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雅的歌:试论杨闇公杨尚昆 “叛逆”性格及革命思想的形成

    内容提要：

    杨尚昆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作过这样的叙述：“我的家在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时就有6个共产党员，可以成立一个支部。”其实这仅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计数据，如果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限的统计，他家当初实有16个共产党员，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因此“邮政局”（他家的俗称）被史学家誉为红色的革命之家。在这个革命之家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人物，自然当数革命先驱杨闇公烈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了。纵观二人的一生和思想发展的轨迹，无处不表现出他们的鲜明特征：即思想的早熟性，道路的曲折性，性格的坚强性，工作的开拓性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正是这些特征形成了二人的叛逆性格和革命思想的基因和要素。然而，他们的这些特性却又是受到他们的家族和家庭、性格和个性、外因和内因等方面的影响所决定的，这便是我们在此文中所要探索的课题。

    作者简介

    张盈：女，籍贯重庆潼南，毕业于四川联合大学，从事文物管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现任杨尚昆故里管理处文物保护部主任，喜欢史料收集，编著出版了《伟人故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双江》、《双江杨氏探微》、《杨闇公杨尚昆的故事》及《杨闇公事迹》等书籍。嵌名联是“张帆史海圆宁梦，撷韵阑亭盈远香。”

    试论杨闇公杨尚昆

    “叛逆”性格及革命思想的形成

    张 盈

    “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新社会的催生者”，这落地有声的铭言，是杨闇公对旧社会的挑战，是他人生志愿的誓言，也是他革命一生的自我写照。

    杨尚昆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作过这样的叙述：“我的家在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时就有6个共产党员，可以成立一个支部。”其实这仅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计数据，如果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限的统计，他家当初实有16个共产党员，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因此“邮政局”（他家的俗称）被史学家誉为红色的革命之家。为什么那么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里，会出现这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的红色人文现象呢？这便是我们在此文中所要探索的课题。

    在“邮政局”这个革命之家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人物，自然当数革命先驱杨闇公烈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了。纵观二人的一生和思想发展的轨迹，无处不表现出他们的鲜明特征：即思想的早熟性，道路的曲折性，性格的坚强性，工作的开拓性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正是这些特征形成了二人的叛逆性格和革命思想的基因和要素。然而，他们的这些特性却又是受到他们的家族和家庭、性格和个性、外因和内因等方面的影响所决定的，对此，我们试作如下的探析。

    一、家族内幕是杨闇公、杨尚昆窥视剥削阶级腐朽反动的窗口

    双江的发展促进了杨闇公、杨尚昆曾祖父杨世绥家族的发展；杨世绥家族的发展也推进了双江经济文化的发展。双江在这样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大量集中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不断渗透的双重影响下，杨氏家族内部也随之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份人继承了封建剥削阶级的衣钵，对农民进行掠夺和剥削，其内部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财夺利，沉醉于酒醉金迷的剥削生活中；另一种，他们生长在这个封建剥削家族里，但却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他们透过自己家族内部的种种劣迹，更加清楚的认识封建制度反动、腐朽本质，他们要求摆脱没落的命运，向往和追求光明的新生活，这是从剥削阶级中在时代新潮流的影响下叛逆出来的人。“邮政局”及杨闇公和杨尚昆等就是双江杨氏家族中这样叛逆封建的代表人物。

    1924年，杨闇公回到家乡，目睹家族中没落的境况，曾作过这样的记叙：“族间的人们，不问老幼，都视嫖赌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怎能使他不存利已心，嫉妒心啊！他哪知道人们要互相生存呢！”杨闇公不仅从家族内部窥视出腐败没落的本质，而且他在日记中还说“故乡的习惯太坏，不特宜少年人，无论老幼都不相宜，非加以改善不可。但受病已深，非一朝一日能够奏效的……以后如有机会，再来从事鼓吹和改善。”这些话充分表现了杨闇公对封建制度的叛逆和“非加以改善不可”的革命志向。

