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经典名曲:[转贴]强扭的瓜不甜——蔡廷锴叛逃 【史海钩沉】

强扭的瓜不甜——蔡廷锴叛逃

　　起义军自南昌出发后，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那就是原来勉强附和起义的第十师叛逃，被师长蔡廷锴拉往浙江方向。这一下子就使起义军损失5000余人，相当于四分之一的兵力，而且是丢掉了很有战斗力的一个师。

　　过去人们统计南昌起义的部队时，通常是把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蔡廷锴的第十师、贺龙的第二十军都算在内，总数是2万人。其实严格而论，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并不拥护起义。当初计划暴动的时候，无论是中共中央、加伦将军还是周恩来，都没有把蔡廷锴的第十师计算在内，只是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想拉出这个师里面的以共产党员为团长的第三十团。暴动前一天，蔡廷锴率全师到达南昌，出乎意料地硬是被拉到革命委员会里。开始他只同意跟叶挺一起南下广州，发现这次起义是共产党人主持，马上就想变脸。

　　蔡廷锴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早年曾务农、学裁缝、开小杂货店，辛亥革命前投营，后效力于粤军，在孙中山大本营特别团中任过营长，北伐时曾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长，后升任第十师师长，与叶挺是同乡，过去私人关系也不错。

　　论起蔡廷锴的第十师，可算是北伐中功勋卓著的一个部队，当时在第十一军的编制内。其实，第十一军在北伐前，就是第四军的老十师。北伐后第四军以两个师打先锋，攻下武昌后以这两个师为基础扩编成两个军。第十二师扩编成第四军，张发奎任军长。第十师扩编成第十一军，辖第十、第二十四师，开始由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任军长，原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升任了第十师师长，由第四军独立团的部分骨干另组建了一个第二十四师，叶挺担任了师长。1927年春天，这个军负责守卫武汉，因宁汉对立，军长陈铭枢离开武汉去投奔蒋介石，张发奎兼任了该军军长。由于蔡廷锴不是张发奎的老部下，而是陈铭枢的亲信，在张发奎手下感到受气，还担心被解除兵权，所以亲近叶挺，也不想东征与蒋介石打仗。借东征讨蒋之机，他率部离开九江去南昌，也有脱离张发奎去浙江另谋出路的意向。

　　叶挺率二十四师准备起义时，拉上了第十师。不过这时是用脱离张发奎及“打回广东”为口号来动员蔡廷锴，双方缺乏共同的革命思想基础。据当事人回忆，南昌起义的当天,蔡廷锴的那一个师并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却因处于叶挺、贺龙部队的中间，想跑也跑不掉，所以表面上没有反对意见。

　　起义领导机关开会时，蔡廷锴勉强到了会。当时大家热烈发言，要求反对武汉政府，建立新的政权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蔡本人的态度就显得不对头，长久不发言。叶挺唤着绰号对他亲切地说：

　　“高佬，就这么千吧!”

　　蔡廷锴此时也吞吞吐吐地说：“好吧。”可是事后，蔡本人的自传中却说他当时的心态完全是被迫的，并对此回忆说：

　　“我军回师武汉，即令赶速补充，不及一月，便已整理完竣。时宁汉由分裂而至兵戎相见，不久，武汉当局下动员令，决由武汉东下。唐生智总军权，以张发奎为第一方面军，他部为右翼，向南京攻击前进，以张发奎为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我师归叶挺指挥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与我密商，他说：‘我们攻下南京，亦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确无意义。且唐之革命比蒋相差甚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我听叶挺如此表示，正中下怀，深表赞同。但他是共党，自己是国民党，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过了数天，各军集中完毕，张军长已到，令叶挺率我师及贺龙部先占领南昌。占领南昌后，张军长即召集师以上人员在庐山开谈话会,汪精卫亦到。所谈结果，仍拟分两路由皖南、浙南向南京攻击前进。我在庐山住了两天，即回九江，率师部直属队由火车输送。车抵乐化站，贺龙部在该处握守向北警戒，我即下车问警戒该处之团长，他说：‘我奉命任何军队无叶、贺命令，不准通过。’我见此情形，自念不回去，则我师更危险，遂打电话向叶挺请示。叶接我电话，请我即返南昌。返抵南昌，叶、贺已将朱培德、程潜驻南昌部队缴械，即召集会议，在南昌成立临时军政府。我当时退既不得，逃更不能，只有伏首服从叶、贺之命。驻留数日。复开会议，结果决定返粤。”

　　从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蔡廷锴勉强服从叶挺，然而却在内心认定“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可是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对于如何掌握军队还缺乏深刻认识，叶挺等人还拘于北伐时的战友情谊，并认为蔡廷锴还是进步的，该师的主力第三十团团长范荩是共产党员，事先表示坚决拥护起义。这个团在二期北伐时表现得很有战斗力，营长、连长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第二十九团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整个第十师的政工部门又是共产党人掌握的，所以一些领导人相信这支部队不会出问题。贺龙对旧军官的态度变化，是较有经验并十分敏感的。在8月1日参加完参谋团的会议后，看到蔡廷锴的态度，回来就说：

