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冬整形: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

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

　　上篇铸就辉煌，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1选择“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面对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他汲取了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探索救国出路的积极成果，在研究和比较之中，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随即，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汉三镇。革命党到处活动，或策动新军反正，或到各团体、学校鼓动反清。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到毛泽东读书的湘乡驻省中学作演讲。这位革命党人激动地报告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号召大家支援革命。毛泽东和同学们静静地听着，整个会场里鸦雀无声。随着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七八个同学当场站起来，表示热烈拥护革命党人的演说，决心立即行动起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毛泽东听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演说后，非常兴奋。他感到，对这场革命，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

　　10月底，毛泽东来到了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当了一名列兵。在新军里，毛泽东和士兵、下层军官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新兵连的士兵，大都出身贫寒，有农民、铁匠、木匠。他经常和这些士兵们一起拉家常。许多士兵不识字，毛泽东就代为他们写信、念信。士兵们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愿意和他交朋友……清帝的退位，袁世凯的“共和”招牌，使绝大多数人都天真地认为革命真的完成了。毛泽东也是如此。既然革命已经过去，毛泽东决定脱离军队。1912年春，毛泽东谢绝了军队中一些连、排长的挽留，离开了兵营。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1918年6月，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面临着新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同年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老师的来信，得知北京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这使毛泽东十分振奋。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李维汉、陈赞周、周惇元等人集中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十分必要，应尽快进行。会后，蔡和森到北京了解情况和进行联系工作，毛泽东和其他会员则在长沙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蔡和森到北京后，经杨昌济的引荐，他很快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李石曾，将了解到的留法勤工俭学情况通报给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张昆弟、萧子升、陈绍休、李维汉等25名青年，由长沙启程，开始了他们的北京之行。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后，湖南先后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这是当时全国来的最多的省。在杨昌济的协助下，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个预备班，共60人。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由蔡元培主持，杨昌济讲了话，还邀请一批湖南名流参加。湖南的学生大部分到了保定。蔡和森在布里村，一边学法文，一边还教国文。毛泽东留在北京总揽全局。由于生活费用没有来源，毛泽东很想找个职业。经过杨昌济的联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个条子，交给了图书馆长李大钊。条子写道，“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李大钊见了毛泽东以后，很欣赏这个朝气蓬勃的高个子湖南青年，便让他在图书馆里当一名助理员，在第三阅报室负责登记读报者的姓名，每月可以领到八块银元。这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则是新文化的发源地，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战场。这里汇集了各种思想、各种学派，形成了壮观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北大图书馆，有着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新思想的书籍和报刊。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毛泽东来说，这真是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他像在第一师范当学生时那样，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因为这里有着许多他还不知道的新鲜的知识和思想；他还经常旁听一些感兴趣的课程，结交拜访一些名流学者，因为这里更是人才荟萃。在这种环境的感染下，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毛泽东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工作之余或李大钊来阅览室翻阅书刊的时候，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有时长达一两个小时。李大钊发表的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更是认真地阅读。毛泽东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抱负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会。会上，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毛泽东专程赶到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讲。不久，李大钊又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毛泽东更是仔细阅读。每当李大钊在北大校园内对众多的学生讲演时，毛泽东总要认真去听：

　　……今日对于昨日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之必须以现在为立脚点和出发点，向前推进。我相信，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无数国家的人民都将觉醒起来，一切历史的残余--帝王贵族、军阀官僚、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被革命的巨流彻底摧毁！ 

　　李大钊那充满着唐山口音的铿锵有力的话语，极大地激励着热血的每一个青年学生，也激奋着场上目光炯炯的毛泽东。因为，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伟大力量。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毛泽东开始了解十月革命，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虽然这时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仍然在反复地探求、比较，但李大钊的帮助、引导，却对毛泽东起到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作用。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就要到达北平时，毛泽东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1918年冬，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还请人讲有关新闻理论，每周两次。毛泽东早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因而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二十四人。”毛泽东同邵飘萍接触很多。邵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这对毛泽东以后主办《湘江评论》和写新闻稿等，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1月28日，毛泽东又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3月16日，在理科第16教室，他又一次聆听了李大钊对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参加新闻学会和哲学会的活动，在毛泽东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后来说：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特别是邵（指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面对着当时滚滚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毛泽东不迷信，不盲从，一切都在研究、比较之中。他还和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经常讨论问题。朱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也在大量发行。他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毛泽东虽然已经接触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且已经接受了其中的许多思想。然而，“五四”以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对他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新村主义的宣传，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积极鼓吹一种“新村生活”。在这个新村里，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三号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地介绍了小路实笃的理论和实践，同时他还在北京、天津等地演说，阐述他考察日本“新村”的实感，宣传新村主义。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正是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他将草拟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从中可以大体看出毛泽东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毛泽东主张的新村，是创造新学校开始的，即“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然而，他的新村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被五四运动和其后进行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

　　张敬尧在湖南当都督期间，无恶不作，给湖南人民造成了灾难，湖南人民从心底里发出了反抗的呼声。1919年8月上旬，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被查封后，他领导了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并于1919年12月18日，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在此期间，毛泽东和李大钊进行了更频繁的接触，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当毛泽东二次北京之行的时候，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在中国迅速扩大。研究俄国革命，成为一切真正爱国的先进分子的共同课题。此时，关于“驱张”问题，赴俄问题，毛泽东都认真地向李大钊求教。李大钊不但就具体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还向毛泽东介绍他正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向他推荐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据黎锦熙回忆：

　　1920年1月4日下午，他到平民通讯社拜晤毛泽东时，在桌上发现一本毛泽东正在研读的《共产党宣言》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

　　对毛泽东接触《共产党宣言》的时间，有的研究者认为应在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国内出版以后。这种看法值得商榷。1920年8月宣言译本，是正式出版的本子，实际上在此之前，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已陈列了刘仁静翻译的宣言节译本的油印本。黎锦熙的回忆是根据当年的日记写成的，恐怕很难推翻。但无论如何，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无产者和资产者的阶级斗争，应该说，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的口述和文章，是会有较多了解的。何况，当时的报刊上，已有《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译本。对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否认识阶级斗争，是走向空想或科学的关键。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而只有阶级斗争，才能真正开辟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毛泽东较长时间在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徘徊，正是由于还没有掌握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他的思想就会豁然开朗了。这也一定会在他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印记的。对此，毛泽东几次作了回忆。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时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41年9月13日，他在延安发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时，又说：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仍然首先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传播工作。7月底，毛泽东和易礼容、彭璜等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文化书社对当时进一步传播新文化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在长沙设立总社外，在外地设立分社的有平江、浏西(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七处。经过努力，文化书社新书的发行量是相当可观的。同时，在新文化的宣传中，毛泽东对俄国革命又给予了突出的关注。9月16日，毛泽东、彭璜等在文化书社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同时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大家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为筹备赴俄勤工俭学，该会还决定派代表赴北京与俄代表接洽。《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23日。这时，毛泽东眼中的新思潮还是复杂的，但其基本倾向已十分明确，这就是十月革命和与此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

　　就在毛泽东探索救国真理的时候，他结识了杨开慧这位杰出的女性。1918年6月，杨开慧随父亲杨昌济迁居北京。同年，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有了第一次北京之行，他们又有了接触的机会，建立了恋爱关系。1919年底，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有时就住在杨家，这样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更加深厚了。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不幸病逝于北京。杨开慧扶柩回到长沙，将父亲安葬在板仓的故里。不久，她从板仓回到长沙城，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1920年4月毛泽东离京赴沪，5月，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杨开慧又在湖南学联担任宣传工作，积极参加当时湖南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在第一师范教员宿舍自由地结了婚。婚后，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于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杨开慧，毛泽东有着真挚的感情和深深的敬意。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到了井冈山，杨开慧和老母亲一起，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长沙板仓，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下，杨开慧毫不畏惧。然而，她却时时思念、牵挂远方的亲人。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她和毛泽东八岁的儿子毛岸英。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反动派杀害，时年29岁。毛泽东从报上得到杨开慧被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当即寄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以三个孩子的名义，为杨开慧修墓立碑。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表达了他对杨开慧不尽的怀念之情。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表明，他已经逐步成长为一个不但承认阶级斗争，而且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曾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

　　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的确，是那风云激荡的时代，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但从孙中山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之路。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实践者。

　　2在五四大潮中初露锋芒

　　从新文化大旗的高举到五四爱国运动，从爱国运动再到新思潮的广泛传播，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掀起了滔天狂澜。成长起来的青年毛泽东，正是一个敢于中流击水、劈波斩浪的弄潮儿！

　　五四时期，为毛泽东施展才智、创造人生辉煌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与陈独秀认识之前，毛泽东就在《新青年》杂志上知道陈独秀的大名，并引起注意。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月刊)，从第三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刊物，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

　　在《新青年》众多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中，青年毛泽东便是十分突出的一个。他最初是从杨昌济先生那里了解这份杂志的，因为杨先生给《新青年》写文章，便介绍学生阅读。此后，《新青年》便成了毛泽东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他在该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体育之研究》，是由《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刊登的。出于对《新青年》的爱好，毛泽东对这个刊物的主编陈独秀也十分钦佩。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先进团体，毛泽东则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多年后，毛泽东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回忆说：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们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8月，毛泽东到了北京，在杨昌济的介绍下，通过北大校长蔡元培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钊任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胡适等人。虽然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不长，与陈独秀直接交往的时间想必也不会太多，但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却非同小可。毛泽东这样追述这时陈对他的影响：“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对李大钊仰慕已久，早在《新青年》创刊后，毛泽东就知道陈独秀、李大钊，对他们的文章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精辟段落，以便随时翻看。

　　五四运动是救国之举，出国留学也是寻求救国之道。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和国家的前途不在西方。所以，他虽然于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亲自到上海为留学法国的同学送行，但他觉得自己对中国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把时间花在国内会更有益处，因此没有与他们同行。在后来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起初，毛泽东也打算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但他出于自己的思考，还是中途易辙，决定不去法国。这除了他在经济上和学习法语方面的困难外，主要是他的思维与众不同。《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对斯诺谈到的这一问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正如当一位同学对毛泽东不能赴法表示遗憾时，毛泽东回答说：“革命不可能推迟到你们从海外归来。”这让我们大体可知毛泽东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原因。可以说，在出国留学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己见不盲从，这是他后来能够成就历史伟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同周世钊交谈时明确表示：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于是，毛泽东凭着自己的爱国情怀和一腔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到五四运动的爱国浪潮之中。

　　5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楚怡小学及时地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会议，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来到长沙的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邓中夏，提出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以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此来声援北京学生联合会和推动反帝爱国运动在湖南的广泛展开。其实，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时，就与这位大学著名的学生骨干--邓中夏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他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会后，毛泽东提笔给北京写了三封信：一封寄给李大钊，详谈了长沙的诸多情况；一封寄给杨昌济夫妇，问候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安全；另一封写了满满的五页纸，单独寄给杨开慧……

　　5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和邓中夏来到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家，和朱剑凡、徐特立、何叔衡等人一起，认真研究、磋商了成立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和紧急召开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等有关事宜……

　　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通过罢课宣言。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学生的爱国热情已被广泛地激发起来。6月3日，长沙20所学校举行总罢课。当时，学联代表宣读了罢课宣言，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毛泽东鉴于自己的教师身份，没有担任学联的领导职务，但他时刻关注并指导着学联的各项活动，并被公认为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通过对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毛泽东展示出过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但他的政治才干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在毛泽东看来，学生运动本身因受客观条件和活动范围的限制，也难以广泛和持久地发挥它的影响和威力。为了把学生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向学联建议创办一份杂志，借以宣传新思潮，并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到这场反帝爱国民主运动中来。

　　当时，全国各地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湖南长沙也陆续出版了《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十几种刊物，但都缺乏锐气，影响不大。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一份新杂志--《湘江评论》，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毛泽东因有深厚的知识功底和在北京参加新闻研究会的独特经历，被聘为该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经过毛泽东十几天的紧急筹备，《湘江评论》创刊号于7月14日正式出版。它“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四开一张(增刊八开一张)，每周一期，文章全部使用白话文。

　　为办好这份杂志，毛泽东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承受了常人难以胜任的辛劳。他的同事和“邻居”周世钊回忆说：

　　《湘江评论》……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毛泽东的辛勤耕耘换来了累累硕果。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亲笔写了40篇充满革命激情和战斗精神、富有远见卓识而又风格明快的评论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两篇，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

　　《湘江评论》一经问世，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创刊号印了2000份，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加印了2000份，不到三天也卖光了。从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还是不能满足外地读者的需求。湖南全省和武汉、广州、成都等地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都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每期出版，都争相阅读。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也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价说：“著论选材，皆极精辟，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北京很有名气的《晨报》高度评价《湘江评论》，说它“内容完备”，“魅力非常足”。

　　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陈独秀都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称其为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第36期则称赞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收获。”“《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第三、第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成都的《星期日》、北京的《又新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都全文或部分转载了毛泽东撰写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

　　《湘江评论》在社会上产生的轰动效应，引起了时任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的愤恨。七月下旬的一天，他拿着这张报纸说：“副官，你去给我查查，看这张小报是谁办的？又是反对帝国主义，又是打倒地主阶级，还要抵制日货，简直是想造反了！”副官查后，向他报告：“督军，这张报纸是湖南省学联办的，听说那个什么主编叫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早在学校读书时，就不太安分，还公开反对过校长呢！”这样，在8月中旬，张敬尧就派兵占领了湖南省学联，并张贴了布告，解散了学联。两天后，他又派兵查封了《湘江评论》。对此，湖南人民愤怒了，湖南学生愤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爆发了。

　　在湖南学联和《湘江评论》被相继查封之后，毛泽东根据湖南人民反张情绪日益高涨的实际，开始在湖南爱国民主人士和学生、工人中从事“驱张”的秘密活动。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为数不少的人对“怎样才能取得‘驱张’斗争的胜利”、“‘驱张’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等问题认识不清、不深。于是，在他组织召开的学联负责人和学生代表紧急会议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农村有句至理名言：打蛇要打七寸。我们开展驱张运动也要抓住要害。那么，驱张运动最要害的东西是什么呢？从内容上说，就是我们已经总结出来的张敬尧的十大罪状：一是纵兵殃民，烧杀掳掠，浩劫财物，强奸妇女……通过揭露他的十大罪状，使他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外，还须派出若干个小组，到全国各地，争取支持。总之，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卖国政府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我们最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我们大家不是都赞成改造社会吗？现在可是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毛泽东这一番分析透彻、一针见血的发言，对到会的学生影响很大，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从而使“驱张”运动有了明确的方向。于是，从12月6日开始，不到一个星期，长沙所有的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宣布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省学联的13000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战斗誓言。

　　12月18日，毛泽东带领代表团到达北京，并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而使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的大本营。

　　这样，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终于达到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目的。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驱张”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伴随着《湘江评论》的广泛流传和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的名字和政治才干，也赫然呈现在国人面前，并引起舆论和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五四大潮的洗礼，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已经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了，开始致力于研究社会现实、斗争实际和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了，开始主张用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了。

　　3演绎“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毛泽东说：“旗子立起了，大家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树起了中国革命的大旗，使中国革命者们明确了伟大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则是为此而奋斗的伟大战士、领导核心者之一。

　　毛泽东等在1918年组织的新民学会在五四运动和驱逐张敬尧运动中起到了领导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民学会会员中，在国内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国外以蔡和森为代表，涌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即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一部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蔡和森就在北京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6月下旬，北京学生再次示威请愿，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带领陈绍休、贺果、唐铎及北京法文专修馆的湖南同学，参加了这次游行。这年底，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此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以通信的形式讨论了建党问题。他在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们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为了使新学会会员在主义上取得共同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组织起来，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和何叔衡约集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会议，讨论旅法会员在蒙达尼会议上争论的问题。这是新民学会的一次极为重要的集会。会议之前，毛泽东、何叔衡等以新民学会的名义事先发出通告，提出了会上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并要求会员“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那天，长沙城里大雪纷飞，银装素裹。会员十余人冒雪聚集潮宗街文化书社。会议十时开会，何叔衡任主席，首先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国内外会员情况。毛泽东说，我们学会久未开会，去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开成，现在不能再推迟了，趁新年期间，各处都放假，特召开连续三天的集会，讨论我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接着，毛泽东又报告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外的活动情况。毛泽东讲完之后，何叔衡把要讨论的14个问题提出来，这时，有的会员提出，最好先讨论后面几个问题。前三个问题内容重大，主张压下到明日讨论。毛泽东认为，正因为重大，才更应该在今日讨论。大家表示赞成。于是，会议决定着重讨论前三个问题：一、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的目的？二、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会议在讨论这三个问题之前，毛泽东首先介绍了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尼会议的讨论结果。随后，大家围绕着上述三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就第一个问题付诸表决。表决结果，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10人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以多数票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会上有12人（占绝大多数）赞成采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进行中国的革命。会议的最后一天，讨论了第三个问题。许多会员在发言里都把建党建团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事业中即刻需要着手的问题。至此，经过三天逐步深入的讨论，新民学会在国内的多数会员对学会的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等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大家共同集合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会议结束时，正值雪霁天晴，大家走出会场，心情格外舒畅，都觉得会议开得很成功。

