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托品不良反应处理:历史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只是我的观点。

   我不认同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王朝的灭亡只是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那只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把所有问题归结于道德的行为是最不道德的。

    我只用事实说话。如需每段的史料、资料可以给我留言我给你看。在步青云（本人）的日志里也有。有不同意见可以回复本文共同探讨，别骂人。关于南北问题，我只是从大体的概然上论述，不针对个人，请勿误解。如需转载请联系本人或注明来源。 谢谢

     在古代人力资源是国家的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帝王将人口的多寡作为王朝兴衰的标志。梁惠王就希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商鞅则对秦王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国之所以重，王之所以尊者，力也”。即使在近代中国，走不出帝王思想的毛泽东也曾说过“人多力量大”，可知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古代制约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粮食。毕竟民以食为天。         

   那么粮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我们先从秦王统一六国说起。

               1. 小麦秦统一天下的力量

  秦王嬴政当政初年，秦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已渐显露，燕、齐、楚、赵、魏、韩等六国惶恐不安，纷纷想办法阻止秦国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要讲的故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这些战战兢兢的国家中，与秦国相比邻的弱小韩国所感到的威胁最强烈，于是，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派出一位名叫“郑国”的高级水利工程师到秦国，说服秦王在关中平原上横向开凿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大水渠，连通渭河的两大支流——泾水和洛水。

    关中平原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土质肥沃疏松，天生一片沃土，很适于农耕。然而，这片区域的地势北高南低，河谷又在最低处，因此千百年来空望着滔滔渭水东流去，却无法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如果在北山坡上与渭河平行横向修一条水渠，渭河以北的这片广袤土地自然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灌溉。

    郑国渠的灌溉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并没有什么“阴谋”可讲。

    再说了，修水渠就是为了灌溉，修建一条工程如此巨大的水渠如果连起码的灌溉功能都没有，那也不可能轻易骗过秦国众多谋士的。所以说，韩国费尽心机设计这个阴谋的核心要点并不是在“灌溉”本身，而是诱骗秦国调动大量人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巨大工程项目上，以达到劳民伤财消耗秦国国力、延缓秦国出兵天下的目的。

    但是，工程的结果却与韩国的初衷大相径庭。由于这条水渠的修建，使得八百里秦川一跃变成了良田沃土，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亩产量增加了4倍，秦国的国力因此猛增，反而加快了吞并六国的步伐。这条渠，也被命名为“郑国渠”。

    修一条水渠对当地农业生产发挥如此惊人的效益，这在现如今也应该算是个奇迹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国渠能与都江堰齐名，被列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

    问题是，为什么郑国渠的实际效用与韩国当初的设想差距竟然这么大呢？按理说，韩国的诸多谋士即便再无能，也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啊，韩国的决策层究竟失算在哪里呢？实际谜底很简单，韩国的决策层在设计这个阴谋时，仅考虑到了灌溉因素，却忽视了决定农业生产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农作物品种。

郑国渠的问题出在小麦身上！

             2.   令韩国人犯晕的小麦

中国的农业起源有两个独立发展的脉络，一个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另一个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旱作农业，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有谷子（粟）和糜子（黍）。（见诗经）

    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都起源于中国本土，非常耐旱，春播出苗后，即便整个春季不下一滴雨，也能正常拔节和孕穗，坚持到夏天雨季的到来。因此，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内，包括当时韩国所在的中原地区和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种植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并不需要人工灌溉，仅依靠自然降水就足以获得好收成。

    与小米不同，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西亚地区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寒冷潮湿、夏天炎热干燥，而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夏天炎热湿润、冬天寒冷干燥，降雨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西亚和东亚在降雨季节上的截然不同，造成了小麦在传入中国后对生长环境极度不适应。因此，要想在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种植小麦，首先必须解决人工灌溉问题。

    由此看出，小米和小麦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对灌溉的需求，前者基本不需要的灌溉，对后者而言却至关重要。小米相对于小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产量的高低。

