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梦舞蹈培训中心:一碗饭 一段情 一颗心

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募捐活动要数“一碗饭运动”。所谓“一碗饭运动”,顾名思义,就是每人用“一碗饭”的费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这个运动最早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妇女赈济中国难民会等团体于1939年首倡。其指导思想是:在美国人民和华侨中筹措捐款,购买药品和医疗设备,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并确定每年举行一次。“一碗饭运动”获得了美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响应。旧金山唐人街更是万人空巷,广大侨胞纷纷慷慨解囊。第一届“一碗饭运动”就获得捐款20万美元。此后,“一碗饭运动”扩展到英国、加拿大、南美洲等许多国家,影响甚大。 
　　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一碗饭运动”,认为这一操作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独特的募捐方式在香港也同样适用,对激发香港150万同胞的爱国救亡热情、募集救灾救难经费具有重要作用。1941年5月初,根据宋庆龄的倡议,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为主席,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为副主席,并包括香港华商总会负责人在内的“一碗饭运动”委员会。经研究,委员会决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港币2元。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认购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炒饭一碗,这种差额盈余将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救济西北难民的基金。 
　　“一碗饭运动”的消息传出后,在香港引起极大震动。5月25日,港九地区的酒楼、茶室、茶居、西菜、饭店5家商会共同召开会议,讨论推行“一碗饭运动”的具体方案。第一位捐助者是威灵顿街丽山餐室的老板温梓明,他首先致函“一碗饭运动”委员会,表示愿意捐饭500碗,并定名为“救国饭”。在他的带动下,香港各酒楼、餐室纷纷响应,几天内就有13家餐饮店加入,捐饭数达5000余碗。 
　　得知这个消息后,宋庆龄十分兴奋,她决定7月1日在香港湾仔著名的英京酒家举行规模盛大的“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当晚的英京酒家灯火辉煌,宾客如云,名流会聚。身着黑色短袖旗袍的宋庆龄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提前下车,向夹道欢迎她的人们颔首致意,并在大家充满爱戴与敬佩的目光中进入酒店,亲自主持“一碗饭运动”的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外著名人士150多人,其中有克拉克夫人、廖梦醒等“一碗饭运动”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林培生、郭泉等工商金融巨子,邹韬奋、陈翰生等文化名流,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主席林可胜等。“一碗饭运动”还得到港英当局的支持,英军驻华陆军总司令贾乃锡少将、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等都出席了开幕典礼。宋庆龄发表即席演讲,阐述了开展“一碗饭运动”的非凡意义。她指出:“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她强调说:“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而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有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生产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因此,“一碗饭运动”是“值得提倡”的。 
　　保卫中国同盟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也发表演讲,呼吁国际人士支援中国抗战,赞助“一碗饭运动”。她说:“我们设想一下,能让中国难胞百分之四十死于饥寒交迫之下吗?伸出诸位底仁慈的手腕罢!去援助水深火热的人们!” 
　　就在“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上,宋庆龄率先垂范,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孙中山的遗物如墨宝、纪念品及其他文物当场义卖,作为向“一碗饭运动”的捐款。受此影响,出席开幕式的人们蜂拥而上,踊跃争购,顷刻之间就将这些珍品、便函抢购一空,大会气氛由此推向高潮。 
　　在宋庆龄的号召和影响下,香港各界人士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和响应“一碗饭运动”。文艺、新闻界人士以文章、演讲、绘画等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由保卫中国同盟资助创办的香港《华商报》还专门出版了由何香凝手书刊名的“一碗饭运动特辑”,成为“一碗饭运动”的宣传阵地。其中刊登了克拉克夫人和美国记者杰姆斯·贝尔特兰的题词。克拉克夫人的题词是:“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帮助他们吧,使他们以合作来自助。”贝尔特兰的题词是:“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万无家可归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着快乐的生活。” 
