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荟莲照片:<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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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
《》  第一部分 国家记忆：惊现正面战场的抗战真相
“你见过正面战场的小兵张嘎吗？
你了解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女兵连吗？
你知道中国步兵一双草鞋都没有，仍然顽强抗日吗?
你相信美军顾问将自己的头盔送给中国士兵因而牺牲吗？
你是否曾经直面过那些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英雄们和历史的真相？”
日本人曾这样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出现过三次所谓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军队被全部消灭的战役。这三次战役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而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军队打下来的。近日，反映中缅印战区历史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一书即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战期间，美国通信兵团164照相兵连曾在中缅印战区拍摄了数万张抗战照片，并且录制了很多极其珍贵的影像材料。多年来，这些震撼人心的历史史料一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着，少有人问津。直至数月前，一些中国民间学者自筹资金，亲赴美国档案馆，历时两个多月，才从中整理出了所有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两万三千余张战地照片和超过一百多个小时的原始影像记录。《国家记忆》这本书即为其中首批五百余张老照片的图文结集，并且随书附赠包含了日寇轰炸、飞虎队援华、腾冲血战、南京受降仪式等视频内容的原始影像DVD光盘。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真实的历史细节：9岁的孩子就上战场杀敌，两年之后已成为一名“老兵”；中国士兵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使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旧重机枪；美国顾问为一直穿着草鞋打仗的中国步兵分发帆布胶鞋；缅甸、印度少数民族游击部队与中美军队并肩作战；名声赫赫的飞虎队战斗景象……
《国家记忆》一书的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于10月23日，在北京798艺术区“see+”画廊隆重举行，抗战老兵、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亲历人赵振英、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余戈、《国家记忆》主编章东磐等嘉宾出席了活动。赵振英老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自述从1937年参加抗战至今，很少发现该段历史的相关信息，直到这本书的出版，才是真正的历史纪录。杨天石教授指出：“如此大规模反映滇西缅北战役的照片集，在抗战史的著作里面也是空前的。”学者余戈则表示：“《国家记忆》系列涉及到的两三万张照片及三百万字的图片说明，已经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历史系统，其文化价值无法估量。”本书主编章东磐先生还透露道，之后将会精选一部分照片前往美国西点军校举办专展，现正和西点军校的公共关系中心洽谈展览的具体细节。“我们希望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给美国那些未来的将领们，就是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父辈曾经跟我们并肩战斗过，为了正义而抗击共同的敌人。”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1）
五年前，牛子从美国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归来。他向我们展示了190幅美国通信兵照相部队拍摄于云南战场的照片。那批在当时堪称数量很大的历史影像帮我在心里初建了滇西抗战的视觉记忆。牛子同时告诉我，这批照片来自一座宝库——美国国家档案馆。那里收藏的中国、缅甸、印度（CBI）战场的历史照片初步估计超过20000幅。
影像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任何文字与回忆都无法替代的，何况我们的抗战史本就极度缺乏来自视觉的佐证。从那一天起，这收藏于地球另一面的数量巨大到难以置信的档案照片就成为了我把田野调查扩展到大洋彼岸的明确目标。牛子同时展示给我们的，还有美国军队记录、保存历史的方式。我也才知道了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组建了使用当时才发明不久的照相机和胶片摄影机全方位拍摄战争的专门兵种。
对于抗战历史研究，我自喻为一个特殊情境时能为人救急的兽医，但毕竟是治牛马的功夫，心里还是期望专给人治病的医生能担纲恢复历史健康的重任。偏偏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这些专业医生令人失望。就在我们寻找到了阵亡在云南的梅姆瑞少校战场墓地期间，也得到了牛子带回的这批战场照片，此时恰逢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专家们纷纷上阵发言。在中央电视台的纪念节目上，一位据称是那段历史研究权威的人大声说：史迪威的美国陆军在中国没有一兵一卒。荒唐的不是这位“权威”无知至此，而是整个官方史学机构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长期视而不见。
我们官方的历史机构自称为社会科学，而恰恰忽视了一切科学以实证为前提的基础。历史是什么？在我这个业余的历史调查者眼里，如果历史是根，今天就是树；历史是种子，今天就是果实；历史是父亲，今天就是儿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编造历史无异于认贼作父。历史这张脸是不可以任意涂抹的，她不是到城里出卖色相的村姑，她高贵的贞节令这些无知的假权威难以想象。
