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斯特朗绝色神偷:清末大势所趋：袁世凯也曾萌发立宪的愿望

编辑怡爽文/
清末大势所趋：袁世凯也曾萌发立宪的愿望
2011年08月08日09:36腾讯读书[微博]我要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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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辛亥前夜》
作者：李刚
出版社：黄山书社
版次：2011年5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仅靠“驱逐鞑虏”就能摧垮延续267年的庞大帝国？清末资政院顶撞摄政王、否决皇族内阁，权力到底有多大？晚清政要在夹缝中辗转腾挪，为何在教科书里成为反动面孔？中国在晚清七十年（1840~1912年）这段漫长的历史阶段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难道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帝国的危机发自鸦片战争，然后历经肤浅的洋务运动和胎死腹中的百日维新，尔后一路狂飙至辛亥革命的发生，帝国大厦随即猝然倒塌？本书将作谨慎解答……[连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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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清末立宪运动，是资产阶级人物、众多开明官员、民间立宪士绅，以及像梁启超这样的海外知识分子共同要求结束极权统治、建立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的社会运动。袁世凯投入立宪，附和并助长了上层资产阶级人物的要求，更加成为众多立宪派人士的官方领袖。袁世凯在投入立宪以前的经历及所从事的活动，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一定的改革思想和具有“西学”知识的新派人物。
经济上的行为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化。为了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袁世凯采取赞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立宪政体的态度，已成为必然，这只是他赞同立宪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袁世凯虽然在地方上政绩卓著，北京城里也有他的政治同盟，且拥有很大的军事调度能力，但是他的地位并不稳固，袁世凯深谙传统极权政治的奥妙所在，也深知其不确定性，如果政体不改，他所拥有的地位和军队可能会在一夜间抛弃他，特别是经历过戊戌政变，让他不能不对慈禧太后的权力和权术时刻感到惶恐，随着新一代皇族王公的成长，袁世凯的政治前途更加充满变数；与反之，如果采取立宪政体，他利用现有社会声望和政治资历，不但可以在新式政权中谋得关键性的一席，而且可以扼制亲贵权要们的“隐性权力”，来自他们的政治压力也会相应减小，这才是他倾向立宪的深层次原因。
与教育、经济改革进行的同时，在政治上，袁世凯已进行了有限的吏治整顿。他明确指出：“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进退因之，民生之休戚系之，故欲转移风气，整顿地方，莫先于讲求吏治。”在山东巡抚任内他还不断上奏朝廷，裁撤属吏。袁世凯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吏治的措施，基本精神是引进西法，改造官吏。课官院、课吏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他的主持下设立，开设了许多外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课程。在这些学堂中接受培训的许多官员和士绅开始接受新思想、新知识。
这一点于今人对袁世凯的看法似乎最具有颠覆意义。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李鸿章一样，自己在政治生涯中屡屡被言官弹劾收受他国贿赂，但是在私下里却对宫廷奢华之风、官员贪渎深恶痛绝，屡屡上书改弦更张。当然我们可以作出另外一种解释：这些纯粹是他们的政治作秀，但是似乎这样解释又过于牵强。就袁世凯来说，他不仅是把整顿吏治表达在提交给朝廷的奏折中，而且已经上升到建立系统性的法政学堂、建立一系列官员考核机制的程度。
这似乎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又增加了一层谜团。
他效法西方，从事诸方面的改革，他的活动已经超出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的范围，开始触及到体制的变革。这为袁世凯此后投入立宪活动，要求改变专制制度已经作好了一定的准备。因此从这个方面看来，袁世凯投入立宪，也并非骤然之举。袁世凯作为一个早期与日本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官员，不可能不萌生更强的民族主义心理，所以说长期以来的富国求强抵御外辱的思想，是他投入立宪的又一主观因素。
1904年1月7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通知北京说，日本政府希望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凯再次向清政府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因为帝国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在它的领土上进行。他指出，保卫满洲将需要数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要据点也需要六至十万人，可是帝国那时至多也只能动员二、三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弹药不足，因为《辛丑各国和约》禁止输入武器。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官员则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俄国，以图规复满洲。但是这个意见显然是行不通的。战争一爆发，袁世凯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1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发表声明，同时呼吁交战双方要尊重沈阳和盛京的陵寝，并不得僭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负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日本声明同意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否认在战后有任何领土野心，但俄国却拒绝视满洲为中立地区，也不愿讨论它的未来地位。帝国舆论痛斥俄国的骄纵，也批评政府的懦弱。
袁世凯当然不会在政治上幼稚到相信日本书面承诺的地步。日俄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日本很大的支持。袁世凯清楚地看到当时在东方没有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局势，也影响整个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维护中国和朝鲜。袁世凯提醒朝廷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要中国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
日本天皇的军队和俄国沙皇的部队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展开残酷厮杀。1905年，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白人世界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由于国内出现革命浪潮，俄国没有力量立即组织陆上力量进行反扑，日本的战备物资也消耗殆尽。
虽然沙皇最终没有向日本赔款，可是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确定无疑地失败了。日本得以进一步向中国扩张。
10年前，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彻底打败了中国，清流党人把责任推到李鸿章等人的身上。而到了1905年，没有人再相信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
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将进一步思考日本得以击败俄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答案是两个字：立宪！
袁世凯对革命行为是极端仇视的，他所支持的立宪运动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消弭革命。1904年，他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密探，监视留学生的言行。同盟会成立后他立即奏请清政府，严加防范革命党人。
至于如何组织立宪政体，袁世凯在奏折中主张“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袁世凯所主张的设内阁、建议院是标准的立宪政体组织。他这种想法的基本依据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治。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袁世凯以及其他主张立宪的官僚们更加确信，中国只要效法日本实行立宪，也能后来居上。加上两国情形的相似，使袁世凯等人更认为效法日本的可行性，“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正复相似”。所以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而且是“事半功倍，效验昭然。”
在1908年的某一天，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造访了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处境的认识较山东巡抚时期更为深刻。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世凯对托马斯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托马斯追问。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托马斯问袁世凯，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袁世凯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
托马斯在新闻稿中写到：“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袁世凯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托马斯对袁世凯将遭到政敌排挤的担忧绝不多余。他的这篇专访稿在《纽约时报》登载不过半年，即1909年1月6日，曾经万众瞩目的袁世凯被剥夺一切职务，在惊恐之中回到原籍河南……
此后在河南安阳做一“洹上钓叟”期间，真如诸多演义中所说，袁世凯真能做到泰然自若、运筹帷幄吗？从政绩卓著的北洋大臣，到凄然离京的落魄官员，这中间中国政坛发生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