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斌 新浪微博:穷人缺什么

    
    穷人的“穷”字，本义为“极也”，也就是到了头了。可以想见，一个“到了头”的人，也就是走投无路的人，没有前途的人。后来引申为阻塞不通，遭遇困厄，不显贵，不得志，等等。穷人并不单是指没有钱的人，单纯缺乏衣食钱财叫“贫”，当然，“贫”的人就可能“穷”，两者常常是相连的。

可见，穷人是指那种困境中的人，对现状不满的人，看不到希望的人。现在“穷”字简化为“穴”下面加“力”，仿佛穷人就是下力的人，这是很狭隘的。

在网上，“穷人”已经是一个外延模糊的词，便宜的汽车可以叫“穷人的车”，经济配置的电脑可以叫“穷人的电脑”，意甲联赛弱队打赢了强队叫“穷人的胜利”，街上流行昂贵首饰和简单T恤的搭配，也叫“穷人的时尚”。总之，钱不多就是穷人，钱多也可以叫穷人，只要你不自认为是富人。

在物质普遍比较丰富的背景下，“穷人”“富人”已经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的概念了。很多时候，你根本不能从外表上判断出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比尔·盖茨出国开会也常常穿便装，城市里的打工仔倒是天天西装革履。

穷人和富人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并非生活在温饱线下的人才叫穷人。

穷和富是相对的，一个在外资公司任职的白领，月薪5000元，还是觉得紧巴巴的；而一个退了休的老大爷，虽然每月只拿1000多元退休金，却对生活满足得很。

穷和富很多时候是一种感觉。在富裕地区，一个人即使有车有房（多半是贷款买的），可能仍然属于低收入者，每天仍得为生计奔波。但在另外的贫困地区，他这样的状况就足以让当地人垂涎三尺了。

收入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穷，这并不是荒诞。收入高往往支出也高，反倒入不敷出了；收入高的人常常自视也高，总觉得身价还没抬够，还可以更高，当然他要叫穷。央视曾经做过调查，多数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达到小康，而部分月薪超过3000甚至5000元的人却认为自己的生活与小康标准还有很大距离。

“小康”只是生活的基本层次，权威机构定义小康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还有一个就是食物消费支出低于家庭收入的50%。

看来穷富之分有一个最简单的参照物——谁还在为食物操心，谁就是穷人。

生活对富人来说才是生活，对穷人来说只是生存。

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人来说，探讨“你为什么是穷人”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因为他们无力改变现状，他们对穷富的认识都是从有限的生活经验中得来，是根据对生活必须品的拥有量来判断的。而城市中的穷人，或者富裕地区的穷人，困扰他们的不是一日三餐，而是发展问题。

富不光荣，穷不可耻。我们不能完全以物质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人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并非富人就是快乐的，穷人就很痛苦，人生的幸福很多时候并不由穷富决定。

多穷才是穷人？多富才是富人？有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

探讨穷富问题，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心理分析，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你，为什么是穷人呢？或者，为什么感觉自己是个穷人？

谁都可以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是穷人

“富人害怕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对平等”和“穷人想不劳而获，因此支持平等，批评效率”，这是穷富两大阵营的辩论基调。在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上，一般人普遍认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提高了效率必然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强调了平等又会影响效率。

但是实际情形并不尽然。

比如美国，比尔·盖茨几百亿美元的财富与一般劳动者几万美元的年收入相比，差距何其巨大！但美国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崩溃；相反，前苏联时代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远远要小于美国，社会制度却发生了解体。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差异是正常的，由此而造成的财富差异也是正常的。

要让西施和东施获得同样的注目，这种公平恰恰最不公平，既浪费了西施的姿本资源，助长了东施的个人膨胀，还强暴了男士的选择自由。将“公平”在“公众平均”这个意义上使用，是一种认识的过错。

其实，穷人的愤怒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合理的机会。如果一些特殊人群，可以不凭个人能力，而是凭借自己对机会的特殊占有来获取社会财富，那对更多的没有这种机会的人来说，就是极大的不公。