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无论我们是不是了解，是不是遗忘，它仍然发生过，这一点无从改变。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那位权威不了解或者故意遗忘的那一段，偏偏留下了详尽的证据。因为进入中国抗日战场的美国陆军不仅远不止一兵一卒，还是一支数量庞大的多兵种成建制部队，而且还有随军作战的照相兵。牛子他们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扫描的将近二百幅照片是他们拍摄的，我们准备全部复制的目标也是他们留下的战场档案影像。
2003年春节前，为了写作将在台湾出版的《三峡记》，我第一次走进湖北省宜昌市档案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叫做档案馆的机构。那一次的资料查询对于我的写作确有助益，但手续与等待令人印象更为深刻。在我心里，档案这个词是严肃而神秘的，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晓自己有一个叫档案的文件袋，里面详尽记载和保存着如影随形的荣辱，或者还有你自己不知道，也永远不允许你自己独自接触的与你有关的文件。带着几分畏惧，我反复问牛子：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啊，真的可以让我们随意查阅和复制吗？胆子一贯很大的牛子肯定回答了连续几年，渐渐也被我愈加详细而具体的追问给弄毛了。毕竟，他也只去过一次，不过两天时间。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2）
恰在此时，晏欢的一位美国朋友出现了。晏欢是留学于英国的建筑学博士研究生，他和美国人打交道不需要中文，但为了告诉我这位美国人是谁，他急匆匆地给那位胖乎乎的旧金山邮差起了个中文名字：唐亨蔚（DonHenvick）。这位姓了唐的洋朋友近乎疯狂地在业余时间搜寻CBITheater（中缅印战区）的资料，因为他的岳父那时也在缅甸战场上。他从并不宽裕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用在了对历史的研究中，同时充满激情地为我们提供有求必应的帮助。未经任何动员，他成为了档案照片复制团队的美国成员，而且是完全义务的志愿者。
有了唐亨蔚的协助，我们了解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相关规则，使我们确知可以不需付给馆方任何费用地复制属于美国的公开档案。唐亨蔚帮我们联系了足够整个团队住宿的独栋花园住宅，还把每天的租金成功地从标价280美元降低到150美元。当然这个功劳并不完全归功于唐先生的谈判技巧，因为房东得知了这群中国租客是要来寻找中国抗战的历史资料，而她的叔叔恰好也是当年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她还欣喜地告诉唐亨蔚，自己叔叔是飞虎队的成员。虽然后来知道了她的叔叔是在欧洲战场，但基于那段共同战斗历史的感情纽带使房东对我们团队的态度远远超越了对待普通房客。
我和晏欢由于公司事务的要求只能挤春节和前后几天假期去美国，牛子则率领大部队在年初二启程。为了协助我们尽快进入状况，唐亨蔚特意在我和晏欢到达美国前一周从旧金山飞抵华盛顿。虽然他帮我们砍价省下了大笔房费，但即使经过晏欢再三劝说，在我们抵达前，他也仍坚持住在只有公共浴室的廉价旅馆里，绝不让我们为他多花一毛钱。我们没到之前，他每天早早去档案馆，为我们后续的复制找出了完整的检索流程。档案馆之大，收藏档案数量之巨，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没有唐亨蔚，我们这几只没头的“外国苍蝇”在流程上就要耗去不知多少时间，根本没可能在预计的两个月内圆满完工。
飞机降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已是夜里近十点，在国内就知道这里降下了五十年来最大一场雪，交通几乎瘫痪。来接我们的唐亨蔚一脸轻松，车开上路，直至驶进首都中心区，居然毫无拥堵。只是许多路段积雪盈膝，不是老唐租的这种越野车真走不了。唐亨蔚告诉我们：政府在电视上滚动播出信息，通告各条公路的疏通情况，请出行者选择业已清开的主要公路。同时呼吁没有迫切出门需求的居民尽量不出门，缓解交通压力。我在华盛顿伴着二十床棉絮一样厚的积雪过了一周，天天早出晚归，几次穿越首都，尽览童话世界般的美景，没看见一起车祸。
尽管我心里做足了准备，第一眼看见美国国家档案馆，仍然吓了一跳。晏欢根据路牌告诉我，前面就是档案馆。我放眼望过去，连人工建筑的影子都没有，根本就是一片黑压压的、遮天蔽日的森林。这座只有六层的档案馆，建在六十公顷森林中间，汪洋大海里的一条船。六十公顷，六平方公里，也就是中国九千市亩土地，是马里兰大学捐赠给联邦政府建国家档案馆的。在那里工作的几天，每到眼睛累了，走到窗边，看到的除了树还是树，除了蓝天还是蓝天。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3）
什么叫宝库，什么叫金矿，来到这里就知道了。晏欢带着一点不安问我：咱们试着根据卡片索引取两盒照片看看？我也不信天上掉馅饼这种好事。按照国家档案馆的规定，你只要根据它的索引填写索取表格，工作人员会为你整个文件夹，整个纸箱，整个小推车，甚至几个小推车取来原始档案供你查阅、摘抄、拍照、扫描。因为不允许带进馆外的纸张和笔，馆内备好了专用的纸张和铅笔，任意取用。洁白的细棉纱手套也是无偿提供，并且要求你在触摸照片时必须戴，每天要换。晏欢为了寻找他祖父和外祖父当年浴血抗日战场的痕迹，多年来几次在国内省级档案馆逡巡，一付老江湖的样子，对洋人的这套规矩和效率亦是半信半疑，没有钱鬼也推磨吗？他心存侥幸地填了一张索取表格，交给一脸严肃的工作人员，然后坐等奇迹出现。
结果，奇迹真来了。几分钟之后，一辆小推车停在了我们桌子旁边，上面是晏欢稍存私心的验证对象——中国驻印军50师攻打缅甸密支那的部分照片。率领那支部队的儒雅而骁勇的师长潘裕昆将军，正是晏欢的外祖父。在档案馆的第一天，是晏欢的节日。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压低声音的欢呼，欣喜而神秘地告诉我：这一天，我看到自己外公穿军装的照片，超过在国内寻找十几年的总和！
人的胆子都是被惯大的。从一开始稍微多取几盒就心存戚戚的“小人之心”开始，还时时偷瞟一下远处工作人员的脸色。到大刺刺地一次要满满几车，翻开看，似乎不如预期，转脸再要另外几车，心中一副理所当然的主人心态。那种装档案的不锈钢推车装满文件夹，推起来其实是体力活。每天晚上工作人员要把文件全部收回去，第二天我们到了，几分钟又全部推到我们面前，好像我们是领导一样。没有一个人来告诫你，每次少要点，省得工作人员麻烦。而是每天下午特定时间在安静的屋子里高声提醒：还有谁要提交索取卡吗？时不时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身边，轻声问一句：有什么要帮忙吗？
曾经，我们为在腾冲张孝仲老人家发现的六十多幅战场照片欣喜非常，因为中国抗日战场的影像实在是太少了。其中那幅葬礼的照片促成我们两次翻越高黎贡山，最终不但确知了那场葬礼为谁举行，还依据照片提供的线索，找到了照片拍摄的地点——梅姆瑞少校的战场墓地。现在，当我们亲眼看到像山一样堆积的抗日战场照片的时候，真的心在颤抖。我们的历史，我们父辈充满着苦难和光荣的面容，静悄悄地藏身在地球另一面的这个国家，六十多年，几乎从没有人触碰过他们。二战中缅印（CBI）战区，这个当年最多国家军队参战的搏杀之地，这个中国军队创造过大规模雪耻战绩的所在，由于从没有被正式纪念过，而渐成被遗忘的一个角落。
