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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光影》(1)我在毛主席家吃饭(2011-06-13 18:00:04)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1949年,周秉德随父亲进了北京。那一年,她才12岁。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长达15年的生活。

  1937年,小秉德出生在哈尔滨,随着东北三省的沦陷,父亲周恩寿(字同宇)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在天津,周恩寿做一些包括物资流通在内的党的外围工作,主要是为解放区提供药品、装备等物资。1949年6月,他带着家人从天津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伯伯”。

  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伯伯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秉德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过些天才回来。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邓颖超从上海回来后,周秉德张口就喊“大娘”。邓颖超一听,马上就说:“不要喊我大娘,喊我‘七妈’就可以了。”由于周恩来在众兄弟中排行老七,所以邓颖超不让秉德喊“大娘”。

  与伯伯、七妈的第一次见面,让周秉德回忆起来,细节依然,恍如昨天。同样让秉德终身难忘的是,与毛主席做起了邻居。

  “一进入中南海,我们就和毛主席成了邻居。记得小时候,我们一拨儿的小姑娘会和毛主席有一些接触。他平时的工作非常忙,我们偶尔凑凑热闹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休息。”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那时娇娇还没有学名。“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

  与毛主席在一个餐桌上吃饭,小秉德并没有觉得拘束,反倒对他爱吃什么菜了解得一清二楚。

  “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周秉德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在餐桌上,毛泽东夹起苦瓜对孩子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也就干不成革命”。

  除了吃饭,毛泽东还给小秉德签过字。小学临近毕业时,周秉德自制了毕业留念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以作纪念。当时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她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只见毛主席在第一页上写下了“好好学习,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年底,周恩来从丰泽园搬到了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周秉德就很少去看小伙伴们,也很少看见毛泽东。在伯父周恩来的家,周秉德一直住到1964年,这年她结婚成家了,也就搬出了中南海。(1)    

家国光影(2)一件衣服让伯伯生气了

(2011-06-13 18:05:16)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日期:2011-06-07 作者:周海滨 来源:北京晚报
 
  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他并没有疏于对亲属的约束,对亲人的要求甚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在周秉德的记忆里,从儿时的生活起居到父亲的工作安排,处处感受到伯伯的以身作则。

  “我父亲过去在天津工作,来到北京需要安排新的工作,伯伯说工作不能由他来安排,应该到华北大学去参加正式的学习,进而了解党的政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然后看学习情况再按照规定安排”。

  于是,45岁的周同宇先去华北大学接受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前身)。

  “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不能够因为我父亲是总理的弟弟就得到任何特殊照顾。伯伯是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坚持着为人民服务和反对特权思想的原则的。”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父亲被安排到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初到北京,周秉德身边仅带着两条小裙子,工作人员就带着她上街买了两身衣裤,一套是斜纹布的蓝色小衣服,一套是咔叽布的黄色小衣服。小秉德没想到的是,伯伯为此生气了。

  伯伯问秉德,“新衣服哪儿来的?”

  “这是叔叔带我去做的。”小秉德说。

  “哦。”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

  几天后,周秉德换上另一件裙子,伯伯问:“怎么又一身?”

  “还是那次叔叔带我去做的,两身啊,要换洗。”

  “浪费。”伯伯显得有些生气。

  伯伯为两身衣服生气了,这对周秉德的触动很大,她一下子意识到了生气背后的国家因素。伯伯生气是因为“那时候是配给制,他亲属来了之后的吃穿都由公家管,所以他说浪费”。

  在周秉德的眼里,伯伯饮食通常是很简朴的,基本上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我们这些孩子一般去吃食堂。如果与伯父伯母一起吃,他们也就会加一个菜,而且是这顿吃剩下的菜,下顿能吃的话还要继续吃。”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只有两间平房面积20多平方米,六个儿女住在里面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疼哭个不停。因为我先来北京,全家搬来后,房子小,伯伯就说把大一点的孩子也接到西花厅来,于是秉钧、秉宜我们三个人就住在中南海。”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住一间屋子里。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这样,三个孩子周一至周五在干部子弟班住校,周六回西花厅与伯伯、七妈团聚,周日白天回家去看父母,下午或晚上就回学校住。

  周六要回伯伯家,小秉德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要倒车。有一次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她就跟七妈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

