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成县车管所电话:“文革”中的胡耀邦：被红卫兵抽得在地上打滚!

   

胡克实与胡耀邦

　　
　　缘起 　　
　　2001年5月31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谈话自然是从谈那个动乱岁月开始的，但是也谈了他的经历： 胡克实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921年5月30日出生于武昌，毕业于湖北省立高中部。学生时代他在武汉，于1935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武汉秘密学联。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建青年救国团，主持武昌团部工作。1938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历任晋西北根据地区党委青年委员、晋西边区党委常委、青联常委、区地委青委书记、四分区青联主席等职，可以说他的革命经历是从青年工作开始的。 
 　　1948年秋，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青委书记，从此“专业”从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 
 　　1952年，31岁的胡克实调到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1953年又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4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文革”开始之后，在青年学生中冒出了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驱使，红卫兵闹着要取消共青团。他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必须砸烂共青团。于是，红卫兵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他们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团中央。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这时候叫开来的。 
 　　胡克实还记得，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学校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贴出“打倒三胡”的大标语。从此，“打倒三胡”的口号便响遍全国。 
 　　亲历“文革”初期的激烈斗争 
 　　一提起这段往事，胡克实便沉浸于“文革”岁月的回忆之中。 
 　　胡克实说，在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刚刚开始，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中。毛泽东主席那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不过，就连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该怎么搞，更不知道他俩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打倒对象。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指定了4个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整理成文字，向毛泽东报告。 
 　　在1966年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克实说，本来应该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会议的，那时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会议。事先报告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那就叫胡克实来吧。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便到西安工作。那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刘澜涛。胡耀邦在西北工作并不顺心。胡耀邦生病，住进西安的医院。这时，叶剑英元帅路过西安，叶帅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谊，听说胡耀邦病了，便去医院看望。叶帅对胡耀邦说，既然人家不欢迎你，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养病！胡耀邦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虽然胡耀邦这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生病，并不过问具体工作。正因为这样，由胡克实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胡克实记得，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派工作组。当时，北京很乱，特别是学校里，出现学生打老师、打校长。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没有精神准备。他们用过去的办法，即由上级部门派驻工作组。会议决定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市的许多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另外，还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北京市西城区中学的工作组，就由胡启立负总责。 
 　　胡克实说，没想到，工作组问题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那是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打人。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发现之后，及时地加以制止。6月20日，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肯定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批转全国执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却认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发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消这个文件。”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各地掀起了反对、批判、揪斗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这么一来，毛、刘分歧由隐蔽到完全公开。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胡克实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斗争。他亲眼目睹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是怎样决定派工作组的，又亲耳听到刘少奇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检讨。他说，过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威望和才华，这时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确。胡克实笑称“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 
 　　胡耀邦的“牛棚”岁月 
 　　胡克实说起了“文革”初期的团中央。胡克实说，那时候团中央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团中央直接面对青年，也派出那么多的工作组，不言而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很感叹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们被煽动起来，处于狂热状态，真的有点像宗教的狂热、民族的狂热！大学生还好一点，毕竟年纪大一点，懂得一点“规矩”，最没有办法的是中学生。他称中学生“没有章法”，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然而，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归团中央主管，理所当然受到成千上万无知的中学生们的狂热冲击。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让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章，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中央，“三胡”停职反省。 
 　　胡克实记得，李富春作为中央代表，奉命来到团中央，宣布“三胡”停职反省。李富春说，“三胡”停职反省，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主要是： 