曾经在美国《国家地理》和《探索》电视频道看过几部纪实电视片，讲述珍珠港事件时的亲历者美国老兵和参加袭击的日本潜艇老兵一起搭乘美国科学考察船出海，去搜索当年失踪的日本潜艇。这些曾经恨不能生吃了对方的军人那么平静，他们痛恨的是那场战争，而不是面前的这个人。我感动于那几位美国老人，在日本老兵向潜艇失踪水域撒下鲜花的时候，他们为敌人脱下军帽致哀。正是受这几位老军人启发，我逐渐重新建立了对那场战争追思时的态度，仇不能忘记，恨必须消除。我由此更加困惑对中缅印战场的纪念，由于我们自己的政权更迭，由于当年盟友的反目，竟然从此搁置。六十五年了，每一年诺曼底海岸吹响军号，当年为自由而战的军人得到全世界致敬的时候，我们的怒江边宁静如常，只有水牛在巨大弹坑形成的塘子里打滚。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4）
幸好，那场伟大战争的影像被完整保存下来了。虽然没有保存在最该保存它的土地上，虽然绝大部分照片自1946年归入档案后再也没有人打开过，但是，毕竟他们在呢。
他们在呢，隔着超过一个甲子的悠长时空，在地球的另一侧，我得以与他们对视。此前多少年，做梦都想不到，有那么多父辈的影像，如此清晰，宛如眼前。几乎是正式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这位身披伪装的士兵肖像就出现了。我们复制的目标原先就是锁定为照相兵拍摄的全部照片。但另一位美国志愿者罗伯特（RobertAnderson）告诉晏欢，除了照相兵，还有大量当时媒体与自由摄影师留下的中国战场的照片，只不过分散在太多的文件盒子里，查找需要细心而内行。罗伯特恰恰细心而内行，他是教师，大学所修为东方史，本人对抗战中国情有独钟。他年轻，快乐，友善，对档案馆的依恋似乎超过总挂在嘴上要寻求的昆明女朋友，所以常能神奇如大海捞针一样搜索出照相兵之外的中国战场影像，让我们一阵阵惊喜。
这幅全身都用野草和藤蔓伪装的士兵肖像似乎是为今天的我们而准备。只一眼，我就确信，无论后面再有多少珍贵的影像，这位持枪战士的肖像都会成为我们第一本书的封面。他不是自己，他是战火祖国千千万万无畏父辈的缩影。我恭敬地把他捧在手上，久久地端详着他。他没有在看我，他在看着远方。那双眼睛，眺望胜利与未来的眼睛，坚毅得像钢铁，清澈得像泉水，纯洁得像婴儿。那时的他，就像今天我的儿子一样年轻。
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酷”的中国抗战军人影像，那身伪装和他从内心发出的自信，绝不输那个时代任何战场任何国家手持任何现代化枪械的军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军人，日本很难打吗？
答案就在另一幅照片，拍摄者记录了他的全身，并且告诉我们，这位军人脚上甚至没有一双真的鞋。越王勾践和汉高祖刘邦就在编的草鞋，还穿在两千多年后的中国军人脚上。童年时代看连环画，只知道《三国演义》和《岳飞》里的士兵们是不穿草鞋的。印象中只有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因为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才穿草鞋。现在才知道，连封锁红军的国军们，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起码在南方战场，缺少的远不仅武器弹药，而是连鞋都没有。草鞋根本不是鞋，它无法对付泥泞，无法对付陡坡，无法对付遍地棘蒺，更无法对付激战中布满尖利物的战场。不用讲武器，只一双鞋，军队高下强弱立见。我们至今没有过统计，有多少中国军人因为没有一双真的鞋而死在本不该死掉的脚下。
我真正疑惑的是，即便国家再穷，军人脚上的这双鞋不在制式被服之列吗？如果战争中的装备管理者从未考虑过从鞋开始改善军队的作战能力，而只是激励将士们与敌人以命相搏，那打不过侵略者则几乎是一种必然结局。我们实在没必要列举那场大战争中的几个局部惨胜来证明爱国将士的忠勇能以劣胜优，以弱胜强。让我们的军人以赤脚上阵与现代化的敌人玩命本就是奇耻大辱。战争结束几十年后，滇西农民偶尔刨出战死者的骨骸，仍以腿骨下面有没有一双尚未朽烂的皮鞋来判断敌我，不令我们心酸吗。也基于这个理由，无论我多么仰视在美国国会发表充满激情的讲话，进而为战火中国赢得巨额援助的蒋夫人，也仍然为她在那个年代身着貂皮大衣在苦难的土地上招摇汗颜。她和夫君的确领导自己的国家扛过了灭顶之灾，但是，他们手中绝对权力导致注定疯狂生长的腐败让自己输掉了欢呼声都没有落地的江山。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5）
战争说到底是个技术活，而技术活的成败关键是细节。在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对那场战争记录的另一些细节。在云南战场，美军的后勤军官在为中国士兵配发胶鞋和雨布。那是用于配给发动怒江反攻战役的中国军队，他们将要仰攻高黎贡山，并必须克复海拔3200米以上的日军北斋公房阵地。战役发起于1944年5月11日，根据老兵们回忆，那一年的雨季来得很早，而且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没有放晴的日子。我也曾和同伴两次从高黎贡山北斋公房那条路徒步翻越，一次是冬天，一次是与反攻发起同时的五月，不同的是，我们的那个五月没有雨。
那条路有一段叫“灰坡”，特别陡，特别窄，路面上永远堆积着没过脚面的细土，其中混杂着尖利的碎石，想必因此得名。幸亏看到那幅照片，知道当年仰攻这座高山的中国士兵们是有军用胶鞋穿的。只有走过这种路才能知道，在这条路上，一双鞋甚至就是命价钱。
即便是五月，山上的昼夜温差仍有生与死那么大，晚上我们在严密的旅行帐篷里钻进羽绒睡袋，仍能感到来自身下的阵阵寒意。我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遮风挡雨的那一方胶皮雨布，身着单衣的中国军人们会有多少不待日本枪弹而冻亡在夏夜里冷雨如注的山上。今天研究与回望那场战争的胜利，我们的视角仍有太多着眼于军官勇敢无畏与士兵拼死用命。这几帧照片在教会我们，只有珍惜士兵的军队，只有有所畏惧而且加以预先解决的军队，才是能够战胜顽敌的仁勇之师。
在看到那张在国内流传甚广的阵亡军人照片时，我们几个“老家伙”同时发出了惊呼，难以想象吧，我们居然看到了这张著名照片的原版。与近年传遍各个媒体反复转印的不同之处，我捧在手中凝视的这幅，是从照相兵的胶片上直接晒印的，那位军人睡着了一样安详的面容，几乎就是直接印在这张当年洁白而今天已经泛黄的相纸上。它就像我自己是亲历者那样近，甚至能触到那位捐躯战士还未尽失的体温。我们把他作为献给所有为祖国牺牲的三百万战死者的纪念像置于卷首。我们所有人也是第一次看到了这张照片的背面：SC205999-S中国，江口，1945年4月。从江口附近战场下来的中国军队第19师第57团的负伤士兵们。CT-45-23921-12（照片档案编号）。还有醒目的禁止文字：管制，不准公开，和摄影师的名字：若塞特 Rossett。我们终于清楚知道了这位士兵不仅仅是三百万分之一的战死者，甚至他其实是负了伤而并未失去生命，而且几乎具体到说得出姓名的一个生命，一个儿子，一个兄弟，或者是一位父亲。
