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栅栏:中国缺什么 守住底线最重要

——追问中国二
作者：易中天,何雄飞等
来源：《新周刊》
来源日期：2011-8-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0 7: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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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自己、向专家、向中国，再次追问有关中国的15问：中国缺什么?中国人还有梦吗?中国人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没变?还有多少中国味?怎么看美国?网络改变中国了吗?如何发现城市魅力?艺术家批准了吗?大学到底怎么啦?如何破解阶层之谜?还敢爱吗?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六，如何发现城市魅力?
中央商务区必有步行街，步行街必有色调鲜艳的欧式建筑，视线内必有一间麦当劳。古迹附近必有文化街，文化街必有油漆未干的中式建筑，视线内必有卖香肠的摊位。高级商场外必有咖啡馆，酒吧街外必有烧烤档，新商务区必有扎堆的玻璃幕墙摩天大厦，艺术区必由工厂改建，创意园区必须永远都在郊外……是为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印象。当城市失去了想象力，也失去了个性、气质与生命力。
库哈斯提出过“广谱城市”这个概念，认为全球化城市正变得毫无特征。其中，他是这样调侃中国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新加坡的国际演艺协会主席本森?潘传顺也描述过这种现象：“我们的城市就是我们自己的家，而不应很容易就被另一个城市同化。如果大家都变得一模一样，那将是一个悲惨世界。”
城市个性也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中国的城市自我意识正在觉醒——城市CEO终于明白，城市个性也是一种软实力，正如人们通过街头乐团认识维也纳，通过保持完好英伦范儿的老城区认识伦敦，通过休闲与田园认识“第四城”成都。中国的城市，正在通过展会、建筑设计、电影植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兴建地标、改名、选拔形象代言人、选美、自我命名××之都、征集城市口号等方式，以图重新确立自我特征，去发掘吸引投资者、人才、游客的城市吸引力。
从历史、文化、景点、民俗、企业、品牌、建筑、美食到关于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到诸如爱情斑马线这样的城市细节，构成了一个城市的魅力指数。但要找回城市魅力，关键词却是城市文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最终能不能现代化，除了GDP以外，最重要的还得看文化的品位、文化的能量。
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亦是急之国的进程。尽管城市的外表迅速被改变，要发掘城市的内涵却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拥有城市文化，要先找到市民的文化。香港要在西九龙建设世界级艺术区，却遭遇了12年口水拉锯战。政府期待打造艺术馆吸引游客，但文化界认为应多花资源在培育本土文化上。台湾地区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一年有最顶尖的文艺团体在社区做100场到150场的演出——城市文化，最终还需在街巷孕育;城市气质，其实就是本土化的气质;城市魅力，最终还应取之于市民。 (文/文尔达)
杨东平：在大城市讲魅力很矫情
文化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自然之友”副会长，著有《城市季风》、《最后的城墙》等，生于1949年
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十几年来变化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两座城市的命运，某种程度是一种共生的过程，它们出现了开放性、移民化、国际化等特征。
地方文化的衰竭与中国城市化的这种进程是共通的，上海很典型，过去是上海人的上海，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上海，所以要讲普通话，这是没办法的，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进程。现在的问题是，在共性的进程当中，城市的管理者能不能耐心地、细致地保留自己的文化，有没有这种考虑?有没有这种努力?
