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一斤:谷牧一生深受周恩来影响——福建老年网

    11月6日，谷牧96年的生命历程定格。对今天45岁以上的国人来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毛泽东拍板谷牧当主任
    与1910年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的大多数老一辈共产党员相比，侧身其中的谷牧是一介书生，他所走的是书生报国的道路。
    1949年9月，济南解放后，谷牧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当年，谷牧35岁。他写给中央的关于接管济南的三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次批示，并转发全党。与此同时，这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全党所知。
    1952年2月，38岁的谷牧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后专任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副书记。
    1953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调研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和谷牧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谷牧讲工交生产情况。
    显然，这次工作汇报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5年1月，41岁的谷牧调往北京，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此后并相继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这当然是出自周恩来的器重。而最能看出周恩来器重谷牧的，是1965年对他的一次任命。
    196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一次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出三线建设北京要有个总口，要由国家建委抓起来。当听到建委已经撤销多年时，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撤了再成立起来嘛！   
    中央在物色主任人选上费了较大功夫，较长时间没定下来，周恩来还为此征求过谷牧的意见。但不久，周恩来就正式对谷牧说：“国家建委主任的事，你来当不是很合适嘛！怎么我一时没想到呢！？”毛泽东拍板：谷牧！你到建委工作我赞成。
有原则的“中庸”
    谷牧行事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自然带有周恩来言传身教的烙印。
    在谷牧当年的工作环境中，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甚至毛泽东这样的比他要年长一辈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也有年长他许多、资历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从1955年1月到北京工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审查、“靠边站”的5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中央经济和建设部门任职。从谷牧的回忆录及别人写谷牧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他与上述哪个领导人有什么争执。相反，谷牧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谷牧的原则性，从“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件事情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工交《十五条》起草的过程。“文革”初期，工交系统遭受的冲击很大。
    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陈伯达，已经就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革”拟出了一个文件。在谷牧主持讨论这个文件的工交座谈会上，与会者对于稿子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谷牧重新起草了一个修改稿，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
    不料，谷牧的修改却引起陈伯达的极大不满。谷牧应召到陈伯达办公室后，陈伯达便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谷牧这才明白，陈的火气是源于他对《十二条》的修改。谷牧当然知道此时陈伯达的地位，但他依然解释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此后，面对陈的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谷牧以沉默应对。虽然事情后来因周恩来坚持而平息，但谷牧的做法也让人钦佩。
    第二件事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二月逆流”。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谷牧和余秋里)。负责记录的谷牧，三老四帅对“文革”怨气冲天、会引起麻烦的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作为“两帮凶”之一，虽然对谷牧的批斗逐渐“升温”，但他依然秉承周恩来的指示，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在工业和交通最混乱的地方出现。而他的“帮凶”，也使他与三老四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谷牧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显然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高层人士的首肯。
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
    粉碎“四人帮”以后，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后得更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就领风气之先，于1978年5月12日率中央派出到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几乎与此同时，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出了报告。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此后，改革开放中的几个第一，都与谷牧联系在一起。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随后，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呼声获得中央的认可。5月14日，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天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时至今日，“特区”政策虽经过多次调整，但谷牧所勾勒的框架内核却从未改变。
（摘自《扬子晚报》）