  七妈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不能有任何特殊化。”   (2) 
 家国光影(3)伯伯周恩来想写小说《房》 (2011-06-09 09:12:31)转载 标签:

周恩来

周秉德

周同宇

北京人民大会堂

宁夏日报

杂谈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摘自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原载《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

  这是因为,“伯伯觉得我们这一大家子走着各种各样的路,做着不同的工作,他曾经想进行相关的记叙,写写周家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了”。

  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但是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第七,整个家族的堂兄弟更是人数众多。

  “现在我们和绍兴以及各地远房的亲戚还有一些来往,目前这些亲戚的生活状态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周秉德能说出一连串的周家平民。

  周秉德在甘肃六盘山开会时联系上了一位在银川的远房亲戚,并与他见了面。这位亲戚的儿子在《宁夏日报》做实习摄影记者,当时他与周秉德聊天的时候还在担心着自己孩子的工作着落问题。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1950年进到北京的时候,已二十出头,伯伯就说家里的人都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

  从此,周恩来二弟一家在焦作扎根。

  “我的堂兄去世后,现只有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现在一个是普通工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他们大哥在担任城管大队的队长,职位虽然低,但工作认真负责,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20世纪80年代,他家的小弟没有工作,来北京想让我七妈帮着找点事情做,可是七妈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

  周恩来一方面让亲人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一方面又竭尽所能的去补贴他们。

  1954年,原来的配给制改为工资制。从1954年至1968年,这14年的时间里,周秉德每个月如例行公事一般,签收从周恩来工资中取出的一部分钱,这是伯伯对周同宇一家的生活补助费。“最初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在伯伯去世后得知了他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我很震惊。他给我们家的家用是他工资的1/3。”

  不仅如此,周同宇身体不好,经常请病假,身为兄长的周恩来却总是督促弟弟提前办退休,“你拿着人民的小米(人民币),不能上班就提前退休吧”。但是,周同宇如果是正常退休,他能拿到工资的70%到80%,如果办理了提前退休,工资的比例会少很多。尽管周恩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周同宇的领导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立即办理,总理很快就发现这件事办起来有懈怠,就让人催促“快点办吧!”

  周同宇家的孩子多,办了提前退休后,生活就更为拮据了。几乎是同时,周恩来将对弟弟家的补助提高到了自己工资收入的1/2。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秉德六个姐弟全部参加工作。

  也许是受到伯伯的影响,如今,周同宇的家人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周秉德说:“我现在有一张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去都是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找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嘛。” (3)     

家国光影(4)一部电影改变了选择

(2011-06-13 18:07:57)转载 标签:

周秉德

苏联

北京师范学校

乡村女教师

邓颖超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日期:2011-06-09 作者:周海滨 来源:北京晚报 

  红墙内的孩子们很多都有留学苏联的经历,这是当时年轻人的普遍向往,一些干部后代都会选择去苏联留学。

  对于周秉德,她也面临着未来是留学苏联学科技还是留在国内读哈军工。然而,她既没有去苏联,也没在国内上大学。

  “很多人都认为我读完了初中,然后继续读高中,最后留学苏联是一条理所应当的道路。”在干部子弟正常的深造轨迹中,周秉德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周秉德的成绩并非不够优秀,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这里师资条件非常好,她的学习也很刻苦,成绩很优秀。

  然而,一部电影改变了“优等生”周秉德眼里干部子弟留学苏联的模式。“初三的时候,我看了《乡村女教师》这部苏联电影,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直接影响了我所选择的继续学习的道路。”

  《乡村女教师》讲述了一个城市的女孩到边远的乡村做教师,条件非常艰苦但是仍然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中一个情节让周秉德立志要去当个老师,“女孩满头银发的时候,各地的学生来给她祝寿,工作在各种各样岗位的学生都来祝贺她生日快乐。我猛然感到教师这一职业特别崇高,又有意义,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需要各种建设人才,小学教师就是为各种建设人才打基础的”。

  15岁的周秉德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当时北京师范学校还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学校,为了提高生源质量,北京师范学校去北京一些优质中学招收保送生。周秉德毫不犹豫地就去报了名。

  周秉德回到西花厅向七妈说了自己的想法,她表示支持,“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

  七妈问:“你怎么不表态?”

