来，特地从德国赶到法国调查内幕，《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第二次侨法同胞拒款大会经过始末》等报道，使得刚到法国的北洋政府专使朱启钤和财政次长吴鼎昌颇为尴尬。

　　学生们不顾温饱，帮助六大华人社团散发传单，还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先后两次聚集在巴黎哲人大厦，召开拒款大会。

　　与上次的“二八运动”不同，这次“造反”，不单蒙尼达派和勤工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就连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也实现了大联合。

　　在“拒款大会”上，威风凛凛的山东、河北华工把驻法公使馆的电话线剪断，还在使馆门前泼上酒精，首次显示了华工的力量。

　　第二次“拒款大会”，陈箓不敢露面，他的秘书王曾思在几百名华人面前签下了“城下之盟”：倘此次中法大借款及以后的种种大借款成立，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大借款泡汤了，学生们初尝胜利的喜悦。

　　赵世炎也捐弃前嫌，主动到蒙尼达找蔡和森面谈。这两人本就信仰相同，性情相近，见面以后更是一拍即合，大谈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蔡和森邀赵世炎出席工学世界社全体大会，正式提出了组建“少年共产党”的动议。

　　蔡和森的建党活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了两个“几乎同时”：

　　1920年，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到上海来，安排同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不久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一群中国学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注：出自《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

　　蔡博认为，毛泽东这里所指的就是1920年7月上旬的留法新民会友的蒙尼达会议，和1921年7月下旬的工学世界社的蒙尼达会议。

　　进占里昂

　　眼看学生们拧成了一股绳，陈箓和法国政府又怎会甘心？

　　正如周恩来在报道中写的，“七八百学生，因为反对借款，妨碍了法国的远东利益，更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人等的升官发财机会，在他们看来自然是罪无可恕，你打破了他的大饭碗，他自然要打碎你的小饭碗。”

　　学生们没有料到的是，陈箓之流的报复手段竟然如此险恶。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维持费。声明里还指责中国青年忘恩负义，要其自食其果。

　　接着，又传来了坏得不能再坏的坏消息：学生们一直翘首企盼的里昂中法大学，对他们关上了大门。

　　里昂大学由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筹办多年。在“法华教育会”进行留法宣传时，这所蓝图中的学府，分明是为勤工俭学生而建。为了促进法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建立该校，李石曾还时时以勤工俭学生为筹码。

　　眼看这所期盼中的大学就要开学了，但不论法国当局、中国驻法公使馆还是法华教育会，都众口一词地宣布：即将开课的里昂中法大学和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毫无关系。“大学于9月25日正式开学，新任校长吴稚晖已在国内招收了学生，不日将抵法。”

　　“有钱的，进学堂；穷学生，靠边站。”残酷的现实，把学生们最后的希望摔得粉碎。所幸的是，这时的勤工俭学生已经不是一盘散沙，蒙尼达派和勤工派早已成了铁板一块。

　　9月5日，赵世炎起草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

　　9月6日，蔡和森等在巴黎华侨协社开会，召集各地代表200余人参加，确定了争回里大的斗争目标。

　　9月17日，两派学生共同确立了三个信条：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不承认考试。

　　“老油条”陈箓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把所谓的“入学考试”安排在26日报名，而吴稚晖带着国内招收的富家子弟24日就要抵法，26日入学。

　　除了直接行动已经无路可走。9月20日，联合委员会一声令下，进占里昂大学的“先发队”便集结起来。塞纳河畔，蔡和森告别了怀有身孕的向警予，扛着油印机出发了。

　　第二天，里昂中法大学汇聚起125名悲壮的青年，因为被拒绝入校，他们在一间没有修缮的旧屋里冻了一夜。天蒙蒙亮时，几个持枪的警察推门而入，强行没收了大家的居留证。不久，手无寸铁的学生又被带到芒特吕克的兵营里软禁起来。

　　23天的囚禁，23天的抗争。10月10日，被囚禁的学生宣布绝食抗议，就在同一天，法国当局决定遣返他们。热血青年就这样在里昂的监牢里，认清了法国“自由、民主、博爱”的真面目。

　　1921年10月13日，是一个令中国学生感到耻辱的日子。那一天里昂市长走进兵营，宣布了学生们莫须有的罪名：“不经许可擅入室内”“侮辱市长”“过激党”……并给104名学生每人发了一套法国囚衣。蔡和森、陈毅、李立三、陈公培等人，就这样穿着囚衣，登上了“宝勒加”号的无等舱。

