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杯的种类:【世纪回眸】“三峡省”筹建始末

扑朔迷离的中国三峡，在世界地图上只是上苍赋予人类的一处似乎并不起眼的地方，但它激起了中国人无限的遐想。

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20世纪的三峡工程是峡江创造的世纪绝响，而在80年代前后筹建而又撤销的“三峡省”则是峡江激起的跨世纪的回音。

“三峡省”筹建始末

○范长敏　赤　男　白　丁

从“三峡行政特区”、“三峡特区”、“三峡行政区”到“三峡省”，一年之间，连续改名四次。不过，筹建“三峡省”最终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首肯。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三峡工程。会议由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王任重、谷牧等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最后在总结讲话中表示：“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从现在起做3年准备，1986年争取三峡工作正式开工。”

“没有问题。”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听到这里，自然是兴奋不已。她当即表态：“我们就按1986年开工做准备。”

会议还对有关工程建设和移民的管理机构进行了筹划，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公司。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担任组长，宋平、杜星垣、钱正英等担任副组长。

4月5日，国务院下发〔1984〕国函字第57号批文主，转发了由李鹏、宋平、杜星垣、钱正英等向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原则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4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首次以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的身份，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开展三峡工程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正式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

6月30日，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以国三峡筹发〔1984〕02号文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经国务院批准，即成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备组，组长由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成员陈庚仪兼任。”

7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47次会议在北戴河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了这次会议。

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水电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将原来议定的“三峡特别行政区”改为“三峡特区”。这个建议，在此次会议上获得与会者的赞同。为加快三峡地区的建设，妥善解决三峡库区移民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三峡特区，特区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

9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成立“三峡特区”的决定。这次会议对“三峡特区”的范围、组建工作以及三峡工程施工准备和三峡工程科研等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和贯彻执行措施。此外，会议还对中国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任务、职权、体制提出了意见。会议认为，成立“中国三峡总公司”已具备条件，可定为国务院直属局级单位，由水电部代管。

这是一个收获的秋天，三峡的浪峰上正式托起一个“特区”和一个“总公司”。由此，一个工程、两套机构的蓝图首先展开。不过，正式展开之时，也并非一帆风顺。

10月26日，在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上，与会者再次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在发言中说，“三峡特区”与“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沿海经济特区的性质不一样，把“三峡”冠于“特区”的名称，容易造成混淆，建议将“三峡特区”改个名字。

国务院负责人当场征求意见：“如果这个名称不行，是不是就叫三峡行政区？”

这个名称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接着，与会者具体讨论了“三峡行政区”的范围，并决定成立“三峡行政区”筹备小组。

会后，又有人研究了宪法，说上面没有设“行政区”的说法，于是，水电部党组几经商讨，两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组建“三峡省”。

真是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从“三峡行政特区”、“三峡特区”到“三峡行政区”、“三峡省”，一年时间，连续改名四次。不过，筹建“三峡省”的建议最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同。

1985年的早春2月，北京城里北风呼啸，气温还是一片寒冷。但对于论语争论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而言，可谓进入了温暖如春的季节。

2月8日，备受海内外人士关注的“三峡省筹备组”在北京正式成立。满面笑容的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李鹏着重阐述了成立“三峡省”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什么要组建三峡省，主要是为了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置库区移民，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

他还明确提出了筹组“三峡省”的“时间表”：“用一年的时间进行筹备”，“正式批准或追认要到明年（1986年）的全国人代会”。

3月4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5〕4号文件的形式，向各省、市、自治区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通知要求：

第一，研究制定“三峡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开发这一地区的有关政策。

第二，制定开发性的移民安置规划。

第三，做好安置移民的试点工作。

第四，研究制定“三峡省”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进行建立“三峡省”的筹备工作。三峡省级领导班子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考核配备。

第五，与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两省协商安排一些适合放在“三峡省”的工程项目。

这个文件还特别指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凡是可以在三峡范围内建设的项目，要尽可能安排，为实现开发性的移民安置计划积极创造条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其所能，努力为支援三峡工程的建设和联合开发三峡做出贡献。”