公平不是绝对的。一件事如果只追求结果的公平，必然导致平均主义，那对经济效率的损害就太大了。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会努力去干呢？惟有规则的公平才能保证竞争中机会的平等。体育比赛中运动员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然而规则公平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能力不一样，竞争就有输有赢，就不可能平均。而结果不公平反过来又可能导致起点不公平，富家子弟与贫苦孩子就因为家庭的不同背景，因为上一代人竞争的胜负不同，而面临不同的人生起点。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姑且叫做禀赋吧，比如家族、健康、聪明等。每个人禀赋是不同的，因此起点公平几乎不可能真正存在。

我们所需要的公平只能是规则的公平，机会的公平。

常常看见“反腐”报道，一个海关关长，一个厅长、局长，凡是带“长”字号的，一旦翻船，涉及的财产数量都令一般百姓目瞪口呆。为什么大都是些“长”字号的人呢？因为他们才有腐败的机会。中国权力阶层的腐败，就是机会不公的表现。

据说，在上海，扫马路的工人多劳多得，月收入可以超过5000元，比西部的硕士挣得还多。是上海的清洁工特别优秀吗？不是，换了西部的人去扫马路，给他500元，他可以扫得一样干净，可问题是不允许他去扫！

中国的事情，很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正常的，但它就是存在。地方保护政策，客观地造成了不同区域间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如果任何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没有城乡户口的差别，那么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少了一些人为因素。

机会不公，表现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种不同的情况当中。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在收入的分配上差距都非常大。一个社会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不可怕，但是如果这种差距很大一部分是由机会分配不均造成的，就十分危险。穷人并不是一定要向富人看齐，他们更需要公平竞争的机会，如劳动机会、投资机会、政治机会、对权力的监督机会等等。

只要大家是在公平的规则下竞赛，输赢都是自己的事，谁也无话可说。

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这些农民出身的皇帝，并没有使人民过得更好。

现在的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所有赢家都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穷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变的，不赢即输，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换一种思维，如果把蛋糕做大，让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即使在分配的时候，切去一块给做蛋糕的人，穷人的盘子里可能反而更多。

解决贫富分化，简单地杀富济贫肯定是不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Sen)这样说：“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等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并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阿玛依·森是一个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他之所以认为改善贫富悬殊不是首要的问题，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

富人多了不是坏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让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带动穷人摆脱贫困的资本，而穷人和财富不太多的“小富者”，是很难使更穷的人受惠的。我们过去曾经提倡自力更生，实际上是穷人的自救。贫困者当然可以自救，但自救的路很漫长，说不定自己还没走到终点就已经倒下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个高明的策略，然而剩下那一部分人能否也跟着富起来，却要由很多因素决定。

俄罗斯算不上是个穷国，但也不算富国，这原本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地方，但当2002年福布斯的财富榜统计出莫斯科的亿万富翁竟然比纽约还多，位居世界第一时，我们就不能不为一种畸形而心痛了。

在一个不算富的国家，出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富人群体，那必然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穷人被剥夺的程度比别的地方更甚。

可想而知，俄罗斯不是一个公平的地方。

俄罗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后，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权力阶层的人士，他们从中夺得先机，瓜分了大量原本属于社会的资源。但资本市场又没发展起来，致使大量转为私有的财富，又大量地外流，成为很多欧美大银行的“黑色户口”。有人统计，俄国现有5000亿美元的私人现金存在这些户头中，是该国财库的500倍!有人认为还不止于此数，至少应该再加10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仍然可以说明一点，俄罗斯是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两极分化的国家，是一个以最快速度转换角色的国家，仅仅是一夜之间，前苏联全体百姓70年的积累，就成了极少数人致富的源泉。

分配不均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绝对的机会不均才是绝对赤贫的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向富人开火，而是向权力经济开刀，向垄断经济开刀，向一切有碍于公平竞争的制度开刀！只有让更多的人得到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社会总体的贫困线向上延伸，穷人的境遇才会更好一些。而穷人过得更好一些，富人睡觉也可以更安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