“保卫粤语”等运动是城市居民为保护文脉所做的一种挣扎，是一种绝望的努力。北京有很多拍摄胡同的人，他们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把胡同拍下来——因为这些胡同都是会被拆光的。这个过程，对城市而言是非常惨痛的一面。老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开始在拆一些90年代的房子，比如北京的凯莱大酒店。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这十多年来，市场化、移民化、国际化对城市人格的塑造有非常大的意义。上海最为明显，上海的城市人格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萎缩的——90年代以前，上海变成一个封闭的城市，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人变成了小市民，还有“围裙丈夫”。过去，上海有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之后却是“围裙丈夫”的天下。这个过程现在被打破，上海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小男人”的面貌也开始改变。上海又成为冒险家的江湖，企业家的江湖。现在，上海有“新上海人”，东莞有“新莞人”，很多原住民的城市已经变成移民化的城市。这种变化，意义非常重大。
城市魅力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比较而言，小城市，比如大理、丽江，魅力更大一些，就大城市来说，它的缺点和吸引力同样明显，但它机会非常多，有很大的文化空间，但这种东西能不能成为魅力我觉得很难说。现在北京、上海讲魅力，会觉得是很奢侈、很矫情的事情，在成都、杭州或许可以讨论魅力的问题。 (采访/张坚)
王军：拿“大裤衩”定义3000年的城市很可悲
新华社高级记者，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生于1969年
中国的城市，我认为拆掉的地方都是很有魅力，建出来的新城市都缺乏魅力。比如说上海，上海的浦西很有魅力，浦东就没有魅力，因为尺度发生了变化。浦东、陆家嘴那边是汽车的尺度——宽马路、高栏杆、围墙社区、没有街道生活，中国造新城都是这么造的。以汽车的尺度来构建城市的空间，大家只能一下楼就上车，因为没有街道。浦西就很有魅力，因为它不是以汽车的尺度，而是以步行者的尺度。它的街道不宽，路很密，又有很多十字路口，大家都愿意在那逛，有很多街道生活。我相信一个贫苦的人也很容易在那找到工作的机会。
外滩的改造就很好。外滩以前是被浦东拉过去的，它以前是十个车道，现在把十个车道缩窄成四个车道，把过去的交通埋到地下，把地面恢复成比较窄的街道，大家都可以逛。它站在两个尺度之间。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的魅力并不只是历史文化方面的东西，还包括这个城市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尺度来规划和建设。
面对大规模的改造，所有城市都要非常慎重。全世界至今为止没有一个进行大改造而没有遇到大麻烦的城市。大家都说巴黎在19世纪的17年大改造好——把街道弄得很整齐，把下水道也修好了……确实有很多的优点，但也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后遗症。把那些贫民窟全赶到郊区去，贫富就在城郊之间分区，穷人都在郊区一带无法翻身，因为他们的公共服务无法改善。巴黎到今天还在承受痛苦。
我觉得大改造应该尽可能去避免，像北京这种大改造更是没道理。大改造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把北京这个上千万人的城市变成单中心的城市，大家跑到郊区睡觉，跑到故宫周围来上班，这个交通怎么弄啊?北京2005年的整体改造规划就是希望改变这种单中心的城市结构，一个大规模的巨型城市只有一个中心是不可以的，应该是多个中心的发展，就从这点来说，不能继续拆除老城了。何况，老城区还是让中国人感觉骄傲的地方。
北京把自己拆得没有文化容量。什么叫文化的容量呢?就是你的母体。巴黎有很多标志性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要说它怪也很怪。蓬皮杜艺术中心，结构全暴露在外面，“肠子肚子”全让你看，你说它有多怪，但是今天的巴黎人很喜欢它。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卢浮宫改造工程，把一个金字塔作为它的一个入口，你说它怪不怪?也怪。但你一看它还是巴黎。因为巴黎长得好好的，整个老城还保存很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其他新建筑)只会使它分外妖娆。我们中国老说什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探讨的。
你到巴黎去看，旧的东西保存得非常完整，新的东西要有容量才能接受它——它只会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丰富，而不是感到很恐慌，不会让人觉得巴黎一下改姓了。北京就面对这样一种危机，把自己的文化拆没了，一个“大裤衩”出来，大家就会惊慌失措。一个“大裤衩”就定义这个有3000年的城市，这是多可悲啊。如果一个城市把自己的文化拆没了，大家对新建筑就会越来越敏感。 (采访/张坚　汪璐)
七，中国缺什么?
