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茹老公是谁:“前二千年是孔子，未来二千年是毛泽东”

“前二千年是孔子，未来二千年是毛泽东”。 

　　　　　　 

老石 

随信寄去《国际先驱导报》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专刊一份，它可能是这次各报刊纪念专刊中最具“文革”特色的。在南方的火车上曾吸引了整车厢返校的学生们，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波士顿这样著名的美国大学城，现在的年青人还有这种“毛泽东情结”，想不到在今日英国的各大城市里居然以毛泽东为时尚，又尤其是年青人。更难以相信德国、法国等欧美国家当年的思想解放受中国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震憾性的效果后，他们再读到此刊所载中央党校张志明教授写的那篇《毛泽东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等文章后，一些人就能和你一起讨论文中所谈毛泽东、“文革”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前途的关系。我觉得像这样的切入口较能教育一些年青人，或许比我们自己的文章更容易被他们接受，这是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参考消息》报社主办），我在本市的各地报摊上买了三十份，近日又从报社邮购了三十份，他们还有库存，联系电话是010-63071967。后三十份，我打了电话后，钱还没有寄过去，报纸就寄来了，看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就是信任的基础。记得在东北出差，即使在治安状况最不好的城市（晚上整个城市看不到一个警察）一些市民告诉我：出租车里只要挂有毛主席的像，你就敢坐，他们说，他至少是想学好的，就是现在在深圳、厦门等沿海城市里，只要看到那些小商店、小饭店里挂有毛主席像，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走进去。今天，在郑州等一些内地城市里，几乎在任何一条街道上，你都可以看到戴毛主席像的人，即使你难以计算在大道上来往汽车里挂毛主席像的比例，至少可以说，每一分钟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不过，和九十年代初由大车司机带起的那次不同，这次还主要是非出租车的小车，更崇拜毛主席的广大工农还受到经济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还没有能佩戴上他们更愿意佩戴的像章，就像这次“毛泽东日”的签名活动，亿万最愿意签的民众，也受到条件限制一样。攀岩俱乐部的一位青年朋友告诉我，一些年青人戴毛主席像章和老年人不一样，是当“护身符”用的，但也同样包含有信仰。小布什曾在清华教训我们：美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低劣的世界知识，当然不可能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状况。年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告诉我，在你们××市，（基督）新教徒已占到全市人口的1/10，包括其他人所讲的天主教在某些地区的蔓延之势及其他宗教发展情况，这些都可能是事实。官方或许是为了取悦西方，也宣称中国有宗教信仰的已达一亿人，那么还有十几亿人没信教也不等于没信仰，所谓只信钱其他什么都不信，是有意操作引导的。信教的大多数人也同样信仰毛主席（这是我们在各地和广大信佛、信真主、信天主的人们的接触中明确感到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衰叹，中国人的素质低是由于自古以来就没有宗教传统，联系今天中国社会的堕落，他们认为没有宗教的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让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一种完全不同文化传统的宗教——譬如基督教，可以作为西方的战略考虑，决不可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选择，重新创立一种适合中国的大宗教，需要较长的时间（世界上几大宗教中最年轻的伊斯兰教也有近1400年历史）一次又在讨论宗教的积极作用时，一位应属“自由派”的女士说：毛主席的“老三篇”不是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嘛，一语道破，使人豁然开朗，是的，除了鬼神迷信，宗教正面倡导的那些积极东西，“老三篇”都有了——1992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有两年多个宗教团体参加的全球宗教会议，唯一达成的共识，只是道德——，用现代人的话说，“老三篇”提出的那些要求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果说，文革前夕的大学毛著运动至少还有西方史上宗教改革的意义，那么，“老三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又为什么需要我们再去寻神弄鬼呢？中国人不一定需要宗教，却同样需要信仰，这种信仰还应该生长于本土文化的，才真正具有生命力。许多人承认，像“自由女神”和《圣经》那些东西，在中国就不会在欧洲那样的影响力。也是同样的道理。读过《圣经》的毛主席说：“《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而且文字也很优美，是文学名著”。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主席那样的西方文化素养，包括审美。母庸讳言，说“《资本论》是工人的《圣经》”，至少在中国工人中是不切实际的，正如马克思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是家里的《圣经》，并不等于是所有德国工人家都有这种感受。毛主席说：“马克思的书较深，不好懂”。在今日中国，除了三十年前“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青年工人理论队伍，还给今日留下一点读过《资本论》的人外，现今中国工人中读过《资本论》的恐怕难占到百万分之几，能说几句马克思语录的中国工人也极其有限。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工人，农民都十分熟悉许多毛主席语录（也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并得心应手地运用它，这才是中国民众的“《圣经》”，大多数中国人直接信仰的只是毛主席的思想。 

