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娇不雅 网盘:中国收入分配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李实

内容摘要  当前，全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此，有人认为存在低估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存在高估的可能。借助人口—收入分布图可得：如果不进行样本调整，估计全国的基尼系数大概为0.47。如果把高收入群体收入低估的问题修正后，基尼系数会上升到0.52左右。但是，考虑到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生活费用的差异，全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又回到0.48左右。不过，如果再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市场价值考虑进去，基尼系数还会上升3~5个百分点，大概为0.52。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收入差距的问题，中国现有的经验数据并不足以支撑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税收调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收入流动性、腐败收入六个方面。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体系。
        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差距  收入不公  基尼系数
        作者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875）

        关于中国收入差距高估与低估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很小，上世纪70年代后期，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15左右。如果我们观察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也找不到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小于0.15。即便在北欧几个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它们的基尼系数还在0.23~0.24。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收入差距开始不断扩大。2007年，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达到0.36，这样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下去。而且，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还存在一定的低估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所测量出来的收入差距，可能比实际的收入差距还要小一些。
        如果我们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放在一起观察全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变化，会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也是比较明显的。据世界银行估计，1981~2001年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为：1981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31左右，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收入差距曾有所缩小。缩小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农业、农民的收入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幅度地缩小。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其中，1995~1996年，全国的收入差距再次缩小，主要因为农产品价格增长带来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从1997年起，全国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到2001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4。然而，从2001年至今，除了我们课题组的估计结果外，其他有关全国基尼系数差距的估计结果几乎为零。究其原因，国家统计局只提供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而不提供全国的基尼系数，因为他们的调查往往是由两个部门分别进行的。因此，我们在做收入分配调查时，就要把两套数据放在一起估算最新的收入差距。2007年，我们做了第四次城乡住户收入调查，测算下来全国的基尼系数在0.48左右。最高的10%的收入人群与最低的10%的收入人群的收入比率，1988年为7.3，到2007年上升到23。
面对这样一个结果，有人认为存在低估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存在高估的可能。
        就后者而言，有些学者认为在估算城乡收入差距获得全国收入差距时，如果把城乡住户调查样本放在一起，由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对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一元钱，在农村能买到两个鸡蛋，在城市可能只能买到一个或者半个鸡蛋），城乡之间的生活费用指数是不一样的。如果知道城乡的实际生活费用指数，对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进行调整重估实际的收入差距，最后得出的全国基尼系数就可能低于如上结果。也就是说，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可能要小于名义收入的差距。因此，世界银行的收入分配研究专家利用城乡不同的生活费用指数对中国收入差距进行重估，所得结果如下：如果不对名义收入进行调整，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45；而对名义收入进行调整以后，基尼系数会下降近5个百分点，为0.395。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别可能越大。
        就前者而言，一些学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需要特别考虑。第一个因素是，调查样本里存在一个高收入群体样本偏低的问题，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只要做收入调查，势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高收入者不愿意参与调查，因为调查需要时间，需要配合，中国的调查程序又比较繁杂。比如中国的调查采取住户记账的方式，要求每个住户把每天收支的流水账都记下来，像今天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发了多少工资、拿了多少稿费、收了多少灰色收入等（当然受访者不会提），都要一一记录下来。也就是说，由于高收入者认为参加调查的机会成本高而调查补贴少，因此不愿意参与调查。在此情况下，调查样本中高收入群体的样本就明显偏低，从而整个样本的平均收入就会低估。第二个因素是，即使是愿意参与调查的人群，基本都有一个倾向，就是不愿说出真实的收入，特别是收入偏高和收入来源不正的人。一般高报收入的人较少，也许穷人考虑到面子问题会高报收入，而富人通常都低报收入，这样获得的收入信息用于收入差距估算时，就面临低估的问题。前段时间，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写过篇关于灰色收入的论文，他估计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引起媒体很大反响。对于这个数字，笔者是不相信的。但是这个数字的确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社会中存在很多的灰色收入，它会造成收入差距低估的问题。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低估的另一个因素是隐性收入。笔者在此所说的隐性收入不是指个人隐瞒的收入，而是指实物性收入，即可能消费到但不是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来获得消费效用的收入。比如，城市职工一般都享受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有些社会保障由单位埋单，有些社会保障由国家埋单，不需要个人花钱。而很多农村居民并没有这类社会保障，如此一来，农民个人收入里能够反映消费的部分缺少了社会保障这一块，而这一块是有市场价值的，应该看作城市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一部分的市场价值估算出来，放在城市居民的样本里，城乡收入差距只会更大，从而导致全国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如何解决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低估问题