1793年，英国乔治国王特使马嘎尔尼带走了一封信，信中称中国无需任何英国产品。“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中国真正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体系WTO是在206年之后。
170年前，天朝乃世界之中心(即中国之“中”)。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掉了天朝的尊严，让满清知道世界之大，竞争之烈。
中国近代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国先是发现自己缺“船坚炮利”，而全套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依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覆灭。于是发现还缺先进的社会制度，便照虎画猫引进了议会制、总统制，袁世凯复辟后又发现还缺民主科学，“五四”时期的人们纷纷拒买日货，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妓女上街声援，小偷罢偷，可随后军阀混战。有人批评说，中国人一向缺乏合作精神……
170年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中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国不缺“中国制造”，中国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碧水蓝天为代价的。
中国不缺历史，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反思。如何避免人治，如何抛却救世主情结，走向现代型法治社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中国不缺实用主义，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和细致规划，既发展经济，又保住城市文脉。
中国不缺维权意识，但维权机制有待完善。无恒产便无恒心，一切现代社会制度都无从谈起。
中国不缺潜规则，中国缺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明规则的严格遵守。没有明规则，短期行为盛行。
中国不缺人才，中国缺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国家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国家。
中国不缺教育，中国缺没有奥数和各种培训班的童年。中国的应试教育正以牺牲童年幸福为代价，应替以素质教育。
中国不缺“德”，中国缺“德行”。德之不行，永远只是空洞的训令。
中国不缺“心眼”，中国不缺‘精明”，但唯有大智慧方能使社会有共识。
中国不缺膜拜，中国缺共信共享的价值观。烧香拜佛不是行贿神灵，而是求诸自己的良知。
中国不缺知识，中国缺常识。没有常识的社会只能听凭谣言四起。
中国不缺解释者，中国缺提问者。中国不缺拥护者，中国缺质疑者。
中国不缺有关部门，中国缺创意部。
中国不缺刀柄，中国缺刀锋……
1999年，《新周刊》对中国的追问，今天仍可重提。 (文/肖锋)
易中天：底线是最重要的
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易中天文集》16卷，生于1947年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这样?
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
可见，底线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底线，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从这个角度说，底线就是生命线。
人类为什么要有底线?为了生存。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底线”。其中，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是“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线”;各行各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比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是“行业底线”和“职业底线”。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线却不能旦夕缺失。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防线失守，全盘崩溃。
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历尽苦难，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
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　　(文/易中天)
任学安：中国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副总监，《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公司的力量》总导演，生于1968年
面对“中国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又什么都缺。
你说我们缺什么?大国的地位、民族的自信心、国家富裕的程度，甚至法律的完备……宏观上我们确实什么都不缺。从总体数量上讲，我们已达到一个前人从未达到的“不缺”的程度——科研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建设、社会发育的方向、市场经济法规的建立，什么都有。但仔细再想，尤其是从你提问的“缺什么”的角度去想，又觉得什么都缺。我们经常感到我们缺司法的公正、缺对社会秩序基本的遵从、缺社会的诚信、缺财富的均衡度……说得再具体些，比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听证会制度、完善的交通法规、城建规划体系，很多方面，我们全有这样的“表”，但未完全实现那样的“里”。
另外，网络时代的社会是个显微镜和放大器。不能只从宏观上看，还要更多从微观去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最大的苦难。它有时可能是这个社会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件，但在讲求“以人为本”的今天，每一个人的真实生活感受在网络时代就会成为整体社会的集体感受。因此，当上述所谓的“不缺”，比照到不同阶层、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身上时，经常就会发现较为严重的“缺”和一种普遍的“缺”。
这种什么都不“缺”，但又什么都“缺”的状态，表明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复杂多元的深度转型期。你可以说因为它太大、因为它人口太多、因为它历史包袱太沉重、因为它社会转型太过艰难……但充斥在你眼前的是好的坏的同时并存、喜欢的不喜欢的杂糅交织。当整体社会迈入现代化门槛时，无数传统的东西亟待解决。过去老讲“光怪陆离”，一直对这个词没有切身感受，现在你认真观察当下出现的各种美好与肮脏混杂的现象，真的可以知道光怪陆离是何种景象!
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问题是，当你用13亿人这个概念来衡量、用每一个公民的感受来衡量时，你会发现——我们不能说是“小”，而是不完美、不完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真正让每一个民众都能享受到作为一个大国公民应有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幸福感。从这个角度来讲，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的地缘、中国的人口等等各方面情况，使我们离一个强大的大国、离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大国、离一个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大国公民的大国，以及离一个受到世界人民普遍尊重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路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国家从每一个方面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管理秩序的现代化、官员行为的现代化、法治精神的现代化、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采访/张凌凌)
八，艺术家批准了吗?
