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透水砖配方:抗日根据地2

抗日根据地               指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建立的反抗日本占领军的统治而建立的根据地。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交界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也称陕甘宁边区。它的基础是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南起义和旬邑起义失败后，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到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陕甘红军会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极大地巩固了革命根据地。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名改制。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国民政府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肤施、甘泉、鄜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此外，宁夏的花马池，陕西的神府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均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它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长900里，东西宽800里，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林伯渠说：“因为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邻山西，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加上陕甘宁边区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使党中央有条件集中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对抗日战争具有重大影响的洛川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中央军委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中共中央的许多决策和重大方针政策都是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试行，以取得经验，然后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推广。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集全党智慧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战略、策略，科学地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因此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的圣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上)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华北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承德以南广大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华北抗日前线。9月25日，首战平型关，歼敌近千人，取得了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胜利。10月，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一部及军政干部共约3000余人，在政委聂荣臻率领下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收复敌占城镇，很快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路之间的晋察冀边区形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11月下旬，日军调集2万余人分八路对根据地进行围攻。八路军采取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敌的作战方针，歼敌1000余人，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了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到30多个县。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寺庙的和尚、喇嘛等140余人，代表着边区30余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颁布实施的各项政策法令，稳定了社会秩序，根本改变了国民党军队败退和政权垮台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使敌后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冀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迅速发展。1937年10月，共产党员吕正操率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在河北晋县誓师抗日，部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1938年4月，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配合，粉碎了日军对冀中的第一次“扫荡”，奠定了扩大和巩固冀中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基础。同年5月，冀中省委成立，黄敬为书记。同时，人民自卫军与河北省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军分区。同时成立冀中区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冀中区政治主任公署，吕正操任主任。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已注意到冀东战略地位的重要。1938年2月，毛泽东指示：红军可出动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随后，晋察冀军区派第一军分区邓华支队向北平以西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5月，晋西北的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6月，第四纵队向冀东挺进，策应、配合了冀东20余县20余万人的武装起义，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成立，彭真任书记。不久，彭真奉调延安，由聂荣臻任书记。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全面领导边区的党、政、军和群众工作。

　　到1938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辖70余县，拥有居民1200万，武装力量约10万。晋察冀分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军区统一领导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个地区、各方面的工作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引起了日军极大的恐慌。1938年11月和12月，日军对冀中区进行两次围攻。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一二0师主力，于12月下旬开赴冀中，并于次年4月在河间县齐会村战斗中歼灭日军700余人，取得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随后，一二0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相继在繁峙、易县、灵寿、阜平、涞源等地打败日伪军的进攻和“扫荡”，取得上、下细腰和陈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冀中、北岳根据地。1940年，晋察冀军区各部参加了百团大战，重创日伪军，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壮大为晋察冀、冀中、冀热察三个战略区，成为拥有1500余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1941年起，日军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在华北采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日军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根据地进入艰苦困难的时期。

　　面对艰难困苦的局面，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同时，抗日根据地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方法，采取“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把敌人挤出去”等军事斗争方针，广泛运用地雷战、麻雀战、地道战、武工队等游击战方式，深入敌后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经过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到1943年，北岳区粉碎了日军4万余人的大“扫荡”，冀中区抗日游击根据地重新建立，冀东区开辟了察北、热南及辽西的大片新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实行攻势作战，共作战4400余次，毙伤敌2.29万余人，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反正2.22万余人，拔除敌据点、碉堡1600多个，解放人口758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

　　同年9月，为了便于指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军区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冀晋、冀中、冀察和冀热辽四个二级军区，并以各区部队为基础组织了新的野战部队。

　　1945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军发起大规模夏季攻势，先后发动察南战役、雁北攻势、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热辽战役，消灭日、伪军2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8月，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等城，一部进攻太原，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唐山、秦皇岛等，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攻占城市70余座，解放了西迄同蒲铁路，东到渤海、锦州，南临正太路、石德路，北至多伦、赤峰的广大地区，使晋察冀根据地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联成一片。   

晋绥抗日根据地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19个重要解放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下旬，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等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挺进抗日前线，进入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一二〇师在给敌人沉重打击的同时，会同当地党的组织和民众抗日武装，广泛发动武装群众，开展兵民结合的武装斗争。不久，续范亭等率领的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或“战动总会”)和山西新军部队1万余人也进入晋西北地区。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及牺盟会、动委会的配合下，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武装自卫队和工、农、青、妇等抗日救亡团体，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月，一二〇师即由出师时的8200人增至2.5万人。晋西北各县都建立了1000至2000人的抗日自卫军或游击队。

　　1938年2月起，一二〇师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忻县间的公路展开破袭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日军调集万余人兵力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妄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与日军激战20余天，歼敌1500余人，收复被日军侵占的7座县城，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7月，一二〇师派出由李井泉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从五寨进入雁北地区，8月，向绥远挺进。9月初，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杨植霖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合。9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留一部在绥中活动，主力进到武川、百灵庙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2月，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构成晋绥抗日根据地。

　　党领导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同广大汉、蒙、回等各族人民一起，团结战斗，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同时坚决反击阎锡山发动的反共事变，使晋西北成为中共统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地区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由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晋西北军区，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1942年5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3个地区的党政军民各项工作。8月，晋绥分局成立。晋西北军区亦改为晋绥军区。

　　从1944年开始，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晋西北区军民在春季、秋季攻势中先后进攻静乐、交城、忻县等地区的日、伪军，开辟了大片新的游击根据地，毙伤敌900余人，俘敌1000余人，收复土地770余平方公里。1944年，共解放村庄3100多个，解放人口40余万。同时，大青山解放区军民也积极开展游击战，绥西、绥南区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

　　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继续进行对日寇展开攻势作战。在春季攻势中，晋绥部队对离(石)岚(县)公路、五(寨)三(岔)公路沿线敌据点发起攻势。在夏季攻势中，晋绥军民从6月19日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并对公路沿线的日军展开进攻，基本上把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几条公路线附近。

　　1945年8月，中国军民展开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8月11日，晋绥军区向附近日、伪军发出限令投降的最后通牒。晋绥部队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8月15日至19日，先后攻克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以南的晋源县城，对太原形成包围。9月下旬，晋西北全境解放。此外，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晋绥根据地的吕正操、林枫等率一批部队和干部进军东北，开始了新的征程。

　　八年抗战中，一二〇师和晋绥军区部队共作战10114次，毙伤日伪军100740人，俘虏日伪军18389人。晋绥根据地民兵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18718次，毙伤日伪军7733人，俘虏日伪军1876人。我军指战员牺牲13700余人，伤3万余人。