　　由于毛泽东留在国内，他在两次北京之行中，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据李达回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受当时负责主持南方建党工作的陈独秀的委托，毛泽东和何叔衡等经过酝酿筹备，于10月、11月间，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成员还有彭璜、贺民范等，共6人。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何叔衡等除了运用文化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已开始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1920年秋，毛泽东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同时还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招收10岁以上的失学青少年。1917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曾主办过工人夜校，并以教给工人文化知识、培养其爱国心为目的。这次办的夜校，除学习文化外，则还重点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实行启蒙教育。1920年11月7日，毛泽东等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长沙工人、学生举行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

　　1920年11月20日，湖南劳工会成立。它的成立得到了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的支持和帮助。1921年三四月间，该会领导了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国有的运动，5月1日，劳工会的工人和一部分学生在湖南一师举行劳动节晚会。大会进行讲演、游艺等活动，在纪念横幅上印有“劳工神圣”、“不做工者不得食”等字样。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团组织给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以及时的帮助，毛泽东专门找黄爱谈话。不久，工人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为了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毛泽东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在同工人的交往中，他了解了长沙铁路、印刷、纺织、泥术、搬运等各行业工人的劳动、生活和工资等情况，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又运用这些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去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并逐渐地把他们组织起来。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为此花费了主要精力，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1920年8月，上海第一个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毛泽东接到了从上海等地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积极地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学校的先进学生中，寻找发展团员的对象。从10月到12月，三个月内就在湖南发展了20来名团员，建立了共青团的基层组织。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所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党的创始人、筹备人之一李达回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很注意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长沙小组宣传与工人运动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关于毛泽东与何叔衡何时从长沙出发参加党的一大的时间，有两个记载。一是，根据谢觉哉日记记载，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毛泽东、何叔衡，于6月29日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二是，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对此，根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回忆：“6月初旬，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洽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而毛泽东说5月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怎么可能呢？

　　1952年，谢觉哉在《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动身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他对此写道：

　　一个夜晚，黑云蔽佃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但是，谢觉哉没有说具体日期。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觉哉日记》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赴上海的时间。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对谢觉哉的这篇日记，作了简要的解释。她在《万古之霄春意旋》一文中写道：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上述谢觉哉的日记，无疑证实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离开长沙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就是说，谢觉哉日记的记载是准确的，否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明确通知“大会定于7月1日开幕”，毛泽东不可能提前两个月，于5月就离开长沙到上海。谢觉哉日记记载的6月29日，是1921年阴历5月24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若说是1921年阴历5月离长沙到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就是准确的了。可见，谢觉哉日记记载的是阳历，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是阴历。不存在分歧。

　　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望志路106号）。

　　这里是上海的共产党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从外望去像是一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楼下的客堂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室内再没有什么特别的陈设，只有十几把木椅围放在大餐桌旁。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简单的客堂里开幕了。

　　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等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也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会议中间，突然遭到暗探侦察，出于安全考虑，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继续开会。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除担任会议记录外，曾作过一次发言，介绍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和其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比，“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并且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因而，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情况，很多代表后来都有回忆。

　　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回忆：

　　一大会议上有个能干的湖南学生（系指毛泽东--笔者注）。

　　一大代表张国焘承认毛泽东给了他深刻印象：

　　--他热情和诚实，常识相当丰富。

　　　　　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

　　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一大代表李达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经过代表们几天的讨论，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中国共产党党纲》，二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同党纲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阶级，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喷薄而出，并以她光芒四射的灿烂朝辉映着世界的东方，从此揭开了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千百万民众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序幕……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为着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毛泽东后来总是萦绕于怀，多次深情地回忆起出席常的一大的情景。1938年5月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从此，7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他说：1921年，我们党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我也是一个。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

　　1961年10月，毛泽东对日本朋友说：

　　后来被压迫的环境迫使我们成立了共产党。1921年只有几十个党员，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说我们共产党吹牛皮，根本不在话下。十二个代表中有几个人变质了……还有几个人牺牲了。现在剩下的，只有董必武副主席和我，还有一个李达。1921年那个时候，党员人数很少，关键问题是能否团结群众，有无正确的政治路线。　

　　1949年，毛泽东总结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走上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

　　4领导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0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成立，毛泽东任分部主任。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党组织和湖南分部的发动下，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先后爆发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因此，毛泽东是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并建树了辉煌的业绩。

　　斗争，首先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1921年12月，毛泽东在参加党的一大会议两个月后，跋山涉水，来到了安源煤矿。当时，他是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做发动工人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的工作。到达安源煤矿的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请来一位工人陪他下井去。“哪个井工人最多？”他问。“西平掌子工人最多，就是里面条件最差，又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事故，你不要去。”陪同的工人劝道。毛泽东和蔼地笑了笑，说：“你们工友们成年累月在那里干活都不怕，我进去一次又怕什么！”带路的工人只好陪他下井。

　　毛泽东提着一盏发着微弱光线的油灯，跟着工人下井，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上了又陡又窄的山，来到了掌子面。这里通风排气严重不足。一头，闷得让人出不了气，脚踩在地上烫得起了泡，工人们叫它“火焰山”。另一头，滴水像下雨，积水成了河，工人们叫它“水库”。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身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在地上爬来爬去。他们口渴了，就喝一口黑黑的脏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看到他们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大家：“劳动条件为什么这样差呀？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呀？”

　　工人们围拢来，一个个痛诉着心中的不平。他们说：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我们这些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毛泽东同情地说，又亲切地问：“大家说，我们工人为什么这样苦？”一位工人叹口气回答：“唉，命中注定啊！”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我们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资本家从来不做工，生活却那么好，而我们工人成年拼命地干活，生活却这么苦。这不是命不好，是因为我们创造的财富，都叫洋财东和官僚资本家剥削去了。”

　　“你们这样苦，要站起来，想个办法才是。”毛泽东以此启发、引导工人寻求自己的出路。“那有什么办法呢？”工人们问。毛泽东告诉大家：“办法是有的，就是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只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用脚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安源工人受苦多年，第一次听到这样如此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道理，终于找到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毛泽东的话，拨开了工人们心中的迷雾，照暖了矿工们的心窝。

　　从安源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派李立三和蔡增准到安源开辟工作。后来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李立三、蔡增准担任学校的教员。他们就在这种合法身份的掩护下，经常与各处工友进行联系，并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组织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式宣告成立。萍乡·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2），即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牛角坡52号。当毛泽东在长沙得知这个消息后，为安源工人阶级这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崛起而感到无限喜悦。

　　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听取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汇报，并与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的负责人，分析了安源的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接着，他们共同研究了罢工方案。毛泽东对罢工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求大力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为了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离开安源时，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写信，要他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李立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赶回了安源，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也受毛泽东的委托，于9月11日到达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这次罢工斗争。

　　路矿当局得知即将发生大罢工的消息后，扬言要调来军队，并提出立即解散俱乐部。俱乐部决定给予反击，9月11日，向路矿当局提出三项条件，限两日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这三项条件是：(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200元；(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发清。

　　当局见工人态度强硬，当即承认第一、第二两项，第三项则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13日，当局仍无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到俱乐部。根据这一情况，俱乐部立即作出了大罢工的决定，并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

　　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随着汽笛的长鸣，成千上万的工人潮水般涌出矿井，涌出工房，他们手持岩尖(手镐)、斧头、铁棒，大声疾呼：“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天，全矿到处张贴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17项要求主要是：将俱乐部改为工会，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办理交涉之权，路矿两局开除工友须经工会同意，发清积欠之资，废除封建包工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

　　罢工开始以后，安源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为首的罢工总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是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毛泽东是安源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在领导安源工人的斗争中，显示了他坚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策略。

　　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是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毛泽东曾多次到长沙北门外新河车站和机车修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和要求，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与此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武汉分部也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的工作。1921年秋，两个分部分别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办工人夜校。1922年5月，徐家棚、新河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8月，岳州亦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产党员郭亮任秘书。

　　粤汉铁路鄂段局长王世育鉴于全国罢工浪潮和粤汉路过去的罢工，深感工人组织起来后的巨大威胁，所以千方百计破坏工人运动。他暗地指使行车监工张荣恩、翻译苗凤鸣纠集一伙流氓，百般刁难工人，无故向工人挑衅。有一次，张、苗因敲诈工人未遂，给工人强加罪名，工人们愤愤不平。郭亮认为组织罢工的时机已成熟，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郭亮的估计，并立即派何叔衡前往武汉与湖北党组织负责人林育南等联系，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共同领导这次罢工。9月2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武汉分部以粤汉铁路全部工人名义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在三日内查办张、苗二人，但无答复。9月6日，由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处的俱乐部成立粤汉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查办张、苗，不得无故处罚和开除工人，减轻剥削，增加工资等八条要求。可是，路矿当局却毫无动静。

　　9月9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开始罢工，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俱乐部明确提出罢工的目的是解除压迫，维护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号召广大工人“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不达目的，誓死不止”，请求各界给予切实的援助。

　　为分化瓦解敌人，罢工工人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把罢工斗争的锋芒指向了鄂段路局和盘踞湖北的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意”，声明湖南境内除客、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从而使得湖南军阀赵恒惕在这次罢工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10日晚，王世育唆使部分没有觉悟的工人接手开车，并勾结军阀萧耀南派军警武装押运。郭亮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州卧轨截车，遭到了军阀的镇压。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进行到底的事宜。随即，他们迅速赶到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3日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表示“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同时派出三个代表到徐家棚协助工作。长沙工人、工会两俱乐部亦于13日在总工会开职员联席会议，议决援助的具体办法，并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援助粤汉路工人的理由。工友励进社亦开职员会议，议决援助粤汉路罢工。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得到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声势愈大。北洋军阀政府深恐罢工风潮遍及全国。25日，交通部、吴佩孚分别急电王世育、萧耀南，令速将工潮解决。王世育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八条，粤汉铁路工人19天的罢工终于获胜利。

　　再一次斗争，就是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

　　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经常深入到泥木工人中，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毛泽东指示任树德、宋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工作，1922年9月5日，泥木工会正式在长沙成立。

　　泥木工会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工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官府“义务工差”多，工价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于是，工会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可是，长沙县署不仅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视工人的活动。对此，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精光，换上了工会的传单，并同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召开泥木工会负责人紧急会议，周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立即宣布罢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并且议决了具体的罢工措施。

　　10月6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这一天，全城的建筑工地空无一人。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和县公署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全部停工。城内外，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罢工宣言和传单。

　　罢工开始以后，毛泽东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援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支持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罢工坚持到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了通牒：“如10月17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19日举行示威。”周瀛干接到通牒，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于是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破坏这场工人罢工。为揭露周的软硬手段，毛泽东及时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周瀛干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被欺骗、恐吓所屈服。

　　10月23日，四千多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由任树德报告请愿目的：非调价到三角四分，决不出县公署。为了便于进行说理斗争，大家推选了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等16人为请愿代表，易礼容为首席代表。上午九点，游行队伍向县公署进发。队伍前面一块横牌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一块长牌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毛泽东身穿对襟短褂，和工人一样打扮，带着口哨，冒雨走在示威请愿工人的行列中。他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出来答话，周始终不敢出来。请愿代表分两批与周瀛干进行谈判。第一批代表进去谈判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直到午后还没有消息，这时毛泽东便在工人中鼓动说：“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儿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说完，带领大家呼口号。当时他带了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工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了。过了一段时间，工人们见代表们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用刺刀阻拦，均被工人们缴了械。

　　在此情况下，赵恒惕立即派来一个连的武装包围了工人队伍，但工人们仍不屈服，继续呼口号。赵见硬的不行，又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面“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们坚定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就这样，工人代表和站在外面的工人群众，一直坚持到下半夜三点钟，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答应次日下午三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毛泽东见工人群众熬了一天一夜，就和任树德等工人代表商量，叫大家回去休息，以利明天再战。

　　这时，赵恒惕跟周瀛干密谋，派两个便衣特务跟踪毛泽东，妄图绑架杀害他。一天，两个便衣特务按照赵、周的策划，暗中来到毛泽东经常出入的长沙宝南街鲁班庙。这时，赶来开会的毛泽东在门口与两个特务肩并肩碰在一起了。两个特务不认识毛泽东，其中的瘦家伙便搞“诈认”，在他背后叫喊：“毛泽东先生，有人找你。”毛泽东止步，一侧身看到那两个家伙，心想：可能是敌人的便衣特务喊名诈认。便灵机一动，迎上前去问：“二位是要找姓毛的吗？”两个特务急问：“你跟他熟啰！”“怎么不熟，昨晚上还跟他吵了一架。”毛泽东问：“你们是第几团的？”一特务答：“我们是第二团的。”毛泽东对二团的工友全认识，从他们的胡诌中，看清了敌人的真实目的，便掏敌人的底子：“听说二团的人不想干了，意见很大，你们是不是来找毛泽东反映意见的？我也是一肚子的意见。”两个特务听了很顺劲，悄悄说：“告诉你，我们是来抓毛泽东的！”“告诉你，赵省长有重赏。只要你指一下，喂，起码两块光洋（银元）。”毛泽东说：“你们在外边等着，让我先进去看看。只要毛泽东在，我就出来喊你们。我不喊你们，你们就不要进来。还有，说话要算数，两块钱先给我。”这笔“交易”顺利地成交了。毛泽东进去之后，迅速地向工会的几位负责人通报了情况，并马上作了周详安排：把“赵省长”的两块赏钱买成米，送给被反动派打伤的王木匠；留下几个同志瓮中捉鳖；自己则带领几位工会负责人从后门转移到别处开会去了。两个特务等到中午也没见人影，便向里走去。没等两个特务进二堂，埋伏的同志大吼一声：“你们想偷什么？”几个工友跑出来，手疾眼快，把两个特务捆起来，当作小偷狠揍，特务越说不是小偷，揍得越狠。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来到了省政务厅。在谈判中，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为争取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同吴景鸿进行了辩论。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质问吴景鸿：“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吴景鸿支支吾吾地说：“好说……好说……县署已有指令。”毛泽东见他故意避开话题，就当即把他给顶了回去：“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定案。”吴景鸿眼珠一转，奸笑一声：“蔑视官厅定案，岂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依法即可严办。”对此，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质问道：“商家涨价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吴景鸿瞠目结舌，待了半天，才气急败坏地说：“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对此，毛泽东辩驳说：“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老小，六千多泥木工人和两万多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犯了什么法呢？”当时，吴景鸿看出了毛泽东不是一般的泥木工人，便盘问道：“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随便答了个姓，便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正当毛泽东与代表们在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舌战时，成千的工人齐集省教育会坪，为进去谈判的代表们助威，并不断打电话警告吴景鸿：“无结果，只得来省署请愿。”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之下，于晚上八时，终于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代表与吴的谈话记录下来，要吴签字，作为依据。谈话记录为：“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价增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罢工争执一案，既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由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系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工人。”

　　至此，坚持二十多天的泥木工人罢工斗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终于胜利了。全市两万多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罢工胜利庆祝大会。

　　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区委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工作出色，“大大引起社会之注目”。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总书记陈独秀总结了党的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同志工作有疏漏时指出：

　　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所以如此，因为毛泽东和蔡和森讨论建党问题时，就清楚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一样，他们中蕴藏着较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工人一旦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和东欧。

　　5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党中央的领导层。

　　众所周知，毛泽东曾代表湖南共产党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共一大上，他担任会议记录，只作过一次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中共二大召开时，毛泽东正在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他本想参加会议，但却忘了会议的地点，又找不到自己的同志（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结果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

　　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之约，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随后，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抵达广州，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

　　广东区委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小楼--春园（今广州新河浦路24号），安置马林、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中共三大筹备者。春园北面一百多米处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名恤孤院后街，这条街上的31号住宅（今恤孤院路三号），是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房子，坐西向东，门临街面，楼下南间是会议室，室内正中摆着一张已褪色的红漆长桌，两边各摆放一列长条凳，长桌两端是小方凳。由于屋子多年失修，所以显得十分陈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三大，就是在这狭小而简陋的屋子里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人，都是中共党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项英、林育南、刘仁静等。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仅有的432名共产党员，来商讨一件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即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出席中共三大的唯一的外国人，而首次国共合作的重大议题正是他最先提出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委员，而且进入了由陈独秀等五人组成的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三大结束后，在春园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被推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担当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开始步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开始参与党的核心决策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可见，当时的秘书毛泽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后来，在中央局下面分设宣传、组织、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同时兼任组织部长，握有实权。