郑州一青年学者说得好，在国际共运中，我们也不能搞“崇洋迷外”。我们一些同志（决不是工农）已经习惯张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改成毛泽东主义者呢？在延安时，不就是改了一些例如“言必称希腊”的习惯吗？也正是在延安，我们党最早提出来就是“毛泽东主义”，当时主席认为自己的思想理论还不够成熟，不同意和马恩列斯并列，才用了“毛泽东思想”。到“文革”高潮时毛主席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丰富的独特的、完整的体系，也是毛主席的思想在全世界影响最大时，世界上大部地区都是用“毛泽东主义”对此，主席只是要求我们自己不要这样提，这是主席在世时的谦虚，在主席去世后就应该正名了，但是官方却十分警惕，胡乔木说，国外用“毛泽东主义”主要是指毛主席晚年“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突破官僚资产阶级的这一限制和禁忌呢？用普里昌达的话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漏洞。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在讨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西方左派“万炮齐轰”自由派的莫里斯·迈斯纳（他那本《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国内一些左派对它的评价过高。就像师东兵的书，对青年人负面影响必须重视）和施拉姆等三人的大辩论结束时，总结者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就是不能用马克思来衡量毛泽东，而只能用毛泽东来衡量马克思。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我们一些同志却难以接受，或者说是早已习惯了对这个“前提”的颠倒，就是说，在国际共运中，只能用十九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二十世纪的理论、实践。1977年，那些御用文人们就是用这种手段来“正本清源”，从而为复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排除障碍，并沿袭至今。 
我们说，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二十世纪至今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我们高举毛泽东主义的大旗，其中就是含有当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则不能包含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前半生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人民战争及其理论总结，后半生更辉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革”的广泛实践，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那么毛泽东主义也不止马克思主义一个来源，它至少还有深厚的经过革命性改造的优秀东方文化，还有马克思无法了解的他身后20世纪大不相同于19世纪的伟大革命实践（尤其是第三世界）及其各种理论总结。当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有可能形成毛泽东主义，问题只是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中国革命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鼓励中国的革命者在黑暗中不懈地摸索，或者也就只是一种学说。对中国革命是如此，对世界革命也是如此。上世纪六十年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左派运动（也称“文革”）”，为什么高举的是“三M主义”的大旗，而不是用马克思一面旗帜把毛泽东、马尔库塞包括进去。显然，后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贴切一些，而对于急于冲出“西方文化”的“闷笼”的那一代年青人来说，比较苏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是那么清新，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崭新的希望。尽管这20多年的“主潮流”暂时向右转了，但是在西方各地，今天仍喜欢“毛泽东”的首先还是年青人，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永远是富于朝气的象征，仍然能唤起人们的万丈雄心（《导报》对美国“毛泽东情结”的报导）。 
毛泽东主义吹向西方的那股清新的风，用哲学家的话说是有不同（西方）质的东西，这其中就有毛主义中经过革命性改造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东方文化又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生前没来的及深入研究过的东西，他也很客观地承认，他的《资本论》等，主要是对西欧地区的研究，甚至对俄罗斯等东欧地区也了解不多。又何止是马克思，近几百年来，尽管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传教士尽了那么大的努力，但是，究竟有几个西方思想家较系统的读过中国古代的“经典”，大多数人甚至不屑一顾，除了个别文人还谈几句以外，在西方一般社会中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有个什么“孔子”的。应该说，在中西交流中是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封闭，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就近来说，就有相当多的报导，譬如《大家——文摘报》等报转载的有焉烈山评论的那篇《不知有邓，焉知泽民》的文章，写的是较其他欧美国家，几百年来和中国相互影响最大的法国，无论是那里学习的各国学者或者是法国教师，谈中国，人物就只知道毛泽东，至于什么“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三个代表的江泽民”，如此近的人物进化论你怎么宣传，也引不起他们的重视。在我们看来，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邓、江这些人只是被西方影响者，他们对西方则毫无影响。至于对西方如此大方的打开市场，甚至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配合，对傲慢的西方人来说，这是愿意追随它的任何人（当权者）都可能办到的事，他们并不在意经手的是张三还是李四。当然举这个例子和我们谈的中西文化交流并无多大关系，邓、江这些人，或者没什么文化，或者卖弄点雕虫小技，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毫无地位的（正面），但是，从老、孔，一直到王夫之，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古典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一直未被西方重视呢？ 