    小米平均亩产在100公斤左右，小麦却是高产作物，平均亩产大多在400公斤左右，二者的平均亩产相差约4倍。

    韩国的农业是以种植传统农作物——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为主，人工灌溉可有可无，所以他们主观地认为，修建郑国渠虽然具有灌溉作用，但对也种植小米的秦国农业的实际意义不大，至多是锦上添花而已，因此工程项目能够达到消耗秦国国力的最终目的。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来自西方的秦国人对小麦的生长特点和种植技术非常了解，灌溉对种植小米没有实际意义，但对小麦却是至关重要的。其结果是，由于郑国渠的修建，关中平原可以种植小麦的土地面积大幅度增长，原先仅能种植小米的土地现在都可以改种高产作物小麦了，由此粮食的平均亩产翻了几番，秦国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为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韩国忽悠秦国修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间谍计划。 

可以说，小麦才是秦统一天下的力量！

详细请看《中华遗产》2010年第1期

赵志军 贝云 《小麦秦统一天下的力量》

那粮食又在后来的中国历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

                   3.  救赎中华文明的水稻

的确，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王朝却出现了不断向长江流域倾斜的趋势。到了明清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长江以南地区的钱粮赋税。中华文明为何不断南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历史学家说，这是因为北方频繁出现战乱，经济遭到了破坏，所以历代政权不得不把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可是这个说法不是很圆满:北方出现战乱，那么南方为什么没有?细细观察，原来这两千年中华文明从北向南的变迁，不过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农作物的一次接力赛而已。

  对比一下那些导致王朝灭亡的农民起义我们发现这些起义大多数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而这些流域恰恰是种植小麦最悠久的地区！

    这些地方种植的麦类作物都是从西亚引进的外来物种，能大量消耗土地肥力，不宜在同一块地上连续种植，通常种一季就得休耕一两年。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地区每年大约只有1/3到1/2的土地能够收获粮食。因此自秦朝统一以来，立足于黄河流域的王朝承受着巨大的粮食供给压力。

   更糟的是，黄河流域气候干燥，降雨不足，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灌溉。干燥的环境使水分蒸发得非常快，碱性的黄土失去水分之后容易产生结晶，造成土地盐碱化，土壤肥力大幅度降低，一年比一年贫瘠，以至于不能耕种。

   原本产量就不高的耕地不断减少，土地兼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农民起义。在经过多年的战火狼烟之后，土地经过休息得到了恢复，社会才再次安定下来，开始新一轮消耗地力的循环。但是总体上，土地的肥力还是在逐步下降.

（当然明清之际人口爆炸的还一个关键因素是番薯的引进，再次不在详述，作用类似于水稻。）

              4. 古文明在麦田中衰亡

    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在大河流域附近诞生。其中古埃及、古巴比伦的人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在孕育自己文明的母亲河流域内广种小麦。可以说，这些辉煌的古代文明就是建筑在麦田之中。可惜，它们都没能逃过小麦农业衰落的命运。而中国的黄河文明也在小麦农业中饱受煎熬，小麦种植导致的土地贫瘠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心腹之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直接危及农民的生存。人地矛盾演化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矛盾，一个个显赫的王朝颓然倒下，经过一番动乱，新的王朝在恢复肥效的土地上重新崛起。到了唐朝。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终于走到了衰竭的一天。

    当时，唐王朝制定出非常出色的土地政策和赋税制度，使黄河流域的土地开发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唐朝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奇迹，迎来了所谓的“盛唐气象”。然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唐朝的大规模开发下，终于达到了地力的极限。唐朝中期以后，帝国再次陷入激烈的秩序动荡，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成了唐帝国下半生的主题。最终，中国进入了50余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时期。       

     然而即使在唐代，中国号称繁荣富庶，并自称世界第一强国。可是要记住那只是总量上的概念，民生则相当艰难。

   而且历史上中国所谓的盛世，不过是不足百年的盛世，不过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不久后短暂的繁荣，真正的中国，绝大部分时间是挣扎在贫困与饥荒的边缘！