可怜的中国城市，可怜的中国艺术家，“欢迎来到真实的废墟”!
2000年《新周刊》发表《中国城市十大败笔》，痛批城市建设十大症结：强暴旧城、疯狂克隆、胡乱“标志”、攀高比傻、盲目国际化、窒息环境、乱抢风头、永远塞车、“假古董”当道、跟人较劲。此文作为新华社内参送达中央领导。5年之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再次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八大“盲目症”：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艺术家批准了吗?是追问在城市大开发建设中，趣味和审美对城市高度的严重背离。
是的，城市在前进，审美在倒退。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脑残式”考古，更印证了城市败笔的总结性陈辞和归纳：“假古董”当道。
城市分一二三线，小区分三六九等。貌似各取所需，各安其位，实则人被粗暴逻辑按入其中，动弹不得。房价高企、强拆、限购——乡村回不去，城市不待见，一代中国人在城市里失去故乡。
不是人们不想审美，而是这需要闲暇、需要心灵的视野、需要慢下来，但——就连我们的语速、步速和开机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
艺术家甚至保卫不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工作室，拆迁保卫战，使艺术家同样沦为弱者!
在北京，有人说“一个没有窗户的三角形房子都能卖出去”，这时，何谈城市美学?大裤衩、小蛮腰等地标性建筑日新月异，这是政府主导的“拳头产品”，此时，艺术家拥有话语权又怎样呢?
结论是：艺术家不能代表民意，有时他们连自己都代表不了。这是艺术家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尴尬距离。他们要么选择合谋，要么选择边缘。
建筑师、艺术家、艺术教员、评论家都到哪里去了?答案是：他们谋生去了。城市只有市长，没有艺术长。即便有艺术长官，那艺术还可信吗?
最糟糕的是，城市徒有其表，徒具其形，更深层次的信任危机、心理危机，无人问津。
环境、交通、污染、食品安全，这一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让人感叹生之唯艰，但是，为什么你偏要做城里人?问题是，这里有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和人际关系，除了城市，还有哪里可以去?
在中国，很中国。生存之重，艺术之轻，你看着办吧! (文/胡赳赳)
朱其：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
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著有《新艺术史和视觉叙事》、《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等，生于1966年
中国的城市审美问题，包括城市规划，总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穿过城市，连个拐弯都没有，市中心一个大广场，类似东京一样的商业步行街，或者仿古城。中国的城市新建设越来越千篇一律，再找不到民国时代那种地方的城市特色。建筑风格整体上因楼群的密集很壮观，但每一栋楼没有建筑艺术。中国浪费了制造世界建筑艺术奇迹百年一遇的良机。相对来说，北方的建筑环境更糟糕一些，比如北方多灰、缺水，不适合大量建设玻璃外墙高楼和喷水池。中国的城市建筑的外墙颜色过于艳俗，城市雕塑的艺术水准较低。中国对城市规划、环境颜色以及公共标志物的水准，既没有哲学，也没有风水和文脉。
可怕的是，这一切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官员、一部分房地产商，还有一小部分是掌握在包工头。这个后果，艺术家也有责任，在中国很少有艺术家为此大声疾呼。更多的艺术家选择无奈地顺从雇主的要求，觉得一己之力改变不了现实，所以他们选择将项目当做生意。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但在中国，8年前就在讨论的“艺术家批准机制”，现在基本上没有进展。因为公共审美启蒙没有什么进展。
我觉得在大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城市雕塑的公共决策方面，应该采取方案征集公示制度，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讨论。这也可以称为公民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城市美学也是一项公共决策，少数官员没有权利凭个人好恶决定公共环境的方案。