    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封建家族也作过这样的记述：“40年代在解放区土改时，查干部的家庭成分。我说：我家祖上七大房，全是地主，没个错。到我父亲这一辈，七大房繁衍为十九房，随着大家庭解体，差别就大了，我的堂伯父中，有的财大势旺，霸公产，办团练，镇压起义农民，成为一方豪强，有的受了高等教育，走立宪派的道路，成为四川省咨议局的议员。”杨尚昆对封建家族的两极分化状况作了这样的剖析。

    根据上述事实可见，杨闇公、杨尚昆的家族至少可为他们叛逆性格和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两个条件：（1）杨氏家族的兴起，这才有可能为杨闇公、杨尚昆创造一个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潮的条件。（2）他们的封建家族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窥视剥削阶级内幕的窗口，使他们能最深入、最深刻的认清剥削制度腐朽反动的本质和必然死亡的命运。

    二、家庭状况是杨闇公、杨尚昆革命思想形成的催化剂和助长剂

    杨闇公、杨尚昆的曾祖父杨传鼎位处幺房，人言微轻，在掌握族权人的眼里，地位自然就低下得多了，分家时吃亏的自然也是他幺房。对于封建族权的这种强取豪夺的透视得十分清楚，杨闇公曾愤慨地说：“我们族间的人，从表面看起来，彼此是很客气的，真正的亲爱却是一点也没有。所以成这样，完全是拜金主义的流毒，这恶魔，把一本之爱的亲骨肉，都能使其成仇人，何况路人呢!”加之他们家兄弟姐妹众多负担重，家庭已频于破产。

    另一方面，他们还有一个特有的家庭条件，那就是他们自幼受到父亲、兄长进步思想的影响。

    杨闇公、杨尚昆的父亲杨淮清，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同情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开明之士。他主张培养子女读新学，振兴国家,为了支持子女革命还不惜典卖家产。杨尚昆在他回忆录中对他父亲作过这样的叙述：“为了秉持家业，父亲想搞点实业。先是集资买了一艘小火轮，搞涪江运输。但是因为不会经营管理，不久，机器坏了，轮船转让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了。接着他又办起“飞跃汽车公司”，谁知这年成都连降暴雨，周围的公路、桥梁被冲坏，车也翻了，汽车公司也办不成，连债也还不起。父亲不死心，又改办板车运输，用六弟的名字叫“尚仑板车行”，因为六弟进了上海法政学院，又停了业。又欠了一批债。最后与人合股，在成都春熙路办了个“智育电影院”，地下党员程子健隐蔽在电影院，作为我家股东的代理。后来股权卖给人家，家里又落了空。这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个别人有特殊关系，发了家，但也救不了国。

    杨闇公、杨尚昆的大哥杨剑秋（谱名尚荃），与廖仲凯、吴玉章等同时参加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护国军兴起，曾任讨袁军团长，反对袁世凯。护法运动中，任四川靖国军川北游击司令，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1913年杨闇公进入江苏军官教导团，便是他介绍的。杨剑秋主张“振武救国”,但军阀们争权夺势，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换汤不换药“不能振武也不能救国”，正如杨尚昆说：“我的大哥因此政治上失意，十分苦闷，回双江镇赋闲。”

    杨闇公、杨尚昆的二哥杨衡石（谱名尚麟）早年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在天津参加京津同盟会，后东渡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回国后投入民主主义革命，后为第一个中共潼南县党支部书记。1918年杨闇公被迫去日本，便是得到这位二哥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