　　“应该把他扣留制裁!”旁边的一些人虽然态度缓和一点，却也建议应解除蔡廷锴师长的职务，至少也应调换一下，让他到没有自己心腹的别的部队去，可是叶挺认为用不着。周恩来开始对此也有犹豫，因他对蔡不太了解，一时听了叶挺的意见，也未采取措施。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给蔡廷锴的头衔是“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蔡接受这个职务时表现得犹犹豫豫，听说聂荣臻、周士第率第四军二十五师在马回岭开枪驱逐了张发奎，更感到国共两党已不能相容，就想脱离起义军去找自己的老长官陈铭枢。只是他的部队在起义军的驻地中间，师里又有一个团由共产党掌握，所以不好表露出来。起义后因按原定计划急于回粤，指挥部即令第十师于8月3日先行出发，限三天内占领抚州。蔡廷锴得此机会，马上率队离开南昌向进贤县前进。当时，蔡廷锴第十师没有被改编，中、上层的军官亦未被调整，蔡廷锴仍能指挥如意。

　　第十师的开进序列，是按照师部、直属部队、第二十九团、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的顺序开进的。在三个团长中，第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与蔡廷锴相交最厚，蔡廷锴也把第二十九团视作心腹，总是部署在自己左右。

　　当天，行抵距南昌六十里宿营时，他马上召来张世德密商道：

　　“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行动，应有妥善之计划方可。如果随叶贺返粤，他是共党，不会合作到底。欲听张军长消息，又不知何时始能联络。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党脱离关系，再作第二步打算。惟本师有不少共产党员，三十团团长以下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员，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亦不少共产党员，倘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更是麻烦。”

　　张世德是蔡的心腹，不过平时不太关心政治，对于部队内的共产党员情况懵然不知。见长官如此说，他马上表态道：

　　“范团长盂声及全团官长都是共党，我想不到。该死啦，我团亦有，我确不知某某都是共党，而今怎样办就怎样办，总凭师长缜密处置，我是十二万分服从。”

　　见到自己的心腹这样表示，蔡廷锴后来回忆说，他此刻就“决心与共党分道扬镳”。当天晚上，他确定了翌日行军计划，命自己过去任过团长、且很少有共产党员的第二十八团为前卫，把第三十团夹在中央，以第二十九团为后卫。密令张世德率第二十九团监视各城门内外，待第三十团入驻城内后，第二十九团到城边附近监视第三十团。蔡廷锴制定了这个计划后，又召集几个心腹布置了一番，才下达了行军命令。

　　8月4日凌晨，刚刚吹过集合号，第十师师部的传令兵突然到各团宣布蔡师长命令：改变原定行军顺序，第二十九团由前队变为后队，原来殿后的第三十团改为居中，第二十八团变作前队，向进贤城开拔。

　　当时因天气酷热，士兵落伍不少，辎重又很多，部队行动缓慢。到了8月5日晨，各团才完全到达进贤县城。进城后，蔡廷锴马上布置好解决共产党员和叛逃的安排，随后就开始了行动。

　　前队陈芝馨的第二十八团占领了进贤县城的四个城门。第三十团悉数被安排在城内驻扎；后队第二十九团没有进城，仍然保持着随时出击的队形，在城边一条通往城里的大道两傍安营扎寨。

　　第二十团团长陈芝馨巡视完进贤城防之后，又来到了第十师师部与蔡廷锴密商。随后他出来密令守卫城门的第二十八团士兵，城内部队如果没有蔡廷锴师长的令谕，不得走出城门一步。

　　对这一切，城内的范孟生和第三十团全然不知。当时党组织通知他们参加起义。可是并没有告诉他们如何防范蔡廷锴的不稳。

　　上午8时，蔡廷锴让特务营布置好师部警戒，下令第三十团架枪休息，并让全团官长即来师部听候训话。这个团的团长范荩在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认为既然是长官的招呼不好不听，就率团里的各营、连长去了师部。

　　范荩刚刚离开，蔡廷锴事先选定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的一些“可靠”的军官就赶赴第三十团，在全副武装的卫兵护送下，他们到达已经“架枪休息”的第三十团队伍前，马上宣布“师长命令”，由刘占雄接任团长。刘占雄带来的一批军官，又接任了营、连长。这时，全团只有30余名共产党员，大都是军官和政工人员，已经去师部开会。全团又只有一个党支部，营连的基层没有党组织，士兵中差不多也没有党员，只知吃粮昕长官命令，没多少政治观念。既然上面下令换了长官，当兵的也就听指挥，没有任何反抗。原先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个团，就这样轻易被改变了颜色。

　　此时，第三十团团长范荩已率该团军官长及政治部人员到达师部面前空地集合，发现特务营已经在周围紧密警戒，感到情况不对，然而已经没有办法。这时蔡廷锴在武装卫兵拥簇下走了出来，对他们说道：