　　晋绥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在黄河以东，在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上给敌人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并确保了党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交通线。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地区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它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战略要地之一。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会后，在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领导下，除以主力阻击沿正太路西进之敌外，师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等率领工作团和部分武装，到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在中共地方组织及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配合下，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开展改造旧政权、减租减息等工作，很快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建立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1月，邓小平接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一二九师在辽县召开会议，就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工作进行部署。随后，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全面展开。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日军为维护后方交通，巩固占领区，调集大批军队围攻根据地。1937年12月，第一二九师在寿阳、昔阳地区打退日伪军六路围攻。1938年3月，一二九师在徐向前领导下，取得神头岭和响堂铺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共歼敌1500余人。4月初，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密切配合，粉碎了日军调集3万余人向晋东南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日伪军逐出晋东南，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938年4月，晋冀豫军区成立，倪志亮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同月下旬，第一二九师派部队进入冀南等平原地区。8月，冀南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杨秀峰任主任。至此，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9年1月，日、伪军3万余人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依靠广大群众在广阔的平原上展开游击战争。至3月，八路军共进行较大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同年底，第一二九师发起邯(郸)长(治)战役，毙敌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打破敌人的分割企图，使太南、太北两区连成一片。

　　1940年4月，第一二九师进行整编，撤销晋冀豫军区，成立太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王新亭)。8月，晋冀豫边区最高政权机关――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杨秀峰任主任。办事处发布施政纲领，开展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至此，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到北接晋察冀边区，东北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南至黄河的广大地区。

　　1941年7月，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杨秀峰任主席，副主席为薄一波、戎伍胜。参议会议议长为申伯纯。1942年9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领导整个根据地党的工作。

　　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发起攻势作战，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敌3.49万余人，争取敌军反正、投诚3200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失地6万多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1945年8月13日，晋冀鲁豫地区部队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为了加强晋冀鲁豫地区的统一领导，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创建了一个东至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至石德路、滏阳河，南跨陇海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7年底至1938年春，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下，华北重镇太原、济南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地方政权瓦解，使平汉、津浦、陇海、石德四大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真空地带。河北省委和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为创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春，直南、豫北、鲁西南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游击队，初步打开了冀鲁豫根据地的局面。同年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部队进入鲁西南地区，推动了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1939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等率部分兵力，从晋东南进到濮阳、内黄、滑县一带，和地方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开展游击战争，连续取得反日伪军“扫荡”的胜利。到年底，部队扩大到7000余人。1940年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在黄克诚率领下，由太行山区东进到冀鲁豫边区，同冀鲁豫支队会师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兼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鲁西军区，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不久，黄克诚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由冀鲁豫南下，加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冀鲁豫根据地向南发展到陇海路，西面、北面接连晋冀豫根据地，东面与山东根据地相邻。1941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至此，包括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冀鲁豫根据地处在极端困难时期。根据地军民执行精兵简政、主力部队地方化、敌进我进等方针，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度过了严重困难局面。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冀鲁豫区与鲁西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和行署。新的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行署主任晁哲甫，新的冀鲁豫军区仍由2纵队兼任，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军区司令员崔田民，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为了统一冀鲁豫边区，加强对敌斗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湖西区及豫皖苏水东区划归冀鲁豫边区，黄敬任区党委书记。

　　1943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于七八月间先后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取得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

　　1944年，冀鲁豫军民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50余处，恢复昆(山)张(秋)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的局面；随即收复鱼台、单县、丰县、沛县间地区，恢复了微山湖中心区，并向郓城、菏泽等地攻击，使鲁西各小根据地连成一片。5月，冀鲁豫区与冀南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和新的冀鲁豫军区，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任政委。同年7月，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恢复黄河以东的水东根据地，开辟水西根据地，在14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豫东根据地。

　　1945年春、夏季，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起，对日、伪军展开了反攻作战，扩大了解放区。8月，晋冀鲁豫地区部队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20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在新的军区统一指挥下，各地反攻作战密切配合、协调一致，一部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等地，一部配合山东解放区部队进攻济南，解放了全区大部分城镇。此时，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

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共山东省委在书记黎玉等的领导下，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3月，山东先后有鲁北、鲁西北、胶东、鲁东、鲁中、泰西等十几个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为创建山东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山东省委还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派遣大批党员干部、民先队队员和爱国青年到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部工作，帮助建立了一支约6万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鲁西北30多个县的抗战局面。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要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基地和联系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枢纽。1938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郭洪涛为山东省委书记。7月，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仍为书记。同时，中央决定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到山东，加强这一地区的游击队，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1938年6、7月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和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向冀鲁边挺进，同当地的抗日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9月，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率第三四三旅的百余名干部到达冀鲁边的乐陵，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萧华任书记。同时将该地区党领导的各种武装力量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1938年底，开辟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包括沧县、盐山、庆云、东光、南皮等县的平原游击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山东各地武装起义部队的统一领导，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共2.5万人，成为在战略上有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改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至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奉命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到达鲁西地区，取得樊坝战斗的胜利。5月，部队东进泰西，在陆房战斗中粉碎了日军的合围“扫荡”。1940年春，第六八六团等部在鲁南山区的白彦镇粉碎了日、伪军的三次进攻，毙伤敌800余人。此后，他们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多次打退日、伪军的“扫荡”及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在山东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苏北的部队。1940年7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随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形成。年底，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扩大到13万余人，建立和发展了冀鲁边、湖西、鲁西、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根据地和华中根据地连接起来。

　　1941年和1942年，日、伪军对山东根据地进行了万人以上“扫荡”9次以上，千人以上“扫荡”70余次。面对严重困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一面坚持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一面加强根据地建设，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和整党整军运动，逐步恢复和巩固了根据地。1943年3月，新的山东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1943年9月，根据地军民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区间的联系。年底，清河区与鲁南区收复了被“蚕食”地区，基本上改变了被敌分割、封锁的局面。

　　1944年，山东根据地军民发动攻势，进行较大战役15次，歼日、伪军6万人，攻克县城9座，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

