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一号抵达杭州:清代的边疆危机

清代的边疆危机  

清代的边疆危机

　　一 西北边疆危机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俄国与英国在我国新疆展开激烈争夺。1864年俄国割占我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又力图染指新疆、侵占帕米尔地区。因为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帕米尔是西部边疆的天然屏障，又是沟通中亚与印度南亚次大陆的捷径，占领新疆和帕米尔地区，既可为侵略西藏打开方便之门，而且能够增强同企图从印度北上西藏的英国争夺亚洲霸权地位的实力。 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各地回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占据汉城（今疏勒）。

1864年9月，南疆的封建主司迪克伯克及回族头目金相印久攻汉城不下，竟向中亚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次年初，浩罕汗王在英国支持下，派军事头目帕夏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并将逃亡浩罕的前和卓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遣回复仇。阿古柏借机以残暴手段相继攻灭南疆的一些地方势力，“尽有南路八城”。（曾毓瑜：《西征纪略》，载《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3册，第44页)取金相印而代之。1867年，阿古柏又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幸福人之汗”)，公然建立“哲德莎尔汗国”(即“七城汗国”）；1870年，又先后攻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在天山南北建立起一个入侵者的封建专制政权。

新疆的动乱和阿古柏入侵，给俄英争夺新疆提供了机会。俄国为阻止英国势力北上，英国为防止俄国势力南下插手印度，都主动支持阿古柏，通过争相控制阿古柏政权来遏制对方，并将其侵略势力伸入新疆。

早在1866年，阿古柏在天山南北扩大侵略时，俄国便主动同阿古柏达成“互不干涉”的协议。随后在1871年打着“维持边境安宁”的旗号，抢在阿古柏之前强行占领伊犁。 英国侵略者看到俄国势力进入南疆对己不利，于1867年前后，多次派人到南疆活动，将商品和军火输入阿古柏占领的新疆地区。次年底，英印政府派人三次会见阿古柏，这是英国与阿古柏相互勾结的开端。同年，英俄为了协调各自的利益，在彼得堡秘商后确定双方在中亚的势力界线，阴谋划分双方在新疆南北的势力范围。1870年，英国派正式使团到达喀什噶尔，给阿古柏提供军事教官和大量武器。

1872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商约后，英国不甘落后，于次年通过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为“艾米尔”(统治者)，并派出300人组成的特派使团，携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1874年2月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阿古柏同意英国在其占领区享有通商、驻使、租地等特权。这样，阿古柏非法政权成为俄、英侵略和分裂中国领土新疆的罪恶工具。

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南海疆，而对西北边疆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对阿古柏入侵新疆一无所知。直到1871年7月俄国强占伊犁，诡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2，第2页）后才任命景廉为钦差大臣，加强新疆军务。正当俄英勾结阿古柏企图分裂我国新疆领土而使西北“塞防”吃紧的时候，中国东南“海防”由于日本武力侵台也同时告急。

1874年，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了“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议。争议的各方都主张要加强边防，但在如何加强防务上有根本分歧。争议的焦点，实质是要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以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方力主收复新疆，认为首要之务在于注重“塞防”，因为“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而执掌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筹建北洋水师，从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出发，借口财饷困窘，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而左宗棠则认为海防与塞防同等重要，但是当务之急是以武力驱除侵略者，规复新疆。他特别强调俄国居心叵测，若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寸进尺，不仅新疆堪虞，且蒙古、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在英国竭力怂恿下，李鸿章为了反对清军西征阿古柏，竭力散布“移西饷以助海防”的论调。

左宗棠明知万里征途诸多艰险，前有天山戈壁，后有朝中权奸，加之粮饷尚无着落，但他在边疆危机的关键时刻，不计个人得失，不顾年高体衰，挺身而出，勇于承担维护民族尊严、收复新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重任。他上奏清廷说：自己“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为安集延所踞……若此时即便置之不理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区区愚忱，窃有不放不尽者”。（《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38页)其一腔爱国热情，获得朝野内外大多数人的支持。 清政府在对俄交涉中，也逐渐认识到俄国“一味狡展，断非空言所能有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8卷，第38页）经权衡利弊，接受了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决定先平定阿古柏，再解决收回伊犁的问题。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仍任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军务。