同时，我们看到的是记录同一场战斗的一组照片。几乎完全相同的场景，是一位尚未失去意识的重伤员。天啊，这是同一位士兵生命的最后时刻吗，他挣扎着，试图把正在消逝的生命留驻在自己饱受重创的躯体里。他的战友扶着他，但显然已经清楚地知道，谁也摸不到的那种隔绝生死的东西正在无法阻挡地离他而去，死神已经抱住了他。
最终，经过牛子用摄影师的专业眼光对照片上细节的反复辨别，发现两张照片的主角不是同一个人。这种遗憾带来另一种庆幸，因为又一位英勇献身的战士为后代留下了不朽的身影。虽然，他们可能还年轻到根本没有自己的子嗣，但是，这样的牺牲与勇气堪为我们永世存续的这个民族所有子孙的精神父辈。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6）
实际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抗战死士，是死过两次的。第一次死掉的是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另一次则是在全人类历史上空前而且必定绝后地从所有人心里铲除他们用生命本应换得的永生。
幸运的是，在我们所有人都死掉之后，这些在一个甲子前就为国先死的父辈仍然活着，活得会比我们久，活得会比我们的孙子还久。因为这些照片将他们不死的灵魂信息传递给我们，使他们活在千秋万代的中国人心里，而且，再也不会，不容许再会，让他们第三次死去。
在那座档案馆里，在寻找到巨额财宝般的喜悦里，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历史影像流泪。许多的泪水为当年我们军人队伍里的孩子兵而流。敌人来了，我们没有屈服，我们说：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战争打到那个份儿上，我们偌大的国家其实没有多少血肉了。在那个时代，国家是什么，对于战争未到时天荒地老般的西部，那几乎是个陌生的词汇。贫困、饥馑、盘剥，几乎所有的苦难与重负都是压到本就最穷的农民头上的。照片上那些干枯如枝柴般的父辈新兵，裸露的上身，除了佝偻的骨架，真是瘦到连一点肉都没有。那样的体力，不要说端着枪冲锋格杀，空着手能走几里路？于是，我们连孩子都上阵了。
还有什么比看着孩子为自己送死更惨的事吗？偏偏照片上的那些中国孩子兵，个个都溢出自信与无畏的微笑。“少年不识愁滋味”可以是千古传诵的浪漫佳句，不就是个愁吗。可连死在眼前都不愁的不满十五岁，不满十二岁，甚至不满十岁的孩子，在摆弄玩具枪都唯恐他伤着自己的年纪，已经端着真家伙站上血肉磨盘了。什么叫自己的国家？能让每一个孩子活得像个孩子!这些英勇的孩子，这些无畏的孩子，这些因为根本还不懂什么叫死亡，因而并不惧怕去死的孩子，他们留在历史相簿上的形象，是他们每一位暮年回首的骄傲，但却是国家之耻，军队之耻，中华民族成年男人之耻。记住他们灿烂的笑脸吧，让这些笑脸激励我们，倘若再有外敌入侵，我们有勇气宁可自己死掉，也绝不要再让这些笑脸出现在战场上，让敌人取笑我们。
我们这一代人对父辈有份参与的那场战争的视觉记忆来自哪里呢，坐在充满历史视觉的档案馆里，我才第一次思索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所有人心里，都并没有建基于来自原始影像的那场战争的视觉记忆。因为，我们曾经能够进入视觉的真实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少到根本不足以构成视觉记忆。在见到这么完整的影像档案之前，脑子里的黑白影像都来自于少到可怜的历史照片，甚至还掺杂着《地道战》那样的以宣传为目的的故事电影。而这座档案馆第一次告诉我们，那场战争的中国战场，拥有足够建立真实记忆的影像资料。
看到由美国武装起来的中国驻印军的丰富图片，才知道了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水平对阵亚洲第一工业国的日本军队，并且在缅甸战场上完全击败他。初看到那个阵容，我们几乎以为看到了欧洲战场上的盟军。那种望不到头的运兵车队；望不到头的坦克车队，望不到头的空军机群；望不到头的大口径榴弹炮群，这些真的是抗战中国自己的军队吗？在日本陆军关于缅甸作战的记述中，让我们完整地了解到从1942年春天到1944年春天，中国远征军是如何从血肉之师变身为钢铁之师的。而这些照片配合背后的文字说明，则让我们看到了这支让曾经的强敌心生敬畏的勇猛之师。日本人说，反攻缅甸的中国军队有勇气以同建制的部队主动攻击日本陆军，并进而击败对手。想想吧，两年前像切菜一样追着我们满地狂奔的敌人再也不敢轻视我们了，这个进步，除了现代化的装备与后勤补给之外，有一幅照片更充分地说明了战斗力如泉水一样涌出的根源。好单纯的这张照片，记录着好单纯的一个小事件，一架小飞机专门运送一名中国伤兵，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战争史上最大的巨变，士兵们终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人。这个巨变唤起的内心力量才真正排山倒海。这种内心力量转换成的战斗力不是谢尔曼坦克和155毫米榴弹炮可以代替的。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7）
闪耀着同样人文光芒的场面还有Y路军反攻的腾冲前线，美军顾问们摘下自己头上的钢盔，提供给直接冲锋的中国士兵们，照片背后的文字告诉我们：美军联络官非常愿意捐出自己的防护装具，而不是让中国战友等待后方的补给。我们知道，即便没有钢盔，士兵的冲锋也是不能等待的。这几十顶钢盔在上万军人参加的攻坚战中只占极小的比例，但是，哪怕其中一顶钢盔在恰当的时候庇护了一位士兵，这个让中国士兵心里温暖的场面都将令我们永远铭记。虽然有规定，美军顾问并不参加火线搏杀，但在弹片横飞，甚至自己的火炮都可能打错落点的战场上，与捐出的那顶钢盔同时让出来的是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全。
这些信息的获得除了拍摄于现场的画面外，主要归功于原始照片的每一幅背面，都打印着详细的文字说明，记载着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事件，被拍摄人物的姓名、职务，以及摄影兵的姓名与职务。照片背面的文字与画面共同构成了可称之为“档案”的权威价值。我们复制的超过20000幅的照片，与之相对应的是两百多万字的照相兵原始记录，有了这些画面与文字相互映衬，这段历史中将有多少悬疑被澄清呢？
多年前，我在怒江沿岸寻访滇西抗战史的时候，曾在一个小山村里亲耳听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伯讲：美国人用直升飞机把自己人的遗骨运走了。那时是纳闷，六十年前那地方连公路都没有，美军在1945年派到高黎贡山迁葬阵亡军人的队伍是如何行动的。老人给了我答案，但老人的话被我当即不动声色地否决了，因为在我既有的印象里，直升飞机上战场是朝鲜战争中才出现的稀罕物件。这一次，我在档案馆里看见了1945年装备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直升飞机的照片，文字说明告诉我们：这种最新的装备可以垂直起降，适用于在山地的搜救。那一刻，我知道了自己当初在村子里连笔记都没做是何等的愚蠢!
