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采购与招标:转型外交

“转型外交”反映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它的根本利益在于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局限，奔走于全球各地，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得它不断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努力征服一切民族。对外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曾经发展为野蛮的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又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拚命厮杀，导致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两次世界大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之而来，美国提出了夺取世界霸权的战略。美国历来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全世界最正确的，自己的社会制度是全世界最合理的，它从来都不能容忍与自己对立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存在，总是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推广到其他国家去，用他们的那一套来改造整个世界。苏联垮台以后，美国取得了“一超独强”的地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制约美国了，所以，它谋取全球霸权和建立单极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使得美国霸权主义呈现出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和冒险性。前总统克林顿说：“要使世界免遭过去的灾难，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而美国“最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9.11事件”后，小布什公开提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美国政府公开提出“以我为界”，美国自封是唯一正确的，同它不一致就是错误的，就要加以“改正”。用赖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站在自由分界线的正确一边，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发现自己站在分界线错误一边的所有人。”这充分暴露出美国的蛮横霸道的本质。美国的“一超独强”的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全球霸权主义也就不会发生变化。这是美国提出“转型外交”的根源。美国的外交策略是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口号、提法，外交重点也会转移，但其称霸全球的霸权主义实质是不会改变的。各种“类型”的外交都只是霸权主义的具体体现，“万变不离其宗”。必须对美国推行世界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对此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美国的“转型外交”是在总结苏东剧变和最近
一系列“颜色革命”的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政局剧变、制度演变，即西方所说的“天鹅绒革命”（其实质是在美国支持下反社会主义势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变）以及21世纪初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其实质是由彻底亲美政权取代反美的或亲美不彻底的政权的政变），背后都是美国操纵的，贯彻了美国的利益，实际上都是美国谋求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的一粒粒棋子。所谓“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是有规律可寻的。这些“革命”大体上都经过这样几个步骤：先是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资助的所谓“独立媒体”）制造颠覆现有政权的舆论，包括夸大政府工作中的错误和弊病，灌输美国的价值观等等；然后建立亲美的政治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反对党等等），培养亲美的政治领袖，在群众中开展反政府的政治活动；最后利用某个突发事件，或者利用选举机会，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组织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占领广场、冲击政府机关等各种“街头政治”，迫使政府交权。美国通过这些国家的反政府势力发动的“革命”，意识形态工作是基础，组织有头面人物带领的反对派是关键，突发事件是可以利用的契机，目的是建立亲美的政权。美国总结了这些“成功”的经验，得出了可以在其他国家搬用这些做法的结论。例如，赖斯在2005年4月21日会见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时宣布：“现在是白俄罗斯实行变革的时候了。”她提出了四大主攻方向：支持独立媒体、创办新的大众传媒；加速发展群众运动；组成反对派联盟；选出统一的总统候选人，在2006年的总统大选中与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一争高低。由美国国务卿亲自出面为一个国家的反对派出谋划策，在以往是非常罕见的。这说明美国对这种“革命”的规律性有了较多的认识。现在，赖斯把它上升为美国的外交战略，称之为“转型外交”，准备在全世界推广了。

