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除虫菊真能驱蚊:“殊途同归”的启示（艺坛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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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的启示（艺坛走笔）
徐红梅
《 人民日报 》（ 2011年08月21日 08 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潘天寿、李可染、黄胄艺术展虽已结束多日，三位大家的聚首在美术界激起的阵阵涟漪，却久久未曾散去。三大画科、三位大家艺术与思想的整体呈现，犹如窥望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一个窗口，其中意味委实值得深究。
在古今中西激烈碰撞的20世纪，面对时代赋予中国画的课题，三人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回应。
潘天寿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强调民族艺术的独立性。“中西艺术应该拉开距离”，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便考察了外来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交流的历史脉络，认识到中国画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独立的艺术体系。他不排斥中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但他认为，东西方绘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终以深厚的传统学养紧扣铁马金戈的时代巨变，造就了奇崛沉雄的现代花鸟之境。
李可染是推动中国山水画变革的苦行僧，强调借西润中突破传统。有着中国画功底的他曾转入西画专业，专攻素描和油画，后因抗战爆发从事宣传画创作，其后又转回中国画创作。兼习中西绘画的他，以西式的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为切入点，把形、光、色在内的西画的观察方法、创作技巧融合在传统的山水体系之中，“逆光山水”的图式，写山水实境，推动了中国山水画传统表现程式的革新。
黄胄则是响亮回应时代的开拓者，强调从生活入手的艺术实践。同科班出身的潘天寿、李可染不同，黄胄没有受过任何学院派的美术教育，他年轻时拜赵望云为师，将生活放在了艺术创作的第一位。在生活里“闹”出来的他，心中没有中西艺术的陈规，也少了许多牵绊。他将西式速写的观察和表现方法融入中国人物画创作，边观察边画、边学边画，以速写感受生活、积累素材，再根据创作的需要学习传统，对西北少数民族风情的深情描绘，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现场生动的艺术感受，开中国人物画新风。
三位大家独有的气质在创作中发挥到了极致，个性都如此鲜明：潘天寿性格宽厚倔强，作品也雄阔大气，其指画巨作，常在丈二匹以上！危岩苍松的雄强，在浓重老辣的用墨中展露无遗，满是气概与豪情，通过视觉的震撼直达心灵；李可染性格内敛朴实，作品也朴拙严整，展览并置展出的五张《万山红遍》，尺寸、构图、章法各不相同，丛林染红了江山，静谧的山村溪水叠映，墨色与朱砂的层层积染中，尽显浪漫诗意，更有“苦学派”的踏实和“李家山水”的厚重；黄胄性格爽朗，其作品风格也最为欢快，在少数民族同胞的辛勤劳作和欢歌笑语中，线条在旋转，色彩在跳跃，绚丽而不失质朴，生动又无滑腻之感。
无论是“体”与“用”的价值取向，还是“学”与“达”的途径，三人都表现出独立特异的精神品格。他们因何皆能独立于世？
艺术有“常”有“变”。转益多师，守其常而求其变，是三人一致的艺术态度。潘天寿对于文化的传承，倾向于坚守，但他也一直在求变。在笔墨风格已完全确立的晚年，他常作指画，而且越画越多，越画越大，是“为求指笔间，运用技法之不同，笔情指趣之相异，互为参证耳。运笔，常也；运指，变也。常中求变以悟常，变中求常以悟变”。李可染对于艺术的传承，倾向于借鉴与创新，但他从未轻视传统。他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对于传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并且“所要者魂”。黄胄是极富创新意识的画家，从西北来到北京之后，他对传统心生敬畏，为创新而有分析、有取舍地研究传统。他起步于深入生活的速写，亦得益于对传统愈渐深入的理解和选择性的学习。可以说，三位大家一辈子都在“常”与“变”之间学习、研究、探索。
三位大家殊途同归的地方还有许多：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自怨自艾的呻吟和愤世嫉俗的偏颇，只有和时代精神的最强音相协奏的光明与深沉，因此小景物在他们的笔下变得宏大而壮美，平易的景象在他们的笔下变得雄壮而奇崛；他们各自艺术风格的塑造是水到渠成的，但饱含个性的艺术表达却并不都是任意挥洒的个性流露，而大多出自惨淡经营，怀着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他们在创作中千锤百炼……
虽然取径有所不同，三位大家所开拓的，都是撼人心魄的大道，而非娱人耳目的小路，自能独立于天地之间。反观当下中国画坛，创新已成共识，人人都想同他人拉开距离，刻意的风格化趋向越来越明显，真正成功的却不多。究其原因，大多是求脱太早。孰不知，未能常其常，何以变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