　　1945年春、夏，山东根据地军民发动攻势作战，扩大了解放区。8月，山东军区部署全面反攻任务，编成山东野战兵，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抗日战争胜利时，山东省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广大地区，除铁路沿线和一些城市外，全部获得解放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创建的19个重要解放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运昌到冀东，与中共京东特委负责人胡锡奎等配合，开办游击战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组建抗日游击队，在迁安、遵化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初，晋察冀军区按照中央要求派出邓华支队向北平以西地区发展，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也转调平西，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并从平西向冀东挺进。7月，在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下，包括开滦煤矿工人在内的冀东人民举行抗日武装大起义，组建冀东抗日联军。八路军第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会合后，10月，冀东抗联在西撤平西整训途中遭日伪军重兵围攻，受重大挫折，李运昌率领2000余人突围返回丰润、滦县、迁安等地，与原留守部队一起，继续坚持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他们依靠群众，艰苦奋战，顽强抗击了日伪军的连续“扫荡”、“清乡”，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度过最困难时期，为开辟冀热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会同晋察冀军区，组建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和肖克任司令员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任务是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冀东军民向北宁路沿线各地日伪军据点展开全线出击，使冀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日伪军为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治安强化运动”，以重兵实行“治安肃正”，反复“扫荡”，推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和所谓“绝缘地带”，妄图阻止八路军和抗日武装的发展。1941年1月下旬，日军在“扫荡”丰润县潘家峪时，残酷屠杀村民123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8月，日伪军4.6万余兵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区“清剿”。冀东军民利用群众条件好，群众武装多等有利条件，对日伪军作战20余次，先后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逼退敌据点20余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得到发展壮大，军民士气大大提高。随后，在反日伪军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作战7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4900余人，俘伪军991人。其中，击毙日军田蒲少将、伪治安军总署顾问高宇麻大佐、绿川中治大佐、制造潘家峪惨案的佐佐木大佐等日军2000余人。

　　到1943年夏，冀东抗日根据地人口达到363万，地域扩展到长城以北、热河边境地区。7月，中共晋察冀边区第十三(冀东)地委改建为中共冀热边特别委员会，同时建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热边特别区行署、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由李运昌任特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44年9月以后，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已经发展到南抵渤海，北达朝阳、赤峰，西临潮河，东到辽宁西部的广大地区。

　　1943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战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要求，冀热边特委领导冀东军民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和反攻作战，使冀热边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到1944年底，东至山海关和秦皇岛，西抵平津近郊，南达唐山周围，抗日县政权发展到25个，辖10800个行政村、559万人口、主力部队发展到近2万余人、民兵28万。1945年1月，中共冀热辽区委员会、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热辽行署、冀热辽军区成立。从5月开始，冀热辽军区奉命以主力向外线出击，解放锦承路以南广大地区，扩大了解放区，直通北平和天津近郊区，并相机深入锦承路北开辟热河、辽西地区。到7月，冀热辽区的抗日县政权发展到31个，武装部队发展到3万余人，为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总司令向我抗日军民连续发布七道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晋察冀军区的部署，派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1.3万余人出关，分三路挺进东北。留在冀东的部队，继续猛烈地向日伪军作战，解放了冀东除铁路线外的18座县城，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把冀中同平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成为收复东北的前进基地，又为以后部队进军东北开辟出通道。 华中抗日根据地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区域主要包括江苏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从1938年4月开始，新四军各支队相继挺进华中各个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1938年4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战略方针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还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统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南地区党的工作。

向南巩固

　　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新四军军部，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定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和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决定执行向南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同时建议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华中。

敌后任务

　　1939年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展开的任务。5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到庐江东汤池，组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随后，江北指挥部前委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整编，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第四支队在皖东津浦路西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根据地。第五支队在津浦路东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1938年3月，由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东进后，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以确山竹沟镇为开展河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武汉失守后，豫南特委以竹沟留守处分队与信阳、泌阳等地游击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12月进入四望山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冬，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率一部分干部由延安赴豫鄂边，领导当地游击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6月，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会合，将部队统一编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11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将豫南、鄂东、鄂中地区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挺进支队。1940年1月，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下辖5个团队、3个总队，进入大、小悟山地区。1940年底，鄂豫边区扩大到十几个县的范围，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的游击兵团，建立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开辟苏皖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之后，由叶飞、管文蔚领导的挺进纵队和由陶勇领导的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向江苏仪征、扬州、天长、六合、泰州地区发展，并控制了扬州、大桥一带长江渡口，开辟了苏皖抗日根据地。

奠定基础

　　不久，苏皖支队与皖东根据地的第五支队打通了联系。1940年6月，江南指挥部渡江后，改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7月，苏北指挥部挥戈东进，占领泰兴的黄桥、蒋垛、古溪等地。随后转兵南进，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挺进到以黄桥为中心的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9月底，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纠集3万余人，分路南下，10月4日进犯黄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等领导下，坚持自卫立场，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韩德勤反共投降阴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采取诱敌深入、断其归路、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此役新四军歼灭韩德勤主力1.1万余人，为发展苏北奠定了基础。 　　在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后，坚持苏南斗争的新四军一部，于1940年7月，在茅山地区重新组织了江南指挥部，坚持茅山抗日阵地。为加强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和统一党政军领导，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于1940年5月进入该区。6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坚持苏南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春，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由河南鹿邑地区东进，进入商丘、亳州、永城地区。5月又进军淮河以北。年底，游击支队发展到9个团，1.2万余人，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1940年2月，第六支队进入商丘、亳州、睢宁、夏邑、砀山游击区，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6月，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第三四四旅(欠第六八七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辖3个旅9个团，共1.7万余人，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留在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任务。 　　1939年5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主力越过陇海路，进入安徽萧县，河南永城、夏邑地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进入皖东北泗县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一部会合，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不久，张爱萍率中共豫皖省委进入皖东北，设立八路军、新四军联络机构，加强皖东北的斗争力量。1940年5月，韩德勤向苏皖边的金锁镇、界头集等地进犯。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一团等部进行自卫反击，经过13天战斗，将韩德勤顽军逐回泗阳、宿迁县境。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新四军东进苏北开创了新的前进阵地。

壮大

　　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5个团1.2万余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到达豫东北永城南新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这支部队的南下，为发展华中抗战增加了突击力量。6月底，以八路军新二旅及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3个支队9个团，近2万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苏北任务。8月东渡运河，进入沭阳、淮阴、宿迁、东海地区，建立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部在东台以北白驹镇胜利会师。11月，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至1940年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 

苏北抗日根据地 

       苏北抗日根据地，包括淮(阴)海(州)、盐(城)阜(宁)两个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它是联结华北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的重要枢纽，是华中敌后抗战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地方组织在淮海、盐阜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原局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建议中央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同北上的江南新四军，支援江北新四军，大力发展苏北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江南陈毅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5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要求东南局，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抗日政权。6月，苏南新四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7月中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下辖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

　　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共1.2万余人，由冀鲁豫根据地南下，配合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6月下旬，黄克诚率部在皖北涡阳县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7、8月间，八路军第二纵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1939年5月南下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10月进入皖东北根据地的原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两个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留在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配合已经渡过长江北上的陈毅、粟裕所部，东进淮海，开辟苏北根据地。10月10日，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部北上进抵东台，两军的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胜利会师，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八路军和新四军联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1月17日，为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这标志着华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核心的形成。随后，华中总指挥部迁到盐城，盐阜地区成为华中抗战指挥机关所在地。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保卫和建设淮海、盐阜两块抗日根据地。随后成立了中共盐阜区党委、盐阜军区、中共淮海区党委、淮海军区和淮海、盐阜区行政公署。