对于多年渴望三峡工程上马并为三峡论证做出巨大奉献的三峡地区而言，这个文件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在“三峡省”筹备组正式成立之前，三峡工程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悄然向前推进。

当年12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在湖北宜昌市举行了有150人参加的成立仪式。

与此同时，“三峡省”的筹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当时，中央正在寻找得力的“掌帅人”。

即将成立的“三峡省”筹备组，谁去挂帅呢？这无疑是一个特殊的职位。担当重任者不仅要有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而且必须具备解决百万移民这道“世界级难题”的领导能力。显而易见，这个职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挑战。

中南海的决策者为此曾经几次酝酿过人选。

早在1984年7月底，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中央领导在讨论成立“三峡特区”的同时，商议由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担任“三峡特区”党委书记。

会议之后，水电部长钱正英奉命向李伯宁传达了中央的这一精神。然而，李伯宁表态很干脆：“不同意”。他的理由也很简单：“我已年满65岁，快到‘站’了。”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亲自找李伯宁“谈心”。交谈之中，李伯宁起初仍不肯松口。他说：“我年岁大了，去重新组织一个省，担心身体受不了。”

其实，李伯宁婉言拒绝还有另外一个不便道明的原因，就是拟议中的“三峡省”太穷太穷。计划划归“三峡省”的30个县市中，有24个县市是中央和省里挂了号的贫困县。1984年，农民人均收入除宜昌市为420元外，万县、涪陵、宜昌3个地区一律在348元以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湖北省想留住当阳、枝江、宜都、宜昌等4个比较富裕的县市，只愿把6个贫困山区县划给“三峡省”。

李鹏当然明白李伯宁的心思，他耐心开导：“你是老党员，又是一个老水利，还是先干吧！”

毕竟是有37年党龄的老党员，李伯宁最终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了中央的安排。不过，他却提出了3个条件：“一是未来的三峡省要统一规划，湖北的当阳、枝江、宜都、宜昌4个好一点的县市都要划入三峡省；二是三峡省行政的头（指未来的三峡省的省长）由我挑选，再报中央批准；三是选拔能干的水利干部到三峡，要放宽年龄的限制。”

对这3条不算苛刻的条件，中央同意了。

接着，中央派钱正英到湖北做工作，说服湖北同意把当阳、枝江等4个好一点县市划给“三峡省”。不料，湖北省的负责人不仅不同意，还讲了不少理由，并恳请钱正英回北京帮助湖北向中央“说说情”，不要把这4个县市划入“三峡省”。

回到北京，钱正英如实向中央汇报：“湖北不同意划出4个县市！”

最后，还是国务院主要领导亲赴湖北做通了工作。湖北省委、省政府表示：宜昌地区除为湖北省保留一条通往鄂西自治州的公路通道外，9个县市全部划入未来的“三峡省”范围。

两个多月后的10月26日，在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上，两次讨论了“三峡省”建制与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

经过讨论，决定由李伯宁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

“三峡省”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使未来的“三峡省”如朝阳一般接近了地平线，也使宜昌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热点

1985年4月15日，“三峡省筹备组”在湖北宜昌市桃花岭饭店正式挂牌亮相。对于宜昌市民而言，这一天是个永远难以忘却的日子。在宜昌几千年的历史上，在宜昌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筹建省一级政府，无疑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宜昌城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

事实上，宜昌市的黎民百姓看重的还不完全是筹建的“三峡省”，他们最渴望的是那个规模空前的三峡工程尽快上马。因为他们从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中品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葛洲坝工程的兴建，使宜昌市实现了由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历史性跨越，而实现由中等城市向大城市的飞跃，没有三峡工程建设的拉动，在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宜昌地、市为“三峡省”的筹建腾出了最好的房子，抽调了最强的干部，创造了最好的环境……

未来的“三峡省”，是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白纸”。筹备工作千头万绪，一切都得从零做起。在“三峡省筹备组”挂牌的当天，李伯宁就在桃花岭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党组会议。