    纵上所述，杨闇公、杨尚昆的这一家庭环境给二人产生了如下影响：1、对家庭经济的破产和封建族权产生的不平和不满，成为二人叛逆封建和投身革命的催长剂。2、应该说“邮政局”家庭中的求新变革思想，实际已经历了父辈和兄长等二代人的探索，到了杨闇公、杨尚昆一代，在新形势的推动下，从探索开始进入实践。二人吸取了父兄们的教训，什么“振武救国”、什么“实业救国”、什么“教育救国”等都是行不通的，只有走无产阶级彻底革命道路才能救中国。同时我们又还看到，后来杨闇公、杨尚昆又将自己所受的这些影响，扩展和延伸给他的弟妹一代。如他们的六妹杨义君、大侄女杨佩兰、六弟杨尚仑等,也都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在大革命时期即加入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再后来，他们的十一弟杨尚正（即白冰）、九妹杨淑仪（即白琳），也是在这种影响下，奔赴延安的。凡此等等，犹如滚滚长江，前浪带后浪，后浪推前浪，前赴后继，奔腾向前，成为红色“邮政局”革命思想形成的助长剂。

    三、政局和形势是滋生和造就革命先驱者的气候和土壤

    自古时势造英雄，杨闇公、杨尚昆生长在那个时代的政局和形势是滋生和造就革命先驱者的气候和土壤，在他们的革命途程中，每一个步伐无不是合着时代的鼓点前进的。

    第一个时期（1898-1910年）杨闇公一出生，便时逢满清王朝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接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实际沦为了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内经济凋敝，农村破产，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杨闇公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年代。有一次，杨闇公的新学老师杜焕堂介绍了《尚书》中“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的一段文章给他看，杨闇公读后向杜老师说：“文章确是写得不错，但我有个想法：虽然一个国家要制治于未乱之前，但设若有谁能将一个乱极了的国家能治理好，岂不更好么？一个国家虽说应该保邦于未危、但如果有谁能将一个危难之极的国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那不是更有本事么？像今天这样一个各帝国瓜分中国日甚，国内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危险之极的破烂国家，有谁能治理好，那不就是当世英雄么！”由此可见杨闇公的革命思想在这时已随着政局和形势而开始萌发了。

    第二个时期（1911年-1924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都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攫取了政权，袁世凯卖国求荣，军阀割据鱼食人民，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统治下，人民仍陷水深火热之中。杨闇公面对当时的政局和形势曾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叙：“吾国现在所处的地位，已全陷入半殖民地的状态中了。国内军阀，无论哪一个后面都有帝国主义在作背景，此起彼伏，混战不休，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使我国人民无不受其压迫，令人心痛不已啊！”但杨闇公却又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看到光明和希望，他又充满信念的说：“我觉得十二年来的政局固属愈来愈下，而一般青年及受戟刺而觉悟的人，实在很不少。这种源流不断，虽国破家亡，终有复兴的一天。”杨闇公便是按照他对政局和形势的这些认识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杨尚昆当时年纪尚未经历这些时局，但他却受到了杨闇公的这些影响，他在回忆录中作有这样记叙：“1920年秋，四哥（杨闇公）从日本回国。他常常给我讲太平天国、义和团和白莲教起义故事，讲他16岁离家，先进入南京的军官教导团，袁世凯称帝时，他跑到江阴要塞司令部，鼓动他认识的那位萧团长起义，事败后，北洋军阀要抓他，他逃到上海，远去日本，进了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那时他才19岁。他告诉我，在日本3年曾被警视厅抓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读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这些书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内容还很驳杂），被警视厅拘留，说是读书会没有经过学校许可，在他据理力争后释放了。第二次是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留日学生结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口号中有取消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的内容，竟被日本警视厅关押了8个月，以后被遣送回国”。他的这些惊险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也很佩服他的勇敢精神。”

    第三个时期（1924——1927），由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迅速成长和壮大，时代需要中国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一批马列主义者的领导，杨闇公便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革命人物。

    杨閇公就是在这样的政局和形势的影响下，经过十余年的苦苦探索，终于使他们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的真谛，使他坚定地选择了“欲指导民众，究竟从哪条路走的好？刻己认定马氏（马克思）为主”的道路。与此同时，杨尚昆在杨闇公的培养和带领下，也抉择了赴上海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的道路。