　　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 

　　第二条，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 

　　第三条，走群众路线不够。 

 　　这“三个不够”，就导致“三胡”停职反省。后来，李富春本人也因为这“三个不够”，遭到同样命运。 
 　　这时，胡耀邦不能不从医院出来，回到共青团中央进行“反省”。 由于“三胡”停职反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团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 
 　　在停职反省之初，“三胡”还能回家。到了后来，就只能整天呆在团中央机关里写检讨，不能回家了。 
 　　没多久，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又被取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李富春找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三胡”保护好，绝对不能出事；还要保护好“三胡”的家，不能让人冲击。 
 　　当时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还不错，非常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李富春的指示。这个负责人原本是上海工厂的团委书记。1964年，曾经挑选一批基层团委书记到中央部门工作，这人到了轻工业部工作。他很沉着，也很老练，后来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根据李富春的指示，他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大楼派了解放军岗哨。这样，没有得到批准，红卫兵是不允许进入机关大楼，也就保证了“三胡”的人身安全。只有经过批准，岗哨才放行，进来三两个红卫兵，找他们外调，或者问话之类。 
 　　胡克实记得，那时共青团中央的院子里，常常挤满了狂热的红卫兵，召开批判“三胡”的大会，坚决要求把“三胡”拉出来示众。这时，“三胡”也只是在机关大楼的阳台上“亮相’而已。红卫兵们只能用双眼“看”着“三胡”，手够不着，自然也就无法“武斗”。 
 　　这时，外边越来越乱，抄家、武斗成风。经常有人要求把“三胡”拉出去批斗。 
 　　最严峻的时刻终于到来。那是1966年12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打死一名教师，却被说成是工作组“挑唆”，而这所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红卫兵大会，追悼那个死去的教师，并把矛头对准了团中央。大会结束之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团中央大楼，高呼打倒“三胡”的口号，要求揪斗“三胡”。这是红卫兵对共青团发动的一次最强大的“攻势”。 
 　　团中央派驻了军代表。军代表强调，胡耀邦有病，不能拉出去批斗。你们实在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实、胡启立以及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那六七个人，不能拉胡耀邦。即使是拉胡克实他们出去，也必须文斗，不许武斗。 
 　　胡克实说，他被拉出去斗了几次。在那样混乱的状态下，狂热的红卫兵们不可能只是“文斗”。他多次挨打。后来，连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厉害。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大约被拉出去斗了十几次。他和胡启立挨斗，那就更多。 
 　　当时，他们在团中央被关在“牛棚”里。他们属于“牛鬼蛇神”，所以关押他们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时候的“牛棚”，就是团中央机关的大房间。他们睡在地上，一个房间住二三十个“牛鬼蛇神”。“三胡”被分开来，关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不过，“牛棚”挨在一起，出去解手或者接受外调时，彼此都还能看见。 
 　　1968年10月的一天，忽然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把胡耀邦找走了。起初以为是外调。过了一会儿，胡耀邦回来了，把牙刷、毛巾、换洗衣服、被子都带走了， 
 　　当时的“牛棚”看守，大都是团中央原先的司机、勤杂工等，常常给“牛鬼蛇神”报告消息。“胡耀邦被带走”，这当然是“重大新闻’。通过看守们的嘴巴“广播”，这一“重大新闻”立即传遍各个“牛棚”。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牛鬼蛇神”的心。“牛鬼蛇神”们议论纷纷，猜测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让胡耀邦回家还是进监狱关起来？ 
 　　胡耀邦这一走，竟然从此离开了团中央的“牛棚”。来自看守们的“小广播”是乐观的，他们告诉“牛鬼蛇神”们，胡耀邦是去中央开会！
 　　这就是说，胡耀邦“解放”了！看守们说，既然胡耀邦“解放”了，你们也快“解放”了。后来才知道，胡耀邦出了团中央的“牛棚”，竟然被径直送进了京西宾馆！
 　　原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要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关于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然而，由于在“文革”中许多中共中央委员遭受迫害，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可能不足半数，无法通过这些所谓的决议。为了凑数，就从原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之中，寻找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以求能够过半数。胡耀邦是中共中央委员，属于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于是把他从“牛棚”中突然接到会议代表住宿处——京西宾馆。   　　会议之后，周恩来把胡耀邦等一批刚出“牛棚”的中共中央委员趁机保护起来，让他们留住在京西宾馆。这是因为京西宾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重要宾馆，红卫兵、造反派们很难冲进来。胡耀邦在那里，平平安安地住了两三个月。  　　毛泽东否定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在“文革”中，共青团中央曾经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通知，要求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前往全国各地。 
 　　工作组不是挨了批判，派工作组不是被说成是“路线错误”，怎么又要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呢？ 
 　　原来，这工作组是专门去“征求意见”。“征求”什么“意见”呢？据说，共青团已经“修”（指修正主义）到家了，已经沦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爪牙”，必须彻底改组或者干脆取消共青团。由共青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就是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如何改组或者取消共青团。当时，江青也参加了意见，他们打算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当时，全国各省市都在纷纷召开“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在筹备召开全国性的“红代会”，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中央组织。陈伯达和江青以为，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是“历史的必然”。 
 　　就在共青团中央奉命组织工作组、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许多工作组正准备出发，突然又接到通知，说是取消了计划，不派工作组了。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毛泽东不赞成！