          5.   昙花一现的盛世从何而来

   每次的改朝换代总能给中国带来短暂的繁荣，这短暂的繁荣就是所谓的盛世！可是这种盛世是建立在无数死亡的生命之上！

    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的结果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死亡，土地大量荒芜。而在新的朝代统治稳定后，国内战乱结束，人民安定下来从事生产，大家都有土地耕种，就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期。土地充裕，在农耕时代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因此在王朝初期很快就可以看到生产大发展的景象，国力重新变得强盛。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口慢慢繁衍，充裕的土地变得紧张，人们不得不开垦更多的耕地，当耕地不能随着人口的增加再增加时，人均耕地面积就开始大大减少了，口粮也逐渐变得紧张，再发展下去粮食变得严重不够吃，社会就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和残酷的竞争。而这种粮食和人口压力导致社会异常脆弱，只要粮食稍微减产，就容易造成灾荒。忍受不了饥荒的民众在饿死也是死，造反也是死的两者之间，只有选择造反一搏，毕竟都是死，而造反还有存活的可能！就这样，历史的悲剧一次次上演！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曲线

从此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吧.

所以说中国所谓盛世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盛世.其实中国人历来都是民生则相当艰难.当然，宋代稍微好一点点.

6.历史的两个细节

   有两个明显的细节反映了中国人在人口压力下生存质量的低下。

一是为了维持庞大人口的生存，中国人把生活质量压低到了极限，中国人在历史上很少吃肉，体内甚至欠缺分解肉和奶制品酶的基因，西方人说我们的贫穷正是在于基因，把中国人比较多地消化植物蛋白的基因叫“贫穷基因”。而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三月不知肉味”足可以看出肉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奢侈地位.（这几天猪肉涨到了二十多，害的我都吃鸡肉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一个席地坐床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坐椅子的民族。席地坐床的习俗可从各种历史文献和绘画中看到，今天的用语也还是主席、席位而非主椅、椅位。中国周边的民族保留了历史上中国的习俗，但在中国这些习俗却改变了，原因正在于资源压力——如果席地，需要多少木材？相比整个地面都要用木板铺起来，座椅的用料无疑少了很多，与日本的榻榻米相比，条凳就非常节省。华北平原的森林为了种粮食，在五代十国以后基本就被采伐光了，所以才没有席地而坐需要的足够木材，中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也就在这个时期悄然开始。

下面是《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图是五代的。虽仍可以见到席地而坐的痕迹，但表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正在改变了 

几乎所有人都垂足而坐了。但两个最主要的人物，韩熙载和新进士却仍要席地而坐——在榻上。从图上看，年青的进士已经不习惯了，不过韩熙载却坐得很自然。

韩熙载坐在椅子上，但是他却不是垂足，而是盘腿坐着！ 不过像他这样的守旧者估计已经不多了。

    迫于人口压力而在华北平原大肆采伐森林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黄患——黄河的决堤泛滥.

  迫于人口压力，北方人在华北平原大肆的采伐森林，以及种植麦类植物带来的土地盐碱化，导致华北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也直接带来了华北的水土流失，这使得黄河河道淤积严重，造成堤防溃决，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土地，带来大量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这也导致了中国要直接采取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因为这个体制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又能指挥有关的群众，才能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与应有的安全。这也是中国几千年能维持大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看起来，黄河文明似乎已经危机重重。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没有像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那样彻底衰亡，而是薪尽火传，一直延续至今呢?因为我们还有另一条大河——长江，在它的怀抱里有另一种粮食作物——水稻在等待我们的祖先。

          7. 水稻挽救了中华文明

   水稻种植，在中国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农业，大约在北宋的时候兴起。自从宋朝从越南引进优质品种的占城稻之后，水稻真正担当起了承载中华文明的重任。

   水稻是一种喜爱水热性气候、需要大量水资源的作物，非常适合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种植。这种作物产量非常高，农民撒下去的种子通常可以收获20倍左右的稻谷。这与小麦4倍于种子的产量相比显然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的杂交水稻能达到上百倍）。再加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可以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种植的水稻要比小麦多出好几倍。这对于因为粮食危机不断陷入动乱的古代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种植水稻的土地不需要休耕，只需要每年适当补充养料就可以持续不断地耕种，比起种一季就得休耕一两年的小麦来说，大大缓解了人地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水稻常年浸泡在几十厘米深的水中生长，避免了麦田反复灌溉使水分大量蒸发造成的盐碱化问题。地力衰老的周期大大延长，无形中也延长了农业生产衰落的周期。