　　1942年底，中共淮海、盐阜两区党委和军区合并，成立中共苏北区委、苏北军区和苏北行政公署，黄克诚任苏北区党委书记、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明任区党委副书记。根据地军民在苏北区委领导下，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多次粉碎日、伪军大规模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1944年，华中新四军向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苏北军民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和沿海攻势作战，攻克敌据点40余处，使淮海、盐阜连成一片。1945年8月，苏北抗日军民举行大反攻。9月攻克淮阴、淮安。10月，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决定发起盐城战役，11月攻克盐城。至此，苏北敌占区全部解放。

苏中抗日根据地 

    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苏省中部，包括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区，东临黄海，南至长江，与苏北、淮北、淮南、皖江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相连。皖南事变前统称苏北。1941年3月，苏中区党政领导机构成立，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始形成。

　　1939年初，进入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贯彻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1月，新四军第一支队所属丹阳游击纵队一部渡长江北上，在嘶马、大桥、吴家桥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着手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向北挺进扬中，歼灭伪军一个团的大部，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沿江地区；同时，主动与驻泰州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以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同时，派部队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40年7月，江南指挥部率所属部队北渡长江，挺进苏中。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下辖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随后，部队东进到泰兴、靖江、如皋一带，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至此，苏中根据地初具规模。部队分兵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苏北著名士绅韩国钧为代表的地方爱国人士同共产党合作。

　　同年8月，(南)通如(皋)靖(江)泰(兴)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管文蔚任主任。11月，黄桥决战胜利后，在海安召开苏北临时参议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选举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制定团结抗战纲领。之后，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其中，苏中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3月，苏北区党委改称苏中区党委，书记刘炎，副书记陈丕显。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改为苏中行政委员会，主任管文蔚。不久，苏中军区成立，粟裕兼军区司令员，刘炎兼政治委员，苏中抗日根据地形成。

　　1941年1月，正当皖南事变发生时，日、伪军3000余人攻占黄桥，对苏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2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新四军一师主力在反“扫荡”的同时，发起讨李战役，攻克泰州，俘敌3000余人。随后，部队按指令转入农村，坚持游击战争。7月，日、伪军2万余人分路合击苏北盐阜地区。为保卫盐城新四军军部，苏中根据地军民配合盐阜区发动攻势，连克黄桥等10余个重要据点，使日、伪军顾此失彼，被迫南返。8月，日、伪军万余人对苏中进行报复性大“扫荡”。新四军一师主力与地方武装在群众协助下，作战20余次，给日、伪军以重大杀伤，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为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加强党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的领导，1942年底，苏中区撤销各级军政委员会，建立各级党委，粟裕、陈丕显分任苏中区党委正、副书记。根据地军民在中共苏中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冬防、冬学、冬耕”的“三冬运动”，扩建抗日武装力量，挫败了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和“清乡”，巩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4年一二月间，苏中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动攻势，相继攻克大官庄等敌据点17处。3月初，新四军对敌驻兵和贮存物资的重镇车桥发起进攻，取得完全胜利，并歼灭日、伪援军一部，趁势解放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使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各抗日根据地连结起来。

　　1944年底，粟裕奉命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苏浙皖边区，叶飞继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4月，叶飞率部南下，陈丕显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苏中军区政治委员，管文蔚任军区司令员。抗战胜利时，苏中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东到黄海，西临京杭大运河，北到兴化、东台一线，南至长江，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苏浙皖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粟裕、陈毅、张鼎丞先后率新四军先遣支队、第一、第二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截击日军汽车队，歼灭一部分日军，取得新四军在江南首战的胜利。接着，苏南新四军在袭击新丰车站、永安桥、句容城等战斗中，都取得歼灭一部分日、伪军的胜利。8月下旬，打破日军4000余人对小丹阳地区的“扫荡”。随后，第一、第二支队连续粉碎敌人多次“扫荡”，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到12月底，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谭震林率领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以后，进入皖南敌后，在东起芜湖、宣城，西到铜陵、青阳的沿江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在苏南、皖南的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友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稳定了苏南沦陷区的局势，振奋了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1939年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根据日军占领东南地区的情况，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日、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周恩来还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战略方针，为苏浙皖抗日根据地指明了发展方向。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大部从苏南北渡长江，投入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新四军主力北渡后，苏南地区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中共苏皖区委确定了巩固现有阵地、发展武装、组织力量的总任务。7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作了调整，罗忠毅任司令、廖海涛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茅山地区的军事斗争。同时成立苏南军政委员会，邓振询为书记。到11月，第二支队领导的武装从2000人增加到4600多人，在巩固原有阵地的同时，还发展长荡湖、滆湖、太湖和澄武锡地区。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反共逆流采取坚决回击的方针。1941年2月上旬，新的江南指挥部成立，谭震林任指挥，统一指挥苏南新四军。随后，苏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罗忠毅任参谋长，第六师转战于太滆、溧阳一带，不断袭击日伪军，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势，稳定了苏皖地区的局面，恢复了原有阵地。同年5月，中共江南区委员会成立，谭震林、邓振询为正副书记。

　　1942年初，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苏南党和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切方法坚持苏南的斗争与阵地，在组织上适当隐蔽。江南区党委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及任务作了相应调整。5月，江南区党委改为苏皖区党委，主要领导京沪铁路以南、太湖以西的茅山地区，江渭清、邓振询分任正副书记。苏皖区委领导各地党组织，采取“保存有生力量，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组织隐蔽精干，改变斗争方式，积极开展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到1942年底，苏南新四军主力增加5600余人。

　　1944年底，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一部及地方干部渡江从苏中南下苏浙皖边地区。1945年初，苏浙军区成立，统一领导苏南、浙西、浙东地区的对敌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粟裕任司令。4月，一师副师长叶飞率3个团南下，南进部队积极打击沿途的日伪军，粉碎安吉、梅溪等地日伪的扫荡，控制了武康、德清等县城，开辟了莫干山地区。苏浙军区部队连续进行了三次反顽自卫战斗，巩固和发展了苏浙皖根据地，扩大了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1945年8月，苏南、浙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苏浙区党委，粟裕、金明分任正副书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苏浙皖根据地军民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了猛烈进攻，相继解放了长兴、溧阳、溧水、金坛等10余座县城，攻克中小据点100多处，收缴大批武器装备。至此，根据地已扩展到苏南全境和浙江、安徽的一部分，面积25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600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6万多人。 

淮北抗日根据地  

    淮北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由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3块根据地组成。它处于日寇占据的徐州、蚌埠、淮阴三大军事重镇之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8年9月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河南省委，应将武装斗争的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豫皖苏鲁边区的新局面。9月30日，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370余人，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出发挺进豫东。10月11日在西华县杜岗同吴芝圃、萧望东率领的两支游击队会合，编成三个大队，共1000余人。10月下旬，部队东渡黄泛区向豫东敌后挺进，初步打开了豫东的抗战局面。1939年3月，成立了中共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副书记吴芝圃。

