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体记在线阅读:西方应习惯中国无处不在 抱怨没有任何作用 美媒：拿什么与中国拼 中国宽大日本战犯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8月9日文章，题：中国的崛起及其正确的位置，作者谢拉·普里塞，原文如下： 

    中国的再次崛起犹如一个大块头走上了世界这部原本已经非常拥挤的电梯。在拒绝这个陌生人之前最好还是以礼相待，因为中国人都是好人。所以在做任何事前要铭记以下几点： 

    1、中国准备对理应属于它的东西要求享有权利。 

    2、中国这块蛋糕足够大，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22%，而如果把所有海外华人都计算在内的话，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25%。也就是说世界上每4个人中就有1人是中国人。 

    3、我们愿不愿意给它并不重要，因为有些东西它必将拥有。 

    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厚颜无耻狂妄自大，以及它们的掠夺行径让这个骄傲的帝国陷入灾难。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中国一直处在不断地矛盾冲突当中。但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的缺失却是自愿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缺席，现在轮到我们该去习惯它的无处不在了。 

    从根本上说中国是一个文人社会，这与日本的武士社会截然不同。在西方，有组织的暴力和工业革命结成了完美的婚姻，日本就是它们的优秀学生。 

    中国没有花多长时间就认识到自己有多落后。虽然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但中国的第一批革命者们都被任务的艰巨性压得喘不过气。那时的中国就连最基本的东西——语言——都需要实现现代化。 

    从中世纪到20世纪这是一大步。今年是结束封建政权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直到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前，中国人还一直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特权报以宽容的态度；但对普通的中国百姓而言，今天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能比成为富人更加荣耀。 

    孔子的思想遗产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希望子女能延续自己的梦想。金钱和伴随它存在的权力在中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而且对这二者的追求也变为一种习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他们付出的牺牲才是中国崛起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课堂，过去30年来整个西方向中国授课，以换取廉价劳动力。由于这是一种进步的、可能会在未来带来丰厚利润的教育，是允许学生抄袭复制的。但是当这个学生开始驾驶着粉红色的宾利车来上课的时候，就是该好好重新考虑这种师生关系的时候了。 

    在中国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大量劳动力的时候，世界经济根本没有相应的增长。这一点必须加以关注，而且正在得到关注。中国的竞争是如此残酷，抱怨没有任何作用，要么适应，要么死亡。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 

