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龙的晚年照片:毛泽东反腐高瞻远瞩的标本意义

中国共产党同腐败水火不容，作为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都身体力行，带领党和人民群众与各种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保证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了党的旺盛生命力战斗力。对于反腐倡廉建设，毛泽东反对腐败的斗争无疑具有标本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他反对腐败的高瞻远瞩，值得全党深入研究学习传承。

高瞻，站得高，看得清。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毛泽东不是为了单纯反腐而反腐，而是站在民心得失国家兴亡的高度反对腐败，告诉我们如果不反腐，随时都有失去人民群众亡党亡国的危险。古代政治家管子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轴；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他给出的结论是“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毛泽东赞同管子观点，进一步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素为毛泽东所敬佩， 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便指出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但就是通过李自成的悲剧，毛泽东却看到了腐败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因为推翻明朝统治进京后，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而不少官兵却都迅速腐化，失去民心，直接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抗战中，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李自成起义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指出如果没有进京后将兵的“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因而“懈怠而败了军纪”，纷纷然昏昏然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掠抢民财，“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问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毛泽东深以为然，亲自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指出：“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经验让人记取，现实也让人警醒。新中国刚刚诞生后的1951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便处理了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贪污等违纪案件3947件；1951年11月份前，华东各地法院处理贪污案件8000多件，其中因个人贪污造成国家财产损失高达1442亿元（旧币）；干部贪污腐化堕落形势严峻。对此，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毛泽东在1952年《新年献辞》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1954年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大家记住清末新军和孙中山革命党的教训，指出“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在提醒我们党：“《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

远瞩，看得远，预见深。毛泽东不仅看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更看到了共产党队伍中腐败的现实性，预见到腐败问题的可能性，强调要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在井冈山和在瑞金时有腐败现象，在抗战的艰难时刻毛泽东同样注重党和边区内部腐败问题。1942年12月他在《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中指出部分军队与机关学校干部“极端浪费，一掷千金，但求铺张，不求实效的现象也发生了；尤其严重的，是在一部分干部之间发生了贪污赌博等极恶劣的现象。有个别的干部是被物质所诱惑，因而不愿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尚圣事业，完全腐化了；另有若干干部则起了霉，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才能恢复健康”，严厉要求“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新中国即将诞生时，他准确地预见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已经不要很久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气力，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时间和花费很大气力，“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告诫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湖南省民主人士、毛泽东忘年交仇鳌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信中所述与毛泽东预见不谋而合，毛泽东立即回信给仇鳌：“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期间说：“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他的讲话，对我党的反腐大业进行了乐观预测，为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正是由于在反对腐败问题上的高瞻远瞩，看到了腐败会给党和国家带来灭顶之灾，毛泽东终生坚持不懈地与党内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毫不留情地惩治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行为，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早在井冈山和瑞金斗争时期，他就带领党和红军对各种腐败现象严加惩处绝不姑息，1933年12月15日亲自签署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建国初期在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有人以他们是有贡献有影响领导干部为名替其说情，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理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事实证明， 惩处刘青山、张子善成功地压制了建国初期迅速出现的腐败倾向，创造了为世人称道的50年代清廉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毛泽东反对腐败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