　　1939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抵达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涡北新兴集，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放手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对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工作作了布置。随后，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政权——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成立，吴芝圃任主任。到1939年11月，部队已发展到1.2万余人，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事变后，彭雪枫部奉命改建制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在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一部在津浦路东地区开展了创建皖东北和邳睢铜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10月，共产党员江上清等受组织派遣，随国民党安徽省第六区专员兼皖六区保安司令盛子瑾前往皖东北地区，在皖六区军政部门任职，并秘密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1939年6月成立中共苏皖边区委员会，书记金明，统一领导苏皖边区党的工作，下辖皖东北和邳睢铜等4个地委。此后，八路军胡炳云大队、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江华所率陇海南进支队以及彭雪枫派张太生率1个主力团和120名党政干部先后进入皖东北地区作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皖东北地区达6000余人，成为该地区抗日的中坚力量。到1940年9月，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1941年6月，新四军三师九旅一部北上，进入邳睢铜地区作战，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建立了县委和县政权，并建立了邳睢铜灵四县联防办事处。邳睢铜地区成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8月，华中局决定：成立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刘瑞龙为主任；成立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委员会，刘子久为书记；成立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统一领导淮北苏皖边区党政军工作。这标志着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

　　1942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指示，淮北区委重新改组，邓子恢为书记。同时，取消淮北军政党委员会，全边区党政军民工作统一于区党委的领导。由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彭雪枫兼司令员，邓子恢兼政委。

　　1942年11月，日、伪军出动7000余人，分五路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第四师主力部队浴血奋战，经过朱家岗、马公店、关帝庙等37次战斗，攻克青阳、马公店等日伪据点，共歼敌700余人，至12月中旬，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淮北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日军展开局部反攻的指示，从1944年3月起，在全边区范围内向日伪军发动了春季攻势，作战60余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取得了春季攻势的胜利。7月，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第四师进军津浦路西地区，8月，彭雪枫、张震、吴芝圃率第四师主力一部誓师西征。在9月河南夏邑县八里庄的战斗中，彭雪枫不幸牺牲。9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为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继续执行西进任务。到10月，西进部队基本上收复了原豫皖苏边区的失地。同时，淮北路东军民发起了睢宁战役，使睢宁县全境获得解放。1945年8月，淮北军民根据党中央关于必须占领交通线及其沿线城市的指示，向津浦铁路徐蚌段据点及各县城日、伪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先后解放了宿迁、泗阳、五河、灵璧、永城、萧县等县城。至此，除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仍为日、伪军占据外，淮北全境已获解放。

淮南抗日根据地

    淮南抗日根据地由原皖东抗日根据地演变而来，它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路纵贯其间。以津浦路为界，分路西、路东2个地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渡江北犯。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1938年3月8日，高敬亭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东进抗日。5月12日，第九团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设伏歼敌，首战告捷，揭开了新四军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9年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先后任副指挥。6月，江北指挥部对江北新四军进行整编，将第四支队扩编为四、五支队。经过2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开辟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巢县、无为地区开辟了敌后游击根据地，并打开了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的联系通道。1939年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到达皖东敌后――定远县藕塘镇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领导华中抗日斗争。不久，成立了以张劲夫为书记的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和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皖东路西省委。

　　1940年3月始，江北新四军在江南新四军的配合下，经过1个多月的奋战，取得了定远自卫反击战和半塔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粉碎国民党“剿办”皖东新四军的计划，并在路东、路西区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9月，江北新四军粉碎日、伪军1万余人对路东根据地的七路“扫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促进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下旬，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任副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四、五、六旅和路东、路西2个联防司令部。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将皖东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省委改为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由以郑位三为书记的皖东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从苏北移至二师师部所在地淮南盱眙县黄花塘，师部改驻来安县大刘营。从此，黄花塘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淮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各项工作也直接受军部和华中局指导。2月，华中局决定成立淮南苏皖边区党委，谭震林任书记，辖路东、路西两个地委；成立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方毅任主任，辖路东、路西两个专署；新四军二师兼淮南军区，罗炳辉任师长兼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兼政委，辖三、四、五旅和两个军分区。1943年，淮南根据地军民主动对日出击，夺回部分失地，成为扩大解放区的先锋。1944年11月，二师在路西粉碎日、伪军7000余人的大“扫荡”。1945年春，又击退日军山本旅团对路东的进攻，并先后取得路西占鸡岗、黄疃庙反顽战斗的胜利；8月，向津浦、淮南两路进击，先后从日军占领区收复来安、定远、盱眙、嘉山、六合、天长、仪征等县城，兵临南京城下，成功地争取了汪伪首都警卫三师钟健魂部3000余人起义。

　　抗战时期，淮南军民共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新四军二师也从最初东进时的一个3100多人的游击支队，发展为5万多人的正规部队。到1945年9月，淮南根据地共建立2个专员公署、1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人口约300万，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

皖江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李世农到皖中无为地区组建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团体，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皖中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1938年，日军逐步向华中腹地深入推进，皖中地区成为抗日前线。2月，红军第二十八军和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随后奉命东进，迅速在桐城、舒城、庐江、无为、巢县等地区展开。5月12日，第四支队一部在巢湖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取得江北新四军的首战胜利。第四支队还在安(庆)合(肥)公路两侧频频出击，先后在铁铺岭、棋盘岭、范家岗等多次伏击敌人，击毁日军车百余辆，歼敌数百名。

　　为了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指导，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皖中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的任务。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由皖南北上，在皖中庐江县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

　　1940年3月，国民党桂系军队及地方部队在皖中地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严重破坏了皖中地区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除一部分武装坚持在含山、和县、全椒及巢县等地活动外，舒无地委及党政机构随同部队撤至皖东地区。7月17日，日军再次占领无为县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9月，江北游击纵队(随后改番号为无为抗日游击纵队)返回巢无地区，恢复皖中地区的抗日形势，并相继建立了区、乡民主政府，皖中地区初步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的雏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皖中各部队奉命组成新四军第七师(5月1日正式成立)，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任政委，并成立了以曾希圣为书记的第七师军政委员会，形成了全地区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曾希圣等率党政军机关迁入巢南山区，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日伪军对无为东乡的“扫荡”。

　　到1942年春，第七师相继开辟铜陵、繁昌地区，含山、和县地区，桐城、怀宁、潜山地区，望江、太湖、宿松等地区，创建了皖中、皖南游击根据地，打通了与第六师、第二师的战略联系。1942年4月27日，为统一领导皖中地区的斗争，中共皖鄂赣边区委员会在无为恍城成立，何伟、曾希圣先后任书记。随后，召开了皖中参议会，选举了知名爱国人士金稚石为议长(后李步新兼议长)；成立皖中行政公署，吕惠生为行署主任。皖江地区开始有了统一的行政机构。

