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谢尔海葵篇剧情:平民时代的贵族精神 2

教养这个东西首先来自于家教，中国人也很讲究家教，但是现代人把家教理解得很狭窄，周末送孩子去弹钢琴，或者让孩子背《论语》，把家教理解为知识，好像知识越多家教越好。实际上这只对了一半。家教不一定是知识，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东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形中形成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这是一个氛围，是被熏陶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如今有些家庭拼命送小孩子周末去学各种贵族知识，但在家里父母说话谈吐粗鲁，缺乏基本的教养，使得孩子虽然有知识，却不一定有素质。

英国贵族的孩子最希望进入的是伊顿公学，到现在它还是最著名的贵族学校，贵族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到伊顿公学报名，否则到六七岁读书时再去报名就晚了。伊顿公学教什么呢？不要认为是打高尔夫球，那里没有高尔夫球场，也没有今天热门的工商管理、金融等等这些实用知识。到贵族学校，不是去学有用的知识，而是学在今天看来没有用的知识，比如说拉丁文，熟读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代的各种宗教、人文经典，到今天还是这样。贵族学校学的不是有用的知识，而是博雅之学。中国古代的儒家，孔夫子办私学，朱熹、王阳明办书院，教的也是类似的博雅知识，所谓的士大夫之学。

这几年各地的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比较重视人文教养，开始了许多博雅之学的课程，有些大学还把《四书》作为公共必修课。以为人文教养就是通识课教养，上几门人文知识的课程，大学生便有了人文精神。这是大错特错，人文教育不是通识教育，它像家教一样，不是灌输一些知识，而是要通过熏陶，通过各种道德和社会的实践让学生成为博雅之士。确切地说，人文教育的核心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人格教育。

第三步就是社交了。男孩、女孩到了16岁就要有一个成人礼，首先成为正人君子，学会与各种不同的人文明相处，这就需要社交。父母带着成年的小孩子进入社交圈。这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沙龙、晚宴、打猎，都产生了交往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讲的近代公共领域，其前身是贵族的公共领域，贵族的公共领域就是在这样的社交圈里产生出来的。

养成贵族差不多需要三代人，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很难改变，虽然通过模仿要成为体面人，但是有些东西是改不过来的。这是第一代，改不过来怎么办，赶快把第二代送到贵族学校培养。第二代从小接受贵族教育，但是家里还不行，家庭还缺乏贵族那一套所需要的礼仪，他们理性上是贵族，但本身的气质和血脉还不行，平时彬彬有礼，但是一到吵架的时候，原来的土话就脱口而出，本能地反映出来，第二代是后天教育出来，不是自然熏陶的。一定要到三代之后，贵族的教养真的渗透到血脉里，习惯成自然。

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贵族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那时皇权比较弱，世家大族比较强大。但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农民起义第一件事就是杀贵族。贵族要三代养成，但一场大乱，每次像割韭菜一样，贵族传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历史传统传承下来。欧洲和日本都是长子继承制，家产可以完整保存下去，但中国是儿子均产制，老子的遗产有几个儿子，就在中间均分，均分以后，财产就分散，形成不了大势力，这让皇权最开心，专制权力就是建立在贵族权力有限的基础上。

贵族责任转变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贵族精神的第二个支柱，便是责任。中国现在很多富人自认为是贵族，他们认为贵族就是有权力、有特权，这就是身份的象征，高人一等。中国这个社会越往上层，越有尊严，这个尊严从哪里来呢？就是所谓的特权。权有两种，一个是权利（right），一个是权力（power），两个“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权利是上帝和法律赋予每个人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而权力是指能够控制和主宰别人的一种权势。中国的一般人包括媒体、官员经常用错这两个词。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没有权利，只有权力，我的权力越大，意味着我的权利也就越多。越是底层的越没有权利，维护不了基本的人权。表面是人人争权利，实际上都在争权力，争能够控制别人、为所欲为的权力。

真正的贵族当然是有权力的，但权力之外，还有责任。与权利相联系的是义务，而与权力相联系的就是责任。所谓责任，也意味着担当，有多种层面可以理解。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严于自律。虽然伊顿公学至今为止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但如果中国的小孩子去，我相信不到一个星期就想逃出来。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很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平时不能出校门，只有周末才能出来。越是贵族的学校，越要培养出有超常责任感和自律心的贵族。

欧洲的分封制度之下由长子继承，长子以下就去打仗，当骑士。贵族的学校大部分都是这些非长子的贵族孩子，他们被培养成为年轻的军官，首先就要有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储安平先生比较了中国和英国的教育，他讲到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的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但中国的教育是倒过来，思想管制、性格放纵。贵族学校所训练的，除了自律之外，就是团队合作精神。

责任第二个意思是对家族负责。欧洲的贵族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欧洲贵族过去有一个习俗，贵族之间发生了纠纷，要为名誉而决斗。是谁的名誉呢？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家族的名誉。一个贵族的家族为什么辉煌，受人尊敬？乃是每一个贵族成员都珍惜家族的荣誉。个人所有的光荣与耻辱都与这个家族有关。贵族的权力太大了，个人要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靠个人道德很难抵御，法律也没有那么细微，这时最大的的制约便来自于家族。出了一个败家子，整个家族的荣誉就毁于一旦。

当代社会不讲门第出身，代替家族的，是一个新的门第，这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清华、北大是天之骄子。但是中国的名校学生，炫耀自己的出身，更多地是指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很少有为母校争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如果是哈佛、牛津出身，校友中间有非常强的荣誉感，一旦某一个校友发生丑闻，整个学校都觉这是一个奇耻大辱，首先要跟他划清界限。不像中国发生了抄袭首先就护短。有一年我到美国洛杉矶访问，参观一位朋友在那里任教的一所小的学院，这所学院名不见经传，但校友中间却出了一个有名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初学院曾经考虑要为尼克松立一块纪念碑，但校友们一致反对:他是因为水门事件的丑闻下台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虽然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名气，也要与尼克松划清界线！

责任的第三个意义是为臣民负责。贵族的权力很大，统治一方，但贵族与臣民的关系，不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且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如果贵族不好好保护臣民，这些臣民就会跑到自治的城市里面，当一个自由民。臣民跑光了，大块的土地无人耕种，贵族的权力自然下降。所以，贵族的责任意味着对臣民负责，有非常重大的保护臣民的责任。这与中国过去的绅士是一样的。天高皇帝远，皇帝的权力只到县一级，乡村主要是靠乡绅来管理，乡绅是地方的精英，权力很大，但比权力更大的是社会责任。士绅们要组织各种公共事务，修水利、搞宗教祭祀。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要组织慈善赈灾。

这种为臣民负责的精神到了现代发生了转变，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我在国外对这一点感受很强烈，2001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到周末的时候，哈佛的学生都不见了，都去社会服务了。或者在华人社区教刚刚来的移民们英语，或者是到医院做护工，或者是到养老院为老人读书。为公众服务，这是一个好学生的重要指标，你要进哈佛、耶鲁这些名校，EST考满分没有用，还要看你参加了多少社会服务，有没有做过校报的主编，这些都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新出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原来在芝加哥就是从社区服务开始，他的政治魅力、政治经验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不是高尔夫球打出来的，而是从底层的服务开始，形成了他的领袖气质，形成了一个政治家的非凡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