    所以从北宋开始，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重心便正式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与小麦农业一同衰落的中华文明也在水稻农业中重获生机。

   从历史上的人口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超过6000万，但是北宋以后人口急剧增加。到清朝末年达到了4亿。作为人口增长的基础，主要粮食作物发生变化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水稻带来的更是中华文明的最鼎盛时期，这种繁荣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政治上的。

   这里说几个，四大发明有三个都是在宋代发明的，还有一个造纸术也是在宋代成熟发展的！宋代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南宋年间税收是十里抽一，清朝是十里抽二！即使这样，在清朝最强盛的康乾盛世，清朝国库一年的税收也仅仅是南宋的三分之一不到！何况清朝的版图比南宋大的多！像这样的数据，可谓不计其数....

      无怪乎陈寅恪说“华夏文明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8.我们也错过了机会

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时代的危机，往往可以成为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契机。古代西欧的人们与北宋以前的中国人一样，常常面对粮食供应不足的危机。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分裂成为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长期缺粮使他们内乱频繁，战争不断。他们并没有水稻来救急。于是便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包括大力发展工商业，用工业产品从远方换来粮食。饥饿让欧洲脚踏实地地走向了世界，并最终找到了工业化的道路。

相比之下，我们似乎很幸运，在我们的文明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利用水稻这种植物成功地应付下来，使历史发展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我们始终守着最让人感觉踏实的农业，无论商业还是工业都显得没什么必要，甚至是不务正业。于是，机会在贫瘠的小麦田垄中到来，很快又从肥沃的水稻沟渠中流走了。

当然，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外族的入侵！外族的入侵——特别是蒙古的入侵打破了宋代原有的向工商业发展道路，被迫重新走上原有的农耕道路！

从小麦到水稻的转移给中国政治的格局也带来深刻的变化。北宋以前的3000余年间，中国的人口、经济集中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繁荣，相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游牧民族虽然屡次南侵，却始终不能深入到帝国的纵深地带。但北宋以后。由于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使中原地区变得空虚起来，而留下的北民迫于生活压力，迫于外族的淫威，对游牧民族俯首称臣，直至沦为汉奸，这也给了游牧民族创造了入主中原的机会。

北宋与辽、南宋与金的恩怨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随后，蒙古和满族也都先后成为了中国的统治者。这在北宋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9. 南方下雨，北方下雪

    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同气候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农作物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的全部能量来自太阳辐射。而且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和气候有着莫大的关系！

不可否认，大半部中国史都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斗争的历史！从秦汉时代的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木马，魏晋时代的五胡乱华，即使在大唐盛世也有东突厥颉利可汗在渭水边逼迫李世民结下便桥之盟，更不也要说入主中原的蒙元和满清了！那么是什么驱使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历次入侵呢？

    10. 谁在挥动上帝之鞭--气温降低一度，改变人类版图

  人们常使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实，在唐代的时候，陕西也曾大规模的产橘的！只是后来气候的变迁导致后来橘子不在适合在次生长罢了！气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着的！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全球天气变冷，平均气温降低一度，不但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而且严重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版图，从宏阔角度 看，某种程度上，气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最重要但又最不引人注目的驱动力。

竺可桢曾研究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发现有多次变化，温度较高为温暖期，温度较低为寒冷期。

第一个温暖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夏、商、西周 
 第一个寒冷期：东周 
 第二个温暖期：两汉 
 第二个寒冷期：三国魏晋南北朝 
 第三个温暖期：唐朝 
 第三个寒冷期：五代十国两宋 
 第四个温暖期（相对温暖，但不及之前温暖）：明朝 
 第四个寒冷期：（17世纪至19世纪）清朝 
 

  那气候究竟和历史朝代演变有什么关系呢？ 
         

    从以上寒冷期与温暖期的周期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温暖期一般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此时国土面积广大。寒冷期则汉人政权实力大打折扣，边疆少数民族“兴盛”，来自外族的压力很大。 
      

