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与哲理的交响曲--苏轼文学散文艺术美浅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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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的文学散文，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具有浓郁的诗情和丰富深刻的哲理。它使人陶醉在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之中，沉吟细揣，目摇心移，情思遐想纷至沓来，得到丰富的美的享受。
    苏轼的散文无论是记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都渗透了他情感的血液，表现了他情感世界的某一个侧面。这些丰富的侧面结合起来，便构成了鲜明独特的"抒情个性"，即一种开朗乐观、闲适平和、活泼幽默的情感基调。不管他是处于"春风得意马蹄急"的顺利环境中，还是身陷艰难困苦、屈辱打击的恶劣条件下，都表现出一种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悠然自得，乐观向上的感情色彩，使人心胸开朗。仿佛苏轼降生到人世，就是专门来追求人生欢乐似的。他是个乐天派，总是用放大镜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欢乐的因素，并且善于在苦难中寻求欢乐。
    《超然台记》中说；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糟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这篇文章写于密州任上。密州的生活同杭州相比，真有"天上人间"之别。"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们当然认为他在密州不会生活得很快活的。但是，苏轼这篇文章洋溢着的快乐气氛，却把他乐天的个性表现得很鲜明突出。
    密州时期所处的艰苦环境和以后他所受到的政治打击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逮捕入狱。在他被捕离家时，妻子哭得死去活来。生离死别，前途未卜，在这样凄惨的情境中，一般人如不和妻子抱头痛哭，也会五内俱焚、泣泪凝噎，但苏轼还能说笑话。《书杨朴事》记叙了这个戏剧性的场面：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  "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
    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
    作诗送卿否?'朴曰；  '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
    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
    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蹦
    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日：  "独不能如扬子云处士妻
    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苏轼的联想真是奇特得很，在大难临头时居然能想到杨朴的趣事。他对面临的灾难不是恐惧，也不是离家的悲伤和眷恋，而是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镇定。在这"典型化的细节描写"中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情绪状态"。
    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身分是罪人，但在他写的文章中，却充满了怡然自得、超然物外的欢乐色彩。前后《赤壁赋》在如诗如画的江山月夜景色的描写中，抒发了热爱自然、热爱人生的思想感情。《游沙湖》更是一首生命的颂歌。《记承天夜游》、《记游松江》，都表现了对人生的执著和眷恋。
    苏轼晚年受到更残酷的迫害，远窜海南岛。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的困难条件下，他微笑着迎接苦难，尽量发掘生活的快乐。这时期写的《儋耳夜书》云：
    已卵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  "良月
    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
    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
    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
    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
也。
他年老多病，政治上又受到残酷的打击，还和几个老书生一起，玩到半夜才回家，真是好兴致!
    在顺利的环境中，要维持一副好心境是不难的；在恶劣的环境中，才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否真正具有乐观开朗的个性。