　　有“为”才有“位”。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层，固然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这两位党内权威人物对他的“赏识”有关，但是，从根本上讲，他在此前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和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是他成功当选的关键、是他成功当选的“资本”。

　　从中共一大至三大的两年时间里，毛泽东在湖南积极从事建立地方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并且成绩卓著。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很快就与何叔衡一起开始了筹建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宣告成立。事实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个省级组织。1922年5月，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毛泽东与何叔衡又组建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为委员，共有30名党员。在此前后，毛泽东又相继深入到长沙、安源、衡阳等地的各类工厂和学校，发展工人和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并建立了党的各个基层组织。在工作作风上，他力戒空谈、不务虚名，深入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交朋友。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22年5月已经发展党员近30人，并分别在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和安源煤矿等地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其中，中共安源支部成立于1922年2月，可说得上是湖南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后，毛泽东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大力开展湖南省的团组织建设工作。在6月7日至7月15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他连续三次写信给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汇报和联络有关团的建设工作。6月17日，他主持召开长沙地区团员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局关于加快发展团员的通告精神，改组了长沙团地委。6月20日，他又致信团中央书记施复亮，汇报了长沙团地委改组以及衡州、常德、萍乡、醴陵等地方团组织的建设情况，并就团干部的任期和各省分区建立地方团的执行委员会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根据中共一大确定的工作重点，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他首先进行了争取湖南劳工会的工作，帮助其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黄、庞二人商议劳工会改组事宜，并在《劳动周刊》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了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劳工会由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庞二人还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按照产业或行业联合的原则，改组了劳工会的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黄爱、庞人铨逐步摆脱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于1921年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先后领导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并先后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深得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好感和赏识。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党的工作时，曾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曾谈到：

　　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定会卓有成效。在一些省城，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一般说来，这些青年组织实际上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不了多少作用，只有在长沙，我们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

　　后来他又在《工作记录》中记载《向导》周报的发行情况时写道：

　　周报顺利。七期，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

　　中共三大的主要任务是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因此，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如何，决定着中央领导成员的“上下”和会议代表的“取舍”。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层，无疑与他赞成和支持国共合作的态度有关。但是，他对国共合作的支持，主要是基于自己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斗争策略的抉择。

　　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过“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即通过组织民众的力量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虽然他没能出席中共二大，但是，他对大会宣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的精神，无疑是了解的，并且在后来领导工人罢工的实际斗争中，积累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1923年4月，毛泽东在奉陈独秀之约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之前，曾在湖南自修大学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各派势力进行了深刻分析，既体现了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又反映了他本人的认识水平和基本态度。

　　抵达广州后，毛泽东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就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认为，为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有必要建立一个“严密的联合阵线”，“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

　　在中共三大上，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主张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根据湖南工人运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工人阶级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国共合作的政策。他说：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中共三大虽然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最终还是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次会上关于国共合作发生的激烈争论，既说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代表们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也反映出当时党内思想十分活跃、作风民主的良好状况。35年后，毛泽东在1958年3月10日成都会议上回顾党的历史时曾这样说道：“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1921年至1927年，虽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这也正好说明，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央领导成员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孔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国共两党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都在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准备。而中共三大正是为此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而毛泽东恰是在这期间，表现出审时度势、急流勇进、大胆开拓的独特政治眼光和杰出的领导才干，使他第一次进入党中央的领导班子，预示着一代伟人即将诞生。

　　6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斯诺时，谈到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时曾说：

　　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孙中山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赏识和注意，所以，在国民党内名不见经传的他，在这次大会上竟得到孙中山先生的亲自提名，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候选人之一；紧接着，又以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执行委员。

　　还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就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西湖会议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也在，加入了国民党，并在1923年3月，就开始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他是在离湘赴沪后，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提前到达广州，并参加了中共三大的准备工作。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住在上海中央局机关。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尽快实现，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审阅和起草各种党内文稿，同时还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不断发表文章，号召建立全国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来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

　　1923年9月，毛泽东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从上海回到湖南，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在长沙，毛泽东多次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夏曦商议、研究组建国民党的有关事宜。9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已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时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的林伯渠和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详谈了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的情况：

　　关于本党（指国民党--笔者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即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募集应用。

　　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在毛泽东、夏曦等人的努力下成立。12月底，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去上海转赴广州，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临行前，面对妻子的深深依恋和两个心爱的幼子，毛泽东以毅然奔赴革命的决心和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给杨开慧留下《贺新郎》词一首：

　　挥手从兹去。

　　更哪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衡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

　　毛泽东走了。看着丈夫留给自己的《贺新郎》词，杨开慧好几个夜晚泪眼湿枕……

　　广州的冬天不算很冷，毛泽东到广州后住在了文明路194号。这里是一处并排四幢式样划一的三层楼房，三楼是中共两广区委各部门的办公室及会议室，二楼是区团委的办公室及传达室、会客室。毛泽东一住下，即刻投入到改组国民党的紧张工作之中。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回顾了这段往事：

　　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

　　毛泽东讲这段话时，距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已过去21年，正是由于他的亲身经历和为之奔走，使毛泽东记忆犹新。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大会主席指定，任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渴盼已久的李大钊同志，两个人既兴奋又激动；李大钊见到毛泽东迅速地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心底里感到非常高兴和快慰……

　　会上，毛泽东利用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的身份，就以“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一关键问题，同国民党右派分子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在党章第一章第二条后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反对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很明显，这一主张是针对共产党跨党，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容共政策的。方瑞麟发言后，李大钊当即予以驳斥。他在发言和《意见书》中恳切陈词：“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李大钊的诚恳解释和严正声明，使许多代表为之动容。会上，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廖仲恺发言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反对方瑞麟的提案。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立即发言：“主席！主席！39号(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席位是39号--笔者注)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大会主席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于是，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这是大会上十分激烈而又精彩的一幕。

　　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比例选举可以打破现在选举制的流弊。”(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的选举制度--笔者注)这一提案得到一些右派代表的赞成。很显然，他们的意图是保护右派在国民党中的合法地位。他们的这一企图，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在发言中表示反对这种选举制，他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党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随即，他进一步指出：“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毛泽东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主张比例选举制的实质，获得了大会多数代表的赞成。这样，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

　　大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候补执行中央委员，被派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领导国民党在上海地区的改组工作。在上海，毛泽东等人首先遭到了来自国民党中的权力派人士和国民党右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和叶楚伧的刁难和挑战。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第一天，毛泽东就郑重提出了重新登记党员以严肃党纪的问题。毛泽东说：“根据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所有的国民党老党员，必须进行重新登记，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如重新填表，接受组织审查等，拒绝参加登记者，将不承认其国民党党员资格。”这一讲话精神，使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元老谢持听后，十分不满，公开在会议上大吵大闹，并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你这个毛头小子算什么？我谢某从同盟会就追随孙总理进行革命，那时候你不知在哪个角落呢！现在竟然让我重新填表，审查我？我就是不干，不填表，不登记，看你能把我怎样？”毛泽东也立刻起身，针锋相对地回答：

　　重新登记党员是一大作出的决定，是改组的需要，也是孙总理亲自签署的重要文件。凡是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谁就会丧失党籍！在党规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老党员也不能例外。你是一位很早就追随孙先生革命的老党员，更要执行孙先生的这一指示。

　　谢持被毛泽东驳斥得无言以对，但又碍着面子不肯低头，只得愤而退出会场。会后，毛泽东考虑到谢持是国民党元老之一，而且在党内又有一定威信，如果真的不让他登记，也会影响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进而影响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于是，毛泽东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即为了给谢持一个台阶下，他要人给谢送去一张表，并要送表人如此这般地说，最终，使得谢持不得不重新填表登记，同时又保证了上海地区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年6月，为协助毛泽东工作，杨开慧携长子岸英和年仅一岁的次子岸青从长沙移居上海。在上海，毛泽东一家居住在威海卫路。对于杨开慧母子的到来，毛泽东感到了极大的欣慰和快乐。工作中，杨开慧在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主要从事文书誊写和收发，尽力给丈夫最多、最大的帮助……

　　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同右派斗争中，特别是对叶楚伧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叶楚伧是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之一，也是实权派。自6月戴季陶来执行部后，叶联合右派分子反对中共的言行，更加有恃无恐。8月1日，叶楚伧操纵右派分子喻育之、曾贸五在上海南方大学召集上海市各区党部会议，大肆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叫嚷要对共产党员“严肃处理”。因而，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与之进行说理斗争，双方发生冲突。第二天，右派分子又去上海执行部无理取闹，致使邵力子被打伤。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于是，由他领衔，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的反共分裂行径。对毛泽东针锋相对的揭露，叶楚伧恨之入骨，但碍于毛泽东是一个候补中央执委，又奈何不得。

　　上海执行部在以叶楚伧、戴季陶为首的右派分子的操纵破坏下，正常工作受到很大影响，许多共产党员相继离开。毛泽东对此状况甚为焦急，于11月17日，在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和谈路经上海时，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说：“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这封信以比较委婉的形式向孙中山揭露了戴季陶、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错误。

　　在此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局担任秘书和组织部长职务。当时，他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工作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毛泽东就在这间房子里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与陈独秀联名签发(当时中央规定，中央发出的重要文件都由委员长和秘书联署，方能生效--笔者注)。这些文件有同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有反对军阀战争的，有加强党务建设的，有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等等。这些文件对全党正确地理解、贯彻三大决议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着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加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部斗争的尖锐复杂，致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当时，毛泽东身体瘦弱，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不得已，中共中央批准他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老家。

　　应该说，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前后的活动，为国民党的改组、为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7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发动和组织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

　　1925年10月，毛泽东再从湖南到广州，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关于毛泽东这一职务问题，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而斯图尔特·R施拉姆撰写的《毛泽东》一书中则有不同的记述：“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据考证，这两种说法都是有误的。而《毛泽东年谱》对此则作了准确的回答。书中写道：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可见，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部长或副部长，也没有任秘书，而是代理部长。毛泽东利用这一重要职务作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从而在国共合作史上书写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新篇章。

　　毛泽东上任后，正值中共在北方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奉倒段（段祺瑞）运动。以段祺瑞、张作霖为头子的北京政府，秉承日、英帝国主义旨意，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封闭民众团体，摧残人民的自由。”因此，全国主要城市纷纷举行反奉倒段示威运动。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当时人民的反奉情绪，对张作霖宣战，发动反奉战争。当时，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其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各地各级党部有指导宣传之必要。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向大会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最后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

　　12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同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宣传大纲》及《通告》发出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高潮。

　　12月，毛泽东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在此期间，他经常来所讲演《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1926年1月，国民党于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宣传部两年工作情况的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问题。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参加会议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称赞毛泽东的报告较其他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积极参加起草宣传问题的决议。经过他的努力，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地党部宣传部做到了有章可循，对于改进和健全国民党宣传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了政治讲习班，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谭延恺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经常到政治讲习班讲演。2月28日，他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题为《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作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还在讲习班讲授《农民问题》课程，每周一至二次。他讲课过程中，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从2月5日至6月7日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共出席了18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比如，在第12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的名义提出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案，会议决议通过。在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会议议决照准。在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以宣传部的名义提议：“(一)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五一’节发表告工人农民电并在广州发一传单；(二)于‘五四’‘五七’纪念日发表通电”，会议议决交宣传部起草。他还以宣传部的名义请中央发起“五四”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案，会议决议照办。

　　在第25次会议上，毛泽东以宣传部的名义提出审定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案，会议决议照原案通过。在第26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请令财政部自五月份起每月拨北伐特别宣传党费3000元案，会议决议由提案人拟出具体计划书后再行决定。如此等等。

　　“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反军阀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统一与巩固。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革命方面。这时，国民党右派们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统一战线内部时隐时现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便越来越尖锐起来了。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斗争更加公开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这是一场关系革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是向共产党人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毛泽东义无反顾，和其他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一道，同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十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擅自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九人之国民党党籍等反共决议。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操纵了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12月，中共中央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声讨“西山会议派”。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坚定地站到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最前沿。

　　《政治周报》正是在这种斗争的浪涛中诞生的。12月5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在《政治周报》创刊号的“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公开申明了它的战斗锋芒：“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主办的《政治周报》，拉开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反击右派斗争的帷幕。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了。毛泽东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使用的是“子任”笔名，即毛泽东）为题，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是北京执行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更是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反动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布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出来，造成了一个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强大声势。

　　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反攻”专栏中，毛泽东发表《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等文章，集中揭露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的实质。

　　在《政治周报》第五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认为，右派的分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为什么？循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精采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以自己对国民革命的满腔热忱，深厚的思想文化素养，杰出的组织才干，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打破了先前一潭死水的局面，出现了新的生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对此曾有过高度的评价：

　　有一件事可以乐观的，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可以说比较地统一了，在深入于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由于毛泽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

　　8转兵罗霄山脉，选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方向

　　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中，这是其中最为灿烂的篇章。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了，大革命失败了。在这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考验。对此，他在20世纪60年代与来华访问的智利朋友谈话时说：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危难局势，毛泽东也曾经“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坚定的革命信念，执著的探索精神，对中国社会的深切了解，尤其是对农民问题的深刻了解，使他在这风云变幻中，迅速地思考着革命的出路，很快形成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思路，即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毅然带领弱小的革命武装，转兵罗宵山脉。

　　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毛泽东此前并未去过，那么他怎么会作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

　　作家叶永烈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时，在1927年2月20日至23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他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脑海的“信息库”里。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

　　还在1927年6月底，毛泽东就一批批地接待从湖南跑出来的党的干部、农会的同志。在汉口租界的一个旅馆里，他召集这些被迫跑出来的同志开会。会上，毛泽东指出，马日事变是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他“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这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第一次把上山作为出路提了出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笔者注），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毛泽东等21人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就统一战线、农民问题、军事问题等重大问题发了言。他首先指出，国民党的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毛泽东发言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军事方面，他说：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

　　毛泽东上述问题的发言，可谓击中了陈独秀的要害，是对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成为会议中正确意见重要的组成部分。会议坚决地纠正了党在过去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从而为处于严重危机中的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使党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认准了毛泽东是位有胆识、有卓越才能的人，所以会后想留毛泽东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便诚恳地对毛泽东说：“润之呀，有件事我考虑好几天了，想同你商量一下：现在形势严峻，任务维艰，中央人手很缺，我看你就留在中央工作吧！湖南的事情，可以让彭公达去完成，不知你意下如何？”面对瞿秋白的这一要求，毛泽东一时难以表态。论交情，他与瞿秋白相宜甚厚，难以回绝；论道理，瞿秋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应该听从领导的旨意。但毛泽东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他沉默了片刻，坦诚地说：秋白，你的盛情我领了。但目前，下面的实际斗争更需要人啊！中央不是作了决定，要我急赴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吗？“说实话，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最后，毛泽东上山的这一要求，得到中央的批准。

　　随后，中央写了《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信，正式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离开武汉前往湖南领导秋收暴动。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参加改组后的湖南新省委会议，讨论制定秋收暴动计划。

　　9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江西安源张家湾村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起义工作。随即，毛泽东郑重地对众人说：“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敌强我弱，倘若暴动失利，退路在哪里？”34岁的毛泽东对事件的走向思考得如此周密。对此，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时，秋收起义部队二团团长王新亚(王是江西安福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当过北伐军营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他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拜把兄弟，互相支援--笔者注)把腿一拍，说：“要是咱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我的两个老庚（袁、王）那里去。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大家忙问是哪？他说：“井冈山嘛！”毛泽东听后，忙要他把井冈山和袁、王的情况再讲清楚些。从此，“井冈山”便在毛泽东的心里扎下了根。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就在秋收起义爆发的当天（9月9日），毛泽东为了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之间的时候，被一些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那些民团奉命把他押到民团团部去处死。毛泽东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他的那两个民团释放他。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毛泽东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毛泽东，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容许，因此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毛泽东才找到机会。于是，他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毛泽东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毛泽东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可是不知怎么地，毛泽东竟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民团士兵放弃了搜寻。毛泽东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他没有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他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后来又带领他到了临县。毛泽东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毛泽东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卢德铭的率领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长沙市郊的部分农军和铁路工人首先开始破坏粤汉铁路。次日，驻修水的第一团向平江方向运动。11日，其他部分起义部队也分别从铜鼓、安源出发，向敌人展开进攻。起初，起义部队占领了醴陵、浏阳等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了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有的指挥员指挥失当和一团邱国轩部临阵叛变，起义部队很快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一团失利，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溃散，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三团在进攻东门市时受挫，一时间，“竟至溃不成军”。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于9月14日率第三团从东门撤至上坪，并于当晚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起义部队各路受挫的情况，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会合。随即，毛泽东还派人送信到湖南省委，建议立即停止省城暴动。15日，省委得知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当晚决定停止执行16日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一团、三团和二团失散余部，先后到达文家市。当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教室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起义军的进军方向问题。