        最近，笔者与罗楚亮撰文讨论了如何解决城镇住户调查中高收入群体样本偏低的问题。我们可以借用“人口—收入分布图”来解释。
        人口—收入分布图
        人口—收入分布基本呈金字塔形，塔的底端为中低收入群体，塔的顶端为高收入群体。依照收入分布大致可以划分三类群体：A类相当于中低收入群体，这个群体的收入信息较容易获得。B类是收入偏高群体，收入状况较难获得，因为这个群体的规模、平均收入的状态并不明朗。C类相当于高收入群体，约占1%甚至更少，这个群体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较容易获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常规调查把A类群体的收入信息收集起来，通过媒体和各种案例调查（如富豪排行榜、各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公布）再把C类群体的收入信息收集起来。
        目前独缺B类，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也就是1%左右的群体，其收入基本上服从帕累托分布。根据帕累托分布特征，我们可以估计出如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群体人数、平均收入，从而估计出每个收入段上的人口分布情况。同样，我们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估计出C类和B类群体的收入分布情况、人口规模情况。如果我们借用2007年的调查数据，对2007年高收入群体的样本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样本做估算，结果显示：这个群体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比一般群体高得多，大概是0.62；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群体大概有280万人。如果我们比照2007年税务总局公布的年收入12万元以上申报个人所得税的人数，大概为220万，其中产生的60万左右的样本差异，应该属于税务总局还没掌握的群体，如灰色收入群体、非法收入获得者等。这个高收入群体大概占城市人口的0.5%，占全国人口的0.2%；平均年收入大概为51万元。
        根据人口—收入分布图，我们还可以重估城市内部和全国的基尼系数。如果不进行任何样本调整，直接使用统计局获得的各种数据，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4。如果对这些样本进行加权，变化也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对高收入群体的低估问题进行修正，修正后得出的基尼系数就由原来的0.34上升到0.42，大概上升了8个百分点。而如果把高估因素考虑进去，即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购买力平价指数结合进去对名义收入进行调整，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城乡之间的货币购买力差异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估计结果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其对全国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有着明显影响。具体而言，如果不进行样本调整，估计出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7。如果把高收入群体收入低估的问题修正后，基尼系数会上升到0.52，约上升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高收入群体的遗漏问题会给全国基尼系数带来5个百分点的低估。但是，如果考虑到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生活费用的差异，全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又回到0.48左右。此外，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市场价值考虑进去，基尼系数还会上升3~5个百分点，大概为0.52。
        关于库兹涅茨假说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收入差距的问题，涉及到对库兹涅茨假说的验证。库兹涅茨假说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了一定阶段后，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如果用X轴表示收入水平，Y轴表示收入差距，则各个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轨迹恰好呈倒U型。按照库兹涅茨假说，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收入差距还没有到达最高点。简言之，中国的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而且这个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所有国家各种各样收入差距的变化都服从这样一个变化轨迹的话，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就非常少了——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加快经济增长”，使库兹涅茨假说里描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尽快结束。
        对于这样一个假说，尽管很多人相信，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利用中国现有的数据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经验验证，也没有多少人从数据分析上为这个假说寻找数据支持。我们试图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那年的调查引入了一个收入指标，询问了就业者上个月的月收入），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一个经验的验证。按照倒U型假说，收入差距变化与收入增长是非线性的。如果服从倒U型变化轨迹，那么收入水平应该设定为一个二次项变量。如果收入变量的一次项系数估计值是正的，而收入变量的二次项系数估计值是负的，它将表明收入差距在开始阶段是扩大的，但当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差距就开始缩小。除了收入变量，还有其他一些变量也在影响收入差距的变化，可以作为控制变量。比如，失业与收入差距分配应该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又如，外来人口比重，库兹涅茨在1955年的那篇论文中曾经提到，之所以收入差距到了一个阶段后会出现扩大，是因为外来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再如，外来人口收入与本地人口收入的比率。
然而，我们的验证结果是：在收入差距的决定模型中，如果仅仅把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把收入的一次项、二次项放在里面，两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但是其符号与预期正好相反。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刚开始是在缩小，然后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呈正U型而不是倒U型。具体而言，我们估算了344个城市的基尼系数、平均收入、失业率、外来人口的比重、外来人口收入与本地人口收入的比率，并在城市的横截面水平上做回归分析，发现收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几乎全是显著的，但符号都与库兹涅茨假说预期的方向相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如城市的失业率后，收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失业率和收入差距呈非常强的正相关，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要上升0.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市的失业率越高，收入差距越大，而和收入水平关系不大。