在这个简朴的会议上，李伯宁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三峡省筹备组”组成人员的通知精神。他说：“中央决定，在三峡省正式建立之前，先成立三峡省筹备组，并建立党组，办公地点设宜昌市。三峡省筹备组由李伯宁、陆佑楣（水电部副部长）、王汉章（湖北省副省长）、辛文（四川省计委主任）、马杰（湖北宜昌地委书记）、顾阳荣（四川万县地委书记）、张忠民（湖北宜昌市委书记）、黄森荣（四川涪陵地委书记）8名同志组成，李伯宁同志任组长，陆佑楣、王汉章、辛文同志任副组长，筹备组党组由筹备组成员组成，由李伯宁、陆佑楣、王汉章、辛文任党组正副书记。”

与会者按照“改革、精诚、效能”的原则，讨论确定了“三峡省”筹备组第一批12个办事机构。

6月29日，在“三峡省筹备组”第二次党组会议上，李伯宁宣布任命了一批办事机构负责人，马杰、周振先、郝逢武、陈光国、陈官权分别任筹备组正副秘书长；胡开梓任办公室主任；李国普任研究室主任；盖青薄任组织人事办公室主任；杨秀伟任宣传办公室主任；林仙任移民办公室主任；朱好生任计划经济办公室主任；曹宝顺任工商办公室主任；孙大鹏任财贸办公室主任；陈虹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张正常任政法办公室主任。另外，“三峡省筹备组”还决定抓紧设立省委、省府各部委厅局筹备组，并陆续任命了正副组长。

7月6日，在“三峡省筹备组”以三峡筹字〔1985〕37号文件的形式，正式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三峡省省级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三峡省筹备组”按照建立一个“机构精干、高效能、职责分明、指挥灵活”和“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的原则，拟定了“三峡省”省级机构设置方案。

“三峡省”拟设53个单位，编制总数为3950人。

“三峡省筹备组”的这份报告认为：“这个方案是符合中央精简机构的精神和改革精神的。”因为按照这个方案设置的机构，比本省三地一市平均单位数减少12%，比全国省市自治区的平均数减少了27%。人员编制比人口少于“三峡省”的4个省的省级机关实有人员平均人数减少28.5%。

在向国务院上报这份《报告》时，“三峡省筹备组”已调入150名工作人员。到1986年2月，从中央机关和四川、湖北等各地调进的干部人数已增加到459名，加上勤杂人员共500人左右。调入的干部中，厅、局干部108名，平均年龄49.65岁，具有大专学历的占65%。

在此前后，国家地质矿产部、邮电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国家机关垂直系统的部门，纷纷在“三峡省筹备组”建立了分支筹备机构，并任命了百余名干部。

李鹏看了这个《报告》，认为“人员定多了”。

中组部和人事部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自己意见：“三峡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是不是界定在2500人左右？”

对中央的这些意见，李伯宁的态度是：“从目前各省来讲，没有这么小的编制，但我们也同意，机构尽量少设，尽量合署办公。”

几乎是在组建机构的同时，“三峡省筹备组”按照中央规定的“五项任务”，正在争分夺秒地收集“三峡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料；抓紧制定“三峡省”“七五”计划和移民安置规划；迅速与有关部委磋商正式建省所必须具备的交通、通讯、广播、电视等设施的解决途径；与一批外商华侨洽谈合作开发三峡经济事宜……

“三峡省”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得宜昌骤然成为中外关注的热点。

从1984年初到1986年5月，先后到宜昌、三峡考察的中央领导多达20余人次。按照考察的时间顺序，他们依次是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荣毅仁、李鹏、廖汉生、杨尚昆、阿沛·阿旺晋美、邓力群、邓颖超、刘澜涛、王首道、方毅、程子华等。

外国政要和知名专家也纷纷飘洋过海，前来宜昌参观葛洲坝或考察大三峡。

这一切表明，未来的“三峡省”，已如同朝阳一般接近了地平线……

机构设立，领导到位，资金有了着落，“三峡省”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如同婴儿降生，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海内外关注的“三峡省”，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从“三峡省筹备组”办公室1985年6月9日编印的一份《筹建中的三峡省简况》中可获得最权威的资料。

