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廷:创新驱动:从后发优势转向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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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从后发优势转向先发优势

2011年08月11日 01:58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作为对西方现代化的率先追赶者,过去采取的一直是“后发优势”的战略。这一战略的特征是通过引进、学习、模仿和利用先进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避开自行探索和自行研发过程中的高昂成本,利用别人的经验绕开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弯路,节省追赶时间。

  采取“后发优势”战略,即用模仿方式和学习方式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由于追赶的目标是迅速缩小与先进者的差距,因此在该战略下经济发展的方式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在技术上进行跟踪模仿。第二,在产业发展上主要是承接转移。第三,在投入方面以劳动密集为主。第四,非常强调追赶的目标并且在每一个阶段把其数量化,作为追赶的口号和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

  显而易见,这些发展特征是“中国奇迹”取得的基础和基本保证。进入“十二五”时期,支持我国继续实施“后发优势”战略的发展环境和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重要变化。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需要客观地分析我国新时期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特点,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走依靠科技提高质量的发展道路,走创新经济道路,建设创新国家。

  众所周知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衰减,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型红利”也基本释放完毕,当前全国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和矛盾,正如我国“十二五”计划纲领中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中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采取“后发优势”战略所必然出现的符合经济逻辑的必然现象,也是这一战略逻辑所必然导致的更深层次问题的必然结果,如配合这一战略的体制安排必然是要形成强势政府的管理体制,就必然是要利用强势政府的力量去替代市场功能,必然要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招商引资和实施出口导向,必然难以避免粗放发展方式:发展速度很高但发展的代价较大,人民得到的实惠较小。

  我国过去的发展战略所内涵的逻辑不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上述问题尤其是发展方式的粗放性问题将始终困扰我们的发展进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性选择关口,从过去若干年的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为此我们必须扬弃过去的“后发优势”战略,逐步转向“先发优势”的战略轨道。具体来说,我们今后在技术上要强调自主创新而不是动态追随;在产业上需要彰显“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而不是在“中国制造”;在要素投入上要依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在比较优势上是要用品牌竞争而不是依靠低成本的价格竞争,等等。因此,未来我国在创新驱动战略指引下,经济发展的过程将不可能是过去三十年的简单外推,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丰富内涵和崭新标准的新时期,增长的动力引擎将会发生更替,发展路径将会被切换,发展的速度将会从高速回归常规。顺利地实现这一战略转型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目前,我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的沿海发达地区,需要比内陆地区更早实现战略转型,从整体上要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而率先选择走“先发优势”的战略道路。这一战略转型的策略主要有二:

  策略一:先发制人,集中资源重点投入,造成局部绝对强势。这种战略与过去我国工业化进程基于后发优势所采取的后发战略有根本的不同:它是要在某些重要的优势领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我国经济的新跳跃和新辉煌。

  策略二:运用新的非均衡方法,由过去的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改为工业剩余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的非均衡策略存在巨大的选择性风险,如技术路径选择错误,资金缺口,组织方式无力等。来自过去工业化的发展积累,应该为转向创新驱动战略承担必要的社会成本。

  对实施这一战略转型需要指出这么三点:

  第一,这个战略是有层次的。我国因地域发展程度不均衡,国家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并不是针对所有地区现有的状况,而主要是针对沿海发达地区来要求的。今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仍要走模仿经济的发展道路,学习和模仿战略对广大的落后地区还是长期适用的。对广大的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的大城市都市圈,发展应该主要依靠创新驱动。

  第二,实施这一战略可以与很多地区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率先全面实现小康,以及更远一些的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互衔接。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地区实施率先目标的特点和内涵的变化。如江苏的“两个率先”,早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就提出来了,已经横跨了两个五年计划。总的来看,“十五”时期江苏的“两个率先”,重点主要是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十一五”时期的“两个率先”,重点则主要是初步探索科学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在当今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开创江苏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就是要塑造新的发展动力机制,因此所谓“两个率先”新特点,其实就是在新形势下塑造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引擎,说白了也就是“两个率先”的目标今后不可能在旧的动力机制下实现了,现在需要更换发展动力,需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第三,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行省份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国际规则制定和争夺经济话语权的历史重任,因此把创新驱动战略作为“十二五”规划时期的核心战略是符合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定位的。这次金融危机改变了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经济服务化和金融化的一些基本立场,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下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另外,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只有新技术革命才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深层动力。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竞争的平台将重新塑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和体现,也是决定一国经济话语权的力量所在,是改变世界经济增长的轨迹和旧有格局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创新经济,从产业角度看,其实就是要我国发达地区集中资源重点发展代表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者: 刘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