        概而言之，中国的数据并不足以支撑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如果我们查阅过去20年有关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国际文献，特别是很多学者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做的大量研究，会发现他们基本上也不支持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那么，为什么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会这么流行？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经验基础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库兹涅茨研究了过去100多年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变化过程，发现这些国家在发展初期阶段的确出现过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中有段时间收入差距甚至非常大，包括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超过了0.5；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出现了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库兹涅茨把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与发展阶段结合起来思考固然可贵，但他没有看到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带来的，而是由于政府政策做出了重要调整；特别是在收入差距很大的时候，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引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从而使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因此，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利用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来说事儿，而应该看到其背后各类因素的影响，应该具体分析中国的数据、中国的体制，研究究竟是哪些政策在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
        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六个突出表现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用简单的一两句话很难概括。笔者认为，最好的解释莫过于观察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主要出现在哪几个方面，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和改革有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和体制有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和政策有关系。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算是这个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差距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出现过一段时期的缩小，1984~1986年达到历史上最佳时期，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1.7倍。从1986年起，城乡差距开始扩大，到2007~2008年，城市人均收入达到农村人均收入的3.3倍。如果将全国收入差距分成三个部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会发现，仅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988年就占全国收入差距的37%左右，1995年为42%，2002年上升为46%，2007年达到50%。随着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它在全国收入差距中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从而全国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如果从收入分配公平性角度来考虑，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是一种最大程度的收入不公。城乡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实行的是重工轻农、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略，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乡分离的管理体制，长期存在着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不足。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对农民是一种公平，对缩小全国收入差距也非常有效。
        二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管用基尼系数还是泰尔指数测量，部门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导致部门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差距的扩大。如果我们比较几个垄断部门的平均工资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会发现，1990~2008年，假定垄断部门的收入为基数1，90年代初期部门之间平均工资之间的差别比较小，工资最高的电力部门比制造业高出不到30%。此后，这种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电力部门平均工资已经高出制造业平均工资160%，金融部门平均工资高出制造业平均工资220%。同样，政府部门在90年代跟其他部门的平均工资基本一致。到2008年，政府部门则高出制造业平均工资30%。对此结果，来自垄断部门高管的质疑是：不能只看到高工资，还应看到高人力资本。那么，人力资本到底能够解释多大程度的收入差距呢？如果我们把两类部门的收入函数做出来，会发现教育水平的差异大概只能解释收入差距的40%，其他60%的收入差距正来自垄断地位、垄断利润，电力公司的一个抄表员的工资高于大学教授工资的事例在生活中并不鲜见。从这个角度讲，垄断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伴生的一个结果，垄断部门的高工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今后改革的重点。
        三是税收调节。税收在发达国家是调节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比如，英国税前的收入差距大概是0.52，与中国差不多，但是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后，收入差距下降到0.36左右，下降了1/3。在其他发达国家，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都有很大的差别。然而，中国税前和税后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仅差别不大，甚至税后的基尼系数比税前还要高。为什么呢？我们的税收叫Regressive tax——累退税，高收入者负担的税率相对低，而低收入者负担的税率相对高。比如过去农村的农业税、其他各类税费都是累退税。根据我们对农村的调查数据，如果选择最宽的税收口径，把农业税和各类杂费加进来，1988年的时候，收入最低的10%的群体承担的税率是7.5%，而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承担的税率只有3.8%。前者承担的税率是后者的两倍。1995年可能是农村税费负担最重的一年，前者承担的税率是10%，有的甚至达到14%，而后者只有3%。1988年、1995年、2002年，税前的基尼系数都比税后低。直到2007年废除农业税以后，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才逐渐显现。同样，城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很大程度上都是工薪阶层的税，许多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各种办法避税，实际纳税的税率要比普通工薪阶层低得多。