　　1943年是皖江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伪频繁地向皖江各地“清乡”“扫荡”，国民党军队也不断向皖江地区发起进攻。仅1943年一年，第七师部队与日伪军作战就达189次。根据地军民经受了严酷斗争的考验，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反扫荡和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同时各项建设日益完善，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不断发展。

　　卓有成效的财政经济工作是皖江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1943年6月，成立大江银行，并发行了大江币，控制了皖江地区的金融市场。根据地还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加强商业税、农业税和货物过境税的征收，使经济收入不断增加。此外，根据地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事业。在行署主任吕惠生领导下，皖江抗日根据地内最大的水利工程――无为黄丝滩大堤于1943年12月1日动工修建，次年5月3日竣工，彻底根除了严重威胁皖中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水患，对保障皖江地区的农业丰收起了重要作用。皖江根据地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不仅保证了第七师和皖江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还上缴新四军军部，支援兄弟地区。

　　1945年3月，皖中区党委改称皖江区党委，皖中行署改称皖江行署，自此，皖中抗日根据地即称皖江抗日根据地。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七师展开大反攻，解放了无为、巢县、芜湖等地日伪军据点。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皖江抗日根据地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

浙东抗日根据地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皖南事变后由浦东南进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以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一大批干部，经过艰苦奋斗，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3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4个地区，总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

　　1941年2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明确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刘少奇、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开辟浙东的工作。江南区党委指示路南特委立即组织浦东工委的武装力量向浙东挺进。

　　1941年5月起，浦东工委领导的浦东淞沪五支队，伪军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中由共产党控制的一部分力量分批进入浙东三北敌后，成立三北办事处，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次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心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派出一批干部到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7月，成立浙东区党委，谭启龙任书记。8月，浙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何克希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同月，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统一整编了浙东部队，何克希任司令员。

　　1942年10月到12月，浙东抗日武装粉碎日军上千人对三北地区的“扫荡”，并取得第一次反顽斗争的胜利。1943年4月，粉碎了日、伪军2000余人的“清乡”。坚持了三北根据地，发展了浦东原有阵地，开辟了四明、会稽和金萧3块新根据地。至此，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1943年底，浙东抗日游击武装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943年冬和1944年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与地方武装配合，在四明地区粉碎了日军发动的千人以上的大“扫荡”。1944年6月7日拂晓，奇袭舟山岛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部，俘伪上校总队长卫文达和日军顾问吉永久寿秀少佐等。8月25日，海防大队一中队68人，在大鱼山岛与日、伪军500多人血战7小时，毙伤敌100余人。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6人突出重围外，40余名指战员壮烈殉国。三北军民的英勇奋战，遏制了日军的“蚕食”，为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1944年1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改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连柏生。浙东抗日根据地划分为4个行政区，辖14个县政权。

　　1944年9月，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12月底，新四军一师主力从苏中南下苏浙皖边。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浙东游击纵队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共1万余人。不久，浙西新四军主力在浙东部队的配合策应下，两渡富春江，打通了与浙东的联系。1945年1月，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召开，组成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谭启龙为议长，成立浙东行署，连柏生为主任。

　　1945年6月，浙东游击纵队歼灭伪军田岫山部。7月击溃国民党顽军10个团对四明山根据地的包围。讨田战役和浙东第三次反顽作战的胜利，使三北、四明、金萧这三块根据地基本上联成一片。8月15日，浙东游击纵队开始对盘踞在浙东的日、伪军发起大反攻。不到半个月，浙东游击纵队在广大民兵配合下，除几个主要城市外，基本上消灭了继续顽抗的日、伪军，使浙东抗日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浙东纵队从建立到抗战胜利的几年中，经历大小战斗643次，攻克大小据点110个，毙伤俘日、伪军官兵9000余人。1945年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电示，命令浙东、浙西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全部撤离浙东。从9月30日起，浙东党政军1.5万余人先后渡杭州湾撤离浙东，浙东区党委随军北撤前留下少数干部坚持斗争。 

河南抗日根据地

    1944年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以9.7万余人向河南地区发起进攻。由于国民党军的大溃败，致使河南38座县城和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侵占。对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6月23日，刘少奇、陈毅电示新四军：“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要善于插入敌顽空隙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

　　开辟河南新区的工作从1944年夏秋季开始。7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恢复新黄河以东的水东根据地，开辟水西根据地，在14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豫东根据地。与此同时，以新四军第五师一部组成的豫南游击兵团也挺进豫中，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阳之间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东西长达70余公里、南北近百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8000余人。8月下旬，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从淮北区西进萧县、永城、宿县地区，打退日、伪军的进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在豫西，太行军区组成1700余人的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后改为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治委员，1944年9月南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粉碎了日、伪、顽军多次进攻，建立了嵩山、箕山两个专署和偃师、伊川、临汝、荥阳等8个县抗日民主政权。10月，太岳军区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进入陇海路新安至渑池之间的南北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解放了新安、渑池、洛宁、陕县等县大部地区，解放人口100余万，收编地方武装4000余人，打开了洛(阳)西抗日局面。

　　为了统一领导豫西人民的抗日斗争，1944年10月，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在延安成立，戴季英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指示他们：深入河南敌后，要以嵩山为依托，在三点两线(三点指郑州、洛阳、许昌，两线指平汉线、陇海线)之间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沟通陕北、华北与华中的战略联系，牵制日军西进，保卫大西北，保卫延安，发展抗战的大好形势。

　　同年12月底，中央党校100余名干部和晋绥军区第六支队一部，在河南区党委负责人率领下，从延安抵达新安地区，与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会合，加强了豫西地区的力量。

　　1945年2月，王树声、戴季英率领陕甘宁边区部队组成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进入豫西，召开部队和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辟豫西的工作指示。随后，将部队编为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一至六支队。在一至六支队的活动区域，成立了一至六地委和专署，及20多个县委、县政府。至此，河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各支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粉碎日、伪军的多次大“扫荡”，取得了北岳歼灭战、缑氏镇战斗、大冶镇奔袭战等战斗的胜利。抗战胜利时，部队已发展到2万余人。

　　开辟河南新区，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努力，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鄂豫皖抗日根据地

    鄂豫皖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武汉陷落后逐步开辟的，习惯上称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或鄂豫边区，也称豫鄂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豫皖边区。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攻占武汉后，中共地方组织即在鄂豫皖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39年1月，按照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的统一部署，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挺进鄂中。4月，与信阳挺进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鄂中游击支队。5月，游击支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上旬，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一部及竹沟来的干部50余人编入挺进团。1939年6月中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豫南及鄂中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部队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敌后，开展机动灵活的抗日游击战，取得朱堂店、新街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

