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揭开毛泽东与华国锋的真实关系

在党内斗争中选择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似乎也绝对算是一种大智慧。周恩来历四十多年而不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采取的这种策略。但周恩来以退为进甚至不惜做一些可能有违于自己人生原则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着保留下自己的政治地位、影响力和发言权（2），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而华国锋不同于“前总理”之处，则是以牺牲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存在为代价的。

这当然是一种失败。一种政治上的失败。一种政治投资上的失败。一种政治生命上的失败。

为了避免这种失败，不乏农民之温厚和知识分子之清高的毛泽东不惜通过严酷而毫不迟疑的提前动作消除一个个政治对手的威胁，不惜投入足够多的精力进行旷日持久的整风，不惜撤换在“业务”上特别得力的助手，甚至不惜把一些曾经对自己有“恩”的战友的权杖收走（3）。当然，他也曾经最大限度地施用“忍术”——无论是在苏区面对博古、周恩来、张闻天，还是大权旁落时面对刘少奇、彭真、邓小平——可他的退让只是为了让出击时更加突然和迅猛而不是甘心承认自己的失败。

为了避免这种失败，在党内资格很老但机会主义不断的张国焘选择了向自己曾经的敌人投降——这是他的前辈陈独秀宁死不选的道路（4）；为了避免这种失败，王明宁肯去苏联养病一去不回来（5）；为了避免这种失败，“性情刚烈”的高岗宁肯以自杀表明自己的疑惑甚至可能还有愤懑——其实毛泽东本来是想让他去做一段陕西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以观后效的（6）；为了避免这种失败的尴尬，紧跟了毛泽东四十多年但终于绝望地发现这位他所称为的“秦始皇”（7）越来越对他产生“讨嫌”（8）感觉的林彪宁肯铤而走险北飞“叛逃”。

华国锋接受失败的方式却是那样的坦然，甚至比同时辞职的陈永贵还要达观——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被提升到党的政治局，这是毛泽东才能有的大气、浪漫、打破常规的一流决策，也是改善决策层知识和政治结构的奇思妙想。可纵是这样，陈永贵在告老还乡后，仍然对他曾经历的高峰经历进行直率的褒贬（9）。

可华国锋个人的坦然却未必是对历史的负责。从探讨毛泽东生平、行为和思想的角度而论，有两个人在尘烟漫去之后的口述历史肯定特别珍贵：一个是“随侍”毛泽东近四十年的江青，一个是被毛泽东一步步提拔主持一国大计的“厚重少文”（10）的华国锋。江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也许对后来写了《江青传》的叶永烈也没办法敞开心扉。可华国锋的沉默确实可以认为是不折不扣地表现了党性，但对历史却明显有些冷慢。

也许，只是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华国锋才表现出他政治家的雷厉风行。虽然对于政敌的这种作法还是有些强烈和“夸张”（11）。毛泽东似乎很少用这样的急策，纵是颇受争议的1930年肃反，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议会”的力量——对李文林、刘铁超、曾炳春、谢汉昌、萧大鹏、刘敌等的处决都是通过任弼石或周恩来主持下的苏区中央局会议的方式（12）。1934年一四方面军发生可能一触即发的内讧的矛盾，毛泽东选择的也是用单独北上来回避“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场面（12）。也就是说，1976年那难得一见的政治风景，也并非拜毛泽东所教，而可能来自叶帅们的指教。叶帅们后来大呼“英明领袖”，这个显然有些“个人崇拜”嫌疑的称谓在后来也成为华主席不适合做一把手的原因（13）。而在事实上，老实人华国锋也确实很难配得上“英明”二字。

说华国锋不英明，说华国锋是老实人，说华国锋“厚重少文”，都可以对照他那并不复杂的人生经历。

一、山西青年

与毛的儿子毛岸英同年（1921年）出生的华国锋也长了一副类如毛泽东的“大中华脸谱”，加上他在湖南任上较多地接触毛泽东时表现出的那种老成实在和体贴入微，在毛泽东的心底里，未尝不是把华当成一个老实的子侄辈去对待的。喜欢和老实人交往且特别讨厌玩心眼的人的毛泽东，极可能对华在第一时间就产生了天然有好感（12）。

二、 南下干部

二十几岁就任县团级干部的华国锋南下之后的较长时间也仍然是在县委书记的任上。他几乎经过了县团级、地市级、省部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等正常情况下应该经过的所有级次。这也是毛泽东选择他成为接班人的理由之一：有过在县和专区工作的经验（13）。

三、 主席家乡父母官

1959年庐山会议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落马。张平化调入湖南，华国锋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从统战部长的位子上晋升一步任书记处书记。麦克法夸尔怀疑这是因为华向毛披露了彭在湖南的活动情况（14）。

四、 钦点入中枢

这位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山西小伙子正好在党内赶上了一个代表资格的“坎”：三八式。某次中央代表大会上规定，三八年以后参加革命的暂不进入中央委员会，而华国锋正好赶上了末班车（15）。

五、 平衡下的接班人

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的中立立场让毛泽东对不显山不露水的华国锋产生了新的期望。也许他认为一国之尊本来就不应该有过分的倾向性而在一开始就失去一些人的信任甚至引起一批人的反感。在毛泽东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年，他抛弃了他本来寄予厚望但实际上仍然不能与自己贴心的钢铁公司邓经理，也同时对王洪文等接管共和国充满担忧。于是，华国锋成为他手中最好的一张牌（16）。

六、 凡是派的沉浮

如果认真地考虑“凡是论”的适用语境，华国锋并不是不可以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在理论和语法上仍然不乏争议的观点进行一番深入的争论（17）。可华主席先用他在治国上的不成熟（18）后是用他在政治斗争中的不成熟表现出了他实在不是老革命的对手。黯然靠边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