而同时，虽然这批照片的数量如此巨大，我们仍然在检索中体会到了失望与遗憾。2003年，在伊斯特布鲁克（JohnEasterbrook）先生帮助下，我们从胡佛研究所获知了美军阵亡于滇西反攻北线部队的官兵名单，并寻找到了其中梅姆瑞少校（Maj.McMurrey）的战场墓地。这一次的全面复制开始前，我甚至充满信心地预言会看到梅姆瑞少校在怒江战役发起前后的照片。多年前的那次寻找，让这位离我们本十分遥远的老一辈外国人变成了血肉相依般的亲人。我们多想看到他生前最后的样貌，看到他给妻子写最后一封信时是怎样透过笔尖把深爱传递给远在地球那一边的亲人，多想让他的从未见过父亲的小女儿看见自己出生时父亲的形象。然而，几个月的工作，在对20000幅照片的初次挑选中，我们很遗憾没有发现梅姆瑞少校的身影，而且没有见到更多高黎贡山战场的照片。我在电话里把这个遗憾告诉给正行走在大渡河源头的好友孙敏，因为她最近刚获知，在美国的江汶联络上了一位健在的中缅印战场照相兵。她很快短信回复我：“派往云南的照相部队有四十多人，除非找到派到二十集团军的那一个，而且他们是随机派出去的，并不固定在哪个部队，他们与顾问团打过交道，但不熟。”这个信息让我们了解到，那么多人的第二十集团军，在渡江和攻打高黎贡山时可能只有极少的专职照相兵配属，所以我们才未能看到更多这一时间段的照片。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8）
记得少校梅姆瑞的两位女儿在与我们一起凭吊了父亲战场墓地后，在腾冲国殇墓园，我问芭芭拉：你为父亲的光荣牺牲而骄傲吗？那次思维敏捷的她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略略仰起头思索这个问题。滇西金色的阳光洒在她优雅的脸上，这位外国姐姐显得迷人而高贵。她回答说：不，我宁愿父亲不成为英雄，而是在家里陪着我和妹妹一起成长。为了她的这句话，我们仍然会再一次细细地巡视所有照片，尤其是拍摄于怒江战役发起前云南前线的照片，祈祷那位年轻而英俊的军官突然跳到我们眼前，让我们有机会见证他与女儿在六十六年之后的重逢，让他安心地看到，美丽而终生没有再嫁的妻子把他的两个女儿养育得多好。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档案馆五楼，已经迎送了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者。他们惊奇地注视着这支“人数众多”的主要是中国面孔的队伍，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只是一个人来，而我们最多的时候能有九个人排成一队进去。当他们得知这些中国人是来试图完整复制自己国家一段历史视觉档案的时候，纷纷施以热情，常会抱着自己偶然发现的照片过来问：这一张你们需要吗？牛子告诉我，他感动于一位比我们工作时段更长的韩国老人，他也在寻找与自己祖国抵抗侵略者有关的历史。他每年都来，衣食无忧的他把寻找历史当成了生命的主业。牛子他们走的时候，已经与那位老人成为了朋友，而且我们队伍中每一位女孩子都得到了老人送给孙女般的礼物。
我们在挑选这本书和预计用作展览的图片时发现，至少有一幅牛子在2005年扫描回来的照片没有在这次的复制图片中被见到。这预示着，我们这次本以“一网打尽”为目标的任务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实现。至于到底是鬼使神差地恰好在现场漏掉了这一幅，还是一个文件夹，甚至一整盒，我们没有依据，无从判断。只是，这幅照片告诉了我们，工作还没有完成。
所有帮助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美国朋友们都在献辞中给了我们赞美。这些他们发自内心的赞美确实让我愈发惶恐与不敢领受。2009年底，我的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在国内得到了一些好评，一家媒体让我写获奖感言，我那时的心情就和现在被美国朋友们夸奖一模一样。这份奖励本就不该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只不过是递送历史信息的邮差，而那个沉甸甸的装满荣耀的包裹只能属于曾为它付出青春甚至一生的亲爱父辈们。
多年的工作只是让我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开始得太晚了。我们应该感激的人绝大多数都已经没有机会听到我们当面说一句感激的话，这样的遗憾不属于他们个人，而是永远不会离去的民族愧疚。我只是希望，这种对待历史的历史再不要重演。我们有一种称谓叫“历史爱好者”，在我看来，这种把历史归于爱好的讲法真是荒谬!艺术可以爱好，哲学可以爱好，当然也可以不爱好。偏偏历史就不行，因为它本就与爱好无关，而是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的事情。历史告诉你，咱们这个国家是怎么从苦难中走过来的，直到有了尊严的今天。这件事的重要性就像知道谁是自己亲爹一样。
从华盛顿回国，路过旧金山，晏欢、唐亨蔚和我去拜访了当年中国驻印军中一位联络官阿兰.甘浦中校（Lt.Col.AlanGump）的儿子。小阿兰·甘浦（AlanGumpJr.）家住在离主城区很远的地方，他在邀请邮件上说为我们预备一些茶点，主要是看家里的老照片。到了他们家才知道，他太太为我们亲手做了一桌丰盛的美国式午餐。我到楼上的卫生间去洗手，无意间望向屋后，一下被从未见过的景象钉在了窗边。不大的美丽庭院紧邻一条小河，院子里只容得下几株小树，其中两棵树上都悬挂着一种独特的装置，分成上下几格，里面盛着不同的谷物，任由来访的小鸟们取食。我忘记了楼下等候的主人，站在二楼窗户边看着飞来飞去的小鸟，它们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屋主的爱是献给自由的、而不是仅为自己歌唱的囚徒。
《》  第二部分 在异国寻找历史的背影（9）