二 左宗棠收复新疆

左宗棠受命后，坐镇兰州，筹办粮饷，整编军队，制定西征战略，同时，派先头部队开赴哈密等地。听到左宗棠准备西征的消息，俄国十分惊恐，于1875年秋天，派“科学贸易考察队”到兰州，刺探军事情报，并以出售500万斤粮食为诱饵，企图达到控制、阻止左宗棠进兵新疆的目的。1876年1月，出关大军调集凉州(今武威市)，而实解协饷不及常年之半，各省对清廷的严切限催却“漠不关怀”。左宗棠只得奏请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代借洋款1000万两白银。沈葆桢不但以“耗息甚多”为借口加以反对，而且提出“请朝廷……以内库为之倡”。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在移营肃州(今酒泉)的同时，上书清廷，逐条驳斥沈葆桢，再次提出若沈坚持反对，将改向上海华商筹借，则沈难辞代办之责。清政府谕准左宗棠自行筹借洋款500万两，调拨“户部库存”200万两。筹饷难，筹粮、筹运更难。左宗棠苦心经营，利用俄英矛盾，向俄国购买了一批粮食，设法克服内地运输的困难，保证了西征的顺利进行。

1876年4月，左宗棠以湘军刘锦棠部为先锋，分三路进入新疆。他制定了先消灭阿古柏匪帮，后解决伊犁问题的战略方针。在消灭阿古柏时，又确定了“先北后南，先打弱敌”的策略。根据新疆幅员广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饷运困难的实际情况，执行“缓进急战”，“速决致胜”的战略战术原则。

1876年7月至9月，清军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在新疆各族人民自发起义的配合下，历时三月，一举收复古牧地(今米泉)，歼敌千人。新疆各族人民主动献粮献马，传送消息，充当向导，清军乘胜追击，连克乌鲁木齐、昌吉、呼图璧，至11月6日，攻克玛纳斯， 北疆阿古柏势力扫荡殆尽。西征军第一个回合的节节胜利，使俄、英十分不安。英国为保护阿古柏政权以巩固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多方阻止清军前进，在以外交手段胁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的同时，出面调停，代阿古柏向李鸿章提出做“乞降之国”的建议，条件是“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8页）昏庸的清政府对英国的“调停”颇多幻想，令总理衙门将英方建议书转交左宗棠讨论。左宗棠在回书中指出：英人若要为阿古柏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仍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1卷，第18页）提醒清廷不要对此抱有任何幻想，并表示彻底收复新疆的决心。虎视耽耽的俄国在给阿古柏打气的同时，于1876年1月胁迫其签订《俄阿边界条约》，趁机将中国西北部大片领土划入俄国，欲俟日后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阿古柏调重兵于达坂城及吐鲁番设立两道防线，自己坐镇喀喇沙尔(今焉耆)以作垂死挣扎。

1877年4月14日起，左宗棠以刘锦棠为主力，自乌鲁木齐南下，令张曜、徐占彪部从哈密、木垒分路西进。刘部20日克复达坂；其余二路连克鄯善、胜金口，26日克吐鲁番；刘部亦于同日收复托克逊，半个月连克敌两道防线，歼敌万余，取得新疆之战的决定胜利。5月底，阿古柏逃至库尔勒，见大势已去而服毒自杀(一说为部下击杀，一说为仆人毒杀）英国侵略者急忙扶持其长子伯克胡里代领余众，以阿克苏为据点，作垂死挣扎。又再次向清廷施加压力，玩弄“调停”手法。

1877年8月25日起，左宗棠指挥西征军从托克逊、吐鲁番出动，挺进南疆，以粉碎英国的“调停”阴谋。在各族农、牧民大力协助下，南进十分顺利。英国于9月再次向总理衙门提出立喀什噶尔为中国“保护国”三条件，清廷交由左宗棠“酌核办理”。左宗棠表示决不允许，并义正严辞地说：“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科占我边方(防)名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1卷)并表示他要与外国侵略者斗争到底。在他的影响下，清廷终于拒绝“调停”，谕令“督饬各军转战而前，力图规复，不得稍涉迟延”。西征军士气更盛，仅仅月余，连克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等“东四城”，收复失地两千余里，取得西征以来的空前胜利。