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艺术的时代作用在传统中早有典范。中国那些美丽古城的人民大都性情温良、知书达理、勤勉守业、与人为善，受过诗书才艺训练的文人官员或儒商群体中很少有骄横邪恶之徒。古人云：依仁游于艺。一切深义尽在于此。 (文/朱其)
顾晓鸣：每个城市都应该“戏现”自己
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导，著有《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等，生于1945年
认为城市拯救人类，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是古老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很农民的观念。现在的认知应该是“城市是人类的不尽人意的无可奈何的转折”，改善城市才能生活得更好。所以，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只有城市变好了，生活才能变得更好”。
但一部分城市主政者，还停留在小农思想、第三世界思维中，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时尚化。但城市不是绿化，城市也不是盖多高的房子，城市是人住在那里。城市建筑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居住的空间;与其说是居住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交往的空间。
城市建筑也一样，与其说是雕塑，还不如说是互动空间、心灵空间。如果没有艺术家参与城市雕塑的规划，使得它们以不合适的尺度和体量出现在不合适的空间，那它们就是一堆垃圾而已。云南玉溪的聂耳广场，聂耳雕像这么大的体量，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聂耳的屁股，这有什么意思呢?陆家嘴把华尔街的铜牛搬过来了，我说，太愚昧，太装孙子。要我说，应该搞牛郎织女的互动景点，保证是全世界最棒的旅游景点。牛是真的牛，耕牛、黄牛，游客可以cosplay牛郎和织女，然后拍照留念。
还有涂鸦。现在中国一些城市搞的，辟出一整个街区往墙体上画东西，那不叫涂鸦。涂鸦是什么?苏东坡喝醉了，在庙里的墙上写诗，那才叫涂鸦。涂鸦的美丽，在于与环境的默契，而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写几个英文字——那叫画马不成反类犬。
城市与艺术之间，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艺术家的一个通病，是把作品作为个人的东西，而没有放进城市的、人文的空间中去。小样很好，但东西做好之后一放到城市里，就难看得要死。艺术单体和城市的艺术是两回事。我觉得，城市与艺术之间，应该有三个“合一”：天人合一、人人合一、艺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城市建筑与地貌、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和谐，像世博会中国馆，上海附近没有山，如果它的背景有山，会不会更好看?人人合一，是指艺术家与市民之间的和谐，你做的东西，市民要能接受。艺人合一，城市建筑应该是自足的，它会表达。
国家大剧院尽管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它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它是圆形透明的，白天几乎看不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城市捣乱。上海的建筑就是不想给城市捣乱，所以大搞特搞玻璃幕墙，但台风一来，坏了，全吹坏了。这就是不懂美术，做的东西没有美感。在城市规划中，艺术家必须参与。毕竟，城市规划是短期的，它留下来的东西是长期的。现在是大家都不用功，艺术家也急就章。有才华的第一流的艺术家忙着搞拍卖行里能赚大钱的东西，没有心思做街头艺术，街头艺术就只是一些小学生、美院学生在搞所谓涂鸦。
未来应该是艺术进入城市规划，带动人们生活的艺术化。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以后的城市里，就应该有诗意的居住、诗意的活动，甚至诗意的吵架，诗意的冲突。城市本身是艺术品，城市人应当是或者正成为艺术家。我创造过一个词，叫“戏现”，即游戏地、戏剧性地展现自己。我认为，每个城市都要“戏现”自己，不仅是艺术家，市民也都能“戏现”自己。　　(采访/谭山山)
九，大学到底怎么啦?