旧金山市离金门大桥不远的海边，有一片碧绿的草坪，孩子们在纱一样的春雾里追逐踢球。唐亨蔚告诉我们，去往中国战场的美国军人从各州汇合在此地码头，登船远渡，慨然赴战。他们中间有多少和中国士兵同样年轻的生命再也没能回到美得令人心醉的这个海岸。那么年轻的他们捐躯异国，他们没有机会为家乡留下嬉戏的孩子。
这些别家后代的孩子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是激荡风云的中心，曾是无数生离死别大戏的上演地吗？我相信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可以不知道，他们有权利不知道。但我们不能，如果一个民族只记得外人曾施暴于自己的仇恨，而对和我们父辈共御外侮的盟友不记得感恩，在我们祖先留下的词汇里就叫忘恩负义。曾经，他们献给我的祖国的光荣被那么精心地剔除到了无踪迹，甚至从年轻的胸膛中带着生命一起喷涌的鲜血都成为了耻辱的谎言。但从今以后，他们将被终于重新寻回了真实与自信的这个国家传诵下去。一直到——如果有的话，海枯石烂。
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天夜里，细细的春雨中，我和晏欢又来到海边。在离渔人码头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古色古香的石头建筑。晏欢仔细看着那块印着介绍的告示牌，反复对我讲上面的文字，我始终也没听明白这片建筑是做什么用的。虽然它肯定已经有年头了，但这个国家才二百多年，能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古代文明呢。我们沿着建筑群外侧的花园小路散着步绕行，小径和建筑物之间有一小片湖水，天黑了，湖面上映出被灯光照射的建筑物倒影，很美。建筑师停下来拍照。就在他端起相机的刹那，我看见了水面上，不远处，轻盈地漂过来一只白天鹅。它优雅地扭过头，让自己修长的脖子圈起美丽的弧线。
在我很小的时候，周末父母偶尔带我们去玩，最爱去的地方是北京动物园。那里有一个鸟岛，被周围的水面环绕，水面上有许多水禽摇曳着游来游去。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问父亲：那些鸟，怎么不飞走呢？父亲说他不知道。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介绍，充满智谋与专业技能的兽医为那些本来会飞，而且天性酷爱飞的鸟做了手术，切断了它们翅膀上一条小小的、但是关键的韧带，外表根本看不出痕迹。但那些鸟从此就只会徒劳地扇动翅膀，却不会真的飞起来，好像它们自愿放弃飞翔一样。
五十年之后，我在遥远的异国看到了同样的鸟，它们是真的会飞，可它们选择不设防，去亲近人类，亲近曾视它们唯一用途为食物的人。我被这只鸟感动得热泪盈眶，它让我想起在档案馆刚刚看过的一幅照片，那是完整记录将近七十年前我们的空军在美国接受驾驶轰炸机的培训的组照之一，画面上，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正在黑板上的英文单词边写下中文：民主、平等、自由。这个年轻的国家，这个历史只有我的祖国三十分之一的国家，这个没有令人骄傲的古老文明的国家，用一只像银子一样洁白的鸟告诉我这个外国人，什么是支撑他们与中国人一起付出巨大牺牲的国家信念。
在我和晏欢离开美国的时候，牛子率领着一支美国国家档案馆接待过的人数最多的来自中国民间的团队正在奋战。两个月之后，本来只有一份的中缅印战场照片档案将出现最完整的一套电子版，与这几位研究者一起飞回那段不朽历史的发生地。
感谢美国国家档案馆，感谢美国通信兵照相部队，感谢所有帮助我们这次行动的美国朋友，感谢赞助这次复制行动的我的亲人与朋友们，感谢这次复制行动的参加者，感谢所有关心这次复制行动的人们。有了你们，让我们光荣父辈的历史不死。
章东磐
2010年9月3日
《》  第三部分 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1）
164thSIGNALPHOTOCOMPANY
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
摘自前《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
1952年7月版
作者：李·巴克LeeBarker
译者：晏欢
每当一幅CBI战区照片刊登在《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CBIRoundup）上或其他地方时，读者很可能盯一眼图片而完全意识不到摄影者为拍下这张照片所经历的危险和艰难。几乎所有标明“通信兵照片”或“美军照片”的图像都是中缅印战区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164thSignalPhotoCompany）的相机快门的一次“咔嚓”声所贡献的。当然，其他军种亦同样做出贡献，本文也会特意登他们拍摄的照片。
164连试图讲述所有的CBI战区故事，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平时生活。而164连的传奇本身就是那个战区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个连队的第一批前线人员是于1943年12月到达中缅印战区的，从那时起，他们众多的小分队活跃于战区的每一个兵站，无论是加尔各答还是重庆。从早期的列多公路（LedoRoad）到后来的史迪威公路（StilweilHighway）开通至昆明，他们伴随着其他部队一起前进，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踏出了一条非凡的摄影采访“路”。在一些最困难的时间里，他们甚至不能按下一次快门。而可怜的日本人，是一群羞于面对照相机镜头的族类，因此很难拍到他们的什么影像；他们同样羞于面对美国佬的枪弹，总是躲在他们的地堡里，摄影兵们仅能拍摄到几具不幸的日军死尸而已。