        四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我们分析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不能忽视教育收益率（多接受一年教育会增加多少收入）的上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教育收益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教育收益率开始上升，2002年大概为8%。不过，最近几年教育收益率基本稳定在10%左右，没有多少上升。可以说，自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对教育收益率的上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供大于求，导致大学生的工资相对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毫无疑问，教育收益率的上升会拉大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变量在影响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用教育来解释城市职工的工资差别，在1988年的时候它大概能解释4%左右，在1995年的时候可以解释7%左右，到了2002年可以解释10%左右。个人教育年限的差异和个人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在此背景下，如果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增加的话，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弱；相反，如果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不能增加，一定会加剧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比如，现在越是名校，相应地，在校学生中来自农村的生源比例就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就构成了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收入流动性。收入流动性主要是研究较长时期内不同人群相对收入的变动情况。从一个较长时期来说，每年每人的收入都在变动，也即收入的相对位置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研究一个年份（一个时点）的收入分配是必要且有意义的；当然，如果有一个较长期的数据，对收入分配的问题也许会有更深的理解。笔者在此通过观察两个时期收入增长到底是有利于穷人还是有利于富人，试图探求平均收入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991~1995年出现了一个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的时期，这和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许多人下海经商不无关联。但是1998~2002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则远远超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如果我们做不同的收入转化矩阵，观察一个时期某人第一年和第五年收入变化的相对位置，转化矩阵里对角线上的数字就反映收入流动性的强弱。理论上，如果某人第一年在最低收入组，第五年还在最低收入组，说明这个社会的收入流动性越来越低，对角线数字等于1。如果最低收入组人群有20%的可能性从低收入组上升到第一个台阶，还有20%的可能性上升到第二个台阶，然后还有20%的可能性上升到最高收入阶层，对角线的数字等于0.2。显而易见，1991~1995年对角线的数字比较低，而1998~2002年对角线的数字有了大幅上升。这说明，收入流动性在降低，收入差距在提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收入流动性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比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社会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如果收入流动性降低，很多穷人是看不到希望的，他们不仅看不到5年以后的希望，甚至看不到下一代的希望。
        六是腐败收入。关于腐败收入及其对收入分配影响的讨论非常多，但它是个很难研究的问题，主要限于相关数据的获取。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做模拟分析，观察模拟的贪官的腐败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以2002年为例，假如没有贪官的话，城市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7。第一个假设是：如果有4万个贪官，每个贪官一年的腐败收入是500万，计算可得基尼系数上升了不到2个百分点，为0.384。第二个假设是：如果再加4万个贪官，每人贪100万，计算可得基尼系数上升了0.4个百分点，为0.374。当然，模拟分析的结果不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情况，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腐败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把更多的贪官加上去，基尼系数的变化也许不会特别明显，但是这些贪官对人们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而不是收入差距问题），深深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从这个角度上说，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收入差距很大，并不一定是不公平；同样，收入差距很小，也不一定是公平，比如吃大锅饭的体制。
        建立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
        收入分配政策包括初次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目前很多相关政策都比较零散，没有从政策体系角度考虑是有效的还是可行的。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解决职工收入中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同时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很多，包括城乡之间的差距、部门之间的差距、低收入群体、灰色收入、非法收入、腐败、区域差异、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讨论较多的有：制定最低工资的法规政策、完善集体工资谈判机制、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提升就业数量质量、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等，这些都是初次分配的政策手段。再分配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低收入人群的制度设计、完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力度等。除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外，像腐败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够完全解决的，这就需要其他的辅助性政策，比如完善收入的监管制度、完善税收的监管制度、健全政府权力的监管机制、试行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的公布制度、改革资源价格等。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政策的实施效力和综合作用。比如，前段时间很多地方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小幅提高，对失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是提高幅度大了，对失业肯定会产生影响。而一旦失业增加，城镇收入差距可能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再比如，提高农产品价格无疑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比较明显，对于缩小农村内部差距的作用也非常明显；但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同时会带来城市内部低收入人群生活费用的上升、实际收入的减少，如果政府不能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相当于加大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
        总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体系，需要对每一个政策手段进行细致的研究，政策本身要有可行性、有效性，政策之间要有协调性、互补性。

注释：
① 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届年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