    我们说苏轼是个乐天派，并不是说他不懂得痛苦和忧愁。不懂得痛苦的人是有的，三国时蜀主刘备的儿子阿斗就是一个。当了亡国之君，受到难堪的侮辱戏弄，他还傻乎乎地说："此间乐，不思蜀!"这种人是毫无廉耻的糊涂虫，和乐天派无缘。苏轼的感情世界是丰富复杂的。他一生的经历曲折坎坷，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体验过各种各样的感情。他的欢乐常常伴随着痛苦，开朗后面暗伏着愁闷，超脱中显示着执著，希望之闪光透露于失望。前后《赤壁赋》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明月清风"的良辰美景，使他享受到极大的精神愉快；伴随这种愉悦心情的却是人生短暂、功业难成的喟叹和悲伤；最后在旷达超脱的思想指引下，又转为欢快喜悦。这里交织着两组相反的情绪和情感。其一是自然美引起的欢乐和联想到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促所产生的痛苦；其二是对英雄功业的渴望和恶劣的现实环境所引起的失望。这么几种强烈的体验交织在一起，互相冲突，就使苏轼的情绪态度具有两面性或多重性。又如《记承灭夜游》，在"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感叹中；一方面表现出超脱闲适的情调，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不得其所的不平和孤独。
    苏轼有不平，有牢骚，有痛苦，有忧愁，有烦闷，有失望，但是，这类消极的情感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并没有成为主调，而只是作了旷达超脱、开朗乐观、闲适平和、风趣幽默情感基调的陪衬。有了这种衬托，苏轼的欢乐和开朗才显得有深度，有立体感，才使人觉得分外真挚，感人至深。我们反对那种肆意夸大苏轼情感世界中"人生感伤"成分的观点，因为这样不符合苏轼的实际情况，不符合人们在欣赏阅读苏轼文艺作品时所得到的实际感受。在历代人们的心目中，苏轼都是作为一个乐天派的形象出现的。
    二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苏轼各种类型的文学散文表现情感的特点。
    在唐宋散文中，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历来被尊为山水游记的代表作。试将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和"永州八记"作一简单的比较，即可看出两家在情感表现上的不同艺术特色。
    在"永州八记"中，作家的情感表现是在对自然美的忠实再现中得到实现的。这组散文每篇记叙描写一处小景，小景的方位，景与景之间的距离，游览的路线，沿途所见的景物，都一一作了详细的交待和描写。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水声、潭水、水底石、水中石、近岸石、青树翠蔓、游鱼、竹树，在作者的精雕细刻下，象浮雕般地凸现了出来。特别是描写潭中鱼的八句，更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刘大槐评点道：  "摹写鱼之游行澄水中，如化工肖物。"李刚已击节赞叹：  "此八句摹写物态，尤为穷微尽妙，具此笔力，可以镌馋造化，雕刻百态矣。打作者没有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让情感的泉水从描写的山石竹木中渗透出来。我们从作品凄清幽邃的境界中，体会到了作者贬谪永州时的孤独抑郁的心情。
    苏轼的《赤壁赋》就不同了。主观情感的抒发压倒了自然景物的客观再现。为了抒情的需要，苏轼似乎不耐烦对自然景物作精细的刻画。他大刀阔斧、信笔挥洒，从整体上去把握对象。他不求形似，重在传神写意，让自然景物经过感情的过滤，染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能徘徊，这是诗人的主观感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也是客观事物的对比在人心理上产生的效果。《前赤壁赋》中曹孟德横槊赋江的壮阔景象，纯属于作者主观的想象；  《后赤壁赋》中和道士的对话也是梦中的虚幻。他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自然，把握自然，改造自然，创造自然，使景即是情，情即是景，写景与抒情融为一体。"自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写景和抒情结合得竟是如此紧密，简直分拆不开。不仅如此，他还加上整段整段的议论和抒情，似乎景这个杯子盛不下感情的美酒，弄得芳液四溢。
    如果说《永州八记》主要以精细准确的客观再现赢得了人们的赞赏，那么《赤壁赋》便主要以主观情感表现的强烈和直接而征服了读者。
    如果说《永州八记》是一幅幅精工细笔的小景，那么《赤壁赋》便是一长卷泼墨写意的山水。
    如果说《永州八记》是写实主义的杰作，那么《赤壁赋》便是浪漫主义的名篇。
    除了前后《赤壁赋》外，苏轼还写了些短小记游文章。这些文章更是以情感的抒发为主，打破了形式的约束和限制，既不按时间先后谋篇布局，也不按空间位置记叙景物，真如"万斛源泉，不择地丽出"，行止不定，来去无常。这类文章，每一篇便是一首抒情短歌。如脍炙人口的《记承天夜游》，短短八十三个字，寥寥几笔，即抒写出一时心境。再如《游沙湖》，既不交待游的时间、路线、过程，也不描写山水景物，在简略的治病过程的记叙中，表现了疾愈后的欢乐心情以及热爱人生、热爱生活、开朗乐观的思想感情。在这里，主观表现的强烈居于支配一切的显要地位。情感的高涨，似乎不能用某种单一的文体来充分表达，既是散文又类赋歌，似乎毫无约束，毫无成法，  "冲口出常言，天然去雕饰"，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记游松江》、《记游庐山》、  《记游松风亭》、  《儋耳夜书》等也显示了这种艺术特色。
    苏轼和他父亲苏洵一样，平生讨厌写碑传文字，《陈公弼传》中说：  "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而独为此文。"后来，他在一篇奏稿中说：  "臣平生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臣之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墓■，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帝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辞，然终非本志，况臣老病废学，文辞鄙陋，不称人子所欲显扬其亲之意。"  (《东坡文谈录》)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他还是写了一些碑传文字。但终嫌"不称人子所欲显扬其亲之意"。这是因为子孙请人为自己的父祖辈写墓碑，是想隐恶扬善，夸耀后世；作者若欲免于谀墓之讥，操史迁实绿之笔，是不能满足请托者的要求的。另外，苏轼浪漫的个性也不愿受这类文章固定的格式及客观材料准确叙述的约束。他喜欢表白自己，喜欢倾泻自己的感情，心中有话藏不住。他才不耐烦一本正经，煞有介事，言必中绳墨地为死人作广告哩。