   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入侵矛盾，主要是来自北方大漠。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东、南两面有海洋，基本上是人类探索世界的阻碍。西面有高大的青藏高原和广阔的沙漠，外族受地形和气候不可能对东部的汉族政权造成千里突袭。所以汉族政权在古代一直蒙受着来自北方的压力，例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 
     

    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是游牧经济，完全靠草原来养活自己，当气候变冷时，草原生长很差，得不到充分的食物供给。在这时候，就会向南方的汉族政权发起进攻，以获得食物。而南方此时也变冷，粮食等物资也会大幅减产，从而综合国力有所下降。所以北方外族入侵频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个气候变冷的大背景下，迫于生存压力造成的。  

所以，在气候寒冷时期，中原王朝将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

    把这些数据和历史年代对比更发现，过去两千多年的气候冷暖变迁，与我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兴衰更迭存在着对应关系，大多数朝代的垮塌都是发生在气候变冷的低温区间。

            11.史可法和吴三桂

如果说气候的变迁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动力，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少量的北方游牧民族又是凭什么能够入主中原的呢？

先看下满族入主中原的这段历史吧！

清军入关时，入关的清军总共只有二十万不到，当时清军中的汉八旗是满八旗的两倍多，还有少量蒙古人。 
　　 
　　真正的女真族人有多少？清朝入关前，女真族男丁老少加一场总共只有七万人不到，接近七万，入关后，在南方特别是广西、云贵川等几省的战斗后，到1652年统计时，整个真正的女真族男丁只有五万多人！ 
　　 
　　满人人数之少，为何确能平定人口如此之多的中国南方各省？而且满州八旗近二十万的军队（包括满八旗、二万蒙八旗和人数最多的汉八旗）要留十万多人在北京，能用于征战的部队只有最多不超过十万，那么，满人靠什么人征服用南方各省？——汉奸！ 
　　 
　　满人进入北京后，北方各省降清武装军人数高达近百万，如何处理人数如此众多的汉奸武装，让他们去打仗，让汉人杀汉人成为最好的选择。于是有了“绿营”，绿营刚一编制，一下子就编了60多万人进去，然后清军把他们调去征南方各省，而去征南的旗兵只是绝少数，主要是在后面督战。 
　　 
　　于是乎，一场汉人打汉人的战争打响了，北方的汉奸军不断打死，随即又有中原地区不断补充到“绿营”队伍的兵源，北方“绿营”汉奸军打死一批，又从中原补充来一批....

在明末清初，很多南方汉人失去了生命，原本相互仇杀的南明武装、农民起义军、地主武装，在民族大义面前放弃了彼此的仇恨，空前团结起来悍卫华夏，可惜北方中原地区不反抗的几个省和蒙古地区成为了清朝稳定的大后方，在南方清军战死一批又从北方补充来一批，像江南一个小小的江阴城，一个城就打死了7万南下的清军（大部分是北方的汉奸军），桂林城下更是让数十万“绿营”汉奸兵命丧黄泉，在四川和广西，清军也各损失了数十万兵马，可惜最后南方的义军越打越少，而中原北方来的清军确越打越多。明末，中国人口高达一亿五千万左右（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而清军入关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到清军平定台湾和消灭四川岷山一带残存的汉人反抗力量时，全国人口只有7000万（注：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 
　　像四川，珠江的西江流域，滇东，闽南的一些地方等反抗满清的地区.....都成了无人区。 
       更为可怕的是南人的反抗，使习惯了北人屈服习惯了北人俯首称臣的入侵者恼羞成怒，遂有血腥的一次次对南方人的大屠杀！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你仅仅只知道一个扬州十日吗？！  不 ！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

如果说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多数人的死亡只是个数据的话，

那么就 让我们从微观角度来看待这些大屠杀：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

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而像金氏这样的南方妇女，又何止少数？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这些事情记载在《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根据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八旗军不断的对南方反抗者大肆杀戮。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这样描述广州大屠杀： 
　　 
　　 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清军文书的陈殿桂也承认：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树林里)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然而这一次次的大屠杀并未将南方人吓倒，有清一代，南方为反抗满清统治的起义从未停止过，从天地会到白莲教再到太平天国直到推翻满清统治的武昌起义，莫不是起源于南方！