  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

  “伯伯并没有多说什么,就说让我自己拿主意。”

  与选择做乡村教师不同,特殊的家庭背景却使得周秉德在第一次接触恋情的时候遇到了问题。1958年夏天,周秉德母亲的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个苏联留学生。谈了一段时间后,她感觉挺好。邓颖超听说这件事后,特地抽空陪他们到陶然亭公园游玩,暗地里则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了解这位留学生的情况。消息传回时,邓颖超已经到了北戴河,她认真地了解了对方的情况。位于北戴河西山的27楼,自1955年后一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夏季避暑和办公的地方,他们从未把侄辈带到过这里。而为了将情况尽快转告周秉德,周恩来也第一次破例把侄女带到了北戴河。

  周恩来、邓颖超对她没有家长式的管教,也没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说起了他们当年的“恋爱史”,对她进行现身说法的教育。

  七妈对秉德说:“年轻人都要经历谈恋爱的过程,选择对象应该首先考虑志同道合,也要考虑家庭可靠。”

  “伯伯回忆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4)  

 

家国光影(5)终身大事一拖再拖

(2011-06-13 18:09:39)转载 标签:

周秉德

西安

张若名

沈人骅

周恩来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日期:2011-06-10 作者:周海滨 来源:北京晚报 

    当周秉德发出怀疑的询问后,七妈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我才15岁,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伯伯接着对秉德说:“开始我们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身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是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随后,周秉德还有几次与留苏学生接触的机会。

  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给周秉德介绍过一位男朋友,也是苏联留学生。周恩来一听介绍,很高兴,当即吩咐卫士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后来周秉德得知对方的家庭背景不甚理想,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聂荣臻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也介绍一位同学给周秉德。两人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这场恋情依然由于周秉德特殊的家庭背景而有缘无分,无疾而终。

  周秉德的终身大事一直拖到了1963年。26岁的周秉德迎来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书信不断。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

  婚后的生活对周秉德来说是甜蜜而奔波的,“我原来是跟着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又有很多的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提及去世的老伴,她依然黯然神伤。现在的周秉德和儿子生活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由于家中正在装修,她和儿子不得不租住在外。(5)    
 

家国光影(6)伯伯和七妈秀恩爱

(2011-06-13 18:12:59)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日期:2011-06-13 作者:周海滨 来源:北京晚报 
 

  与普通中国人的感受一样,在侄女周秉德眼里,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恩爱。“伯伯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七妈就会安排一些事情来缓解伯伯的紧张工作。有一次伯伯早晨六点多还在工作,别人几次都劝不动他去休息,七妈就让我妹妹去找伯伯带着自己去公园看花,伯伯出来的时候,看到了车和司机之后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上当了’。”其实,邓颖超是担心周恩来长时间紧张工作损伤身体,看到总理工作了一夜,她就会在大门口摆一个“请安静”的牌子,提醒来宾或者家人:周总理正在休息,请不要大声喧哗。

  周恩来如果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运动的话,邓颖超就会让他去参加舞会,跳跳舞,活动活动筋骨。“有时知道过会儿伯伯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七妈就会让我们到几百米外的二门迎接伯伯,让他有机会多走一走路。”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周秉德说,伯伯和七妈在一起也会秀恩爱。

  1969年,周恩来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还有战事,邓颖超非常担心丈夫的安全。当周恩来平安进了国境线之后,邓颖超才放下心来。

  周恩来回到家中客厅,邓颖超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

  周恩来当着在场很多人的面抱过邓颖超就亲,“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可见他们那种多年不变的爱情是多么的可贵和让人羡慕”。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勤奋和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周秉德疑惑地问道。

  邓颖超解释说:“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

  周恩来早年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在东北几年的经历让伯伯有了很好的锻炼,早在南开上学的时候,他就非常注意体育锻炼。所以,伯伯冬天的时候穿大衣、毛衣、毛裤这些厚的御寒衣物比较少”。

  1965年3月,罗马尼亚的一位共产党领袖病故邀请周恩来去参加葬礼。此时东欧正值天寒地冻,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葬礼要步行。周恩来只是穿着大衣、中山装,仅比往常多穿了一件西服背心,送葬人群中其他人都是大皮帽、皮大衣,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好奇,这五个小时的步行送葬,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气,中国总理穿得却这么少?其实我们自己的人也非常担心他会感冒,但是他却安然无恙。那个时候他的身体非常好,但是在‘文革’中他太劳累,也非常痛苦。”(6)   
 家国光影(7)三个干女儿命都是非常苦 (2011-06-13 18:15:40)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日期:2011-06-13 作者:周海滨 来源:北京晚报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号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有一次聊天,邓颖超对周秉德说:“我和你伯伯只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与父母一起搭乘那架后来坠毁的飞机,很小的年纪就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的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早期与朱德一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担任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了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孙炳文就义后,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伯伯、伯母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来到延安”。