　　1939年11月，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边区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以白兆山、大悟山为中心的豫鄂(也称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初步创立。1940年2月中旬，李先念率主力一部南渡汉水，先后进击侏儒山伪军汪步青部，歼其100余名，俘20余名，直叩武汉西大门，使武汉之敌戒严3天。6月，为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敌人，部队主力向西作战略展开，一举攻占京山坪坝，并三次击退日军反扑，保住了白兆山的南面门户。1940年9月1日，边区党委在京山县八字门召开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许子威任主任。在办事处的努力下，各地的民选政权相继建立。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2月，豫鄂挺进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整编后的五师指战员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大力向敌后发展。6月，开辟了直通武汉近郊的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12月至1942年2月，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主力转移的有利时机，以一部兵力南下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发起侏儒山战役，三战三捷，打退了日军的数次增援，俘虏伪军95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缴获一批兵工设备，解放了靠近武汉西郊的大片国土。

　　在积极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根据地加快了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1941年4月，鄂豫边区行政公署成立，许子威任主任。1942年3月召开了边区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豫鄂边区施政纲领》。

　　1942年，鄂豫边抗日军民战胜重重困难，部队除1个旅主力化外，其余均地方化，成立了5个军分区，发动群众，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扫荡”，“蚕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新建了鄂南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李先念兼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展了整风、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及部队整训，壮大了抗日力量，巩固了抗日政权。

　　1943年2月，为配合鄂西正面战场作战，牵制并打击日寇，主力部队挺进襄南，开展河湖港汊地带的游击战争，建立起以老苏区洪湖为中心的襄南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又挺进洞庭湖滨和桃花山地区，开辟了湘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恢复和发展襄西抗日根据地，并开辟了江(陵)枝(江)当(阳)抗日根据地。在各根据地开辟过程中，新四军第五师、地方部队和民兵，创造了“面敌背顽以对敌和面顽背敌以对顽”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日、伪军上千次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军数百次的磨擦进攻。截至1943年冬，边区主力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近4万人，控制范围扩大到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游击区37个县)，人口达1020余万(基本区400余万，游击区600余万)，从四面形成了对盘踞武汉之敌的包围态势。

　　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委改称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委，并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到湖南洞庭湖的广大地区，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

湘鄂抗日根据地

   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后，中共鄂南特委成立，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鄂南抗日游击区。1942年，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攻鄂南根据地，部队除留一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撤退鄂中，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极端困难中坚持了抗日阵地。

　　1944年日军打通平汉线后，集中36万余人实施湘桂作战。国民党军接连失利，致使湘、赣、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华南、西南局势日趋严重。

　　为了创建新解放区，增强华南人民武装力量，1944年9月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以在延安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等率领分批南下，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为配合全国的战略反攻做准备。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对王震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10月上旬，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又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由太岳区垣曲以东南渡黄河，越过陇海路，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并于1945年1月在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2月，第五师派熟悉长江沿岸情况的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体学率第四十、四十一团配合南下支队，渡过长江，打退尾追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攻占湖南平江县城。同时，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扩编为6个支队。5月，湘鄂赣临时区委、行政公署和军区成立。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聂洪钧任行署主任。至此，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广大地区除公路、铁路及少数孤立据点外，大部获得解放。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抗日根据地形成。

　　鉴于欧洲战场发生的巨大变化，德国法西斯投降，日本法西斯也行将崩溃的形势，1945年6月，中共中央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示他们南下至湘粤边界，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7月22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江纵队也派遣1000余人由罗浮山北上，接应八路军。

　　8月初，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渡湘江，向湘粤赣边进军，不久进入粤北南雄地区。因受国民党军队围攻，难以立足，无法与北上的东江纵队会合，遂于9月初奉命北返，10月上旬返回鄂豫皖边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中旬恢复第三五九旅番号，编入第五师序列。

　　南下支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行程近8000公里，打击了日、伪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攻，开创了湘鄂抗日根据地。虽然没有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但保存了实力，增强了中原地区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推动了所经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作用。

　　1945年7月，南下支队南进后，根据中央指示，湘鄂赣临时区委和军区改为鄂南地委和鄂南军分区，湘鄂赣行政公署改为第七专署，统归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领导，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华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曾生等领导当地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广九路两侧、珠江三角洲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东江根据地。1939年，建立起以淡水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岛，冯白驹等领导原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和当地人民，组成琼崖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后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琼崖纵队)，在海南岛的东北部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琼崖根据地。1941年建立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自1938年至1944年春，两根据地军民抗击着日军1个师零1个旅，广东伪绥靖军5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与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成为坚持华南敌后抗日的唯一力量。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东江抗日根据地

  东江抗日根据地，地处珠江江口、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这里面向大海，背靠广州，是日军进攻广州、侵犯华南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惠阳、广州沦陷。国民党军队溃逃，华南广大国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共中央立即指示广东省委，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12月2日，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1939年1月，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王作尧任大队长。这两支抗日武装分别在惠阳县和宝安县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39年底，两支部队发展到近700人。1940年9月，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

　　随后，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地区，粉碎了日军对百花洞等地的进攻，开创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8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第五大队回到宝安敌后，开创了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6至8月，日军先后出动1000多人，对阳台山根据地进行“扫荡”。第五大队连续作战，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同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抽调干部、战士组成小分队挺进增城，与当地武装会合，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以油麻山为基地开辟根据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情况十分危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或东江转入大后方。营救工作在周恩来指挥下，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具体实施。接到指示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派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开始，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文化界精英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抢救出来，安全送回大后方。此外，还抢救了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余人，国际友人近百人。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界人民和海外的影响，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1月，广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书记。同时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并将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主力大队、第三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和港九大队。1942年是东江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伪、顽军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进攻，使活动在阳台山的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年底，广东军政委员会在九龙西贡乌胶藤村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周恩来关于要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的指示，决定坚决反击顽军进攻，对日伪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从1943年1至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部队发展到4000多人，恢复和发展了惠、东、宝抗日根据地。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三、第五、惠阳、宝安、港九、护航7个大队。东江纵队成立后，积极扩大游击区，壮大武装力量，部队得到迅速发展。1945年初，根据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精神，东江纵队派部队北上，开辟了博罗罗浮山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5月，广东临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及直属队进入罗浮山抗日根据地。此时，东江纵队已发展到1万多人，活动范围从东江流域扩展到北江地区、广州市郊几十个县市和香港、九龙地区，还先后开辟了广九路东西两侧、惠东宝地区的路东、路西根据地，并向东发展，建立了惠东、海丰根据地。