    在他的记人散文中，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色和反映他的个性的，是他出于真情为朋友写的传记和一些怀念故人的短文。这些文章，脱去形式的■绊，打破时间和空间顺序的限制，突出地将人物不同时空的几个活动画面剪接在一起，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情，或者只是记录了人物的一言一行和某一个与作者接触的场面，表现作者对友人真挚的感情和深沉的怀念。
    《方山子传》即是一篇别具一格的人物传记。这篇文章不按一般传记文章依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其一生行事的写法，而采用倒叙，插叙，忽前忽后，错综交叉地记叙了传主不同时期的几个形象。在这里，客观的记叙受着主观思想感情表现的支配。苏轼在政治斗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被贬谪的途中见到老朋友，惊喜之情可以想见。于是，他百感交加，由眼前而过去，由过去而现在，文章的结构方式完全符合主观心理的运动过程。他胸中郁结着一股牢骚不平之气，对"阳狂垢污"的隐士增加了理解，因此对方山子的遭遇再三感叹并表示了自己的倾慕，使文章波澜起伏，跌宕有致，节奏鲜明，具有一唱三叹的感人力量。他既是在为别人作传，又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的块垒。
    《黎■子》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因一般选本都未选，且文不长，录在下边：
    吾故人黎镎，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
    喜之。然为人质木迟缓，刘贡父戏之为"黎■子"，以谓指
    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联骑出，闻市人有唱是果
    鬻之者，大笑，几落马。今吾谪海南，所居有此，霜实累累，
    然二君皆入鬼录。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复可见!刘固不泯于
    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这里吸引读者的，不是主人公的性格，而是作者对朋友的一片深情以及开朗豪爽的性格。听见果名，看见果实，皆联想到老朋友，可见情意之深；在远谪海外的艰难险阻中特别忆及昔日的"大笑，几落马"，显示出其心胸是多么开朗乐观，豪放任性!
    苏轼开朗的心胸，还表现在他的幽默里。他对生活中的喜剧因素有特殊的敏感，并以发掘这些因素为乐。《记刘原父语》、《养生难在去欲》、《录赵贫予语》、  《谢鲁元翰寄■肚饼》、《子瞻患赤眼》、《庞安常耳聋》、《措大吃饭》、  《题李■老》，《书杨朴事》、《记道人戏语》等，都是富有情趣的短文。这些文章不记人物的行事、家世，而通过人物的语言反映了他思想和性格的某一侧面。
    苏轼的记事文章，也有很强的抒情性。清人刘熙载云：  "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在苏文中，情理气识是密不可分的。他善于在叙事、描写、议论中抒发情感，使文章表显出鲜活的生气。
    《喜雨亭记》寓情于议论、叙事之中，表现久早得雨、与民同乐的感情。开头"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一段议论，即表现出一种喜悦的气氛。接着一段叙事，记造亭的经过及久早乃雨的情形。"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子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这一段记叙，画出了一幅万民同乐的生动图面。然后又是一段议论，说明如果不雨将带来的祸患，直接抒发了自己的喜悦。最后以一首歌结束全篇，将情感的浪潮推向高峰。
    《超然台记》则是在描写中抒发情感，寓情于景。文章描写在超然台上所见到的景色以及游玩之乐云。  "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远若近，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雨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日：乐哉游乎!"这一段文字，描写东南西北四望的景色，皆高远渺邈，而所触发的联想不是古代的隐士，便是古代的英雄人物，透露出一种矛盾复杂、感慨万端而并非超然的感情。
    苏轼的这类题记散文，往往是记叙亭台楼榭修筑经过的文字少，而议论、抒情的表现成分多，它又不象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样，在大量的自然景物描写之中来抒情，而喜欢将叙事、议论、描写、抒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类文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表现艺术观点的题书、题画文字。在抽象议论之中插进记事，描写，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表现了自己的个性。  《墨君堂记》盛赞了文同墨竹高超的艺术水平，并借题发挥，歌颂了竹子不畏严寒酷暑、雨雪风雹而永远保持自己青翠本色的高尚品质，实际上是歌颂了一种理想的高尚人格。屈原写了一篇《桔颂》，《墨君堂记》可以说是一篇《竹颂》。《文与可画■管谷偃竹记》先叙述了文同画竹的理论和技法，而后记叙了文同画竹的趣事和同自己的交往，表现了和文同亲密无问的感情。这篇文章以感情的真挚强烈、叙事的简洁活泼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堪称苏文中的优秀作品。