1877年11月，西征军渡过阿克苏河，攻克喀什噶尔，伯克胡里逃亡俄国。清军连克叶尔羌、英吉沙尔，1878年1月攻下和田，处决金相印，南疆“西四城”遂全部收复。至此，除伊犁九城地区外，新疆领土已全部回归祖国，英俄利用阿古柏侵略、分裂中国新疆的阴谋彻底破产。 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斗争，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他们因长期遭受阿古柏匪徒奴役、蹂躏……便毫不犹豫地协助清军作战，表现出边疆各族人民的爱国传统，也说明收复新疆反击外来侵略的斗争，是完全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正义行动。左宗棠在这场斗争中，忠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依靠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力量，完成收复新疆的任务，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俄国在强占伊犁一个多月后，估计到清政府根本无力收复新疆，遂假惺惺地向清政府表示：“只以回乱未清，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即当交还”。（《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2，第2页）清政府在意识到形势的严重后，1871年9月曾令署伊犁将军荣全与俄方谈判，俄方百般推诿。次年虽派代表会谈，却避而不谈交还伊犁问题，反而提出其它无理要求，致使谈判毫无结果。鉴于荣全交涉失利，当年6月，奕直接照会俄国驻华公使，提出只要交还伊犁，欲商各事可从长计议，俄国公使不但拒绝中方要求，并声称若定要交还伊犁，必须修改中俄西方边界，企图侵占更多中国领土。（《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7卷）

1876年，左宗棠率清军进军新疆后，俄国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在获得向中国内地派出商队的特权并割占特克斯河流域和穆扎尔特山口后，才交还伊犁。

1878年初，阿古柏覆灭后，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俄谈判。俄国又提出在交还伊犁时，中方付俄1亿金卢布为赔偿费。左宗棠坚决主张清廷应乘战胜之威，继续进军，从速收回伊犁。当年底，崇厚抵达彼得堡。左宗棠特致书崇厚，叮嘱其应要求俄国交还“伊犁全境”，唯恐其陷入俄国圈套。（《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6卷，第5页） 中俄谈判从1879年1月下旬开始，俄国对崇厚软硬兼施，崇厚未经清政府允许，于10月2日在里瓦几亚擅自与俄国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及《瑷珲专约》等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俄国交还伊犁九城，中国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及穆扎尔特山口；在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地区两国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改动；②俄国在原四地外设领事，可在嘉峪关、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7处增设领事及货栈，增辟由嘉峪关经兰州、西安(或汉中)至汉口及由科布多经归化至天津的新商道；俄商在新疆和蒙古全境免税；③中国赔偿俄方500万银卢布。 崇厚所订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出，举国大哗，群情激愤，“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卷，第10页)左宗棠坚决反对这个条约。清政府也不满意，要左宗棠详细筹划，“或约章必不可允，边防一切如何布置，始无患生肘腋之虞”。

左宗棠审时度势，提出“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和战并用方针。他一面令回籍征兵的各将迅速结集入疆，一面增调马步备队于肃州，准备次年春出关。李鸿章则以“其曲在我”和“借俄慑倭”为由，主张承认《里瓦几亚条约》。 清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将崇厚革职问罪，不久定为“斩监候”。

2月19日，又严正声明崇厚所议各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9卷，第3页)不予批准。俄国闻讯气急败坏，向清廷提出“抗议”，并在我国西北边境集结12000兵力，并派舰队到远东海面示威。面对气势汹汹的俄国，左宗棠认为“俄事非决战不可”，清政府遂调兵遣将，在山海关、黑龙江、松花江布防，并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赴新疆调兵备战。又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左宗棠由肃州大营舆榇出关，移营哈密，表示非将伊犁地区“收回不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24卷，第75页) 清政府在列强纷纷对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和惩处崇厚提出“抗议”后，又强调兵端不可自我而开，英国顾虑俄国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也积极出面斡旋，一面要求俄方接待曾纪泽，一面劝告清政府向俄国妥协。李鸿章乘机大肆活动，清政府遂于6月免除崇厚“斩监候”之罪，并令曾纪泽“知照俄国”。