其实当年蒙古入侵中原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吗？只不过是当年的文天祥换成史可法，张弘范变成了吴三桂罢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那是因为北人做惯了亡国奴，对不起，这词儿有点刺耳，然而历史就是这么记载的。汉以后，五胡乱华，主要乱的是北边。唐末五代，安史之乱、藩镇之乱也主要是北边，又有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大开北大门，致使后来外族频频入侵中原，分别建立辽、金各国。北边居民和塞外、关外、（长）城外诸多民族长期相互征伐、臣服，融合血缘与文化，形成新的生存形态，这也是事实。但也就渐渐地看淡了所谓民族气节、爱国情操，反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到头来还是一家。"万里长城今犹在，让他三尺又何妨"，何苦那样寸土不让、寸利必争呢。外族？咱俩谁跟谁呀。说不定俺自己就是一个外族，俺曾祖父是鲜卑人，外婆的姐姐嫁了个吐蕃人，外公是契丹人，姑奶奶被女真人给掳走了，又好像不是给掳的是她自愿的，后来在那里生了一堆孩子，再往上查查，俺祖先还是个匈奴人呢.....

    南人就不同，最低程度也要"避秦"，找个桃花园躲起来，远离现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多时候是节节抵抗，打不赢也打，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拱手相让！南宋一朝百五十年，都是在复国主义的仇恨与亡国危机的忧思中度过的。打，还是和？这是区分忠臣与汉奸的试金石。要是换了北边，早把这国恨家仇抛之九霄云外，与人家一道建立大什么共荣圈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谁还记得你是哪家的王师？行行好拜托了，让俺过几天安生日子，少来惹事，歇着吧您哪，跟真的似的。

    南人流血，北人流浪。"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南人心中暗藏的永远是复仇的火焰，"或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最后总要由南人起来革命，"驱逐鞑虏，光复中华"。

有人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外族入主中原，而后中国人将其同化，最后又复国的历史。可是他们忘记或者说有意隐瞒了其中一个更关键的中间的环节，那就是外族如何能够入主中原！更为真实的历史竟是这样——外族入侵中原，其后北方人坐稳了奴隶，而后跟着这主子继续南下，并且在南方一次次的屠城，杀戮。在野蛮的外族和北方汉奸的合力围剿下，南方失败了，继而被屠城，但反抗从未停止过，百余年后，南方人再举义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后，又是小冰期，又是外族入侵，又是一样的循环！从古到近莫是如此！

 就从最早的炎黄大战起，南方就从不曾屈服。  

炎帝一脉，都是宁死不屈的勇士。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刑天落首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战斗，总之都是好样儿的。蒙古人的河北“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崖山！百余年后，南方朱元璋举义旗，驱胡鞑虏，恢复中华！三百年后，又是“怒发冲冠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灭我中华。两百多年不又是南方革命党人于武昌首举义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了吗？其后国共内战，第三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蟾党不又是替苏联卖命吗？和历史上外族入侵我中原的套路何其的相似？四野在苏俄的帮助下得东北，继而入关，下平津，然后一路南下，最后整个大陆沦陷!

大陆沦陷后中共的政策和满清何其的相似大兴文字狱，焚书坑儒，反右倾，引蛇出洞，阴谋阳谋，破四旧，批林反孔，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几近灭绝中华文化。

 古人云：欲灭其国，先去其史，不正是这样吗？

   12. 南腔北调

的确，在外族入侵时，北方是似乎扮演了不光彩的因素，但是南方为什么总是失败呢？除了北方汉奸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吧？

  先从语言上说起！北人仅一种方言，即北方方言；南人有几种方言？八大方言都有。就算是同一种方言，如吴越方言，上海话与苏州话就大不一样，杭州话与南京话也相去甚远，宁波话与无锡话更是鸡同鸭讲。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地方，隔几十里或者翻一座山换一种口音也是毫不足怪的。语言的繁复杂陈，虽然表现了文化的多元与丰富，毕竟容易流于琐屑，不能形成大的气象。南京、杭州都是好地方，为什么在那里建都的王朝不是苦命就是短命？"国语"范围狭窄是一个重要原因。 