“转型外交”的理论基础是主权过时论
宣布民主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

　　赖斯明确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年代，多少个世纪以来通行的国际惯例在这个时代将被推翻。”“现代国家制度从350多年前诞生时起就建立在主权的概念之上。人们曾经一直认为，每个国家都能对付和控制出现在其领土上的威胁；脆弱且管理不善的国家仅仅是其国民的负担，至多也就是一个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绝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威胁。然而在今天，这些观点已经不复存在。科技正在缩小两地之间明显存在的距离。现在，最大的威胁更多地来自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政权的根本性质现在比国际上权利的分配更加重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主权的概念过时了，一个国家政权是不是民主的，是不是有人权，也就是“国家的根本性质”，不再是本国内部的事了，不再仅仅是内政问题了，它直接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安全的“威胁”，危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因此，为了国际安全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美国有权对“不民主”、“没有人权”的国家进行干预，结束“暴政”，而且什么手段都可以用，甚至可以“先发制人”地运用军事手段。这套理论，美国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付诸实践，只是现在被赖斯提升为新的外交战略，成为今后美国外交的准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际关系一直遵循两条基本的准则：一是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二是国际上发生争执由联合国进行调停和处理。这两条准则已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已成为惯例。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就宣布这两条准则不灵了。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力求独霸世界。美国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准则。概括起来就是：第一，每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是国际问题，民主、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人道主义原则高于领土完整原则。哪儿有“暴政”，有“不民主”、“违反人权”的现象，哪儿出现“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就可以进行干预，不必顾及什么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等；第二，谁来判断“暴政”、“违反人权”、“人道主义灾难”？由美国来裁定，美国说了算。尽管美国本身存在大量的违反人权（例如种族主义、虐待俘虏等）、违反民主（例如要由法院来裁定谁当总统）的现象，但并不妨碍美国充当裁判别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法官。裁定的标准是美国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利益，无论多么残暴的屠杀(如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的镇压)，无论多么违反民主原则（例如1993年10月叶利钦炮轰白宫、解散议会、废除宪法），都是合理的、民主的，都不会受到美国的谴责；如果某个国家的行为不符合美国独霸世界的利益，不合美国的意，不听美国的话，美国就可以宣布它为“暴政国家”、“流氓国家”、“无赖国家”，是国际安全的威胁。第三，捍卫“民主”、“人权”、“人道主义”成为美国干涉内政、迫使对方屈服、改变国家性质、更迭政权以实现美国霸权主义的最好借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可以采用武力，但更多的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即“街头政治”的方式。武力入侵方式，我们可以举近年来的科索沃和伊拉克两次战争为例。美国为了迫使南斯拉夫这个所谓的“欧洲最后的红色布尔什维克”屈服，就炮制了塞尔维亚政府在科索沃搞“种族清洗”的“罪行”（需要澄清的是，迄今西方也举不出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屠杀平民的例子，唯一作为例证的、经过大肆宣传的拉察克小村所谓40余名无辜村民被南斯拉夫军队残杀的谎言，也被荷兰法医小组戳穿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了78天，直至南斯拉夫接受屈辱的代顿协议为止。又如，美国在原来的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破产以后，就打出“铲除萨达姆暴政”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出兵伊拉克，屠杀大量平民百姓，至今还赖在那儿不走。除了武装干涉外，美国颠覆不合它的意的国家政权，更多的是采用“和平”的方式，一系列国家在民主的旗号下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美国先给这些政权扣上“不民主”、“独裁”、“违反人权”的帽子，然后鼓动和支持反对派起来造反，“争取民主”。但是，在这些国家里，“民主”都是不讲理的“单行道”：反对派怎么做都是民主的，不合美国意的政府除了下台，怎么做都是违反民主。反对派在选举中得到的是少数票，就说有舞弊，要重新选举，不重新选举就是不民主；反对派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包括冲击总统府、议会大厦），那是民主，而政府予以制止，就是不民主。总之，利用“民主”束缚不合美国意的政府的手脚，鼓励亲美的反对派放手干，直到推翻不合美国意的政权为止。第四，如何制止“违反民主”、“侵犯人权”、“人道主义灾难”？无需通过联合国（因为安理会的决议往往不合美国的意），只要美国出头，或者纠集几个盟国，或者利用北约这个地区性组织，打出“国际社会”的名义就可以了。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运用这一套新的国际准则已经屡屡得手，因而认为它可以作为新的外交战略即“转型外交”定下来了。这套理论一经确立下来，美国就可以随心所欲了，看着谁不顺眼，扣上一顶“暴政”的帽子，用一切手段推翻它，就变得理直气壮了。

“转型外交”也意味着美国外交的重点
将发生转移

　　赖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接踵而至，当时我们将外交重点转向了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我们与曾经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结成伙伴，帮助两国重建。”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面临着新的挑战，相应地外交的重点也要转移。
　　随着苏东剧变，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苏联的解体，华约与北约的对立已不复存在，世界格局发生很大变化。曾经有人乐观地估计，冷战结束后世界从此就太平了，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的时代。然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霸权主义的本性，相反，使它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因而世界更加不平静、不安稳了。邓小平对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形势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2}他认为，现今世界并不太平，“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3}“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4}显然，美国对外政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霸权主义仍然是实现世界人民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的最大障碍。但美国的外交战略的重点却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赖斯的“转型外交”的“转型”的主要含义就在于此。
　　赖斯把美国外交的重点转向哪里呢？除了某些发展中的大国（如印度、巴西、埃及、印尼、南非等）外，显然最重要的矛头是指向中国。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出现于世，帝国主义就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根本的战略任务。苏东剧变使得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这给了美国极大的鼓舞。对此赖斯的兴奋溢于言表，她说：“在我们的努力下，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改变了他们国家的性质，其中许多国家成为了享有自由的伙伴，成为了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但她并不满足于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西化、分化中国了。2005年5月，赖斯在来中国访问前就在日本叫嚷：“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有一个日程表。”她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一点，邓小平早就预见到了，他看到苏东剧变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必然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他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5}为了贯彻“转型外交”，赖斯把外交官大量转移到中国来。在第一轮调整中将有来自欧美的100名外交人员被派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大约有6400个岗位的1/3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赖斯还把掌握汉语作为外交人员升迁的重要条件，目的是要外交人员能够更好地在中国开展工作。
　　有人认为，赖斯那么重视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美国此举是顺理成章的事”，“赖斯早就认为中国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而且“美国在解决很多问题方面，都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美国调整外交重点，显得“外交政策更加成熟和理性”。似乎美国真的成了中国的伙伴了，要与中国讲真诚的友谊了。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忘记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忘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忘记了美国千方百计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样的麻痹大意是要吃大苦头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多年来不问姓“社”姓“资”的思维惯性的严重后果。我们应该认真吸取苏联东欧国家“天鹅绒革命”的教训，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的以支持“民主”、结束“暴政”、改变政权根本性质为战略目标的“转型外交”，把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重点，实质上是要把中国作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赖斯还规定了“转型外交”的基本工作方法