    四、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杨闇公、杨尚昆革命人生形成的根据。

    毛主席曾有段著名的论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据此，我们不难看出，曾与杨闇公生长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或同一环境的人，一句话，具有同样外因条件的人，何其多也。为什么竟只有一个杨闇公？或者说只有少数类似杨闇公的革命人物呢？其原因在于杨闇公具有象毛主席所说的那个内因的根据。杨闇公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参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杨闇公出生于剥削阶级大家庭，生长在五毒俱全的旧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样或那样剥削阶级意识，世界观及生活习俗的浸染，必然也在他的世界观、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反映了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如果说杨闇公真是一尘不染，天生的革命派，救世主，那岂不是唯心主义了么？我们纵观杨闇公革命的一生，无时不见他在不断地、自觉地，甚至是痛苦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现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在努力地进行自我改造的吧。

    （1）世界观的探索和改造。

    杨闇公从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世界观对于革命者的重要意义，在日本就开始了世界观的探索。他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资本论》、《过激派》、《社会主义神髓》等革命理论。那时他说：“心内有一种起伏不定的问题——欲指导群众，究竟从哪条道路走的好？并思及目前的环境，究竟应取种什么方法才打得破？才不致因生活而堕落人格呢？象这几种问题，萦绕我的心久矣！前者刻已认定马氏为主，独后者很难得适当的方法。”可见这时他虽然认定走“马氏为主”的道路，都又“难得适当的方法”。

    杨闇公通过上海之行的耳闻目染，对过去的一些观念似有所悟，于是他开始更加发奋的探索，在船上他贪婪的学习《唯物史观》，并在日记中写道：“午后阅《唯物史观》的浅释，始知马克思学说真谛所在。回忆以前自命为马氏的信徒，心内一无所有，真当愧死！他说社会的变化，不外自然的要素和经济的要素两种，着实是至理名言。无怪其能于此时支配一切啊！不得不使我信念坚定。”这些时间里杨闇公的学习简直如痴如迷，天刚微亮就坐在窗前看书了。这次的学习对他收获颇大：“觉前此怀疑的，此刻全都得到了证明；无怪李卜克内西说：C党的宣言（《共产党宣言》）是纲领，《资本论?》是教科书啊！”。他一回到重庆便急忙给五弟杨尚昆写信指示他进行的方略，读书的捷径，对于主义研究所得的，全数告他，免他再走岐途。

    杨闇公就是这样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努力改造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2）在解散yc和参加sy的抉择上。

    1924年，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已经成立，但吴玉章、杨闇公等一批有志青年在成都还不知道。他们为了宣传马列主义，物色人才，酝酿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yc（即中国青年共产党）。杨闇公作为yc的负责人之一，在成都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举办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赤心评论》进步期刊，召开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久，杨闇公抱着“非贯彻初志不能图后来的进展”的“最大的决心”决定入川找党。在上海经恽代英的联系，向党中央请求承认yc，并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根据建党原则，要求yc自行解散，其中够条件的成员个别加入共产党或团的组织。方法和步骤是先与sy合作。但杨闇公受到当时思想的局限，对此理解不了，颇感失望，带着极其沉重的心情离沪返川。回到重庆后，sy去找他商量合并的事，杨闇公却不同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庸生，伯焜两人都极力向我说非合作不可，他们是象受了sy中局（团中央）的使命，来作调入的。我认定此时尚非可以合作的时候，但又不能对他们说明，因目前尚需他们作外援，故只好顺着说，不下断语，总以到省时商椎后才定为辞。”第二天他的日记中仍然是“他们极力欲与yc合作，不过我无此权力，亦不急欲合作，故未与以确切的答复。”