　　在会上，毛泽东以极大的勇气明确地提出：现在的形势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转入低潮，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我们要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

　　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师长余洒渡极力反对，他说：国民党的军队有什么可怕的，打长沙是中央定的，我们不能违背。可见，他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变化，看不到向农村转移的意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幻想在城市一举取得革命成功。

　　对此，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余洒渡的错误主张，他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进攻长沙，只能是以卵击石，遭到更大的损失，我们决不能再坚持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计划。

　　总指挥卢德铭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现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打我们，这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再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既然不能再攻打长沙，那么到什么地方去比较合适呢？大部分同志觉得毛泽东说得有理，但对向什么地方进军仍不明确，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站起来，指着一张从学校借来的地图，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这时，有人站起来说毛泽东想当“山大王”。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当‘山大王’有什么不好，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接着，他又从罗霄山脉的地理位置、自然经济、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于是，在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9月20日，毛泽东、卢德铭率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新的落脚点。

　　这是一个革命的低潮时期，艰苦的生活自不待言，更可怕的是，失败的情绪严重地笼罩在这些曾经为工农浴血奋战的士兵面前。一些人动摇了，离队了，逃跑了。9月24日，部队到达江西萍乡芦溪，又有一部分人离开了部队。第二天，部队离开芦溪时，又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了，失去了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毛泽东十分悲痛。

　　部队继续往南走，然而离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原来一个师四五千人的兵力，此时已不足千人。师长余洒渡情绪也很消沉。当年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赖毅后来回忆说：

　　芦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已成为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虽然因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阻击、群众作战经验的缺乏、有些指挥员的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从而受到了严重挫折，“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它却像惊天动地的春雷，唤醒了千百万工农群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影响，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原生的有力武装。所以，在秋收起义受挫时，毛泽东能当机立断，领导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把“上山”的主张变为伟大的革命实践。

　　“上山”作为大革命失败后保存革命力量的谋略，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上山”，特别是上井冈山的历程，毛泽东曾做过多次深情的回顾。在井冈山时他指出：

　　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利我们机动，便利我们打击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深刻地指出：

　　为什么我们要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为什么要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举，就到山顶举。永不放下。

　　总之，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严重受挫后，果断而又适时地放弃了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转而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从而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使革命力量能够在四周白色恐怖下生存、发展，使边界的红旗始终不倒。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创举，从此，中国革命便沿着毛泽东开辟的这条道路，一直走向全国的胜利。

　　9改编秋收起义余部，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1927年9月20日，部队离开文家市，毛泽东就和战士们一样，戴着斗笠、穿着草鞋步行，每天不倦地找战士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三湾改编”是在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的途中进行的。这是一个革命的低潮时期，艰苦的生活自不待言，更可怕的是，失败的情绪严重地笼罩在这些曾经为工农浴血奋战的士兵面前。一些人动摇了，离队了，逃跑了。此时的毛泽东认为，最为现实的是如何改造这支队伍，并通过这支队伍去创造中国革命的辉煌。

　　9月25日，部队到达莲花县甘家村。毛泽东在此召集地方党负责人会议。他在向甘明山、贺国庆等了解到莲花、永新一带情况，特别是了解到莲花城里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大土豪李成荫和保安团驻守的情况后，下了决心，“明天攻打莲花县城”。他一面派人去继续侦察，一面组织农民梭镖队配合部队统一行动。

　　26日晨，部队向莲花县城进发。毛泽东亲临前线，军民配合，冒雨攻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守城的团丁吓得惊慌失措，胡乱开了几枪便掉头逃跑。工农革命军和上千名老表冲进城内，俘虏了保安队队长和一个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砸开县监狱，解救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群众；打开县粮仓，将粮食分给了贫苦百姓。这是毛泽东率部从文家市出发南下途中夺取的第一个县城。

　　这次胜利，终于使毛泽东有机会整顿秋收起义部队了。他召开莲花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就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莲花、永新、宁冈一带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会后，毛泽东即决定率部队开往永新三湾，并开始思考整编部队的每一个环节。

　　经过艰苦转战，9月29日部队进驻永新县境的三湾村。坐落在永新西南的三湾，地处九龙山的脚下，四周被郁郁葱葱的山峦所环抱，显得清秀、幽静。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回忆起当时改编的情景：

　　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乱拿群众的东西；有的人有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　

　　毛泽东在到达三湾村的当天晚上，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提议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三湾的穷苦百姓听说从高溪那边来了上千大兵，不明真相，吓得纷纷躲进山里，村里空荡荡的。毛泽东一见此状，即令全军：就地休息，埋锅煮饭，不得有违；同时，派出人员，寻找和动员群众回村。

　　下午，乡亲们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从山上回村了。三湾村的党支部书记李立闻之，也赶回来了。毛泽东指示部队把沿途打土豪缴获的粮食、布匹分给贫苦群众，群众就很快地下门板、送稻草，把战士们请进屋里宿营，送菜、送蛋，有的青年农民还到池塘里捞了一百多斤鲜鱼，刮鳞破肚后送给部队……　

　　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余洒渡、余贲民、苏先骏、宛希先等负责人以及士兵委员熊寿祺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首先说道：

　　现在是军心不稳，士气低落，许多人都不告而别了，开小差的天天都有，有的人还公开煽动“你走不走！”“往哪儿走？”部队是到了该整顿的时候了，再不整顿，很难带兵。　

　　这时，余贲民说：“是的，润之说的实在，现在部队的境况确实令人担忧。”余贲民话音一落，毛泽东马上接着说：“我想，当务之急，首先是进行缩编，撤销师的建制，全师编为一个团，实实在在的，不图虚名。公开宣布愿走者走，发路费，愿留者留！”“理顺建制固然好，”苏先骏开腔了，“但我们刚来乍到，号称一师可以虚张声势，吓唬敌人，兵不厌诈！”“对！”余洒渡立即附和道，“公开宣布愿走愿留不行，弄得不好，人会走光的。”“我看不见得吧。大浪淘沙，不坚定者走了不足惜，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会走的，是会坚持革命的！至于多余的军官，可以成立一个军官队。”“这样好，免得龙多干旱水，官多不管事。”余贲民赞同这一做法。宛希先、熊寿祺等亦表态赞成。最后大家推选陈浩为团长。

　　毛泽东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想将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的领导。同时，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说完，他扼要地将一营二连拖而不溃的现象作了分析。大家对“支部建在连上”表示拥护。

　　第二天清早，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聚集在三湾村前的枫树坪，火红的枫叶映着万缕霞光沙沙摇曳。当余洒渡传达和宣布了前敌委员会议的决定，新任团长陈浩请毛委员讲话时，全场肃静。这时，毛泽东站在部队的前面，在强调了部队改编的主要精神后，坚定地说道：

　　同志们，现在敌人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加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毛泽东的话像阵阵春风，把战士们心中的火苗又吹旺了。

　　9月30日起，根据前敌委员会的部署，各项整编措施有条不紊地进行。全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一、三两营及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和辎重队；在军队内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0月3日早晨，经过改编、整顿的工农革命军，在三湾人民的热情欢送下，英姿焕发、斗志昂扬向新的目标迈进。

　　“毛泽东领导进行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使这支军队开始以一个完全崭新的面貌出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解决。

　　10联合“绿林武装”，创造共产党

　　改造旧式军队的范例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这样，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在着手恢复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同时，对在井冈山上打富济贫的队伍，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最终成功地改造了这支队伍。

　　袁文才部队和王佐部队，是活跃在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地方农民武装。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那么，如何对待袁、王这两支农民武装队伍，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迫切问题。

　　袁文才，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因不满地主豪绅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这支部队中有不少土匪出身的弟兄们，绿林习气很重，既打国民党，也打家劫舍。

　　王佐，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1921年参加绿林组织，1926年受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他与袁文才部会同安福、莲花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与袁文才同任副总指挥。虽然这次举事最后失败了，但却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些人都转移到了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的新时机。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湘、赣两省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都很优越。这里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偏僻落后，敌人鞭长莫及；这里素称“土匪窝子”，明朝武宗年代，就有一个叫朱宸渌的“老土匪”在这里经营了几十年。民国以来，老山的唐光跃，牛冈山的胡显春，剑岭下的邝天贵，天水湾的谢福兰，五井的朱孔阳等，都凭借这里的地理地形优势称雄一时，他们能够在此存在，难道我们红军就不能在此落脚吗？

　　毛泽东深知，幼小的革命力量在中心城市、县城和集镇里是绝对待不下去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共产党人真可谓被屠杀得无路可走了，面对现实，只有走“绿林好汉”这条路，以求生存和发展。而山上两个头领--袁文才和王佐，以及他们的部下，都是本地人。如果消灭了他们，就等于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将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难以立足。所以，毛泽东率部到了三湾，在着手进行“三湾改编”的同时，修书一封，由三湾村的李德胜捎给袁文才，提出“上山”的要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当部队进至宁冈古城时，毛泽东又一次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宋任穷在一篇《纪念袁文才、王佐同志》的文章中说：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认真分析了袁文才、王佐部的情况，决定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并通过袁文才争取团结王佐部。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那种认为袁、王的部队是土匪武装，主张武力消灭的意见，是错误的。

　　此时，那位袁文才从李德胜的手中接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后，细细琢磨了一番，很难拿定主意，于是，就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来一起商议。22岁的龙超清与袁文才曾结拜生死之交，听到毛泽东率部来到宁冈自然高兴，并力劝袁文才迎接毛泽东上山。袁文才不放心，决定派他的司书陈幕平(曾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笔者注)作为他的代表，前去与毛泽东洽谈、摸底后再作决定。

　　袁文才手下的头目听说此事后议论纷纷。有人说：“此事要从长计议。他们要是来了，一个桩上拴着两头牛牯，哪有不对角的？”有的又说：“自古至今，弱肉强食，叫花子赶走庙祝的事屡见不鲜。毛部上千人，谁可担保他手下的人没有打歪主意的？”可以说，陈慕平可算是“山头上”有文化、有见识的秀才。他力排众议：“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里有名气的人物，有‘农民运动之王’的称号，不可妄加评说。”陈慕平随同龙超清赶到三湾，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袁文才部的有关情况。临别，毛泽东赠给他们每人一支汉阳造步枪。听了陈、龙两人的介绍，毛泽东心里对争取袁文才有了谱，所以提出要与袁文才直接会面。

　　10月6日，约定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村会面。这次会见，颇有“鸿门宴”的架势，但很成功。当年随袁文才前来会见的苏兰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大仓会见是寒露前两天。毛委员由砻市经茶梓冲进来，共来了七个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二十多个人，二十多条枪。这二十多人枪始终没有给毛委员发现。袁文才、陈慕平、邱凌岳、李筱甫等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等候毛委员。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便迎了上去，一直把他们带到林凤和家，吴石生在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毛委员和袁文才等在林凤和家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说话……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十点谈到太阳快落山。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一千块大洋，毛委员决定赠送一百支枪给袁文才。

　　经过这次交谈，毛泽东的“文攻智取”获得了第一步胜利。毛泽东顺势将部队开进茅坪，驻扎下来。

　　争取了袁文才，下一步便是争取王佐。这时，毛泽东派出了“统战专家”何长工。何长工随同袁文才的代表一同上山，向王佐说明毛泽东的队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等许多道理，何长工回忆说：

　　最初工作很难做，很难接近，便去接近王佐的母亲、兄弟和老婆。为了多接近他们，经常替他们抱小孩。

　　就这样，何长工一边替他们抱小孩，一边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逐渐使这位“打富不打贫”的“山大王”明白了许多，愿意迎毛泽东的队伍上山，但心中始终对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旗号的队伍存有戒备之心。直至后来，红军出动搬掉压在王佐心上的一块石头，才使他真正心服。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何长工这样回忆：

　　王佐有个世仇，是吉安等七个县的联防司令，名叫尹道一。此人经常来井冈山骚扰，对红军组织群众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必须铲除他。何长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对王佐说，愿意帮他报仇。王佐大喜，立即袭击尹道一的指挥部，红军的一个排埋伏在旗罗洼，等王佐将尹道一的前锋引上了山，他的指挥部还在旗罗洼的当儿，一个伏击把尹道一杀了。从这个时候起，王佐和袁文才对红军才真正心服。

　　后来，毛泽东将山上的这两支武装改编成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劲旅。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这两位“绿林好汉”：

　　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毛泽东派陈伯钧、徐彦刚、游雪程三人赴袁文才部队当干部，帮助袁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同时，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联系，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后又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几位军事干部临走前，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多指示。他说，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式军队摸索出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你们去了，就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入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何长工、陈伯钧等人领命而去，到了袁、王两部，一方面尊重袁、王，搞好关系，取得袁、王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做好团结和改造的工作。遵照毛泽东和前委的指示，他们对袁、王两部的改造工作的大体步骤是：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对袁、王部队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何长工等在袁、王两部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并在征得袁、王同意之后，建立了党代表的制度，从而使袁、王部队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了。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原来，袁、王部队不重视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临时把众人召集起来，而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在那里没事干，有的甚至赌博，使这支部队战斗力不高。为改变这一状况，把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附近的步云山，把王佐部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同时，工农革命军派来的干部还帮助袁、王等领导人学习正确的游击战术，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第三，组织整顿。长期以来，袁、王部队中混杂了不少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袁、王部队作为牟取私利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则利用袁、王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极少数代表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坏分子也混迹其中，为非作歹，进行分化瓦解的破坏活动。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指示要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出去。同时，把那些忠厚淳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农民战士吸收到党内来，同时对指挥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部队沾染上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党代表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口号：“发扬民主主义！”“反对军阀残余！” “不准打骂士兵！”在群众强大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才慢慢树立起来。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等民主建军原则，在袁、王部队中逐步得到了运用和推广，部队中充满了新的气象。

　　对于袁、王部队的改造，毛泽东自始至终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不仅亲自对派出的干部作了许多明确而又具体的指示，给他们指出可能出现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注意体察入微，直接做袁、王的工作。针对王佐在井冈山占据了许多良田一事，毛泽东亲切地跟王佐说：土地是农民开垦的，应该归农民所有，如果自己占了大量的土地，势必会遭到农民群众的反对，也会脱离他们，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在另外一次谈话中，王佐谈道：“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寻吃。”话中流露出留恋绿林生活的思想情绪。毛泽东听了后，语重心长地对王佐说：

　　枪杆子确实很重要，有了枪杆子可以出人、出钱、出天下，但是要看这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从现状来看，干绿林的人，其结果并不是很好，不是被国民党或豪绅武装吃掉，就是被国民党骗去“招安”，要么就是绿林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敌……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有前程、大有希望的。

　　一席话说得王佐茅塞顿开。此后，他常对人说：“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在毛泽东、前委和何长工等派遣干部的努力之下，争取、改造袁、王部队的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王佐也很快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8年2月中旬，袁、王部队在宁冈大陇改编为正规军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下辖两个营，共有二三百人。根据袁、王部队的提议和前委的批准，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大陇改编，标志着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对袁、王部队改造的成功，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式武装的范例，积累了开展军队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兵运工作的宝贵经验。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袁、王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走上了光明的革命道路。

　　11巩固、扩大井冈山根据地

　　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12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的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与成立不久的红四军会师。这样，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扩大，这为毛泽东创造辉煌业绩提供了群众基础。

　　毛泽东、朱德两军会师前，双方曾有过多次联系。早在1927年10月底，当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江西信丰时，赣南特委的同志就对朱德、陈毅说到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这个消息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因此，“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心愿。接着，在1927年11月间，张子清、伍中豪率领一个营，在遂川大汾遭敌袭击转移到上犹县的鹅形地区时，陈毅亲自前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毛泽东率领部队落脚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

　　朱德、陈毅即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原在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后随朱德、陈毅从三河坝转移到崇义上堡地区。毛泽覃接受联络毛泽东部队的任务后，化名为覃泽，于12月到茶陵的坑口，由陈伯钧派人送至井冈山。

　　毛泽覃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的情况，使毛泽东加深了对该部的了解。随后，毛泽覃即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就派何长工去找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经过许多周折，何长工终于在12月下旬于广东韶关西北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朱德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询问了秋收起义的情况、井冈山的地理环境等……第二天，朱德让何长工带一封信，并叮嘱说，赶快回井冈山和毛泽东取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何长工于1928年1月回到遂川，把会见朱德、陈毅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

　　1928年3月下旬，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协剿军”的夹击，在湘南难以立足时，便决定接应和掩护部队撤退，兵分两路，赶赴湖南。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桂东、汝城前进；命令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彬州方向前进。

　　朱德于3月底在湖南耒阳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后，率领湘南起义的主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新成立的第四师及宋乔生领导的水口山工人武装，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的接应下，4月上旬，经过安仁、茶陵到达了酃县的沔渡。陈毅在郴州接到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立即组织湘南各县的党政机关和湘南农军转移，在资兴与袁文才、何长工所率第二团会合。4月中旬，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部和湖南农军第三师、第七师以及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到达酃县沔渡，与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大家得知两军就要会师的消息，欢天喜地，受到很大鼓舞。第二天，何长工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着第二团先期回到井冈山地区，筹办两军会师的有关事宜。