　　美国从“颜色革命”中总结了一条经验：要支持“民主”，结束“暴政”，在外交领域必须推行“面向公众”的方针。赖斯提出了几条重要措施：一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渗透，通过各种媒体“直播有关美国的新闻”，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同时资助当地独立媒体的发展，保证“公正”地传布信息。要特别重视因特网的作用，每个重要的人口中心要有一名或多名年轻外交官创建并管理因特网的网站。“颜色革命”的过程，充分证明了舆论工作的重要性。二是“外交布局的本地化”。赖斯提出，“转型外交要求我们的外交力量不能局限于一国的首都，而是要更广泛地扩散到整个国家。”“必须深入到各国国内改革的前线做工作”，每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是我们今天该采取行动的领域”。“要与喧闹的新兴人口中心的居民建立联系”，即使不能设立领事馆，也要建立“美国驻外点”，“派驻使馆里一名最优秀的外交官，代表美国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三是要加强同当地居民的联系。外交官员不仅要与该国首都的政府官员接触，而且要走出使馆，与广大居民交流，“跟当地人民多接触”，直接向居民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急速增加美国跟世界的接触和对话”，“积极地推行美式外交”。为此赖斯要求美国外交官掌握所在国的语言，“必须培训人数创纪录的人员，让他们掌握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等难学的语言。”四是增加对外援助，重新构建对外援助机制，“将对外援助作为推行外交目标的手段”，把以前相对独立的国际开发署纳入国务院旗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负责布什政府总计180亿美元的各个援助项目。这些援助项目必须与“民主”挂钩。五是调整机构，加强应变能力。国务院设立一个名为“重建和稳定办公室”，其任务是：“一旦某个国家将来出了乱子”，“该机构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有能力帮助出了乱子的国家行使重要主权，防止其领土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根源。”如此等等的具体措施，都是在总结多年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

认真对待美国的“转型外交”

　　应该看到，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从根本上说，美国统治集团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们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这是由他们的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表现形式、方法、手段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只要还是帝国主义，美国对华的根本方针、根本图谋是不会改变的。这种方针、图谋，说到底就是搞和平演变。对我国来说，美国的“转型外交”的本质就在于此。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分析中美关系、制定对美政策就失去了基本立足点。另一方面，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出于现实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又需要同我们进行接触、打交道、发展关系。资本家总是要赚钱的，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无疑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在其他国家竞争的压力下，美国也不得不与我们发展经济贸易往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在处理许多国际问题时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有求于我。所以，美国对华政策是两手：一手是想整垮我们，另一手是与我们接触。这两手不是并列的，前一手是根本的、战略性的，后一手是第二位的、策略性的，从属于前一手。他们主张“全面接触”、“发展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影响”，其实质是促使中国从内部发生“西化”和“分化”，使中国出现类似于苏联的那种变化。美国一位驻华大使在国会作证时公开声称：保护中美两国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是为了“促进各种思想向中国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进中国，从而导致中国更多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这位外交人士在美国国会的证词是坦率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告诉我们，美国发展同我国的经贸往来、合作交流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我们对美政策也应该有“两手”，这叫做用“两手”对付“两手”。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必须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该硬的时候就要硬。对于想整垮我们的人，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不能麻痹大意。要维护我们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样的原则问题上绝不能示怯，越示怯，人家劲头就越大，不会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更看不起你。事实证明，在事关原则问题上我们硬了一下，顶一下，这些想整垮我们的人就软了下来。当然在斗争中要防止感情用事，过头的话我们不说，过头的事我们不做。要讲究斗争艺术、斗争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要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必须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有斗争也要有缓和，有张有弛，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作点必要的妥协，但妥协不是投降，而是为了下一次战斗。所以，我们要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地妥善处理问题。就像打拳一样，不是没完没了地打下去，有时要缓一下，缓一下是为了更进一步前进。我们要准备同美国长期打交道，还要与它做买卖。我们用“两手”对付美国的“两手”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其中斗争是绝对的，这是由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的性质所决定的；妥协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为更好地斗争服务的。概括说来，就是坚持斗争与有理、有利、有节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这应该成为我们对付美国“转型外交”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