    制造出让很多中国人喜欢的汽车的德国更好地接受了这种变化。西班牙能否有这样的好运要拭目以待，如果没有，那责任只能在西班牙人自己。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达成了极度令人失望的预算协议。标准普尔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需要在美国所有港口和机场的入境大厅悬挂一条新标语:“欢迎。您即将进入美利坚合众国。以往的优异表现未必表明未来有丰厚回报。”     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最可怕的衰落——一种缓慢的衰落,慢到我们可以不断地欺骗自己说,只要未来与过去大抵差不多,就根本没有必要实施变革。     两个问题相互关联     美国缓慢衰落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造成的。首先,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听任经济增长的5根基本支柱(教育、基础设施、高智商革新者和企业家移居入境、鼓励冒险和创业的规则、政府资助的促进科技发展的研究项目)不断削弱。     我们错误地认为,冷战结束是一次使我们从此高枕无忧的胜利。事实上,我们从此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在中国、印度和东欧, 我们帮助20亿民众挣脱了束缚。如果想与他们展开有效的竞争与合作,如果想维系美国梦,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学习,更聪明地投资,更迅速地创新,更及时地改善基础设施,更机智地工作。     我们非但没有投入必要的力量来完成这项事业(也就是增强实力),反倒给自己注射了剂量极大的“信贷类固醇”。如此一来,千百万人得以购买他们根本买不起的住房,从事无需接受太多教育的建筑业和零售业的工作。我们的欧洲朋友也陷入了类似的放纵状态。     2008年,美国和欧洲的所有这些债务急剧增加,从而催生了第二个问题:房产业主、企业、银行和政府如今都纷纷“去杠杆化”,或者试图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多储蓄,少购物,偿还债务,试图摆脱堆积如山的抵押债务。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最为准确地解释了由此产生的影响。他在上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陷入的不是“大衰退”, 而是“(信贷)大收缩”。罗戈夫问道:“为什么大家还把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称为‘大衰退’?‘大衰退’给人的印象是,经济正遵循典型的衰退轨迹,只不过更为严重——就像不折不扣的重感冒。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经济负债过高。如果不制定把债权人的财富转到债务人手中的计划,就不可能快速脱险,手段可以是债务违约、金融抑制或者通货膨胀……”     越早团结效果越好     罗戈夫指出:“在常规衰退中,恢复增长就意味着比较轻松地恢复了正常。经济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在一年之内往往能重现长期上升的趋势。典型严重金融危机的后果截然不同。经济往往要经过4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危机前顶峰时期的人均收入水平。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财政刺激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宣告失败,并不是因为误入歧途,而是因为其规模不足以化解‘大衰退’。不过,在‘大收缩’中,头号问题是债务太多。”除非我们能设法重组或宽免消费者、企业、银行和政府的一部分债务,否则就达不到推动恢复增长所需的开支规模。     因此,美国当前的挑战是尽快使经济去杠杆化,同时尽可能对经济增长的真正支柱恢复投资,目的是把复苏建立在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企业和实际就业岗位的基础上,而不仅是注入新一轮的信贷资金。     在增长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制定的长期财政计划必须要比华盛顿刚刚出台的那一份巧妙得多。我们需要以负面影响最小为前提,在某些领域和依照一定的时间表来削减开支；我们需要以负面影响最小为前提,采取增税措施；我们需要动用其中一部分税收,投资于经济增长的支柱领域,尤以基础设施建设、科研以及鼓励冒险与创业为重点。我们需要尽可能采取鼓励措施,促使美国人创办新企业,以求摆脱困境。     如果说同时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听起来难度很大,且错综复杂,那么实情确实如此。这可不是凭借一项政策就可以轻松解决的。我们需要帮助民众去杠杆化,削减某些开支,增加某些税收,为经济增长增加动力,并且以此作为国家复兴的综合战略。如此庞大而复杂的计划单靠一党是无法完成的。这需要国家在出现紧急情况时通常会采取的集体行动。我们越是早些团结起来,效果就越好。   8月初，日本最大在野党自民党3名议员计划访问“独岛”（日本称“竹岛”）附近的郁陵岛，被韩国拒绝入境。韩国总统特任长官李在五大骂，“(日本)战犯后裔竟然胆敢试探韩国”！李在五所指的“战犯后裔”自民党“领土问题特别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新藤义孝众议员，他祖父是二战期间死守硫磺岛陆军大将栗林忠道。近年日本战犯后裔开始“露脸”，前首相安倍晋三外祖父是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日本奋起党的党首平沼赳夫，曾任运输大臣、通产大臣、经济产业大臣；他是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养子。可见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政策的失败；和盟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轻判日本战犯的短视。
1946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起诉。由美、中、英、苏、法、澳、印和菲律宾等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理，不少西方法官反对死刑。在中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下，才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对7名日本战犯的死刑判决。由于种种政治妥协，皇室成员都被免于起诉，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皇叔朝香宫鸠彦。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说，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老毛说；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作者注：爱新觉罗·溥仪）、康泽（作者注：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中共中央遵照毛主席指示，决定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特别提出的异议在于“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难以平民愤、抚民心。争论最后结果是有权有利，军事法庭根据“不杀少判”的中央精神，在华一千多日本战犯中最后只起诉45人。即使如伪满三江省特务科长岛村三郎在1939年率部射杀抗日武装130多人，抓捕和平居民2595人，一次集体枪杀平民42人，亲手制造“三肇惨案”，又建立秘密杀人场“三岛化学研究所”。他完全认罪，请求判处死刑。但是军事法庭“从国家战略方针、目标出发，综合考虑日本的现状、中日关系的远景”考虑，在1959年提早获释只判了徒刑的岛村三郎,让他回到日本。
郭沫若给毛泽东的诗批评唐僧“对敌慈悲对友刁”，老毛不同意。但是他宽大日本战犯，严惩国民党“战犯”，且不说他发动“镇压反革命全国性运动”，至少处死几万抗日国民党军官，只看他把国军战俘囚禁到释放日本刽子手8年之后，就知道他内外有别。
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前，毛泽东为统战台湾，令周恩来清理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拿出名单。全国各地在押290名被俘国民党战犯当中，申请回台湾的有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这还算个大官；原国民党青年军二O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不过是内战俘虏中的芝麻绿豆官，有什么罪大恶极要监禁二十八年？反观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1941年12月至1944年10月，指挥河北河南 “扫荡”“讨伐”，制造6起惨案；1942年10月28日晨，向所属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达“彻底肃正潘家戴庄”命令，集体屠杀了1280多名和平居民，他也获北京军事法庭的宽大政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