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太极拳老架:储建国：反抗者的道德：中英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英国出事了，媒体一概名之为骚乱。中国媒体应该有点自主意识，别不动脑子就用翻译过来的词，中国人自己发明了一个词——群体性事件，这不是很好吗?西方主流媒体尽管有多元化的报道，但在用词方面，存在某些一致性偏见，尤其是针对底层。卡梅伦之所以能够大声谴责这次事件，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立场得到主流社会比较一致的支持。也许卡梅伦是对的。但中国人在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用一个中性词是比较合适的，是中国媒体走向成熟的表现。

　　如果将英国发生的这次事件名之为群体性事件，就可以与中国的类似事件相比较。百度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群体性事件的定义，那个有点啰嗦，简单一点说，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短时间内聚集的人群，通过激烈的言语和行为冲突，以表达诉求或发泄不满，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这样一个定义具有普适性，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英国。关于这种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媒体有诸多描述。有点年纪的人感觉这种事件有点散，有点乱，缺乏一致性的目标，缺乏动员性的组织，缺乏持续性的动力。总之，无法跟自己年轻时津津乐道的革命、社会运动相提并论。看来，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年轻人，连搞这种事也搞不出个样来。

　　老年人说的有道理，但先别忙着指责年轻人，要看看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个变化了的时代，老年人如果变年轻了，是否还能够把这些事件搞成以前那样的革命或社会运动?仍然血气方刚的老年人也许说能，但大多数老年人可能说难。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无论是革命、社会运动，还是群体性事件，都是有一定规模的人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或发泄不满，这是表面现象，背后关键的共同点是被排斥者对排斥者的不满，一般是较低阶层的人群对政府表达不满。

　　媒体报道说，英国这次事件中，有百万富翁的子女参与，有中产阶级的人参与，以淡化“较低阶层”、“被排斥”之类的概念。其实，媒体喜欢摆弄那些个别的、特殊的情况，而忽略一般的情况。这次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仍然是那些处在社会较低地位的族群和年轻人。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次事件的根子仍然是种族和阶层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被激化了，这是对的。

　　媒体又报道说，这次事件中，参与者袭击的大多是普通人，而不只是警察，其主要内容是打砸抢。中西方媒体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要发生这种事件，首先是寻找其打砸抢的特征。应该说，这个报道是对的。打砸抢是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几个城市都一样，这说明参与者抢东西不是目的，发泄不满才是目的。

　　发泄不满针对政府才对，为什么针对普通老百姓呢?是啊，这似乎成了世界普遍现象，本来是对政府的不满，最后都发泄到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运动家特别不耻的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站在参与者角度来思考一下，他们如果能够有效地针对政府采取行动，想必不会考虑对普通百姓采取行动。但现在的政府与以前革命和运动时期的政府不可同日而语，它们自我保护能力太强大了，经过长期革命和运动的洗礼，它们能够有效应对和预防各种大规模的暴力与和平活动。传统的反政府组织和运动难有生存之地。另外，这些参与者绝望地感到，即使对政府造成一定打击，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譬如说，那些少数族群的命运，那些失业年轻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受整个社会结构的决定，更换政府无济于事。他们既无力打击政府，也无力改变社会结构，只能对代表主导社会结构的象征物进行打击。所以，参与者抢劫商场，而且是大商场，不只是为了那些商品，而是认为它们代表了主导性的社会结构。据报道，一名抢劫者则说，LV包代表着富人，应该据为己有，他对此没有悔意。

　　这是站在参与者角度而做的一种同情式理解，要深层次地解决他们的不满问题，不仅需要赋权，而且需要赋能。这些人不能只享受西方法律和政策中的政治权利和福利权利，而是需要实现这些权利，让这些权利变得真正具有意义的能力。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西方社会难以解决。被排斥的人口要体面地进入主流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很难短时间内轻松地获得。在不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排斥现象将长期存在。大规模地缓解还是可能的，那就是像中国人所说的，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经济生活当中来。

　　除了赋权、赋能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赋责。这个就不只是站在参与者的角度来思考的问题，而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来思考的问题。从根本上说，社会就是大家一起过日子的场所，这个场所不应该像某些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理解的那样，是大家追逐私人利益的竞技场，而应该理解为大家相互关怀的共同体。每个人一参与这个社会，首先要做到心中有他人，自己的命运艰难，他人的命运也不易。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支撑这个社会有效运行的道德之网，它既约束着上层人，也约束着下层人。在维系这种道德之网方面，英国一向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做得比较好的。现在看来，桑德尔所说的道德之网分崩离析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英国，应该是西方社会普遍的现象。这个过程是长期的，累积到现在，有点积重难返了。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需要反思，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教科书需要重新修订。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学、政治学将道德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分开，以为是人类的进步，其实是文明的倒退。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精英阶层道德败坏的危机，英国的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平民阶层道德败坏的危机。如果将这两次事件组合起来，就可以印证西方文明的确到了转折的关头，需要面对自己的传统，做一彻底性的反思与重建。