    11月6日，谷牧96年的生命历程定格。对今天45岁以上的国人来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毛泽东拍板谷牧当主任
    与1910年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的大多数老一辈共产党员相比，侧身其中的谷牧是一介书生，他所走的是书生报国的道路。
    1949年9月，济南解放后，谷牧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当年，谷牧35岁。他写给中央的关于接管济南的三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次批示，并转发全党。与此同时，这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全党所知。
    1952年2月，38岁的谷牧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后专任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副书记。
    1953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调研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和谷牧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谷牧讲工交生产情况。
    显然，这次工作汇报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5年1月，41岁的谷牧调往北京，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此后并相继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这当然是出自周恩来的器重。而最能看出周恩来器重谷牧的，是1965年对他的一次任命。
    196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一次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出三线建设北京要有个总口，要由国家建委抓起来。当听到建委已经撤销多年时，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撤了再成立起来嘛！   
    中央在物色主任人选上费了较大功夫，较长时间没定下来，周恩来还为此征求过谷牧的意见。但不久，周恩来就正式对谷牧说：“国家建委主任的事，你来当不是很合适嘛！怎么我一时没想到呢！？”毛泽东拍板：谷牧！你到建委工作我赞成。
有原则的“中庸”
    谷牧行事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自然带有周恩来言传身教的烙印。
    在谷牧当年的工作环境中，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甚至毛泽东这样的比他要年长一辈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也有年长他许多、资历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从1955年1月到北京工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审查、“靠边站”的5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中央经济和建设部门任职。从谷牧的回忆录及别人写谷牧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他与上述哪个领导人有什么争执。相反，谷牧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谷牧的原则性，从“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件事情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工交《十五条》起草的过程。“文革”初期，工交系统遭受的冲击很大。
    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陈伯达，已经就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革”拟出了一个文件。在谷牧主持讨论这个文件的工交座谈会上，与会者对于稿子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谷牧重新起草了一个修改稿，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
    不料，谷牧的修改却引起陈伯达的极大不满。谷牧应召到陈伯达办公室后，陈伯达便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谷牧这才明白，陈的火气是源于他对《十二条》的修改。谷牧当然知道此时陈伯达的地位，但他依然解释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此后，面对陈的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谷牧以沉默应对。虽然事情后来因周恩来坚持而平息，但谷牧的做法也让人钦佩。
    第二件事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二月逆流”。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谷牧和余秋里)。负责记录的谷牧，三老四帅对“文革”怨气冲天、会引起麻烦的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作为“两帮凶”之一，虽然对谷牧的批斗逐渐“升温”，但他依然秉承周恩来的指示，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在工业和交通最混乱的地方出现。而他的“帮凶”，也使他与三老四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谷牧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显然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高层人士的首肯。
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
    粉碎“四人帮”以后，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后得更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就领风气之先，于1978年5月12日率中央派出到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几乎与此同时，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出了报告。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此后，改革开放中的几个第一，都与谷牧联系在一起。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随后，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呼声获得中央的认可。5月14日，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天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时至今日，“特区”政策虽经过多次调整，但谷牧所勾勒的框架内核却从未改变。
（摘自《扬子晚报》）

2009-12-24 15:33:32

11月6日，谷牧96年的生命历程定格。对今天45岁以上的国人来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毛泽东拍板谷牧当主任

与1910年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的大多数老一辈共产党员相比，侧身其中的谷牧是一介书生，他所走的是书生报国的道路。

1949年9月，济南解放后，谷牧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当年，谷牧35岁。他写给中央的关于接管济南的三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次批示，并转发全党。与此同时，这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全党所知。

1952年2月，38岁的谷牧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后专任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副书记。

1953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调研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和谷牧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谷牧讲工交生产情况。

显然，这次工作汇报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5年1月，41岁的谷牧调往北京，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此后并相继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这当然是出自周恩来的器重。而最能看出周恩来器重谷牧的，是1965年对他的一次任命。

196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一次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出三线建设北京要有个总口，要由国家建委抓起来。当听到建委已经撤销多年时，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撤了再成立起来嘛！

中央在物色主任人选上费了较大功夫，较长时间没定下来，周恩来还为此征求过谷牧的意见。但不久，周恩来就正式对谷牧说：国家建委主任的事，你来当不是很合适嘛！怎么我一时没想到呢！？毛泽东拍板：谷牧！你到建委工作我赞成。

有原则的中庸

谷牧行事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自然带有周恩来言传身教的烙印。

在谷牧当年的工作环境中，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甚至毛泽东这样的比他要年长一辈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也有年长他许多、资历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从1955年1月到北京工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审查、靠边站的5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中央经济和建设部门任职。从谷牧的回忆录及别人写谷牧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他与上述哪个领导人有什么争执。相反，谷牧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谷牧的原则性，从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件事情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工交《十五条》起草的过程。文革初期，工交系统遭受的冲击很大。

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陈伯达，已经就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革拟出了一个文件。在谷牧主持讨论这个文件的工交座谈会上，与会者对于稿子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谷牧重新起草了一个修改稿，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

不料，谷牧的修改却引起陈伯达的极大不满。谷牧应召到陈伯达办公室后，陈伯达便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谷牧这才明白，陈的火气是源于他对《十二条》的修改。谷牧当然知道此时陈伯达的地位，但他依然解释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此后，面对陈的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谷牧以沉默应对。虽然事情后来因周恩来坚持而平息，但谷牧的做法也让人钦佩。

第二件事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二月逆流。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谷牧和余秋里)。负责记录的谷牧，三老四帅对文革怨气冲天、会引起麻烦的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作为两帮凶之一，虽然对谷牧的批斗逐渐升温，但他依然秉承周恩来的指示，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在工业和交通最混乱的地方出现。而他的帮凶，也使他与三老四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谷牧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显然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高层人士的首肯。

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

粉碎四人帮以后，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后得更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就领风气之先，于1978年5月12日率中央派出到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几乎与此同时，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出了报告。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此后，改革开放中的几个第一，都与谷牧联系在一起。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随后，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呼声获得中央的认可。5月14日，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天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时至今日，特区政策虽经过多次调整，但谷牧所勾勒的框架内核却从未改变。

（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