“追求真理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提到大学的责任时这样说，“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杨东平认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依然沿袭了旧有的“大一统、行政化”，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本来，教育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应该由教育家来主导。大学是区别于第一部门政府机构、第二部门企业机构，它是典型的第三部门。对它应该有着与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模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拿出很好的设计。”
教育的产业改革，把大学从学术象牙塔抛入商业菜市场，大学成为一家公司，学生变成一种产品。用大学招生来推动GDP、用大学城来拉动房地产，学术项目变成生意、师生关系变成老板雇员、大学靠地产牟利，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这一切来得太快而不加深思，在没有配套的前提下人人都脚步匆匆。即使是一门生意，它也是没有成熟商业规划、没有文化附加值、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愉快的烂生意。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很难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很多大学开设专业并未考虑到未来的趋势，而只是一味跟风。从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到法学、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从计算机学科到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等等，所有专业无不如此，所有学校无不如此。工科院校开设表演系屡见不鲜，文科院校开始电子商务专业也并不罕见，什么流行就立刻模仿它、做滥它。
经常会看到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面临“高学历、低能力”的困惑。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为什么毕业之后找工作如此之难?不是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是因为大学根本没有交给你可以改变命运的知识。生命中最美好的4年时光，大学生只学会了考试和考证。
这就是如今的大学病。就算大学是一家公司，也请做一个对产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有文化附加值、有向心力、有着良好企业文化的好公司。 (文/陈漠)
刘道玉：教育界有六条“恶法”
武汉大学原校长，著有《中国高校之殇》、《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拓荒与呐喊——刘道玉自传》，生于1933年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是必须大力进行改革。怎样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生沉痛地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我国教育界办学者们的思想依然还是停留在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时期，抱着工业文明的法则不放，这些原则是：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好大狂，而这些原则是与信息时代根本对立的。不客气地说，我国高教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六条法则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好大狂的思想。凡事以大为好，而且追求大到了发狂的地步，如大学扩招、大学合并、专升本、学院改为大学、系改院、建豪华的大楼、建大学城，等等。
因此，为使我国大学走出困境，必须进行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通过改革坚决摒弃第二次浪潮六大法则对大学的束缚，特别是纠正好大狂的思想，使大学恢复到常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教育观念办学。
我一向认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接待学生是大学校长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培养学生方面，我是按照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在教学与研究中，我是信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念，倡导独立、民主、自由、质疑和批判精神;在思想教育方面，我十分强调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统”，做诚实的人，严谨地做学问。
我注意到了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现象，也发现了70%的博士进了各级政府机关。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学而优则仕”不可取，这是应试教育屡禁不止的思想根源。谁都知道，学历高低与能力高低不是一回事，以研究生的学历招聘公务员不可取。同时官本位主义这对青年人有很大的诱惑力。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无论是领导人或是公务员，都必须在公开、平等和竞争的情况下，以优胜劣汰来选拔，唯有如此，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政府中来。
我国虽然有2000多所大学，但千校一副面孔。这是我国大学失败的重要表现之一，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类型、多层次和多规格的，怎么可能都办成大而全的研究型的大学呢?“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是明朝顾炎武的两句诗，是老年人壮志的诗句。我常常以此来激励自己，努力做到年老未敢忘国忧，将一如既往为教育改革而呐喊!　　(采访/胡赳赳)
熊丙奇：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要看到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生于1972年
这十多年的大学变化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的大学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各项硬性指标不断向高处在走，比如说教师的素质、构成、教师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内在上，十多年来社会对大学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大学的教育质量随着规模急剧膨胀不断下滑，大学的精神相比起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变得“堕落”了。
现在大学用来评价大学教师的标准都不是内在的标准，从真正的大学精神来说，大学教师的学术声望是在下降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原因，让他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了行政上。从学生来看，这几年大学升学率达73%，要成为大学生已经不是件难事，但整体社会都失去了对大学生高素质的认同，甚至大学生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优秀人才。温家宝总理在多次的座谈会和与网友的交流中都明确提出我们教育存在的严重的教育行政化和大学没有自主办学权的问题。对于高等教育改革，我觉得无非就是三方面，第一是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就是真正像教育部长袁贵仁讲到的“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发展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治校关系;其次是在学校内部推行真正的民主管理，实行行政、学术权的分离，按照基本的大学方针办事;再就是高考制度改革，这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如果说高校免考入学制度无法拥有，那么它的制度办校也就无从谈起了。
