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山在哪个国家:李先念徐向前相知相交一甲子

　　1929年6月，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徐向前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鄂豫边区，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师长。同年春，李先念率黄安县九龙冲乡游击队编入新扩建的红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后代理班长）。

　　徐向前带兵严字当头，要求一丝不苟。出操站队，立正稍息，瞄准射击，单兵动作，样样都按正规要求训练，还有政治教育、文化学习、群众工作等，每天都安排得紧而有序，对游击队的“游击”习气进行了彻底改造。在这过程中，李先念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仅很快适应部队生活，而且还 受到上级和同志们的好评。

　　徐向前到鄂豫皖后指挥红三十一师连续粉碎了“罗（霖）李（克邦）”、“鄂豫”、“徐（源泉）夏（斗寅）”三次“会剿”。就是在这三次反“会剿”战 中，徐向前认识了李先念。

　　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召开“扩红大会”，县委书记郭述声、县苏维埃主席李先念相继讲话。李先念说：这次参军，大家自愿报名，我带个头，首先报名，郭述声支持我，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也支持我。李先念率众参军以后被编入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任政治委员。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从此两人的接触就多了起来。11月10 日，在徐向前直接率领下，李先念第一次参与指挥作战。他与团长吴云山率第三十三团与兄弟部队配合，攻打课子山，由于敌防御工事坚固，未克。18日、19日攻克高桥河、桃花店两据点，全歼守敌一个团。

　　12月28日，在攻打障山阵地时，红三十二团居左，红三十三团居右，居中的红三十一团首当其冲。由于该团第五连疏于戒备，被敌打了个措手不及，丧失了阵地，全师的阵线当即被撕开一道口子，敌逼近师指挥所，严重威胁设在不远处的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战况十分危急。徐向前闻讯后，率手枪队亲临前线，并急调另两个团配合红三十一师从左、中、右三面反击敌人。在战斗中，李先念身先士卒，率部猛烈向敌右翼包抄，插入敌军的侧背，杀得敌军四处逃窜。李先念临危不惧，敢打敢拼的精神给徐向前留下深刻印象。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进攻战役中，李先念、吴云山领导的红三十三团因纪律严明，战术灵活、作风顽强、战绩突出，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授予一面红旗，命名为“共产国际团”。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首次任命，是最高的荣誉和奖赏，使李先念和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

　　李先念说：“这倒是一着妙棋，我赞成，那就下决心干吧！”

　　但这时，张国焘又打来电话，令部队向正北方向的长池开进，搞浅迂回。徐向前反复向张国焘陈说深迂回的必要，张国焘硬是不松口，最后竟很不高兴地说 ：“我就是这个意见，你们不听话就算了！”

　　徐向前心头窝着一团火，连声叹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口的‘肥肉’吃不上了呀！”卷了一支烟，坐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

　　李先念见此情景，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

　　听了这话，徐向前猛地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好！他让浅迂回，那是去抓兔子的尾巴，抓不住的。我们来个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错了我负责！”紧接着，他指着李先念说：“你叫程世才马上带先头部队出发，经仪凤场、雪山场，直插黄猫垭，我们随后就到。”

　　李先念回忆说：拂晓前，徐总指挥和我率大部队上来，马上调整部署，令新上来的部队进入阵地。被堵住的敌军系田颂尧的十多个团，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向我阵地猛扑，企图夺路而逃。总指挥见敌人潮水般地冲来冲去，火冒三丈，对我说：“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了敌人，我就撤你们三十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分量这么重的话，二话没说，把上衣一脱，提着枪就上去了。后来，参谋人员告诉我，总指挥见我走了，怕我上去拼命，直后悔。天亮后，敌人又发起两次大规模的进攻，枪炮声就像开了锅似的咕噜咕噜响成一片。我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的指战员，紧封“瓶口 “，坚守阵地，打得敌军横七竖八，弃尸阵前，难越雷池一步。敌人被压在山沟里，前拥后挤，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总指挥见时机已到，下达总攻命令，指战员们立即跳出阵地猛虎般地冲下山去，在十多里长的山沟里将敌军切成数段，分头围歼。激战多半天，全歼敌1.4万余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子弹数万发，银元上万枚，获得了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

　　李先念说：当时要把西路军剩下的3000余人，交我统一指挥，我心中无底，所以非常希望徐帅能够留下。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不久，改称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按照中央及军委的战略部署，创建河西根据地，并伺机打通新疆。