这份《简况》告诉我们，筹建中的“三峡省”，位于长江中上干流域暨大巴山和七曜山、武陵山之间，地处四川省东部（现为重庆市东部——作者注）、湖北省西部，南与湘、黔毗邻，北与陕西接壤，地形基本属云贵高原和大巴山脉的延伸部分。长江横贯其间，流经15个县市，流程769公里。

未来“三峡省”的省会宜昌市，位于长江中上游分界处的西陵峡口，城区东西长19公里，南北宽22公里，总面积196平方公里。这里“上控巴蜀，下引荆襄”，“蜀道三千，峡路一线”，素有“三峡的门户”、“川鄂咽喉”之称。宏伟的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坐落在这里。该市已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城市和新兴的旅游城市。

“三峡省”总面积为84213平方公里，全省大体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

“三峡省”的总人口为1759.65万人。1984年的工农业的总产值为89.82元。

拟建中的“三峡省”，究竟在全国处于何种地位呢？

根据1984年国家有关权威统计资料分析，在除台湾省之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三峡省”自身在内）中，“三峡省”所占的大体位置是：面积名列第26位，排在宁夏、北京、天津、上海之前；人口名列第24位，排在新疆、上海、北京、青海、天津、西藏之前；工农业总产值名列第27位，排在青海、宁夏、西藏之前。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三峡省”既是一个“小省”又是一个“穷省”。

三峡地区究竟穷到何种地步？1985年李伯宁上任不久，便带人翻山越岭实地考察。

通过对大量贫穷落后的客观事实的调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穷得可怕，穷得触目惊心，也叫贫病交加，我没见过这么穷。”

当时的三峡地区，尚有30%至40%的农民（即500万至600万人口）没有温饱。一些贫困户的一般状况是：食不果腹（主要是粮食不够吃，常年缺油吃，有时连盐都吃不上）；衣不暖体（冬天缺棉衣，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子，夏季没有换季衣服）；住房不蔽风雨（有的无房住，有的住在岩洞、窝棚之中，有的房子破烂不堪，常年漏雨透风）；生产靠贷款（无钱购买化肥、种子、农药、农具），没有贷款，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贷了款又无力偿还，越货越穷，越欠越多……

以四川省（如今重庆市——作者注）彭水县为例，1984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万户、21.1万人（分别占全县总数的39.7%和43%）。因家境贫困找不到对象的30至40岁未婚男子多达4300余人。这个县的小厂乡，30%的户无棉被，冬天只能全家依偎在火塘边过夜，有的人小腿上的皮肤都烤焦了。农民赵寿合的全部家产仅有1只烂木箱和一口烂铁锅，加起来不过5块钱，全家3年没吃一片肉。农民毛朝均一家三代合盖一床用了几十年的破棉絮。在彭水县，像这样的特困户不下400户。

三峡地区“穷”，到底“穷”在哪里？如何改变这个“穷”字？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三峡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国家对三峡没有什么很大的投入，导致三峡地区开发迟缓，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沿海地区差距拉大。应该说，这是三峡地区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当然，由于三峡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自然条件恶劣，加上水土流失、崩山滑坡、风灾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也严重影响了三峡地区的生产与建设。

鉴于我国过去30多年移民搬迁安置中的经验教训，中央提出，在三峡库区将传统的一次赔偿安置性移民改为开发性移民。根据这一重大改革精神，李伯宁和“三峡省筹备组”一班人经过再三筹划，于1985年6月初作出决定，决心从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旅游业、发展采矿业等8个方面着手，对“三峡省”进行规划和开发。

同时，李伯宁又做了一件当时轰动中南海、至今仍为三峡人感慨不已的事情。

有过办报生涯的李伯宁，深知舆论的独特功能。为了让中央领导和更多的人士了解三峡地区的真实善，也为了赢得上上下下对三峡地区脱贫致富的理解与支持，他组织了一干人马在宜昌至重庆的峡江两岸日夜兼程，爬山涉水，拍摄了一部真实反映三峡地区人民贫病交加情景的电视片《穷山在呼唤》。

据说，这部几乎没有任何修饰的原汗原味的约50分钟的电视片，最初在“三峡省筹备组”内试映时，就遭到某些人的非议。有人公开指责：“《穷山在呼唤》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与宣传当前农村大好形势唱反调”，“是否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当然，更多的人则是为李伯宁敢于仗义执言担忧。不过，李伯宁是个不信邪的人。他说：“这部电视片中的内容都是我亲眼所见，我是个老党员，我不怕挨批。”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李伯宁以“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出席大会。

