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悄微博骂徐良原话:中国哪些政策亟需调整?

　　动议一：在外交活动中不再主动提及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也不要求国外政府表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外交政策)。

　　原因：台湾和西藏属于中国的内政，如果需要别国来承认，如同一个小孩对大人说：你要先同意这个事情我才跟你好!这种小孩游戏是外交心态尚未成熟的体现。其次，要求人口头承认，等于白白送给别人一个筹码。外交就是利益交换，我承认了你的立场，那么你拿什么送给我呢?这就是中国不得不大量外援、在外交活动中节节退让的原因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已找不到这么笨的政策了。

　　对比：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牛仔总统布什对外宣布：在反恐这个问题上，全世界各国只有两条路：和美国站在一起或反对美国，没有第三条道路!

　　中国的政策是恳求别人承认，而美国是要求各国排队!当中国没有这样的实力来宣示时，是否还有别的方法?

　　建议：台湾和西藏事关中国大政，需要高度智慧来处理。建议中国政府把精力放在美国，离间或弱化美日同盟，发现美国的软肋，拿他的问题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来交换。在国际事务中不理睬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声音。这符合抓住主要矛盾的哲学原理和二八法则。

　　动议二：对外援助要透明、适度、合理并符合惠及于民的原则(援外政策)。

　　原因：中国援助北韩、古巴、缅甸、巴基斯坦的黑洞到底有多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多少，这个问题估计是百年后查阅解密后的历史档案才能知晓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大量援助，这些国家是无法独立支撑下去的。对于非洲的援助，中国可以用大手笔来形容：眼睛不眨就免去上百亿的债务、再给上百亿的新援助。而中国，按照联合国一天一美元的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二亿以上人还没有脱贫。难道在对外援助的时候我们的手就不能发抖一回?

　　中国的援助都是直接给受援国政府，这些款项到底是流向哪里无人知晓。从受援对象来看，不是独裁政府就是非洲腐败国家的政府，这些钱最后用到什么地方连弱智都能想象出来。

　　对比：德国的援外政策，真正做到透明、适度、合理并符合惠及于民的原则，一是量力而行，二是让受援国老百姓得到实惠，三是援助要考虑长期回报，四是援助要附带条件。

　　第四点是中国要务必认真学习的。中国往往在援助别人时还自鸣得意地说：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傻不傻啊?全世界在看笑话、笑你是冤大头，知道不?为什么?因为援助给无良政府，一旦倒台，新政府大都不领中国的情，而且受援国民众多半会认为中国的援助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建议：大量削减对外援助、和无赖国家保持距离。中国，你能不能和良人交往，让自己多点品味呢?

　　动议三：不再要求各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外贸政策)。

　　原因：当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时还只能用呼吁和恳求的方式，怎不觉得丢人?

　　分析：这个问题对中国对外经贸的良性、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也确实需要别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否则一连串的反倾销官司中国总是吃亏。问题是，通过恳求的方式就能得到?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大国了，但是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做大国的心态和方法。

　　建议：1、苦练内功，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做到名副其实。2、解决这个问题的入口在于美国，不是在于欧盟，更不是第三世界那些小混混们。中国想采取农村包围城市，让全世界小混混们都来承认中国，最后逼美国就范的目的，这样的政策代价太大，也太漫长了。如果美国承认了，其他国家就纷纷跟随。如同当年中国进入联合国，表面上看是亚非小混混们把中国抬进去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那道路还漫长呢(关于这一点，可以查阅美国官方的档案资料为证)。

　　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机，中国政府还等什么呢?和美国坐下来好好谈，承诺支持他走出金融危机(中国其实也在全力支持中，如增持美国国债)，但条件是需要解决我这个问题，这样大家都好。否则中国光做贡献了而得不到任何回报。

　　动议四：给中华民国更大的生存空间(对台政策)。

　　原因：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中国未来统一的法理依据，失去了它，中国大陆也同时失去了与台独斗争的同盟者，今后的统一道路更为艰难。

　　建议：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外交真正休兵，不给亚非、拉美小国讹诈海峡两岸的机会。当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在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开启新东方政策后才真正影响到东德和苏联等铁幕后国家的。中国大陆为了和台湾抢外交而无偿赠送瑙鲁这样弹丸小国几亿美金的无聊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而中华民国多几个外交承认者无损于中国大陆的尊严和利益。

　　动议五：把《劳动合同法》给“供”起来(社会政策)。

　　原因：《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然而还是有不少御用文人学者对《劳动合同法》高唱赞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保障了劳工的权益。本人在清华大学企业总裁班讲课时了解到，中小企业老板几乎对该法持否定态度，而且事实上尽量减少用工人数。金融危机之前广东、浙江小企业的倒闭潮不能说和这部法律没有任何关系。