8月又将左宗棠调离新疆，将崇厚加恩开释，以促成谈判。曾纪泽在赴俄之前，认为此次谈判如“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曾惠敏公遗集》文集，第3卷，第13页）表示要以酌允通商、增加赔偿，力争收回伊犁全境为方针。总理衙门训令曾纪泽在对俄国作少量让步的基础上改定《里瓦几亚条约》，挽回部分主权。

8月23日，曾纪泽向俄国提出修约6条要点：(1)交还伊犁全境；(2)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交界仍照旧址；(3)允俄商在嘉峪关通商，可在尼布楚、科布多增开商路；(4)只在嘉峪关一口增设领事；(5)俄商可在哈密、古城、巴里坤择一处留货；(6)俄在新疆贸易不能处处免税。8月25日，俄国政府特别会议决定，坚持《里瓦几亚条约》基本原则，把归还特克斯河流域作为割地、增加赔款的手段，并企图改在北京进行谈判。11月，俄国外交副大臣热梅尼再次提出赔偿“兵费”要求。

1881年2月24日，在俄国政府胁迫下，终于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1)俄国归还中国的伊犁地区，取消《里瓦几亚条约》中割让特克斯河流域的条款；(2)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3)俄商只能东到嘉峪关，取消原订嘉峪关经西安至汉口一段商线；(4)改俄商在新疆贸易“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5)俄方只能在嘉峪关、吐鲁番增设领事。《伊犁条约》同《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均收回部分主权，但仍是一个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俄国根据《伊犁条约》规定中俄西北边界重新“勘改”的条文，在1882年至1884年间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五个勘界议定书，共割占新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尔噶什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为此新疆各族人民奋起而反抗。

1883年，霍尔果斯河西岸的索伦营右翼四旗人民，强烈要求收回其地，乌梁海左翼蒙古族“男女老幼，至死不肯分让”。（《清季外交史料》第27卷，第36页) 关注新疆边防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向清政府再次提出新疆建省的奏议。

1884年11月，清政府接受左宗棠建议在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巡抚。

三 东南、西南边疆危机

俄国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大肆侵犯的同时，西南边疆又遭到英国的入侵，东南海疆及邻国朝鲜则是日美的联合进攻。边疆危机遂成为19世纪后30年中国民族危亡的重要标志之一。 外国列强首先加紧对中国邻邦的侵略，然后以此为跳板，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边疆地区。

19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边疆和邻邦陷入被列强侵略的普遍危机之中。 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及钓鱼岛等若干附属岛屿在内，作为中国东南的屏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近代，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台湾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企图霸占的重要地方。 美国对台湾早有侵略野心，1847年和1849年先后两次派舰到台湾勘察。

1854年，美国一名海军副将率舰在基隆登陆调查后，认为台湾处于“海军及陆战上的有利位置”，建议美国政府占驻台湾为海军基地和“商业的集散点”，（《近代史资料》第3期，第160页，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1856年，美驻华公使伯驾又向国务院提出一项由美、英、法联合侵略中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和朝鲜的计划，因美国内战爆发和台湾人民的反抗而未能得逞。

1867年，美船“罗沸号”(即“海盗号”)在台湾海面触礁沉没，失事人员上岸后被高山族人误认为是海盗而擒杀。美国以此为借口，派海军上将贝尔率陆战队在台南琅(今恒春半岛)登陆，被高山族人民奋勇打退，并击毙其一副舰长，粉碎了美国企图侵占台湾的阴谋。此后，美国改变策略，转而怂恿和支持日本侵略台湾。 日本对中国台湾垂涎已久，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1869年，明治天皇就宣布要建立一个“八纮一宇”的大帝国，制订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并鼓吹要“开拓万里波涛”。