去年7月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在制订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建议，草案出来后也参与了意见的听取。这份纲要从文本来讲，虽然有不足，但应该说是凝聚了现阶段所能够达成的改革共识。纲要比较清晰地指出未来十年我们教育发展的方向，但对改革来说，最大的阻力还是在于行政部门，因为改革的实质无非也就是放权的过程。因此我一直提议要改革模式，应该由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主导全国和地方的教改，过程中应该有更多公众参与的机制，如果仅仅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说了办，那很难使放权的过程能够落到实处。公众的参与主要是学生参与，学校成立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来参与改革方案的制订、监督改革方案的执行;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力量参与学校的办学，比如中小学成立基础教育委员会，大学成立大学理事会;第三个是跟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用人单位，由他们来影响、推动教育改革。他们可以通过包括用人观念的改革、与大学的合作来参与学校发展。在国外，由企业家参与教育改革是非常普遍的;第四个就是NGO，他们一方面参与改革方案的谏言，另一个就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实践。
按照温总理的讲法，教育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公众恢复对教育的信心，现在要让公众以及学生能够对教育恢复信心，最主要的还是纲要的落实，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我们要看到你的行动。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但至少得让大家看到你的行动：是跑的还是走的，而不是原地不动乃至调头而行。学生也应该做好自身的规划，现在能够逃离中国教育制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在这个制度之下，还是有些优秀的学生，就看你怎样把握周围的资源，怎样认识到这些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身体力行地来推进教育改革。
只要能改变这种以行政级别建校的制度，中国教育的声誉能够恢复得很快。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到成为亚洲一流大学不是很长时间，民国初期我们的大学也没建立多久，但就培养了很多人才。按照学术自治或者教授治校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大学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只要真正愿意改革，大学很快就能恢复公信力。 (采访/陈非)
十，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潘石屹，大学毕业后到国家部委工作，1987年起开创公司开始自己的房地产生涯。1995年，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京城最成功的房地产公司。近年潘氏夫妇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基金会。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老潘的人生履历就是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如何坚持梦想，展现商业才能与进取精神，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最终跻身时代前沿的成功故事。
这种社会身份跃升，在西方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经历。
务实的新舵手深知民众在期待什么，高瞻远瞩地把手一挥“富起来!”，于是10亿人民开始了新财富路上的长征。中国三十年，西方三百年。中国浓缩了的社会进程在潘石屹身上有了集中体现，从农民、职员、经理再到老板。
在社会阶层阶梯中“向上爬”是社会的主命题。中国不乏从底层到金字塔尖的例子，实现个人身份的三级跳。职业的高级化仍将是未来中国的社会趋势。据专家称，中产阶层的比率未来每年将增加1%。伴随大量农民进城，农民数量将从70%减少到30%。
上行社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这愿景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缺乏改革初期的活力，集中表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代际传递现象，富者弥富，穷者弥穷，社会流动的障碍依然横贯在户口、教育、就业、升职等各个方面。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的中国的十大阶层是这样的：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约为2.1%)
2.经理人员阶层(“老总”，比例约为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老板”，比例约为0.6%)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例约为5.1%)
5.办事人员阶层(比例约为4.8%)
6.个体工商户阶层(比例为4.2%)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比例约为12%)
8.产业工人阶层(比例为22.6%)
9.农业劳动者阶层(比例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所谓“盲流”，比例约为3.1%)
如果一个社会板结，必定缺乏活力，社会学家设计的“橄榄形”中产社会就不能实现。
在一个上行社会中，人们安然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红利。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建立在公平性原则之上，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上行机会和通道。人人都有上升空间。
但当今正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不再封闭。在新的清明上河图上，新富阶层是迎接全球化的第一方阵，中国的致富大军应以此雁行方阵前行。如此，人人有奔头的社会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才会有更多“潘石屹”涌现出来。 (文/肖锋)
梁晓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家，著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生于1949年
2011年7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演讲时，分析到中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不全是乐观。
改革开放初，中国曾设想通过n年形成橄榄形社会。底层上升主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掌握现代从业技能，但现在看，成硕士生了，成博士生了，又怎样?
官二代、富二代不可能挤压掉农二代、穷二代所有的上升通道。当官?当董事长?“上升”不只这两个概念。我到日本一个不大的饭店吃饭，主人一个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一个是东京大学中文硕士，夫妻俩年龄在40岁左右，你进去，他会亲自给你端面，但是你会对他肃然起敬，人家另一个身份是学者，业余时间要出书，有中产收入，你凭什么说他的工作不体面?
