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睾手术恢复好的图片:国际社区里的扶贫试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穷人，当然也可以称为贫民或低收入者、低保户，散落在麦子店街道那些国际社区的围墙之间。

　　其实这个6.8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偌大的北京城颇有些声望。它位于东三环、东四环之间的黄金地带。与南面的中央商务区相比，麦子店地区因为拥有第三使馆区、燕莎商圈而更显洋气。

　　不过，这儿仍然有“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尚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困难群体”。对于这个群体，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与代表社会力量的企业，已经进行了为期3年的扶贫工程。

　　在总结时，街道干部们认为，可持续以及资金以外的其他东西，是整个工作的难点。

　　麦子店的一户贫困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从中能感受到政府的用心，感受到来自社会单位的关爱，这对于我们应该是动力，而不该成为压力。”

　　当然压力也来自于贫困本身。建立体面而令人振奋的帮扶制度，乃是城市扶贫的应有之意。

　　非典型贫困户

　　从骆鹏家的窗户看出去，就是一大片富丽堂皇的高层板楼。一楼有各种异国风情的高档餐厅，一辆辆来往驶过的奔驰、宝马显示着主人的富有。

　　相比之下，骆家3口人46平方米的房子就有些寒酸。这幢1994年完工的建筑早已失去了光彩，总像隐藏在对面高档住宅的阴影里---那些住宅的价格已高达每平方米四五万元。

　　骆鹏家本来并不穷。1998年的时候，父母甚至花1万多元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如果不是这场持续了10年的疾病，他们家也许早在附近购买一套住宅。虽然不那么高档，但肯定足够他娶妻生子。

　　31岁的小伙子一直记得那个场景：那天他在学校的操场上刚踢了一会儿球，就感觉到全身燥热，然后身不由己地坐在了地上，再也没能起来。

　　医院的诊断是脊髓神经根炎，导致下肢瘫痪。骆鹏在医院呆了14个月才回到了家里。

　　疾病就好像一个持枪的匪徒，洗劫了这个普通的家庭。在花掉6万元积蓄之后，父母又借了6万元，才勉强支付完医院里的账单。

　　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父亲工作，每月有700元收入。母亲办了内退在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那台曾经显赫的586电脑终于无法赶上最新软件的运算速度之后，骆鹏知趣地没有声张。

　　“我也会常常想起生病以前的事。”骆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段时光是我最美好的记忆。”

　　虽然一些人一直认为，贫穷的原因来自懒惰。但是在麦子店地区这个样本中，多数穷人是像骆家一样因病落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因学致穷。

　　北京奥运会之前，麦子店街道“为帮助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尚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困难群体”，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对所辖5个居委会范围内的93个贫困家庭进行调查。

　　它们中有三分之二拥有至少一个患者。“大部分家庭有成员长期承受疾病和贫困的折磨，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显著。”调查报告说。其实，大部分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都不抱乐观的态度，甚至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

　　这些家庭的平均月工资是1262元。结合北京市和朝阳区的平均工资水平，“上述数据显示的结果是：这93户贫困家庭中，有正式工作工资收入的30个家庭平均工资很低，几乎无法维持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在收入微薄的同时，没有机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报销医疗费用。另外25个病人没有治疗或者选择自行治疗——他们基本都不能报销医药费，之所以不去看病，原因也是经济困难。

　　有16个人住院治疗，他们中大多因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和突发性事件。其中6个家庭不得不因此向亲戚或者朋友借钱，金额从1800元到7.5万元不等。一些人在尚未完成治疗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出院回家。

　　感到害怕

　　虽然处在疾病带来的医疗费用等各种经济压力之下，但在31个拥有适龄子女的家庭中，16户的家长仍以举债的办法供子女读书。

　　大多是从亲戚那里借钱，另外一些人的借款来自朋友。现在，只有2个家庭已经还清债务，1个家庭部分还清。调查报告判断说：“其余的家庭根本没有能力还债”。

　　好在这些孩子中只有1人学习成绩比较差。显然，他们的父母深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因此，在回答是否因家庭经济困难考虑让孩子退学时，有25个孩子的父母坚定地回答“不会”；只有6个孩子的父母无奈地回答“会”或“不清楚”。

　　源自贫困的“羞耻感”深深困扰着他们。即使骆鹏，这个看起来很开朗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多谈自己家的窘迫。在谈起往事时，他强调：“我从不忧伤。”

　　33个享受低保的家庭当中，有7个不愿意把自己申请和领取低保救助的情况公之于众。“我们这个地区经济比较发达，虽然困难群体的基数不大，但贫富差距大。”麦子店街道办事处“五扶”工程负责人孙守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特别是看到周围住在高档公寓里的白领、外籍人士，低收入家庭的心理阴影就更加严重。

　　有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表示，对自己的前途不抱有任何希望。32个人坦率地说，自己的生活是失败的。他们经常感到害怕、睡眠情况不好、自己高兴不起来、比平常人话少，这些症状的拥有者每项都超过20人。

　　另外，孤单、人们对自己不太友好、生活没有意思，这些想法充斥在穷人们的头脑中，接近一半的人确认，自己对生活感到忧愁。

　　事实上，大多数贫困家庭没有合适的衣服和鞋袜参加社会交往和集体活动，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只有一双鞋。