    唐代大诗人自居易说：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苏轼不同类型的散文，都渗透着强烈真挚的感情。将再现化为表现，将模拟化为抒情，将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变为主观心理运动的外在形式，使苏文具有一种迷人的浪漫色彩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散文的诗化，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
    三
    苏轼的文学散文不仅以浓郁的诗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以丰富深刻的哲理启迪人的思念。几乎所有的苏轼散文名篇，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蕴含着某种哲理。在这些文章中，情和理互相融合，互相渗透，说理议论中兼带着抒情，抒情中兼带着说理，二者水乳交融，构成一曲美妙的乐章。如《超然台记》开始的一大段文字：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
  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
    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
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
这段文字，从说理方面看，阐明了苏文旷达开朗、乐观向上的哲理基础。他认为追求欢乐是人生的目的和人类的共同愿望，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如果以追求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就不可能得到欢乐，而只能得到悲伤；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快乐的心境，就必须从物质条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超然物外，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去发现欢乐的因素。这种人生哲理，在苏轼散文中反复阐述。《前赤壁赋》中：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所表明的也是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这两段同样是很优美的抒情文，那种洋洋自得，开朗乐观的情感在行文的疾徐有致的节奏中和起伏跌宕的音调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苏轼散文中情与理融合的第二种形式是情理相生，互为前提。《前赤壁赋》开始即写景，由景而生情。良辰美景，使作者的欢乐达到了高潮："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情感的巨大动力推动了作者的联想，使他想到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于是产生了人生短暂，功业难成的思想，情感的流水突然逆转，产生悲哀。这是由情生理，又由理生情的过程。后来，作者又自宽自慰，讲了一通人生哲理，情感又转向欢乐。哲理又成为情感的前提。在有的文章中，情理相生的过程没有这么复杂，有的是先说理后抒情，有的是先写景抒情再说理。苏轼在徐州写的《放鹤亭记》可作为由情生理的例子。文章先写放鹤亭的自然环境和放鹤的天然乐趣，然后由鹤而产生联想，想到卫懿公好鹤丽亡国的故事，两相比较，发出了山林遁世之士与南面之君"其为乐未可以同日丽语也"的议论。《灵壁张氏园亭记》也属于这方面的例子。《超然台记》、《宝绘堂记》可以作为由理生情的例子。《超然台记》在阐明"游于物外"，  "无住而不乐"的思想基础上，表现了在密州及超然台追求欢乐、得到欢乐的心情。
    在苏文中，情和理融合的第三种方式是在情感和理性的矛盾运动中，理性制约和指导着情感产生定向运动，使之趋向于某一境界。我们说苏轼的情感是矛盾复杂的，具有两面性或多重性，欢乐和痛苦交织，希望和失望相随，在情感运动的方向上，就有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但"超然物外"、"寓意于物"、"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哲理总是制约着情感的流水指向开朗乐观、旷达超脱的典型情绪状态。《前赤壁赋》清晰地表现了这种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哲理和情感的矛盾运动，就使情感产生波澜和曲折，文章的艺术形式便产生一波三折、摇曳生姿的节奏和旋律美。
    我在这儿谈的苏文中诗情和哲理融合的三种方式只是相对的划分，事实上它们是密不可分的，往往是一篇文章中三者并存。为了作科学的分析，我们只得把它们从整体中孤立出来加以研究。
    四
    情感和思想都有低级和高级，肯定和否定，美与丑的区别。苏文中表现的情感和哲理，特别是典型性的情绪状态及其思想基础，应该作何评价呢?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苏轼开朗乐观、旷达超脱、游于物外的思想感情是对政治和人生的逃避，消极的意义大于积极的意义，该批判扬弃的成分多而值得肯定借鉴的成分少。有的议论甚至说，苏轼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深刻而沉重的人生空漠之感，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因为这不符合苏轼的实际，不符合苏轼诗文给人们的实际感受。别人的感受怎样，不能强求一律。就我自己来说，阅读苏文，不是使我的心情趋向抑郁悲伤、沉闷无聊，而是更加开朗乐观。从古人大量的评论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欣赏的也正是苏轼豁达的心胸和"无往而不乐锣的向上情感。现代喜欢苏轼的人不少，大概人们不是为了从中寻找悲观厌世、否定人生的颓废思想吧。张志新在监狱中反复背诵苏轼"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诗句，似乎也不是要从中咀嚼出对整个人生的怀疑和厌倦。