　　1937年3月7日，敌集中5个旅以上的兵力，采取集团冲击方式，向西路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李先念、程世才率部迎战。红八十八师首当其冲，激战一天，指战员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巍然屹立。师长熊厚发左臂被打断，仍一直坚持指挥战斗。9日晚，敌以数团兵力发起强攻，占领了南流沟、西流沟中间地带，不仅将红三十军与红九军的阵地隔断，而且将程世才、熊厚发率领的红第二六八团包围，情势极为险恶。李先念得知情况后，从自己激战的阵地抽出一个营在敌后发起进攻，接应程世才他们。在李先念派兵接应下，第二六八团 的指战员狂飚般地扑向敌阵，冲破敌两道防线，终于突出重围。

　　血战在继续。两天后，西路军又折损过半，被迫向南边祁连山区转移。为了保护军首长的安全，部队指战员自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人墙，掩护李先念、程世才和军部机关从中间通过。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地射来，许多指战员倒下去了，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通道。

　　在进入祁连山的梨园口，红三十军又面临了一次生与死的挑战。刚刚从三道流沟突围而出就又与马敌遭遇，一场众寡悬殊的血战开始了。为掩护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展开，徐向前令前卫红九军抢占山口两侧的制高点，进行阻击。在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的指挥下，红九军近千名指战员面对潮水般一拨又一拨冲击的敌人，毫无惧色，用刺刀、用大刀、用枪托、用石头，与敌殊死搏斗……不到半日，红九军近千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接着敌人一齐压向红三十军阵地，为了徐向前和总指挥部机关的安全，李先念、程世才各率一部兵力，猛烈阻击马敌，激战终日，后乘夜向康龙寺转移，天亮后至石窝山前一带。

　　刚到石窝，马敌几个旅的追兵又接蹱而至，西路军有被敌骑分割围歼的危险。李先念、程世才见此情景，心急如焚，命令部队火速控制高地，坚决顶住马敌的进攻，掩护徐向前和总部机关上山。红三十军与敌激战大半天，多次击退敌人的冲锋。黄昏前敌发起最后猛攻，部队实在无力抵抗下去。无奈之下，李先念准备拼死一搏，后被指战员强行撤下阵地。

　　当晚在石窝山上陈昌浩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等徐向前、李先念、程世才等从战地赶来时，会议已经开始，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大家垂头丧气，心如刀绞，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含着热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对离队毫无思想准备，听完陈昌浩的宣布，就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李先念虽未吱声，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真的希望徐总指挥留下来，因为只有他才有可能收拾残局，军心也容易维系；另一方面他也从内心担心总指挥的安全。陈昌浩不接受徐向前的意见，并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

　　最后的嘱托 徐帅坦然对李先念说出三条遗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和李先念未在一起战斗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向前主要在军队工作，李先念在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关工作。

　　1954年5月，李先念从湖北调任中共中央工作。刚到北京的第二天，李先念谁也没惊动，直接来到徐帅家。徐帅得知李先念要来，也感到非常高兴，几次差秘书到门口迎接。李先念告诉老首长中央决定他到财政部工作，自己思想正处于矛盾之中，怕干不好，影响国家建设的大局。徐帅说：我了解你，你很聪明，有钻劲，就是做财政部长，尽管原来没做过，也难不倒你。这与打仗是一样的道理，你也不是生下来就会打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嘛！徐帅的一番话给李先念增添了无限的力量。

　　以后，徐向前与李先念虽然都在北京，但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都不插手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但两人仍同在战争年代一样肝胆相照，情同手足。李先念始终视徐向前为自己的老上级、老领导，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他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他教会我管经济。每逢党和国家遇到重大问题，经常是李先念受中央委托去征求徐帅意见。他们彼此信任，视为知己，无话不谈。

　　1983年，李先念受邓小平的委托，撰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章写完后，李先念本来要亲自去征求徐帅意见，但生病了，腰痛，起不了床。徐帅对前来征求意见和汇报情况的李先念的秘书说：“我和先念几十年了，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也没关系。”徐帅去看望李先念，李先念坚持起床迎接他。一见面，李先念就诙谐地说：“你看，你拄了拐棍，我也拄了拐棍。”两位老人笑了，那么亲切，那么畅快！

　　1990年9月，徐帅重病时，李先念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看望他。徐向前把自己想了很久的意愿，事先没有告诉家里人，却告诉了这位与自己一起战斗60多年的老战友。他坦然地对李先念说了自己三条遗嘱：“一是不搞向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时隔一年零四个月，即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追徐帅而去。临终前，他也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他要和徐向前一样，和人民在一起，和自己的战友在一起，和徐向前这位导师与知己永远相伴。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他们走到一起；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是他们的宿愿。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就是李先念与徐向前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