纽约的维克多·索劳（VictorD.Solow）技术军士是战地摄影的活跃分子，他是164摄影连动态影像部高手之一。实际上，他是仅有的几位伴随中国军队从他们的滇西怒江一路进攻到滇缅公路与缅甸盟军会合的美国人，他的许多故事恰恰是要靠那些他没有能够拍到的照片来讲述的。他曾经为错失良机而后悔莫及，显然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方出现。举一例就足以说明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年他随军拍摄松山对日作战行动，我们都知道松山最后是靠炸药解决了战斗，索劳每天汗流浃背地在附近一个山头上等待机会，想要拍摄到第14航空大队P-40轰炸机对龟缩在松山阵地中的日军轰炸扫射的全景纪录片，这个空袭行动本应该在几分钟内完成，然而每天的局势变幻莫测总是拖延了轰炸行动。直到第四天他决定放弃，这通常是命运的选择，轰炸机群在第五天倾巢而出，俯冲向松山的日军阵地……
在另外一次战地拍摄任务中，索劳巧妙地摆脱了两名负责他安全的中国士兵的严密看护，那次是在重庆电台播出龙陵已被攻克的消息之际。当时街道中实际上还不停地响着枪声，索劳却奋不顾身地一头冲了出去，试图抓拍到一些这场战役的最佳照片。晚间，索劳独自一人露宿街头，第二天一早，传来了日军仍然在龙陵某些街区出没的紧张消息，他赶紧将摄影器材装上他的马背赶快跑回美军营地。他逃得正是时候，刚一离开，身后就是一片密集的机关枪扫射。他为这次徒劳而归找了一个借口：“当时盟军正在发动诺曼底登陆，我弄出一些新闻来万一抢了欧洲战场的风头就不太好了。”
索劳和来自洛杉矶的乔治·寇科瑞克（George）技术军士在一起合作时，两人在腾冲曾经被分派到中国人处住宿。天气一直都非常糟糕，以至于很长时间都得不到空投食物了，他们俩仅有的维生口粮是五天的中国米饭配给。后来索劳说从美军的“K”级干粮转吃中国伙食在那时候的确是一件令人胃口大开的愉快事情。
《》  第三部分 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2）
明尼苏达州的丹尼尔·诺瓦克（DanielNovak），技术军士，因在艰苦条件下出色完成任务而被授予铜星奖章，从密支那到腊戍，他一路都跟随中国驻印军同行，详细记录整个战役全过程。他是和第一支乘滑翔机到达密支那抢占机场的美军部队——航空工兵营一起降落在那儿的。诺瓦克生动地拍摄了美军滑翔机队冒着跑道一端日军枪林弹雨在另一端降落并卸下武器装备的情景。其实，诺瓦克最“牛”的影片并非这些让他日后获奖章的片段，在八莫，就在距离日军阵地战壕125码的战场上，他记录了美军P-47战斗机采用俯冲轰炸的战术对他眼前的日军阵地进行轮番攻击的场景。宾夕法尼亚州的弗兰克·谢瑞尔（FrankW.Shearer）技术军士当时就和诺瓦克一起趴在八莫的前沿阵地上，“冒着敌人的炮火”执行拍摄任务。谢瑞尔本是照片摄影师，后来也成为第二“牛人”，就在诺瓦克拍摄俯冲轰炸的飞机的同时，他决定抢拍炸弹掀起的爆炸巨浪。但是，就在他左右调节身位试图找到最佳角度的时候，一枚70毫米炮弹的弹片盯上了他，所幸，仅仅划伤而已。他因此而获紫星奖章，但他丝毫没有因为惧怕而停止战地摄影的步伐，相反，他一出院就又端着照相机左瞄右对、四处搜寻拍摄目标。在八莫，谢瑞尔伴随在战区总司令索尔登中将前后，有一次，日军炮弹落在距离他们吉普车仅30码之处，那一次没有拍下照片，因为他们相信那地方不安全，所以决定不在那里逗留。
164照相连还有另外两位荣获紫星奖章的战友，加州的米尔特·廓夫（MiltKoff）技术军士和洛杉矶的二等兵汤姆·阿莫（TomAmer）。廓夫是跟随在胡康河谷里的“梅里尔的抢夺者”，阿莫是华裔，又曾担任《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CBIRoundup）记者，深受上司喜欢。
洛杉矶的查尔斯·齐默曼（CharlesZimmerman）技术军士和华盛顿州的二等兵唐·普林格尔（DonB.Pringle）（他后来再次加入通信兵服役，现在正在日本）两人都获得铜星奖章。普林格尔除了干摄影活儿外还在八莫的战斗中敲掉日军一个机枪阵地并击毙三名日本兵。齐默曼在早期曾干过徒步测绘“驼峰”航线一路进入中国这样的绝活儿。纽约的路易士·瑞克佐科斯基（LouisRaczkowski）曾经因为拍摄到八莫的炮战照片而荣获一枚铜星；164照相连还有人获得一枚空军奖章，他就是威廉姆·萨佛兰（WilliamSafran），在密支那的滑翔机行动中表现出色。
164照相连的资深摄影师威廉姆·布朗（WilliamBrown）技术军士也来自洛杉矶，他在丛林中度过了多年，简直快成了一座雕塑固定在那里了。在1944年沙杜祖（Shaduzup）的坦克大战中，正是布朗拍摄到了第一张战地照片，当时他乘坐的坦克遭遇麻烦，在日军炮火中翻倾，全体成员镇定自若，从逃生孔里钻出来，全部毫发无损地返回到自己阵营。
164照相连的另一个精彩故事最初是由堪萨斯州的二等兵汤姆·范宁（TomFanning）讲出来的。1944年，《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大肆报道他抓获三名日军俘虏，范宁因此而声名大振；新闻报道说范宁一直藏在一棵大树上拍摄公路照片，他发现自己的摄影包留在树底下，正要下去寻找却发现有三个人影在树下的公路上，他以为是中国士兵，便大声喝令他们离开路面，因为三人正好闯入他的镜头；新闻报道说他很快意识到那是三个日本兵，并且是主动来投降的，就这样，范宁用他的照相机俘虏了日本人。这是新闻报道的描述，实际上，范宁这家伙那天晚上在他的帆布吊床上昏睡，突然有人拍他肩膀叫醒他，他睡眼惺忪地发现身旁站着三个病饿交加、狼狈不堪的日本兵，原来他们是按照美军心理战部门散发的劝降指引传单主动找上门来投降，为自己换取一些食物和药品。将三名战俘移交给宪兵部后，范宁又缩着身子继续睡他的大觉去了。