　　对于毛泽东与朱德两支队伍的会师，何长工是知情者和见证人。1928年4月，何是毛泽东与朱德会见的联络人之一。他回忆说：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第一团回来了；朱德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到来时，朱德赶忙偕同陈毅等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左边是陈毅。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点点头，面带笑容，快步向前，老远就把他那双红润而温暖的大手伸了出来。身体结实的朱德抢先几步，迎了上去，也伸出了厚实而有力的手。

　　刹那间，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握了很久，两人的手臂都在不住地摇动着，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握手后，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并肩步入龙江书院，边走边亲切交谈。

　　“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毛泽东说。朱德回答：“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接应……”两人热情寒暄一阵后，便一同走上文星阁。毛泽东把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几位团一级干部逐个介绍给朱德，其中有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袁文才、何长工、伍中豪等；朱德也将手下的得力人才介绍给毛泽东，其中有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小海、邓允庭等。

　　第二天，在龙江书院的文星阁召开了两支部队的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及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决定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周年的日子里，在砻市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5月4日这天，山明水秀的砻市，在金色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美丽可爱！青的是溪水，绿的是禾田。砻市南边的草坪上，数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云霞般簇拥着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简易主席台。主席台两旁设有标语板，上面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

　　一大早，人们就涌向会场，10点来钟时，两支部队一万多人和数千名井冈山的男女老少敲锣打鼓进入会场。当毛泽东、朱德、陈毅与党、政、军、工、农、商各界主席团成员登上主席台时，列队站在主席台前的近百名司号员也齐声吹响了军号。鞭炮声、军号声、人们的欢呼声震撼山谷，响彻云霄。气氛极为热烈，场面极为壮观。

　　上午10时左右，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和根据地党组织的代表登上主席台，陈毅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列队站在台前的几十名司号员，一同奏起庄严的军乐。这时，鞭炮齐鸣，不绝于耳。

　　大会由陈毅主持，他说：

　　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了将两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下设三个师六个团。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

　　接着，就请朱德讲话。他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主席台前，说：

　　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胜利会师，意味着中国武装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庆祝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不仅让他们难过，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后，我们的力量大多了，又有井冈山作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

　　最后，朱德特别提出，希望两支部队会师以后，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他还向人民群众保证，工农革命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利益。他那满怀信心和幽默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接着，毛泽东讲话。他指出了这次会师的历史意义，同时非常高兴地分析了会师后的光明前途，他说：

　　我们的军队不光要打仗，还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还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那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敌人也有强有弱，兵力分布也难保有不周的地方。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

　　毛泽东的讲话，非常风趣，讲得大家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他代表四军军委宣布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四军参谋长王尔琢讲了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各个方面的代表也在大会上相继讲了话，大家都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名义”。从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举行了平江起义，随后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平江起义胜利后，红五军开往井冈山。毛泽东得知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的消息后，派何长工率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九都接应。12月10日，红五军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14日上午，两军在新城西门外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先后讲了话。陈毅还为主席台写了一副对联：“在新城，有新局，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起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师，不仅对坚持和促进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根据地，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走上井冈山，这是中国革命里程中艰难的一步，也是毛泽东人生旅程中富有关键性的一步。1965年5月毛泽东重回井冈山时曾写下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此外，他还填了一首《念奴娇·井冈山》。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的如椽大笔抒写了革命者勇于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豪情，记下了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12诱敌深入，打破敌人第一次“围剿”

　　在蒋介石组织强敌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军事“围剿”面前，毛泽东指挥红军5天连打两个胜仗，总共歼敌13000余人，打破了敌人的这次军事围剿，使红军和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

　　1930年夏，阴云笼罩着北部中国大地的上空。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军阀史上规模空前的混战，即“中原大战”，中原大地在血火中呻吟、颤抖……

　　此时的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乘国民党新军阀之间混战之机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湘鄂赣闽各省边界先后建立10多块相对固定的苏区，红军总兵力已发展到10万余人。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组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对敌斗争。

　　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当年七八月间，红军奉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者之命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引起了敌人极大的震惊。10月，蒋介石战胜阎锡山、冯玉祥结束中原大战之后，立即调转兵力，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主要矛头对准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一时间，南国黑云压城，风烟滚滚。

　　10月25日，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了罗坊会议。为了使大家深刻理解“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向大家反复说明：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苏区，意在速战速决，迫使红军进到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弱点，看明敌人的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确定我们的战略。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红色区域，在群众的配合下作战，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只有诱敌深入红区，大举歼敌，敌人主力在野外被消灭了，守城工事也就无用了，这样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和认真的研究，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诱至地形及群众均对我有利的根据地内，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再及其余，以打破敌之“围剿”。这是在紧急关头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决策。可以说，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这个战略决策起了关键作用。

　　11月初，蒋介石委任的“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统一指挥10万“围剿”大军，施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八路，开始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兵锋直指红一方面军主力原来所在的赣江西岸袁水流域地区。由于红军已先期转移，使来势汹汹的敌人扑了个空。鲁涤平发现红军转移后，急忙下令渡江追寻，企图在苏区边沿消灭红军。可是敌人又扑了个空。红军已逐次退向苏区中心的东固、南垄、龙冈、小布地区。12月初，完成了战略退却任务的红军，最终退至黄陂统一集中。

　　反攻前夕，敌我双方的态势是：

　　敌人以10万兵力，在八百里战线上同我摆开“围剿”的架势。最东头是刘和鼎的五十六师，远在福建建宁；最西头是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军。这八百里中间，敌人又分两路：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第六路军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进展缓慢；敌之右路军是鲁涤平第九路军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进占东固，其后是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在富田，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在向源头前进中。此时，三师求战心切，孤军深入。敌人进入根据地内，粮食被坚壁清野，消息受到封锁，始终不知红军主力所在。所谓的八百里连营，实际上首尾不能相顾。

　　红军的情况是：红一方面军主力两个军团和总部直属部队，加上缩编的六十四师，共约四万多人。红军战士士气高涨，领导层的思想已经统一，广大群众积极配合，提供情报，组织支前，并有若干地方独立团配合红军作战。

　　12月下旬，毛泽东在小布主持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上贴着毛泽东亲拟的一副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宣布：

　　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经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然后，毛泽东亲自领着大家呼口号：“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会场上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会后，红军立即由小布出发，轻装向北运动，在通往源头的道路两旁埋伏下来，“专等”谭道源由芦峰岭下山。

　　谭道源师进入我根据地后，进展缓慢，一则因为根据地处处坚壁清野，寸步难行；二则谭道源小心翼翼，唯恐被红军歼灭，直到2月26日师部才进驻源头。源头在宁都、永丰两县边界芦峰岭的山腰，夹在庐木峰和牛姑栋之间，是一条狭长地带，上下山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谭道源到了源头，便不敢再向前走了。这时，红军就已经在源头通往小布的途中布下埋伏，准备歼灭谭师。

　　红军在那里一连等了两天，就是等不到狡猾的谭道源，只得撤回来。有的战士憋不住气，就直接找到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打就在鼻子底下的敌人。毛泽东耐心地给战士解释，讲清我们在小布地区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引诱敌人来钻，可是敌人始终不脱离所守的坚固的阵地，如果我们硬攻，伤亡代价就很大，现在撤回去，再等机会等道理。

　　小布设伏，没能使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就范，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冈逼近了。红军总部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与朱德依然在昏暗的油灯下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案，最后，毛泽东紧握的红铅笔，在作战地图龙冈周围，画上了一个大红圈。于是一个集中兵力、全歼敌人的大歼灭战即将开始了。

　　张辉瓒率领的第十八师，装备精良，兵员充足，战斗力强，所以一心想在这次“围剿”中建功受勋。他本计划与公秉藩师、谭道源师合攻东固地区的红军，给蒋介石发一份“捷报”。可是，由于红军主动撤离，公秉藩比他先进占了东固。可是，张辉瓒根本没料到这一点，以为东固仍在红军手中，下令强攻。激战四个多小时后，双方才弄清是自家人互相干上了。望着尸横遍地的惨状，公秉藩认为是张辉瓒妒忌他占了头功故意整他。盛怒之下，率部折回富田，把张“晾”在东固了。谭道源则恐于被红军伏击，缩在源头迟迟不出。鉴于此，张辉瓒只得分出一个旅留守“强攻”得来的东固，自己率两个旅和师部继续开进龙冈，寻找红军决战去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毛泽东决定改变首攻目标，先消灭孤军冒进的张辉瓒。红军遂立即转移到龙冈东面20里的君埠一带隐蔽集结。

　　12月29日，张辉瓒进占龙冈。根据敌情，毛泽东判断敌人次日可能向君埠开进。龙冈、君埠之间，有座海拔四百多米的黄竹岭，是东进的必经之路。由于龙冈四面环山，被当地群众称为“锅子”，敌人东进只能仰攀山道，这对我军伏击歼敌十分有利。毛泽东当即下令，围歼张师于龙冈。作战部署是，红三军第七师担任正面攻击，迎击东进之敌；第八师、第九师向龙冈东面和东北面攻击前进；红十二军向龙冈西南方攻击前进，从敌人侧后发起进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则向龙冈西北攻击前进。这个阵势，是毛泽东受太平军兵书上的“五瓣莲花抄尾阵”的启发，以我军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作战原则为指导摆成的。

　　30日清晨，我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七师，进到预定阵地。毛泽东、朱德带着几位参谋和勤杂人员，来到了指挥所。抬眼望去，细雨霏霏，雾色朦胧，龙冈就锁在这细雨薄雾之中，正是：“雾满龙冈千嶂暗”。毛泽东一边走，一边风趣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借晨雾，全歼顽敌啊！”说着，两人爽朗地笑起来，周围的同志也笑了。

　　上午9时许，张辉瓒先头部队正在龙冈以东、小布以西艰步登山时，突然遭到居高临下的我军的迎头痛击。敌人在经过一阵混乱后，不断向我军发起攻击。到中午时分，敌人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攻，但被我打退。到下午3时，张辉瓒又亲自指挥四个多团向红三军阵地多路进攻。战斗一直十分紧张。这时，红十二军已沿龙冈南侧占领表湖及其附近各山头，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背后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顿时，敌遭致全线溃退，一片混乱。

　　听到参谋人员的报告，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走出指挥所，沿大路向龙冈大步走去。一路上，只听到战士们兴奋地喊着：“捉到张辉瓒啦！”“前面捉到张辉瓒啦！”当来到龙冈大坪上的时候，有人把张辉瓒捆绑着带过来。张辉瓒一见到毛泽东，就鞠躬敬礼，连称“润之先生”。毛泽东叫他一起就地坐下，简单地说了些革命道理，又问了一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表示愿捐款、捐药、捐弹，请求免他一死。毛泽东交代要派人看管他，不要杀。但是，后来还是被愤怒的群众给杀了。

　　龙冈之战，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军会歼了敌张辉瓒师两个旅和师部，俘敌九千余人，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首战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全军振奋，苏区人民也无不欢欣鼓舞。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这次战斗说，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第一仗，就全歼敌人，不漏一兵一卒，这在战争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坐镇南昌指挥的“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得知张辉瓒全军覆没后，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伤心地说：“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归”。而毛泽东则在战后，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著名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军旗开得胜，吓得缩在源头的敌谭道源师匆忙撤向东韶，企图向敌右路军靠拢，避免被歼的命运。毛泽东判断，敌人有可能全线退却，决心乘胜追击，1931年1月2日，他下达了追击东韶之敌，消灭谭道源师的命令。红军战士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顽强作风，连夜冒雨疾走猛追，第二天就追上了敌人。谭道源本已是惊弓之鸟，刚到东韶，阵脚未稳，又遭红军合围猛攻，很快全线不支。这样，谭道源率残部只好仓皇向东北方向突围逃窜，红军奋起追歼，又消灭敌人一部。东韶之战，红军歼灭敌谭道源第五十师三千余人，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五天连打两个胜仗，总共歼敌13000余人。其余各路敌军唯恐被歼，纷纷畏缩后撤。这样，蒋介石组织的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就破产了。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从实践中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的正确性。红军实行诱敌深入，虽然使苏区暂时丧失了一些地方，但红军最后得到的却是：战胜了敌人，武装了自己，不但恢复了失地，而且扩大了根据地。对此，毛泽东说，“这是赚钱生意”。　

　　13横扫千军，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又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第二次对红军的“围剿”。他撤换了难当大任的鲁涤平，改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围剿”军总指挥，又增派兵力，先后调集了20万大军，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八百里战线上，形成一条没有完全联结的弧形阵线。

　　蒋介石吸取前次“长驱直入”遭致失败的教训，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就已经预计到敌人会实行再次“围剿”。因此，他和朱德等领导人一起，积极部署红一方面军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做准备。此时，红军数量虽减到三万余人，但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几个月的休整，斗志旺盛。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已被苏区广大军民理解和接受，因而能在实行过程中更为自觉主动。

　　1931年4月1日，敌人以江西的宁都为主要目标，全线发动了进攻。敌人为了防备冒进深入，被红军各个击破，规定部队每天行进5里、10里或20里，而且在大队人马行进的前一天，要预先进行侦察。每到一地，马上修筑坚固的作战工事。

　　4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从黄陂来到宁都西南面的青塘。在青塘，举行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刚到的王明派遣的代表们认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军无法打破“围剿”，提出应采取“分兵退敌”的策略。毛泽东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红军是能够打破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的，同时提出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当时，虽然王明路线的代表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占了上风。在选择进攻方向上，毛泽东提出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五个师中的罗霖师防守吉安，其余的四个师在“围剿”军中虽然也可算是主力，但它从北方新到，士兵不服水土，不习惯爬山作战，士气不振，对我们表示恐怯，因而又是弱兵。且打垮他们之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

　　4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青塘的红军司令部下达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强调“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必各个消灭敌军”。

　　王金钰指挥的敌第五路军，4月1日开始分为左中右三路开始进攻，另一部固守后方。4月7日，右路的公秉藩师及王冠英旅侵占富田及固陂圩。这些杂牌军，害怕步张辉瓒的后尘，到了富田和固陂圩就开始大修工事，以免被红军吃掉。

　　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集中地，为了及时捕捉战机，红军大胆接敌，再向西移动40里，集结于东固。东固位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部，在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几个县的交界处，四面群山环抱，地势险要，这里又是著名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东固、富田两地相距40里，中间隔了一座大山，名叫白云山，山势陡峭，其中，九寸岭、观音崖是富田通向东固的两个必经的险要山隘。

　　红军三万多人隐伏在东固山上，等了又等，但王金钰和公秉藩硬是不肯出来。总司令何应钦多次督催逼迫，但胆怯而又狡猾的王金钰和公秉藩，用所谓大雨冲垮道路、桥梁等各种借口，死死地蹲在富田和固陂圩坚固设防的阵地里不出来。对此，红军中有些人要求快打，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了性急的同志，坚持将部队开到东固，迫敌而居，依山设伏，隐蔽待机，并领导各部队在深谷丛林中进行临战训练。当时红军伏击的阵地，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北面距郭10余里，南面距蔡40余里，靠王金钰部也很近。对于这个阵势，有人总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但毛泽东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为了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决定红七师、三十五师各派一个团在枫边、城冈、方太、崇贤一带阻击敌十九路军前进；红三十五师另一团在潭头附近牵制敌郭华宗师。

　　三万主力红军似雄踞丛林的一只猛虎，继续等待敌人离开巢穴。一直等了25天，终于捕住了战机，“钻牛角”却钻通了。

　　此战胜利后，前线指挥彭德怀曾衷心钦佩地赞扬毛泽东说：

　　“究竟是拿鹅毛扇子的（指毛泽东--笔者注）厉害！” 

　　尽管王金钰、公秉藩在富田和固陂圩徘徊观望，但是坐镇南昌督战的总司令何应钦却发来一道又一道“金牌”，严令他们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否则，就要“取消番号，撤职查办”。

　　5月15日，红军初建的第一部电台抄收到了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从敌台的电报中，从红军侦察员、地方群众向红军总部报告的敌军动态中，都一致证实：第二天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将分别从富田和固陂圩向东固进发。敌人终于出动了！事实证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总部对此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红军总部立即作出具体作战部署：派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的大道前进，设下埋伏，准备奇袭敌公秉藩师；派红四军、红十二军为右路军；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迎击敌人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另派第三军团为左路军，迂回包抄，直捣敌人的后方阵地富田和固陂圩，端他们的老窝，断其归路。