光是从语言的角度就能看出南北方差异。南人往往各自为阵，北边喜欢搞大一统。这样导致南方容易被人各个击破。而中国兵法的精髓就是各个击破，分而治之！所以说南方失败是必然的！

 13. 战马，古代的战马就如当代的坦克

中国的重骑兵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叫“甲骑具装”，源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由于长期内乱，加上北方游牧骑兵的大举南下导致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崛起，中国的农业社会出现了向庄园化转变的趋势，无独有偶的是，欧洲同时也受到 蛮族毁灭性的的入侵，可以说由于天灾，象是受到血液中狂燥基因的召唤，当时的游牧民族向农耕社会展开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蒙古后来又重复了一次）。  

         中国长期经受游牧骑兵的侵袭，但大一统思想始终占主导，中央集权制度一再加强，外来文化不是被吸收而是被同化。这和中国崇文轻武的文化传统有关，文人为主的统治阶层宜于管理广大疆域和众多人民，但在军事思想上往往重视战略上的权谋机变 ，出奇制胜，将领人选上推崇儒将（纯粹的职业性猛将往往难于相互沟通和控制），兵器上的改良往往是拿来应急，用后就斥为“机巧之物”（士大夫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且心存畏惧）。当然，这也是长期与北方游牧骑兵作战烙下的痕迹，相当实用，但凡事过头 就有问题，就我个人认为两汉的骑兵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汉族骑兵，当时孔孟之道尚未根深蒂固，古风尤在，加上长期战乱，匈奴的威胁说是亡国灭种一点也不过分，汉族骑兵是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器整体效能的体现，不但规模庞大而且训练有素，虽然个人军事素养上还比不 上游牧骑兵，但由于最大可能地实现了机动（骑术）、杀伤（箭术）、协同（阵法）、战略战术的融合，即使蒙古高原广大的空间也未能让匈奴找到破绽，只能在穷追之下远走欧洲（今匈牙利）。正是由于这种依靠谋略、机动和协同来战胜游牧骑兵的经验最终促使中国在兵 法、兵器上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甲骑具装只是大分裂时期昙花一现的产物，南北朝时发展到顶峰，隋唐即逐步消亡，仪仗的作用大于作战，时间不长，无法与欧洲千年的重盔甲历史相比，这是事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值得说说的倒是“明光铠 ”，这种护胸镜锃亮的板式铠甲是最接近欧洲重盔甲的中国骑兵防护装备，曾威风一时。  

    两汉之后，汉族的骑兵在整体上逐渐失去了对游牧骑兵的优势，唐朝虽然是个例外，但更多的是“以夷制夷”，不但士兵是这样，连统军大将也是如此，阿史那家族、高仙芝、安录山、哥舒翰等藩镇名将都是外族人，他们熟悉游牧民族的习性，作战大胆，惯于长途奔袭 、擒贼擒王，一战定乾坤，游牧民族闻风丧胆。虽然安西、北庭都护和朔方、瀚海等地不多的“边地良家子”依然强悍，但看来李唐王朝确实发现，盛世之下的中原农民是无法再与刻苦耐劳的游牧民族一较高下了。东都之战时，安军铁骑冲突，唐军阵脚大乱，西域名将李嗣 业情急之下“肉袒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奋击”才稳住，要不是勤王的西域叶护王子率回鹘骑兵迂回成功，唐军大势去矣（代价沉重，事后叶护依“破城后城池归李家、子女玉帛归叶护”之约要大掠，经郭子仪率文武百官跪求叶护才幸免，后似乎是长安收复后还是被勤王回 鹘骑兵抢掠一空，城中一片火海、异常凄惨）。后唐李克用独率漠北三万沙陀骑兵一路摧锋陷阵，在众多各地勤王节度使的观望下竟杀得黄巢“伏尸三十里”，克复长安（另一次了）。再往后，宋朝时继被唐朝打跑到小亚细亚的突厥（今土耳其），游牧民族再次崛起，契丹 、女真、蒙古相继南侵，马匹产地尽失，已无力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自此一步步走向灭亡！

