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雷亚的天秤:《苏军把溥仪当作战利品拘留长达五年》

　  1945年8月8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上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一同向伪满州帝国皇帝溥仪宣布：日本关东军将要退守南满，伪满州帝国的“国都”也要从新京迁往通化，并要求溥仪准备当天动身。随后，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危言恫吓溥仪说：“陛下如果不随日本关东军南撤，必将被苏军捕获遭遇杀头!”

在溥仪的再三要求之下，日本关东军总算给了溥仪三天时间的宽限。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等被日军汽车送到长春火车站，一块乘上火车向吉林方向匆忙开去。据说，日本关东军为了躲避苏军飞机的空袭，才有意安排火车绕道吉林至梅河口的铁路。然而，这段不太长的铁路竟然行车两天两夜，

8月13日傍晚，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一行人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煤矿，被安排住在了大栗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住宅。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溥仪在大原日本矿长的住宅里，把随行而来的伪满大臣、参议和及家属叫到自己面前，宣读了“大满洲帝国康德皇帝退位诏书”，历时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就此结束了生命。

1945年8月16日大清早，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突然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乘飞机飞赴日本，并要求他不要带更多的古董、字画和行李，只须带上几名随行人员即可。溥仪经过十几年跟日本人打交道，已完全了解日本人心狠手辣，深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也都能做出来。

溥仪此时十分担心和惧怕日本人会对他和他的亲人杀人灭口，他随即故意装出高兴的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毓嶦、毓嵒、毓嵣，以及医生和随侍等人准备一同乘火车到通化县转乘飞机去了沈阳，而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等人也无法带走了。

当溥仪、溥杰和吉冈等人所坐的飞机刚一抵沈阳机场，正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换乘大飞机逃往日本之际，一架苏联飞机已经着陆，一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士兵立即将机场上的所有日军全部缴了械，溥仪也随即被苏军俘虏。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似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巧合，但也不能排除日苏之间某种秘密交易的可能。

随后，溥仪一行人被苏军飞机转送到通辽机场，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于次日下午被押上一架苏军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境内的赤塔。溥仪被苏军俘虏，对苏军来说是它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粉碎伪满洲国的一个最大、最具象征性的战利品。他们有了这个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无疑是可以在随后的对日交涉中以及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谈判中起到种种对于苏联有利的重要作用。
　　1945年8月17日晚上，押送溥仪一行人的飞机到达苏联赤塔机场，随即被送往莫洛科夫卡赤塔苏军卫戍司令部。在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向溥仪一行人宣布了“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的命令，溥仪听后为自己和家人能够留在苏联幸免一死而感到高兴。经过在卫戍司令部初审和交待问题，一个月之后，溥仪一行人被送往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 　
　　据史料记载，在苏联拘留期间，溥仪一直享受着生活优待，一日三餐有比较丰盛的俄式餐点，还供应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并配有医生、护士为他定期检查身体、治疗疾病。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从来不参加各种劳动，而且在生活起居方面一直都由他的三个侄儿和原来随侍侍候。据说，此时的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的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

溥仪每天无所事事，不是虔诚诵佛念经，就是跪床修行功课，而且还让随侍和侄辈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不测命运。据说，溥仪的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的任何干预。

苏军官方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要求溥仪配合苏联政府及苏军揭发日本帝国侵略中国东北、密谋反苏进攻苏联以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罪行。于是，溥仪就站出来积极揭发和批判日本帝国的种种罪行，呼吁苏方要坚决果断地严惩日本战犯，还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惨遭日本帝国迫害的受害者，热情地为苏联政府和苏军大唱赞歌，并公开声称对苏联方面给予他的种种优待感激涕零。

溥仪读过很多史书，深知日俄矛盾由来已久，也深知当时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并不会对他怎么样。于是，溥仪便油然生出一个幻想：在苏联苟且偷生、以此来逃避中国人民惩罚。先是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带着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也足够他后半生花销的了。据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起码三次上书苏联当局，提出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6年8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在苏联方面的安排下，溥仪先后8次出庭，他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溥仪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

溥仪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反苏的前沿阵地。溥仪的出庭作证，为苏联战胜国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同时，溥仪因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为了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也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故意闪烁其词。

溥仪甚至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罪恶事实。他拒不承认自己写给日本当局作死心塌地投靠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什么“今看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直接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他延续清王朝统治，等等。无疑，溥仪在为自己刻意开脱的时候，也就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46年8月29日，溥仪还未离开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国民政府一再向苏方提出交涉，要求苏方引渡溥仪，使其尽快回到中国接受审判。然而，苏联因考虑自身利益，故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请求迟迟未作明确答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方面已经感到继续拘留溥仪不仅没有了实际意义，也没有了更多的利用价值，而且还成为了一个包袱。于是，从1950年3月开始，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国政府。

1950年8月1日，经中苏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协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全部移交给中国。中苏交接地点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苏文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