在任何一个国家，底层、中产、富裕阶层始终在博弈。中国长期以来抑制了底层对自己权利的诉求，作为管理者，它首先感到不安的是人们提出诉求的方式，它的屁股一下子就会坐到资方，一会是裁判一会是运动员。还是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每个阶层、每个群体都要意识到自身的公民利益，并要去积极争取，有些事情一争取就会不一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就是一争就调高了500块钱吗?公民争取自身权利和国家管理之间不是一个互相抵消的关系，而是一个同时增长的关系，一方公民意识加强，另一方服务意识就会提升，你不加强，人家也就不提升。
非洲大草原上最温顺安祥的角马群、野牛群，遇到特殊情况，转移到这儿转移到那儿都会发现草场少了，它们会陷入本能的动物焦虑，缺水时，从食物链上端到下端都处于焦虑，而且会互相攻击。
中国的问题当然不是都由人口众多所造成，这样一个大国，你的发展速度，你的发展布局，你的分配理念，在发展初期就应该全面周到考虑。我们发展初期叫“摸着石头过河”，“交学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跟“实现共同富裕”相比，相对来说简单和容易，并且真的实现了。但是你要使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达到贫富差距不那么大，可不容易，这要伟大的头脑去设计。
大家都想上一趟车，突然发出一声：“先使一部分人上车”，无论坐地铁、火车、公交车，逻辑上是对的，但这里存在一个社会伦理学问题，到底先使哪一部分人上车?让一部分特殊一点的群体先上车，尤其是经过“文革”，我个人认为这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要考虑，后边的人接着上车，怎样排队?排队过程中又要照顾到哪些群体?停车点、始发站、多少分钟来趟车、我们一共有多少辆车……这些都要考虑。不能就那么几辆车，一部分先上了车，开走了就再也不开回来了。 (采访/何雄飞)
何帆：真金白银，砸出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著译有《出门散步的经济学》、《世界是平的》等，生于1971年
社会症结到底在哪里?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城乡差距太大。中国经历了人类史上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农民进城潮，农民进城，收入肯定在提高，那怎么可能城乡差距反而在扩大呢?从经济学上说不通。
底层上升通道变窄，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因为原来的机会现在被堵塞了，尤其是教育。过去，教育是社会稳定的阀门，是能使得底层穷人资质比较好的孩子通过受教育“鲤鱼跳龙门”改变命运，但现在教育的功能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变成了上流阶层、特权阶层巩固既得社会地位的工具。我记得总理说过，他当年上大学时，同学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孩子，你现在再去看，包括中国农业大学，都是城市孩子居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收费，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农民其实是最善于做成本收益分析的。在就业市场上，高中生并不比初中更具竞争力，就算考上大学，砸锅卖铁一上上四年，找工作又难，就算找到工作收入也很低。
关于中产阶层的幻灭感，经济学家赫西曼(Hirshman)曾谈到公众参与有一个偏好的周期轮回，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公共事务非常关心，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私人事务非常关心。回想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公共事务，人人都很关心体制改革，到90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突然不关心公共事务了，精英们通通都下海，大家发现赚钱很爽，有了钱之后社会地位、生活、视野不一样了。现在，如果你是城市白领，赚钱对你仅仅意味着养家糊口，你辛辛苦苦天天工作，能买下一套房吗?中产阶层出现幻灭感之后，他就要开始考虑别的了。
富裕阶层移民，这不是个新问题，最近的“国进民退”，更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担忧。
中国有很多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利益出现了板结化。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说，你在边界稳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和平时代，阶层利益一定会出现板结。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那么好改革?因为改革家刚刚出道，没有任何利益，他当然要改革，为什么现在难了?因为当年的改革家现在各有各的一摊，他站在那个位置，态度就变了。
怎么办?第一，引进竞争，制造掣肘;另外，就是开放，你让渡了一部分自主权，有所约束，换得的是别人对你的监督和信任。再就是城市化，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让更多的农民进城，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三农问题”，解决社会板结的问题，但是，这是个系统工程，你得给他许多社会福利，你得进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让他的宅基地能进行土地交易，这是他进入城市的资本。
另外，政府必须掏钱进行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你必须在大家感到焦虑的时候给老百姓“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不要担心我老的时候会饿死在街头，不要担心生病的时候没人管，医院不救我，这就意味着政府得掏钱，你不掏钱怎么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得掏钱出来，真金白银砸下去，砸得掷地有声，才能砸出一个和谐社会。此外要广开言路，要让公民参政议政咨政。
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都遇到社会利益板结、矛盾激化的问题，记得当年刘德华演过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那就是香港早期社会的一个缩影，雷洛作为警长，却在经营黄赌毒，后来，廉政公署一出现，这些东西逐渐都没了。
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逼着你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够解决。有时，我们对社会进步要有信心和耐心。 (采访/何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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