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在全国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谭甫仁受林彪之名要打周恩来飞机:那是谭甫仁死前几天，云南王谭甫仁突然接到北京密电，指示谭甫仁在某月某日，将有一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机，该机经过昆明时，务必击毁之。说他是云南王，是因为他担任着云南最主要的几个位置:中共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接到这个命令忐忑不安，因为不明不白地打下一架民航飞机有悖常理。而上级命令又不能公开违反，于是采取了退一步的战略，命令四架战斗机拦截迫降从缅甸飞向昆明的民航客机。守候在机场的谭甫仁也在指挥着下一步行动。飞机下降后出来一个人，询问是怎么回事。谭甫仁走到悬梯旁，跟着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老人，谭甫仁一见腿都软了，差点没有跪下，说:“总理好！”周恩来愤怒地说:“你们怎么还迫降我的飞机？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谭甫仁吓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说:“马上向中央写报告，把这件事情交待清楚！”谭甫仁彻夜不眠，他在灯下写检查，怎样把事情交代清楚。他深知已经被卷到政治斗争的最中心，如果交代不清，不仅要犯罪，还要顶上谋害周总理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他也庆幸自己没有下令打下飞机，如果那样真是死有余辜了。凌晨，谭甫仁和他的夫人竟然离奇地在昆明军区大院警卫森严的住所内，被一个手持双枪军人在卧室内连开五枪击毙，那是林彪的死党杀人灭口。这真是一个如同惊险电影一样的版本，如果拍出来肯定比一些程式化的领袖人物的电影好看得多，但是这仅仅是民间杜撰的一个离奇故事。如果对真实的信息封锁的过死，民间的流传就会甚嚣尘上。
父亲事后谈起谭甫仁的死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很多偶然凑在一起了。父亲说:“我也是司令员，如果大院里有个人要害我，也很难预防。外面的人想进来有难度，但是院子里的人要开枪，那就防不胜防了。”真实情况是，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几声枪响。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党的高级将领被暗杀的恶性事件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最早知道的凶杀事件的是党办秘书邹贤玉，他马上告诉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
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经常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幽静和保卫严密、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呢。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是首长办公。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看见首长浑身是血，两只无神的眼睛向上翻着，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更是毫无声息。王克学顿时惊呆了，也深感这将是一起会惊动毛主席、党中央的惊天大案。他本能地大喊警卫员”小李、小李！”但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王秘书跑到警卫室，两个年轻战士正呼呼睡大觉，王秘书气愤地大喊:”你们怎么睡得像头猪，快给我起来！”
不久，警卫员小李从厕所哆哆嗦嗦地出来，原来这个军人竟然被枪声吓的躲进厕所。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尽管调门很高，毛主席倡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尽管在民间耳熟能详，但是由于一切秩序被打乱，一切规章制度被取消，结果会在军区核心的地方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件。
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被火速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王里岩两眉间中了一弹，正是要害部位。医生说:”看来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也就是当场身亡。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一弹打在头上。入院时，几乎没有血压。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点微弱心跳。在出事的第一时间，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命王克学记录，自己通过一号台要了周总理的电话，当时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周总理在半夜尚未休息，周总理听到后也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接到命令，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飞抵昆明，在这之前由于谭甫仁腹腔内积满了血，医生只得剖开腹腔放出积血。后又打开胸腔，采用心脏按摩，但无力回天。午后4时，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正好是花甲之年。当鲁维善教授到达昆明的时候，谭甫仁的遗体已经盖上了白单子，不过鲁维善教授肯定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的抢救方案是正确的。谭甫仁这位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开国将军竟然倒在了自家院中的暗杀黑枪之下。父亲后来总结这个案件时也说过，不管怎么说，昆明军区的保卫工作还是有问题，对这类突发事件反应太迟缓，尤其不能让凶手在杀了谭甫仁后还有机会开枪杀人。在和平年代久了，已经失去战争年代的警惕。