《》  第三部分 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3）
164照相连的头儿是亚特兰大的赫伯特·里德（HerbertReed）上尉以及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戴夫·伯曼（DaveBurman）上尉。
通信兵照相连队还负责完成《目标——缅甸》的战时纪录片的拍摄任务。战区官兵人物、军用地形、滑翔机队降落密支那、空投食品等都在这群小伙子们的拍摄对象之列；中国军队在蓝姆枷训练中心的训练过程也被他们记录下来；纽约的维克多·凯菲茨（VictorF.Kayfetz）中士和费城的约翰·瓦棱斯（JohnG.Valence）技术军士还拍下了食品空投员们在机舱内的影片；戴维·奎德（DavidL.Quaid）中士也参加了这次拍摄行动，还在摄像过程中负伤，他被一个骡马喂食袋击中导致腿骨碎裂。
空军也有一支非常优秀的成建制的摄影部队活跃在中缅印战区。空中摄影师罗伯特·法瑞尔（RobertA.Ferrier）上士服役于在缅甸的第三战术航空队（ThirdTacticalAirForce），他常引以自豪的是能够抓拍到大概是最接近地雷爆炸的超近镜头，他时常乘坐B-25轰炸机沿缅甸铁路线超低空飞行拍摄近镜头。有一次他的飞机贴着一段被炸烂的铁轨飞行，一枚日军地雷突然在他飞机的尾观察孔正下方爆炸，扬起的泥土和弹片击中飞机的油箱和机翼，飞机摇摆不定地回到基地，定下神来才发现是九死一生的奇迹般经历：飞机两翼被撕开，引擎整流罩被粉碎，一条油管破裂，油箱成了筛子。这一次法瑞尔将全过程都拍摄成影片。他当年初学战地摄像还是在地中海战区。
并非所有空军照相兵都上前方拍照，有些人负责最后的冲印工作，轰炸机造成的破坏效果照片需要迅速地冲印出来交给指挥官们，照片解读人员必须在将照片提交给空军基地的各类指挥人员前对照片作出报告，基地官兵们还得跳进拍摄舱里小心地将那些照相机拆卸下来，这些设备都是在飞机起飞前往日军占据区域执行任务前安装上去的。拍摄任务是由接受过摄影培训的战斗人员进行的，拍摄成果一旦送回后方，处理中心的人员则开始他们昼夜不停的冲晒工作。在中国，极度缺乏正规的冲印暗房和设备，常常是在一间土坯农舍里凑合着用；第14航空大队还曾将几个飞机炸弹槽摆放在工作台上当贮水池用；使用20码长的干酪包布和几快木板混合而成的晾干架；需要天平量度化学药剂时，摄影兵们就到当地的村镇上从中药铺买一副古老原始的秤杆回来用。在驻华空军照相兵中有“解放者”轰炸机摄影师弗兰克·杜恩（FrankJ.Dunn）上尉，有主管其他所有士兵的主助理查尔斯·司杜朴斯（CharlesH.Stoopes）军士长；还有最先拍摄那些近期才发布的影片的乔·马丁（JoeMartin）技术军士和诺曼·透纳（NormanS.Turner）技术军士；有上士爱德华·欧贝尔（EdwardA.Uebel，他曾因在乘坐的飞机坠毁后仍表现英勇而获银星奖章）负责显影液定影液的调配工作；中士威廉姆·查特欧奇（WilliamE.Chartowich）和瓦尔特·辛普森（WalterA.Simpson）以及赫伯特·瓦尔登二世（HerbertB.Walden）一起进行晒像工作；泰德·布儒纳（TedBrunner）上尉负责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桂林沦陷时两位JK空军照相兵碰巧在那里，他们因此而意外获得了一个“幸运”的“假期”。隶属驻华空军第14航空大队的战地摄影师哈罗德·吉尔（HaroldE.Geer）上士和弗兰克·图特威勒（FrankW.Tutwiler）中士早在该地被敌攻克前几个月就被派往桂林空军基地，专门拍摄“飞虎队”的对日攻击。传来消息说，日军先头部队逼近以及装备极差的中国军队开始撤退，随之美军部队亦展开转移，他们俩预感到这次是不容错过的绝好机会，一定能够拍摄到难得的素材。吉尔和图特威勒将多余的摄影器材装上一架撤退的飞机，人就留下，开始了他们的摄影历险。他们使用16毫米和35毫米的电影摄影机以及C-3型照相机。中国民工掩埋了炸弹，用石灰画上大圈以警告空军的飞机切勿在上面降落，在约定的时间，所有炸弹一起被引爆，彻底摧毁了机场；营房、理发店、食堂、康乐中心被浇上汽油，美军人员伤心地目睹了火焰吞没这些曾经呕心沥血建设而成的舒适的基地设施。吉尔和图特威勒冷静地拍摄下了全过程，记录下所有细节，这是桂林——这个以前被视为自由中国的最新的也是最美的城市，落入日军之手的前一天。难民们攀上一切可以搭乘的交通工具离开，甚至包括牛车和三轮车，铁路运输人满为患，两位照相兵冒着危险留下来，拍摄了许多火车站难民潮的照片。待到机场彻底被摧毁后，他们才把器材打包装箱，带上他们对桂林的最后几天的所有详细记录撤离，一个完整的、足以用图片讲述的故事将来会永远被后人牢记。
可以说，第一张美军拍摄日本本土的空中侦察照片，肯定是从在华空军基地起飞的24岁的弗吉尼亚人温佛莱德·索德赖特（WinfredA.Sordelett）拍到的，他当时驾驶一架无武装的P-38轻型侦察机于1943年10月31日从空中拍摄了日本，带着他所有的拍摄成果从他的2200英里往返旅程中返航回到中国的基地。他因为这次破纪录的航行而荣获荣誉飞行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FlyingCross）。途中他成功躲过日方雷达扫描，丝毫没有引动敌人的炮火；他轻装出行，唯一的维生营养是一片4昂司的巧克力和一罐放在脚下的水，每次想吃喝就得拔掉氧气罩；他毫无武装，照相机和胶片取代了机关枪和炸弹；如果飞机燃油耗尽（实际上他是靠副油箱飞回的），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将飞机和摄影器材全部毁掉，要么坠毁或者迫降后销毁，别无选择，因为胶片盒太重，靠人手是搬不动的。
一张照片胜过千字，中缅印战区数万张照片的拍摄可不是吹出来的，鲜血、汗水、眼泪是冲洗这些照片的液体，下次当你看见任何一张CBI照片时，请记住这一群“咔嚓”部队的照相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