在李伯宁的恳求下，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让出席会议的党委书记、省长、部长们观看了《穷山在呼唤》。

紧接着，李伯宁又组织人马赶制了80余部《穷山在呼唤》，送给中央领导人以及民政部、水电部、卫生部、农业部、林业部等部委负责人。

一石击起千层浪。看完上此片后，有的人一片愕然，有的人瞠目结舌，有的人极为伤心，有的人脸红心跳，有的人惭愧万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看了《穷山在呼唤》，震惊不已，竟拍了桌子。在司局长会议上，他感慨地说：“下面的情况这么糟糕，我们不知道啊！这不是官僚主义又是什么？”

会议结束之后，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奉命召集国务院部部委负责人，专题研究了三峡地区扶贫问题，这引起了中央各部委以及全国各地对支援三峡的普遍重视。国家财政部、卫生部、环保局等部门纷纷解囊相助，全力支持三峡地区脱贫致富与防病治病。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国家每年就为三峡库区投入2000万元，进行开发性试点移民。到1992年为止，国家仅此一项就为三峡库区投入近5亿元。

至此，机构设立、领导到位、资金有了着落，“三峡省”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如同婴儿降生，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重庆市的一份报告，打破了事态的平静。或进或退，中南海必须明确抉择

三峡工程的命运总是如此坎坷，在刚要临产的时刻，重庆市一份打到国务院的报告，打破了事态的平静。

这份报告提出：“三峡大坝150米方案回水末端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因此，重庆建议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使万吨级船队可以由武汉直达重庆，使川江真正成为连接西南和华中、华东的黄金水道。

重庆市建议的“180方案”与国务院原则批准的“150方案”有明显差距。这水位一变，不仅使投资增加55亿，移民人数也徒增了72.19万人。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件小事。

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市的建议相当重视，特意委托国家计委、科委对三峡工程的水位问题再作进一步论证。在进行过周密的论证后，作出了肯定的结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85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有些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提出了反对意见。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反对上三峡工程的李锐，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三峡工程“暂缓兴建”。他的一贯理由是三峡工程解决不了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建三峡还不如开发上游支流工程。有的反对意见提出很尖锐，说：“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修运河，都没有好下场。现在领导要修三峡，也不会有好下场……”

会后，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琦不顾92岁高龄，亲率9位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政协委员奔赴四川，从重庆顺江而下，对三峡库区进行了长达38天的实地考察。然后，他向党中央呈送了一份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调查报告。

不久，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党外人士会，孙越琦等老先生对此“再谏不讳”。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也大声呼吁，希望三峡工程进一步论证。

海外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香港某媒体争先恐后地对三峡大坝所带来的隐患作了报导。美国《工程新闻记录》发表文章，对三峡工程的“150方案”大加指责。还有个美国人布拉光韦尔斯断言说：“中国建设如此巨大的大坝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毁杯文物古迹，造成巨大债务。”

三峡，又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正当海内外为三峡工程争得沸沸扬扬时，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王任重在李伯宁陪同下，再一次来到三峡，来到了宜昌。王任重对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了如指掌。1986年2月26日，他听取李伯宁汇报后，谈到三峡工程不上马时，说了一番现在李伯宁还刻骨铭心的话：

仅仅为了防洪也应该修三峡工程。不然的话，一场大水的损失，就越过三峡大坝的建设费用，而且也说不清楚会死多少人。谁敢打保票不会淹死人，反正我不敢打保票。要淹死人就不是几百几千的问题，也不是几万人的问题，是几十万上百万人的问题。

我曾给总理讲，如果发生一次洪水，淹死几十万上百万人，我们如何向人民交待？不然的话，人民会质问我们：“你们说了几十年要建三峡工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建？淹死了这么多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世界舆论会是什么样子？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说你犹豫不决，不然不能向全国人民谢罪。何况小平同志提议，中央常委通过，直到现在我没听说中央常委有什么不同意见，说不搞三峡工程。这个事交给国务院了，小平同志还催过，既然决定了，能早干就早干，不要这样拖拖延延。到底哪一天搞，我们的意见是尽可能提前，而不是往后拖，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