　　这时，红军在前，独立团、赤卫队在后，不断向敌人冲杀。

　　这时，公秉藩仍妄图负隅顽抗。他一面命令特务营组织抵抗，一面命令电台发出紧急呼救信号。随即，公秉藩指示位于他前后的两个旅“着率所部轻装跑步前进，支援山坑”，并且向邻近的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但是，公秉藩枉费心机，敌人苦心经营的富田、固陂圩的堡寨，已全部被第三军团攻占了；敌人囤积于该地的大批粮食、军火等物资，全部被红军缴获了，敌人的后路也完全被切断了。而位于公秉藩师部直属部队前后的两个旅，也落得同公秉藩一样的可悲下场。

　　与此同时，在九寸岭和观音崖，红四军、红十二军同样向敌四十七师的王冠英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虽然，敌军王冠英旅比红军早到达该地，抢占了两座山头，凭险顽抗，但红四军立即发动强攻，迫击炮集中向麇集山头的敌人猛射。为了夺回这两个制高点，红军师长曾土峨和政委罗瑞卿站在火线前沿，亲自指挥作战；激战中，罗瑞卿的腮部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伤势很重，但他顽强屹立，继续指挥部队。在红军指挥员英勇果敢的指挥和鼓励下，战士们手执刀枪向山头冲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打垮了敌人。

　　总之，从白云山到富田，红军各路部队在几十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歼敌大竞赛。这一仗，缴枪5000多支，机枪30多挺，迫击炮30多门。同时，还缴获了公秉藩自备的100瓦的大电台。从此，红一方面军不但可以在内部用电台联络，而且可以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以及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直接通电报了，大大方便了我军的作战行动。

　　打胜了第一仗，红军胜利会师于富田。

　　这天晚上，黄公略正在红三军指挥所里，借着松明的微光，伏在军事地图上研究着行军的路线，他在思考着：敌人将在明天中午之前抢占制高点--将军帽，而我军如何寻找一条捷径，缩短行军时间，先敌到达将军帽呢？

　　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毛泽东亲自来到了红三军的指挥所，交换过意见后，毛泽东和黄公略一起带着警卫员连夜去调查行军路线。经过一位七十多岁老农民的指点，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缩短半天行程的小道。

　　行动开始了。红三军沿黄土坳、鸡公坳一带山径小道，直向桥头岗、伯佐、中洞穿进。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穿峡谷攀峭壁，终于抢先占了将军帽和接近中洞方向的几个制高点。接着，在当地独立团、赤卫队战士的帮助下，又赶修了工事，严阵以待。5月16日清晨，毛泽东身着旧灰布军装，肩上斜背着挎包和一把油纸伞；朱德背着竹叶斗笠，手里拿着望远镜，两人健步登上白云山的指挥所。这两位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战友，每逢重大的战斗，总是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亲自指挥作战。随后，红-方面军总部特务连首先与敌二十八师先头部队遭遇，阻止了该敌的前进。午时，担任中路军的红三军沿小路进入中洞南侧，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敌顿时乱作一团，惊呼：“你们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战至17时许，将敌二十八师大部歼灭。敌师长公秉藩被地方赤卫队俘虏后蒙混逃脱。与此同时，右路红四军、红六十四师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隘口，并追歼敌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担任左路的红三军团于16日午夜向富田之敌发起攻击，17日晨结束战斗，歼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红三军、红四军相继抵达富田。

　　毛泽东在白云山的指挥所里，先是从电台里听到公秉藩师部电台发出明码“SOS”的呼救声，知道公秉藩师已被我包围。接着，又听到王金钰的四十七师求救的呼声。不久，“救命”的呼声听不到了。毛泽东判断，战斗已经结束，遂从容大步下山。

　　富田战斗后，按照预定计划，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就势向东横扫。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先后在东固、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五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华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蒋介石曾经气势汹汹，亲自确定“步步为营”战术。然而，顷刻之间，20万大军全线败退。蒋介石气急败坏，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连连责骂部属，不禁痛哭失声。

　　毛泽东却是豪情满怀，诗情勃发，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步步为营嗟何及！　

　　700里横扫敌军，生动地反映了红军打运动战的鲜明特点。这种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运动战，毛泽东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运动战，而不打阵地战，这在红军没有扩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切的“走”，又都是为了“打”。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看准了打，集中优势兵力狠狠地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你消灭。

　　14避实就虚，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

　　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决定亲自出马，自任总司令，发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围剿”。他请来了外国军事顾问，调集了30万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26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配属了几十架飞机，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战略，想乘我红军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之机，打一个措手不及，摧毁苏区。

　　1931年7月初，敌人兵分三路，杀气腾腾地向中央苏区直扑而来。

　　但是，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和“磨盘战术”，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78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一周之内，连续三战，三战皆捷。敌军始终扑朔迷离，不知我军主力所在。开始时，我军巧妙地穿过敌军空隙，大踏步东进以后，敌人依然驱兵向西、向南疾进，日夜辗转于兴国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直到我军在莲塘、良村、黄陂给了他们一连串沉重打击之后，才恍然大悟，连忙转旗向东，向着我军主力合击过来。

　　敌军采取大包围态势奔向黄坡地区。其部署是：陈(诚)罗(卓英)挺进纵队4万余人，由西北长驱疾进；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挺进纵队4万余人，由西南方向逼近；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三师跟踪而进，孙连仲军2万余人由东南，朱绍良的左路军由正北和东北方向猛力进迫。

　　在蒋介石看来，使用如此优势的大军，采取“分进合击”战略，抓住红军决战，一举消灭之，是毫无问题了。他这样想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当时我军兵力不过三万余人，而且刚刚经过二次反“围剿”的大战等连续战斗之后，部队尚未得到休整。而敌人的兵力超过红军六七倍，又经过了严密部署，从四面八方包围奔杀过来，气焰十分嚣张。

　　大敌当前，怎样才能挫败敌人的狂妄企图、达到歼敌的目的呢？多谋善断的毛泽东，沉着地命令部队在山里休息，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研讨情况，制定作战的决策。部队一休息就是三天，这三天真是不简单啊！了解敌情的同志个个心情忐忑不安，注视着侦察人员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有毛总政委在这里，一定有办法制服敌人。

　　红军总部住在杨寨村，连日来，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在总部办公室地图旁研讨军情，听取侦察员报告敌情，谋划着如何打败敌人“围剿”的通盘大计。

　　第三天下午，黄公略、罗炳辉等领导同志，都在总部开会。会议开到天将黑时，毛泽东宣布会议暂停，并发出了出发的命令。部队出发了，总部同时也离开杨寨村，向南翻过几座山。部队走了约二十多里路，来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地方，这时，毛泽东命令部队停下来。此处是一个峡谷的谷底，毛泽东叫传令兵把地图铺在沙滩上，点亮马灯，压着地图的纸角，首长们再次围着地图坐下，继续开出发前暂停的会议。经过认真地分析敌情，毛泽东最后决定：

　　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诱惑和调动敌人，将敌人牵着走；我军主力通过兴国那个缺口，跳出合围圈子，进到泰和附近，荫蔽休整，以便以逸待劳，歼灭敌人，粉碎“围剿”。同时，又亲自向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仔细地交代了任务，要十二军一路上扬旗鸣号，大张声势，诱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此突围，吸引敌人出击，以调动和分散敌人。

　　十二军在罗炳辉军长和谭震林政委的率领下，穿过敌军空隙之后，一路浩浩荡荡，向北直插，敌人也跟着来了，我军又怕把敌人甩得太远，便走走停停，保持不即不离状态，这样就紧紧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

　　天亮以后，敌人的飞机跟上来了，在十二军行军纵队上空嗡嗡乱转，左歪右斜地向下侦察。为了更有效地诱惑、麻痹敌人，上级传来了命令：“拉开距离，旗子打开！”于是，部队的距离拉的更长了，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旗的拿出了各种花色包袱皮，高高地摇晃着。走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像孩子们那样跳跃前进，荡起浓厚的尘土，漫天飞扬。从空中和远处一看，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气魄浩大，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简直就像一支几万人的大军！飞机乱转一阵之后，便回去报信。

　　为了进一步贯彻毛总政委的指示，红十二军上下一致行动起来，为敌人设下了更多的“圈套”：在我军行经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团由此向北”……一到宿营地，便忙个不停，只要会写字的，就都拿起粉笔号房子，见门就写。围追我主力的敌军全部被十二军牵着鼻子拖了出来，而我主力却安全到达预定地区开始了整训。

　　为了使主力部队能创造更有利的歼敌战机和进一步疲惫敌人，红十二军的行动又作了新的部署：哪座山高就翻那座山，哪里道路险峻就从哪里走。江西到处是绵亘起伏的山岭，荆棘棱石遍地的山路。这对于行装笨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似难耐的酷刑；但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对于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来说，却算不了什么。

　　从8月7日至11日，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下，连打了三个胜仗，共毙伤俘敌一万余人，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而这三个战斗，是在敌人不明红军之主力行踪或者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从而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这三个战斗是：

　　莲塘战斗。8月6日，毛泽东和朱德具体部署了这次战斗。当晚，红三军团(指挥第七军)和红三、红四、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秘密向敌接近，于7日拂晓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上午9时，将敌第四十七师之第二旅及由良村向西侦察的一个多营全部歼灭，毙敌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抢先带了两三个参谋副官骑马仓皇逃回龙冈，四十七师余部亦快速向龙冈撤退。莲塘一战，标志着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良村战斗。红军歼灭莲塘之敌后，不顾疲劳，继续向离莲塘30里之良村急进，途中同由良村向莲塘增援之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第一百六十旅遭遇，迅速歼其一个团，毙敌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逃，红军衔尾猛追，直逼良村。刚由城冈撤回良村之敌第五十四师师部和两个旅，喘息未定，就陷入红军的包围中，红军就势发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歼敌一部，毙敌副师长魏成威、参谋长刘家棋等，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莲塘、良村两仗，红军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3100多支，迫击炮14门。

　　战后，军民高兴地唱起这样一首兴国山歌：“毛总政委好主张，红区兴国摆战场。避敌主力打虚弱，调兵遣将蒋贼慌。莲塘一战获全胜，缴了敌人两师枪。旅长团长都捉到，仓皇逃命官云相（指敌上官云相）。”

　　黄陂战斗。8月11日晨，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总部确定以我军第四军、第十二军由黄陂南侧实施主攻，第三军团并指挥第七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当天中午，第四军和第十二军主力冒大雨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黄陂，迅速歼敌毛炳文师的两个团。第三军团和第七军也从东面发起攻击。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分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乘胜追击二十多里，又歼敌一部，从容地收复了黄陂、小布根据地。我军主力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敌人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经无力继续进攻了。9月初，蒋介石下令实行总退却，敌军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向全军发出命令，立即出击。英勇善战的红军，在毛总政委的英明指挥下，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以只有敌人六七分之一兵力的劣势，取得了歼灭敌人、恢复与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全面胜利，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

　　至此，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宣告结束。这次红军反“围剿”，历时75天，红军歼敌17个团共3万余人，缴枪15万多支。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败了十倍于己的敌人。著名军事理论家郭化若曾就此评论说：

　　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我军千里回师，情况倏忽万变，特别在决战阶段中，真是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然而，毛泽东同志依然镇定自若，排除干扰，从容不迫地深思熟虑，巧妙地设计，以集中优势兵力，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调动敌人于运动中，给予各个歼灭，终于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战士以神奇的行动，矫健地穿行于敌兵集团之间，灵活机动、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将十倍于我的强敌败在脚下。事后，蒋介石不得不承认：

　　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用，我们30万兵打不过他们3万兵。

　　这是失败者的哀鸣，它从反面表明，红军的胜利是何等伟大--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而这一伟大的胜利，是在毛泽东英明指挥下取得的。

　　诗人柳亚子得到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和革命力量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消息后，备受鼓舞，欢喜若狂，欣然命笔，写下了《怀人四截》。其中第一首写道：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诗中“毛郎”，诗人自注“毛润之”。柳亚子运用平原君和毛遂的典故，讴歌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15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至三次反革命“围剿”，到1931年秋，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包括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巩固的苏区，主力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与此同时，游击战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和其他10多支红军部队，全国红军总兵力达30万人。

　　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运动的发展，迫切地要求党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将全国的革命力量统一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把革命推向前进。

　　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通告中提出建议要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2月15日，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表《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着重强调了召开“苏代会”的重要意义：

　　这个会议必然对于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特别是苏维埃与红军--都有非常伟大的帮助，它必然提出许多共同的政治任务及策略路线，以便迅速的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

　　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是“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所以，4月间，中共中央两次致信红四军前委和三、四、五军总前委，要求要“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具体要求红四军与红三军联系，“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实现中央的策略任务，促进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4月3日的来信中特别说明：

　　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

　　1931年6月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告，决定于8月1日召开“全苏一大”，指示各党部与各党团，应将大会的准备工作列入这个时期中心工作的议程。于是，各地苏区纷纷建立了“全苏一大”准备委员会，负责宣传鼓动和选举代表的工作，加快了召开“全苏一大”的步伐。但由于战争频繁，各地选举代表需要较长的时间，加上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特别是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要准备对付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所以，1931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联名发布了(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原定在8月1日召开的“全苏一大”，“改在十月革命节举行”，也就是11月7日举行，并号召苏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全苏一大”的召开。7月8日，苏区中央局将这个决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8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央组织问题的决议》，就临时中央政府的人选问题，对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具体指示。

　　9月初，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毛泽东来到了瑞金。

　　10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指出：将要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毫无异议的要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

　　11月6日，毛泽东在邓发、曾山、邓小平的陪同下，检查了“全苏一大”的准备工作。在叶坪村东头的一片树林里，新开辟出一块能容纳万余人的红军广场，广场西端，用竹木石块垒筑起一座检阅台，整个广场被周围高大的树林覆盖着。从广场往西南方向200米便是大会会场。会场原是一座古老的谢氏宗祠，是当地一幢颇有气派的大祠堂。经过战士们一番布置，祠堂变得更为宏观。主席台墙壁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党旗，桌前挂着“工农堡垒”的布质标语；主席台前大木柱间扎着三道彩门，悬挂着彩球，中间彩门上嵌着金色五星，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左边和右边台柱上有一副对联：“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台沿挂着“民主专政”的布质标语。上、下厅内挂满了三角形彩旗，以及“拥护全苏大会”的条幅标语。

　　全苏大会结束后，这座祠堂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的办公地点，劳动部、军事部、内务部、工农检查部、外交部、司法部、教育部、工农剧社，还有秘书室、会议室、收发室等，每个小房间不足10平方米：临时中央政府在这块小小天地里，造就了一批批革命精英，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精干高效的政府。

　　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会议代表住宿安排情况及安全警卫布防情况。为预防敌机轰炸，决定在长汀设置一个全苏大会假会场。

　　走到叶坪村口，毛泽东被大声的争吵吸引住了。原来是几个会议工作人员为墙上的一幅标语发生争议。墙上写着：“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其中一个说：共产国际比中国共产党大。另一个反驳说：共产国际是苏联的党，和中国的党一样大。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围观的群众有一个站出来问他们：那么，布尔什维克是谁呢？几个工作人员顿时哑然……

　　其实，这类事以往也曾有过。如1927年12月，广州苏维埃成立的第一天，大街上挂着“苏维埃政府万岁”等无数的巨幅标语，有些刚参加起义的人还不能理解，就问：苏维埃万岁，那么苏维埃到底是谁呢？有人回答说：这还不知道，苏维埃就是苏兆征嘛！是政府主席。在井冈山时，打茶棱前部队贴出署名苏维埃的宣传标语时，反动派还闹出了通缉叫“苏维埃”的人的笑话。

　　11月7日凌晨，大会代表已列队进入广场，邻近的群众也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挤进会场。广场装点一新，检阅台上正前方悬挂着两盏明晃晃的汽灯，左右两侧沿广场四周的竹竿上、树杈上挂着一盏盏灯笼。检阅台的横梁巨幅写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检阅台”，在台的中央摆着书桌和长条板凳，检阅台天幕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边是中国工农红军军旗。

　　出席大会的代表组成了七个代表团：

　　赣东代表团、赣南代表团、永吉泰代表团、闽西代表团、瑞金代表团、红军代表团、湘鄂西代表团、赣东北代表团、琼崖海员代表团。

　　另有于大会开幕后几天才赶到的湘鄂赣省和湘赣省代表团，共六百多人。

　　6时30分左右，毛泽东同朱德、项英、任弼时、彭德怀、王稼祥等进入广场，顿时，广场内外数千人欢腾起来，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不一会儿，大会执行主席朱德宣布：“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司号队奏起了雄壮的红军歌。锣鼓声鞭炮声一齐震响起来。苏区军民有的摇着帽子，有的高举着枪和刺刀，有的挥舞着手中的小彩旗振臂呼喊着……

　　此刻的场面感人肺腑。这是苏区军民期待已久的喜庆日子，为从国民党手中夺得那份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自由，他们不惜倾其所有，这块红色根据地，渗透着浓浓的战士血、百姓血……