十九世纪初，一个叫魏源的湖南人曾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十九世纪中后期，正赶上“全球化”的又一次高潮，也是中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地“交流”，却是建立在极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和百年后至今的这次“开放”一样，西方同样称之为“门户开放”，也就是说，只许你为他敞开大门，或是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做的，只能是为他敞开大门。他们即瞧不起你这民族，也瞧不起你的文化。当时大批的中国人（包括儿童）去欧、美、日学习，学回来的主要东西就是“挨打”，学生越虔诚，老师越狠。这个教师同样是指西方文化。——几百年来形成的扩张性的西方中心文化（这是一些真诚的西方学者、老师个人难以改变的）。 
看来只是看人家、学人家是根本不够的，那个百年后，另一个湖南人——毛泽东，却成了第一个让国外的世界睁开眼睛看中国的中国人。较准确的评价或许应来自对手的客观。正如大家都熟悉的，直接经历了全球性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派运动”打击的尼克松，从美国总统的身份来到中国当面对毛主席讲：“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这大概是当时西方的主流观点。这里，我还想引用当年主席去世时，西方主要政要对他的评价，即“盖棺论定”时来自西方权威的声音，对说明这点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作专门发言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联合国大会主席在联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最近，世界上失去了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 
安理会主席在9月10日的专门悼念会议上致悼词说：毛主席“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联合国教科文执行局书记说：毛主席“是不仅为自己的人民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向未来打开了门窗的世界性人物”。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的唁电称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进程”。 
英国首相卡拉汉的声明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保导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声明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社会党领袖、后任总统密特朗说：“我认为母庸述，毛泽东是过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唁电说：“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后任总理科尔说：“毛是一位历史性人物，而且对本世纪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说：“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说：“甚至成为大家都不得不予重视的超级大国的领袖而感到自豪”。 
荷兰首相登厄伊尔的唁电说：“历史将称颂他为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卢森堡大公让的唁电中说：“毛主席的去世失去了一位人类伟大的思想家”。 
瑞士联邦主席格内吉的唁电中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瑞典首相帕尔梅说：“毛泽东的作用不仅限于中国。他关于改造我们生存条件的人的意志力量的思想对全世界都将产生了影响”。 
挪威首相努尔德利声明说：“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主导地位”。 
丹麦首相耶恩斯的唁电说：“毛泽东的逝世也使世界失去本世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其外交大臣在追悼大会讲话中说：“毛主席是世界历史上成就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意大利总统利昂纳的唁电说：“他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留有最深刻的印象”，社会党主席南尼说：“毛主席的逝世震动了整个人类”。 
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说：“毛主席也改变了世界上力量对比。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说：“由于他的去世失去了本世纪一位最杰出的人物。” 
葡萄牙总理苏亚雷斯说：“他无愧于全世界的信仰”。 
美国总统福特9日当天的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福特又发表声明说：“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说：“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人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声明说：“我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付首相、后来的首相福田纠夫说：“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份的”。大藏相、后来的首相大平正芳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讲是难以估量的”。 
新西兰总督布伦德尔的唁电中说：“现在和未来世世代代的人将肯定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给毛主席以特殊和杰出的地位”。总理马尔登的唁电中说：“在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牢固的记忆”。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议会发表讲话说：“毛主席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工党领袖尤伦说：“他的思想决定今后所有人类社会形式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