　　开辟、扩大根据地的同时，各地抗日民主政权也相继成立。至1945年六七月，东宝、惠东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和博罗、海丰县民主政府成立。到抗战后期，东江抗日根据地共建立了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400万以上。

琼崖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初，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马白山分任正副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队员300多人。1939年2月10日，日军数千人在海口一线登陆，国民党军撤退，海口、榆林沦陷。是日，独立队派一中队在敌东进必经之地潭口设伏，战斗从早晨持续到黄昏。潭口阻击战，揭开了琼崖抗战的序幕。

　　1939年5月，独立队扩编为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队伍扩大到千人，总队长冯白驹。总队在琼山、文昌、定安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琼(山)文(昌)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建立。8月，总队改称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第一总队，总队长仍为冯白驹。1939年10月21日，总队三大队和国民党儋县3个游击中队，以及那大镇周围8个乡2000多名地方武装，由马白山任总指挥，围攻驻琼西那大镇的日、伪军，6日攻克那大。这次战斗，击毙日军指挥官1名，毙伤日军多名，俘伪军中队长以下官兵80余名。至年底，琼崖总队先后对日作战70余次，击毙日军8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1939年12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第八次扩大会议，会议提出积极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1940年中共中央也多次对琼崖工作做出指示，要求琼崖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扩大根据地，特别提出要重视对华侨和少数民族的统一战线工作。

　　按照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2月，独立总队在澄迈、临高、琼山三县交界处的美合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独立总队发展到2500余人，活动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高等11个县，建立了琼(山)文(昌)平原根据地、美合山区根据地和六连岭等小块游击根据地。在1941年5月展开的对日作战中，三次袭击伪军据点，毙敌30余人，拔除了设在琼文腹地的日军美德据点，巩固了琼(山)文(昌)根据地。

　　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琼崖特委积极开展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1940年10月海南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5月后，先后建立了琼山、琼东等县级政权。11月10日，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冯白驹任主席。抗日民主政府不仅团结岛内倾向抗日的各民族、各阶层人士，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海外爱国侨胞的支持和援助，感召他们为抗战服务，或从政参军，从而建立起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年5月底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分割“蚕食”反复“清剿”。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摩擦，海南抗战进入困难阶段。总队灵活运用游击战，充分依靠包括黎、苗少数民族、侨胞在内的人民力量，抗击日军5个警备队6000余人和伪军5000人的野蛮残酷进攻。正如冯白驹事后回忆所说，“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将日本侵略者陷入琼崖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1943年1月，总结了敌人大规模长时间的扫荡特点，琼崖特委及独立总队作出了“坚持内线，挺进外线”的决策。第1支队向西挺进，在儒万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第1大队和琼山基干大队扩大琼东南抗日根据地。后又转战数月，逐渐恢复了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广大游击区，创建并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抗日根据地，将各抗日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4年初，琼崖特委成立黎苗民族工作委员会，3月，成立黎族人民抗日后备队，领导白沙黎族人民斗争。1944年秋琼崖总队改称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冯白驹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7、8月，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实施反攻，攻克感恩、儋县等县城，解放全岛2/3的土地，100多座城镇，100多万人口。根据地从最初的仅限于东北部的琼(山)文(昌)区和澄迈地区，扩大到全岛的16个县境。琼崖纵队从当年改编时的300人发展到7700余人，在6年多的艰苦斗争中，共作战2000余次，击毙日、伪军3500余人，坚持到抗战胜利，完成了保岛卫民的历史使命。   

 渤海区抗日根据地   渤海区的前身分别为清河区和冀鲁边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自北平、天津大举南下，冀鲁边区首当其冲。中共津南工委于1937年7月15日在盐山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在清河区，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恢复和建立党组织，于1937年12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黑铁山起义和寿光牛头镇起义，分别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和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此后，在潍县、昌邑、广饶、临朐、益都、临淄等地先后爆发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第九、第十支队及临淄青年学生志愿军训团(三大队)。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对清河区和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十分重视。1938年9月，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343旅政委肖华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冀鲁地区，整编地方抗日武装，建立党政军各级组织，创办抗日军政学校培训干部，团结国民党军高树勋部抗日，并先后组织了韩集伏击战、三打灯明寺、激战大宗家等战斗，打击了入侵的日军。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陆续侵占了清河区、冀鲁边区境内各县城及较大村镇，开始了频繁的“扫荡”、“清剿”和“蚕食”，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清河区、冀鲁边区的抗战形势日益恶化。 　　1939年10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等就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予重要指示。在许世友所率领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的支持下，清河区在黄河入海口两岸广阔荒原地带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从此我抗日武装基本上跳出了原在胶济铁路两侧活动的狭小圈子，由被动转为主动。1942年始，日伪对清河区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清剿”和经济的掠夺。清河区党政军民加强团结，咬紧牙关，在大平原上大挖“抗日沟”，改造平原地形，利用青纱帐，开展敌后武工队活动，并在1942年、1943年两次组织夏季反“蚕食”、反“清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在冀鲁边区，自1939年底始，边区的党政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反“扫荡”、反“蚕食”、反磨擦斗争。1942年6月，日伪军继在冀中实施五一大“扫荡”后，对冀鲁边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冀鲁边抗战进入最残酷、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刘少奇对冀鲁边区关于坚持抗战、渡过难关和斗争形式要适应形势变化的重要指示，边区军民采取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敌进我进、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不断打击敌人，逐步收复被“蚕食”地区。 　　1944年初，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景晓村任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杨国夫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刘其人任渤海区行署主任。渤海区下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41个县市，全区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渤海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在今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区内平原地域广阔，海岸线长，物产丰富。在革命战争年代，渤海区既是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又是战争资源的供给基地和休养整训的可靠后方。渤海军区于1944年相继对日伪军发起夏季、秋季攻势作战，全部恢复被日伪军“蚕食”的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根据地，先后攻克鲁北重镇利津等4座县城，取得重大胜利。 　　从1945年初开始，渤海军区按照八路军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新的攻势作战。6月，发起蒲(台)滨(县)战役，先后解放蒲台、滨县县城及道旭、北镇等日伪据点；同时，各军分区部队先后解放吴桥、南皮、德平、庆云、沾化、高苑等县城。 　　1945年8月，在对日全面大反攻作战中，渤海军区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命令，组成山东第四前线指挥部和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兵分三路向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展开大反攻。至7、8、9月三个月的反攻作战中，渤海区我军共歼敌3万余人，解放县城33座，人口600余万。渤海区已发展成西起津浦铁路，东至渤海，北近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辖41个县市，人口1000万的解放区。 　　在抗战胜利的进军声中，1945年10月，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和渤海军区独立师1.3万余渤海军区部队，在杨国夫、刘其人、徐斌洲、龙书金等率领下，昼夜兼程挺进东北，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