1870年，日本军方又鼓吹“征台”、“征韩”。但日本毕竟先天不足，向外扩张之始尚须别国扶持。 19世纪70年代后，美国遂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台。美国支持日本侵台，一是惧怕日本同中朝结盟，以助日侵台促使“日本政府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隔，使它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二是美国怕侵台引起英国干涉，企图借手日本，以试探英国及清政府的反应。三是美国认为可以控制日本为己服务。1872年，美驻日公使德朗向美国国务卿正式建议支持日本进行“为把台湾和朝鲜的庄严的领土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列强的国家的旗帜之下的战争”。（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0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他把美国前驻厦门领事李仙得搜集的台湾资料转交日本政府并与之会谈。

1873年5月，在美国的怂恿下，日本借口两年前琉球船民与台湾高山族人民冲突事件，向清政府提出无理交涉。

1874年4月，日本成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为侵略台湾的专门机构。同年5月，在美国支持下，日军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总指挥，率军舰5艘，侵略军2000余人侵略台湾。美国政府为日本提供武器、运输工具、指挥官，派原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充当侵台日军总顾问，为日军提供与台湾有关的详细情报，还派美国军舰随行，为日军壮胆。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琅登陆后，遭到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台湾人民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利用有利地形，乘日军不备，进行突然袭击，重创日军，打死打伤侵略者600余人。又加上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日军退至龟山、卑南，修堡筑碉，设都督府，企图长期霸占。 清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同时要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调洋枪队5000人增防台湾。日本自量无力在短期内征服台湾，战争若长期打下去又对日本不利。

6月初，派公使柳原来华会谈，转而谋求外交解决，清政府虽增兵布防，也希望于谈判解决。

7月底，柳原到京与总理衙门开始谈判，总理衙门驳斥了日方所谓日占领土非中国领土的谬论。柳原无言以对，竟以最后通牒相威吓。8月，日本改派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谈判，美、英、法等国纷纷出面“调停”，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虽据理力争，但在列强的压力下，很快对日本作出让步。

1874年10月底，文祥与大久保代表双方政府签定《北京条约》。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及“修房”费银50万两，日本军队从台湾撤出，并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软弱可欺。这就为日本吞并琉球，强占钓鱼岛埋下伏笔。

1875年，日本明知清政府曾两次赐予琉球以“琉球国王之印”，但依恃《北京条约》，派官员进驻琉球，强行阻止其向清政府进贡，令琉球撤除在福州的领馆。琉球国王派特使化妆潜至福州，向清廷求救。清政府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反对何如璋等人对日据理力争的主张，认为琉球乃“弹丸”之地，得之无益，失之无害，不予支持。

1879年3月8日，日本公然出兵吞并琉球，废琉球国王，改为冲绳县。琉球大臣多次派人入京请求清廷出兵救援，均被李鸿章敷衍推托，琉球遂归入日本版图。 日本吞并琉球后，又把钓鱼岛、赤尾屿等岛屿列入其扩张范围。当时的日内务卿山县有朋秘密指令冲绳县对这些岛屿进行调查，以便占领。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虽多次要求政府公开侵占钓鱼诸岛，但日本政府在未能确定战胜中国之前，将这一问题搁置。

1894年，日军取得朝鲜、辽宁战役胜利，将北洋舰队包围于威海卫后，日本政府认为时机成熟。

12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内务省将钓鱼诸岛归并冲绳的审议文。21日，内务省向冲绳县发出指令：“关于设立标桩一事，准予照办。”中国的钓鱼岛、赤尾屿等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钓鱼台列屿问题资料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台北，1971年) 1852年英国占领缅甸后，严重危胁中国云南边疆的安全。英国为了实现侵占中国西南地区的野心，力图开辟一条由缅甸通往中国的捷径，并先后提出探查由仰光通往云南思茅或由八莫通往云南内地的陆上通道。

1868年，英国探路队实地探测，从八莫到达腾越(今腾冲）；1873年又探测从曼德勒北上到达中缅边界的陆路交通，为正式进入云南作准备。

1874年初，英国决定派遣一支大规模的综合探路队从缅甸前往云南，开拓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商业路线。7月16日，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由印度总督派三四名官员由曼德勒进入中国探路的要求，并发给护照由英使馆送往边界接迎。英国借此组成由柏郎上校为首的近200人的探路队，包括政治、商务、军事官员，配备新式武装的官兵，从缅甸向云南进发。这支武装侵略军的成员供认：“我们派探路队的目的……是勘查各个商业路线……尽量搜集旅途经过各地的情况、资源、历史、地理和商务的情报”。（转引自王绳祖《中关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87页） 武装探路队组成后，英国即令驻华使馆的马嘉理为翻译，由北京前往云南迎接柏郎一行。马嘉理南下途中遭到爱国民众的袭击，在清朝官员的保护下，才平安到达云南。