王任重也承认：“现在顾虑的是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很多，不管是党内党外的人都很多……”

对于筹建“三峡省”，王任重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他在讲话中说：“三峡省的建立，原来考虑仅仅是为了修三峡工程。因为接受历史教训，如果不成立三峡省，仍旧归两个省管，光移民搬迁这个事就不好办，特别是开发性移民。原来想搞个移民局，一个移民局又不是一级党委、政府，跟两省打交道，跟各县市打交道就很困难。现在看来，三峡省除了为三峡工程服务这个任务外，对地区发展也是有利的。因为两省交界的边远山区，都是贫困山区，把省建起来，单独治理，对这个地区的发展，总比在两省下边要快一些……”

王任重在三峡省筹备组内部的这番讲话，对于“三峡省”的筹备者而言，应该说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外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疑虑未减，议论纷纷：

“上三峡工程是国务院发了红头文件的，黑字落在白纸上，国务院能出尔反尔吗？”

“上还是不上？进还是退？中央应该有个决断，不能老是这样拖下去……”

内部外部相互作用，而作用的背后，仍然是进退亦忧。或进或退，中南海必须作出明确抉择。

对李伯宁而言，多少年前行驶在长江上的那艘游船，无疑是决定了“三峡省”的命运

第一个对此作出反应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那是1986年3月31日，担任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谈话中，傅朝枢几次询问在海内外倍受关注的三峡工程问题，邓小平郑重地表示：“中国政府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行事的。”

到底如何决策？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考虑再三，决定再到三峡库区进行一次考察，然后作出最后决定。

参加这次考察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和十几位部长，队伍可以说是浩浩荡荡。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带大队人马先到湖北神农架，然后过兴山——秭归——万县。李鹏带着钱正英、李伯宁、白美清和秘书要李世忠，坐火车到四川达县，然后乘汽车过梁平——忠县，到万县与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汇合。

这次考察的目的，是在一片反对声中，研究决定三峡工程是进还是退？和三峡工程连在一起的“三峡省”是筹建，还是撤销？进——马上按中央国务院决定的150方案迅速开工，“三峡省”也加速筹建，并按已经批准的计划单列正式运行，开始实话正式移民。这里还有个要不要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问题。建国以来，全国修建了几万座水库，没有哪一个大工程是通过人大讨论通过的。这次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不只在政协，就是在人大，也有些代表对此表示疑虑，或持不赞成态度。因此，要不要通过人大？

5月29日，两路人马在万县汇合，然后乘船来到宜昌。

多少年后，对李伯宁而言，那条行驶在长江上的游船，无疑决定了“三峡省”的命运。当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他透露了准备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三峡省”也要推迟组建时，李伯宁显然对此早有精神准备，他马上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我不同意。”

随后，他与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单独谈话。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委婉地说：“你要知道，中央有中央的难处，各方面反对意见很强烈，看来三峡工程重新论证一下，三峡省也缓建为好。”

“三峡工程上马和建省的红头文件是你批的，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这么大的事有人不同意，我们就不干了？这有损党中央、国务院的形象，对中央不利。”李伯宁说到这里，情绪有点激动，他说：“重新论证三峡工程，三峡省也照样可以运行嘛！移民试点应该继续搞，三峡省已计划单列，三峡库区要脱贫，三峡地区的经济要发展，为什么要取消三峡省呢？”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耐心解释：“三峡省缓建，工作可以继续搞，国务院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继续抓移民试点工作嘛。”

“三峡省筹备组自去年成立，我多次传达你的指示，讲建省如何如何重要，现在要撤省，叫我再去传达你的指示，讲推迟建省又是对的。这样朝令夕改，今后还如何取信于民？”

李伯宁是个说话从不拐弯的人，他没容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搭话，就继续说：“取消三峡省，对我个人无所谓，开始时我是再三推辞不愿干，是中央用组织纪律命令我干的。‘文革’以后，党风受到破坏，群众对党有个‘三信’危机的问题，对三峡这样重大问题，有人一反对说变就变，真正降低威信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个就是你本人啊？”