 　　后来才明白，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毕竟是大事，陈伯达、江青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不以为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共青团，我要共青团。”毛泽东还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一言九鼎。陈伯达、江青打消了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念头，所以也就急急忙忙取消了向各地派遣工作组的计划。 
 　　他成了“走资派好人” 
 　　在1968年10月胡耀邦出了“牛棚”之后，胡克实他们在“牛棚”里也开始松动，比过去自由、自在多了。看守们也向他们透露消息：“你们没事了，快出‘牛棚’了。快了，快了！” 
 　　这时，军代表找胡克实谈话。军代表说，你的历史经过审查，没有问题，你在团中央也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那是“路线问题”，谁都知道的。军代表的话，显然是“解放”胡克实的讯号。果真，当1969年元旦来临的时候，胡克实就得到通知，可以回家了！从此，他结束了“牛棚”生活。 
 　　1969年1月，军代表要胡克实在团中央作个检查，“往深里挖一下”，就可以放他过关。在胡克实写好检查之后，团中央机关在礼堂里开会，胡克实照着念了一遍，从此也就算是过关了，结束了停职反省。 
 　　在“解放”之后，没有宣布胡克实恢复团中央书记职务，但是也没有宣布取消他原先的团中央书记的职务，而是让他参加团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算是“结合”了的“革命干部”。 
 　　胡克实的孩子初中毕业之后，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听说要保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他的孩子需要团中央开一份关于他的政治情况的证明。胡克实记得，军代表在证明上写着，胡克实“属于走资派好人”！ 
 　　这“走资派好人”，实际上是当时对胡克实作的政治结论。对于今日青年读者来说，这“走资派好人”颇为费解。其实，那“走资派”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好人”也就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好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的日子 
 　　胡克实谈起了胡耀邦。他跟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共事14年，而且从1955年至1978年做了23年邻居。他说，那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住在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秘书们，中院住着胡耀邦一家，后院住着胡克实一家。 
 　　在“解放”之后，胡克实和胡耀邦都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去了。 
 　　直到1971年底，胡耀邦因病终于获准从河南回到北京。一个月后，胡克实也回到北京。胡克实拿出一帧珍贵的照片，送给笔者。这张照片是他和胡耀邦在1972年初的合影，就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照的。他们都穿着中式旧棉袄，表情木然，是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最真切的写照。 
 　　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分配他们前往新的工作岗位：准备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面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很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再也没有音讯。 
 　　从此，胡耀邦“赋闲”在北京家中。他趁这难得的“赋闲”之机，在家读了大量的书。胡耀邦家几大书柜里的藏书，画着他的阅读记号，表明他读书非常认真。这些书，很多是在他“赋闲”时细读的。 
 　　1973年10月，胡克实调任中央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在科技领导岗位上工作。 
 　　国家地震局本来是一个工作并不很忙的单位，但是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处于日夜工作状态。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召开紧急会议，胡克实作为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出席了会议。一见面，华国锋对他格外热情。那是因为当年胡克实在晋西北工作时，先后担任临县、离石县、方山县的县委书记，属于“三地委”，而华国锋则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属于“八地委”，彼此早就认识……胡克实说，华国锋是个谦厚的人。毛泽东在晚年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大约是出于要选择一个没有二心的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了几年，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1973年3月10日，传来好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又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5年5月间，胡耀邦被指名来到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这期读书班有四十多名学员，分成几个班，有吕正操等，都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这样级别的老干部。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书班的负责人虽说是王洪文，实际上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他们安排的，打算通过读书班学习之后，安排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以与“四人帮”抗衡。 
 　　“人品高尚，襟怀坦白”的胡耀邦 
 　　在读书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说：“该结个业吧!”于是，1975年7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结业典礼。 
 　　在中央读书班上，胡耀邦见到在读书班另一个班学习的苏振华，特别高兴。当年在陕北“抗大”，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政委，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他们多年未见，在结业典礼上相见，互相拥抱，兴高采烈。许多老同志见到胡耀邦，也都跟他握手、问候。 
 　　叶剑英、邓小平、江青、王洪文来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叶剑英就问：“怎么没有看见胡耀邦？”胡耀邦当时坐在后排，一听这话，赶紧站了起来：“‘参座’，我来了，在这里!” 
 　　当年，叶剑英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已经叫惯他“参座”。 叶帅马上就说：“谁把你安排在这么后边的？来，到前面来！”叶帅其实话里有话。 
 　　叶帅跟胡耀邦有着深厚的友谊。叶帅好几次到胡耀邦家，聊天，散心。有时，就在胡耀邦家吃饭。胡耀邦就到后院叫胡克实一起来吃饭，跟叶帅见面。 
 　　那天，胡耀邦也很高兴跟邓小平见了面。邓小平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胡耀邦早在长征时期就已经认识邓小平。在延安时期有过许多来往。1950年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而胡耀邦担任川北行署首长，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后来，胡耀邦和邓小平同时调往北京。此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井冈山》在报道打倒邓小平与胡耀邦时，曾经刊登了邓小平与胡耀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许多通信，这表明邓小平与胡耀邦在当时就存在很密切的关系。 