1875年2月12日清晨，马嘉理一行“遽行入境”，进入腾越地区，在蛮允山寨与当地景颇族人民发生冲突。马嘉理等开枪打死数名寨民，欲强行通过。景颇族人民群起围击，将马嘉理及其随员击毙，将探路队逐回缅甸。此即“马嘉理事件”，也称“滇案”。英国获悉马嘉理被杀后，立即电令威妥玛与清政府交涉，同时调驻中国海面的海军司令赖德率舰队北上，企图用武力威胁。

3月19日，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6项要求，清政府对“滇案”的发生十分惊异，鉴于台湾和伊犁问题的教训，故对此案处理较为慎重。清政府先令云南当局立即调查事实经过，再令云贵总督岑毓英查办此案，对威妥玛要求中的关于优待驻京公使、免除英商厘金及解决悬案等与“滇案”无关的问题，加以拒绝。于是，威妥玛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压。

1876年4月，李鸿章将“滇案”调查情况奏报清廷，其中与威妥玛的报告差别甚大，威妥玛担心前述谈判成果要出意外，遂先发制人，以绝交相威胁。并以攻为守，于6月2日又提出八项无理要求。清政府鉴于这些非法要求难以答应，又惧怕谈判破裂，竟请赫德出面调停。威妥玛十分骄横，又以将岑毓英提京重审和由慈禧太后致歉相威逼，致使谈判破裂。威妥玛通过赫德以英国将出兵干涉相威吓，继而提出在烟台重开谈判，清廷同意派李鸿章在烟台与威妥玛交涉。

1876年8月21日，中英烟台谈判正式开始。英国即派“飞游舰队”进驻大连，英、德、法、美四国军舰齐集烟台港内。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李鸿章基本同意了威妥玛的绝大部分要求。9月13日，条约正式签定。在所有各项条款中，除“昭雪”所谓的“滇案”，给英赔付“恤款”20万两和派使臣赴英“谢罪”外，还规定：⑴扩大领事裁判权。英人在上海设立会审公廨，以后凡有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等案件，中方在审理本国人犯时，英国可派员“观审”。⑵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商埠，英国可派驻领事。⑶沿长江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准许外轮停泊并上下客货。⑷各国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条约中的“另议专条”中规定：英国如派探路队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由印度来藏，总理衙门应根据情况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当局派员照料。通过《烟台条约》，英国获得入侵我国西南边疆的条约权力，实现了它多年来扩大在华通商特权的野心。《烟台条约》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中国边疆危机加深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中国西南的大门终被英国打开了。 英、俄都因其在亚洲的特殊利益而对西藏抱有野心。

英国于18世纪中叶以后，曾两次入侵不丹，借不丹为跳板向西藏伸展势力。

70年代后，英印总督又两次派人潜入后藏，企图通过班禅与西藏谈判通商问题，分别遭到六世、七世班禅的拒绝。

80年代后，英国又唆使廓尔喀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先后被清军粉碎。鸦片战争后，英国通过单方面非法划界，将中国西藏拉达克地区划出中国界外，并再次唆使廓尔喀入侵西藏。1876年，又通过《中英烟台条约》所附“专条”，取得入藏游历权利。

从1885年起，英国连续组织入藏“考察团”，或派人以“朝圣”、“通商”为名潜入西藏，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盗窃文物，歪曲西藏历史，为分裂、割占西藏制造口实。