面对如此激烈的言辞，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也只是苦涩地笑笑。他轻声轻语地说：“你说得也有道理，但人家会不会说我不民主呀？”

“什么民主？”李伯宁激动地把手一挥说：“你这是得不偿失啊！”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熟悉李伯宁的性格，平心静气地劝说他：“三峡工程并不是不搞了，只要把反对者提出的问题，再重新论证论证没有什么害处。三峡省也只缓建。筹备组也不是撤销，只是改建成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还是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继续进行移民试点和库区扶贫工作。”

李伯宁说：“我的意见都讲了，具体怎么办？由中央决定。”

“那你说，这个三经办主任由谁干好？”国务院主要负责人问。

李伯宁摇头说：“这事我从来没考虑过，请中央找个能干的人，反正我干不了。”

“我们考虑还是你合适。”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说。

“我绝对不行。”李伯宁斩钉截铁地说，“我在三峡省筹备组向库区干部群众都是传达你的这指示、那讲话。现在你说变就变，把过去都一风吹了，我再向库区干部群众讲话谁还听？我的工作还怎么做？”

无论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怎么劝说，李伯宁始终没吐口。最后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只好说：“你再考虑考虑吧。”两人江轮上的谈话，就结束在这里……

邓小平听了只说了28个字。很快，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措词谨慎的文件

走进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与会者没有了往日的笑声与激怀，却有着一种压抑，甚至是凝重的感觉。

按照规定的议程，在宜昌会议上，首先由“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兼党组书记李伯宁汇报。

李伯宁虽然已经知道三峡工程和“三峡省”要退的事，但他仍然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和与会者的大声疾呼，改变三峡工程与“三峡省”的命运。

李伯宁在详细汇报了“三峡省筹备组”挂牌一年多来，克服种种困难所作的各项工作之后，他再次就“三峡省”的进退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三峡省筹备工作的组织机构已经搭起了架子，国家计委也下达了计划单列通知。从三峡移民考虑，从这个地区开发和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及早建省还是很有必要的。下一步怎么办？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是这么一个观点：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作法已经中外皆知，外国报纸都登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考虑？为了移民建立一个省，中央发了4号文件，这个决策正确不正确？我认为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遇到困难，就应该想办法克服，总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有哪些考虑不周或不合适，当然是可以改变的。目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有困难可以不断完善，不能走回头路。

“三峡省”为什么不能走回头路，李伯宁着重从4个方面讲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中央发了4号文件，国务院领导有很多批示、讲话，中外都知道。如果有人一反对就轻易变动，会影响中央、国务院的崇高威望。二三峡省筹备组的干部，都是组织部和各个地市委调来的，如果退，这400多名干部和筹备机构怎么处理？这些人调出来如果再回原机关，原来的职务也没有了，必然会引起思想波动。三是移民工作，工程即使推迟几年，但移民还是应该提前。早移一年，就减少两三万人，节省经费几亿元。早开发，移民便可以早走上致富道路。如果由一个小机构来搞移民，也很难办。四是严重的问题是两省30个县市的生产生活问题，三峡库区为什么贫病交加？这主要是三峡工程久拖不决的恶果。水库淹没线不定，谁敢在这里搞项目？这三地一市最怕这样不上不下、不三不四、不死不活地拖下去……

李伯宁汇报之后，与会者开始发言。

李鹏、王任重、关广富和“三峡省筹备组”副组长王汉章、辛文等分别发言。他们虽然所处的位置不同，谈及重点有异，但无一例外地都阐述了三峡工程与“三峡省”进与退的利弊得失。

与会者讲到这里，纷纷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那目光中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期望他最后拍板定案。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明白大家的心思，但他在大家的目光里是沉默、再沉默，最后才艰难地开口说话。

他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三峡工程。对三峡工程的进退，他分析了3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按原计划，经过各个方面的工作，两年准备论证，第三年进入筹建期。我个人来讲，还是希望前进。但现在看来非常艰巨，从技术上来说，不是已经搞得很清楚了，经济上需要国家拿大力量去搞，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社会上各界人士还有相当部分持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三峡省”的命运，可以说是与会者最关注的焦点。谈到“三峡省”的进退问题时，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说这有两种可能：