　　7时整，阅兵典礼正式开始。站在台上的分别为毛泽东、朱德、项英。

　　受阅的部队分成四路纵队由南向北行进，他们扛着汉阳造轻重机枪、小钢炮、迫击炮（这些“先进装备”大都是反“围剿”战争中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喊着洪亮的口号，在军乐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检阅台，向毛泽东、朱德等行注目礼。赤卫军和少先队也穿着列宁装，挂着红飘带，拿着梭镖、大刀整齐地通过检阅台。整个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雷鸣般地回响在广场上空。

　　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这些草案从1931年3月9日起已陆续发表在《红旗日报》上，根据这些草案，大会讨论通过后，作为法令颁布。

　　大会开幕时，项英致开幕词。接着，大会请下列同志作大会报告：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处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

　　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

　　毛泽民是第一次听到哥哥作了那么长的政治报告，真是又惊奇、又激动；尤其听到哥哥为大会的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时，就连他自己也好像跑到哥哥的讲话里面去了……

　　晚上，在大会主会场--谢家祠堂举行了提灯庆祝晚会。黄克诚和成仿吾朗诵的诗歌把庆祝活动推到高潮。

　　黄克诚朗诵道：

　　十四年前的今日，苏维埃联邦在西方诞生，

　　今年的今日，苏维埃中国又在东方降临；

　　这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信号，这是中俄工农头颅热血的结晶！

　　……

　　今日十四周年的十月革命，

　　今日是中华苏维埃的诞生，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工作，

　　到街上去--庆祝、游行，

　　因为她呀！

　　是我们奴隶们的救主！

　　因为她呀！

　　是我们无产者慈爱的母亲！

　　成仿吾的朗诵诗是：

　　我们是苏维埃新中国的创造者，

　　我们高举着红旗，

　　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统一，

　　为了阶级的解放与利益，

　　领导着最大的革命战争。

　　让敌人在大会的号召下颤惊，

　　让地主与资本家咒骂纷纷，

　　苏维埃新中国大踏步前进，

　　我们是新中国的创造者。

　　看呵，

　　我们全苏大会的这个会场！

　　苏区人民的新创，

　　他们充满了新的光芒，

　　它是新中国的缩小模样！

　　纵然它还是有点儿狭小，

　　在这里响着代表的高叫，

　　在这里准备了英勇的战斗，

　　更使得一切敌人更恐慌发抖，

　　战斗呵，

　　苏维埃新中国的创造者！

　　这两首朗诵诗，后来全文刊登在《斗争》刊物上。每天的大会情况，刊登在“全苏一大日刊上”。

　　在会议进行中，鄂豫皖根据地传来消息：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的红军部队已扩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了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这就是：

　　“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它的“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同时，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重要法律和决议。

　　大会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正式成立了，它是代表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它是代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继续号召与组织全中国劳苦民众起来推翻这一统治的政权。”

　　11月19日，大会进行选举。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63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苏大会闭会后的最高政权机关。

　　11月20日，大会完成全部议程，胜利闭幕。毛泽东在大会上致了闭幕词，号召各级工农兵政府要组织广大群众致力于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武装自己，用革命战争打倒敌人。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组成了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项英为副主席。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时，决定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25日，根据全苏一大决议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其委员有15人，以朱德为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事实上，这时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的威望在不断提升，特别是他领导、指挥的对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的辉煌业绩，更是深入根据地人心，鼓舞着根据地军民的革命斗志，从而使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这时起，称毛泽东为“毛主席”的人就更多、更普遍了。

　　全苏大会之后，毛泽东致力于搞好苏维埃政权建设等工作，并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6使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宣告了“左”倾中央“进攻路线”的破产。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性质为政治局常委会--笔者注），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即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在确定长征人员名单时，开始是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张闻天等为此据理力争。周恩来向博古、李德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已经在红军中有很高威信，丢下他，在党内和红军内是通不过的，势必影响军队的士气。王存福：《毛泽东差点与长征无缘》，《档案时空》（史料版），2006（7）。张闻天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府机关进行转移，连主席都丢下了，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对实现这次大转移也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只得勉强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但对有关长征的重大转移没有发言权。

　　四十多年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曾回忆说：

　　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当时，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934年10月21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部队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时，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后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使用，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1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当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对此建议，博古、李德拒绝接受，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里是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在激战中，毛泽东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了，但红军自身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所以，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然而，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做声。于此，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了，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当时，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继续率领红军向湘鄂川黔之交的地方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你知道，蒋介石早已在那里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呢！所以，我们不能当傻瓜，硬钻人家布置好的口袋，我们为什么不能另辟生路呢？根据我军得到的情报和我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在我们前面，有国民党的薛岳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何健部，严密封锁着我军前进的去路。你知道我们前面的敌人有多少吗？总共20万。如果我们北上就敌，正中蒋介石下怀，以我军约3万的疲惫困厄之师，去对付7倍于我的以逸待劳的劲旅，会有好结果吗？不全军覆灭才怪呢！

　　王稼祥也叹了口气，轻轻地摇了摇头。毛泽东见王稼祥已完全被自己的分析说动了，便继续说：“老王啊！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硬打硬拼，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啦！去年10月，咱们开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在敌人的碉堡群里苦苦挣扎了一年，牺牲了多少同志，流了多少血，最后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了个大搬家，到了现在这种地步。”王稼祥听后也生气地说：“真是乱弹琴，完全是李德的瞎指挥。老毛，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真不得了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老王，我已得到可靠情报，贵州方向的敌人不多，也没有什么堡垒工事，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还来得及。我看必须开一次会来决定我们的进军方向，这可是关系红军的生死存亡啊！”听了他对形势的一番分析，王稼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便说：“老毛，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你。另外，我还可以找其他一些政治局的同志谈一谈，我相信，政治局内一定还会有同志支持你的意见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做了周恩来和朱德的工作，他们也都赞成毛泽东的看法，并同意在通道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1934年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省通道县后，在通道城关镇“恭城书院”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

　　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说：“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主要是议议红军的去向问题，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心里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这时，李德急不可待并十分有把握地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张闻天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坐在自己不远处的毛泽东一眼，好像在催促他讲似的。王稼祥也在担架上欠起身来，目光透过近视眼镜，也在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知道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等待着自己发言，他缓缓站起身，看了一下李德，成竹在胸地说：顾问先生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向那个方向前进果然是那么容易吗？翻译伍修权把毛泽东的话照样翻译出来，李德听了翻译后，本来就脾气比较暴躁的他，把手中的烟蒂往地下一丢，面红耳赤地吼道：“毛泽东同志，不去那里创建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和原定计划？”周恩来马上起来打圆场，用一种平和的口气说：“华夫同志，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泽东同志，你还是将你的话说完。”

　　毛泽东这时倒不紧不慢地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了，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如鲠在喉，不得不吐。当然，目前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让红军松口气，这种愿望是好的，看起来也是上策，但能行吗？华夫同志，你可知道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整整20万啊！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在等我们。这个口袋我反正不去钻，谁要自投罗网，请便！

　　这时候，毛泽东把与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三人团”相左的意见，开诚布公地讲了出来。接着，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当前必须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寻找有利于我生存环境。”张闻天也说：“泽东同志刚才讲的是事实，我想他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朱德也接着说：“红军目前处境艰难，必须慎重行事，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分析得有道理。”

　　这时，周恩来看着李德，说：“华夫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不按原定方案办，你们的意见是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轻轻地一笑，说：到哪里去？我还是那句老话，到敌人防御力量最差的地方去。目前的贵州是敌人兵力最少且又是蒋介石忽视的地方，红军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有理有据的分析，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认同。博古也不得不同意了。于是，通道会议改变了原定向湘西前进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军事顾问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毫无疑问，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权。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他的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1月7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于是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经过遵义会议，又摆脱了张国焘胁迫中央南下后，红军长征到达俄界并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俄界会议后，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俄界，又挥师北上了。红军向甘南进军，必须经过腊子口。腊子口后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白雪，山脉纵横。当时，敌三个团的兵力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如此天险又配以重兵，所以就构成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一个严重阻碍。因此，毛泽东决定攻打天险腊子口。

　　9月15日黄昏，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通知，要他们在三日之内夺取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的敌人。9月16日，彭德怀接到毛泽东、聂荣臻和林彪联名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消灭腊子口之守敌。随后，一军团的几个主要指挥员赶往二师，同师及四团领导研究如何攻打腊子口的部署。

　　四团在奔往腊子口的路上，以强行军速度赶路，还打了两次遭遇战。身经百战、屡战屡胜的红四团，以两面出击，即以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向敌发起进攻。鉴于战斗事关重大，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都在战斗打响前亲临前沿指挥所察看地形，作具体部署。在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下，终于在9月17日凌晨将敌军击溃，红军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毛泽东随着滚滚铁流般的红军队伍穿过了腊子口，来到了大剌山。这是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高山，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连日来，毛泽东的心情甚好。他吃着这一带回民烙的锅盔(烧饼)赞不绝口。现在，他又登上了山顶。他回首遥看千里岷山，只见白雪皑皑，重峦叠嶂；俯首前看，却见无边田野，黄绿相间，丰收在即。他想起近一年前，红军离开瑞金，跨过于都河时，也是秋收时节，心中颇多感慨。

　　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指挥红军千里转战，这期间，战胜了来自敌人的、大自然的、党内的无数艰难险阻，现在终于越过了岷山，把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困死于雪山草地的幻想彻底击碎了，长征胜利在即，真可谓柳暗花明了。这种久已不见的喜悦、开朗的心情化作一股诗情，使他在越过岷山不久便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随后，红军来到了哈达铺。毛泽东住在一家中药铺子里。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整编为3个纵队，共8000多人。9月22日，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进会场时，顿时响起热烈掌声。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首先说：

　　自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

　　接着，毛泽东又详尽、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虽然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三十多万人。毛泽东强调说：国民党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因此，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他还幽默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随后，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到陕北去。他号召大家：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线阵地！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广大指战员异常激奋，特别是第一次听到陕北有块苏区，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自从在哈达铺了解到陕北苏区的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就找贾拓夫谈情况。贾拓夫原在陕北工作，1934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他作为陕北的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了。长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从哈达铺北上后，毛泽东每天行军都把贾拓夫带着一路谈，向他了解陕北红军、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获得了对陕北苏区比较具体的信息。

　　9月28日，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会议根据国民党报上提供的材料和贾拓夫所说的情况，决定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榜罗镇会议确定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决定。

　　10月2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向西兰公路前进。10月4日，跨越西兰公路北进。这时，蒋介石获悉陕甘支队系红一、三军团组成，并由毛泽东率领的消息，他暴躁恼怒，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部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以削弱和歼灭红军。

　　红军继续前进，一鼓作气攀登上六盘山顶，冲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毛泽东健步来到六盘山上，感慨万千，哼成了《六盘山》的光辉词章：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诗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充满了革命豪迈情与乐观精神。而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正如这首词所昭示的那样，只要掌握住“长缨”，必定能缚住“苍龙”，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了吴起镇。吴起镇(今吴旗镇--笔者注)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当中央红军即将进入陕北的时候，蒋介石即命令东北军和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进行堵截并歼灭红军。当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敌人骑兵也跟踪而来。敌人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以骑兵为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气势汹汹地向吴起镇来，准备一举歼灭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毛泽东认为，若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己十分不利。在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在支队干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他号召大家坚决打好这一仗，作为我们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

　　20日上午，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就如何打好这一仗进行了具体部署。随后，毛泽东为各纵队拟写了电报指示，彭德怀上山仔细察看了地形。21日凌晨，晓月尚未褪去，毛泽东就离开了居住的新窑院，跨过洛河，踏着黄土路登上了与吴起镇相对的大峁梁。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在一棵棵梨树下构筑了简单的工事，设下前沿指挥所。毛泽东在树下又召集一部分干部开会，反复说明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要求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会后，他对警卫员陈昌奉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

　　此时，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部队已在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做好伏击准备。待到敌军行至红军的伏击圈内时，遭到了红军的迎头痛击。两个多小时以后，敌三十五师骑兵团被歼灭，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被击溃。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巡视了战场，兴奋地讲道，步兵打骑兵，这是个创举啊！他以充满喜悦的心情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为了研究和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对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意见。他提出了目前作战方针：

　　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部队，做群众工作。发展方向，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以后，可向东。他指出，大的方向是陕甘，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根据地来领导全国革命。

　　此后，毛泽东及党中央为落实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的工作。

　　11月5日，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人先后走进会场。毛泽东在会上首先说：“同志们，辛苦了！”引起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说：“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2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25000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一路上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克服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战胜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了目的地。“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从此红军有了新的根据地，中国革命将展开新的一页。

　　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史沫特莱获悉这一胜利喜讯后非常高兴，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鲁迅，并建议鲁迅去电祝贺。鲁迅把这件事儿又告诉了茅盾。鲁迅还单独向中共中央发了贺电，贺电写道：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中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每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鲁迅的贺电，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勇斗争的模范”。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热情赞扬中国红军长征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誉中国红军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举世无双的”，“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敌人以5个师组织新的进攻，东边1个师沿洛川县大道北上，西边4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以迎头痛击。

　　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召集了两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自动员，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会上详尽地分析了敌情，讲解了我军的打法。他援引《水浒》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王教头的故事，风趣地说：林冲打王教头，不是先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他反复强调，全体同志要互相团结，同心协力，共同打击敌人。周恩来要求参战部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去做，争取胜利。彭德怀提出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消灭敌人！

　　11月20日下午，敌一百零九师推进到直罗镇附近，与红军担任诱敌任务的连队接触。这个连边战边退，敌误以为是红军败退了，遂进入直罗镇，并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当晚，毛泽东下达了作战命令。按照事先确定的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吴家台北端高地几孔破窑洞附近。在此，毛泽东直接观察战斗情况，指挥战斗。战斗打响前，毛泽东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打响后，一军团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毛泽东再次指示：这个仗一定要打好！你们二师突击到直罗镇时要很好协同十五军团作战，彭德怀跟十五军团行动，要特别注意同他联系，要加强团结和协作。毛泽东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战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我南北两路红军犹如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来。结果，敌一百零九师大部被歼灭，该师师长牛元峰带一个多营逃到镇东头的小寨子里，后来在等待援军无望的情况下突围逃跑，被十五军团彻底消灭。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百零九师和一百零六师一个团，毙伤敌师长以下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枪350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多发。这一切，大大补充和改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红军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的作用。

　　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善于指挥歼灭战的又一典型范例。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从此，陕北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投入了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

　　17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国革命领路人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前，教条主义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使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到了危机关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了核心领导层。随后，又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由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写下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一直为世人所称赞不已。

　　毛泽东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毛泽东所借的码头，当时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指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一部分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的同志。具体地说，即指张闻天与王稼祥。诚然，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就曾表现出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并批评过错误的军事路线。通过正反两个方面革命实践的教育，他们已经开始觉悟。

　　第二个，是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之一。争取周恩来的支持非常重要。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妥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第三个，是前线指挥员。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用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他们去揭批“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回忆说：

　　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我……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张闻天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特意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发言提纲。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白区和其他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坚持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随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接下来，由张闻天做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五六个凳子空着，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周恩来点了一下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于是，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博古从一只黑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对大家说：“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现在，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这是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博古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然后，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

　　这时邓小平走进会场，看见会议已经开始，于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几个看见他的人，朝他点点头。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1935年1月15日。但他到底有些什么责任，他却具体说得很少。接下去他却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又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博古作报告的时候，毛泽东从上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形同一个老百姓家记流水账的账本，放在桌上，然后又从上边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铅笔，听到他认为有歧义的地方，便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着，一会儿工夫，竟然写了好几页。

　　博古结束了他的报告，对大家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没有掌声，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他的报告大家不感兴趣，也可能没有鼓掌的习惯。随后，博古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把提纲放在挎包里面，留神地看着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抑或反对？是赞同抑或置疑？他的心情毕竟还是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这时，周恩来拿着他准备好的那份报告提纲站起来，以深沉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所有的人，没有即刻说话。大家也认认真真地盯着他，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神情，看周恩来到底报告讲些什么。事实上，周恩来代表军委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周恩来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在找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多从客观着手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则从主观上下了工夫。周恩来报告完毕，当主持开会的博古宣布请大家提意见时，会场沉默了一会儿。

　　两个报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

　　李德通过翻译伍修权，听到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指责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似乎还隐隐约约地提到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周恩来讲的一些事例，李德一听，便知道是指他。于是，坐在过道的门边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便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态度之所以会这样，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到通道会议，他发现周恩来已经开始不与他合作了，对他半心半意，对他的意见不像过去那样忠实，竟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人站到一起，不采纳他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为野战军的进军方向，李德与周恩来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闹了一场，他曾经为此而大怒，最后，周恩来还是否定了他的意见，按毛泽东的主张办。黎平大闹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他认为周恩来明显地倒向毛泽东等人一边，表明周恩来抛开了他，将他孤立起来。一想起这儿，他感到有点儿沮丧。