1888年3月19日，英国侵略军1600余人从札鲁隘口，向驻守隆吐的200多名藏军发动猛攻，藏军誓死抵抗。在火药殆尽的情况下，藏军拿起大刀、石头、梭矛顽强抗击敌人，“伤毙英军约一百余名”。（《清季筹藏奏牍》第一册，《文硕奏牍》第6卷，第26页）次日，英军全力反扑，因寡不敌众，藏军退守纳汤。24日，纳汤失守。隆吐山等地失守后，西藏爱国军民并未动摇保卫祖国领土的决心，他们庄严宣誓：“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第52页）西藏地方政府一面请求清廷出兵援藏，一面下令征调前后藏及西康各地民兵万余人赴亚东前线增援。每批队伍经过拉萨开往前线时，十三世达赖都亲自为战士们摸顶赐护身符，鼓励他们舍身杀敌。清政府则不但拒绝派兵援藏，反将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任命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阻止西藏军民抗英，对英实行妥协求和政策。

5月22日，约3000名藏军向盘踞纳汤的英军发动反攻，双方互有伤亡。7月上旬，抵藏的升泰多方阻止，使已集结起14000多藏军原定8月中下旬的两次反击行动未能实行，而英军则从7月下旬始，两次进攻藏军驻地。

9月24日，经过休整、补给的英军向驻守捻纳的藏军发动总攻，占领则利拉、亚东等地。主张妥协投降的升泰只好亲往仁进岗前线与英军谈判，并先令藏军后撤，再要求英军撤兵议和，英军虽退回纳汤，但不同意先议撤兵，并以允许英国对哲孟雄的统治权和在藏自由贸易等条件胁迫升泰同意，升泰与英方争执不下，谈判中断。无能的清政府接受了赫德的建议，派赫德之弟赫政作为升泰助手，与英国重开谈判。此时，英俄在中亚及帕米尔的争夺趋于尖锐，英国担心俄国会乘机插手，遂于1890年2月在印度加尔各答，由英印总督兰士顿出面与中国代表升泰谈判。

3月17日，双方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主要内容是：划定西藏地方同哲孟雄边界，将隆吐、捻纳至则利拉一带领土划归英属哲孟雄；清政府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其余通商、游历等问题“容后再议”。随后，中英双方为解决条约遗留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于1893年12月在大吉岭订立《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即《藏印条款》)九款。该约规定：开亚东为商埠，准许英国派员驻扎；英商可在亚东随意往来及租赁房屋；开关五年以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印茶不得入藏。通过上述两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占了我国西藏部分领土，攫取了在中国西藏通商等特权。

从此，英国打开了中国西藏的大门，为深入侵略中国西南准备了条件。俄国早在18世纪初期，彼得一世就给枢密院下过密令，要求逐渐占领中国西部地区，设法通过达赖喇嘛建立与西藏的商务往来关系。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俄国通过各种途径窃取有关西藏地区的情报。70年代后，又打着“游历”与“考察”的招牌，派各种间谍陆续侵入西藏地区。这些人中，隐蔽最巧妙的是在贝加尔湖出生的布里雅特蒙古人德尔智。他自幼被沙皇政府着意培养，随后派入西藏学习喇嘛教。他善于伪装，又改藏名为洛桑姑马，逐渐爬到十三世达赖的侍讲地位。他在西藏上层人士中散布亲俄言论，把沙皇美化为宗喀巴的化身，怂恿诱惑达赖倾向俄国。

1888年前后，正当西藏僧俗各界奋勇反击英军入侵时，德尔智乘机挑拨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并将俄国政府用以拉拢人心的金银财宝和武器转送达赖及三大寺。

90年代，俄属布里雅特蒙古人巴德玛耶夫提出了一个吞并中国西北及西藏地区的侵略计划，即“巴德玛耶夫计划”。准备在兰州组建一个蒙、藏、汉三族反清中心，借以将蒙藏地区并入俄国。

1899年以后，沙皇通过德尔智邀请达赖派人使俄，加紧对西藏的侵略。

1900和1901年，在德尔智促使下，他终于以达赖代表和特使的身份两次前往俄国，送交表示与俄“亲善”的信件，沙皇先后两次亲自接见，并派外交及财政大臣与德尔智密谈。只是由于中国政府一再交涉，加之英国对俄国插手西藏问题十分警惕，双方的利益矛盾日趋尖锐，才使俄国企图利用德尔智控制十三世达赖以分裂西藏的阴谋最终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