    为什么杨闇公“不急欲合作”呢？他到底有什么“不能对他说明”的呢？在他日记中当时虽没有说明，但根据后来的日记可以看出，是因为杨闇公重于个人感情一时难下决心。

    后来杨闇公在童庸生的开导和帮助下，思想才豁然开朗。他说：“苦思不解的问题，今天突然大悟”并且还自我批判说：“凡是主观情感深了的，决不能得着真实的真理，莫有不被其迷惑的。我目前对于这个问题，也就是主观用事，全没有从客观方面着想，故得出来的结论，总觉不妥得很。今日因有所触，先从客观上去推论，就一旦贯通了。数日来刻不去怀的事，有了相当的解决了，喜甚！对友人谈及。他们也觉我前次太愚，唉！今而后又得一番教训，我所以不求教于人而自苦者，以为求人是懦弱者的乞怜。”至此，杨闇公不仅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还多次写信给yc在成都的成员和负责人，耐心做合并的说服工作。杨闇公的这一重大抉择。是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与此相反，yc的另一个负责人傅双无，死死的抱着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与党讨价还价，坚持分裂，结果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3）生活习性的改造。杨闇公对生活上的不良习惯和坏习俗，也不放松其自我改造。

    在万恶之源的旧社会，打牌赌钱，家藏户有，对于出生在封建剥削大家族的杨闇公来说，自然也会沾染打牌赌博的不良习惯。他在成都初期的日记里三天五天便有记载：“至项志家起学友会，饭后，泽周相强作竹战（即麻将），无法推却，打了四圈，即归一一博胜——得纸币十九元”。虽然他的频繁赌博虽属“相强”和“强邀”所为，但对此他也能自觉严加批判，他在日记中曾这样严厉的批判自己：“近日没有作一样正事，夜间又睡得很迟，所以精神不好，一天到晚都是恍恍忽忽的，人到了这个地步，也算堕落到十二万分了。但我明知赌的大害，确又要入局，非心志不坚，实非得已，拟过十九日后，决不作无益的行动”。 杨闇公内因根据的转变，改变了对客观条件的态度，果然十九日以后，除在去上海的船上打过一次竹牌外，从此就与赌博彻底绝裂了。

    杨闇公在上海找党期间，对那十里洋行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更为警惕，坚决抵制，有人多次请他去吃花酒（有女人陪吃的宴席），他全都拒绝了，并自觉的批判道：“觉得见着操皮肉生涯的人，心内就痛起来了，哪里还有可乐的地方啊！故连日来友人招吃花酒，故都远逃已避，实不愿与之作无味的周旋”。同时，杨闇公还能将这种抵制资产阶级的坚定意志，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爆发力，他说：“此地为吾国国耻显明的地方，是国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侵略痕迹最大的地方，居留此地的人们应如何的奋勉，如何痛恨，思有以一洗其耻，并打倒侵略者的势力，才是根本问题。而他们反终日沉溺于赌嫖中，唉！人们的责任，是终日赌嫖可以了事的吗？真是令人心痛！我们青年在现社会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啊！”。

    杨闇公更是常常帮助杨尚昆正确认识自己出身的阶级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努力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记载：“我因为年纪小，阅读《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定困难，常常要请四哥解答问题。他离开成都后，我便写信求教，他总是热情地给我回信。后来，我在他的日记中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午间，与五弟等一信，指示他进行方略，读书的捷径，对主义研究所得的，全数告他，免他走歧路。’他不权指导我读书，还帮助我正确认识自己出身的阶级和旧家庭。他离开成都去上海时，途经双江镇老家。他在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吾族的老幼人们，恃着先人的遗产，安坐而食，对于子弟的教育都不当一回事……镇上那个若有若无的小学校和教会办的学校比，真有天渊之别，自己的人民，不从教育入手去提高他们的知识，而让外人来造他的内应军，这更是很危险的事啊！”这类见解，他常在信里告诉我，启发我认清腐败的封建家庭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时我在信中表示一点幼稚的看法，他也为之感到高兴，他在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接五弟一信，论吾族的毛病、很得大要，足见他的思想已日渐趋于本道矣。心甚喜！’正是在四哥春雨润物般的关怀启发下，我渐渐地接受革命思想，背弃了原来出身的阶级，投身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来”。

    综上所述，让我们不难看到，杨闇公、杨尚昆的叛逆性格和革命思想的形成。不仅具有各种外因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善于为自己创造一个适应外因条件的内因根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杨闇公、杨尚昆一生的革命过程，也就是他们积极改造主观世界，使之适应客观条件需要的自我革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