一是前进，直接宣布成立“三峡省”，一种是变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但因为三峡工程的问题，这两点也定不了。

有人说没有建三峡，实际上省已经成立了，说是筹备组，实际上已经按省的搞法在搞。现在只能进，不后退，干脆跟两省把关系割断，不外乎中央多背一点，不管叫什么名字都可以。我从北京来，觉得不能这么做。这不仅不利于解决三峡工程统一思想的问题，而且增加了三峡的难度。

原来中央考虑要修三峡，一年以后开工，而且单独搞一个行政区，接下来变成了省，这个决策当时说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了，在三峡工程建不起来的情况下，还是退比进好。既然要退，就要说清楚，退了就不再建。

“三峡省筹备组”撤销之后怎么办？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此也谈了自己的想法：

筹备组撤销后，中央还应建立相应的机构，搞个什么领导小组啊！什么委员会啊，主要限制在移民这个问题上。移民规划、调查、搞试点，实际上是搞这件事。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讲到这里，李鹏接下来特意讲了这样一层意思：

“三峡省筹备组”一旦决定撤销，要很好地做好已经调来的同志们的安置工作。有些同志将要给他较重的担子。这个工作变动，有些同志会产生一些想法，这是事实。两个省对于“三峡省筹备组”的同志，来的时候欢送，回来的时候要欢迎，要很好地安排工作。这样，也会减少我们上三峡的阻力……

会议结束之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又强调了3点：

一个是“三峡省”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是作了大量工作，而且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去做工作的。第二点是如果中共中央、国务院最后决定“三峡省筹备组”撤销，有关各方面负责把这些同志安排好。第三点，今天讲的都是交换意见，不是决策性的，不传达。“三峡省筹备组”在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撤销之前，照常工作。

尽管国务院负责人一再表示自己的讲话“是交换意见，不是决定性的”，但李伯宁和与会者，还是明白了“三峡省”的最终归宿。

回到北京，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特意将此次考察三峡的情况及想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他不无忧虑地说：

看了三峡之后，认为有3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人，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一些人主要是对某个环节、某个具体问题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了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邓小平对过去三峡工程有自己的明确态度，听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如果技术、经济上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政治问题更大。

多少年后，回头看邓小平这几句话，无疑是一个大政治家的睿智和气魄，28个字泾渭分明，气势磅礴，这28个字有因有果，有本有末，很是耐人寻味。

在这次汇报之后的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2号文件的形式，下达了《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的通知》。

这个用词显然经过再三推敲的。《通知》指出：

“由于三峡工程论证和准备还需要一定时间，而三峡省筹备组要发展成一个实体又不具备条件，以致目前这个地区形成湖北、四川两都不管，三峡省筹备组无力管的现象，极不利于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也不利于为三峡工程作好准备。为此，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负责指导和帮助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移民试点工作。”

这个《通知》还特别强调：“对三峡地区有必要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和措施予以扶持。国务院各部门和湖北、四川两省，要尽可能在安排建设项目、投资开发上给予适当照顾。”

当《通知》传达完后，“三峡省筹备组”的一些人禁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震惊也罢，悲伤也罢，一切都无法挽回，一切都难以更改。当天，就有人搭乘飞机，匆匆地离开了宜昌。几百干部怅然离去，只有一岁多点的“三峡省筹备组”悄然撤销。改组成的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简称“三经办”）选留了50多人，办公地点移师北京。只是距原“三峡省筹备组”办公地点桃花岭不远的宜昌宝塔区设立了宜昌办事处。

李伯宁这个“三峡省”主帅后来的命运是服从组织决定，担任了国务院“三经办”主任。

三峡工程后来峰回路转，上马开工，这是众所周知的结果。

还有原来的“三峡省”管辖的湖北宜昌和四川万县等地，后来又划归为鄂、川两省管理。不过从后来出现的重庆直辖市的行政区域上，还是可以看出它与“三峡省”的联系。□

（摘自《党史博览》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