事情发生后，根据总理指示，昆明军区常委会开始抓紧破案。常委们至少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军人，面对这起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的恶性案件也感到从无先例。最后，主持会议的周兴感到先把枪的来源搞清，在军区大院里查枪、验枪；要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哪怕是蛛丝马迹；会议当即成立”017专案组”，也就是”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由周兴任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任副组长。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首先在现场获取了4颗59式军用手枪子弹壳。随即，军区负责验枪工作的保卫部发现两支59式手枪及20发子丢失。另外，发现现场的证据有墙根边皮革纸盒上，凶手留下了清晰的解放鞋鞋印，谭甫仁夫人王里岩倒的门框上有凶手的指印。
但是距离破案还有相当距离，因为尚没有嫌疑人浮现。这个案子后来的突破性进展竟然来自一个13岁的小男孩儿。因为这个叫王自正的凶手于谭甫仁被害后曾经出现过，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后，还想杀死直接审查他的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陈汉中。他想敲开陈汉中家的门，开门的却是这个姓马的小孩儿，他在睡意朦胧中告诉王自正在另一个门。王自正知道走错了门，他直接敲陈汉中的门，无人答应。恰巧陈汉中出差，躲过一劫，但是这个小男孩儿已经记住凌晨5点来的这个大人是同院小朋友王冬昆的爸爸。文革中讲究”人民战争”，在发动广大群众破案方面有其优势，当然这种方法也”误伤”过很多人。其实这个名叫王自正的嫌疑人本来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境地，做为军区保卫部的一名干部保密员，他不久前平职调到云南文山军分区政治部担任保卫科科长。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出有重大历史问题没有上任就被停职反省，拘押在昆明市西坝原军区联络部俘虏管理所接受审查，由保卫部陈汉中科长负责调查。
但是王自正一直否认自己杀过人。自从13岁小男孩儿发现他那一晚出现外，人们还回忆起在案发后王自正鬼鬼祟祟，犹如惊弓之鸟。但当别人以惋惜的口吻谈起谭甫仁被害的消息时，他却流露出一种暗自窃喜的神态。还有专案人员带着13岁小男孩儿在院里出现的时候，他曾经忍不住哭了，还喃喃自语:“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荷枪实弹地采取紧急特殊的行动，但是有关部门依然没有对这个凶残之极的杀人魔王有足够的警惕。
1970年12月31日晚10时，专案组命令陈汉中、李伯志去王自正的隔离室进行审问。王自正心事忡忡地躺在床上，由于都是同事，陈汉中对王自正并不严厉，: “起来，到饭堂来一下，有点事。”王自正知道末日来临，他表面上顺从地起床和穿上衣服，心中却在筹划着垂死的挣扎。他问陈汉中:”穿哪双鞋子？”陈汉中严肃地告诉他:”穿那双解放鞋。”王自正更知道完了，因为枪杀谭甫仁的时候他就是穿的解放鞋。王自正穿上鞋，然后弯腰系鞋带。王自正系完鞋带后，敏捷地从被窝摸出一支59式手枪，甩手就是两枪。李伯志被击中腹部，倒在地上，陈汉中被擦伤右手。杀红了眼的王自正则提着枪夺门狂逃。幸而这次警卫班的战士警惕性很高，立即包围过来。王自正自插翅难逃，抓住也是必死无疑，便举枪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的脑浆飞溅，王自正终于见了阎王。
父亲也说过，凭我们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军人的经验，不该有这样惨重的损失，其实这种对垒在战争中是一个很小的交锋，如果头脑像战争年代那样清醒，可以把损失见小许多。凶手的最大特点无非就是一个亡命徒。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做为一个现役军人――那个年代军人的地位至高无上，尤其在非常讲究出身的年代还能留在军队里，应该很知足。王自正的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呢？在他暗杀谭甫仁之前，调查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其堂兄带领一个还乡团对王自正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反攻倒算的杀人行动。后来他本人逃往他乡，由王志政改名为王自正，到起它地方参加了解放军。文革当中清理阶级队伍，把问题扩大化乃至冤假错案也不少，王自正在解放前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也许永远是个谜。
1970年初，他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他还没有来得及弹冠相庆，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那个年代无论是真的还是被冤枉的，都采取坐以待毙的态度。王自正是个极少的另类，他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这一条。”王自正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权衡之后他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但没有枪，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这个隐藏在昆明军区心脏地带的杀人狂魔竟然能够偷出两支手枪，而且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可见那个年代虽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但是打乱的规章制度也留下了各种隐患。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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