明嘉靖时代，兵部尚书夏言力主收复河套，反而被严嵩诬陷勾结蒙古意图谋反，遭嘉靖天子冤杀！明朝坚持文官带兵制度，兵部尚书多为尽不知兵的腐儒，难得还有夏言这样富有战略眼光者。当时蒙古内部互相攻杀，鞑靼部可汗主动请降，以河套草原为厚礼。明朝却把这天大的陷饼扔出了门外，实在是天下头号傻瓜。事实上，明朝后期与满清作战之所以不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马的河套草原在蒙古人手里，造成了明朝马匹奇缺，以步军为主的明军难以抵抗满清骑兵的冲击。而且满清也经常通过蒙古人的控制区域袭击北京。若河套草原在明朝手里，既可为军队提供大量马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骑兵队伍，又可以河套草原为基地，遏止满清对于蒙古草原的扩张，实为制约满清的一个重要棋子。可惜明朝却忙于内斗，弃重要战略要地于不顾，可悲可叹！

             14.南方为和屡遭屠城？

  从上文中我们发现，历次战争，不屈的南方屡遭屠城，的确和南人的不屈服有很大关系，那么这之外还有什么呢？

    对于征伐的成功，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能够继续的征战，如果把占领的地区都分兵把守，那么你的军队很快就分散开来，战斗力减弱被各个击破，如果你不把守，那么被你征服过的地方很容易就组织起来再进行抵抗，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武器是很容易置备的，急了眼来一个揭竿而起，木棒竹竿也要对付一阵子，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杀光，你进兵的背后没有人了，你就安全了。例如清兵占领扬州，当时满人总共才20万人口，而扬州就有100万人口，如果当时不屠城，清兵一走，马上就可以用这一百万人口中的青壮年组织起一个几十万的大军来！这样的隐患在自己进兵的后方，不屠城清兵是不敢向前的。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以战养战的需要，在古时能够以战养战，最重要的就是粮食，对于冷兵器，战争中的武器消耗是很小的，关键是粮食的来源和运送，在粮食生产有限的情况下，一下子多出来了几十万征服者的大军，这粮食如何来？将城市人口屠杀后，城市本身的粮食供应还是存在的，这样才能够多出来征服者的粮食，如果不屠杀，过不了多久就会把粮食吃光，这个时候所有人就都没有食物了，那个时候就是想吃人肉都是来不及和不够吃的。

    实际上所有的征服者都对于屠城的必要性心知肚明，但是不会说出来的，日本对于中国进行侵略，也是早就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极其透彻了，他们在南京屠杀30万人，完全是有组织和计划的，南京被屠杀了30万人口后，才有他们的30万侵略军的军粮，南京地区在以后的抗战中作为日军的后方组织不起来抵抗，同时造成中国的人口大量往四川逃散，增加了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经济和军队的负担，这些事情日本鬼子是很清楚的。李鸿章的苏州杀降和项羽的杀降也都有粮食问题的背景。

   我们知道常规军的一切经济供养由政府来完成，既有的财政收入体系能及时地将经济给养补充给军队，以供其必要之需。而战时的外侵武装组织除去抢劫、国内运输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方式。由于他们流动扩张，并且拒绝负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种等同于流寇的特质，决定了其索取经济价值的方式必然是涸泽而渔。因为这种方式才是最经济的选择。换个角度说，战时的外来武装组织对所经过地区中的社会及经济秩序带来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这也就导致了地区内原居民为自我保护而产生本能式的反抗。然而反抗失败后，生命正在受到掠夺者的屠刀威胁时，居民们仍然不愿交出经济资源，这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的经济资源太有限了，有限到以至于交出去后就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底线。

   这也是屠杀平民的原因：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做出不够人道的政治选择。

 我写了这么多，并非想提起南北争斗问题！只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历史罢了，来认清历史罢了，我曾在我的日志《我的中华，我的女孩》里面说

我的中华是顽强/是拼搏/是自强不息/是厚德载物!

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要素！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