　　回头再来看看中国。这些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现象，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也不小。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为了维稳投入了那么多的经费。英国的事件尽管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在西方国家，这种事毕竟还不是很多。中国群体性事件与英国类似的是，参与者内心大都是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而且通常是借助一个偶发事件而爆发出来。譬如说瓮安事件，就是很多老百姓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结果县政府被烧毁办公室160多间，被烧毁警车等交通工具42辆，不同程度受伤150余人。这种中国式群体性事件与老的社会运动还有一点类似之处，那就是主要针对政府，尽管也发生一些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有人评论说：“从此次伦敦骚乱发动者的表现来看，中国人民倒是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伦敦骚乱者虽然宣称对政府不满，但渲泄对象却是普通百姓，破坏的多是普通人家的财产，其行为已与普通刑事犯罪无异。而观之近些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群众发泄的对象多集中于政府以及政府人员本身，要么是推翻几辆警车，要么是烧几栋政府大楼，很少有波及无辜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中国百姓要比英国骚乱分子的素质高得多。”(李开盛：《中国可以从伦敦骚乱中悟到什么 》，作者博客)

　　如果抛开行文中的某种情感意味，这个评论还是比较中肯的。中国的社会冲突尽管表现得比较西方厉害，但中国社会的道德之网还没有彻底崩溃，中国老百姓心中与人为善的动机还是比较强烈的，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更是如此。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积淀下来的效果，尽管遭受歪曲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但内核还存在。比较危险的不是中国的平民，而是中国的精英。精英堕落的速度非常地惊人，很多人甚至露出了赤裸裸的流氓和土匪嘴脸。在人类文明中，尤其是在中国文明中，社会的道德之网尤其依靠精英来加以维系，因为他们占有了社会更多的资源，更有责任将这些资源运用到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上去。如果精英堕落了，平民的道德之网也会跟着溃烂下去，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暴力循环的无政府状态。

　　在堕落的精英眼中，平民反而是堕落的一群，平民的道德就是服从，抗争就是不道德。这种逻辑就是强奸者没有道德问题，被强奸者反抗就有道德问题。面对不公正的事情，反抗本身就是有道德的行为，但它要受到道德约束，不能对无辜的人发泄不满。在中国的众多群体性事件中，人们发泄不满还是有所节制的，他们希望改变社会不公、消除政府腐败，而又无能为力，但很少有针对平民百姓而任意地打砸抢。流氓无赖在民间有很多，但受到道德舆论的一致谴责，在群体性事件中没有多少生存空间。不少领导在解决群体性事件时，总是指责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指责者本身是别有用心的。其实，任何群体性活动，都有个别人或少数人起主要作用。这些人的品性往往决定着整个活动的品性。正常的群体性事件中，那些带头的人常常是有公心，能服众的人。将这些人妖魔化，会导致整个社会公共道德走向崩溃。

　　有没有不道德的群体性事件呢?当然有，但像英国这样的事件在目前的中国比较少见，因为他们针对的不是施害者。所以说，如果老一辈革命家或运动家就这一点指责群体性事件，那么他们是对的。

　　现代化是一股巨大的魔力，将大批大批的人从传统的社区赶出来，驱使到完全陌生的领域，传统的道德开始逐渐消解。然而，无论社会怎么变，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代社会有必要通过道德和制度的重建，保护好这颗仁心，让它生长出对他人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这是中西方社会之共同急务。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生活中，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一种公开辩论制度，是维系公共道德的重要支柱。国家议会和基层议事会在维系公共道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私人的算计，包括个人盘算和少数人的密度总体上起着败坏公共道德的作用。 议会和议事会制度的衰落是西方公共道德解体的一个根源，对这个社会起支配作用的是那些关起门来密谋的人。据唐德刚的研究，中国汉代地方和基层政治中，有德性的人公开议事的制度也很发达。在国家层次，朝廷会议尽管是在君主的主持下召开的，但大臣们也是可以公开地辩论的，辩论的共同根基是国泰民安。现在，这种公开的辩论在中国也很少见了，大家在谈论着如何博弈，如何摆平，如何搞定。

　　在当前的中国，尽管在老百姓的内心中，传统道德仍然在起作用，但在很多读了一点书的，反而认为传统道德是现代民主生活的障碍，他们像一些固执的现代化学者那样简单地认为，现代的出现就意味着传统的消失。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思维。

　　如果没有了传统道德，有什么力量可以保证现代人从心里面认为故意杀人是不对的?有什么力量可以促使现代人从心里面认为应该为社会尽一份责任?

　　记得在延安参观途中，有一位搞艺术的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群众也是有弱点的。”在精英的眼里，平民不是好东西，在平民的眼里，精英不是好东西。在老天爷的眼里，大家都有可能变成魔鬼。而对精英的压迫，平民有理由反抗，但反抗者的道德约束究竟在哪，从何而生呢?

　　反抗者的道德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其合理的界线难以说得清楚。譬如说，偷抢商场，在传统中显然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反抗者把它当作改变社会的一种象征，而临时性地使用，是否具有讨论的价值呢?我无从回答。但如果对无辜的人施暴，人之为人是永远也不能接受的。这也许是反抗者的最底线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