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国际站是速卖通吗:当代分析哲学简史（一）

当代分析哲学流行在英美语系国家，故“分析哲学”往往被视为“英美哲学”的同义语。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共享相近的方法──语言和逻辑分析，以切入各种哲学议题──传统的、新兴的、缘于分析方法所产生的新问题。   

分析哲学一般公认源自弗列格(G.Frege)，弗列格本来是个数学家，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于数理逻辑，他被尊为“现代逻辑之父”和“现代语言哲学之父”、；“现代分析哲学的奠基人”等等。在弗列格时代，心理主义盛行，主张逻辑法则不过是人的心理法则，因此逻辑法则也应该由对心理学的经验科学研究来考察，但弗列格反对心理主义，主张逻辑是一形式化的学科，不能由经验科学来揭露，逻辑法则一点也不是心理法则，哲学应该建立在逻辑分析之上。于是开始引发哲学和科学的定位问题。

 最初罗素(Brussels)主张哲学仍是一种知识，它是对科学和常识的精练，所精练是指用形式化的逻辑语言而把已知的科学知识重新表述。什么是形式化的语言？就是符号逻辑语言，在罗素所著的“数理原论”中，他便是把数学的基础建立在全然符号化的逻辑语言上。除此之外，罗素也主张哲学应该援用科学方法而成为“科学化的哲学”。维根斯坦拒绝罗素的观点，他的主张可由“逻辑哲学论说(Tractatus ogico-Philosophicus)”的下列命题所明白宣示：

4.111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其中之一

4.112哲学的目标是思想的逻辑。

哲学不是一个学说体系，而是一活动所谓哲学不是一个“学说体系”即是拒绝哲学本身乃是一知识，而是知识的澄清活动。也就是把一般的科学知识、科学命题、科学的表达，透过严谨的逻辑语言重新表述出来，并且澄清诸命题间的逻辑关系。在维根斯坦看来，哲学家不探讨知识，探讨知识是科学家的任务，哲学家负责“澄清思想”。

维也纳学圈是二、三十年代在德国的一群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们所组成的思想团体，他们厌恶德国哲学界的黑格尔传统，于是提出“科学的世界观宣言”，主张应用科学严谨来改革哲学。弗列格、罗素和维根斯坦都被他们视为“先知”。他们接受罗素、维根斯坦的部分看法，雄心勃勃地推动统一科学计划，试图透过符号逻辑来建构一个理想的形式语言，以作为各种学科的基础，最明显例子是卡纳普(R.Carnap)的“世界之逻辑结构”，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在指称直接所与(immediately given)的概念之基础上”理地重建“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这种建立在“直接所与”概念的立场后来被称作“现象论(phenomenalism)”）。维也纳学圈反对形上学的思辨，他们认为形上学不具备知识的知资格，只是像诗歌、文学一样是想象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形上学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形上学不是一种如科学一般的知识。

对比于维也纳学圈之企盼建立一完美的形式语言之趋向，英国长久以来存在的常识哲学传统也自谟尔(G.E.Moore)开出“分析版本”，标举日常语言的价值，认为传统哲学、形上学（如唯心论、心物问题等等）的争论来自于日常语言的误用，因此应该以日常语言的用法为判准来解决传统上的哲学问题。此一观点为牛津学派(Oxford School)所继承，主要的哲学家有奥斯丁(J.L.Austin)、莱尔(G.Ryle)、史陶生(P.F.Strawson)等人，在剑的维根斯坦也约莫在此时（四、五十年代）发展出他的后期哲学，同样鼓吹回到日常语言。他以光滑的冰面来比拟他自己早期的所构思的完美和理想的语言，而以粗糙的地面来比拟晚期的思想和日常语言，他说：“我们走在没有摩擦的光滑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条件是理想的，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行走。我们想走路的话，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吧！”然而，不管是由弗列格、罗素、早期维根斯坦和卡纳普所一脉相承的完美语言之逻辑结构分析进路；或者谟尔、牛津学派和晚期维根斯坦所信奉的日常语言用法之分析倾向，他们均共同主张语言分析方法以及语言意义之澄清乃是哲学探讨的起点。

逻辑实证论发展到后来，由于不满于“实证论”的立场，开始扩大为逻辑经验论，他们为意义□清提出了一个核心的区分：分析且先验／综合且经验。这个区分最早为康德所提出的，但康德相信数学是“先验综合命题”则不为逻辑经验论所接受，他们只坚持先验的一定是分析的，经验的就一定是综合的，这个区分也平行于“演绎／归纳”。分析命题是包括“天下雨或天不下雨”、“１＋１＝２”、“单身汉和王老五”这一类所谓套套逻辑、数学命题和同义词语句，它们均不具经验意义；经验命题的具有经验意义，它的判准是“检证原理(verificationist principle)”，亦即命题是可检证的（不管真或假）才是有意义的。形上学命题均不可检证，故既不真又不假，只是“无意义(meaningless)”──精确地说，无检证意义或认知意义。宗教、伦理、美学命题也和形上学命题是同一类──只有情感上的意义。

正因为有无意义的判准是由可检证性而来，检证虽是科学的工作，但一个概念或语词是否具有“可检证性”却可由哲学来讨论，科学理论由命题或语句所构成，因此检查这些科学语句是否具有可检证性和一个科学理论是否可以检证（验证）（由分析其逻辑结构），便可据以判定一个理论是不是够资格称为“科学”──这就是形成了早期的科学哲学。

对逻辑经验者来说，分析命题和经验命题两者间存在一条严格的界限，分别是哲学／科学的任务。哲学专门分析“分析命题”和它的逻辑结构；科学则专门检证经验命题，并且以归纳法来检证。五十年代起，开始有人质疑检证原则本身是分析命题或综合命题？奎因(W.V.Quine)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开始攻击“分析／综合”这个区分；在科学哲学方面，逻辑经验论的归纳检证主张也受到波柏(K.Popper)的否证论(falsification-ism)的挑战，六十年代更受到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库恩、费耶若本(P.Feyerabend)的批评，在历史学派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大量证据显示科学实况全然不是逻辑经验论所设想的那样，形上学也不是阻碍科学进步的脚绊石，于是形上学的地位渐渐复兴。    如果逻辑经验论的“分析意义／经验意义”之区分不能成立，那么意义的判准为何？

又意义本身又是什么？或者是有“意义”这种东西吗？需注意的是我们以“意义”来译“meaning ”指的是“语言的内容”，而“意义”这个中文词本身还有“价值”的意思，但分析哲学所讨论的“意义理论”并没有价值意味。换言之，当意义判准受到瞩目时，意义理论也顺理成彰地跃居哲学的舞台上，语言的意义是什么？各种语言单元如专有名称的意义又是什么？有意含(sense)和指涉(reference)的二分吗？意义和语句的真值条件之关系又为何？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英美重要的哲学期刊大抵为语言哲学所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