　　这使得这些成年人和孩子，缺乏与社会及群体打交道的基本条件，“直接结果就是可能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这个社会所排斥。他们不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也不能获得社会的回馈，同时也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

　　“四条线”外的救助

　　通常，在谈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时，人们会提到“四条保障线”，即：职工最低工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政府的政策是严格按照相应标准来对位的，比如低保就有收入的限制。但有些困难群体并不在这个政策的帮扶之内，”孙守瑛举例说，部分低保家庭虽然享受了相关政策，但在巨额的医疗费面前，补助不过是杯水车薪。

　　据孙守瑛介绍，目前麦子店地区享受低保的家庭有56户，共110余人，每人每月大概有500元左右补助。此外，由政府方面提供的救助还有医疗大病救助、失业人员救济金，以及妇联、工会、共青团等单位按照各自指标提供的救助，“多数都不是长期固定的。”

　　除了“四条线”和传统型救助，这93户人获得的其他帮助如下：

　　有16个家庭能得到50元到1000元不等的成年子女及其他亲属和朋友等的资助，包括赠予的物品和现金。有5个家庭得到40元到1000元不等的社会捐助，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等捐助的实物或现金。

　　另外一些小实惠，包括有4个家庭得到40元到1700元的房租减免、有19个家庭得到全年100元到3600元不等的供暖费减免、有1个家庭得到每月50元的水电煤气费减免。

　　早在2003年，麦子店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13万元，相当于当时全国水平的12倍，是当时北京市平均值的4倍，财富的来源主要是区内3000多家各类企事业单位。事实上，在3万多常住人口中，贫富差距已经显现出来。

　　在制度设计上，政府现阶段能够提供的资源已经明了。即使街道办每年再拿出一笔资金扶贫，在其持续性上也很难达到完美。其实到这个层面上，“除了与驻区单位讲事实摆道理，也没有什么资源。”

　　说这话的是李将健，北京社源传媒创始人。该公司办公地位于麦子店地区。他回忆起5年前当时麦子店街道办事处动员企业时说，主导者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你们的援手，将改变贫困人口对社会的认识。

　　创新性的扶贫包括5项内容：生活扶困、身体扶康、精神扶志、智力扶学、就业扶技。包括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均基于详细的调查报告。

　　企业对此并非没有任何抵触。比如，一些负责人立刻把它和社会上常见的“揩油”联系到一起。另外一些人觉得，城市居民有“各种政府保障”，企业有钱可以到农村扶贫。

　　“应该是公开的这个办法，消除了大多人的担心。”李江健说，街道开始在社区报上大量报道有关帮扶的情况，“我们企业都看到，确实城市里需要帮助的穷人很多，政府包揽不过来，而且钱确实给他们了。”

　　在所谓“五扶”工程实施之初，出钱还是主要的援助手段，“由街道出面，与企业达成协议，每年不低于3000块标准。”孙守瑛说，开始大多数企业直接按月给钱，有的企业则是给物品，也有些因为孩子读书考学了而给额外补助等等，“这5项里，身体扶康、就业扶技这后两项难度最大。”

　　贫民的压力

　　给钱，曾经让骆鹏有很大压力。无论救助者如何善意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这终究看起来像是一次施舍。

　　看着一拨又一拨好心人把一叠一叠钞票送到家中，得到父母的千恩万谢，骆鹏心里其实不是滋味。一直到2008年初，街道办事处与两家餐饮企业达成帮扶协议，由企业为他提供了电脑和上网费用。

　　骆鹏感觉，自己又能离开这个8平方米的小房间了。他先像大多数电脑爱好者一样学习了动漫制作。后来，因为附近有一家大型图书批发市场，他就在家开了一家网店，由父母给他进货。

　　生活上的改变，使骆鹏的身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他现在已经能够出门遛弯。与绝大多数“五扶”对象一样，这个家庭觉得，邻里关系得到了加强，包括那些看起来很气派的企业邻居。

　　现在，骆鹏还在一家社区论坛担任版主，并为另一家网站撰写稿件。他每个月可以收入1000多块，虽然药费仍要开销3000多块。

　　在李江健看来，今天的社会上不缺钱，“我觉得，政府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钱引导到该用的地方。政府资源是什么？就是好好利用它的号召力。”

　　他说，就是不要让这个社会冷漠。

　　不过随着“五扶”工程的持续实施，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慢慢凸显出来。“有些企业仍把钱交给居委会。”孙守瑛说，在严格选择帮扶对象的同时，他们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签订三方协议保证救助的常态化，也容易进行监督。”

　　另外，“政府提出帮扶理念，但也不能无限承担责任，更多的实际是转化成宣传的力量，”孙守瑛说，一些人在接受帮扶之后，慢慢形成习惯，认为接受帮助是应该的。“这类人，就需要给他们断奶。如果是能够正常生活就业的群体，就给他们推荐工作，而不是总送东西送钱。”

　　不过孙守瑛说，抓到救助就死不放手的个例很少，他们的生活正慢慢步入正常的生活轨道。

　　(特约撰稿罗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