　　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什么态。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洛甫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想要讲些什么？与会者大多将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洛甫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对此，博古感到十分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后来，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儿。

　　总体上看，大家听取了洛甫的反报告，认为讲得有道理，洛甫给予归纳的几条错误是这么回事，应该这样认识，于是会场的气氛又暂时缓和下来。

　　这时壁上的挂钟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将时针指向12时半，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大家回味着博古和洛甫两个截然相反的报告以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处，毛泽东走进穆家庙巷子的时候高兴地对洛甫说：“你讲得好。”洛甫腼腆地说：“承你夸奖；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说说。”

　　“要讲的，是要好好讲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着。

　　当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后，向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参谋长交代了工作，打点行装，离开懒板凳三军团司令部，便策马赶到了遵义。他们来到老城枇杷桥军委总司令部驻地，已是中午时分，将马儿系在楼房后院的一株核桃树上，匆匆上楼到周恩来那里去报到去了。

　　见到周恩来后，周对他们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博古同志在会上作了正报告，我作了副报告，洛甫同志也作了一个报告，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笑了笑，“洛甫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反报告吧。下午开始，由大家发言，你们好好准备一下，有意见在会上讲讲。”

　　彭德怀一听，心里暗暗高兴，估计博古、李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一定要受到批评，上午洛甫不是已经开了头炮了吗。洛甫转得快啊。他正在这么思想之际，周恩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德怀、尚昆，开会期间，你们就住在下面的堂屋里吧，没有床，用门板临时搭两个铺休息。”

　　“好的，住在这里方便开会。”杨尚昆回答说。下午的会是按时开始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估计是上午听了几个报告后，大家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看是个怎样的结果？

　　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拢了拢满头的长发，站起来，手里拿着那份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说着，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参会的诸位。没有人说话，只是有的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点了一下头。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毛泽东说：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又对大家说：“关于华夫（即指李德--笔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翻译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与会者感到，毛泽东的发言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一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里不安起来，然后坐了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当时，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眨巴着黄黄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按照过去的习惯，在军委会上，他是爱放炮的，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不对的，都敢批评，就连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而向别人提意见，常常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很少转弯抹角。当他一落座听了大家揭批“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错误时，早已按捺不住了。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我再听听同志们的发言，然后再说”。

　　彭德怀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个前线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深有所感，同时也深受其害。所以当聂荣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指挥时，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想起广昌战斗后一次他与博古、李德的争吵来。于是大声说着：“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博古的头低低地，蹙着双眉，处于一个被告的地位。

　　李德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

　　坐在窗子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义正辞严的发言，使他的感触就更多了。作为总参谋长，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与博古、李德的接触很多，对他俩的错误有所察觉，虽然当时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有的还缺乏认识，但总感到这种打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尽吃败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即使大家对军事策略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议论，不敢公开提出来。所以，刘伯承对军事指挥的不民主，个人说了算，特别是顾问的独断专行很有意见。他考虑了-下，操着一口四川话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大家点点头，只是博古木然地坐在那里。李德则勾着头，不言语。

　　下午，几个与会者的发言，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批评了“三人团”的错误，发言时，没有谁拍桌子打板凳，基本上是和风细雨的，但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气氛，越讲问题越多，越讲大家越有气。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大家心里一动，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这时，博古隐隐感到不安，他抬头看了看挂钟，时针已指向5时20分，外面的天色已开始暗淡下来，他对大伙说：“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停了停，他勉强地说：“总司令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好好考虑吧。”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982年，曾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会议结束后不久，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后来的行军途中，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正如参加遵义会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所说：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它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选定了最杰出的领路人。恰如周恩来所说，“由于毛泽东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18四渡赤水，用兵如神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仍然处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如何粉碎强敌的进攻，争取主动？这是摆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也是时刻萦绕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问题。

　　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实现围歼我军于黔北川南地区的战略目的，频繁地调兵遣将，在中央红军周围组织了一个大包围圈。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意图，是为了压迫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以便“合剿而聚歼之”。他的重点是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在这一方向上，蒋介石部署了两道封锁线：第一道是泸州、叙永、毕节封锁线；第二道封锁线是以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

　　四渡赤水战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为了摆脱十余倍于中央红军兵力的敌人，彻底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指挥和领导红军神出鬼没，巧妙周旋，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穿插迂回，相机歼敌，在蒋介石调兵遣将之际，敌人合围形成之前，胜利转移。在指挥这一战役的过程中，毛泽东那特有的恢弘的气魄和胆略，无与伦比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得以充分展现，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四渡赤水之战，蒋介石飞重庆，奔贵阳，自任统帅，亲督三四十万重兵，又以十倍的优势兵力运用第五次“围剿”中获胜的堡垒政策，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追堵而来。从蒋介石的此前历史可见，他并不是白痴，而是一个有很强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的人物对此不可低估。

　　蒋介石的学习是广泛的，读过《四书》、《春秋左传》、《尚书》、《易经》、《纲鉴》、《礼记》、学过周、秦诸子的学说和宋理学。同时，他很重视阅读与军事有关的各种著作，学了《孙子兵法》、《曾文正公集》，这为他打下了国学的基础。他还学习过英文、日文、俄文。他酷爱军事，曾东渡扶桑，入振武学校学习，并到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先当二等兵，后升为士官候补生。

　　作为红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他没有留过洋，没有进过军事学校，没有军事方面的“学历证书”。然而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了解中国的优秀军事传统，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一套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他决定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战胜敌人。他说：“国民党的士兵有两条腿，我们的战士也有两条腿，可是他们的两条腿，走不过我们的两条腿。”　

　　那么，毛泽东指挥的三万余红军与蒋介石统率的三四十万大军，是怎样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的呢？

　　战斗在1月28日凌晨打响。中央红军连续激战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随即，红军迅速发现对敌情判断有误。原来，以为敌军是两个旅四个团，约六七千人，但实际上，敌人共有四个旅八个团，共1万多人。加之，红一军团已沿河右岸北上，奔袭赤水城，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情况相当危急。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通知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在红一军团未返回的两三个小时内，战斗打得仍十分激烈。五军团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遭到很大伤亡。敌人抢占山头，向土城镇步步进逼，甚至打到了中央军委指挥部前沿所在的镇东面的白马山。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顶住敌人进攻，最后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命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干部团由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组成。他们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下，发起了猛烈的反冲锋，敌人被打得仓皇溃退，狼狈不堪。

　　当天下午，跑步返回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敌受重创，退却固守。同时，红三军团牢固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这次反击战，干部团立了一功。毛泽东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当阵地完全巩固以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开会。根据当时的敌情，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施了。在会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再与敌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当时，与会者都赞同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根据会议精神，1月29日凌晨中央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关于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道，发源于云南镇雄，经贵州赤水县至四川合江县流入长江。河水奔腾湍急，蜿蜒曲折。土城镇位于赤水河东岸，这一带河面窄处为七八十米，宽处则为二三百米，最深处达十余米。

　　1月29日，中央红军及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分成左、中、右三路，利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搭起的浮桥，在红一军团四团的掩护下，轻装前进。这样，三军团都把笨重的山炮丢进河里；陈云率领卫生、供给部门的人员，也将一些笨重的物资推入河中。随即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当追敌来到赤水河边时，只见到被破坏掉的浮桥和被毁掉的船只，他们也只能望河兴叹，目送红军远去。

　　2月1日，红一军团二师在围攻叙永县城时受阻。同一天，红一师在抵达三岔河时，与川军刘兆藜旅遭遇，前进受阻。随即被迫撤出战斗，改道前进。到2月3日，红二师仍未攻下叙永县城，而敌军增援部队则陆续开到，城内城外敌军对红二师形成夹击之势，双方展开激战；中央红军先后在三岔河、叙永遭敌人截击，这时敌人援军不断增加。毛泽东和军委及其他领导认为，如果继续北上硬攻，正合乎蒋介石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钻入敌人布下的口袋。于是，当即决定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设防薄弱的云南省扎西(威信)挺进。

　　2月8日，中央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滇东北扎西地区集结。在扎西，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

　　现在要转移到黔北去，因为我军的北上，使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　

　　他的主张使与会者茅塞顿开，被深深地折服了。

　　当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进军方向，西进扎西后，蒋介石和川军曾一时不知红军去向。蒋介石得到中央红军主力已进驻扎西的消息，急急忙忙调整战略部署。为了加紧对中央红军的追堵，蒋介石以其嫡系吴奇伟部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为第七纵队。目的是想利用这几十万大军，合围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对红军“聚而歼之”。

　　面对从各个方向扑来的敌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敌人还没有完成合围部署的时候，出敌不意，避强击弱，挥戈东进，重返贵州，打乱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把敌人纠集起来的重兵，甩在川南和滇东北扎西周围一带，从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当时黔北地区，只有黔军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南岸。黔军是敌人营垒最薄弱的部分，红军重返黔北，就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劣势转为相对优势，并能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因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改变进军方向，重返黔北。可以肯定，这是出奇制胜的英明决策。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新的战略意图，中央军委于1935年2月10日开始部署东进。2月11日，中央红军开始向东南转移。当晚，根据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决定“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2月15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从2月18日起至19日，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次东渡赤水河后，中央红军便进到了当时敌人力量最薄弱的黔北地区。进入黔北后，中央红军的主要进军目标是桐梓和遵义。当时有些红军战士不明白为什么又要打回遵义去，发了一些牢骚，干部进行了解释和教育工作。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亲自做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说：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并发出了消灭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的号召。这样，大大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和斗志。

　　若要占领遵义，必首先占领桐梓和娄山关。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突然攻击桐梓，号称“双枪兵”的黔军弃城而逃，援敌退守娄山关。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之交界处，雄踞大娄山山脉的最高峰，是川、黔交通的要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激战，2月26日，中央红军攻占了娄山关。

　　当娄山关战斗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其实，还在娄山关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并部署夺取遵义及以后的战役了。中央红军在占领了娄山关之后，就开始向遵义方向猛追残敌。鉴于当时敌吴奇伟率两个师的增援部队即将到达遵义，军委决定要迅速解决遵义守敌，然后再歼灭援敌。随后，红军“趁敌立足未稳，向正面运动之敌，进行猛烈的攻击。”2月27日，中央红军经过英勇战斗，再次解放了遵义城。2月28日，在老鸦山战斗中，中央红军对前来遵义增援的吴奇伟的两个师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吴奇伟最后仅率少数残兵逃过乌江。至3月1日，整个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取得遵义战斗胜利后，蒋介石焦虑不安，急忙于3月2日由武汉飞往重庆，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的新围攻。并且，下示手令：“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为了加强作战指挥，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3月4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命令》中说：“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毛泽东自1932年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再次获得了对红军的具体指挥权，这就更加保证了他对红军的领导和他卓越指挥才能的发挥，这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一大幸事。

　　3月5日，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主力由遵义西进，寻歼敌人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但红军多次寻战，均未如愿。红军在遵义以西的活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命令各路“追剿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并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企图再一次组织对我军的围攻。

　　由于遵义会议以后，改组了中央军事领导，消除了以往李德等人专横的作风，发扬了民主，凡属重大作战行动，每次都要开二十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这显然与当时瞬息万变、形势险恶的战争环境不相适应。在洛甫和毛泽东建议下，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负责军事指挥。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使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使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得以及时实施。

　　三人军事小组成立后，面对蒋介石组织的又一轮对中央红军的围攻，根据当时具体的敌情，决定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所部和王家烈的残军为主要目标。据此，3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驻守鲁班场之敌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由于敌人三个师集结在一起，红军攻击未能奏效，而且损失较大，同时敌人援军也即将到达。鉴于此，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撤出战斗，转兵西进。从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笔者注)，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这充分显现了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机动灵活性。

　　中央红军突然三渡赤水，大出敌人意料，川军缺少戒备。红一军团佯装主力的一个团虚张声势，大摇大摆地向古蔺城方向前进，当到达镇龙山时，与驻守在这里的川军魏楷部的廖九甫团相遇。廖九甫毫无戒备，红军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未作有力抵抗即逃之夭夭。

　　这一仗，使敌人加深了红军将北渡长江的印象，蒋介石急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进剿”，严令各部加紧修筑碉堡工事，紧密封锁。3月20日蒋颁发电令给部属打气，称：“以如此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　

　　毛泽东善于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果然，红军的全军佯动奏效了：蒋介石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川南古蔺来了，他的眼睛紧紧盯着红军的行动；他的各路大军被调到川南、黔西北来了，并加强了长江和横江防线的防守，以阻截红军北渡长江。

　　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川南奔来，毛泽东却挥师四渡赤水，再向黔北杀去。也就在蒋介石发布“剿匪成功、在此一举”电令的同一天，3月20日15时军委发出指示，告诉一军团领导人：“我军决定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来水河。”命令一军团立即派出两个先头团，带全部工兵连，于20日晚和21日上午夺取太平渡、林滩两渡河点，并各架两座浮桥。同时，要求红一军团留一个团在镇龙山，继续伪装红军主力，向古蔺游击，迷惑敌人。当天17时，党中央和政治部发出《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强调“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同时，军委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事实上，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是不怕敌人知道的；而四渡赤水是秘密的，是不让敌人知道的。红军这次东渡，组织工作非常严密细致，真正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于21日晚至22日上午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重返黔北，与奔向川南的敌军相对而行。红军已到达遵义，仁怀中间地区，而敌人的辎物资还在源源北运。红军战士讥讽敌人的耳目失灵，说：“你们去好好封锁吧，我们走了！”

　　红军已全部东渡赤水，进入黔北了，薛岳还在其军情通报中称“共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龙云继续命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防匪盘旋西窜”。红军东渡赤水后已经三四天了，25日，龙云仍然命令各纵队将红军歼灭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26日，薛岳还在判断红军从古蔺“续行西窜成分居多。”这充分说明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动是非常秘密、神速与奇妙的。

　　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又一次破产了。对此，他大为恼火，决定就近指挥围歼红军。3月24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贵阳，同行的有蒋的夫人宋美龄、他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以及陈诚、何成浚等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一到贵阳，他立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发表了一篇“训话”，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已到了“走投无路”　的境地。蒋介石宣布，他此行的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困境的红军的包围圈，将其歼灭。他希望“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他确信红军已“再无回枪之力”，“成功在此一举”了。

　　蒋介石二到贵阳，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追剿军”总司令龙云和前敌总指挥薛岳，亲自下命令，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把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一个高级传令军官。此时，蒋某气急败坏之势，可见一斑。

　　无疑，毛泽东与蒋介石展开了又一次斗智的战斗。蒋介石判断红军返回黔北的目的，仍在企图寻找渡河点北渡长江，或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或向南绕去湘西。所以，蒋介石重新调整了部署，在红军四周布置围堵部队，各防区严密衔接，防止红军逃窜，他确信这一次已真正把红军围住了。

　　这时，红九军团大造声势，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以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的南下。27、28日，军委主席朱德连电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指出：“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九军团今27号到甘溪后应即移狗坝西之马鬃岭，为九军团暂时活动枢纽，并于明28晨起分两部，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特别要注意自己侧卫警戒与封锁消息”；“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军委主席朱德发给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电报，1935年3月27、28日。同时，军委加派三十分队无线电台给他们，以加强红九军团与军委的通信联络。

　　红九军团马鬃岭分兵诱敌，是军委和毛泽东派出的一支战略奇兵，对于保证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总是猜不着毛泽东规划的红军进军路线。在红军主力急速南下，向乌江疾进，即将到达沙土的时候，他判断红军在他的遵仁封锁线附近，将向西南方向前进，3月28、29日，他连电滇军孙渡，命令他用最快速度，于31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和西安寨、黔西一带堵截，“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望黔西堵击为要。”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向黔西调兵，红军却向乌江前进。

　　一天，红军行军中途休息时，毛泽东来到了红一军团前卫二师。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暂时做了作战办公室，摊开了云贵川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毛泽东亲自向前卫二师首长面授机宜，说明战略意图，并在云贵川地图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杠杠。毛泽东把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军意图说得明白透彻，在场的二师首长精神振奋，都说，“毛主席的决策真英明！”　

　　3月29日晚，红一军团先遣团第一师三团夺取了乌江渡口，消灭守敌一个连，在行进中又消灭援敌一个营的大部。3月30日和31日，红军主力除红九军团外，分别从大塘、江口、梯子岩南渡乌江，进到了息烽西北的黄冈、牛场、蔡家寨地域。这样，红军又一次跳出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围堵圈，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大部甩在乌江以北地区。此时，红军赢得了主动，蒋介石顿时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地位。

　　四渡赤水，是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灵活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牵着敌人的鼻子转，迫敌陷于被动，使敌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而红军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体现，它在中国战争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