　　评论：这是一部起好心办坏事的劣法。中国究竟是否需要《劳动合同法》?回答是肯定的：要!但是在还没有读懂法的精神、将相关国家立法经验、立法背景等研究透彻之前需要把这个法律挂在墙上“供”起来。

　　对比：德国在制定劳动合同法之前首先建立起了劳资协商制度和企业委员会。这个框架正常运转后再实施劳动合同法，其代价和负面冲击力就很小了。另外，立法当初，德国并没有对所有企业一刀切，而是考虑到小企业的生存问题，法律规定了很多“例外”。中国的立法者当初是否看过这些“例外”?

　　建议：大大方方承认当初考虑问题不周，暂停法律的实施，让中小企业有生存和发展的更好环境，达到更多雇用劳工的目的，毕竟“让人人都能吃上饭”才是硬道理!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更为急迫。

　　2009-05-14(待述)

　　杨佩昌教授，现任德国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中欧合资欧华管理技术公司总裁。先后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北京大学，师从于德国经济政策协会主席、德国总理府首席经济政策顾问哈瑟教授，从事欧洲经济政策与中欧贸易研究，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倡导者之一。

　　2006年-2007年，杨教授受德国政府邀请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并担任高级访问学者，与德国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话、交流;同时担任欧洲应用技术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客座教授、德国波罗地海大学商学院院长。

　　李逊达短评

　　笔者认为,杨佩昌教授的观点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尽管这是他二年前就说了,现在通过实践更能说明他说得有理,有水平,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能虚心一点,不要把外国的善意批评和建议都说成别有用心,都是敌对势力,真正的敌人只会等待你犯错。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他直率地指出:”中国的内政，如果需要别国来承认，要求他们口头承认，等于白白送给别人一个筹码。外交就是利益交换，我承认了你的立场，那么你拿什么送给我呢?这就是中国不得不大量外援、在外交活动中节节退让的原因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已找不到这么笨的政策了。”口气是说得重了点,但句句在理,说笨还是客气的,说是外交失误也可以.

　　中国向外掏钱时好比天下大阔佬,比美国佬还要阔气，然而对自己臣

　　民却抠得要命。毛时代，连饭也不让吃饱，饿死了那么多的人，罪过罪过。而今天所要援助、救济的又是哪些国家呢?不言而喻都是国际形象劣迹极差的,就象生活中某些人就爱交那些三教九流的酒肉朋友,这值得炫耀吗?和那些无赖国家交朋友本身就值得怀疑是心术不正,完全是国际行贿的一种翻版.美其名曰是国际援助,实质上咱们不少钱都流到那些独裁者口袋里去了。中国六十多年的外交政策始终没有根本性转变,吃亏倒霉受穷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所以，杨教授的建议应该接受：大量削减对外援助、和无赖国家保持距离。中国，再也能不能和不良国交往了，老是和没有品味的国家搞在一起，则让世界也看轻。

　　两年来对台政策应当是有了很大的实质性变动，这是唯一的亮点。大陆给台湾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是必须的，否则怎么能和平统一。既然是同胞就得要加以爱护，不能一味打压。以心换心，以情换情，统一是大前提，不该有任何条件地去求得民族统一。两党共存，两岸一统，人民和谐，世界太平。

　　杨教授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这是一部起好心办坏事的劣法。”与其好心办坏事还不如不办。要真正为劳动者着想，就不光是一部法就够了。一部法如果是难以实施的，那就只得供起来作装饰。一个没有强大工会为后盾的劳动者永远是弱势群体。法是需要人去实施的，执法者实施时是否公正，不是法说了算，而是执法者说了算。国家实施了立法、执法的全过程，不等于就是法治社会，只要人治参与了判决就有异常变数，不排除腐败渗透到中国法制社会。这是一个方面。

　　德国在制定《劳动合同法》之前首先建立起了劳资协商制度和企业委员会。中国有吗?据说最近大型企业刚开始建立劳资协商制度，但没有企业委员会仍然白搭。一个弱势个体依靠一个很不靠谱的法又没有得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保护的劳动者，那么这样的诉讼即使赢了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弱势的依然弱势，权利并非得到有效的保护，胜了诉讼却失去了生存空间，得理却失利;强势的一方失理又失利，既花去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却赔了夫人又折兵，绝对是失分。

　　《劳动合同法》当然会继续存在，不能只供不用，但是配套的制度应当紧紧跟上，企业如果没有真正的工会，和劳资协商制度及企业委员会，那就得勒令整改，如整改不力就停产。关键保护劳资双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