  1939年,周恩来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苏联。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与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一起回国。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七妈告诉我的。”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时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从小的时候就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难过。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7)  
 

家国光影(8)“死了之后 不占活人的土地”

(2011-06-13 18:22:22)转载 标签:

周恩来

绍兴

祖坟

红卫兵

周秉德

杂谈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日期:2011-06-13 作者:周海滨 来源:北京晚报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七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周同宇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关系特别好。其实就是这几人常会在一起吃吃饭。红卫兵抓到他们后,上纲上线说他们成立了一个‘反革命聚餐会’”。最初,谢富治批示拘留周同宇,周恩来后来更改为拘捕。周恩来就这样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经过调查之后会有一个清楚的结论。直到1982年,我父亲才有了彻底平反的结论。”

  1964年,周恩来率先提出“平祖坟”,但是当时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伯伯倡导首先在淮安落实这件事情,但他不愿我父亲去执行,担心当地政府出面接待,增添当地负担”。周恩来便嘱托回家探亲的侄儿周尔萃,把淮安的祖坟平掉,那里的祖坟埋着周恩来的生母等13位亲属。为此,周总理还汇去70元。在汇款人简短附言一栏内,写有“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

  周恩来家的祖坟在祖籍绍兴还有一处,但是祖坟是一个大家庭的,不光是周恩来这一支,还有别的支脉在那里埋葬,别的支脉的远房亲戚就非常反对平祖坟。在平绍兴祖坟时,遇到周恩来一位婶母的“阻挠”,老人在感情上一直无法接受平祖坟一事。平坟的事一直拖到了总理逝世之后。1977年新年刚过,周恩来堂兄弟周毓燕便通过周秉钧接到了邓颖超要求平坟的“政治任务”,周毓燕和爱人刘淑媛多次从杭州赶到绍兴做工作,之后终于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平了祖坟。

  “我伯伯和七妈的骨灰都撒进了大海,我的公公和婆婆都效仿总理进行了海葬。我和老伴也这样商量,说死了之后不占活人的土地。这样我就四次去海边送走了亲人,我的七妈、公公、婆婆、老伴。现在很多大墓地占据了太多的土地,今后我们吃粮食到哪里去种呢?实在应该像我伯伯那样提倡尽量从简。”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跟随丈夫在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才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七妈给她打电话,说伯伯喊她去吃饭。出现在周秉德眼前的伯伯,跟往常很不一样,平时衣着整齐的伯伯穿着睡衣睡裤。当时周秉德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伯伯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块坤表。当时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伯伯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那是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儿呀!”(8)    
 

家国光影(9)一个黑色的皮夹子

(2011-06-13 18:25:08)转载 标签:

周秉德

府右街

西花厅

皮夹子

四人帮

杂谈

分类: 《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

  
日期:2011-06-13 作者:周海滨 来源:北京晚报 
      


 
  周恩来病重这段时间是不允许探望的。按照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我想我就是个小人物,不能惊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最近回家去看看了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七妈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976年5月24日,周秉德下班后没有回家,乘103路电车到府右街,去西花厅看望七妈。

  自从1949年6月,12岁的周秉德被伯伯接进中南海,在西花厅这个院落出出进进已经26个春秋,对西花厅十分熟悉。“若说院内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绿草青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只是失去了伯伯,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愿多看,更不敢多想,因为那海棠树、芍药花和园中小径,分明都有伯伯的身影,都回荡着伯伯朗朗的笑声”。

  七妈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在沉思。见周秉德进来,伸出双手拉着她,要她靠在身边坐下。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它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七妈从皮夹子里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写给她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周秉德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的,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然后,“把那个边已经磨损了的旧皮夹子递给我”。

  周秉德郑重地接过皮夹子,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但周秉德却视为无价之宝。“我打开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觉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我轻轻地抽出来看看背面,发现还有伯伯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现在仍然清晰可见。”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伯伯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1977年1月,“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国家博物馆的人就找我七妈,要伯伯的遗物。这件睡衣就捐出去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