    不错，苏轼对政治有厌倦和逃避的一面，特别是在受到残酷的打击后，这种思想倾向更强烈。但苏轼对政治也有热衷的一面，他理想极高，抱负极大，也有一定的政治才能。终其一生，他都并未彻底厌倦逃避政治。他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灵壁张氏园亭记》)
    至于对待人生，苏轼意识到生命短促，经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深沉喟叹，但他并未因此而厌倦，否定人生。相反，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自然始终是他人生观的主流。
    如前所述，他在《超然台记》中认为，人的普遍愿望或人的本性(人之情)是追求人生的欢乐。他遇到了两个矛盾，一是自然的无穷和人生短促的矛盾。由于生命短促(人生如梦)，功业难成，容易产生悲观厌世的思想情感。他解决这个矛盾的思想逻辑是，人与自然都有变和不变的两个方面，从变化的一面看，人和自然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从不变的一面看，则自然万物和人都是没有穷尽的，所以用不着羡慕自然界的无穷而哀叹生命的短促。这种思想虽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和水，月这类自然物比较起来，毕竟是短暂的。但不管怎样，这种思想能使他摆脱悲伤而走向欢乐，这就够了。他的目的就是追求内心的欢乐和平静。此外，还有一个矛盾，就是物质条件和人的欲望、需求之闾的矛盾。苏轼主张要认识和摆正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是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的，物是产生快乐的基础，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物质享受必定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一味追求物质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愿望，那么永远得不到满足，内心经常处于利害得失的矛盾冲突状态之中，则欢乐少而悲哀多。这就颠倒了人与物之间的主从关系，人反而成了物质的奴隶，违背了自己追求欢乐的本性。要怎样才能经常保持内心的欢乐呢?那就要不计较物质条件：  "■糟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要善于在困难恶劣的环境中，发现愉悦情性的欢乐因素，邀种因素普遍存在：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大自然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欢乐的源泉，只要善于欣赏就行了：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丽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轼蟹决了自然无穷和人生短促、欲望无穷和物质有尽的矛盾，于是便"无往而不乐"。他善于捕捉和描绘大自然美丽的容颜，从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他"善于处穷"，在困难的物质条件和险恶的政治处境中，能维持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欢乐；他心地善良，待人宽厚诚恳，对自己的兄弟、妻子怀着深厚的感情，对朋友善始善终，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园乞儿，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很有一些人道主义者的味道。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到处得到欢乐和满足，到处能发现生活中的幽默和风趣。提起苏东坡，大家都感到他可亲，可爱。很难设想，一个悲观厌世主义者，一个对生活失去兴趣的人，会那么孜孜不倦地描绘自然美，会那么真挚动人地歌唱爱情、友情，会那么善良而对人毫无恶意，会那么不知疲倦地到处办好事。
    现在，经常为人生短暂而悲哀，象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到处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人大概不多了，但一味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刺激的人恐怕还不少。只要人类还没有完全从物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只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异化现象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革命者和先进人物还可能暂时遭受挫折和打击，人们都可能从苏轼作品中受到某种教益。正如我们的陈老总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东坡胸次广"，读苏轼的作品，使人心胸开阔，更加觉得生活中充满乐趣。
    苏轼散文中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情感状态及其哲理基础，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向上的、积极的、肯定性的思想感情。任何夸大其消极方面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审美的角度说，苏文中诗情和哲理给人以美的享受。苏轼不愧是大手笔，他巧妙地处理了情感和哲理这一对矛盾因素，使它们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增加了作品感人的艺术力量。情感给哲理灌注了生气，使它披上了绿装，变得可亲可近；哲理使情感更加深沉，更有力度，更有耐人寻味的魅力。苏轼文学散文，是诗情与哲理的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