 　　胡克实记起，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党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形势，健全团的工作，学会作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问题。会议期间，胡耀邦邀请邓小平前来作报告。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邓小平谈到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以为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关系一层又一层，并不有利于农业生产。只要能够发展农村生产，各种生产形式都可以。他说起他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是赞成包产到户。邓小平是在上午讲这番话的，到了晚上，他找胡耀邦，告诉他今天上午的讲话不要往下传达。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 
 　　正是因为邓小平与胡耀邦有过很多交往，所以那天在中央读书班结业典礼上见到胡耀邦，邓小平得知胡耀邦正“赋闲”在家，马上安排他新的工作。 
 　　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叶剑英约胡耀邦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叶帅对胡耀邦说：“你这个人光喜欢看书，也该去看看体育比赛！”就在比赛进行之际，有人跑来告诉胡耀邦，说是邓小平来电话找他。胡耀邦匆匆来到后台，用红机子跟邓小平通话。 
 　　胡耀邦赶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院长是郭沫若，正在病中。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就这样，胡耀邦开始了重新工作。略早于胡耀邦，在1975年1月，胡克实也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于是，这两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又在中国科学院并肩工作。 
 　　胡克实说，邓小平有着锐利的目光，思想非常敏捷。邓小平平日话不多，要言不烦，从不拖泥带水，讲话很深刻。 
 　　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文革”的“重灾区”中国科学院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在1975年9月26日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谈了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胡耀邦进行修改，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认为，这一《汇报提纲》适用于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整顿工作，送交毛泽东，准备印发全国。但是毛泽东未表同意。 
 　　就在胡耀邦忙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时候，邓小平受到“四人帮”的“批判”，全国掀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指斥为“大毒草”。胡耀邦随着邓小平的下台而下台，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又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从富强胡同迁出的。当时，按照工作需要，胡耀邦应该住进中南海。胡耀邦不愿住中南海，认为住在那里朋友们来访诸多不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那房子在中南海之外，紧挨着中南海的红墙。他请人开了扇后门，直通中南海，便于在中央工作。然而，房子本身在中南海之外，朋友们来访，可以从外面的大门直接进入，不必经过中南海。直到今日，胡耀邦的家属还住在那里，只是关闭了那扇直通中南海的门。 
 　　胡克实用“人品高尚，襟怀坦白”八个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不整人。 
 　　胡耀邦早在中央苏区，小小年纪，就蒙受过所谓“AB团”的冤案。从那时候起，十几岁的胡耀邦就亲身体验到被整之苦，冤案之苦。从此，他非常厌恶、痛恨整人。他总是对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胡耀邦一再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必须非常小心。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青年作家刘绍棠蒙受不白之冤。胡耀邦亲自找他谈话，给予鼓励，曾经使刘绍棠在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 
 　　也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曾经为平反冤假错案出了大力。 
 　　胡克实说，胡耀邦多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跟青年心连心。胡耀邦的性格也很年轻。他直率，真诚，乐观，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胡耀邦除了一些重大场合讲话拿发言稿之外，平常即席讲话，从不拿稿子。而且非常具有鼓动性，热情洋溢，富有文采。 
 　　八十大寿出版新著 
 　　就在我采访胡克实的时候，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大摞新书。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印出的胡克实所著《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这本书收入胡克实多年以来所写的关于科技工作、科技立法方面的讲话、论文。 
 　　据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丕光告诉笔者，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两个月内赶出的新书，为的是作为献给胡克实八十大寿的一件特殊而又最有意义的礼物。 
 　　胡克实作为团中央书记，怎么会写起《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呢？ 
 　　那是因为胡克实自从离开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岗位之后，一直从事科技领导工作。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之后，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胡克实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后，在1988年再度当选。他负责科技立法、执法检查等科技法制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代表科学院和全国人大出访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瑞士、美国、意大利等国二十余次，借鉴了许多有益经验。 
 　　胡克实的夫人于今也是延安老干部。如今，他们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忙于工作，夫妇俩在北京安度晚年。胡克实在三年前曾经有过小中风，而且气喘老毛病也一直纠缠着他，但是他的精神很好。 
 　　胡克实曾是中共第八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文教小组成员，中央人大政协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副主席，中国桥牌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名誉会长。   　　（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