　　两年前，他们赴法求学，而今，却被驱逐回国。满腔的悲愤，最终化作了无上的信念。临上岸时，蔡和森对大家说：“咱们这一百多人也可以说是一百单八将吧。回国后，一定能闹出个赤色的新鲜世界来！”

　　黄昏之贼

　　陈箓和法国政府布下的陷阱，可谓天衣无缝。但他们没想到，从这张网里溜出去了两条大鱼：一个是进攻里大的总指挥赵世炎，一个是敢跟陈箓拼命的“大侠”李鹤龄。

　　李鹤龄能从兵营里出来，全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多高的墙都敢跳。赵世炎是“进占里大”行动的总指挥，属于重点监控对象，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幸而有聂荣臻出手，这才留下了点燃欧洲赤潮的火种。

　　在当时的学生领袖里，聂荣臻还没什么名头，这倒有助于他实施营救计划。聂荣臻可不是个急性子，他先查看地形，而后才胸有成竹地“走后门儿”开了张出入兵营的通行证。

　　回到兵营，他借了个学生通行证，又拿着自己的通行证，反复往外带人。值班的法国人看中国人长相都差不多，也不细盘问。

　　最后一次用通行证的时候，赵世炎、蔡和森和李立三发生了争执，蔡和森说：“世炎，你是总指挥，你快出去想办法救人。”赵世炎说：“还是你出去，我留下来继续战斗。”李立三说：“你们都走，我留下来跟他们拼命。”眼看军警就要换防了，聂荣臻拉起赵世炎就走。他们刚走到门口，就被法国军警拦住，聂荣臻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刚去探望学生的，不在你们的名册里，这位学生有通行证。”一边说还一边塞给法国兵50法郎，“朋友，喝杯香槟吧。”法国军警这才放过了聂荣臻和赵世炎。

　　因为没有居留证，赵世炎不得不继续流亡。一张1922年4月的照片，显露了他的窘境。照片上，赵世炎穿着皱皱巴巴的工作服，头戴破帽，在落日的余晖下苦读。旁边的题词写着：“黄昏之贼”。

　　当时，他像一个“贼”一样，单枪匹马地逃到了法国北部，隐姓埋名，靠打零工、做农活、下煤窑养活自己，只能在黄昏偷来片刻闲暇，为自己减压。

　　照片中的赵世炎神情专注，毫无“贼”气。因信仰而产生的活力，与他因辛劳而倍显苍老的面容，在照片里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使得这张照片至今仍闪耀着理想光芒。

　　“越狱”的李鹤龄则在隐忍半年后寻得机会，对着陈箓叩响了扳机。遗憾的是，连发3枪均未击中，子弹只是打破玻璃，擦伤了陈箓老婆的手臂和同车张祜的耳朵。

　　在异国法庭上，李鹤龄义正词严，用流利的法语答辩，博得在场大多数旁听者的同情。法庭无法作出判决，只好将李鹤龄暂时拘押。由于旅法华人纷纷施压，老奸巨猾的陈箓只好假惺惺地致函法政府：“恕其年幼，从宽发落。”

　　李鹤龄最终得以获释，不久就踏上了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旅程。

　　星火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据李维汉回忆，进占里大失败之后，促成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青年们普遍感到“建立一个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新组织的筹备工作，便落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的肩头。

　　1922年4月，依然是一个黄昏，亡命半年的赵世炎偷偷潜回巴黎，住进了戈德浮虏瓦大街17号的小旅馆中。在这里，他偷偷约见了李维汉，商定了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的时间、地点、人员等。

　　两个月后，在巴黎郊区布洛涅公园内的一个小广场上，18把翠绿色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少共”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对会场的选择很满意，他说，这样倒好，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大会持续了3天。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便与中国共产党有所区别。但与会多数代表觉得“少年”两字已能有所区别，更有“自古英雄出少年”之意，最后便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22岁的赵世炎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中央执委里还有负责宣传的周恩来和负责组织的李维汉。其他15名出席成立大会的“少共”党员是：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佘利亚、袁庆云、王凌汉、陈乔年、傅钟、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

　　“少共”的办公地点仍设在戈德浮虏瓦大街17号的小旅馆中，发行的《少年》杂志很快一纸风行。没用多久，“少共”就成了旅欧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

　　当年冬天，“少共”中符合条件的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1925年成立了共产党的旅欧支部。而为了同国内党团组织保持一致，“少共”于1923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发表声明、宣言以及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时，都是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而党组织是秘密的，直到1925年4月1日，进步刊物《赤光》上才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名字。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是董必武给中共一大会址的题词，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凌寒破土的“少共”。

　　周恩来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一号》中说：

　　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等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勿违！”（孙文晔　感谢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及观澜版画原创基地提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