　　著名作家夏衍发表了《为了良心的安适》一文,指出:“孙夫人领导的运动,不是干这运动者少数人的事,而是中国人全体的事,也是今天能够安处后方和海外全中国人的一种无可推诿的责任……使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成功,这是你对祖国最低的责任,为着使你的良心安适,你也得尽一点微薄的责任。”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在文章中说:“假使你不是不关心国家的兴废,民族的存亡……你就应该同情这一运动,帮助这一运动。”著名剧作家于伶热情地呼吁:“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饭的人,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无力购买‘一碗饭运动券’,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著名演员王莹更富有鼓动性地说:“希望每一个海外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鼓动下,香港餐饮界对“一碗饭运动”的反应非常热烈。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各饭店、酒楼、茶室的业主踊跃捐赠炒饭。继丽山餐室首先宣布捐赠炒饭后,上环水坑口的乐仙酒家也立即表示捐助3000碗。接着,英京、龙泉、广州、汉商、天燕、小祗园、金星、金门、南京、北极、怡安等酒家、餐室和茶居也都踊跃捐饭。截至8月1日,捐助数已达14700碗。不少社会团体如华商总会、妇女慰劳会、中国青年救护团、岭南同学会、港九居民联合会等也纷纷响应,号召为“一碗饭运动”推销餐券。还有不少个人如郑铁如、罗文锦、唐谭美、高福申等也为“一碗饭运动”捐款,有的工友甚至捐出自己的薪金以资助“一碗饭运动”。 
　　1941年8月1日,计划进行3天的香港“一碗饭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当天早上出版的《华商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宋庆龄为开展“一碗饭运动”所作的“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亲笔题词。繁华的香港街头这天显得格外热闹,车站、码头、商店、娱乐场所、大街小巷,甚至公共汽车、电车上,到处都张贴着“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大家来吃爱国饭”等标语和口号。特别是一只特制的大碗模型出现在街头,更是把活动引向了高潮。一大群人簇拥着这只“大碗”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济一个难民”的口号,穿过中环、西环、湾仔等闹市区,使本来就已深入人心的“一碗饭运动”更加声名显赫。 
　　许多承担捐助炒饭的酒家、餐室精心策划,把厅堂门面布置得新颖别致。有的在门口挂出“爱国之门”“光荣之门”的横额,有的张贴着“欢迎来吃爱国饭”“欢迎来吃救灾饭”的巨额标语,有的在店堂里张贴爱国宣传画。乐仙酒家更是别出心裁,声称凡捐款达百元以上者,可享用店藏多年的大江古碗进餐的“殊荣”。该店还特别推出巨型爱国饭:碗内有白米1斤、鲜虾肉4两、鸡肉4两、叉烧4两、鸡蛋6个,售价港币100元,吸引了不少人就餐。这一天,香港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不少家庭举家出动去吃“爱国饭”“救灾饭”。大家都以能够资助抗战、救济祖国同胞为荣。 
　　8月2、3日正值周末和星期天,香港民众更是把参加“一碗饭运动”视为最光荣又最具纪念意义的一次重要活动。不少民众表示,吃这碗饭是小事,援助祖国抗战是大事。于是他们或携老扶幼举家共食,或呼朋唤友同去餐室。家境贫寒的,买一碗回去,全家分享;病老不能出门的,托人捎带。原定进行3天的“一碗饭运动”很快就过去了,可仍有许多人为没能吃上“一碗饭”而遗憾。为此,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希望能够延长时间,以便让更多的人吃到一碗“爱国饭”“救国饭”,以表达他们的一片爱国救难之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餐室延长了时间,其中龙泉茶室延长至8月10日,天燕餐室延长至15日,而乐仙、小祗园两家一直持续到了8月30日。原来计划售出2元港币一张的餐券2万张,很快就超过了预期目标,“一碗饭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9月1日,由宋庆龄亲自主持的“一碗饭运动”闭幕式在英京酒家举行,会上公布了“一碗饭运动”的成果。扣除各项开支,这次运动的纯收入为港币22144.95元、国币615元。英国赈灾会香港分会将捐款凑足整数,共计港币25000元整。 
　　在胜利进行曲的伴随下,宋庆龄亲自向在“一碗饭运动”中作出较大贡献的英京、乐仙等13家酒家、餐室的代表颁赠了绣有她亲笔书写的“爱国模范”4个字的红缎锦旗,并向英京酒家店主高福申、乐仙酒家司理庞永棠、小祗园素食馆司理欧阳藻棠赠送了孙中山的遗墨“努力前进”,作为特别奖品,以资鼓励。何香凝也向在这次活动中捐款较多的唐谭美、韦少伯等个人赠送刻有“保卫中国同盟赠送——纪念一碗饭运动”字样的象牙筷一双。 
　　“一碗饭运动”中所得的全部收入都捐赠给了中国工业合作社,救济了数以万计的战灾儿童和难民,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的士气,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它的成功离不开150万香港同胞的爱国救亡热忱,也离不开宋庆龄与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艰辛努力。“一碗饭运动”再次见证了“国母”宋庆龄的拳拳报国情和悠悠爱民心。她胸怀祖国、心系人民,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用一腔热血、一片赤诚,以非凡的胆识,创造出多姿多彩、有声有色的辉煌业绩,不愧为“中国的良心”“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