　　“国共合作以来，相安无事，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至黄河流域，竟告分裂，此乃最不幸之事。分裂经过之是非太复杂，此时我不加批评。但我是一个国民党员。且由最贫苦的农工出身，任何牺牲，我都可以，任何艰苦，都能忍受。若不顾信义口是心非，我是不敢苛同。前月，政治部报告二十八团中校团副魏某，说他通陈铭枢，伪造书信，使张军长不加审察，就提往枪决，此乃极冤枉阴险之事。当时不特我抱不平，就是全师官兵无不愤愤，使人不寒而栗。自魏某被枪决后，各级官长忧心如焚，纷纷向我请长假。我问他们为何请假，他们说怕枪决。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障我们，在此先例是朝不保夕，如果政治部再报告说我们通陈铭枢，一千条命都不够死，这样现象诚使人难忍。共产党员的努力，我是甚钦佩，但对人手段，我是不能忍受。所以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职员暂行离开，各人的薪饷，当然发给，并且护送各人离部使各人安全。”

　　蔡廷锴举出上个月一个姓魏的中校军官因暗通陈铭枢被“政治部报告”而遭枪毙一事，完全为了挑拨军官对中共的政工人员不满，并为自己清除军中的共产党员找借口。不过此时他对共产党员还算客气一点，没有采取暴力手段，与冯玉祥等人同样实行了“给资遣散”的方式。

　　蔡廷锴讲完话之后，即令副官处长给第三十团的共产党员发路费，其中给了范孟生200块光洋，给其他人光洋50元。接着，二十九团中的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也被押来，蔡廷锴下令“派兵护送”，实际上是将这些人看押起来。几天后行军到通往浙江的一个渡口时，才将这三十多名共产党员放走。

　　当时张发奎得知第十师脱离起义部队后，曾发来一个电报，要蔡廷锴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枪毙，并公诸于报界。所以当时社会上盛传蔡廷锴“枪决”了军中的共产党员后出走，在当时一片反共的浪潮中，蔡本人也不好公开出来辟谣，所以此事以讹传讹，竞使绝大多数人信以为真。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得知这一消息，因不知范荩等人的下落，也曾以为他们遇害，一面为之痛心，一面深恨蔡廷锴。直至全国解放后，一些当年被“给资遣散”的共产党员找到党组织说明情况，才证实了事情的真相。

　　蔡廷错“和平”清理了内部共产党员之后，在进贤县城又住了两天，召集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自己部队今后的行动及给养、驻地问题。对今后之行动，蔡廷锴提出三点让大家讨论——

　　“投南京?返粤?或候张军长之消息跟回张军长?”

　　其实，蔡廷锴本人的意见很明显，他是想投奔老长官陈铭枢，也就是实行第一条意见“投南京”。结果，多数人赞成先“独立”，然后再寻出路。至于给养与驻地，当时据军需官叶少泉报告，只有现金1万元，而且在汉口、南昌所领之钞票在这里均不能使用，伙食也成问题。最后决定，全师开赴赣江东河口等处“就食”，实际上是就地征粮。会议结束后，第十师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共产党。

　　蔡廷锴率第十师东进后，又找陈铭枢联系。蒋介石当时正想依靠陈铭枢争取广东，马上给了一笔钱，于是陈铭枢带款回到第十师，不但重新掌握了旧部，还招兵买马，把这个师扩编成一个军，又恢复了第十一军的番号。这支部队后来回到广东，镇压了海南岛的共产党起义，却因不为盘踞那里的陈济棠所容，又北调参加军阀混战和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改番号为第十九路军。在日寇入侵上海，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蔡廷锴及其所率第十九路军看到“剿共”没有出路，于是奋起抗日，在淞沪抗战中打出了名气，证明这支北伐“铁军”的老部队确是有战斗力的。后来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到了福建，联合红军反蒋。那时因共产党内“左”的思想占主导，加上蔡过去叛逃和剿共的那段历史又引人痛恨，所以红军并未真正援助十九路军，蔡部很快被蒋介石消灭。失去了军队的蔡廷锴以后成为反蒋联共的民主人士，于1948年投奔东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时又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五六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等职，1968年病逝。

　　蔡廷锴在这时政治上的反复变化，其实也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反映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两面性。在南昌起义时那种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他们坚定跟着共产党人走，其实是无法办到的。至于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时这样的民主人士大量地投入人民阵营，其原因则不讲自明。南昌起义后第十师的叛逃事件，看来是偶然的，然而偶然性却又寓于必然之中。

　　第十师的叛逃，是南昌起义后共产党人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和挫折。聂荣臻后来回忆起第十师时这样说过：

　　“这个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作前卫。十师的三十团，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个出名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在九江曾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此外，二十九团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些同志。所以说，对第十师。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当中进行周密的布簧，也是可以掌握的。但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八月三日出发，四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样，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那个三十团，是多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竟被搞掉了。我们从南昌出发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心。”

　　人们在从事一件新事业时，都是吃一堑长一智。最初单独领导军队的共产党人，吃了这次大亏，在“十分痛心”之后，痛定思痛，也总结出了重要的经验。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支部建在连上，以党的组织不是以长官个人掌握部队等，可以说都是由这类教训而引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